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上海男人！》刊出半年多了，仍在發酵。我的文章引起辯論是常事，引起完全離譜的誤解倒是第一次，而這誤解本身蘊藏著多重的文化意義，令人玩味。
《啊，上海男人！》在台灣刊出，頭一通電話來自寫詩的女友，大聲抗議：“我們家這個東北男人就是你描繪的上海男人。‘上海男人’太好了，你怎麽能嘲諷他們？”
嘲諷？我怎麽會嘲諷他們？我是在讚美上海男人。
“是嘲諷，不是讚美。”女友堅持著。
一個台北的“上海男人”說：“有一天搭計程車，司機一聽我是上海人，就說，上海男人都怕老婆，煮飯拖地洗廚房，什麽都做。我嚇一跳，怎麽台灣開車的都對上海男人有這個理解？你的文章加深了這個刻板印象。”
我答應好朋友們回去再看一遍文章，自我檢討一下，但心裏覺得有點兒委屈：奇怪，我明明想說的是，最解放的男性就是最溫柔的男性，譬如上海男人。為什麽意思被讀倒了？問題出在哪兒？”
上海讀者的反應就更直接了。遠在加拿大的上海男人來信：“（《文匯報》）作為有上海特色的且在中國有一定影響的報紙，竟公然在本鄉本土上登載這篇侮辱調侃上海男人、有明顯好惡傾向的文章，不僅有失公正，而且嚴重損害了家鄉父老尤其是上海男人的感情！同時也深深傷害了許許多多在海外的上海男人的心！本人作為上海男人……擬在海外全球中文網絡上組織一次由海外上海男人參加的申討對《文匯報》登載《啊，上海男人！》的活動，以示抗議。”
不覺得受到“侮辱”的上海男人當然也有。德國的大陸學人組織邀我演講，談的題目無關上海男人，但在發問時，《啊，上海男人！》又成為一個話題。在場有許多上海男人，紛紛發言。態度溫文爾雅，言語平和有禮。幾乎每一個上海男人都同意，“是的，上海男人是這樣的”，然後試圖解釋這個現象的種種社會成因。在和諧的談話進行中，有另一個聲音突起，標準的北京腔：
“咱們北京男人可不這樣！”
聲音清朗而傲慢。
同時，《啊，上海男人！》的英文版發表了。英國廣播公司bbc邀我上電台朗讀《啊阿，上海男人！》，一次對英國國內聽眾，一次對國際。不同的電台主持人，都是英國女性，在讀到《啊，上海男人！》文章時的第一個反應是：“嗄，上海男人那麽好，那麽先進啊？”
我楞了一下。這正是我曾經預期的反應，也是我寫《啊，上海男人！》的本意；終於有人“讀對”了這篇文章！但是，這究竟是怎麽回事啊，為什麽中文讀者的反應完全相反？這與預設立場有關嗎？
英國人發現《啊，上海男人！》如此有趣，文章所提出的問題如此複雜而重要，朗讀不夠，還要在朗讀後進行討論。討論的主題就是文章的主題：當男性真的解放成溫柔的好男人時，女性是否反而認為他們失去魅力？這種矛盾怎麽麵對？
除了我之外，bbc還請到一位專門研究阿拉伯社會的女學者，從回教社會的角度看問題。為了平衡，還想找一男性參與討論，而這位男性最好持與我相反的論點，也就是說，他認為男人必須是孔武有力、強悍陽剛的，否則女人心底會瞧不起他。“你認識什麽這樣的男人嗎？”製作人在電話中問我。
“哦，”我回答，“這樣的男人台北很多，北京也顯然不少，德國更是滿街走；但是為了錄音方便，你還是找個倫敦男人吧！”
距離約好的錄音時間隻有一天了，製作人從倫敦來電話，有點兒氣急敗壞：“應台，糟了，政治正確在倫敦太厲害了，我找不到一個英國男人願意代表那個大男人立場的！”
有這種事？我握著電話驚異不已，這世界真的變了。倫敦可是另一個上海？
錄音時間到了。我坐在法蘭克福的bbc錄音室，其他的人坐在倫敦bbc的總部。最終也沒找到一個“大男人”。出席的男性，傑夫，是倫敦《男性健康》雜誌的總編輯，英國人。製作人先放我朗讀《啊，上海男人！》的錄音讓他們聽，再請與會者對文章發表感想。我聽見叫傑夫的男人用標準的倫敦腔英語說：
