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台灣女人，在美國和歐洲生活了二十年。從俄羅斯到南非，從以色列到菲律賓，全走遍了；以為這世界上能讓我真正驚訝的事情大概已經沒有了，直到我認識了上海男人。
在十年前開始閱讀大陸文學的時候，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民族苦難、十年浩劫什麽的，而是：咦，怎麽小說裏下廚燒飯洗碗的以男人居多？瞄一眼我的書架，隨便抽出一本翻翻：你看，夫妻倆要請客了，“13日一早，周敏起了床就在廚房忙活。”這周敏可是個男人。“因為臨時居住，灶具不全，特意去近處旅館租借了三個碗、十個盤子、五個小碟、一副蒸籠、一口砂鍋。”周敏緊接著開始剖魚，他的女人就試穿上一套又一套的漂亮衣服，化妝打扮。這樣的情節在台灣的小說裏可難找到，台灣作者要編都編不出來。
社會主義教出來的男人還真解放，我記得自己暗暗驚歎。
在海外見到的大陸女人，說得誇張些，個個抬頭挺胸、驍勇善辯，沒有人認為應該犧牲自己去成全丈夫的事業。資本主義社會裏的諺語，“每個成功的男人背後有個溫柔的女人”，不能用在大陸女人身上；她們昂首闊步地走在前頭，不在男人的陰影中。相形之下，台灣女人處處流露出傳統“美德”的痕跡：溫良恭儉讓，樣樣具備。儀態舉止上仍講究“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羞怯。自己的事業一不小心太順利時，還覺得對男人不起，太“僭越”了。
瑞士的女人不久前還沒有投票權。德國的女人，婚前也許雄心勃勃，一旦有了孩子就發現幼兒園、小學、中學都隻上半天課，下午她就得留守家中做保姆、清潔婦、廚師、司機兼園丁，而這些工作又全是無給職，她變成一個伸手向男人要生活費的配偶。德國女人是歐洲有名的賢妻良母，為丈夫子女犧牲自己的事業不僅不被當作美德，簡直就是女人應盡的義務。走過德國的小村鎮，你可以看見一戶一戶的女人在曬棉被，擦窗玻璃，擦呀擦呀擦得一塵不染，等著男人回家來誇獎。
所以我對大陸男女關係的平等是有心理準備的，隻是沒有想到上海男人在大陸男人中還自成一格，是一個世界稀有的品種。
在一個陌生的城市裏，隻要側耳聽聽人們飛短流長地說些什麽，大概就可以探知這個城市的文化特質。走進安徒生的家鄉，你會聽見人們竊竊私語小美人魚如何受父權壓抑，不讓她追求愛情。走進格林兄弟的小鎮，你會聽見人們如何議論灰姑娘辛德瑞拉的後母。走進李昂的“殺夫”小村，你會聽見人們耳語婦人林氏如何被丈夫毒打強暴。而不分古今或中外、童話或寫實，流言中被虐的都是兒童和婦女；《二十四孝》是一部兒童被虐史，《列女傳》是一部婦女自虐記。但是在20世紀末的中國上海，你說奇怪不奇怪，流言的主角竟是男人，被虐待的男人。
某人被妻子趕了出去，在黃浦江邊踱了大半夜。房子是妻子的單位發的，所以女人指著門叫他走，他就得走。某人在外頭有了情人，妻子便讓他每天趴在地上拖地，來來回回地拖，直到他一隻手脫了臼；沒關係，裝回去，再拖。某人有一天回家晚了，發現他的寫字桌、書籍衣物被妻子扔在門外，像丟垃圾一樣。某人想離婚，女人就把水果刀按著手腕威脅自殺，男人遂不敢再提離婚，但女人從此每晚強迫男人向她求愛……
“男人——”我小心翼翼、結結巴巴地問，“男人——也可以被被被強迫嗎？”我並沒有那麽無知，可是我們是在談上海男人，情況也許特殊些。
“怎麽不可以？”親戚輕蔑地白我一眼，繼續說，“小張每天都像死人一樣去上班，再也沒力氣要離婚。他老婆還揍他呢！”
哦！那麽上海男人和瑞典男人差不多吧？在國外的報上曾經讀到一份聯合國發出的文件，說是瑞典男人被妻子毆打的情況普遍，呼籲瑞典人成立保護男人組織，拯救被虐男人。在歐洲，瑞典的男女平權被認為是最進步的，可是為什麽當女權得到伸張的時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為受虐者？難道兩性之間無可避免地必須是一種權力的鬥爭？我來不及深究，因為眼前這個上海男人正興高采烈地告訴我他怎麽怕老婆。
我愛我老婆呀，她叫我做什麽，我就做什麽。他說起來眉開眼笑。旁人七嘴八舌地催他，講講講，講你怎麽上廁所。他就說，老婆愛幹淨，不準他用身體去碰馬桶，所以他總是雙腳蹬到馬桶邊緣去辦事的。有一次，一個打掃廁所的老太婆，從外頭往下看，哎呀，他腳不見了，就一麵叫罵，一麵用拖把打門；他不為所動，老婆的命令，不下來就是不下來。
和一個文化界的朋友午餐。吃了一碗螞蟻湯之後，他開始吐露一點婚姻上的苦惱。“你別看我在外麵好像還是個挺重要的人，”他擦擦額頭的汗，“在家裏呀，我什麽都不是。”第二天我們要一起參加一個會議。“我老婆叫我提早趕回家去買菜做飯，她有個親戚要來看她。”
他搖搖頭，憤憤地說：“我才不趕回去呢！是她的親戚，你瞧瞧。”第二天，會還沒完他人已不見。別人不知他到哪兒去了，哈，我知道。
接著是表姨要我到她家去吃午飯。我當然要她別麻煩，出去吃好了。不麻煩，不麻煩，她說。到她家時，飯菜已熱騰騰擺上了桌，表姨和我坐下來吃，廚房卻仍乒乓作響，是誰在做菜呢？
端著熱湯走出來一個年輕男人，表姨介紹，是她將來可能的女婿，一個工程師，剛巧從外地來訪，所以要他下廚。果真不麻煩。
吃過飯之後，是這個男人收拾碗筷，清理廚房。
清洗之後，他陪我們兩個女人逛街看衣服店。逛街的時候，他跟在我們後頭，手裏的大包小包一包比一包重，走了一個下午。
“你說嘛，這種情況，”回到台北，我問一個在大學裏教書的朋友，“在台灣可不可能？”
她並不回答，卻若有所思地邊想邊說：“我想起來了。我在上海借住在一對不怎麽熟的夫妻家裏。有一天出門回去的時候，發現男主人把我換下來的內褲都給洗了，晾在陽台上。我大驚失色。”
“現在，我明白了，”她微笑起來，“上海男人嘛！”
我也明白了。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愛：他可以買菜燒飯拖地而不覺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覺得自己卑賤，他可以輕聲細語地和女人說話而不覺得自己少了男子氣概，他可以讓女人逞強而不覺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賞妻子成功而不覺得自己就是失敗。上海的男人不需要像黑猩猩一樣砰砰捶打自己的胸膛、展露自己的毛發來證明自己男性的價值。啊，這才是真正海闊天空的男人！我們20世紀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夢寐以求的，不就是這種從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來的、既溫柔又坦蕩的男人嗎？原來他們在上海。
“我才不要上海男人呢！”二十五歲的上海讀者翻起白眼，一臉不屑，“長得像個彎豆芽，下了班提一條帶魚回家煮飯，這就是上海男人。我要找北方人，有大男人氣概。我就是願意做個小女人嘛！”
我憐憫地看著她光滑美麗的臉龐，很想告訴她：年輕的女郎，為這大男人氣概，你可得付出昂貴的代價，那就是你自己的生命發展。你不知道天下最寶貴的男人就在你的身邊呢。
我沒說，隻是帶著一大團困惑離開這迷人的城市。上海的男女真平等嗎？不見得。隻需看冰山一角：我接觸的是上海的所謂文化菁英——碰來碰去都是男人，和在台北，在德國、美國，沒有兩樣。也就是說，在公領域裏，社會的資源和權力仍舊掌握在男人的手裏。上海女人說起來如何厲害、如何能幹，顯然還局限在私領域中。兩性權力分配的均勻隻是淺淺的一層表麵，舉世皆然。
而那二十五歲的女郎對大男人的向往，並不是輕易可以嗤之以鼻的。美國詩人羅伯特·布萊所寫的《鐵約翰》成為暢銷書，可能是因為他提出了一個令許多男人女人困擾的問題：
解放的男人、溫柔的男人、不以幫女人洗內褲為恥的男人，當他們發現女人竟然開始嫌他們不夠男子氣的時候，何去何從？而女人，穿上男人的衣褲，跨著男人的大步，做男人的“同誌”與他並肩開辟天下，當她們發現男人竟然開始嫌她們不夠女人味的時候，又何去何從？
在上海，被男人養著玩兒的“金絲雀”和小女人又開始出現了，好像曆史又往來時路倒著走。兩性之間究竟是否脫離得了控製與被控製的關係模式？男女平等、互敬互愛的前景究竟是什麽呢？
騎著單車、拎著帶魚回家的可愛的上海男人，是不是也正想著這個問題，心裏有點兒憂鬱？
（原載1997年1月7日《文匯報·筆會》）
後記：此文在上海《文匯報》刊出後，引起軒然大波。“上海男人”紛紛打電話到報社大罵作者“侮蔑”上海男人，上海男人其實仍是真正“大丈夫”雲雲。
也說“上海男人”
——陸壽鈞
龍應台的大作《啊，上海男人！》讓我驚訝的是：作為一個很有學識的人，怎能以地域劃分來籠統地評說人！
我向來不讚成以地域劃分籠統地對人，對男人、女人去概括出個特征來進行褒貶評說。我們應該麵對事實：每一個地域的人，每一個地域的男人與女人，在性格、處世特征上並非都是劃一的，也不可能是劃一的。上海男人與外地男人一樣，有婆婆媽媽的，有窩窩囊囊的，也有豪爽大度的，事業性極強的，很難用一個劃一的說法去概括他們的特征。我想，台灣人，台灣的男人和女人也是如此。龍應台說：“台灣女人處處流露出傳統‘美德’的痕跡：溫良恭儉讓，樣樣具備。”對此，我隻能報之以一笑。且不說台灣報刊上天天都有與此相反的報道，就拿一開頭就聲明“我是一個台灣女人”的龍應台來說，倘若果真“溫良恭儉讓，樣樣具備”的話，就不會到上海的報紙來“橫掃”上海男人了！
龍應台以在上海的所見所聞，舉了不少上海男人如何“怕老婆”，也就是本地人戲稱的“氣管炎”（妻管嚴）的毛病，我也隻能報之一笑。誠然，這些事例雖不免在傳說與行文時有所誇大，應該說還是在上海的一些男人中存在的，但絕不能就把它劃一地看成是上海男人的“特產”了。就在這些事例中，龍應台也不免被一些表麵現象所迷惑。上海不少把“怕老婆”掛在嘴上，或裝作“怕老婆”的男子，實際上是並不怕老婆的，這隻是他們在夫妻關係中的一種善意的“謀略”。上海男人中的一些人與其他地方男人中的一些人一樣，有他們的複雜性。
龍應台“在美國和歐洲生活了二十年”，在世界上走遍了不少地方，當然是個非常解放的女人，所以，她在列舉了上海男人做家務、不與老婆爭高低等等“特色”後，仍然覺得“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愛”。其實，在男女平等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熏陶下，上海的男人與女人早已不把這些當作一回事了，為什麽家務事必須都是女人做呢？一個真正的男子漢為什麽要落到去與自己的老婆爭高低呢？上海輿論衡量一個男人有沒有男子氣，主要還是看他在社會生活中是否活得堂堂正正，並不在於在家中做不做家務和是不是與老婆逞強。看來，龍應台的“解放”與我們的解放還是有區別的，或者說，我們的解放已越過了她所理解的“解放”。當然，在上海的男人與女人的關係中，不免還存有某些陰暗之處，但絕對不是如龍應台看作的“好像曆史又往來時路倒著走”。絕大多數的上海人，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對男女平等、互敬互愛的前景還是十分樂觀的。
因此，我也不同意龍應台似乎是透過現象看本質的一段話：“上海的男女真平等嗎？不見得，隻需看冰山一角；我接觸的是上海的所謂文化菁英——碰來碰去都是男人，和在台北，在德國、美國，沒有兩樣。也就是說，在公領域裏，社會的資源和權力仍舊掌握在男人的手裏。上海女人說起來如何厲害、如何能幹，顯然還局限在私領域中。兩性權力分配的均勻隻是淺淺的一層表麵，舉世皆然。”我們暫且不去廣泛地列舉，也暫且不去理會“所謂”兩字，就拿上海的文化界來說吧，用一句上海話來說：女作者、女記者、女導演、女學者何其多嗬！上海肯定還存有男女不平等的事例，但並不能就此斷定上海男女不平等。
我並不是個正宗的上海人，隻是在上海生活了那麽多年，才對上海人，上海的男人和女人，看出了一些道理來的。我想，龍應台如能多來幾次上海，她的看法會真正深入下去的。
歡迎您，龍應台，多來幾次上海吧！
理解上海男人
——吳正
通常，我的創作習慣是隻執著於自我感受而很少遭到外界什麽因素幹擾或者引誘的；然而，這次的例外是在我讀了龍應台女士的那篇《啊，上海男人！》之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成了她繪聲繪色之中的某一個，但有一點應無疑義，那便是：我就是個地道的上海人——上海男人。我笑眯眯地對自己說，也來一篇吧，作為對龍女士嬌聲一呼的某種回應，充當回音壁。當回音壁有時是很有樂趣的。
雖然，拎帶魚騎單車回家的形象並不適合於我，但畢竟，我們都是流動著相同性格血型的一群。近百年的傳統加上三十來年的革命化，男女平等的教育會造成一種什麽樣的上海男人的心理順從，我答不上；上海男人在世紀初率先接受文明、世紀中適應社會轉型、世紀末重新投身開放熱潮的種種不尋常經曆終將把它鑄造成了一個特殊的性別種族。經濟地位、江南性格以及文明熏陶，這是構成上海男人的三道鮮明的性格光譜，所謂小男人隻是一種膚淺不過的理解，上海男人的生命哲學是盡可能地禮讓出生活上的種種細節來滿足他們的所愛者，從而為自己換取更廣大的事業的思考空間——而這，不就正是上海男人的高明之處？我們很可能缺乏偉岸的體魄、疊疊的肌塊以及“黑猩猩捶打自己露出毛發的胸脯來證明其存在價值”時的那種聲嘶力竭，但我們卻有強大而安靜的內心境界。上海從前是、今天又再次成為全國乃至世界的文、經重鎮，與上海男人的這種性格內質不無關係。隻有傻瓜才會將性別視作為什麽可供自豪和自居不凡的東西——世界上不就是除了男便是女的兩種性別？這便是我們所理解的大小男人主義之間的辯證關係。
