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車
我們的舊跑車要折價賣掉。porsche，形狀古怪，像一隻凶狠的牛頭犬但長著臘腸狗的腿；聲音野蠻，像豹欲怒不怒的咆哮。在我眼中，這不過又是一堆鋼鐵配在輪子上，但是行家告訴我，這種車對人的性格有潛移默化的功能。尤其是男人，平常也許唯唯諾諾、自卑自憎，一旦在porsche的駕駛座上坐穩，敞開寬大的天窗，戴上深黑的墨鏡，人，就變了。他瀟灑自信，渾身充滿個性的魅力，整個世界都在他掌握之中。車子優雅地在紅綠燈前停下，他覺得四邊八方的人們都以挑逗愛慕的眼光看著他。
我們的車不貴，八○年份的，隻要一萬兩千馬克，大約是廿萬台幣吧！
廣告刊出的第一天，電話來得特別早。一個年輕的男人，德語口音很特殊，迫切的心情更特殊：
"我明天一早就來看車，請您無論如何保留給我……"
是東柏林的口音，這是牆那邊的同胞了。
第二天早上八點，年輕人在門口出現。夜裏兩點從東柏林出發，趕了六個小時的路，眼睛透著紅絲。
進來喝杯咖啡吧，東德的同胞！
年輕人拘謹地坐著。他是一個農化工廠的工人，今年廿歲。月薪八百東馬克，從前，等於兩百多塊西馬克。七月一日兩德貨幣統一後，八百東馬克就換成八百西馬克。但是，他要工作幾年才能儲蓄一萬兩千馬克？這社會主義國家的年輕人哪來的錢？
"不稀奇，"華德說，"很多人在西德有親戚，很可能他分到了遺產什麽的。以前東德人分到了遺產也不能享用，政府不準出來，現在統一了，錢都可以領出來用了。"
距離七月一日還有兩個星期，年輕人說，現在沒有辦法付您車款.您可不可以等我到七月一日？這裏有一封我父親的信。
年輕人的父親，竟然是東德一個著名的神學家，我們肅然起敬。神學家寫著：
我個人並不樂見東德的青年如此急切地搶搭西方的汽車文化和商業市場，我們需要一點時間適應，但既然卡爾意願如此，我也尊重。
在貨幣統一之前，卡爾將無法付您車款，我願意以我的信譽為他作保——如果我的信譽對您有一點意義的話。由於兩德的特殊情況，希望您給予卡爾額外的時間，讓他在七月後付款……
抬眼看看卡爾，他睜著稚氣的眼睛，似乎有一點尷尬。當神學家父親在書房裏寫這封信的時候，卡爾是不是背著手站在一旁不安地等候呢？東德的路況不好，又有時速限製，開這樣一輛跑車，就好像把大白鯊養在池塘裏頭，而這個年輕人卻以一個神學家一整年的薪資來購買，他昏了頭吧？
神學家父親或許也這樣質問過兒子，然而轉念想想，由於這樣一個父親，這孩子受過多少苦呢？有著知識分子和宗教信仰者的雙重背景，神學家在馬克思主義的家鄉是個"黑五類"，他的兒子因此被剝奪了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社會主義所虧欠於他的，由資本主義的價值來償還。神學家也別無選擇。
櫻桃
爸爸媽媽要到湖南去修祖墳，先繞遠路來看女兒。來到六月的歐洲，蘋果還青澀地掛在枝上，櫻桃卻已沉沉地垂下，紅豔豔地滿樹招搖。
似乎家家院落裏都有株櫻桃樹，隻有我們沒有。其實也不需要，每一天，不同的鄰居，送來不同株樹上的櫻桃，用籃子、陶碗、盆子、袋子裝著。
櫻桃得飽滿豐潤，得紅裏透著熟黑，摘了就得吃；過了水，隔了夜，就要爛掉。上午，爸媽就著鄰居的籃子吃櫻桃，邊吃邊說：
"你們院子裏也該種棵櫻桃！"
"沒地方了，"我說，"院子裏已經有蘋果、李子、梨子、桃子……"
下午，爸媽手中捧著鄰居送來的陶碗，邊吃邊說：
"你們院子裏也該種一棵櫻桃！"
晚餐後，爸媽托著鄰居送來的木盆，邊吃邊說："你們院子裏也該種棵櫻桃！"
我懂了。和對麵的海蒂商量好，爸媽可以到他們的院子裏自己去采櫻桃。
"真的嗎？"爸爸興奮起來，就要奪門而出，被媽媽喝住："慢點慢點！你不是說要帶櫻桃去給湖南的親戚吃嗎？我們應該等要上飛機的當天早上去摘才對呀，現在摘，過兩天都爛了。"爸爸想想，"對，星期六早上再摘，到了湖南還新鮮……"
他不安地踱來踱去，從此就有了心事。爸爸，去溫水池遊泳吧？好，可是別忘了星期六要采櫻桃呀！
爸媽，我們去巴黎看看吧？！好哇，可是回來之後要采櫻桃哦！下雨了。哎呀，那樹上的櫻桃會不會被雨水打壞？
你說，郵差來了，他說，對，他知道我們要去采櫻桃嗎？你說，吃晚飯了，他說，星期六要早點起床。你說，看看電視新聞吧！他說，還要帶個梯子去，就怕鉤不著。你說爸爸，馬桶蓋一定要蓋上，因為你九個月大的孫子喜歡把腦袋塞進馬桶裏看水，他說，我知道，一定要帶個大桶子去裝櫻桃。
不管怎麽樣，星期六還是到了。好像還是正常人都該在床上的時辰，聽見樓下窸窸窣窣的竊竊私語：
"梯子在哪裏？籃子呢？你拿的是什麽？"