“我太吃驚了。到今天我才知道，原來我是‘上海男人’！龍應台描寫的根本就是我嘛。我和女朋友同居好多年了，她是個記者，比我還忙。我什麽都做：買菜、燒飯、洗衣服——也洗她的衣服，當然洗她的內褲。我從來就沒覺得這是女人的事，她也認為天經地義，並不因此認為我是什麽特別的好男人。”
“做‘上海男人’我覺得很舒服，怎麽說呢？因為我沒有非做大男人不可的那種壓力，所以輕鬆多了。我事業可以失敗，我可以懶惰，可以不拚著命上進，可以不競爭，可以哭，可以軟弱，可以我行我素、自然瀟灑。做大男人，多累啊！”
“看看周圍的朋友嘛，也都和我一樣什麽家事都做。我簡直不能想象那隻是女人的事。做‘上海男人’，挺好的，我喜歡。”
節目終了，製作人讓我們聽一段錄音——她終於找到了一個非洲男人，用口音很重的英語說：
“我不可能去煮飯拖地，那是女人的事。我要是去做那些事，會被其他的男人笑死，所有的女人也要瞧不起我，使我抬不起頭來。不不不，那我們可不是‘上海男人’！”
《啊，上海男人！》在bbc國際電台上連續播了三次。
我沒想到，《啊，上海男人！》會變成一篇“後設小說”，文章正文所描繪的現象是一個故事；不同文化、不同處境裏的讀者對文章的懸殊反應是另一個故事。究竟是我寫倒了，還是讀者讀倒了？為什麽讀者之間差異如此之大？《啊，上海男人！》是侮辱或是讚美，最根本的大概還在於我們心中原已深植的價值觀吧。
不過，以後上海灘上若是多了英國女人，我倒不驚訝。
（原載1997年8月14日《文匯報·筆會》，當時標題為《“我也是上海男人”》）
日本來信
龍應台女士，您好！
我是個住在日本的英文翻譯。
看完《我的不安》這本書之後，忍不住提筆寫信給您。我的中文還寫得不大好，請原諒看不清楚的地方。我隻想用中文告訴您我的看法。
第一次看見您的名字就是在《亞洲周刊》的新聞，內容關於新加坡，很有意思。從那時候起，我一直想看您的作品，去年總算有機會買到了。對日本女人來說，《啊，上海男人！》也有趣。跟那位英國女性一樣，我真是覺得“上海男人那麽先進”。住在到處都有“所謂”大男人的日本，我敢加上“令日本女人很羨慕”的一句。看您的文章，我想起來了一件事。從前跟上海來的男人一起吃飯，他把菜分盛到我們女人的小碟子裏。您大概覺得這是應該做的，其實，北京人、南京人、其他人……連台灣人都一樣，但是日本男人絕對覺得這事是女人應該做的，所以，我們日本女人都大吃一驚，也有非常感動的：“中國男人多麽勤快啊！！”
可惜，您的上海讀者的反應跟我不一樣，和“麵子”有關係嗎？他們的文章透露出優越感和自卑感。
我也想感謝您寫了《反省之可疑》。看完之後，我的心情好多了，至少一位亞洲人認識“日本人這個亞細亞的孤兒有很多種”。yes，哪國人有很多種，國家和個人不可混為一談。我們都應該回避stereotype的魔鬼。“xx人就是這樣……xx人還是那樣”，這樣的說法太無聊。
不用說，承認曆史，反省壞的事，不可缺少。
認識您的作品，我非常快樂。
太感謝您了！
三千惠
1998年1月18日
龍應台的“不安”和她的“上海男人”
——孫康宜
自從去年龍應台的《啊，上海男人！》一文刊出後，整個上海像“龍旋風”橫掃過一樣受了震撼。各種不同的“上海男人”（包括旅居海外的成員）紛紛向發表該篇文章的《文匯報》提出抗議，抱怨此文作者“侮蔑”上海男人、忽略上海男人乃為真正“大丈夫”雲雲。有趣的是，這陣龍旋風終於吹向國際的領域，《啊，上海男人！》的英文版在bbc國際電台上連續播了三次，並引起與中文讀者完全不同的反應。西方聽眾的大致反應是：“上海男人真好，真先進。”
是怎麽樣的文章會引起如此矛盾而眾說紛紜的反應？就如一位讀者所說，“讀龍應台，讓人入世，讓人痛楚、激動，想和人爭吵”（李泓冰：（龍應台與周國平》）。在她最近的散文集《我的不安》（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7）中，我倒得到了一個結論，那就是：龍應台是個充滿了“不安”的文化批評者，因此她也會帶給讀者各種各樣的“不安”。