然而，我相信龍女士也是理解這一切的。她是個幹練和充滿了男性化果斷和機敏作風的女人。我與她有過若幹次興致高漲的交往，在文化界人士聚會的飯局上，她談興熱烈真摯而開放，與她筆下的那位有著光滑美麗臉龐的、芳齡二十五的、說是希望將來能嫁個北方大男子漢的汪汪女子大相徑庭。當然，向往外形上的陽剛與偉岸，這是每一個女性的心理密藏，隻是如龍女士所言，為著這種單一的追求，日後的你會不會因而付出昂貴的人生代價？外國究竟如何咱不敢說，單在中國，男人盤腿炕頭飲酒喝茶鬥雞玩蟋蟀閑扯瞎聊打老k，而讓老婆下田喂豬抬水背石，完了要以最快的速率換好小孩的尿布再炒幾碟小菜端上桌來侍候他們，一旦幹不好，還可以揪著女人的頭發來個興師問罪的北荒南鄉之地至今還有不少。這種令上海男人們瞠目之後外加搖頭的原始以及不開化絕不是單以“民俗”兩字的解釋便可以一筆加以抹煞的，這正是該類區域在能見的將來還不能那麽快地摘去貧困之帽的標幟之一。然而，上海不是這樣，在這座文明與繁華的國際大都市中，男女性別都等值在同一水平線上，各盡其職。龍女士已細致觀察到了所謂文化菁英仍以男性居多的事實。其實，“武化”還是“商化”的菁英又都以哪一種性別為主，這是在兩性單獨相處相悅相濡之時發揮出來各自的性別特長。在一個文明合理先進的社會中，凡強者，不論男女，都有競爭至社會最前列的權利，美國如此，香港如此，上海，也如此。上海，於是便在龍女士的筆下被喚作一個“迷人”的城市，難道在這“迷人”之中就不包括上海男人這一項精美而別致的人性軟性？——我想，這是龍女士的一句並沒有說出了口的肯定。
其實，最深刻了解上海男人的還是上海的女人。她們是她們男人們的一種背景、一擎支柱以及一灣避風港。她們在生活細碎上所表現出的“昂首闊步”隻是她們間接順從的一種變奏，她們才是上海男人最佳的精神與事業拍檔。在上海，懼內不會被人真正地笑話（上海人的一句口頭禪是：“怕老婆發財格呀！——”），而相反，欺妻與虐妻倒被公認為一種恥辱，一種外燙內寒的懦夫行為。上海夫妻的恩愛秘訣是心照不宣的感情互動以及精神體貼——諸如那段替老婆洗內褲的細節，不論龍女士添此一筆的色香味的內定搭配究竟意欲何在，倒恰好凸現了上海男人對於愛情以及兩性相處藝術上的某個特殊視角與思維，因為愛，有時是需要帶點兒“肉麻”的。
當然，我們是不能對龍女士提出如此高的理解要求的，因為正如她自己所說，她是個台灣女人，且還在美歐俄菲什麽的生活了多年。待到她發現了這個形如“彎豆芽”的“可愛”的上海男人一族時，她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啦。於是，對於那個“彎”字之中所可能蘊藏著一股怎麽樣的韌性與張力，她便也永久失去了可以在共同生活之中加以全麵觀察深刻體會的機緣。那天，已經很晚了，我太太突然接到了一隻她的一位旅港的福建女友打來的電話：“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妹妹她出嫁了！——”“恭喜！恭喜！……她嫁的也是你們那同一種人……”“什麽？——同什麽一種人？”“我說的是，她也嫁了個上海男人！”其口吻之興奮猶若撿到了一件意外的寶藏一般。電話掛斷之後，妻子如實地告訴了我她們通話的內容，她的神情平靜且充滿了理解。“我們送她一份厚禮吧。”我點點頭，並不太有要將話頭說出口的意圖，因為此刻我正在心中嘀咕著：所以，不是我說，能嫁個如意的上海郎君，也是當今女人的一種福分呢，真的。
捧不起的“上海男人”
——沈善增
有朋友來電，說龍旋風刮上門來，一篇《啊，上海男人！》把滬上的須眉一筆橫掃。於是我去找那篇文章來看。原以為是篇火辣辣的檄文呢，不料卻讀到了一篇很纏綿徘側的祭文。龍女士祭的是她心目中理想的男子形象，從那深自失落又強顏調侃的語調，我推測，這甚至可以說就是她的整個人生理想。因為從理論上說，“20世紀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夢寐以求的，不就是這種從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來的、既溫柔又坦蕩的男人嗎？原來他們在上海。”然而在感情上，她又不能不覺得這樣的男人“不夠男子氣”。魚與熊掌不可得兼，於是她“隻是帶著一大團困惑離開這迷人的城市”。所以她其實無意開罪上海男人，她與之過不去的是那個長久盤踞在她心頭理想男人的偶像。
文章的後麵提出了一連串的困惑，很有點像祭文裏此岸的人向彼岸的靈魂發出無望的呼喚。
譬如她有意無意地將男人下廚（大陸叫“圍裙丈夫”）與懼內（她叫做“男子被虐”）混為一談。
男子下廚，是中國大陸特有的經濟生活條件（女子普遍就業，男女同工同酬）及生活習慣（以飲食為生活主要節目，以烹任為生活主要藝術）造成的有中國特色的家務分工形式，與女子是否占有家庭及至社會的話語權，或從男子方麵說是否“懼內”是兩回事。下廚的男人不一定懼內，懼內的男人不一定下廚。下廚是主動盡責，懼內是被動受壓這一點，龍女士一上來是分得清楚的。她認定上海男人“是一個世界稀有的品種”，就因為她覺得上海男人不僅下廚而且懼內。但說著說著，她又把這兩件事扯到一起了。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她太需要證明上海男人的甘心被虐了。
男人懼內，是個曆史悠久的話題，比男人下廚不知要古老多少年，比20世紀的“女權主義”運動也不知要古老多少年。“河東獅吼”一語典出北宋，不說世界，至少中國士大夫懼內是有優秀傳統的。如果說“20世紀追求解放的新女性”忙乎了半天，炮製的女性話語權等種種理論，不如幹脆嫁到中國來，即使在中國女人纏小腳的時代，還不乏懼內的大老爺們。所以龍女士驚訝地發現夢寐以求的男人原來在上海，這實在是她的一廂情願的錯愛。難怪聰明的她後來又要追問：“上海的男女真平等嗎？”真正懼內的男子，一般都未能修煉到超然物外、不以其為恥的水平；而在人前宣傳誇耀自己懼內的，他的懼內就很可懷疑。有的是從反麵來顯示自己的紳士風度，因為他覺得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欣賞懼內的男人，故而投其所好，表演一番，難說沒有些“肉麻當有趣”的成分。有的則可能是在為另覓新歡製造輿論，甚至可能是有針對性地下誘餌。龍女士遊曆過世界，見多識廣，按理不應該被這些從古到今男人慣用的小花招所迷惑，因此我要說她是情願受騙。
總而言之，下廚的上海男人像中國大陸其他地方的男人一樣較為普遍，懼內的上海男人也像中國乃至世界（如瑞典）其他地方的男人一樣不是沒有，但自成一格被尊為“世界稀有品種”的上海男人則是龍女士有意無意的虛構。虛構這樣的“上海男人”，是為了向她自己證明些什麽；但因為內心的矛盾，導致邏輯的混亂，結果非但證明不了什麽，反倒多了一大團困惑。
真正的上海男人到底如何呢？我是生於斯，長於斯；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借龍女士的眼光旁觀一下，我覺得上海男人在適時求變，不受傳統的乃至陳腐的觀念束縛方麵，自有其優越之處。上海男人不會脫離現實環境，去追求幾千年一貫製的“大丈夫”價值，死要麵子活受罪，弄得自己很痛苦。上海男人也不會因為20世紀末的新新女性又轉而欣賞“大男人氣概”，立刻急吼吼地去向“黑猩猩一樣砰砰捶打自己的胸膛，展露自己的毛發”的男人看齊。上海男人是比較務實的，不為傳統觀念而硬撐，不為討好女人而強扭。認準黑格爾老頭說的至理名言：“凡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現存的都是會改變的。”以一顆平常心處世居家過日子，所以多數上海男人活得心安理得，一點也沒察覺到自己已變成世界稀有品種，奇貨可居。龍女士在文章最後對上海男人殷切期望：“騎著單車、拎著帶魚回家的可愛的上海男人，是不是也正想著這個問題（男女平等、互敬互愛的前景——筆者注），心裏有點兒憂鬱？”一般來說，那期許是要落空的。在大多數上海男人看來，這個問題並不成其為問題，他們則實在太忙，沒工夫去操這份閑心思。
啊，上海男人，你們真是捧不起的劉阿鬥啊！
說“橫掃”
——關於“上海男人”的是非
——馮世則
在《筆會》上先後拜讀龍、沈兩位關於“上海男人”的文章，放下手中活計來插上幾句話。
恕我直白：兩位的文章恐怕都犯了一個忌諱——以偏概全。沈先生筆下尤其多一點兒情緒。這恐怕是不必要的吧？
我猜想龍女士手中並無統計資料，那又何以認為上海男人——至少是近半數乃至過半數？——都下廚房呢？而且，人人吃飯，男人也吃。既要吃，為什麽就不作興下廚房或也下廚房呢？
沈先生解釋男人下廚的原因，其一是女子普遍就業、男女同工同酬。我以為這“酬”字別有一點說道；所同者是低酬。一人的低酬不能養家活口，於是隻得“同工”（婦女解放的大問題此處不論）；而這“工”也別有一點說道：我們幾十年來的傳統不是家務勞動社會化而是社會勞動家務化。近些年來雖很有改善，從而也給改革記分，做飯自然複雜而費時間，所以既需同工於社會，又需同工於廚下也。否則，一頓晚飯吃到什麽時候去？
此為龍文之偏。
沈文也偏：“總而言之，下廚的上海男人像中國大陸其他地方的男人一樣較為普遍。”近千萬平方公裏的國土，大半是鄉村；那兒的男人下廚房的“普遍”程度能和上海或其他城市相比嗎？我也是沒有統計數字的，但猜想情況恰好相反：肯去廚下“同工”者恐非多數。又相反恐怕打老婆倒不罕見。
這裏且岔出一筆，請求討厭“老婆”一詞的女士先生們理解：我無法說“打愛人”——既非“打情”，又不是出於“心疼”，“打”和“愛人”弄到一起，豈不荒誕？而且“愛人”一詞無性別，竟不知誰打了誰也。
沈文以下繼續“總而言之”說：“上海男人不會……。上海男人也不會……。上海男人是比較務實的……。”這一串“上海男人”之前既無確數又無約數加以限製，那就是指全體了？那可能嗎？所以我以為沈先生有點動情緒了。
我以為說話作文，切忌“一筆橫掃”，以免誤導。去年某報刊文，說西部某市婦女特愛濃妝豔服而又不得其道，令人反感。結果倒是文章本身令人反感，連編輯先生似也陪著做解釋。這可為一例。眼前的爭論也可為一例吧？再一例：稚年讀過一本書，叫《從一個人看一個新世界》。於今思之，不覺憫然：叫我怎麽看呢？
沈文剪貼在手邊，所引有據；龍文卻沒有。《筆會》辦《龍應台專欄》，我以為是個好主意，不但讀，而且剪，好端端的一張報紙多次剪得支離破碎，這個專欄是原因之一。這次卻未剪貼，因為——讀者真誠反饋，龍女士不以為忤吧？——該文雖也寫得漂亮，卻有些我不讚同的東西，但因此也就無法詳引了，就此一並說明。
亂談“上海男人”
——張亞哲
上海男人的淺笑的確是尷尬，上海男人的憤怒如陸壽鈞對龍應台也始終挽不回如三絲春卷皮似的顏麵，即將欲說還休的矜持墮落為怒發衝冠的孟浪，再犀利的文字也回天無力。怪隻怪“上海男人”這有些驚天地泣鬼神的牌坊。
坊間話語如陸壽鈞的紳士措辭，清淡得無法察覺微瀾死水。龍應台女士能惠顧上海男人這溫柔雅趣確能證明男人之於上海，上海之於男人，總有那麽些汗漬於奶漬，奶漬於血漬，是不可脫離了幹係而春夢了無痕的。
想起這個陰盛陽衰得很有些無所謂的城市，想起張愛玲筆下的佟振保，王安憶筆下的陳先，毛毛娘舅各色人等，是有些蒼涼人世的淚可垂，情婦無恨的氣可歎。倒突然覺悟湧動在上海螻蟻般巢穴的清潔臉麵，發油可鑒的男人，步態斯文的男人，深沉儒雅的男人，如程乃珊早期向往的帶力士香皂味道的男人，無可選擇地追尋著執著的仕女的淑女的上海，在交際花盛開之際無聲無息地萎頓，這令人可憐的嬌滴滴精致的男人是將被水性的上海蝕了腰骨望穿了秋水，在上海人異口同聲（連龍應台女士也聽到了）的氣管炎的咳嗽聲中強做歡顏。
文人的上海男人粗俗市井的上海男人吸入城市廢氣喝入城市廢水最多的上海男人痛苦並快樂著。無言，無聲，無笑。不論佳麗坐擁一夜開五十瓶xo的江北上海男人或每天瑟縮於風中、流汗於陽光中，穿越過城市擁擠道路的男人，都在每天積攢自尊，每時消弭孤獨每刻想逃避責任。城市目擊的文章寫得太濫了，花團錦簇的上海女人們冷眼望江淮，這《後庭花》的歌糜廢得令人垂淚。燈紅酒綠中上海男人被世俗成為霓虹燈下的哨兵，為世界上唯一一塊毋需女權主義刺耳噪聒的淨土默默耕耘。
聽廣闊中國大地許多女人談論上海男人豔羨是明擺著的，這或許也是某種龍頭作用。這座20世紀中國最大的都市每一天都在重溫曾經脂粉猩紅的浪漫歲月，不但創造著對三姨太四姨太下跪，為五姨太六姨太剪腳趾甲的商界巨賈，還有那些做“阿詐裏”做長工做癟三隻為博紅顏一笑的男人。上海這個城市的積塵太厚了。每一種埋沒都沉默得可怕。男人如若在冷酷世界失卻了鐵血原則就無尊嚴可言。迷霧穿透的上海無疑是等待著某種複興的。