"不必叫醒他們，我們自己去吧！"
總是爸爸的聲音，很沉著地指揮著，媽媽卻不怎麽說話，隻是不斷發出歎息和呻吟。她顯然不太情願.不知為什麽。但是四十年的夫妻常律，使她雖不情願，卻不能不從命。
大門碰地一聲關上。
我披上層樓，趕到窗邊往街上看。
空蕩蕩的街上，七十三歲的老爸爸懷裏緊緊抱著一個大木梯，膀子上還吊著一個小木凳；六十五歲的媽媽左手提個菜籃，右手挽著個大木桶。
他們在街心站著，露出茫然的神情。
"你說是哪一家呢？"爸爸問。
"我不知道，"媽媽說，"同你講等到女兒起來再問，你不肯，你——"
"她說對麵，就是對麵嘛。我知道對麵那一家有棵櫻桃樹。"
"我的天哪，真是，這裏哪一家沒有一棵櫻桃樹啦.我問你，對麵對麵，是左手邊的對麵還是右手邊的對麵，你怎麽知道？我問你。"媽媽的聲調越來越高。
"不會錯啦，一定是那一家，"爸爸隨手一指，開始向前移動腳步，"不會錯啦！"
"萬一錯了——"媽媽氣急敗壞起來，幹脆開始往回走，"人家把你當賊看，看你怎麽辦！我不去，不去了！"
抱著梯子凳子的爸爸也猶豫起來。孤苦伶仃地立在街心。
我把身子伸出窗外，"就是那家白房子，從後門進去，不要把人家吵醒了，他們院子裏有長梯。"
兩老的背影沒入樹叢。這一去就是兩個小時，怕是在櫻桃樹上邊采邊吃邊聊天吧？我去瞧瞧。
院子裏兩株櫻桃樹，老人家一人霸占一株，攀在梯子上，全神貫注在采果子；桶子和籃子已經盛滿了，隻是我不知道，桶子裏還有大塑膠袋，大塑膠袋裏還有小塑膠袋。爸爸顯得意誌堅定，一定要把每一個袋子都裝滿。
"這麽多，怎麽帶得動？"
"你不知道啊，"老人頭也不回，"湖南親人多。上次我們回去，看那邊隻有一種水果，就是西瓜。這次帶點自己親手采的、新鮮的德國櫻桃，讓大家都分享一點，也是人情。我們不能老帶幾大件、幾小件回鄉，一點櫻桃也是一番心意，懂不懂？"
幫兩老摟著、抱著、提著、背著櫻桃回來，櫻桃樹的主人海蒂也跟著閃進門來。她手裏有兩個硬紙盒，紙盒裏有一大捆細麻繩，附帶剪刀。海蒂跪在地上檢視櫻桃，把壞的一個一個挑出來："有一個爛的都不行，會把好的也傳染爛掉。"
"海蒂，"我問她，"你找到新的清潔婦了嗎？"
"還沒有。"她無可奈何地搖搖頭，"上次那個——南斯拉夫人大不可靠，那個波蘭人又不徹底，真頭痛！"
"現在東德開放了，那邊失業問題又嚴重，或許你可以雇個東德女人，想過嗎？"
"當然想過，"海蒂捧著好的櫻桃，小心地放進紙盒裏，"不過，你知道嗎？用一個東德人，我心裏覺得怪怪的！"
"為什麽？"我有點驚訝。
"總覺得好像，好像——"海蒂撿起一個壞了半邊的櫻桃，把好的一半吃掉，"在趁人之危剝削他們似的。他們是我的同胞，我利用他們低薪資和失業問題來廉價雇用他們，總覺得心裏有愧似的——好像對他們有所虧欠……"
"你這種感覺其實是很有問題的，不是嗎？海蒂，"我說，嘴裏吃到一顆極澀的櫻桃，"東德人和南斯拉夫人、波蘭人一樣，並不特別尊貴。如果自由市場經濟使一個東德人覺得打掃一小時賺十五馬克是個好工作的話，他就可以做，你隻是雇主，沒什麽虧欠或剝削的，是不是？"
"話是這麽說，可是我感覺不安……"海蒂把紙盒封起來，"分開四十年，我們變富，他們變窮，不是他們不努力，而是由於外力的壓迫，是蘇聯把社會主義製度強加在東德人身上，而我們卻幸運地享受美國的救濟；我們的幸運使我對他們的不幸有點罪惡感……"
爸媽聽不懂我們的談話，隻是站在一旁驚異地讚賞海蒂使用麻繩的技術。麻繩在紙盒四圍繞來繞去。海蒂打了個漂亮的牢結之後，一反手又編了個順當的提手。老人家發出不可置信的讚歎。
兩箱紅豔櫻桃，紮得穩當結實，"一路到中國故鄉，絕對沒問題！"海蒂得意地說，"知道嗎？這紮繩的技巧是我從小跟母親學的。小時候，媽媽三天兩頭地把吃的、穿的、用的東西一盒一盒裝起來，寄給波蘭和東德那許多無法探望的親戚。從咖啡到小孩牛仔褲，樣樣都寄。小時候看媽媽結繩，大起來就輪到我自己打包裹、寄東西了。一直到柏林圍牆塌了，我們才停止。你看，紮了幾十年這樣的包裹，怎麽能不熟練？"
爸爸從海帶手中接過櫻桃箱子，提在手裏，很沉，他握得很緊。
從西德到湖南衡山，兩老有很長的路要走。
邊境
把護照從皮包裏取出來，拿在手上，邊境就要到了。
"報上說，七月一日起撤除所有邊境檢查，今天已經七月十五！"華德瞥我一眼。
我知道。昨天從東柏林來付車款的卡爾也說，邊境已無警察，可是，我低頭看看手裏的護照；這種猶疑不安的感覺，就好像被漏電的燙鬥驚電過一次之後，人家告訴你，別怕，修好了，伸手摸摸看，你遲疑伸出的手，會發抖。
邊境。
崗亭在，鐵絲網在，電眼監視塔在，穿著製服的警察不在了。我們的車就這樣流過去。
這已經是一個國家。