就是這種字裏行間的“不安”帶給《啊，上海男人！》一文的挑戰性與複雜性。實際上該文是稱讚上海男人體貼太太，而且從買菜、燒飯、洗碗到洗衣，什麽都做：
“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愛：他可以買菜燒飯拖地而不覺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覺得自己卑賤，他可以輕聲細語地和女人說話而不覺得自己少了男子氣概，他可以讓女人逞強而不覺得自己懦弱”
然而，另一方麵，讀者卻從上下文中隱隱約約地看到了“大男人主義”的影子：作者再三強調，這樣百依百順的“上海男人”常是被女人“虐待”的男人，是被控製的小男人。文中引用了一位二十五歲的上海小姐的話：“長得像個彎豆芽，下了班提一條帶魚回家煮飯，這就是上海男人。我要找北方人，有大男人氣概。我就是願意做個小女人嘛！”
盡管龍應台本人不一定讚同這位“小女人”的觀點，但她那傾向於不做主觀判斷的筆法使得上海讀者將作者和文中的女性角色混為一談了。許多上海男人覺得受了侮辱。但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喜歡從事心理“研究”的讀者就利用這個機會開始分析起龍應台的心理狀況了。我認為，在許多讀者反應的文章中，尤以這種心理分析最引人注目。例如，在《捧不起的“上海男人”》一文中，沈善增把龍文說成是一篇“纏綿悱側的祭文”，祭的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男子形象。他以為，在理論上龍應台從上海男人的身上找到了夢寐以求的理想男性，但在感情上她又嫌這樣的男人不夠“男子氣”；所以，龍應台其實“無意開罪上海男人，她與之過不去的是那個長久盤踞在她心頭理想男人的偶像”。換言之，沈君以為龍應台的內心充滿了一種矛盾的失落感。另一方麵，吳正在他的《理解上海男人》一文中，分析龍應台之所以“誤解”上海男人的原因：
“當然，我們是不能對龍女士提出如此高的理解要求的，因為正如她自己所說，她是個台灣女人，且還在美歐俄菲什麽的生活了多年。待到她發現了這個形如‘彎豆芽’的‘可愛’的上海男人一族時，她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啦。於是，對那個‘彎’字之中所可能蘊藏著一股怎麽樣的韌性與張力。她便也永久失去了可以在共同生活之中加以全麵觀察深刻體會的機緣。”
有趣的是，諸如此類的評論都把龍應台的“旋風”文字看成是對上海男人基本品質的嘲諷。至於龍應台本人，她則對這樣的反應感到驚訝。她說：“我的文章引起辯論是常事，引起完全離譜的誤解倒是第一次，而這誤解本身蘊藏著多重的文化意義，令人玩味。”
作為一個生活在美國三十年的華裔讀者，我特別對這種“誤解”的文化意義感到興趣。我認為“閱讀”是極其個人化的經驗，它的涵義常隨個人的文化背景及價值觀而定。比如說，我曾把龍文仔細看過，但我的讀後感與上海讀者的反應完全不同。我自始至終以為龍應台感到“不安”的對象不是“上海男人”，而是上海女人。她擔心上海女人在追求解放的過程中，把“權力”（power）等同於“權利”（right）。在“妻管嚴”的環境中，有許多上海女人或許一味得意於自己的“權力”高漲，因而虐待自己那溫柔體貼的丈夫。她們不但不感激男人的幫助，反而嫌他們不夠男子氣。結果是，上海男人雖然解放了，上海女人仍未得到真正的解放。實際上，真正的解放必須建立在“權利”的分享，而非在控製對方的“權力”上。所以，龍應台問道：“為什麽當女權得到伸張的時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為受虐者？難道兩性之間無可避免地必須是一種權力的鬥爭？”總之，龍應台最關切的還是男女之間真平等的問題。