龍應台女士對於上海男人的讚許是相比較其耳聞目睹的賢妻良母的其餘世界。不是每個上海男人都有跪搓板的經曆，深夜被趕出家門的男人或許正無憂無慮地走向情人的單身公寓，而家裏河東獅吼的女人正百感交集自歎命苦或其他卻死惦著灰溜溜走出家門的男人。諸如後悔衣服穿得是不是少，或會不會去找別的女人。整個世界為這一場景會感動得啞口無言，然而生活的代價卻昭然若揭。
上海女人的嘴是刻毒了些，或許因為那嘴中同時流蜜才製止了反抗的革命。我隻談論的上海男人，看著罵遍千山萬水的龍女士的話，在每一個被賦予麵子的快樂瞬間盡情生活，不然，上海的男人就隻有灰飛煙滅了。那是誰也不能想象的事。
龍應台與周國平
——李泓冰
龍應台在上海的報紙上對上海男人評頭品足了一番，讓上海的男人女人都不舒服，像在眾目睽睽下，無端地成了一盤烤得透紅的龍蝦。各地副刊編輯們則興奮於找到了熱點，將龍應台端出的這盤龍蝦敲骨吸髓、煎炒烹炸地吃了又吃。被形容為“龍旋風”的龍應台呢，早已坐在瑞士美麗的家中，欣賞並記錄著她的兒子安安的如珠妙語，我們這裏關於上海男人的喋喋不休，渾不關那個家中的痛癢。
我讀著龍應台的自選集《女人與小人》（上海文藝出版社），這是用女權主義的肝膽、憐愛與自得交織的慈母心腸熬成的一鍋滾湯。嫁了德國丈夫的龍應台，時時有意無意地褒揚西方男性而對東方的偉丈夫心存不敬。
我一直對住在大洋彼岸享受著西方、又對東方恨鐵不成鋼的同胞存著幾分腹誹。真有責任感，何不回國盡忠盡孝？隔著天窗，說著亮話，總讓吃不到葡萄的我酸得難以下咽。
龍應台這顆遙遠的酸葡萄，嚼在我嘴裏原是過癮得很的。那會兒和同學們都是壯懷激烈、以天下為己任的年紀，初入社會，事事都有逆鱗之痛，凡重擊中國人積弊的文字，如龍應台的《中國人，你為何不生氣？》之類，均覺如飲狂泉。重讀龍應台，對那種俯拾即是的偏激、張狂、武斷、自以為是，卻覺得觸目得很，感慨地想：年輕時真是幼稚，竟看不出來！
扔下龍應台，拾起周國平，也是散文集，《守望的距離》（東方出版社）。如果說龍應台是“旋風”的話，周國平是潤物無聲的“細雨”，或者說像二三老友端坐於書齋，把著淡酒浮出的細語。平和、寬容、有味，不疾不徐，從容古今，從容情感，間或也有些淺淺的憂鬱。讀了不會讓你有激賞的衝動，隻是些微的歎服。周國平生於上海、學於上海，在廣西度過十年的深山歲月，由考研而定居北京。隻有生長於斯的學者，才能得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的真傳，個中感受真是我們這些一同走過時代風雨的人才冷暖自知。從容與寬厚掩住的痛苦，不足為外人道，對自己人則不必說，全能心領神會；所以周國平索性這樣標題：《為自己寫，給朋友讀》、《生命本來沒有名字》……
讀周國平，像讀中國古代哲人的書一樣，讓人沉靜，讓人出世。讀龍應台，讓人入世，讓人痛楚、激動，想和人爭吵。
本來書架上這兩位的書早就擱在一起，也不曾起過衝突，有過比較。最近恰巧前後腳地閑讀龍、周，就對自己起了疑惑：何以對龍前恭後倨，而對周卻網開一麵？我警覺到，真是上了年紀了，開始將擊劍長嘯、白眼看人視為膚淺了。
驚後反省，得了一個結論：今天的東方，其實更需要的是龍應台，而不是周國平。對自己的毛病，有痛楚才會下決心去根治，我們還沒有到享受從容的時刻。周圍平的境界，怕倒是能解了西方人的愁結；可是，東方獨多周國平，龍應台卻遠嫁西方，所謂“橘逾淮為枳”。
雖然仍是私心不以龍應台為然，還是決定，從此多讀些“旋風”文字，少讀些周國平。梁啟超早就呼喚“少年中國”，幾代人又過去了，總得更多一些中國人有少年激情才成嗬！
啊，上海男人！
——王戰華
——1——
上海有一份大報在去年曾發表了一位頗有些名氣的“台灣女人”龍應台的文章《啊，上海男人！》。
龍作家這篇行文在上海男人當中炸開了，有實力的“大手筆”便接踵而至地發表高見。
我先後讀過《捧不起的“上海男人”》、《也說“上海男人”》和《理解上海男人》。
這些文章自然不乏高手之作，說是龍旋風一篇《啊，上海男人！》把滬上的須眉一筆橫掃。卻原來“龍女士祭的是她心目中理想的男子形象，從那深自失落又強顏調侃的語調，我推測，這甚至可以說就是她的整個人生理想”。
虛構“世界稀有品種”的“上海男人”雖有意無意，但卻“因為內心的矛盾，導致邏輯的混亂，結果非但證明不了什麽，反倒多了一大團困惑”。
一個並非是正宗上海人、但卻在上海生活了多年的作者認為，自己向來不讚成以地域劃分籠統地對人，對男人、女人去概括出某個特征來進行褒貶評說。他正因為在上海生活了多年，才對上海男人和女人看出了一些道理來的。因此，雖然龍作家去了那麽多地方，屬“非常解放的女人”，卻看不出上海男人不少把“怕老婆”掛在嘴上或裝著“怕老婆”，實際是夫妻關係的一種善意“謀略”。一個真正的男子漢為何非要去與自己老婆爭高低呢？上海衡量男子氣的主要依據並非在於做不做家務和是不是與老婆逞強。為此，他設想，龍作家倘能多來幾次上海，她的看法就不至於偏頗。
一位與龍作家有過“若幹次興致高漲的交往”的文化人士則闡明，上海從前是、今天又再次成為全國乃至世界的文、經重鎮，與上海男人的這種性格內質不無關係。該文直截了當地指出，上海在龍女士的筆下被喚作一個“迷人”的城市，難道這“迷人”之中就不包括上海男人這一項精美而別致的人性軟性？他想，能嫁個如意的上海郎君，當是當今女人的一種福分呢！
——2——
老實說，對見多識廣的龍作家的這番文字，我並沒有產生“驚訝”，抑或她大作中確有“虛構”的成分，但我想，可能其在著文時更集中、更典型了吧！因此，對此，本不值得“大驚小怪”。
倒是“謀略”之說更為精彩些。不與老婆“爭高低”的男子漢，難道不更具有大丈夫氣概嗎？也許確切地說，在上海這“迷人”的都市中還應包括上海男人這一項精美而別致的“人性軟性”之說，更能包涵出一種具有文化韻味的特色。
然而，我們似乎覺得如上這些文字，確實是將上海男人集焦在了人們的視角點上，由於受視角所限，而沒有在與上海男人同構成一幅風景的女人方麵進行挖掘。不錯，龍作家的一段文字相當精彩：“在公領域裏，社會的資源和權力仍舊掌握在男人的手裏。上海女人說起來如何厲害、如何能幹，顯然還局限在私領域中。”
在為這段文字喝彩的同時，我認為龍作家似乎還未能深入一下來了解上海女人。其實，上海男人的這種“謀略”倒確是讓女人給熏陶出來的。
記得有統計說，上海的男性在全球範圍來說，是最辛苦的。他們要在家庭中充當一個很不容易的角色，這使得這些男子在夾縫中練就了一種生存、斡旋的本領。
前不久，上海曾有統計說上海婦女有60％占據家中的主導地位，上海女性的平均工資在全國僅低於廣東肇慶。在被調查的婦女中有66.6％的人認為“男女平等”，19.4％的人則認為“女性更優越”。這種比例比全國平均數分別高出7.6與2.14個百分點。上海婦女對自己的家庭地位高度滿意，其滿意的程度從國際上比較也僅次於瑞典，高於法、英、美等國。同期的一則調查表明：上海女子對男子的心理需求處在兩難境地之中，“既能主內，又能主外，事業家庭兩不誤”。這種近於挑剔的衡量標準，反映在當今男子在事業中的成就不及在家庭中所占的地位時，上海女子便說男子缺乏陽剛之氣了。這不是反映出上海女子的矛盾心態和上海男子的不易嗎？
有什麽樣的女子，便會有什麽樣的男人，這是個至理名言。時在40年代，謝冰瑩就在文章中寫道：“有人說上海像洋場少婦，杭州是大家閨秀，蘇州是小家碧玉，重慶是半老徐娘。”事實上，上海女子的一個重要特色，不同於廣東的“靚”，也有別於老北京話中的“俊”、“俏”，這就是“嗲”。一個“嗲”字，風情萬種，能將上海女子本質中的柔軟一麵盡數展現。
任何事物都有兩麵性，與風情萬種“嗲”字相配的另一麵是一個“作”字。許多異地人都不知“作”字何解釋，但上海本地人、尤其是上海男人則是肯定能領教的。（大約“作”字可解釋為“胡攪蠻纏”吧？）隨著婦女地位的提高，“嗲”字逐漸被“作”字所替代，“嗲”的風情隻怕是今日回憶，或隻能在天真爛漫的小女孩那兒還留有痕跡吧？
可能正因為龍作家對這些深層的風俗意義上的問題認識不透，故而隻能作些浮光掠影的表象圖解。這本也怨不得人家，畢竟來說，“台灣女人”不同於“大陸女人”，更不同於“上海女人”。不過，其文還是透露出上海女人厲害的一麵。對此曾作過研究的一位先生說，上海男子在文明的進步中，更多地吸取了一些知識的養料，學會了忍耐和顧全大局；而女子則停留在原地。作為生於斯、長於斯的本人則認為，龍作家的“為什麽當女權得到伸張的時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為受虐者？”提示，雖以瑞典呼籲成立保護男人組織為例，倒確應引起上海女人思索。
有“謀略”的上海男人，畢竟是有風度的！
為上海男人說句話
——楊長榮
報章雜誌及天南地北的雜談閑聊，時有對上海人、特別是對上海男人的評論，往往帶貶意的居多；但好像上海人一般不太把這當回事，很少有人起而辯解、駁斥。一部電視劇，被認為是寫了一群敢做不敢當、親生孩子都不敢認的上海男人，引來一片非議譴責聲，也不見有什麽上海人跳將出來理論一番。這回龍應台對上海男人霧裏看花地評了幾句，卻是引起了一點反響，甚至有一兩位著名的作家也忍不住撰文反擊了。或許因為龍應台來自台灣？或許因為她是女性？對異性的評價看得更重一些，也是有的。
我也是個女性，道道地地的北方女人。原籍山東，在內蒙古、北京轉戰多年，近幾年才拿著浙江的俸祿來上海工作。據我的觀察，倘若一定要以地域為背景來評判，比較優秀的男人，還是要算上海男人。
因我是女人，常常免不了透過女人看男人。說上海男人優秀，首先就是因為上海女人是中國女人風景畫中的一抹亮色。一次在北京，一群人認真地坐了半天，給各地女人打分。有說大連、青島女人漂亮的，有說新疆、雲南少數民族女人別有風情的，我則說，看看三四十、五六十歲的女人仍有女人本色的，也隻有上海了。大家細細擺比一番，給了上海女人最高分。中國有中國的國情，女人是“半邊天”，摩拳擦掌、拳打腳踢在社會的大舞台上，社會角色不斷強化，性別意識不斷弱化，細細體味，有多少女人已經少有女人味了？上海女人也一樣撐起了“半邊天”，但仍保留著不少的嬌、妖媚和嗲樣，瞧著還像女人樣，這實在是上海男人的功勞！
對上海男人的貶，往往集中在“懼內”呀、做家務呀，等等，以證明其全無男子氣。照我看，男人跟女人相依相存，那些女人變得不像女人的地方，男人中也一定少有真正意義上的男子漢。上海男人幾十年來裏裏外外極細心又極耐心地嗬護關愛自己的女人，也包括替她們、幫她們拎菜籃、提掃把、下廚房，才使同樣在社會戰場上摸爬滾打的老婆還像個女人樣，這才是有底氣、有力度的男子漢的表現。相反，袖手看著自己在外謀一份生計的女人蓬頭垢麵回家後，接著再做一份老媽子活的男人，肯定不是真正的男子漢！不會憐香惜玉，還算什麽男人！
所以我說上海的男人們，你們實在不必聽到一個叫龍應台的台灣女人說了幾句不中聽的話就沉不住氣了，還是一如你們既往的態度：一笑了之或一哼了之，然後，繼續當你們的男子漢。
對了，我家有女快長成，我還真希望她能帶個上海女婿回家呢。
龍應台和“捧不起的上海男人”
——胡妍
熱衷社會文化批評並對婦運抱同樣熱忱的龍應台女士，不久前在上海引起了一番不大不小的轟動。龍女士以台灣女人的身分和在歐美生活了二十年的閱曆，在一篇題為《啊，上海男人！》的錦繡文章裏，不無驚喜地發現：上海男人在大陸男人中自成一格，“是一個世界的稀有品種”。龍女士盛讚“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愛：他可以買菜燒飯拖地而不覺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覺得自己卑賤……”，“這才是真正海闊天空的男人！我們20世紀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夢寐以求的，不就是這種從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來的、既溫柔又坦蕩的男人嗎？”
龍女士之作如是觀，是由於長年來，她觀察著台灣和西方世界婦女的生活，看到她們每一步的邁出都連帶了痛苦的掙紮。她以為，在這個當口，“上海的男女關係為我開拓了新的視野”。想不到的是，上海男人此番卻並不那麽“海闊天空”、“溫柔坦蕩”，麵對龍女士的讚譽，上海男人的一個直接的反應是：龍卷風刮上門來了！
上海男人並不“受寵若驚”，也不“知遇圖報”，反倒有些“恩將仇報”的意思。他們寧願做“捧不起的上海男人”。他們說：下廚的上海男人像中國大陸其他地方的男人一樣普遍，而中國特色的家務分工如男人下廚，“與女子是否占有家庭乃至社會的話語權”，“是兩回事”。他們很不屑“稀有品種”——哪怕是“世界級”的——或“男女平權先鋒”等等的桂冠和讚譽。本來，龍女士在感歎上海男人的“溫柔坦蕩”和“稀有”的同時，對上海男人的“遭遇”是懷了由衷的關懷顧惜的，或者按龍女士更明確深刻的表達，她感到疑惑的是：為什麽當女權得到伸張的時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為受虐者？龍女士之如是想，是因為她在上海，由男人的操持家務，“溫柔、坦蕩”進而看到了男人的“受虐”，用上海話來說就是嚴重的“妻管嚴”。龍女士的本意是要說：“妻管嚴”雖無關主義或原則，但如果作為男女平權的一種證明，恐怕是曲解了婦女解放。龍女士怕的是上海女人的解放過了頭！