我想在路旁停下車，喘一口氣，回過神來。這是怎麽回事？
一年前，在巨大的監視塔的陰影下，人們畏縮而謹慎地雙手捧上文件，讓警察過目；警察像喜怒無常而權威至上的生死判官，看你一眼就讓你驚退一步。你心裏詛咒他，但你作出諂媚而順從的表情，就怕一不小心得罪了他，不讓你過境。恐懼使你卑微，使他蠻橫。
一個月前，在巨大的監視塔的陰影下，人們把文件遞出車窗，警察看都不看，笑盈盈地說："歡迎：一路順風！再見！"他很熱情、很友善地和你招招手。
沒有，警察並沒有換，前後是完全同樣的人。
今天，崗亭裏隻有一張空蕩冷落的凳子，坐它的人，加入了失業者的行列。
站在路邊，往天空眺看高聳的監視塔。我不知道燙鬥為什麽漏電，也不十分明白它現在又怎麽不漏了。但手心裏那被電麻過的感覺卻猶深刻。
華德從公路休息站裏出來，兩手空空的，他搖搖頭：
"邊境沒有了，東德可還是東德！餐廳早關門了，廁所也是壞的，不能用。走吧！"
酒館
黃昏溫柔的陽光籠罩著麥田，綿延不盡的淡黃色的麥田。風吹著起伏的麥浪，好一片靜謐富饒的鄉野風光，可是麥浪傳來歎息的聲音。這黃澄澄的小麥不同於往年，或許不會轉變成香噴噴的麵包，而在麥地裏讓一把火燒掉。圍牆拆掉了，受社會主義製度保護了四十年的集體農場在一夜之間發現自己要和西德的農場競爭——競爭什麽呢？西方的東西價廉物美，包裝精致，沒有人要任何東方的產品，甚至於雞蛋，人們隻買西邊的蛋，雖然明明知道，東德的雞還是在土地上遊走啄食的自然動物，西德的雞卻近乎技術控製的生產機器。
蜿轉在鄉間小路上，找到伊貢家時，天已全黑。推開車門出來，伸伸僵直的臂膀，瞥見夜空裏滿天星鬥，搖搖欲墜。伊貢的房子透出暈黃溫馨的燈光。窗簾後人影晃動，笑語不斷。
這是伊貢叔叔六十歲生日，我們這西邊來的親戚，顯然姍姍來遲。
"就是這棟房子……"華德在星光下端看這從小在黑白照片中熟悉的房子，"所有沒見過麵的親人，都以這個房子作背景——祖父、祖母、伯叔……"
"好像現實與夢境顛倒了，你知道嗎？"華德在黑暗裏輕聲說，"對我而言，這房子又陌生、又熟悉；從來不曾來過，卻已深刻在幼時記憶裏。我的父親在這房子裏出世……"
我怎麽不知道呢？我去了湖南，到了湘江，搭了渡船，看到父親的城南小學，走過父親赤足踩過的桐林小徑，聽見和父親一樣的鄉音；我知道那既陌生又熟悉、夢境和現實交錯的恍惚感覺，作為中國人，我知道。
"這棟房子是祖父留給父親的遺產，因為他是長子，長子出門打仗去了，沒想到家鄉也變了顏色，永遠回不來。父親就把這房子送給了伊貢，伊貢回送給爸爸的是一隻手表，一隻東德手表……"
那隻手表躺在華德的抽屜裏，早就停擺了。和東德的日子一樣。
"那一個方向！"華德轉身，往樹林那邊望去，有一幢黑漆漆的房子，"一定是那個房子！依照爸爸的說法——"
看不清他的臉，但感覺得到他悸動的情緒："那是一個酒館，祖父常去的酒館。祖父本來很有錢，鎮上第一家百貨公司就是他開的，然後納粹來了，沒收了他的財產，因為他是個不肯轉方向的社會主義者——很諷刺是不？納粹之後東德變成社會主義國家！父親說，祖父後來就一天到晚坐在那酒館裏，藉酒澆愁——你等等，我去看看。"
房子在一片廢地的那頭，廢地上長著比人還高的雜草，星光下一片荒涼。他從野草和樹林的黑影幢幢中冒出來，好像來自時光的幽深邃道。
"還是個酒館！"他說，"隻是喝酒的人散了。"
我們往伊貢的燈光走去，聽見菊花叢裏，一隻刺蝟在粗聲喘氣。
馬蒂斯
酒，一瓶接一瓶地開；切片香腸、乳酪、酸瓜和麵包，一盤接一盤端來。四十多個人，全是陌生的麵孔，卻都是至親；伊貢有五個子女，十幾個孫輩，數不清的姻親，名字和臉孔往往都湊錯了，沒有關係，反正都是親人。
在李樹下，漢斯在本子上把每一個小孩的全名和出生日期記下來，他是負責記載家譜的人。小孩正像嗡嗡蜜蜂一樣在園裏鑽來鑽去。
陽光又亮又暖。一身光溜溜的白胖嬰兒坐在草地上吸吮自己的手指，五六歲的孩子正瘋狂地追打，十來歲紮著馬尾的女孩子嘰嘰咕咕地笑成一團。女人圍在一起談市場的價錢，男人握著酒杯討論未來的命運。
"以前是什麽都買不到，現在是商店裏應有盡有，全是西邊來的東西，可是貴得嚇人，我們工資並沒有增加！"艾瑪搖謠頭，"目前的日子真不好過！"
"媽媽，"卡斯婷說，"往後的日子更難過，再過幾個月我連工作都要丟了！"
卡斯婷在類似救國團那樣的組織裏作職員，現在"黨"沒有了，"國"沒有了，職員當然也不要了。
三十歲的馬蒂斯戴副眼鏡，留著小胡子，看起來有點羞怯。他把五歲不到的安安拉到一旁，說：
"送你個東西！"
背後的手伸出來，是一枝黑槍，我嚇了一跳。
"東德製的，"他把槍放在孩子手裏，"拿回西邊作紀念。"