然而，與龍應台不同，上海人似乎並不關切兩性平等的問題。對他們來說，實際生活的需要比理論上的考慮來得重要。就如一位女性讀者所說，“上海的男人也比較識時務，但識的並不是‘男女當平等’的婦運道理。雖然他們個個說男女平等是應當的，在上海根本不是什麽問題，而是‘經濟是基礎’的道理……既然老婆也就業掙錢的，而且是‘同工同酬’！一定要老婆燒飯這句話就不太好說了。”（胡妍）
另外有些讀者則把上海男子的務實視為求生存的一種謀略：
“上海不少把‘怕老婆’掛在嘴上，或裝作‘怕老婆’的男子，實際上是並不怕老婆的，這隻是他們在夫妻關係中的一種善意的‘謀略’……”（陸壽鈞）
“上海男人的這種‘謀略’倒確是讓女人給熏陶出來的……上海的男性在全球範圍來說，是最辛苦的。他們要在家庭中充當一個很不容易的角色，這使得這些男子在夾縫中練就了一種生存、斡旋的本領……有‘謀略’的上海男人，畢竟是有風度的。”（王戰華）
“上海男人的生命哲學是盡可能地禮讓出生活上的種種細節來滿足他們的所愛者，從而為自己換取更廣大的事業的思考空間——而這，不就正是上海男人的高明之處？”（吳正）
最令我感到驚奇的是，這些有關“上海男人”的言論好像是在描寫與我結婚三十年了的丈夫。現在我才知道，原來我嫁了個“上海男人”。對我來說，“上海男人”，已成為一種普遍的“好男人”類型，它不再受限於上海或任何一個地區。據我個人的觀察，這樣的男人確是最務實的人；他看見他的女人比自己還忙，就心甘情願地幫忙家事，因為他知道這是建立和睦家庭的最佳秘方。這樣的男人有時或許會顯得太認真或頑固地追求完美，但絕不是“小男人”。他們下廚，有時是為了造就女人，有時是為了個人的興趣，但無論如何，做家事絕對不會抹煞了他們的大丈夫氣概。
這樣的“上海男人”基本上是采取了老子的“柔弱勝剛強”的哲學。與一般所謂的“大男人”不同，他們擁有極高的生活智慧，也深切了解“知其雄，守其雌”的深刻道理。他們知道，婚姻生活比純粹的愛情要複雜得多；成功的婚姻在於日常生活中兩性之間的合作與妥協，它需要無比的耐力與胸懷。雖說他們無意在家庭中取得“權力”，但由於他們凡事照顧對方的“權利”、凡事以溫柔忍耐的態度照顧對方，結果反而取得了左右整個家庭的主權。老子所謂“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乃是這個道理。我始終認為，“權力”是極其微妙的——愈是以強硬的手段急欲取得它，愈是得不到。反之，若以虛心和“為天下谿”的精神來對付一切，則權力自然會到手。
“上海男人”的複雜性乃在於他具有“以柔勝剛”而獲取權力的本領。若把這樣的男人看成“小男人”，則是一種嚴重的文化誤解。我想這也是令龍應台極其不安的地方。尤其在性別關係上，中國的新女性往往有意無意地扭曲了“兩性平等”的意義；她們常常以咄咄逼人的方式，企圖取得控製對方的“權力”。結果是，她們不但沒有得到真正的平等，反而在爭取女權的層次上，一直站在原地上，甚至退了步。這或許是由於多年來階級鬥爭所造成的影響，也可能是對現代西方的權利概念的誤解。
龍應台的“不安”促使了我對中國女權運動的重新關注，而她所提出的“文化誤解觀”更觸發了我對文化問題的反思。其實“誤解”有時比輕易的“了解”還要來得深刻，因為“誤解”常常顯示出個別文化的不同價值觀。如何從誤解進到了解，如何促使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這也正是我多年來研究深思的重點。
很巧，不久前龍應台在北大演講“文化的誤解”這一主題時，我正在北京。當天晚間我與朋友提早一小時抵達北大，因恐臨時找不到座位。誰知會場早已擠滿了人，連會場的入口都走不進去。最後幸而有人領我們爬到“外國來賓席”上，才勉強能坐下來。