龍女士的想法當然不無正確處，但她的擔憂卻幾乎是多餘的。關於“妻管嚴”，最有發言權的應當還是上海男人，不如來聽聽他們的說法：“在人前宣傳誇耀自己懼內的，他的懼內就很可懷疑。有的是從反麵來顯示自己的紳士風度，有的則可能是在為另覓新歡製造輿論，甚至可能是有針對性地下誘餌。”（以上及以下有關的引用均引自上海男人的新作《捧不起的“上海男人”》。）龍女士當然是看到上海的男女關係其實尚不是真正平等的（如在所謂的菁英圈裏，碰來碰去都是男人，社會資源和權力仍然掌握在男人手裏，凡此等等）；但她從上海男子的“溫柔坦蕩”和大陸、上海女人的“抬頭挺胸”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變化，甚至看出了“矯枉過正“‘物極必反”的隱患——想不到這次卻看走了眼，上海男人自述“懼內”是花招，是技巧，是風度。又如龍女士說：“這有關柴米油鹽醬醋茶的一回事卻是我眼中轟轟烈烈的大成就”的男子操持家務，根本上也不是因了上海男人天生“溫柔坦蕩”的緣故，或上海的風俗就是比別處平等、開放而使然。當然，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原因也是存在的，那便是上海這地方講現實，上海的男人也比較識時務，但識的並不是“男女當平等”的婦運道理。雖然他們個個說男女平等是應當的，在上海已根本不是什麽問題，而是“經濟是基礎”的道理。一如他們“務實”地心知肚明的，這“是中國大陸特有的經濟生活條件造成”的：既然老婆也就業掙錢的，而且是“同工同酬”，一定要老婆燒飯這句話就不太好說了！
龍女士曾說，在一個陌生的城市裏，隻要側耳聽聽人們飛短流長地說些什麽，大概就可以探知這個城市的文化特質。現在，龍女士知道上海這個城市的特質了嗎？或者說更知道上海的男人了嗎？“他可以輕聲細語地和女人說話而不覺得自己少了男子氣概，他可以讓女人逞強而不覺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賞妻子成功而不覺得自己失敗。”他可以洗衣服，可以做家務，可以比別地的男子“溫柔坦蕩”……，然而，他不可以被你這樣說——換句話說，這一切，你不可以這樣直截了當地說出來，尤其是說他“受虐”，還是被女子——別的“虐”猶可受，女子的“虐”則萬萬不能受！因他終究是男人，是中國的男人。盡管是不可多得的“稀有”，或“溫柔坦蕩”到“像個彎豆芽”。在這一種“男人的氣概”上，上海的男人從來是一點不比別地的男人差的。
這裏，龍女士的另一個解說或許也是應當記取的：說上海的男人女人如何如何，就好像是在說中國人勤奮，意大利人熱情，德國人缺乏幽默感一樣，難免不是一種以偏概全。龍女士曾十分地奇怪，在上海這座城市裏，“流言的主角竟是男人，被虐待的是男人”——而如果我們，或龍女士稍稍地移動一下“以偏概全”的角度，聽到的或許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關於“男性雄風”的“流言”呢！
我抗議
編輯先生：
這是一封海外讀者的抗議信。
從最近一期1997年5月16日全球中文電腦期刊《華夏文摘》上讀到你報發表的台灣龍應台《啊，上海男人！》一文，有種被人侮辱的感覺。
《文匯報》作為有上海特色的且在中國有一定影響的報紙，竟公然在本鄉本土上登載這篇侮辱調侃上海男人、有明顯好惡傾向的文章，不僅有失公正，而且嚴重損害了家鄉父老尤其是上海男人的感情！同時也深深地傷害了許許多多在海外的上海男人的心！本人作為上海男人，在此向你報深表失望！並擬在海外全球中文網絡上組織一次由海外上海男人參加的申討對《文匯報》登載《啊，上海男人！》的活動，以示抗議。
新聞和寫作一樣具有高度自由性，但報社辦報也是一種商業行為。你報不顧讀者感情，發表這種不友好的有辱滬上男子形象的文章，隻會遭到更多讀者的不滿和唾棄！有鑒於此，本人及周圍許多上海籍男士已通知其在滬家屬停止訂閱下一季（年）度的《文匯報》，也許對你們官辦的已擁有千萬訂戶的報紙是微不足道的，但我們則以這種方式來表達對你報最大不滿！並且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本人不會再看《文匯報》，同時相信許多讀者會跟我一樣如此做，因為任何讀者不會去買去看一份曾經傷害過他們感情的報紙……
順便告知，在海外的上海男人同在國內的絕大多數上海男人一樣，很努力也很優秀。他們非常關注、熱愛家鄉上海。為什麽你報不多報道這些素材呢？
最後建議你報向讀者作一次公開的道歉，為了你們的嚴重過失。
在海外的上海男人康議
（寄自加拿大蒙特利爾市）
上海男人，累啊！
——唐英
我在法國看到龍應台女士的那篇《啊，上海男人！》時，已是1997年的5月。據說此文曾引起軒然大波，必定是有過一番熱鬧的爭論吧？結果如何我不知道，但作為一個地道的大陸女人，並且有過國外生活經曆的我，對於龍女士對上海男人和上海女人的尖刻判評，我不敢苟同。
作為“一個台灣女人，在美國和歐洲生活了二十年”，龍女士真的是“旁觀者清”啊！她不知道台灣女人可以“就是願意做個小女人嘛！”，德國女人可以舒舒服服地做“賢妻良母”，可是大陸的女人做不起。大陸女人的事業犧牲得起，那份工作和工資卻是犧牲不起的。對於千百萬普通的大陸家庭而言，光靠男人的收入是難以支撐得起一個家庭的，女人想不工作都不行。何況沒有工作的女人，沒有勞保，沒有醫療，沒有組織可以依靠，你那個男人，靠得住嗎？
龍女士從來沒住過一家三口擠在一間十二平方米的房子吧？沒有廚房，沒有廁所，沒有浴室。所謂的家，就是那唯一一間陰暗潮濕的小屋。就這間集體宿舍還是女人厚了臉皮賴來的。沒有洗衣機，根本就不可能裝得下。電壓不夠也接不上水管。女人每天為孩子洗尿布，洗幹淨的尿布夏天掛在房間裏往下滴水，地板上鋪著一塊塊幹毛巾，天花板上，因為不斷上升的水氣而長了斑斑點點的綠黴。
女人每天去買菜，在菜市場和人討價還價，她不精明點就會吃虧上當。她麵容疲累，一副凶巴巴的黃臉婆模樣，怎麽看也不溫柔。早晚上下班的時候就更不能溫柔了，否則甭想擠得上高峰時的公共汽車。
龍女士誇讚德國女人的溫柔，為了丈夫的事業可以拋棄工作，留守家中，甘做主婦。現在德國失業嚴重，最先丟工作的總是女人。好在丟掉工作並不等於丟掉飯碗，男人的那一份工作已足以讓一家人過上舒適的日子了；而這沒有工作的女人因為發達的社會福利和保險製度，無論出現什麽情況，生病得癌症也好，由於種種原因沒了男人也好，她總是有依有靠，不會不踏實。何況，這主婦也做得體麵。
早上開車送走兒子和丈夫，一個去上學，一個去上班。主婦接著去俱樂部做有氧運動，然後穿著高跟鞋，光鮮亮麗地開著汽車去超級市場買東西。她推了一輛購物小車進去，新鮮的水果蔬菜雞鴨魚肉都明碼標價，價格適中。她很快采購齊備，碰見女人聊了會兒天，又去喝杯咖啡，再開車回家。回到家就可以“擦窗玻璃，擦呀擦呀擦得一塵不染，等著男人回來誇獎”。
她沒有聽說過尿布，家裏總是洗衣機和洗碗機，她手上抹著漂亮的指甲油，沒有汽車不會走路。她從不會和人爭吵，不會風風火火地奔跑。她溫柔而賢惠。
可大陸女人不行。在搖晃擁擠的公共汽車上她得抱得動孩子；在丈夫不在的時候，她得扛得動煤氣罐。她溫柔不得，粗糙一點才做得了大陸女人。
逢著女人靠男人討飯，男人自然也神氣起來，何況他有工作有房子有汽車，而沒有分房子憑職稱等錯綜複雜的頭疼事讓女人有機可乘地指責他，他又如何男人得起來？女人不工作在家裏把家務做得一清二爽，所以德國的男人們也決不會像龍女士筆下的上海男人一樣“低下”地買菜燒飯拖地，“卑賤”地洗女人的衣服。
上海男人無可選擇。女人工作家庭兩頭跑，和他一樣，所以他無論如何也不能袖手旁觀，菜要買，地要拖，他無法不分擔，即使這女人不溫柔。女人頂著一頭灰臉在哭罵：工作十五年了還沒分到房子，這狗窩還是我搞來的！舊房子要拆遷了，借房住的人一律滾蛋。我們往哪裏去？是男子漢，要老婆孩子，就該有地方養老婆孩子！窩囊廢！
本來分房子該排到他了，可又不知給誰的後門擠了下去。他也有氣啊！女人可以因此而罵他是窩囊廢，他卻不可以去罵單位領導是混蛋東西王八蛋。
他又如何男子漢得起來！守大門的老頭同誌，公共汽車上的售票員小姐，托兒所的小阿姨們，樓上樓下左鄰右舍，上級下級同事領導，他都小心翼翼得罪不起；群眾關係，鄰裏關係，上下級關係，同事關係，攪得他難以招架，啊！一個關係處理不好他都會倒楣。夫妻關係上他不以退為進，再跟自家人過不去還有什麽意思？你讓他鼓著胸肌揍女人出氣以顯示男子氣概嗎？
事實上每日騎著單車、拎著帶魚回家的上海男人們也根本沒有時間和精力去錘煉胸大肌，無法像衣食不愁的西方男人一樣拚命運動賣弄肌肉以顯示雄性魅力。上海男人們知道壓在他們身上以及他們妻子身上的生活擔子有多重。他們和千千萬萬個大陸男人一樣整日為生活奔波忙碌。他們忍耐堅強，包容體貼，懂得分擔。上海的女人們，你可懂得珍惜？
舉辦男孩節，培養男子漢
——陳建軍
1997年年初，龍應台在《文匯報》刊出《啊，上海男人！》，冠予上海男人男女平權先鋒的榮譽。文章中，龍應台盛讚上海男人可以買菜燒飯拖地而不覺得自己低下，可以洗女人的內褲而不覺得自己卑賤，上海男人是世界的稀有品種，是20世紀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夢寐以求的。龍應台沒有想到，素以溫柔與懼內聞名於世的上海男人們立即群起斥之，辯論的結果以龍應台敗北而收場。1997年8月14日，委屈的龍應台又寫了一篇《“我也是上海男人”》（收入本書時改名《上海男人：英國式》——編者注），希冀告訴人們最解放的男人就是最溫柔的男人。
1998年5月10日，由上海市少工委主辦的上海市首屆男孩節拉開了帷幕。舉辦男孩節，旨在徹底改變上海男孩中較為普遍的軟弱、膽怯、豪氣不足的弱點，塑造男子漢應有的陽剛美和社會責任感。
領著兒子來參加活動的於先生心情矛盾，擔心兒子成不了男子漢已不是一天兩天了，同時，對於男孩節能夠把兒子培養成男子漢心中無底。於先生自己上小學一年級的時候，由於父母都要上班，他每天清晨早早起來淘好米，放在小飯盒中，給自己和上幼兒園的弟弟帶去蒸飯，然後，肩上背著兩隻小書包，一手拎著飯盒，一手牽著弟弟，先送弟弟到幼兒園，自己再去上學。放學後，領了弟弟回家，在煤球爐上燒飯，隨後一邊做功課，一邊和弟弟玩。有時父母上夜班，就獨自領著弟弟睡。於先生想不通的是，兒子讀小學五年級了，每晚都要等他睡著了，大人才能離開他的房間，不然就哭著喊怕；打雷的晚上，不擠在父母中間就根本不敢睡。兒子常被表妹刮鼻子羞，表妹小他兩歲，處處卻表現得小大人似的。於先生讓兒子自己來參加男孩節活動，好話說了幾籮也無濟於事，直到兒子眼淚滾到腮邊了，在妻子的嘟囔下，於先生不得不放下手頭正忙著的事。
上海市少工委的人士說，孩子們舉辦的活動，超過一半的主持人是女孩子。記者看到，主持男孩節的是兩個男孩子，照理是千裏挑一選出來的主持人，年齡小也應該有一點遊刃的功底，但他倆不時會緊張得說漏了嘴，而上台祝賀男孩節開幕的四個女孩子，麵對著頻頻爆出的閃光燈，沒有一點過敏的症狀，手勢和動作優雅嫻熟。
男孩不隻在表達能力上遜色於女孩子，組織能力上同樣如此。據不完全統計，上海市少先隊小隊幹部中，80％以上是女孩子。舉辦全市性的男孩節，早已形成了需要。較長一段時間以來，上海一些中小學紅紅火火開展的“尋找男子漢工程”活動，目的就是要解決男孩子們普遍缺乏陽剛之氣的問題，在男孩子中倡導男子漢精神。
體育運動是男子漢倍出的最佳場合，社會學家們說，落一葉而知天下秋，體育競技上的陰盛陽衰表明並非隻是上海的男孩子們缺少陽剛之氣。
給男孩子們設立“男孩節”，上海市此舉在全國尚屬首創，社會學家鄧偉誌教授說，男孩子陽剛之氣的缺乏，同他們的精神導師關係密切，上海的母親們存有重男輕女的觀念，男孩子們絕大多數是由母親帶大的；在教養過程中又不可避免地表現出對男孩子的溺愛，而男孩子成長過程中需要的“營養”是摔打等挫折，此外，男女教師比例嚴重失衡，一些堅守崗位而沒有流失的男教師，終日被女同事包圍著，逐漸表現出被同化的症狀，弄得男孩子們娘娘腔十足。
瑞典來信
應台兄：
剛讀大作《啊，上海男人！》，忍俊不禁！聽羅多弼說，你推薦我讀此文，因我也是從上海來的，大概屬“上海男人”一類。不過，我讀後並未像你說的那類“上海男人”暴跳如雷，倒覺得你寫的是實情，其實，現在很多“中國大陸男人”都是如此，因此有中國文化需要“壯陽”一說，王朔等作家成立的公司叫“海馬公司”，因為“海馬”是一味壯陽之中藥也。我看你是有些少見多怪，或是多見別種男人，故此奇怪世上竟有此類異種。
真正有意思的其實是“上海女人”或“中國女人”，即你文中寫的那種出了國“目中無男人”的現代女性。如不是討她們喜歡，“上海男人”何至於此？古雲“女為悅己者容”，如今卻是“男為悅己者下廚房”。從這一點來說，婦女之地位確實不一般了。中國女人從來不講公共的權力。皇帝讓男人做，最多“垂簾聽政”，其實.聽不聽政也無所謂，這才叫“實際的解放”。有些西方男人或是北歐男人吧，以為到東方可以娶回侍候自己的女人，因為他們也真不堪本地女人的“虐待”（你文中語），結果卻沒想到要回一個“上海女人”，是個雌老虎。不久前我在朋友家吃飯，桌上就有這麽一對夫婦，瑞典男人向我訴苦，說他自從娶來一位“上海太太”，從此家裏隻能吃中餐，要吃三明治也隻能上街自理了。“上海女人”好不威風！