安安抱著槍歡天喜地地向同伴們追殺過去。是枝玩具槍，但做得很逼真，令人看了心驚。
"我到後麵去一下！"馬蒂斯對我說，把手裏的東西揚了一下，是一瓶藥劑，一個針筒。
我又嚇一跳。嗎啡？
不是，是藥，一天要打三劑，對抗糖尿病。
不打會怎麽樣？
會動不動昏倒，會休克，死亡。
"所以。"打完針回到熱鬧裏來的馬蒂斯說，"下個月我就要被解雇了，上麵說，我有病不能勝任現在裝配廠的工作。"
"然後呢？"
"然後就是每個月領五百馬克失業救濟金。到我拔到新的工作為止。"
你想告訴他，在西邊，雇主是不能夠以病為理由解聘員工的，想想，又什麽都沒說。別提生病的人失業了，在今天的東德，健康的人也找不到工作，大街上走著、站著、坐著、看起來惶然失落的，多是失業的人。
為了到達彼岸，他們把鍋子砸了，舊船沉了，但新的渡船一時過不來，他們掉在浪裏浮沉，一身濕冷。前途茫茫。
烤肉香味撲鼻。這是個公用的花園。你付三十二馬克月租，就可以擁有一小塊地，在地上可以種花種菜種果樹，還有這麽一片小花園，大家輪流享用。但是，垃圾桶在那裏？手裏拿著肥肥用過紙尿褲，我走來走去。
馬蒂斯看見了，伸手取過尿褲，說：
"我知道怎麽辦，跟我來。"
他走進樹林裏，猛然揮手，奮力一擲，尿褲拋落在草叢深處。
我倒抽一口涼氣，感覺上好像有人拿了我切萊的刀去殺了人，事出突然，令我驚惶失措。
"行了吧？"馬蒂斯得意地對我笑笑。
"森林……尿褲……"我舌頭打結，覺得無能為力。你怎麽告訴他，塑膠做的東西萬年不能有機化解？你又怎麽在這樣-個下午告訴他，我們隻有一個地球而那個地球非常脆弱？
"有什麽垃圾，全部交給我！"他鍾愛地拍拍我肩膀。
想起北京。每次離開旅館房間，我仔細地把所有的燈關掉，親戚注意到了，奇怪地問：
"燈燃多要額外付旅館費嗎？"
"不要。"
"那你為誰關燈呢？
為誰關燈呢？我愣在那裏——你怎麽告訴他關燈是為了和你同在地球上生活的所有的人？在這旅店的門檻你如何告訴他，我們隻有一個地球而那地球非常脆弱？
他或許會告訴你：當我們自己個人的家都還脆弱不堪，擋不住失業也擋不住坦克車的時候，我們還顧得著地球脆弱不脆弱？你的要求未免過分吧！
你不安地撚滅最後一盞燈，把門掩上。
彼得
"告訴你也無妨，我，是個老共產黨員。"他說，聲音很沉"
彼得是伊貢四十多年的老朋友了，特別請了一天假，來為伊貢慶生。他不太說話，隻是握著一杯酒，看小孩嬉鬧，看大人饒舌，他顯得冷靜、沉著、鬱鬱寡歡。
他是一個stasi，在一個農機場裏掌管幾百個人的思想"忠誠"資料，
"他？"鐵匠酒喝得陶陶然，臉紅紅的卻突然生起氣來，"他？你知道他讓多少人坐過牢？你知道他害死了多少人？告訴你，革命了，這種人不坐牢簡直老天沒眼！"
他朝地上"呸"了一口痰。
頭發花白的被得和我在花園角落裏坐下。或許因為我既不是西德人也不是東德人，他覺得輕鬆，話漸漸多起來。
"社會主義不可能全是錯的，它照顧了窮人也庇護了弱者。我們隻是經濟搞壞了，應該重新做起，可也不能像現在這樣胡搞。市場經濟哪裏是一夜之間可以變過來的？你看嘛，現在東德的工廠一家一家倒閉，農產品一車一車倒掉，失業的人，這個月比上個月就多了一倍——整個東德一團亂，所有的規則都不算數了，新的規則誰也不會，誰也不知道……"
"何內克？我覺得何內克並沒有錯，錯的是他周圍的人，誤導他——他是個七十幾歲的老人了，人老了總是頭腦不太清楚……"
鐵匠咕嚕喝一大口，說："該槍斃！何內克該拉到牆頭槍斃！他把一千七百萬人的幸福給毀了，這罪不算重嗎？柏林圍牆上的守衛？該槍斃！他們明明知道越牆逃跑的人隻是追尋自由，是無罪的，他們卻舉槍射殺，這是謀殺罪，那些守衛是謀殺凶手，應該一個個找出來，公開審判……"
鐵匠在遙遠的那一頭坐著，他聽著音樂，打著節拍，很愉快的樣子。他是伊貢的親家。
彼得彎下身來幫一個小孩係鞋帶，係好鞋帶，孩子像風一樣地飛走，彼得沉鬱地說："那些士兵，隻是服從命令，怎麽能算有罪呢？"
日耳曼人啊，你何其不幸，同樣的痛苦的問題，四十年前曾經椎心泣血地問過："服從國家命令還是固執個人良知？"為什麽悲劇的曆史總是不可避免地重複。
"到今天，"彼得揚起頭來，麵對陽光，臉上有很深的皺紋，"我都不否認我是個共產黨員。我最瞧不起的，是那些見風轉舵的人。昨天還在喊社會主義萬歲，今天卻變成民主鬥士，在街頭呐喊——我就不信，四十年流在血管裏的血可以一轉眼換掉，我不相信！"
"我今天六十四歲了，你知道嗎？"彼得的眼光追隨著一隻黑色烏鴉，停棲在蘋果樹上，他突然轉過來直直看著我，好一陣子不說話。然後啞聲說，"到了六十四歲，人家告訴你，你這一輩子全走錯了路——
"哈！幹杯吧！"
他舉起酒杯，仰頭一飲而盡。
烏鴉拍拍翅膀，飛走了。
