每年的十月前後，總有中國人在問：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會不會頒給中國作家？即使不是十月，諾貝爾獎這個透著金光的大蘋果也常常掛在中國作家的眼前。有人指責瑞典人沒有眼光，不懂得欣賞中國文學；有人批判自己的文學，說中國作品根本就還不夠資格得這個世界大獎。大陸的詩人北島就曾說過，中國當代文學還得十年、二十年之後才可能成熟到獲得諾貝爾獎的地步。
諾貝爾文學獎，這個閃著金光的大蘋果，究竟是個什麽東西呢？
負責評選文學獎的，是十八位瑞典學院的院士。十八位之中有一位漢學家，馬悅然教授。去年他受邀參加在上海開的"中國當代文學國際討論會"，由北京的中國作協主辦。會議期間，馬悅然成為中國作家的焦點：衝動的人向他抗議中國作家受到忽視，深沉的人對他下特別的"功夫"，為將來鋪路。馬氏去年在台灣受《聯合報》訪問時，記者所提的重心問題也就是那麽一個：中國作家哪年哪月可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不管是台灣或大陸，好像整個大中國的文藝界都在熱切地追求一個偉大的目標：得到諾貝爾文學獎。
這個獎，究竟有什麽價值呢？
※※※
先讓我們看看它產生的過程。在每年二月一日之前，推薦信必須交抵瑞典學院；大學文學係主任、各國筆會、曆任諾貝爾獎得主等等，都有推薦資格。十八位評審中的五人小組立即開始初選，從通常的一百五十個到兩百個的候選作家之中挑選五位到十位的作家進入決審。十八位評審——一半是瑞典的作家，一位律師，其他是文學教授或評論家——從五月開始作"功課"，九月開始討論與辯論，十月的某一個星期四向世界公布他們最後的決定。
"為什麽是十八位？九票對九票，怎麽辦？"
"本來是十七位，但在瑞典語中，-十七-的發音不但難聽，而且跟詛咒的話音似，所以決定要十八位。我們從來沒碰過九對九的情況，如果真碰上了，就要抽簽決定。"
抽簽？那豈不表示一個諾貝爾獎有百分之五十是運氣。語言，是最難克服的問題。一個以西藏文或某種非洲偏僻方言創作的作家，有多大的機會讓西方讀者注意到他的存在？作品不翻譯成英德法等所謂"主要"語言，這些作家，不管如何優秀，都不太有得獎的可能。相反的，一個以英文創作的作家，隻要他寫得好，不費什麽力氣就可以成為世界矚目的明星。十八位評審當然也了解語言的重要。除了母語瑞典文之外，每人都懂英法德三種文字，其次，有的人懂東歐語言，有的人通西班牙、意大利文，有的人懂中文。但是，這樣的分布仍舊不能解決語言的障礙。
"我們能夠倚賴的，隻有翻譯。在已有譯本的情況下，譯本的好與壞影響很大。在上海開會時我曾經說過：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譯的中國作品簡直是謀殺中國文學，壞得令人反胃。在沒有譯本的情況下，我們就得倚賴專家，往往得由瑞典學院特別聘人翻譯。這就費時費力。我們需要兩三年的研讀時間。通常，一個得獎的作家都是在兩三年前就受到推薦的。不過倚賴專家，也不可靠。譬如討論一位中國作家，你或許必須讀夏誌清的評論，但是夏誌清的評論又有許多偏頗，他往往以西方文學的標準來論斷中國文學。於是你必須參看另一個人的評論，而另一個人又有另一個人的偏頗……"
翻譯，究竟能不能夠代表原作？這是個問題，尤其在詩的領域裏。棄原作而就翻譯，是一種不得已的妥協，而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就在這個妥協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即使語言隔閡不成問題，文學品味又必然構成另一個難題。每一個民族都有它獨特的文化傳統與思維方式；一個習慣於歐美文學表現方式的人，如何接受像印度、波斯、或中國那樣截然不同的文學傳統？他學會了"接受"之後，又能以什麽樣的標準來衡量不同文學傳統之間的"優劣"？