羅多弼看你寫到瑞典男人受虐待，頗不以為然，認為無中生有。看來“瑞典男人”看了你的文章也會不高興。你說的聯合國報告我不知道。不過，瑞典的平等部長確實發表過文章，說瑞典男人堪稱世界典範。1995年北京開聯合國婦女大會，瑞典拿到了“平等獎”，這位男平等部長（現已下台）也去了，提出了開“世界男人大會”的動議。“瑞典男人”也真是可愛的。
我既沾“上海男人”的邊，又是“瑞典男人”，真是三生有幸！
m.p.於瑞典
1998年3月4日
在十年前開始閱讀大陸文學的時候，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民族苦難、十年浩劫什麽的，而是：咦，怎麽小說裏下廚燒飯洗碗的以男人居多？瞄一眼我的書架，隨便抽出一本翻翻：你看，夫妻倆要請客了，“13日一早，周敏起了床就在廚房忙活。”這周敏可是個男人。“因為臨時居住，灶具不全，特意去近處旅館租借了三個碗、十個盤子、五個小碟、一副蒸籠、一口砂鍋。”周敏緊接著開始剖魚，他的女人就試穿上一套又一套的漂亮衣服，化妝打扮。這樣的情節在台灣的小說裏可難找到，台灣作者要編都編不出來。
社會主義教出來的男人還真解放，我記得自己暗暗驚歎。
在海外見到的大陸女人，說得誇張些，個個抬頭挺胸、驍勇善辯，沒有人認為應該犧牲自己去成全丈夫的事業。資本主義社會裏的諺語，“每個成功的男人背後有個溫柔的女人”，不能用在大陸女人身上；她們昂首闊步地走在前頭，不在男人的陰影中。相形之下，台灣女人處處流露出傳統“美德”的痕跡：溫良恭儉讓，樣樣具備。儀態舉止上仍講究“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羞怯。自己的事業一不小心太順利時，還覺得對男人不起，太“僭越”了。
瑞士的女人不久前還沒有投票權。德國的女人，婚前也許雄心勃勃，一旦有了孩子就發現幼兒園、小學、中學都隻上半天課，下午她就得留守家中做保姆、清潔婦、廚師、司機兼園丁，而這些工作又全是無給職，她變成一個伸手向男人要生活費的配偶。德國女人是歐洲有名的賢妻良母，為丈夫子女犧牲自己的事業不僅不被當作美德，簡直就是女人應盡的義務。走過德國的小村鎮，你可以看見一戶一戶的女人在曬棉被，擦窗玻璃，擦呀擦呀擦得一塵不染，等著男人回家來誇獎。
所以我對大陸男女關係的平等是有心理準備的，隻是沒有想到上海男人在大陸男人中還自成一格，是一個世界稀有的品種。
在一個陌生的城市裏，隻要側耳聽聽人們飛短流長地說些什麽，大概就可以探知這個城市的文化特質。走進安徒生的家鄉，你會聽見人們竊竊私語小美人魚如何受父權壓抑，不讓她追求愛情。走進格林兄弟的小鎮，你會聽見人們如何議論灰姑娘辛德瑞拉的後母。走進李昂的“殺夫”小村，你會聽見人們耳語婦人林氏如何被丈夫毒打強暴。而不分古今或中外、童話或寫實，流言中被虐的都是兒童和婦女；《二十四孝》是一部兒童被虐史，《列女傳》是一部婦女自虐記。但是在20世紀末的中國上海，你說奇怪不奇怪，流言的主角竟是男人，被虐待的男人。
某人被妻子趕了出去，在黃浦江邊踱了大半夜。房子是妻子的單位發的，所以女人指著門叫他走，他就得走。某人在外頭有了情人，妻子便讓他每天趴在地上拖地，來來回回地拖，直到他一隻手脫了臼；沒關係，裝回去，再拖。某人有一天回家晚了，發現他的寫字桌、書籍衣物被妻子扔在門外，像丟垃圾一樣。某人想離婚，女人就把水果刀按著手腕威脅自殺，男人遂不敢再提離婚，但女人從此每晚強迫男人向她求愛……
“男人——”我小心翼翼、結結巴巴地問，“男人——也可以被被被強迫嗎？”我並沒有那麽無知，可是我們是在談上海男人，情況也許特殊些。
“怎麽不可以？”親戚輕蔑地白我一眼，繼續說，“小張每天都像死人一樣去上班，再也沒力氣要離婚。他老婆還揍他呢！”
哦！那麽上海男人和瑞典男人差不多吧？在國外的報上曾經讀到一份聯合國發出的文件，說是瑞典男人被妻子毆打的情況普遍，呼籲瑞典人成立保護男人組織，拯救被虐男人。在歐洲，瑞典的男女平權被認為是最進步的，可是為什麽當女權得到伸張的時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為受虐者？難道兩性之間無可避免地必須是一種權力的鬥爭？我來不及深究，因為眼前這個上海男人正興高采烈地告訴我他怎麽怕老婆。
我愛我老婆呀，她叫我做什麽，我就做什麽。他說起來眉開眼笑。旁人七嘴八舌地催他，講講講，講你怎麽上廁所。他就說，老婆愛幹淨，不準他用身體去碰馬桶，所以他總是雙腳蹬到馬桶邊緣去辦事的。有一次，一個打掃廁所的老太婆，從外頭往下看，哎呀，他腳不見了，就一麵叫罵，一麵用拖把打門；他不為所動，老婆的命令，不下來就是不下來。
和一個文化界的朋友午餐。吃了一碗螞蟻湯之後，他開始吐露一點婚姻上的苦惱。“你別看我在外麵好像還是個挺重要的人，”他擦擦額頭的汗，“在家裏呀，我什麽都不是。”第二天我們要一起參加一個會議。“我老婆叫我提早趕回家去買菜做飯，她有個親戚要來看她。”
他搖搖頭，憤憤地說：“我才不趕回去呢！是她的親戚，你瞧瞧。”第二天，會還沒完他人已不見。別人不知他到哪兒去了，哈，我知道。
接著是表姨要我到她家去吃午飯。我當然要她別麻煩，出去吃好了。不麻煩，不麻煩，她說。到她家時，飯菜已熱騰騰擺上了桌，表姨和我坐下來吃，廚房卻仍乒乓作響，是誰在做菜呢？
端著熱湯走出來一個年輕男人，表姨介紹，是她將來可能的女婿，一個工程師，剛巧從外地來訪，所以要他下廚。果真不麻煩。
吃過飯之後，是這個男人收拾碗筷，清理廚房。
清洗之後，他陪我們兩個女人逛街看衣服店。逛街的時候，他跟在我們後頭，手裏的大包小包一包比一包重，走了一個下午。
“你說嘛，這種情況，”回到台北，我問一個在大學裏教書的朋友，“在台灣可不可能？”
她並不回答，卻若有所思地邊想邊說：“我想起來了。我在上海借住在一對不怎麽熟的夫妻家裏。有一天出門回去的時候，發現男主人把我換下來的內褲都給洗了，晾在陽台上。我大驚失色。”
“現在，我明白了，”她微笑起來，“上海男人嘛！”
我也明白了。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愛：他可以買菜燒飯拖地而不覺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覺得自己卑賤，他可以輕聲細語地和女人說話而不覺得自己少了男子氣概，他可以讓女人逞強而不覺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賞妻子成功而不覺得自己就是失敗。上海的男人不需要像黑猩猩一樣砰砰捶打自己的胸膛、展露自己的毛發來證明自己男性的價值。啊，這才是真正海闊天空的男人！我們20世紀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夢寐以求的，不就是這種從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來的、既溫柔又坦蕩的男人嗎？原來他們在上海。
“我才不要上海男人呢！”二十五歲的上海讀者翻起白眼，一臉不屑，“長得像個彎豆芽，下了班提一條帶魚回家煮飯，這就是上海男人。我要找北方人，有大男人氣概。我就是願意做個小女人嘛！”
我憐憫地看著她光滑美麗的臉龐，很想告訴她：年輕的女郎，為這大男人氣概，你可得付出昂貴的代價，那就是你自己的生命發展。你不知道天下最寶貴的男人就在你的身邊呢。
我沒說，隻是帶著一大團困惑離開這迷人的城市。上海的男女真平等嗎？不見得。隻需看冰山一角：我接觸的是上海的所謂文化菁英——碰來碰去都是男人，和在台北，在德國、美國，沒有兩樣。也就是說，在公領域裏，社會的資源和權力仍舊掌握在男人的手裏。上海女人說起來如何厲害、如何能幹，顯然還局限在私領域中。兩性權力分配的均勻隻是淺淺的一層表麵，舉世皆然。
而那二十五歲的女郎對大男人的向往，並不是輕易可以嗤之以鼻的。美國詩人羅伯特·布萊所寫的《鐵約翰》成為暢銷書，可能是因為他提出了一個令許多男人女人困擾的問題：
解放的男人、溫柔的男人、不以幫女人洗內褲為恥的男人，當他們發現女人竟然開始嫌他們不夠男子氣的時候，何去何從？而女人，穿上男人的衣褲，跨著男人的大步，做男人的“同誌”與他並肩開辟天下，當她們發現男人竟然開始嫌她們不夠女人味的時候，又何去何從？
在上海，被男人養著玩兒的“金絲雀”和小女人又開始出現了，好像曆史又往來時路倒著走。兩性之間究竟是否脫離得了控製與被控製的關係模式？男女平等、互敬互愛的前景究竟是什麽呢？
騎著單車、拎著帶魚回家的可愛的上海男人，是不是也正想著這個問題，心裏有點兒憂鬱？
（原載1997年1月7日《文匯報·筆會》）
後記：此文在上海《文匯報》刊出後，引起軒然大波。“上海男人”紛紛打電話到報社大罵作者“侮蔑”上海男人，上海男人其實仍是真正“大丈夫”雲雲。
也說“上海男人”
——陸壽鈞
龍應台的大作《啊，上海男人！》讓我驚訝的是：作為一個很有學識的人，怎能以地域劃分來籠統地評說人！
我向來不讚成以地域劃分籠統地對人，對男人、女人去概括出個特征來進行褒貶評說。我們應該麵對事實：每一個地域的人，每一個地域的男人與女人，在性格、處世特征上並非都是劃一的，也不可能是劃一的。上海男人與外地男人一樣，有婆婆媽媽的，有窩窩囊囊的，也有豪爽大度的，事業性極強的，很難用一個劃一的說法去概括他們的特征。我想，台灣人，台灣的男人和女人也是如此。龍應台說：“台灣女人處處流露出傳統‘美德’的痕跡：溫良恭儉讓，樣樣具備。”對此，我隻能報之以一笑。且不說台灣報刊上天天都有與此相反的報道，就拿一開頭就聲明“我是一個台灣女人”的龍應台來說，倘若果真“溫良恭儉讓，樣樣具備”的話，就不會到上海的報紙來“橫掃”上海男人了！
龍應台以在上海的所見所聞，舉了不少上海男人如何“怕老婆”，也就是本地人戲稱的“氣管炎”（妻管嚴）的毛病，我也隻能報之一笑。誠然，這些事例雖不免在傳說與行文時有所誇大，應該說還是在上海的一些男人中存在的，但絕不能就把它劃一地看成是上海男人的“特產”了。就在這些事例中，龍應台也不免被一些表麵現象所迷惑。上海不少把“怕老婆”掛在嘴上，或裝作“怕老婆”的男子，實際上是並不怕老婆的，這隻是他們在夫妻關係中的一種善意的“謀略”。上海男人中的一些人與其他地方男人中的一些人一樣，有他們的複雜性。
龍應台“在美國和歐洲生活了二十年”，在世界上走遍了不少地方，當然是個非常解放的女人，所以，她在列舉了上海男人做家務、不與老婆爭高低等等“特色”後，仍然覺得“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愛”。其實，在男女平等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熏陶下，上海的男人與女人早已不把這些當作一回事了，為什麽家務事必須都是女人做呢？一個真正的男子漢為什麽要落到去與自己的老婆爭高低呢？上海輿論衡量一個男人有沒有男子氣，主要還是看他在社會生活中是否活得堂堂正正，並不在於在家中做不做家務和是不是與老婆逞強。看來，龍應台的“解放”與我們的解放還是有區別的，或者說，我們的解放已越過了她所理解的“解放”。當然，在上海的男人與女人的關係中，不免還存有某些陰暗之處，但絕對不是如龍應台看作的“好像曆史又往來時路倒著走”。絕大多數的上海人，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對男女平等、互敬互愛的前景還是十分樂觀的。
因此，我也不同意龍應台似乎是透過現象看本質的一段話：“上海的男女真平等嗎？不見得，隻需看冰山一角；我接觸的是上海的所謂文化菁英——碰來碰去都是男人，和在台北，在德國、美國，沒有兩樣。也就是說，在公領域裏，社會的資源和權力仍舊掌握在男人的手裏。上海女人說起來如何厲害、如何能幹，顯然還局限在私領域中。兩性權力分配的均勻隻是淺淺的一層表麵，舉世皆然。”我們暫且不去廣泛地列舉，也暫且不去理會“所謂”兩字，就拿上海的文化界來說吧，用一句上海話來說：女作者、女記者、女導演、女學者何其多嗬！上海肯定還存有男女不平等的事例，但並不能就此斷定上海男女不平等。
我並不是個正宗的上海人，隻是在上海生活了那麽多年，才對上海人，上海的男人和女人，看出了一些道理來的。我想，龍應台如能多來幾次上海，她的看法會真正深入下去的。
歡迎您，龍應台，多來幾次上海吧！
理解上海男人
——吳正
通常，我的創作習慣是隻執著於自我感受而很少遭到外界什麽因素幹擾或者引誘的；然而，這次的例外是在我讀了龍應台女士的那篇《啊，上海男人！》之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成了她繪聲繪色之中的某一個，但有一點應無疑義，那便是：我就是個地道的上海人——上海男人。我笑眯眯地對自己說，也來一篇吧，作為對龍女士嬌聲一呼的某種回應，充當回音壁。當回音壁有時是很有樂趣的。