我們的舊跑車要折價賣掉。porsche，形狀古怪，像一隻凶狠的牛頭犬但長著臘腸狗的腿；聲音野蠻，像豹欲怒不怒的咆哮。在我眼中，這不過又是一堆鋼鐵配在輪子上，但是行家告訴我，這種車對人的性格有潛移默化的功能。尤其是男人，平常也許唯唯諾諾、自卑自憎，一旦在porsche的駕駛座上坐穩，敞開寬大的天窗，戴上深黑的墨鏡，人，就變了。他瀟灑自信，渾身充滿個性的魅力，整個世界都在他掌握之中。車子優雅地在紅綠燈前停下，他覺得四邊八方的人們都以挑逗愛慕的眼光看著他。
我們的車不貴，八○年份的，隻要一萬兩千馬克，大約是廿萬台幣吧！
廣告刊出的第一天，電話來得特別早。一個年輕的男人，德語口音很特殊，迫切的心情更特殊：
"我明天一早就來看車，請您無論如何保留給我……"
是東柏林的口音，這是牆那邊的同胞了。
第二天早上八點，年輕人在門口出現。夜裏兩點從東柏林出發，趕了六個小時的路，眼睛透著紅絲。
進來喝杯咖啡吧，東德的同胞！
年輕人拘謹地坐著。他是一個農化工廠的工人，今年廿歲。月薪八百東馬克，從前，等於兩百多塊西馬克。七月一日兩德貨幣統一後，八百東馬克就換成八百西馬克。但是，他要工作幾年才能儲蓄一萬兩千馬克？這社會主義國家的年輕人哪來的錢？
"不稀奇，"華德說，"很多人在西德有親戚，很可能他分到了遺產什麽的。以前東德人分到了遺產也不能享用，政府不準出來，現在統一了，錢都可以領出來用了。"
距離七月一日還有兩個星期，年輕人說，現在沒有辦法付您車款.您可不可以等我到七月一日？這裏有一封我父親的信。
年輕人的父親，竟然是東德一個著名的神學家，我們肅然起敬。神學家寫著：
我個人並不樂見東德的青年如此急切地搶搭西方的汽車文化和商業市場，我們需要一點時間適應，但既然卡爾意願如此，我也尊重。
在貨幣統一之前，卡爾將無法付您車款，我願意以我的信譽為他作保——如果我的信譽對您有一點意義的話。由於兩德的特殊情況，希望您給予卡爾額外的時間，讓他在七月後付款……
抬眼看看卡爾，他睜著稚氣的眼睛，似乎有一點尷尬。當神學家父親在書房裏寫這封信的時候，卡爾是不是背著手站在一旁不安地等候呢？東德的路況不好，又有時速限製，開這樣一輛跑車，就好像把大白鯊養在池塘裏頭，而這個年輕人卻以一個神學家一整年的薪資來購買，他昏了頭吧？
神學家父親或許也這樣質問過兒子，然而轉念想想，由於這樣一個父親，這孩子受過多少苦呢？有著知識分子和宗教信仰者的雙重背景，神學家在馬克思主義的家鄉是個"黑五類"，他的兒子因此被剝奪了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社會主義所虧欠於他的，由資本主義的價值來償還。神學家也別無選擇。
櫻桃
爸爸媽媽要到湖南去修祖墳，先繞遠路來看女兒。來到六月的歐洲，蘋果還青澀地掛在枝上，櫻桃卻已沉沉地垂下，紅豔豔地滿樹招搖。
似乎家家院落裏都有株櫻桃樹，隻有我們沒有。其實也不需要，每一天，不同的鄰居，送來不同株樹上的櫻桃，用籃子、陶碗、盆子、袋子裝著。
櫻桃得飽滿豐潤，得紅裏透著熟黑，摘了就得吃；過了水，隔了夜，就要爛掉。上午，爸媽就著鄰居的籃子吃櫻桃，邊吃邊說：
"你們院子裏也該種棵櫻桃！"
"沒地方了，"我說，"院子裏已經有蘋果、李子、梨子、桃子……"
下午，爸媽手中捧著鄰居送來的陶碗，邊吃邊說：
"你們院子裏也該種一棵櫻桃！"
晚餐後，爸媽托著鄰居送來的木盆，邊吃邊說："你們院子裏也該種棵櫻桃！"
我懂了。和對麵的海蒂商量好，爸媽可以到他們的院子裏自己去采櫻桃。
"真的嗎？"爸爸興奮起來，就要奪門而出，被媽媽喝住："慢點慢點！你不是說要帶櫻桃去給湖南的親戚吃嗎？我們應該等要上飛機的當天早上去摘才對呀，現在摘，過兩天都爛了。"爸爸想想，"對，星期六早上再摘，到了湖南還新鮮……"
他不安地踱來踱去，從此就有了心事。爸爸，去溫水池遊泳吧？好，可是別忘了星期六要采櫻桃呀！
爸媽，我們去巴黎看看吧？！好哇，可是回來之後要采櫻桃哦！下雨了。哎呀，那樹上的櫻桃會不會被雨水打壞？
你說，郵差來了，他說，對，他知道我們要去采櫻桃嗎？你說，吃晚飯了，他說，星期六要早點起床。你說，看看電視新聞吧！他說，還要帶個梯子去，就怕鉤不著。你說爸爸，馬桶蓋一定要蓋上，因為你九個月大的孫子喜歡把腦袋塞進馬桶裏看水，他說，我知道，一定要帶個大桶子去裝櫻桃。
不管怎麽樣，星期六還是到了。好像還是正常人都該在床上的時辰，聽見樓下窸窸窣窣的竊竊私語：
"梯子在哪裏？籃子呢？你拿的是什麽？"
"不必叫醒他們，我們自己去吧！"