"我不讚成用西方的一套價值觀去論斷中國文學。譬如說，以現代西方小說的尺度來量中國章回小說，有人會說後者太鬆散、不成結構，所以是缺點。事實上，章回的表現技巧是中國文學裏的一個傳統；你必須接受這個傳統。我翻譯《水滸傳》時，就特別突出它口傳敘述的手法。這是中國文學的一個特色，不能看作缺點。"
接受一個異國的文體或許還不是真正的困難所在。真正的困難還在於價值觀的應用。譬如許多當代的大陸小說，用西方現代小說的角度來看，簡直傷感濫情得不忍卒讀。談婦女問題的小說，譬如諶容的幾本，與西方發展了多年的女性小說比較之下，就顯得極其粗糙幼稚。這個時候，我們應該說：濫情，是那個社會現階段的特色，必須接受、認可，或者說：避免濫倩幼稚是一個絕對的、放諸四海皆準的文學尺度，中國文學也不例外？對異國文學的包容，與對藝術原則的堅持，兩者之間勢必要有一條線，但是誰劃得出這條線來？
對異國文學的"包容"，有時候，會變味成為我所稱"觀光客文學"評論，就是說，西方人對自己領域內的文學，堅持以藝術原則去批評，對中國文學，卻舍藝術而追求異國情調、中國味道。
"濫情在當代中國作品中是很普遍。戴厚英的《人啊人》裏對愛情的描述，就很幼稚，她最重要的主題是人道主義，但從頭到尾不曾解釋人道主義是個什麽東西。還好不是每個人都這麽寫。有個叫李銳的，他對性的描述很冷、很客觀，高行健的小說也好得不得了。他的東西，當然背景、人物，都是中國的，但是沒有一點所謂-中國味道-，外國人完全可以心領神會。你所說西方人觀光文學的觀值觀，確實存在。譬如劉賓雁和張辛欣的作品，那是報導——新聞記者的報導，很有趣，值得讀，但不是文學。諾貝爾文學獎有時候也會給錯了人，譬如當年給賽珍珠，動機大概就是追求中國的異國情調。事實上她隻有那本《大地》寫得不錯，其他都是垃圾。"
"你對台灣文學注意嗎？"
"跟大陸作品比起來，台灣作品的語言顯得文雅、老式。兩邊作家對性的描寫，都還很害羞，半遮半掩的——瑞典有很優秀的色情文學。我滿欣賞向陽和餘光中的詩，至於你的文章中所提關於台灣作家受忽視的情況，我覺得台灣政府應該可以做點什麽。台灣不是很有錢嗎？成立專職機構把台灣的文學作品翻譯出來，向世界介紹嘛！但是絕對要翻譯得好，不能像北京外文出版社一樣。"
"在你的心目中，諾貝爾文學獎是個什麽東西？"
"它就是十八個瑞典人給的一個文學獎，僅此而已。它不是一個世界文學獎！"
※※※
在與馬教授兩個多小時愉快而頻有啟發性的談話之中，自始至終我沒有問那一個問題：中國作家什麽時候會得諾貝爾獎？
因為中國人得不得諾貝爾文學獎，在我看來，根本不重要。
由於語言是個無法克服的障礙，由於文化的鴻溝極難跨越，由於藝術價值觀不可能放諸四海而皆準，由於政治經濟的勢力導引一切，一個具實質意義的"世界文學獎"是不存在、不能存在的。諾貝爾文學獎隻是十八個學有素養的瑞典人，在他們的有限能力之內，所能決定的一個文學獎。世界上大部分的優秀作家沒有得這個獎——或因為僧多粥少，或因為這十八個人視野不及。而得到這個獎的作家之中，有些會受到長久曆史的肯定，許多，也受到曆史的淘汰。把這個獎當作一個世界文學獎，而對它的評審委員作種種求全的要求，對這十八個人完全不公平，也是對這個獎的嚴重誤解。
但是，中國人欲得諾貝爾文學獎超乎尋常的急切當然也透露出一個訊息：中國人特別需要西方的肯定來肯定自己。這一點，大概是很多人不願意承認但不得不承認的。我們的作家，必須躍過了漢學家的龍門，才能身價百倍。這種情況的荒謬可以在比較之下暴露出來，試問，中國也有許多專門研究美國文學的"美學家"！美國有什麽作家會寄望藉由中國的"美學家"來肯定他自己的價值？有什麽德國作家在乎台灣哪個德文教授對他的評價？
漢學家中有良有莠，有像馬悅然那樣以平常心尋找真正優秀的中國文學的人，也有一些程度很低、盲目胡言的人，也有一些以私利出發、專門挑選文學易銷品的人。這也不稀奇，任何藝術行業中都有良莠之分。但是當代中國作家，如果缺少基本的自持自尊，把西方漢學家當作評鑒人，把諾貝爾文學獎當作中國民族文學努力的大目標、大遠景，這樣的文學是什麽樣的文學呢？這樣的民族又是什麽樣的民族呢？