雖然，拎帶魚騎單車回家的形象並不適合於我，但畢竟，我們都是流動著相同性格血型的一群。近百年的傳統加上三十來年的革命化，男女平等的教育會造成一種什麽樣的上海男人的心理順從，我答不上；上海男人在世紀初率先接受文明、世紀中適應社會轉型、世紀末重新投身開放熱潮的種種不尋常經曆終將把它鑄造成了一個特殊的性別種族。經濟地位、江南性格以及文明熏陶，這是構成上海男人的三道鮮明的性格光譜，所謂小男人隻是一種膚淺不過的理解，上海男人的生命哲學是盡可能地禮讓出生活上的種種細節來滿足他們的所愛者，從而為自己換取更廣大的事業的思考空間——而這，不就正是上海男人的高明之處？我們很可能缺乏偉岸的體魄、疊疊的肌塊以及“黑猩猩捶打自己露出毛發的胸脯來證明其存在價值”時的那種聲嘶力竭，但我們卻有強大而安靜的內心境界。上海從前是、今天又再次成為全國乃至世界的文、經重鎮，與上海男人的這種性格內質不無關係。隻有傻瓜才會將性別視作為什麽可供自豪和自居不凡的東西——世界上不就是除了男便是女的兩種性別？這便是我們所理解的大小男人主義之間的辯證關係。
然而，我相信龍女士也是理解這一切的。她是個幹練和充滿了男性化果斷和機敏作風的女人。我與她有過若幹次興致高漲的交往，在文化界人士聚會的飯局上，她談興熱烈真摯而開放，與她筆下的那位有著光滑美麗臉龐的、芳齡二十五的、說是希望將來能嫁個北方大男子漢的汪汪女子大相徑庭。當然，向往外形上的陽剛與偉岸，這是每一個女性的心理密藏，隻是如龍女士所言，為著這種單一的追求，日後的你會不會因而付出昂貴的人生代價？外國究竟如何咱不敢說，單在中國，男人盤腿炕頭飲酒喝茶鬥雞玩蟋蟀閑扯瞎聊打老k，而讓老婆下田喂豬抬水背石，完了要以最快的速率換好小孩的尿布再炒幾碟小菜端上桌來侍候他們，一旦幹不好，還可以揪著女人的頭發來個興師問罪的北荒南鄉之地至今還有不少。這種令上海男人們瞠目之後外加搖頭的原始以及不開化絕不是單以“民俗”兩字的解釋便可以一筆加以抹煞的，這正是該類區域在能見的將來還不能那麽快地摘去貧困之帽的標幟之一。然而，上海不是這樣，在這座文明與繁華的國際大都市中，男女性別都等值在同一水平線上，各盡其職。龍女士已細致觀察到了所謂文化菁英仍以男性居多的事實。其實，“武化”還是“商化”的菁英又都以哪一種性別為主，這是在兩性單獨相處相悅相濡之時發揮出來各自的性別特長。在一個文明合理先進的社會中，凡強者，不論男女，都有競爭至社會最前列的權利，美國如此，香港如此，上海，也如此。上海，於是便在龍女士的筆下被喚作一個“迷人”的城市，難道在這“迷人”之中就不包括上海男人這一項精美而別致的人性軟性？——我想，這是龍女士的一句並沒有說出了口的肯定。
其實，最深刻了解上海男人的還是上海的女人。她們是她們男人們的一種背景、一擎支柱以及一灣避風港。她們在生活細碎上所表現出的“昂首闊步”隻是她們間接順從的一種變奏，她們才是上海男人最佳的精神與事業拍檔。在上海，懼內不會被人真正地笑話（上海人的一句口頭禪是：“怕老婆發財格呀！——”），而相反，欺妻與虐妻倒被公認為一種恥辱，一種外燙內寒的懦夫行為。上海夫妻的恩愛秘訣是心照不宣的感情互動以及精神體貼——諸如那段替老婆洗內褲的細節，不論龍女士添此一筆的色香味的內定搭配究竟意欲何在，倒恰好凸現了上海男人對於愛情以及兩性相處藝術上的某個特殊視角與思維，因為愛，有時是需要帶點兒“肉麻”的。
當然，我們是不能對龍女士提出如此高的理解要求的，因為正如她自己所說，她是個台灣女人，且還在美歐俄菲什麽的生活了多年。待到她發現了這個形如“彎豆芽”的“可愛”的上海男人一族時，她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啦。於是，對於那個“彎”字之中所可能蘊藏著一股怎麽樣的韌性與張力，她便也永久失去了可以在共同生活之中加以全麵觀察深刻體會的機緣。那天，已經很晚了，我太太突然接到了一隻她的一位旅港的福建女友打來的電話：“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妹妹她出嫁了！——”“恭喜！恭喜！……她嫁的也是你們那同一種人……”“什麽？——同什麽一種人？”“我說的是，她也嫁了個上海男人！”其口吻之興奮猶若撿到了一件意外的寶藏一般。電話掛斷之後，妻子如實地告訴了我她們通話的內容，她的神情平靜且充滿了理解。“我們送她一份厚禮吧。”我點點頭，並不太有要將話頭說出口的意圖，因為此刻我正在心中嘀咕著：所以，不是我說，能嫁個如意的上海郎君，也是當今女人的一種福分呢，真的。
捧不起的“上海男人”
——沈善增
有朋友來電，說龍旋風刮上門來，一篇《啊，上海男人！》把滬上的須眉一筆橫掃。於是我去找那篇文章來看。原以為是篇火辣辣的檄文呢，不料卻讀到了一篇很纏綿徘側的祭文。龍女士祭的是她心目中理想的男子形象，從那深自失落又強顏調侃的語調，我推測，這甚至可以說就是她的整個人生理想。因為從理論上說，“20世紀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夢寐以求的，不就是這種從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來的、既溫柔又坦蕩的男人嗎？原來他們在上海。”然而在感情上，她又不能不覺得這樣的男人“不夠男子氣”。魚與熊掌不可得兼，於是她“隻是帶著一大團困惑離開這迷人的城市”。所以她其實無意開罪上海男人，她與之過不去的是那個長久盤踞在她心頭理想男人的偶像。
文章的後麵提出了一連串的困惑，很有點像祭文裏此岸的人向彼岸的靈魂發出無望的呼喚。
譬如她有意無意地將男人下廚（大陸叫“圍裙丈夫”）與懼內（她叫做“男子被虐”）混為一談。
男子下廚，是中國大陸特有的經濟生活條件（女子普遍就業，男女同工同酬）及生活習慣（以飲食為生活主要節目，以烹任為生活主要藝術）造成的有中國特色的家務分工形式，與女子是否占有家庭及至社會的話語權，或從男子方麵說是否“懼內”是兩回事。下廚的男人不一定懼內，懼內的男人不一定下廚。下廚是主動盡責，懼內是被動受壓這一點，龍女士一上來是分得清楚的。她認定上海男人“是一個世界稀有的品種”，就因為她覺得上海男人不僅下廚而且懼內。但說著說著，她又把這兩件事扯到一起了。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她太需要證明上海男人的甘心被虐了。
男人懼內，是個曆史悠久的話題，比男人下廚不知要古老多少年，比20世紀的“女權主義”運動也不知要古老多少年。“河東獅吼”一語典出北宋，不說世界，至少中國士大夫懼內是有優秀傳統的。如果說“20世紀追求解放的新女性”忙乎了半天，炮製的女性話語權等種種理論，不如幹脆嫁到中國來，即使在中國女人纏小腳的時代，還不乏懼內的大老爺們。所以龍女士驚訝地發現夢寐以求的男人原來在上海，這實在是她的一廂情願的錯愛。難怪聰明的她後來又要追問：“上海的男女真平等嗎？”真正懼內的男子，一般都未能修煉到超然物外、不以其為恥的水平；而在人前宣傳誇耀自己懼內的，他的懼內就很可懷疑。有的是從反麵來顯示自己的紳士風度，因為他覺得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欣賞懼內的男人，故而投其所好，表演一番，難說沒有些“肉麻當有趣”的成分。有的則可能是在為另覓新歡製造輿論，甚至可能是有針對性地下誘餌。龍女士遊曆過世界，見多識廣，按理不應該被這些從古到今男人慣用的小花招所迷惑，因此我要說她是情願受騙。
總而言之，下廚的上海男人像中國大陸其他地方的男人一樣較為普遍，懼內的上海男人也像中國乃至世界（如瑞典）其他地方的男人一樣不是沒有，但自成一格被尊為“世界稀有品種”的上海男人則是龍女士有意無意的虛構。虛構這樣的“上海男人”，是為了向她自己證明些什麽；但因為內心的矛盾，導致邏輯的混亂，結果非但證明不了什麽，反倒多了一大團困惑。
真正的上海男人到底如何呢？我是生於斯，長於斯；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借龍女士的眼光旁觀一下，我覺得上海男人在適時求變，不受傳統的乃至陳腐的觀念束縛方麵，自有其優越之處。上海男人不會脫離現實環境，去追求幾千年一貫製的“大丈夫”價值，死要麵子活受罪，弄得自己很痛苦。上海男人也不會因為20世紀末的新新女性又轉而欣賞“大男人氣概”，立刻急吼吼地去向“黑猩猩一樣砰砰捶打自己的胸膛，展露自己的毛發”的男人看齊。上海男人是比較務實的，不為傳統觀念而硬撐，不為討好女人而強扭。認準黑格爾老頭說的至理名言：“凡現實的都是合理的，凡現存的都是會改變的。”以一顆平常心處世居家過日子，所以多數上海男人活得心安理得，一點也沒察覺到自己已變成世界稀有品種，奇貨可居。龍女士在文章最後對上海男人殷切期望：“騎著單車、拎著帶魚回家的可愛的上海男人，是不是也正想著這個問題（男女平等、互敬互愛的前景——筆者注），心裏有點兒憂鬱？”一般來說，那期許是要落空的。在大多數上海男人看來，這個問題並不成其為問題，他們則實在太忙，沒工夫去操這份閑心思。
啊，上海男人，你們真是捧不起的劉阿鬥啊！
說“橫掃”
——關於“上海男人”的是非
——馮世則
在《筆會》上先後拜讀龍、沈兩位關於“上海男人”的文章，放下手中活計來插上幾句話。
恕我直白：兩位的文章恐怕都犯了一個忌諱——以偏概全。沈先生筆下尤其多一點兒情緒。這恐怕是不必要的吧？
我猜想龍女士手中並無統計資料，那又何以認為上海男人——至少是近半數乃至過半數？——都下廚房呢？而且，人人吃飯，男人也吃。既要吃，為什麽就不作興下廚房或也下廚房呢？
沈先生解釋男人下廚的原因，其一是女子普遍就業、男女同工同酬。我以為這“酬”字別有一點說道；所同者是低酬。一人的低酬不能養家活口，於是隻得“同工”（婦女解放的大問題此處不論）；而這“工”也別有一點說道：我們幾十年來的傳統不是家務勞動社會化而是社會勞動家務化。近些年來雖很有改善，從而也給改革記分，做飯自然複雜而費時間，所以既需同工於社會，又需同工於廚下也。否則，一頓晚飯吃到什麽時候去？
此為龍文之偏。
沈文也偏：“總而言之，下廚的上海男人像中國大陸其他地方的男人一樣較為普遍。”近千萬平方公裏的國土，大半是鄉村；那兒的男人下廚房的“普遍”程度能和上海或其他城市相比嗎？我也是沒有統計數字的，但猜想情況恰好相反：肯去廚下“同工”者恐非多數。又相反恐怕打老婆倒不罕見。
這裏且岔出一筆，請求討厭“老婆”一詞的女士先生們理解：我無法說“打愛人”——既非“打情”，又不是出於“心疼”，“打”和“愛人”弄到一起，豈不荒誕？而且“愛人”一詞無性別，竟不知誰打了誰也。
沈文以下繼續“總而言之”說：“上海男人不會……。上海男人也不會……。上海男人是比較務實的……。”這一串“上海男人”之前既無確數又無約數加以限製，那就是指全體了？那可能嗎？所以我以為沈先生有點動情緒了。
我以為說話作文，切忌“一筆橫掃”，以免誤導。去年某報刊文，說西部某市婦女特愛濃妝豔服而又不得其道，令人反感。結果倒是文章本身令人反感，連編輯先生似也陪著做解釋。這可為一例。眼前的爭論也可為一例吧？再一例：稚年讀過一本書，叫《從一個人看一個新世界》。於今思之，不覺憫然：叫我怎麽看呢？
沈文剪貼在手邊，所引有據；龍文卻沒有。《筆會》辦《龍應台專欄》，我以為是個好主意，不但讀，而且剪，好端端的一張報紙多次剪得支離破碎，這個專欄是原因之一。這次卻未剪貼，因為——讀者真誠反饋，龍女士不以為忤吧？——該文雖也寫得漂亮，卻有些我不讚同的東西，但因此也就無法詳引了，就此一並說明。
亂談“上海男人”
——張亞哲
上海男人的淺笑的確是尷尬，上海男人的憤怒如陸壽鈞對龍應台也始終挽不回如三絲春卷皮似的顏麵，即將欲說還休的矜持墮落為怒發衝冠的孟浪，再犀利的文字也回天無力。怪隻怪“上海男人”這有些驚天地泣鬼神的牌坊。
坊間話語如陸壽鈞的紳士措辭，清淡得無法察覺微瀾死水。龍應台女士能惠顧上海男人這溫柔雅趣確能證明男人之於上海，上海之於男人，總有那麽些汗漬於奶漬，奶漬於血漬，是不可脫離了幹係而春夢了無痕的。
想起這個陰盛陽衰得很有些無所謂的城市，想起張愛玲筆下的佟振保，王安憶筆下的陳先，毛毛娘舅各色人等，是有些蒼涼人世的淚可垂，情婦無恨的氣可歎。倒突然覺悟湧動在上海螻蟻般巢穴的清潔臉麵，發油可鑒的男人，步態斯文的男人，深沉儒雅的男人，如程乃珊早期向往的帶力士香皂味道的男人，無可選擇地追尋著執著的仕女的淑女的上海，在交際花盛開之際無聲無息地萎頓，這令人可憐的嬌滴滴精致的男人是將被水性的上海蝕了腰骨望穿了秋水，在上海人異口同聲（連龍應台女士也聽到了）的氣管炎的咳嗽聲中強做歡顏。
文人的上海男人粗俗市井的上海男人吸入城市廢氣喝入城市廢水最多的上海男人痛苦並快樂著。無言，無聲，無笑。不論佳麗坐擁一夜開五十瓶xo的江北上海男人或每天瑟縮於風中、流汗於陽光中，穿越過城市擁擠道路的男人，都在每天積攢自尊，每時消弭孤獨每刻想逃避責任。城市目擊的文章寫得太濫了，花團錦簇的上海女人們冷眼望江淮，這《後庭花》的歌糜廢得令人垂淚。燈紅酒綠中上海男人被世俗成為霓虹燈下的哨兵，為世界上唯一一塊毋需女權主義刺耳噪聒的淨土默默耕耘。
聽廣闊中國大地許多女人談論上海男人豔羨是明擺著的，這或許也是某種龍頭作用。這座20世紀中國最大的都市每一天都在重溫曾經脂粉猩紅的浪漫歲月，不但創造著對三姨太四姨太下跪，為五姨太六姨太剪腳趾甲的商界巨賈，還有那些做“阿詐裏”做長工做癟三隻為博紅顏一笑的男人。上海這個城市的積塵太厚了。每一種埋沒都沉默得可怕。男人如若在冷酷世界失卻了鐵血原則就無尊嚴可言。迷霧穿透的上海無疑是等待著某種複興的。