總是爸爸的聲音，很沉著地指揮著，媽媽卻不怎麽說話，隻是不斷發出歎息和呻吟。她顯然不太情願.不知為什麽。但是四十年的夫妻常律，使她雖不情願，卻不能不從命。
大門碰地一聲關上。
我披上層樓，趕到窗邊往街上看。
空蕩蕩的街上，七十三歲的老爸爸懷裏緊緊抱著一個大木梯，膀子上還吊著一個小木凳；六十五歲的媽媽左手提個菜籃，右手挽著個大木桶。
他們在街心站著，露出茫然的神情。
"你說是哪一家呢？"爸爸問。
"我不知道，"媽媽說，"同你講等到女兒起來再問，你不肯，你——"
"她說對麵，就是對麵嘛。我知道對麵那一家有棵櫻桃樹。"
"我的天哪，真是，這裏哪一家沒有一棵櫻桃樹啦.我問你，對麵對麵，是左手邊的對麵還是右手邊的對麵，你怎麽知道？我問你。"媽媽的聲調越來越高。
"不會錯啦，一定是那一家，"爸爸隨手一指，開始向前移動腳步，"不會錯啦！"
"萬一錯了——"媽媽氣急敗壞起來，幹脆開始往回走，"人家把你當賊看，看你怎麽辦！我不去，不去了！"
抱著梯子凳子的爸爸也猶豫起來。孤苦伶仃地立在街心。
我把身子伸出窗外，"就是那家白房子，從後門進去，不要把人家吵醒了，他們院子裏有長梯。"
兩老的背影沒入樹叢。這一去就是兩個小時，怕是在櫻桃樹上邊采邊吃邊聊天吧？我去瞧瞧。
院子裏兩株櫻桃樹，老人家一人霸占一株，攀在梯子上，全神貫注在采果子；桶子和籃子已經盛滿了，隻是我不知道，桶子裏還有大塑膠袋，大塑膠袋裏還有小塑膠袋。爸爸顯得意誌堅定，一定要把每一個袋子都裝滿。
"這麽多，怎麽帶得動？"
"你不知道啊，"老人頭也不回，"湖南親人多。上次我們回去，看那邊隻有一種水果，就是西瓜。這次帶點自己親手采的、新鮮的德國櫻桃，讓大家都分享一點，也是人情。我們不能老帶幾大件、幾小件回鄉，一點櫻桃也是一番心意，懂不懂？"
幫兩老摟著、抱著、提著、背著櫻桃回來，櫻桃樹的主人海蒂也跟著閃進門來。她手裏有兩個硬紙盒，紙盒裏有一大捆細麻繩，附帶剪刀。海蒂跪在地上檢視櫻桃，把壞的一個一個挑出來："有一個爛的都不行，會把好的也傳染爛掉。"
"海蒂，"我問她，"你找到新的清潔婦了嗎？"
"還沒有。"她無可奈何地搖搖頭，"上次那個——南斯拉夫人大不可靠，那個波蘭人又不徹底，真頭痛！"
"現在東德開放了，那邊失業問題又嚴重，或許你可以雇個東德女人，想過嗎？"
"當然想過，"海蒂捧著好的櫻桃，小心地放進紙盒裏，"不過，你知道嗎？用一個東德人，我心裏覺得怪怪的！"
"為什麽？"我有點驚訝。
"總覺得好像，好像——"海蒂撿起一個壞了半邊的櫻桃，把好的一半吃掉，"在趁人之危剝削他們似的。他們是我的同胞，我利用他們低薪資和失業問題來廉價雇用他們，總覺得心裏有愧似的——好像對他們有所虧欠……"
"你這種感覺其實是很有問題的，不是嗎？海蒂，"我說，嘴裏吃到一顆極澀的櫻桃，"東德人和南斯拉夫人、波蘭人一樣，並不特別尊貴。如果自由市場經濟使一個東德人覺得打掃一小時賺十五馬克是個好工作的話，他就可以做，你隻是雇主，沒什麽虧欠或剝削的，是不是？"
"話是這麽說，可是我感覺不安……"海蒂把紙盒封起來，"分開四十年，我們變富，他們變窮，不是他們不努力，而是由於外力的壓迫，是蘇聯把社會主義製度強加在東德人身上，而我們卻幸運地享受美國的救濟；我們的幸運使我對他們的不幸有點罪惡感……"
爸媽聽不懂我們的談話，隻是站在一旁驚異地讚賞海蒂使用麻繩的技術。麻繩在紙盒四圍繞來繞去。海蒂打了個漂亮的牢結之後，一反手又編了個順當的提手。老人家發出不可置信的讚歎。
兩箱紅豔櫻桃，紮得穩當結實，"一路到中國故鄉，絕對沒問題！"海蒂得意地說，"知道嗎？這紮繩的技巧是我從小跟母親學的。小時候，媽媽三天兩頭地把吃的、穿的、用的東西一盒一盒裝起來，寄給波蘭和東德那許多無法探望的親戚。從咖啡到小孩牛仔褲，樣樣都寄。小時候看媽媽結繩，大起來就輪到我自己打包裹、寄東西了。一直到柏林圍牆塌了，我們才停止。你看，紮了幾十年這樣的包裹，怎麽能不熟練？"
爸爸從海帶手中接過櫻桃箱子，提在手裏，很沉，他握得很緊。
從西德到湖南衡山，兩老有很長的路要走。
邊境
把護照從皮包裏取出來，拿在手上，邊境就要到了。
"報上說，七月一日起撤除所有邊境檢查，今天已經七月十五！"華德瞥我一眼。
我知道。昨天從東柏林來付車款的卡爾也說，邊境已無警察，可是，我低頭看看手裏的護照；這種猶疑不安的感覺，就好像被漏電的燙鬥驚電過一次之後，人家告訴你，別怕，修好了，伸手摸摸看，你遲疑伸出的手，會發抖。
邊境。
崗亭在，鐵絲網在，電眼監視塔在，穿著製服的警察不在了。我們的車就這樣流過去。
這已經是一個國家。
我想在路旁停下車，喘一口氣，回過神來。這是怎麽回事？