今年，在恭喜布洛斯基得獎之餘，我想，兩岸的中國作家應該有更重要的問題要去麵對。
諾貝爾文學獎，這個閃著金光的大蘋果，究竟是個什麽東西呢？
負責評選文學獎的，是十八位瑞典學院的院士。十八位之中有一位漢學家，馬悅然教授。去年他受邀參加在上海開的"中國當代文學國際討論會"，由北京的中國作協主辦。會議期間，馬悅然成為中國作家的焦點：衝動的人向他抗議中國作家受到忽視，深沉的人對他下特別的"功夫"，為將來鋪路。馬氏去年在台灣受《聯合報》訪問時，記者所提的重心問題也就是那麽一個：中國作家哪年哪月可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不管是台灣或大陸，好像整個大中國的文藝界都在熱切地追求一個偉大的目標：得到諾貝爾文學獎。
這個獎，究竟有什麽價值呢？
※※※
先讓我們看看它產生的過程。在每年二月一日之前，推薦信必須交抵瑞典學院；大學文學係主任、各國筆會、曆任諾貝爾獎得主等等，都有推薦資格。十八位評審中的五人小組立即開始初選，從通常的一百五十個到兩百個的候選作家之中挑選五位到十位的作家進入決審。十八位評審——一半是瑞典的作家，一位律師，其他是文學教授或評論家——從五月開始作"功課"，九月開始討論與辯論，十月的某一個星期四向世界公布他們最後的決定。
"為什麽是十八位？九票對九票，怎麽辦？"
"本來是十七位，但在瑞典語中，-十七-的發音不但難聽，而且跟詛咒的話音似，所以決定要十八位。我們從來沒碰過九對九的情況，如果真碰上了，就要抽簽決定。"
抽簽？那豈不表示一個諾貝爾獎有百分之五十是運氣。語言，是最難克服的問題。一個以西藏文或某種非洲偏僻方言創作的作家，有多大的機會讓西方讀者注意到他的存在？作品不翻譯成英德法等所謂"主要"語言，這些作家，不管如何優秀，都不太有得獎的可能。相反的，一個以英文創作的作家，隻要他寫得好，不費什麽力氣就可以成為世界矚目的明星。十八位評審當然也了解語言的重要。除了母語瑞典文之外，每人都懂英法德三種文字，其次，有的人懂東歐語言，有的人通西班牙、意大利文，有的人懂中文。但是，這樣的分布仍舊不能解決語言的障礙。
"我們能夠倚賴的，隻有翻譯。在已有譯本的情況下，譯本的好與壞影響很大。在上海開會時我曾經說過：北京外文出版社翻譯的中國作品簡直是謀殺中國文學，壞得令人反胃。在沒有譯本的情況下，我們就得倚賴專家，往往得由瑞典學院特別聘人翻譯。這就費時費力。我們需要兩三年的研讀時間。通常，一個得獎的作家都是在兩三年前就受到推薦的。不過倚賴專家，也不可靠。譬如討論一位中國作家，你或許必須讀夏誌清的評論，但是夏誌清的評論又有許多偏頗，他往往以西方文學的標準來論斷中國文學。於是你必須參看另一個人的評論，而另一個人又有另一個人的偏頗……"
翻譯，究竟能不能夠代表原作？這是個問題，尤其在詩的領域裏。棄原作而就翻譯，是一種不得已的妥協，而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就在這個妥協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即使語言隔閡不成問題，文學品味又必然構成另一個難題。每一個民族都有它獨特的文化傳統與思維方式；一個習慣於歐美文學表現方式的人，如何接受像印度、波斯、或中國那樣截然不同的文學傳統？他學會了"接受"之後，又能以什麽樣的標準來衡量不同文學傳統之間的"優劣"？
"我不讚成用西方的一套價值觀去論斷中國文學。譬如說，以現代西方小說的尺度來量中國章回小說，有人會說後者太鬆散、不成結構，所以是缺點。事實上，章回的表現技巧是中國文學裏的一個傳統；你必須接受這個傳統。我翻譯《水滸傳》時，就特別突出它口傳敘述的手法。這是中國文學的一個特色，不能看作缺點。"