龍應台女士對於上海男人的讚許是相比較其耳聞目睹的賢妻良母的其餘世界。不是每個上海男人都有跪搓板的經曆，深夜被趕出家門的男人或許正無憂無慮地走向情人的單身公寓，而家裏河東獅吼的女人正百感交集自歎命苦或其他卻死惦著灰溜溜走出家門的男人。諸如後悔衣服穿得是不是少，或會不會去找別的女人。整個世界為這一場景會感動得啞口無言，然而生活的代價卻昭然若揭。
上海女人的嘴是刻毒了些，或許因為那嘴中同時流蜜才製止了反抗的革命。我隻談論的上海男人，看著罵遍千山萬水的龍女士的話，在每一個被賦予麵子的快樂瞬間盡情生活，不然，上海的男人就隻有灰飛煙滅了。那是誰也不能想象的事。
龍應台與周國平
——李泓冰
龍應台在上海的報紙上對上海男人評頭品足了一番，讓上海的男人女人都不舒服，像在眾目睽睽下，無端地成了一盤烤得透紅的龍蝦。各地副刊編輯們則興奮於找到了熱點，將龍應台端出的這盤龍蝦敲骨吸髓、煎炒烹炸地吃了又吃。被形容為“龍旋風”的龍應台呢，早已坐在瑞士美麗的家中，欣賞並記錄著她的兒子安安的如珠妙語，我們這裏關於上海男人的喋喋不休，渾不關那個家中的痛癢。
我讀著龍應台的自選集《女人與小人》（上海文藝出版社），這是用女權主義的肝膽、憐愛與自得交織的慈母心腸熬成的一鍋滾湯。嫁了德國丈夫的龍應台，時時有意無意地褒揚西方男性而對東方的偉丈夫心存不敬。
我一直對住在大洋彼岸享受著西方、又對東方恨鐵不成鋼的同胞存著幾分腹誹。真有責任感，何不回國盡忠盡孝？隔著天窗，說著亮話，總讓吃不到葡萄的我酸得難以下咽。
龍應台這顆遙遠的酸葡萄，嚼在我嘴裏原是過癮得很的。那會兒和同學們都是壯懷激烈、以天下為己任的年紀，初入社會，事事都有逆鱗之痛，凡重擊中國人積弊的文字，如龍應台的《中國人，你為何不生氣？》之類，均覺如飲狂泉。重讀龍應台，對那種俯拾即是的偏激、張狂、武斷、自以為是，卻覺得觸目得很，感慨地想：年輕時真是幼稚，竟看不出來！
扔下龍應台，拾起周國平，也是散文集，《守望的距離》（東方出版社）。如果說龍應台是“旋風”的話，周國平是潤物無聲的“細雨”，或者說像二三老友端坐於書齋，把著淡酒浮出的細語。平和、寬容、有味，不疾不徐，從容古今，從容情感，間或也有些淺淺的憂鬱。讀了不會讓你有激賞的衝動，隻是些微的歎服。周國平生於上海、學於上海，在廣西度過十年的深山歲月，由考研而定居北京。隻有生長於斯的學者，才能得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的真傳，個中感受真是我們這些一同走過時代風雨的人才冷暖自知。從容與寬厚掩住的痛苦，不足為外人道，對自己人則不必說，全能心領神會；所以周國平索性這樣標題：《為自己寫，給朋友讀》、《生命本來沒有名字》……
讀周國平，像讀中國古代哲人的書一樣，讓人沉靜，讓人出世。讀龍應台，讓人入世，讓人痛楚、激動，想和人爭吵。
本來書架上這兩位的書早就擱在一起，也不曾起過衝突，有過比較。最近恰巧前後腳地閑讀龍、周，就對自己起了疑惑：何以對龍前恭後倨，而對周卻網開一麵？我警覺到，真是上了年紀了，開始將擊劍長嘯、白眼看人視為膚淺了。
驚後反省，得了一個結論：今天的東方，其實更需要的是龍應台，而不是周國平。對自己的毛病，有痛楚才會下決心去根治，我們還沒有到享受從容的時刻。周圍平的境界，怕倒是能解了西方人的愁結；可是，東方獨多周國平，龍應台卻遠嫁西方，所謂“橘逾淮為枳”。
雖然仍是私心不以龍應台為然，還是決定，從此多讀些“旋風”文字，少讀些周國平。梁啟超早就呼喚“少年中國”，幾代人又過去了，總得更多一些中國人有少年激情才成嗬！
啊，上海男人！
——王戰華
——1——
上海有一份大報在去年曾發表了一位頗有些名氣的“台灣女人”龍應台的文章《啊，上海男人！》。
龍作家這篇行文在上海男人當中炸開了，有實力的“大手筆”便接踵而至地發表高見。
我先後讀過《捧不起的“上海男人”》、《也說“上海男人”》和《理解上海男人》。
這些文章自然不乏高手之作，說是龍旋風一篇《啊，上海男人！》把滬上的須眉一筆橫掃。卻原來“龍女士祭的是她心目中理想的男子形象，從那深自失落又強顏調侃的語調，我推測，這甚至可以說就是她的整個人生理想”。
虛構“世界稀有品種”的“上海男人”雖有意無意，但卻“因為內心的矛盾，導致邏輯的混亂，結果非但證明不了什麽，反倒多了一大團困惑”。
一個並非是正宗上海人、但卻在上海生活了多年的作者認為，自己向來不讚成以地域劃分籠統地對人，對男人、女人去概括出某個特征來進行褒貶評說。他正因為在上海生活了多年，才對上海男人和女人看出了一些道理來的。因此，雖然龍作家去了那麽多地方，屬“非常解放的女人”，卻看不出上海男人不少把“怕老婆”掛在嘴上或裝著“怕老婆”，實際是夫妻關係的一種善意“謀略”。一個真正的男子漢為何非要去與自己老婆爭高低呢？上海衡量男子氣的主要依據並非在於做不做家務和是不是與老婆逞強。為此，他設想，龍作家倘能多來幾次上海，她的看法就不至於偏頗。
一位與龍作家有過“若幹次興致高漲的交往”的文化人士則闡明，上海從前是、今天又再次成為全國乃至世界的文、經重鎮，與上海男人的這種性格內質不無關係。該文直截了當地指出，上海在龍女士的筆下被喚作一個“迷人”的城市，難道這“迷人”之中就不包括上海男人這一項精美而別致的人性軟性？他想，能嫁個如意的上海郎君，當是當今女人的一種福分呢！
——2——
老實說，對見多識廣的龍作家的這番文字，我並沒有產生“驚訝”，抑或她大作中確有“虛構”的成分，但我想，可能其在著文時更集中、更典型了吧！因此，對此，本不值得“大驚小怪”。
倒是“謀略”之說更為精彩些。不與老婆“爭高低”的男子漢，難道不更具有大丈夫氣概嗎？也許確切地說，在上海這“迷人”的都市中還應包括上海男人這一項精美而別致的“人性軟性”之說，更能包涵出一種具有文化韻味的特色。
然而，我們似乎覺得如上這些文字，確實是將上海男人集焦在了人們的視角點上，由於受視角所限，而沒有在與上海男人同構成一幅風景的女人方麵進行挖掘。不錯，龍作家的一段文字相當精彩：“在公領域裏，社會的資源和權力仍舊掌握在男人的手裏。上海女人說起來如何厲害、如何能幹，顯然還局限在私領域中。”
在為這段文字喝彩的同時，我認為龍作家似乎還未能深入一下來了解上海女人。其實，上海男人的這種“謀略”倒確是讓女人給熏陶出來的。
記得有統計說，上海的男性在全球範圍來說，是最辛苦的。他們要在家庭中充當一個很不容易的角色，這使得這些男子在夾縫中練就了一種生存、斡旋的本領。
前不久，上海曾有統計說上海婦女有60％占據家中的主導地位，上海女性的平均工資在全國僅低於廣東肇慶。在被調查的婦女中有66.6％的人認為“男女平等”，19.4％的人則認為“女性更優越”。這種比例比全國平均數分別高出7.6與2.14個百分點。上海婦女對自己的家庭地位高度滿意，其滿意的程度從國際上比較也僅次於瑞典，高於法、英、美等國。同期的一則調查表明：上海女子對男子的心理需求處在兩難境地之中，“既能主內，又能主外，事業家庭兩不誤”。這種近於挑剔的衡量標準，反映在當今男子在事業中的成就不及在家庭中所占的地位時，上海女子便說男子缺乏陽剛之氣了。這不是反映出上海女子的矛盾心態和上海男子的不易嗎？
有什麽樣的女子，便會有什麽樣的男人，這是個至理名言。時在40年代，謝冰瑩就在文章中寫道：“有人說上海像洋場少婦，杭州是大家閨秀，蘇州是小家碧玉，重慶是半老徐娘。”事實上，上海女子的一個重要特色，不同於廣東的“靚”，也有別於老北京話中的“俊”、“俏”，這就是“嗲”。一個“嗲”字，風情萬種，能將上海女子本質中的柔軟一麵盡數展現。
任何事物都有兩麵性，與風情萬種“嗲”字相配的另一麵是一個“作”字。許多異地人都不知“作”字何解釋，但上海本地人、尤其是上海男人則是肯定能領教的。（大約“作”字可解釋為“胡攪蠻纏”吧？）隨著婦女地位的提高，“嗲”字逐漸被“作”字所替代，“嗲”的風情隻怕是今日回憶，或隻能在天真爛漫的小女孩那兒還留有痕跡吧？
可能正因為龍作家對這些深層的風俗意義上的問題認識不透，故而隻能作些浮光掠影的表象圖解。這本也怨不得人家，畢竟來說，“台灣女人”不同於“大陸女人”，更不同於“上海女人”。不過，其文還是透露出上海女人厲害的一麵。對此曾作過研究的一位先生說，上海男子在文明的進步中，更多地吸取了一些知識的養料，學會了忍耐和顧全大局；而女子則停留在原地。作為生於斯、長於斯的本人則認為，龍作家的“為什麽當女權得到伸張的時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為受虐者？”提示，雖以瑞典呼籲成立保護男人組織為例，倒確應引起上海女人思索。
有“謀略”的上海男人，畢竟是有風度的！
為上海男人說句話
——楊長榮
報章雜誌及天南地北的雜談閑聊，時有對上海人、特別是對上海男人的評論，往往帶貶意的居多；但好像上海人一般不太把這當回事，很少有人起而辯解、駁斥。一部電視劇，被認為是寫了一群敢做不敢當、親生孩子都不敢認的上海男人，引來一片非議譴責聲，也不見有什麽上海人跳將出來理論一番。這回龍應台對上海男人霧裏看花地評了幾句，卻是引起了一點反響，甚至有一兩位著名的作家也忍不住撰文反擊了。或許因為龍應台來自台灣？或許因為她是女性？對異性的評價看得更重一些，也是有的。
我也是個女性，道道地地的北方女人。原籍山東，在內蒙古、北京轉戰多年，近幾年才拿著浙江的俸祿來上海工作。據我的觀察，倘若一定要以地域為背景來評判，比較優秀的男人，還是要算上海男人。
因我是女人，常常免不了透過女人看男人。說上海男人優秀，首先就是因為上海女人是中國女人風景畫中的一抹亮色。一次在北京，一群人認真地坐了半天，給各地女人打分。有說大連、青島女人漂亮的，有說新疆、雲南少數民族女人別有風情的，我則說，看看三四十、五六十歲的女人仍有女人本色的，也隻有上海了。大家細細擺比一番，給了上海女人最高分。中國有中國的國情，女人是“半邊天”，摩拳擦掌、拳打腳踢在社會的大舞台上，社會角色不斷強化，性別意識不斷弱化，細細體味，有多少女人已經少有女人味了？上海女人也一樣撐起了“半邊天”，但仍保留著不少的嬌、妖媚和嗲樣，瞧著還像女人樣，這實在是上海男人的功勞！
對上海男人的貶，往往集中在“懼內”呀、做家務呀，等等，以證明其全無男子氣。照我看，男人跟女人相依相存，那些女人變得不像女人的地方，男人中也一定少有真正意義上的男子漢。上海男人幾十年來裏裏外外極細心又極耐心地嗬護關愛自己的女人，也包括替她們、幫她們拎菜籃、提掃把、下廚房，才使同樣在社會戰場上摸爬滾打的老婆還像個女人樣，這才是有底氣、有力度的男子漢的表現。相反，袖手看著自己在外謀一份生計的女人蓬頭垢麵回家後，接著再做一份老媽子活的男人，肯定不是真正的男子漢！不會憐香惜玉，還算什麽男人！
所以我說上海的男人們，你們實在不必聽到一個叫龍應台的台灣女人說了幾句不中聽的話就沉不住氣了，還是一如你們既往的態度：一笑了之或一哼了之，然後，繼續當你們的男子漢。
對了，我家有女快長成，我還真希望她能帶個上海女婿回家呢。
龍應台和“捧不起的上海男人”
——胡妍
熱衷社會文化批評並對婦運抱同樣熱忱的龍應台女士，不久前在上海引起了一番不大不小的轟動。龍女士以台灣女人的身分和在歐美生活了二十年的閱曆，在一篇題為《啊，上海男人！》的錦繡文章裏，不無驚喜地發現：上海男人在大陸男人中自成一格，“是一個世界的稀有品種”。龍女士盛讚“上海男人竟然如此可愛：他可以買菜燒飯拖地而不覺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衣服而不覺得自己卑賤……”，“這才是真正海闊天空的男人！我們20世紀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夢寐以求的，不就是這種從英雄的迷思中解放出來的、既溫柔又坦蕩的男人嗎？”
龍女士之作如是觀，是由於長年來，她觀察著台灣和西方世界婦女的生活，看到她們每一步的邁出都連帶了痛苦的掙紮。她以為，在這個當口，“上海的男女關係為我開拓了新的視野”。想不到的是，上海男人此番卻並不那麽“海闊天空”、“溫柔坦蕩”，麵對龍女士的讚譽，上海男人的一個直接的反應是：龍卷風刮上門來了！
上海男人並不“受寵若驚”，也不“知遇圖報”，反倒有些“恩將仇報”的意思。他們寧願做“捧不起的上海男人”。他們說：下廚的上海男人像中國大陸其他地方的男人一樣普遍，而中國特色的家務分工如男人下廚，“與女子是否占有家庭乃至社會的話語權”，“是兩回事”。他們很不屑“稀有品種”——哪怕是“世界級”的——或“男女平權先鋒”等等的桂冠和讚譽。本來，龍女士在感歎上海男人的“溫柔坦蕩”和“稀有”的同時，對上海男人的“遭遇”是懷了由衷的關懷顧惜的，或者按龍女士更明確深刻的表達，她感到疑惑的是：為什麽當女權得到伸張的時候，男人就取代女人成為受虐者？龍女士之如是想，是因為她在上海，由男人的操持家務，“溫柔、坦蕩”進而看到了男人的“受虐”，用上海話來說就是嚴重的“妻管嚴”。龍女士的本意是要說：“妻管嚴”雖無關主義或原則，但如果作為男女平權的一種證明，恐怕是曲解了婦女解放。龍女士怕的是上海女人的解放過了頭！