一年前，在巨大的監視塔的陰影下，人們畏縮而謹慎地雙手捧上文件，讓警察過目；警察像喜怒無常而權威至上的生死判官，看你一眼就讓你驚退一步。你心裏詛咒他，但你作出諂媚而順從的表情，就怕一不小心得罪了他，不讓你過境。恐懼使你卑微，使他蠻橫。
一個月前，在巨大的監視塔的陰影下，人們把文件遞出車窗，警察看都不看，笑盈盈地說："歡迎：一路順風！再見！"他很熱情、很友善地和你招招手。
沒有，警察並沒有換，前後是完全同樣的人。
今天，崗亭裏隻有一張空蕩冷落的凳子，坐它的人，加入了失業者的行列。
站在路邊，往天空眺看高聳的監視塔。我不知道燙鬥為什麽漏電，也不十分明白它現在又怎麽不漏了。但手心裏那被電麻過的感覺卻猶深刻。
華德從公路休息站裏出來，兩手空空的，他搖搖頭：
"邊境沒有了，東德可還是東德！餐廳早關門了，廁所也是壞的，不能用。走吧！"
酒館
黃昏溫柔的陽光籠罩著麥田，綿延不盡的淡黃色的麥田。風吹著起伏的麥浪，好一片靜謐富饒的鄉野風光，可是麥浪傳來歎息的聲音。這黃澄澄的小麥不同於往年，或許不會轉變成香噴噴的麵包，而在麥地裏讓一把火燒掉。圍牆拆掉了，受社會主義製度保護了四十年的集體農場在一夜之間發現自己要和西德的農場競爭——競爭什麽呢？西方的東西價廉物美，包裝精致，沒有人要任何東方的產品，甚至於雞蛋，人們隻買西邊的蛋，雖然明明知道，東德的雞還是在土地上遊走啄食的自然動物，西德的雞卻近乎技術控製的生產機器。
蜿轉在鄉間小路上，找到伊貢家時，天已全黑。推開車門出來，伸伸僵直的臂膀，瞥見夜空裏滿天星鬥，搖搖欲墜。伊貢的房子透出暈黃溫馨的燈光。窗簾後人影晃動，笑語不斷。
這是伊貢叔叔六十歲生日，我們這西邊來的親戚，顯然姍姍來遲。
"就是這棟房子……"華德在星光下端看這從小在黑白照片中熟悉的房子，"所有沒見過麵的親人，都以這個房子作背景——祖父、祖母、伯叔……"
"好像現實與夢境顛倒了，你知道嗎？"華德在黑暗裏輕聲說，"對我而言，這房子又陌生、又熟悉；從來不曾來過，卻已深刻在幼時記憶裏。我的父親在這房子裏出世……"
我怎麽不知道呢？我去了湖南，到了湘江，搭了渡船，看到父親的城南小學，走過父親赤足踩過的桐林小徑，聽見和父親一樣的鄉音；我知道那既陌生又熟悉、夢境和現實交錯的恍惚感覺，作為中國人，我知道。
"這棟房子是祖父留給父親的遺產，因為他是長子，長子出門打仗去了，沒想到家鄉也變了顏色，永遠回不來。父親就把這房子送給了伊貢，伊貢回送給爸爸的是一隻手表，一隻東德手表……"
那隻手表躺在華德的抽屜裏，早就停擺了。和東德的日子一樣。
"那一個方向！"華德轉身，往樹林那邊望去，有一幢黑漆漆的房子，"一定是那個房子！依照爸爸的說法——"
看不清他的臉，但感覺得到他悸動的情緒："那是一個酒館，祖父常去的酒館。祖父本來很有錢，鎮上第一家百貨公司就是他開的，然後納粹來了，沒收了他的財產，因為他是個不肯轉方向的社會主義者——很諷刺是不？納粹之後東德變成社會主義國家！父親說，祖父後來就一天到晚坐在那酒館裏，藉酒澆愁——你等等，我去看看。"
房子在一片廢地的那頭，廢地上長著比人還高的雜草，星光下一片荒涼。他從野草和樹林的黑影幢幢中冒出來，好像來自時光的幽深邃道。
"還是個酒館！"他說，"隻是喝酒的人散了。"
我們往伊貢的燈光走去，聽見菊花叢裏，一隻刺蝟在粗聲喘氣。
馬蒂斯
酒，一瓶接一瓶地開；切片香腸、乳酪、酸瓜和麵包，一盤接一盤端來。四十多個人，全是陌生的麵孔，卻都是至親；伊貢有五個子女，十幾個孫輩，數不清的姻親，名字和臉孔往往都湊錯了，沒有關係，反正都是親人。
在李樹下，漢斯在本子上把每一個小孩的全名和出生日期記下來，他是負責記載家譜的人。小孩正像嗡嗡蜜蜂一樣在園裏鑽來鑽去。
陽光又亮又暖。一身光溜溜的白胖嬰兒坐在草地上吸吮自己的手指，五六歲的孩子正瘋狂地追打，十來歲紮著馬尾的女孩子嘰嘰咕咕地笑成一團。女人圍在一起談市場的價錢，男人握著酒杯討論未來的命運。
"以前是什麽都買不到，現在是商店裏應有盡有，全是西邊來的東西，可是貴得嚇人，我們工資並沒有增加！"艾瑪搖謠頭，"目前的日子真不好過！"
"媽媽，"卡斯婷說，"往後的日子更難過，再過幾個月我連工作都要丟了！"
卡斯婷在類似救國團那樣的組織裏作職員，現在"黨"沒有了，"國"沒有了，職員當然也不要了。
三十歲的馬蒂斯戴副眼鏡，留著小胡子，看起來有點羞怯。他把五歲不到的安安拉到一旁，說：
"送你個東西！"
背後的手伸出來，是一枝黑槍，我嚇了一跳。
"東德製的，"他把槍放在孩子手裏，"拿回西邊作紀念。"
安安抱著槍歡天喜地地向同伴們追殺過去。是枝玩具槍，但做得很逼真，令人看了心驚。
"我到後麵去一下！"馬蒂斯對我說，把手裏的東西揚了一下，是一瓶藥劑，一個針筒。