我知道，“龍旋風”又吹到了北京，不知這次演講又會激起怎樣火辣辣的文化對話呢？
1998年5月30日
寫於耶魯大學
《啊，上海男人！》在台灣刊出，頭一通電話來自寫詩的女友，大聲抗議：“我們家這個東北男人就是你描繪的上海男人。‘上海男人’太好了，你怎麽能嘲諷他們？”
嘲諷？我怎麽會嘲諷他們？我是在讚美上海男人。
“是嘲諷，不是讚美。”女友堅持著。
一個台北的“上海男人”說：“有一天搭計程車，司機一聽我是上海人，就說，上海男人都怕老婆，煮飯拖地洗廚房，什麽都做。我嚇一跳，怎麽台灣開車的都對上海男人有這個理解？你的文章加深了這個刻板印象。”
我答應好朋友們回去再看一遍文章，自我檢討一下，但心裏覺得有點兒委屈：奇怪，我明明想說的是，最解放的男性就是最溫柔的男性，譬如上海男人。為什麽意思被讀倒了？問題出在哪兒？”
上海讀者的反應就更直接了。遠在加拿大的上海男人來信：“（《文匯報》）作為有上海特色的且在中國有一定影響的報紙，竟公然在本鄉本土上登載這篇侮辱調侃上海男人、有明顯好惡傾向的文章，不僅有失公正，而且嚴重損害了家鄉父老尤其是上海男人的感情！同時也深深傷害了許許多多在海外的上海男人的心！本人作為上海男人……擬在海外全球中文網絡上組織一次由海外上海男人參加的申討對《文匯報》登載《啊，上海男人！》的活動，以示抗議。”
不覺得受到“侮辱”的上海男人當然也有。德國的大陸學人組織邀我演講，談的題目無關上海男人，但在發問時，《啊，上海男人！》又成為一個話題。在場有許多上海男人，紛紛發言。態度溫文爾雅，言語平和有禮。幾乎每一個上海男人都同意，“是的，上海男人是這樣的”，然後試圖解釋這個現象的種種社會成因。在和諧的談話進行中，有另一個聲音突起，標準的北京腔：
“咱們北京男人可不這樣！”
聲音清朗而傲慢。
同時，《啊，上海男人！》的英文版發表了。英國廣播公司bbc邀我上電台朗讀《啊阿，上海男人！》，一次對英國國內聽眾，一次對國際。不同的電台主持人，都是英國女性，在讀到《啊，上海男人！》文章時的第一個反應是：“嗄，上海男人那麽好，那麽先進啊？”
我楞了一下。這正是我曾經預期的反應，也是我寫《啊，上海男人！》的本意；終於有人“讀對”了這篇文章！但是，這究竟是怎麽回事啊，為什麽中文讀者的反應完全相反？這與預設立場有關嗎？
英國人發現《啊，上海男人！》如此有趣，文章所提出的問題如此複雜而重要，朗讀不夠，還要在朗讀後進行討論。討論的主題就是文章的主題：當男性真的解放成溫柔的好男人時，女性是否反而認為他們失去魅力？這種矛盾怎麽麵對？
除了我之外，bbc還請到一位專門研究阿拉伯社會的女學者，從回教社會的角度看問題。為了平衡，還想找一男性參與討論，而這位男性最好持與我相反的論點，也就是說，他認為男人必須是孔武有力、強悍陽剛的，否則女人心底會瞧不起他。“你認識什麽這樣的男人嗎？”製作人在電話中問我。
“哦，”我回答，“這樣的男人台北很多，北京也顯然不少，德國更是滿街走；但是為了錄音方便，你還是找個倫敦男人吧！”
距離約好的錄音時間隻有一天了，製作人從倫敦來電話，有點兒氣急敗壞：“應台，糟了，政治正確在倫敦太厲害了，我找不到一個英國男人願意代表那個大男人立場的！”
有這種事？我握著電話驚異不已，這世界真的變了。倫敦可是另一個上海？
錄音時間到了。我坐在法蘭克福的bbc錄音室，其他的人坐在倫敦bbc的總部。最終也沒找到一個“大男人”。出席的男性，傑夫，是倫敦《男性健康》雜誌的總編輯，英國人。製作人先放我朗讀《啊，上海男人！》的錄音讓他們聽，再請與會者對文章發表感想。我聽見叫傑夫的男人用標準的倫敦腔英語說：
“我太吃驚了。到今天我才知道，原來我是‘上海男人’！龍應台描寫的根本就是我嘛。我和女朋友同居好多年了，她是個記者，比我還忙。我什麽都做：買菜、燒飯、洗衣服——也洗她的衣服，當然洗她的內褲。我從來就沒覺得這是女人的事，她也認為天經地義，並不因此認為我是什麽特別的好男人。”