龍女士的想法當然不無正確處，但她的擔憂卻幾乎是多餘的。關於“妻管嚴”，最有發言權的應當還是上海男人，不如來聽聽他們的說法：“在人前宣傳誇耀自己懼內的，他的懼內就很可懷疑。有的是從反麵來顯示自己的紳士風度，有的則可能是在為另覓新歡製造輿論，甚至可能是有針對性地下誘餌。”（以上及以下有關的引用均引自上海男人的新作《捧不起的“上海男人”》。）龍女士當然是看到上海的男女關係其實尚不是真正平等的（如在所謂的菁英圈裏，碰來碰去都是男人，社會資源和權力仍然掌握在男人手裏，凡此等等）；但她從上海男子的“溫柔坦蕩”和大陸、上海女人的“抬頭挺胸”中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變化，甚至看出了“矯枉過正“‘物極必反”的隱患——想不到這次卻看走了眼，上海男人自述“懼內”是花招，是技巧，是風度。又如龍女士說：“這有關柴米油鹽醬醋茶的一回事卻是我眼中轟轟烈烈的大成就”的男子操持家務，根本上也不是因了上海男人天生“溫柔坦蕩”的緣故，或上海的風俗就是比別處平等、開放而使然。當然，一方水土養一方人的原因也是存在的，那便是上海這地方講現實，上海的男人也比較識時務，但識的並不是“男女當平等”的婦運道理。雖然他們個個說男女平等是應當的，在上海已根本不是什麽問題，而是“經濟是基礎”的道理。一如他們“務實”地心知肚明的，這“是中國大陸特有的經濟生活條件造成”的：既然老婆也就業掙錢的，而且是“同工同酬”，一定要老婆燒飯這句話就不太好說了！
龍女士曾說，在一個陌生的城市裏，隻要側耳聽聽人們飛短流長地說些什麽，大概就可以探知這個城市的文化特質。現在，龍女士知道上海這個城市的特質了嗎？或者說更知道上海的男人了嗎？“他可以輕聲細語地和女人說話而不覺得自己少了男子氣概，他可以讓女人逞強而不覺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賞妻子成功而不覺得自己失敗。”他可以洗衣服，可以做家務，可以比別地的男子“溫柔坦蕩”……，然而，他不可以被你這樣說——換句話說，這一切，你不可以這樣直截了當地說出來，尤其是說他“受虐”，還是被女子——別的“虐”猶可受，女子的“虐”則萬萬不能受！因他終究是男人，是中國的男人。盡管是不可多得的“稀有”，或“溫柔坦蕩”到“像個彎豆芽”。在這一種“男人的氣概”上，上海的男人從來是一點不比別地的男人差的。
這裏，龍女士的另一個解說或許也是應當記取的：說上海的男人女人如何如何，就好像是在說中國人勤奮，意大利人熱情，德國人缺乏幽默感一樣，難免不是一種以偏概全。龍女士曾十分地奇怪，在上海這座城市裏，“流言的主角竟是男人，被虐待的是男人”——而如果我們，或龍女士稍稍地移動一下“以偏概全”的角度，聽到的或許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關於“男性雄風”的“流言”呢！
我抗議
編輯先生：
這是一封海外讀者的抗議信。
從最近一期1997年5月16日全球中文電腦期刊《華夏文摘》上讀到你報發表的台灣龍應台《啊，上海男人！》一文，有種被人侮辱的感覺。
《文匯報》作為有上海特色的且在中國有一定影響的報紙，竟公然在本鄉本土上登載這篇侮辱調侃上海男人、有明顯好惡傾向的文章，不僅有失公正，而且嚴重損害了家鄉父老尤其是上海男人的感情！同時也深深地傷害了許許多多在海外的上海男人的心！本人作為上海男人，在此向你報深表失望！並擬在海外全球中文網絡上組織一次由海外上海男人參加的申討對《文匯報》登載《啊，上海男人！》的活動，以示抗議。
新聞和寫作一樣具有高度自由性，但報社辦報也是一種商業行為。你報不顧讀者感情，發表這種不友好的有辱滬上男子形象的文章，隻會遭到更多讀者的不滿和唾棄！有鑒於此，本人及周圍許多上海籍男士已通知其在滬家屬停止訂閱下一季（年）度的《文匯報》，也許對你們官辦的已擁有千萬訂戶的報紙是微不足道的，但我們則以這種方式來表達對你報最大不滿！並且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本人不會再看《文匯報》，同時相信許多讀者會跟我一樣如此做，因為任何讀者不會去買去看一份曾經傷害過他們感情的報紙……
順便告知，在海外的上海男人同在國內的絕大多數上海男人一樣，很努力也很優秀。他們非常關注、熱愛家鄉上海。為什麽你報不多報道這些素材呢？
最後建議你報向讀者作一次公開的道歉，為了你們的嚴重過失。
在海外的上海男人康議
（寄自加拿大蒙特利爾市）
上海男人，累啊！
——唐英
我在法國看到龍應台女士的那篇《啊，上海男人！》時，已是1997年的5月。據說此文曾引起軒然大波，必定是有過一番熱鬧的爭論吧？結果如何我不知道，但作為一個地道的大陸女人，並且有過國外生活經曆的我，對於龍女士對上海男人和上海女人的尖刻判評，我不敢苟同。
作為“一個台灣女人，在美國和歐洲生活了二十年”，龍女士真的是“旁觀者清”啊！她不知道台灣女人可以“就是願意做個小女人嘛！”，德國女人可以舒舒服服地做“賢妻良母”，可是大陸的女人做不起。大陸女人的事業犧牲得起，那份工作和工資卻是犧牲不起的。對於千百萬普通的大陸家庭而言，光靠男人的收入是難以支撐得起一個家庭的，女人想不工作都不行。何況沒有工作的女人，沒有勞保，沒有醫療，沒有組織可以依靠，你那個男人，靠得住嗎？
龍女士從來沒住過一家三口擠在一間十二平方米的房子吧？沒有廚房，沒有廁所，沒有浴室。所謂的家，就是那唯一一間陰暗潮濕的小屋。就這間集體宿舍還是女人厚了臉皮賴來的。沒有洗衣機，根本就不可能裝得下。電壓不夠也接不上水管。女人每天為孩子洗尿布，洗幹淨的尿布夏天掛在房間裏往下滴水，地板上鋪著一塊塊幹毛巾，天花板上，因為不斷上升的水氣而長了斑斑點點的綠黴。
女人每天去買菜，在菜市場和人討價還價，她不精明點就會吃虧上當。她麵容疲累，一副凶巴巴的黃臉婆模樣，怎麽看也不溫柔。早晚上下班的時候就更不能溫柔了，否則甭想擠得上高峰時的公共汽車。
龍女士誇讚德國女人的溫柔，為了丈夫的事業可以拋棄工作，留守家中，甘做主婦。現在德國失業嚴重，最先丟工作的總是女人。好在丟掉工作並不等於丟掉飯碗，男人的那一份工作已足以讓一家人過上舒適的日子了；而這沒有工作的女人因為發達的社會福利和保險製度，無論出現什麽情況，生病得癌症也好，由於種種原因沒了男人也好，她總是有依有靠，不會不踏實。何況，這主婦也做得體麵。
早上開車送走兒子和丈夫，一個去上學，一個去上班。主婦接著去俱樂部做有氧運動，然後穿著高跟鞋，光鮮亮麗地開著汽車去超級市場買東西。她推了一輛購物小車進去，新鮮的水果蔬菜雞鴨魚肉都明碼標價，價格適中。她很快采購齊備，碰見女人聊了會兒天，又去喝杯咖啡，再開車回家。回到家就可以“擦窗玻璃，擦呀擦呀擦得一塵不染，等著男人回來誇獎”。
她沒有聽說過尿布，家裏總是洗衣機和洗碗機，她手上抹著漂亮的指甲油，沒有汽車不會走路。她從不會和人爭吵，不會風風火火地奔跑。她溫柔而賢惠。
可大陸女人不行。在搖晃擁擠的公共汽車上她得抱得動孩子；在丈夫不在的時候，她得扛得動煤氣罐。她溫柔不得，粗糙一點才做得了大陸女人。
逢著女人靠男人討飯，男人自然也神氣起來，何況他有工作有房子有汽車，而沒有分房子憑職稱等錯綜複雜的頭疼事讓女人有機可乘地指責他，他又如何男人得起來？女人不工作在家裏把家務做得一清二爽，所以德國的男人們也決不會像龍女士筆下的上海男人一樣“低下”地買菜燒飯拖地，“卑賤”地洗女人的衣服。
上海男人無可選擇。女人工作家庭兩頭跑，和他一樣，所以他無論如何也不能袖手旁觀，菜要買，地要拖，他無法不分擔，即使這女人不溫柔。女人頂著一頭灰臉在哭罵：工作十五年了還沒分到房子，這狗窩還是我搞來的！舊房子要拆遷了，借房住的人一律滾蛋。我們往哪裏去？是男子漢，要老婆孩子，就該有地方養老婆孩子！窩囊廢！
本來分房子該排到他了，可又不知給誰的後門擠了下去。他也有氣啊！女人可以因此而罵他是窩囊廢，他卻不可以去罵單位領導是混蛋東西王八蛋。
他又如何男子漢得起來！守大門的老頭同誌，公共汽車上的售票員小姐，托兒所的小阿姨們，樓上樓下左鄰右舍，上級下級同事領導，他都小心翼翼得罪不起；群眾關係，鄰裏關係，上下級關係，同事關係，攪得他難以招架，啊！一個關係處理不好他都會倒楣。夫妻關係上他不以退為進，再跟自家人過不去還有什麽意思？你讓他鼓著胸肌揍女人出氣以顯示男子氣概嗎？
事實上每日騎著單車、拎著帶魚回家的上海男人們也根本沒有時間和精力去錘煉胸大肌，無法像衣食不愁的西方男人一樣拚命運動賣弄肌肉以顯示雄性魅力。上海男人們知道壓在他們身上以及他們妻子身上的生活擔子有多重。他們和千千萬萬個大陸男人一樣整日為生活奔波忙碌。他們忍耐堅強，包容體貼，懂得分擔。上海的女人們，你可懂得珍惜？
舉辦男孩節，培養男子漢
——陳建軍
1997年年初，龍應台在《文匯報》刊出《啊，上海男人！》，冠予上海男人男女平權先鋒的榮譽。文章中，龍應台盛讚上海男人可以買菜燒飯拖地而不覺得自己低下，可以洗女人的內褲而不覺得自己卑賤，上海男人是世界的稀有品種，是20世紀追求解放的新女性所夢寐以求的。龍應台沒有想到，素以溫柔與懼內聞名於世的上海男人們立即群起斥之，辯論的結果以龍應台敗北而收場。1997年8月14日，委屈的龍應台又寫了一篇《“我也是上海男人”》（收入本書時改名《上海男人：英國式》——編者注），希冀告訴人們最解放的男人就是最溫柔的男人。
1998年5月10日，由上海市少工委主辦的上海市首屆男孩節拉開了帷幕。舉辦男孩節，旨在徹底改變上海男孩中較為普遍的軟弱、膽怯、豪氣不足的弱點，塑造男子漢應有的陽剛美和社會責任感。
領著兒子來參加活動的於先生心情矛盾，擔心兒子成不了男子漢已不是一天兩天了，同時，對於男孩節能夠把兒子培養成男子漢心中無底。於先生自己上小學一年級的時候，由於父母都要上班，他每天清晨早早起來淘好米，放在小飯盒中，給自己和上幼兒園的弟弟帶去蒸飯，然後，肩上背著兩隻小書包，一手拎著飯盒，一手牽著弟弟，先送弟弟到幼兒園，自己再去上學。放學後，領了弟弟回家，在煤球爐上燒飯，隨後一邊做功課，一邊和弟弟玩。有時父母上夜班，就獨自領著弟弟睡。於先生想不通的是，兒子讀小學五年級了，每晚都要等他睡著了，大人才能離開他的房間，不然就哭著喊怕；打雷的晚上，不擠在父母中間就根本不敢睡。兒子常被表妹刮鼻子羞，表妹小他兩歲，處處卻表現得小大人似的。於先生讓兒子自己來參加男孩節活動，好話說了幾籮也無濟於事，直到兒子眼淚滾到腮邊了，在妻子的嘟囔下，於先生不得不放下手頭正忙著的事。
上海市少工委的人士說，孩子們舉辦的活動，超過一半的主持人是女孩子。記者看到，主持男孩節的是兩個男孩子，照理是千裏挑一選出來的主持人，年齡小也應該有一點遊刃的功底，但他倆不時會緊張得說漏了嘴，而上台祝賀男孩節開幕的四個女孩子，麵對著頻頻爆出的閃光燈，沒有一點過敏的症狀，手勢和動作優雅嫻熟。
男孩不隻在表達能力上遜色於女孩子，組織能力上同樣如此。據不完全統計，上海市少先隊小隊幹部中，80％以上是女孩子。舉辦全市性的男孩節，早已形成了需要。較長一段時間以來，上海一些中小學紅紅火火開展的“尋找男子漢工程”活動，目的就是要解決男孩子們普遍缺乏陽剛之氣的問題，在男孩子中倡導男子漢精神。
體育運動是男子漢倍出的最佳場合，社會學家們說，落一葉而知天下秋，體育競技上的陰盛陽衰表明並非隻是上海的男孩子們缺少陽剛之氣。
給男孩子們設立“男孩節”，上海市此舉在全國尚屬首創，社會學家鄧偉誌教授說，男孩子陽剛之氣的缺乏，同他們的精神導師關係密切，上海的母親們存有重男輕女的觀念，男孩子們絕大多數是由母親帶大的；在教養過程中又不可避免地表現出對男孩子的溺愛，而男孩子成長過程中需要的“營養”是摔打等挫折，此外，男女教師比例嚴重失衡，一些堅守崗位而沒有流失的男教師，終日被女同事包圍著，逐漸表現出被同化的症狀，弄得男孩子們娘娘腔十足。
瑞典來信
應台兄：
剛讀大作《啊，上海男人！》，忍俊不禁！聽羅多弼說，你推薦我讀此文，因我也是從上海來的，大概屬“上海男人”一類。不過，我讀後並未像你說的那類“上海男人”暴跳如雷，倒覺得你寫的是實情，其實，現在很多“中國大陸男人”都是如此，因此有中國文化需要“壯陽”一說，王朔等作家成立的公司叫“海馬公司”，因為“海馬”是一味壯陽之中藥也。我看你是有些少見多怪，或是多見別種男人，故此奇怪世上竟有此類異種。
真正有意思的其實是“上海女人”或“中國女人”，即你文中寫的那種出了國“目中無男人”的現代女性。如不是討她們喜歡，“上海男人”何至於此？古雲“女為悅己者容”，如今卻是“男為悅己者下廚房”。從這一點來說，婦女之地位確實不一般了。中國女人從來不講公共的權力。皇帝讓男人做，最多“垂簾聽政”，其實.聽不聽政也無所謂，這才叫“實際的解放”。有些西方男人或是北歐男人吧，以為到東方可以娶回侍候自己的女人，因為他們也真不堪本地女人的“虐待”（你文中語），結果卻沒想到要回一個“上海女人”，是個雌老虎。不久前我在朋友家吃飯，桌上就有這麽一對夫婦，瑞典男人向我訴苦，說他自從娶來一位“上海太太”，從此家裏隻能吃中餐，要吃三明治也隻能上街自理了。“上海女人”好不威風！
羅多弼看你寫到瑞典男人受虐待，頗不以為然，認為無中生有。看來“瑞典男人”看了你的文章也會不高興。你說的聯合國報告我不知道。不過，瑞典的平等部長確實發表過文章，說瑞典男人堪稱世界典範。1995年北京開聯合國婦女大會，瑞典拿到了“平等獎”，這位男平等部長（現已下台）也去了，提出了開“世界男人大會”的動議。“瑞典男人”也真是可愛的。
我既沾“上海男人”的邊，又是“瑞典男人”，真是三生有幸！
m.p.於瑞典
1998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