我又嚇一跳。嗎啡？
不是，是藥，一天要打三劑，對抗糖尿病。
不打會怎麽樣？
會動不動昏倒，會休克，死亡。
"所以。"打完針回到熱鬧裏來的馬蒂斯說，"下個月我就要被解雇了，上麵說，我有病不能勝任現在裝配廠的工作。"
"然後呢？"
"然後就是每個月領五百馬克失業救濟金。到我拔到新的工作為止。"
你想告訴他，在西邊，雇主是不能夠以病為理由解聘員工的，想想，又什麽都沒說。別提生病的人失業了，在今天的東德，健康的人也找不到工作，大街上走著、站著、坐著、看起來惶然失落的，多是失業的人。
為了到達彼岸，他們把鍋子砸了，舊船沉了，但新的渡船一時過不來，他們掉在浪裏浮沉，一身濕冷。前途茫茫。
烤肉香味撲鼻。這是個公用的花園。你付三十二馬克月租，就可以擁有一小塊地，在地上可以種花種菜種果樹，還有這麽一片小花園，大家輪流享用。但是，垃圾桶在那裏？手裏拿著肥肥用過紙尿褲，我走來走去。
馬蒂斯看見了，伸手取過尿褲，說：
"我知道怎麽辦，跟我來。"
他走進樹林裏，猛然揮手，奮力一擲，尿褲拋落在草叢深處。
我倒抽一口涼氣，感覺上好像有人拿了我切萊的刀去殺了人，事出突然，令我驚惶失措。
"行了吧？"馬蒂斯得意地對我笑笑。
"森林……尿褲……"我舌頭打結，覺得無能為力。你怎麽告訴他，塑膠做的東西萬年不能有機化解？你又怎麽在這樣-個下午告訴他，我們隻有一個地球而那個地球非常脆弱？
"有什麽垃圾，全部交給我！"他鍾愛地拍拍我肩膀。
想起北京。每次離開旅館房間，我仔細地把所有的燈關掉，親戚注意到了，奇怪地問：
"燈燃多要額外付旅館費嗎？"
"不要。"
"那你為誰關燈呢？
為誰關燈呢？我愣在那裏——你怎麽告訴他關燈是為了和你同在地球上生活的所有的人？在這旅店的門檻你如何告訴他，我們隻有一個地球而那地球非常脆弱？
他或許會告訴你：當我們自己個人的家都還脆弱不堪，擋不住失業也擋不住坦克車的時候，我們還顧得著地球脆弱不脆弱？你的要求未免過分吧！
你不安地撚滅最後一盞燈，把門掩上。
彼得
"告訴你也無妨，我，是個老共產黨員。"他說，聲音很沉"
彼得是伊貢四十多年的老朋友了，特別請了一天假，來為伊貢慶生。他不太說話，隻是握著一杯酒，看小孩嬉鬧，看大人饒舌，他顯得冷靜、沉著、鬱鬱寡歡。
他是一個stasi，在一個農機場裏掌管幾百個人的思想"忠誠"資料，
"他？"鐵匠酒喝得陶陶然，臉紅紅的卻突然生起氣來，"他？你知道他讓多少人坐過牢？你知道他害死了多少人？告訴你，革命了，這種人不坐牢簡直老天沒眼！"
他朝地上"呸"了一口痰。
頭發花白的被得和我在花園角落裏坐下。或許因為我既不是西德人也不是東德人，他覺得輕鬆，話漸漸多起來。
"社會主義不可能全是錯的，它照顧了窮人也庇護了弱者。我們隻是經濟搞壞了，應該重新做起，可也不能像現在這樣胡搞。市場經濟哪裏是一夜之間可以變過來的？你看嘛，現在東德的工廠一家一家倒閉，農產品一車一車倒掉，失業的人，這個月比上個月就多了一倍——整個東德一團亂，所有的規則都不算數了，新的規則誰也不會，誰也不知道……"
"何內克？我覺得何內克並沒有錯，錯的是他周圍的人，誤導他——他是個七十幾歲的老人了，人老了總是頭腦不太清楚……"
鐵匠咕嚕喝一大口，說："該槍斃！何內克該拉到牆頭槍斃！他把一千七百萬人的幸福給毀了，這罪不算重嗎？柏林圍牆上的守衛？該槍斃！他們明明知道越牆逃跑的人隻是追尋自由，是無罪的，他們卻舉槍射殺，這是謀殺罪，那些守衛是謀殺凶手，應該一個個找出來，公開審判……"
鐵匠在遙遠的那一頭坐著，他聽著音樂，打著節拍，很愉快的樣子。他是伊貢的親家。
彼得彎下身來幫一個小孩係鞋帶，係好鞋帶，孩子像風一樣地飛走，彼得沉鬱地說："那些士兵，隻是服從命令，怎麽能算有罪呢？"
日耳曼人啊，你何其不幸，同樣的痛苦的問題，四十年前曾經椎心泣血地問過："服從國家命令還是固執個人良知？"為什麽悲劇的曆史總是不可避免地重複。
"到今天，"彼得揚起頭來，麵對陽光，臉上有很深的皺紋，"我都不否認我是個共產黨員。我最瞧不起的，是那些見風轉舵的人。昨天還在喊社會主義萬歲，今天卻變成民主鬥士，在街頭呐喊——我就不信，四十年流在血管裏的血可以一轉眼換掉，我不相信！"
"我今天六十四歲了，你知道嗎？"彼得的眼光追隨著一隻黑色烏鴉，停棲在蘋果樹上，他突然轉過來直直看著我，好一陣子不說話。然後啞聲說，"到了六十四歲，人家告訴你，你這一輩子全走錯了路——
"哈！幹杯吧！"
他舉起酒杯，仰頭一飲而盡。
烏鴉拍拍翅膀，飛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