接受一個異國的文體或許還不是真正的困難所在。真正的困難還在於價值觀的應用。譬如許多當代的大陸小說，用西方現代小說的角度來看，簡直傷感濫情得不忍卒讀。談婦女問題的小說，譬如諶容的幾本，與西方發展了多年的女性小說比較之下，就顯得極其粗糙幼稚。這個時候，我們應該說：濫情，是那個社會現階段的特色，必須接受、認可，或者說：避免濫倩幼稚是一個絕對的、放諸四海皆準的文學尺度，中國文學也不例外？對異國文學的包容，與對藝術原則的堅持，兩者之間勢必要有一條線，但是誰劃得出這條線來？
對異國文學的"包容"，有時候，會變味成為我所稱"觀光客文學"評論，就是說，西方人對自己領域內的文學，堅持以藝術原則去批評，對中國文學，卻舍藝術而追求異國情調、中國味道。
"濫情在當代中國作品中是很普遍。戴厚英的《人啊人》裏對愛情的描述，就很幼稚，她最重要的主題是人道主義，但從頭到尾不曾解釋人道主義是個什麽東西。還好不是每個人都這麽寫。有個叫李銳的，他對性的描述很冷、很客觀，高行健的小說也好得不得了。他的東西，當然背景、人物，都是中國的，但是沒有一點所謂-中國味道-，外國人完全可以心領神會。你所說西方人觀光文學的觀值觀，確實存在。譬如劉賓雁和張辛欣的作品，那是報導——新聞記者的報導，很有趣，值得讀，但不是文學。諾貝爾文學獎有時候也會給錯了人，譬如當年給賽珍珠，動機大概就是追求中國的異國情調。事實上她隻有那本《大地》寫得不錯，其他都是垃圾。"
"你對台灣文學注意嗎？"
"跟大陸作品比起來，台灣作品的語言顯得文雅、老式。兩邊作家對性的描寫，都還很害羞，半遮半掩的——瑞典有很優秀的色情文學。我滿欣賞向陽和餘光中的詩，至於你的文章中所提關於台灣作家受忽視的情況，我覺得台灣政府應該可以做點什麽。台灣不是很有錢嗎？成立專職機構把台灣的文學作品翻譯出來，向世界介紹嘛！但是絕對要翻譯得好，不能像北京外文出版社一樣。"
"在你的心目中，諾貝爾文學獎是個什麽東西？"
"它就是十八個瑞典人給的一個文學獎，僅此而已。它不是一個世界文學獎！"
※※※
在與馬教授兩個多小時愉快而頻有啟發性的談話之中，自始至終我沒有問那一個問題：中國作家什麽時候會得諾貝爾獎？
因為中國人得不得諾貝爾文學獎，在我看來，根本不重要。
由於語言是個無法克服的障礙，由於文化的鴻溝極難跨越，由於藝術價值觀不可能放諸四海而皆準，由於政治經濟的勢力導引一切，一個具實質意義的"世界文學獎"是不存在、不能存在的。諾貝爾文學獎隻是十八個學有素養的瑞典人，在他們的有限能力之內，所能決定的一個文學獎。世界上大部分的優秀作家沒有得這個獎——或因為僧多粥少，或因為這十八個人視野不及。而得到這個獎的作家之中，有些會受到長久曆史的肯定，許多，也受到曆史的淘汰。把這個獎當作一個世界文學獎，而對它的評審委員作種種求全的要求，對這十八個人完全不公平，也是對這個獎的嚴重誤解。
但是，中國人欲得諾貝爾文學獎超乎尋常的急切當然也透露出一個訊息：中國人特別需要西方的肯定來肯定自己。這一點，大概是很多人不願意承認但不得不承認的。我們的作家，必須躍過了漢學家的龍門，才能身價百倍。這種情況的荒謬可以在比較之下暴露出來，試問，中國也有許多專門研究美國文學的"美學家"！美國有什麽作家會寄望藉由中國的"美學家"來肯定他自己的價值？有什麽德國作家在乎台灣哪個德文教授對他的評價？
漢學家中有良有莠，有像馬悅然那樣以平常心尋找真正優秀的中國文學的人，也有一些程度很低、盲目胡言的人，也有一些以私利出發、專門挑選文學易銷品的人。這也不稀奇，任何藝術行業中都有良莠之分。但是當代中國作家，如果缺少基本的自持自尊，把西方漢學家當作評鑒人，把諾貝爾文學獎當作中國民族文學努力的大目標、大遠景，這樣的文學是什麽樣的文學呢？這樣的民族又是什麽樣的民族呢？
今年，在恭喜布洛斯基得獎之餘，我想，兩岸的中國作家應該有更重要的問題要去麵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