“做‘上海男人’我覺得很舒服，怎麽說呢？因為我沒有非做大男人不可的那種壓力，所以輕鬆多了。我事業可以失敗，我可以懶惰，可以不拚著命上進，可以不競爭，可以哭，可以軟弱，可以我行我素、自然瀟灑。做大男人，多累啊！”
“看看周圍的朋友嘛，也都和我一樣什麽家事都做。我簡直不能想象那隻是女人的事。做‘上海男人’，挺好的，我喜歡。”
節目終了，製作人讓我們聽一段錄音——她終於找到了一個非洲男人，用口音很重的英語說：
“我不可能去煮飯拖地，那是女人的事。我要是去做那些事，會被其他的男人笑死，所有的女人也要瞧不起我，使我抬不起頭來。不不不，那我們可不是‘上海男人’！”
《啊，上海男人！》在bbc國際電台上連續播了三次。
我沒想到，《啊，上海男人！》會變成一篇“後設小說”，文章正文所描繪的現象是一個故事；不同文化、不同處境裏的讀者對文章的懸殊反應是另一個故事。究竟是我寫倒了，還是讀者讀倒了？為什麽讀者之間差異如此之大？《啊，上海男人！》是侮辱或是讚美，最根本的大概還在於我們心中原已深植的價值觀吧。
不過，以後上海灘上若是多了英國女人，我倒不驚訝。
（原載1997年8月14日《文匯報·筆會》，當時標題為《“我也是上海男人”》）
日本來信
龍應台女士，您好！
我是個住在日本的英文翻譯。
看完《我的不安》這本書之後，忍不住提筆寫信給您。我的中文還寫得不大好，請原諒看不清楚的地方。我隻想用中文告訴您我的看法。
第一次看見您的名字就是在《亞洲周刊》的新聞，內容關於新加坡，很有意思。從那時候起，我一直想看您的作品，去年總算有機會買到了。對日本女人來說，《啊，上海男人！》也有趣。跟那位英國女性一樣，我真是覺得“上海男人那麽先進”。住在到處都有“所謂”大男人的日本，我敢加上“令日本女人很羨慕”的一句。看您的文章，我想起來了一件事。從前跟上海來的男人一起吃飯，他把菜分盛到我們女人的小碟子裏。您大概覺得這是應該做的，其實，北京人、南京人、其他人……連台灣人都一樣，但是日本男人絕對覺得這事是女人應該做的，所以，我們日本女人都大吃一驚，也有非常感動的：“中國男人多麽勤快啊！！”
可惜，您的上海讀者的反應跟我不一樣，和“麵子”有關係嗎？他們的文章透露出優越感和自卑感。
我也想感謝您寫了《反省之可疑》。看完之後，我的心情好多了，至少一位亞洲人認識“日本人這個亞細亞的孤兒有很多種”。yes，哪國人有很多種，國家和個人不可混為一談。我們都應該回避stereotype的魔鬼。“xx人就是這樣……xx人還是那樣”，這樣的說法太無聊。
不用說，承認曆史，反省壞的事，不可缺少。
認識您的作品，我非常快樂。
太感謝您了！
三千惠
1998年1月18日
龍應台的“不安”和她的“上海男人”
——孫康宜
自從去年龍應台的《啊，上海男人！》一文刊出後，整個上海像“龍旋風”橫掃過一樣受了震撼。各種不同的“上海男人”（包括旅居海外的成員）紛紛向發表該篇文章的《文匯報》提出抗議，抱怨此文作者“侮蔑”上海男人、忽略上海男人乃為真正“大丈夫”雲雲。有趣的是，這陣龍旋風終於吹向國際的領域，《啊，上海男人！》的英文版在bbc國際電台上連續播了三次，並引起與中文讀者完全不同的反應。西方聽眾的大致反應是：“上海男人真好，真先進。”
是怎麽樣的文章會引起如此矛盾而眾說紛紜的反應？就如一位讀者所說，“讀龍應台，讓人入世，讓人痛楚、激動，想和人爭吵”（李泓冰：（龍應台與周國平》）。在她最近的散文集《我的不安》（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7）中，我倒得到了一個結論，那就是：龍應台是個充滿了“不安”的文化批評者，因此她也會帶給讀者各種各樣的“不安”。
就是這種字裏行間的“不安”帶給《啊，上海男人！》一文的挑戰性與複雜性。實際上該文是稱讚上海男人體貼太太，而且從買菜、燒飯、洗碗到洗衣，什麽都做：
“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愛：他可以買菜燒飯拖地而不覺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覺得自己卑賤，他可以輕聲細語地和女人說話而不覺得自己少了男子氣概，他可以讓女人逞強而不覺得自己懦弱”
然而，另一方麵，讀者卻從上下文中隱隱約約地看到了“大男人主義”的影子：作者再三強調，這樣百依百順的“上海男人”常是被女人“虐待”的男人，是被控製的小男人。文中引用了一位二十五歲的上海小姐的話：“長得像個彎豆芽，下了班提一條帶魚回家煮飯，這就是上海男人。我要找北方人，有大男人氣概。我就是願意做個小女人嘛！”
盡管龍應台本人不一定讚同這位“小女人”的觀點，但她那傾向於不做主觀判斷的筆法使得上海讀者將作者和文中的女性角色混為一談了。許多上海男人覺得受了侮辱。但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喜歡從事心理“研究”的讀者就利用這個機會開始分析起龍應台的心理狀況了。我認為，在許多讀者反應的文章中，尤以這種心理分析最引人注目。例如，在《捧不起的“上海男人”》一文中，沈善增把龍文說成是一篇“纏綿悱側的祭文”，祭的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男子形象。他以為，在理論上龍應台從上海男人的身上找到了夢寐以求的理想男性，但在感情上她又嫌這樣的男人不夠“男子氣”；所以，龍應台其實“無意開罪上海男人，她與之過不去的是那個長久盤踞在她心頭理想男人的偶像”。換言之，沈君以為龍應台的內心充滿了一種矛盾的失落感。另一方麵，吳正在他的《理解上海男人》一文中，分析龍應台之所以“誤解”上海男人的原因：
“當然，我們是不能對龍女士提出如此高的理解要求的，因為正如她自己所說，她是個台灣女人，且還在美歐俄菲什麽的生活了多年。待到她發現了這個形如‘彎豆芽’的‘可愛’的上海男人一族時，她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啦。於是，對那個‘彎’字之中所可能蘊藏著一股怎麽樣的韌性與張力。她便也永久失去了可以在共同生活之中加以全麵觀察深刻體會的機緣。”
有趣的是，諸如此類的評論都把龍應台的“旋風”文字看成是對上海男人基本品質的嘲諷。至於龍應台本人，她則對這樣的反應感到驚訝。她說：“我的文章引起辯論是常事，引起完全離譜的誤解倒是第一次，而這誤解本身蘊藏著多重的文化意義，令人玩味。”
作為一個生活在美國三十年的華裔讀者，我特別對這種“誤解”的文化意義感到興趣。我認為“閱讀”是極其個人化的經驗，它的涵義常隨個人的文化背景及價值觀而定。比如說，我曾把龍文仔細看過，但我的讀後感與上海讀者的反應完全不同。我自始至終以為龍應台感到“不安”的對象不是“上海男人”，而是上海女人。她擔心上海女人在追求解放的過程中，把“權力”（power）等同於“權利”（right）。在“妻管嚴”的環境中，有許多上海女人或許一味得意於自己的“權力”高漲，因而虐待自己那溫柔體貼的丈夫。她們不但不感激男人的幫助，反而嫌他們不夠男子氣。結果是，上海男人雖然解放了，上海女人仍未得到真正的解放。實際上，真正的解放必須建立在“權利”的分享，而非在控製對方的“權力”上。所以，龍應台問道：“為什麽當女權得到伸張的時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為受虐者？難道兩性之間無可避免地必須是一種權力的鬥爭？”總之，龍應台最關切的還是男女之間真平等的問題。
然而，與龍應台不同，上海人似乎並不關切兩性平等的問題。對他們來說，實際生活的需要比理論上的考慮來得重要。就如一位女性讀者所說，“上海的男人也比較識時務，但識的並不是‘男女當平等’的婦運道理。雖然他們個個說男女平等是應當的，在上海根本不是什麽問題，而是‘經濟是基礎’的道理……既然老婆也就業掙錢的，而且是‘同工同酬’！一定要老婆燒飯這句話就不太好說了。”（胡妍）
另外有些讀者則把上海男子的務實視為求生存的一種謀略：
“上海不少把‘怕老婆’掛在嘴上，或裝作‘怕老婆’的男子，實際上是並不怕老婆的，這隻是他們在夫妻關係中的一種善意的‘謀略’……”（陸壽鈞）
“上海男人的這種‘謀略’倒確是讓女人給熏陶出來的……上海的男性在全球範圍來說，是最辛苦的。他們要在家庭中充當一個很不容易的角色，這使得這些男子在夾縫中練就了一種生存、斡旋的本領……有‘謀略’的上海男人，畢竟是有風度的。”（王戰華）
“上海男人的生命哲學是盡可能地禮讓出生活上的種種細節來滿足他們的所愛者，從而為自己換取更廣大的事業的思考空間——而這，不就正是上海男人的高明之處？”（吳正）
最令我感到驚奇的是，這些有關“上海男人”的言論好像是在描寫與我結婚三十年了的丈夫。現在我才知道，原來我嫁了個“上海男人”。對我來說，“上海男人”，已成為一種普遍的“好男人”類型，它不再受限於上海或任何一個地區。據我個人的觀察，這樣的男人確是最務實的人；他看見他的女人比自己還忙，就心甘情願地幫忙家事，因為他知道這是建立和睦家庭的最佳秘方。這樣的男人有時或許會顯得太認真或頑固地追求完美，但絕不是“小男人”。他們下廚，有時是為了造就女人，有時是為了個人的興趣，但無論如何，做家事絕對不會抹煞了他們的大丈夫氣概。
這樣的“上海男人”基本上是采取了老子的“柔弱勝剛強”的哲學。與一般所謂的“大男人”不同，他們擁有極高的生活智慧，也深切了解“知其雄，守其雌”的深刻道理。他們知道，婚姻生活比純粹的愛情要複雜得多；成功的婚姻在於日常生活中兩性之間的合作與妥協，它需要無比的耐力與胸懷。雖說他們無意在家庭中取得“權力”，但由於他們凡事照顧對方的“權利”、凡事以溫柔忍耐的態度照顧對方，結果反而取得了左右整個家庭的主權。老子所謂“將欲奪之，必固與之”，乃是這個道理。我始終認為，“權力”是極其微妙的——愈是以強硬的手段急欲取得它，愈是得不到。反之，若以虛心和“為天下谿”的精神來對付一切，則權力自然會到手。
“上海男人”的複雜性乃在於他具有“以柔勝剛”而獲取權力的本領。若把這樣的男人看成“小男人”，則是一種嚴重的文化誤解。我想這也是令龍應台極其不安的地方。尤其在性別關係上，中國的新女性往往有意無意地扭曲了“兩性平等”的意義；她們常常以咄咄逼人的方式，企圖取得控製對方的“權力”。結果是，她們不但沒有得到真正的平等，反而在爭取女權的層次上，一直站在原地上，甚至退了步。這或許是由於多年來階級鬥爭所造成的影響，也可能是對現代西方的權利概念的誤解。
龍應台的“不安”促使了我對中國女權運動的重新關注，而她所提出的“文化誤解觀”更觸發了我對文化問題的反思。其實“誤解”有時比輕易的“了解”還要來得深刻，因為“誤解”常常顯示出個別文化的不同價值觀。如何從誤解進到了解，如何促使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這也正是我多年來研究深思的重點。
很巧，不久前龍應台在北大演講“文化的誤解”這一主題時，我正在北京。當天晚間我與朋友提早一小時抵達北大，因恐臨時找不到座位。誰知會場早已擠滿了人，連會場的入口都走不進去。最後幸而有人領我們爬到“外國來賓席”上，才勉強能坐下來。
我知道，“龍旋風”又吹到了北京，不知這次演講又會激起怎樣火辣辣的文化對話呢？
1998年5月30日
寫於耶魯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