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月的假期，我可以去西班牙的海濱，可以去瑞士的阿爾卑斯山，可以去非洲的沙漠和草原，也可以去印尼的叢林，更可以和往年一樣，回家——回台灣那個家。
但是我決定去北京；我想用一個月的時間粗淺地體驗一下那既是祖國又是外國的地方。我隻需要借一輛單車，行囊裏塞著一本《萬曆十五年》，就可以親近北京。
在走之前，我這個因“生氣”而出了名的中國人就一再給自己作心理教育：到了北京不要生氣；第一，你一個人帶著兩個稚齡的孩子，沒有那個力氣。第二，那是別人的地方，你沒有充分的發言權。第三，如果你尋找的是幹淨、秩序、效率、禮貌和諧，那你就該留在歐洲——到北京，你顯然有別的需求，不是嗎？
是的，我不生氣。
到了北京機場，孩子和我夾在湧動的人潮裏——因為是德航班機，乘客多半是德國人。人潮擠過檢疫口，坐在關口的公務人員，一個穿著製服的中年婦女，馬上就在一群白人中挑出我：
“你！”她用淩厲的聲音高亢地說，“就是你！”
手指穿過人群指著我：“過來過來，你給我過來！”
我乖乖地擠過去，牽著孩子的手，心想：才踏上北京的土地就來了。她說話的這種聲調、這種氣勢，好像一條抽得出血的鞭子。
我沒注意到，一旁七歲多的安安，臉都白了。
“證件！”女人不多浪費一個宇。
遞上證件，女人立即像泄了氣的球，鬆緩下來，她沒想到我是個“台灣同胞”，不是個她可以頤指氣使的自己人。
我們對看一眼。一言不發地，我拉著孩子繼續往前走。檢查護照的關口列著一條一條的隊伍，我們開始排隊等待。飛了十多個小時，三歲半的飛飛倦怠地倚著母親的腿。安安扯扯母親的手臂，我這才注意到他憂愁的臉龐。“怎麽啦安安？”
他垂著眼瞼，看著自己的腳尖：“媽媽，剛剛那個女人為什麽那樣對你說話？我好怕。”
哦——我覺得事態有點兒嚴重。這個在德國成長但是和我講中文的孩子，一輩子還沒聽過那樣淩厲如刀片的中文。
“安安，”我把孩子摟過來，盡量放輕鬆地說，“她並沒有什麽惡意，可能因為人太多，她緊張了，所以那樣說話。”
“在德國沒有人那樣說話，對不對，媽媽？”安安抬起頭來，“就是工作緊張也沒有人那樣對人說話，對不對？”
隨著隊伍挪動，我說：“不對，安安，這不是中國人和德國人的不同。你記得嗎？以前還有東德的時候，東德邊境上的警察也是那樣凶的……”
“可是西德人沒有那樣的，”孩子邊思考邊說，“台灣人也沒有那樣的。”
哦！孩子，你碰觸到了一個什麽樣的問題！
快要輪到我們的時候，安安眼睛望著高台後坐著的警察，更靠近我，怯怯地說：
“媽媽，那麽我們為什麽一定要來北京呢？”
我想了想，親了一下他的頭發：“因為北京也是媽媽的一種家吧。”
到停車場，得穿過馬路，一輛大型麵包車和行人搶路，“吱”的一聲緊急煞車，差點撞著孩子的手臂。來接機的德國朋友怒氣衝衝地對司機——一個戴著墨鏡、穿著時髦的年輕女郎——大喊：“有小孩你沒看見嗎？”
時髦女郎眉毛一挑，滿臉不屑，也大聲地回答：“沒看見。”
走吧走吧，不要生氣！你的車子停在哪裏？
行李非常沉，朋友艱難地推著，我緊緊牽著孩子的手，然後就聽到那如刀片的聲音——
“喂——你——過來過來——”
又是我嗎？
“就是你——怎麽不聽呢？過來過來你給我過來！”
真是衝著我來的！又是一個年輕的女人。
“推車不能過去！回來回來！”
孩子緊緊地抓著我的手。
“為什麽不能？”
“不能就是不能，你給我回來！”
“您要我帶著兩個孩子，用手拎著三隻大皮箱走過去？”
我開始火了。
“那不是我的問題！”女人幹脆地說。
“我會把車再推回來——”
“誰相信哪！”她打斷我，“誰都這麽說！”
“你為什麽對人這麽不信任——”我提高了聲音，朋友來拉我，走吧走吧，不要生氣！把推車還她。
好，不怪她！許多機場都不讓推車進入停車場的、而且我的難題確實不是她的問題，走吧走吧！
我們連推帶拉、舉步維艱地終於把行李和孩子帶到了車邊。
第二天一早，迫不及待地到了菜市場，走著逛著，看攤子擺出來的蔬菜水果，聽北京人清脆麻利的語音。上海來的表姐指著一樣蔬菜：
“同誌，這叫什麽菜呀？”
同誌，是個穿著汗衫的年輕男人，頭也不抬地瞄我們一眼，冷冷地說：
“哪兒來的？這個菜都不認識！”
“我們上海沒這個菜呀！”表姐微笑著。
同誌抬頭，冷笑著：
“上海人就不是中國人啦？”
我再仔細看著這個年輕的男人——他為什麽一肚子氣？
日壇市場可熱鬧了。孩子們忙著看玩具，我忙著看衣服、看俄國倒爺、看北京的臉譜。
“同誌，這個多少錢？”表姐的聲音。
“稱呼誰呀？誰是同誌呀？”一個著汗衫的年輕胖子挑釁地問。
這表姐，就因為她有上海口音就得老被欺負嗎？
“那該怎麽稱呼呢？”表姐細聲細氣地。
“學了再來！”胖子說，“學會了再開口！”
我放開孩子的手，走到胖子麵前，說：
“請您現在就告訴我，該怎麽稱呼您？”
胖子有點兒吃驚，逞強地說：
“學了再來。”
“我現在就跟您學習，您請說。”我固執地站著。
旁邊已經圍了一圈的人，透著看熱鬧的欣喜。
胖子似乎不知該說什麽好，半晌，眼睛注視別的地方，說：
“你晚上來，我教你。”
旁邊的人吃吃地笑，看著我。
我彎下腰，和胖子平視，一個字一個字地說：“你，還不夠資格。”
牽回孩子的手，繼續往前走，想想，又回頭對胖子說：
“這樣子對待外地人，您真丟北京人的臉！”
然後又是一個明亮的早晨，我興高采烈地對安安說：
“跟我去市場嗎？”
好一會兒沒聲音。
“咦，不想去？”
安安憋著什麽，猶豫了半晌，皺著眉說：
“我很想去，可是，”他結結巴巴地，“媽媽你可不可以答應我不吵架？”
吵架？我驚愕地看著他，沒想到這兩天的旅程如此深刻地震撼了這小小的人。
“安安，”我捧著他纖弱的臉龐，“媽媽隻有在不公平的時候才吵架。”
“你可不可以答應我，”安安滿腹委屈地說，“不公平也不吵架？”
（原載1993年10月31日《文匯報·筆會》，同年12月10日《北京晚報》第一版轉載）
《北京晚報》讀者來信談《吵架》
《北京晚報》編者的話北京——偉大祖國的首都，竟給一位“台灣同胞”留下如此印象，實在令人遺憾！文明禮貌是我們中國人的傳統美德，我們北京人特別是服務於窗口行業的北京人，理應做得更好。您看了此文有何感想？來稿請寄《北京晚報》總編室。
（原載1993年12月10日《北京晚報》第一版）
改善社會風氣先要改“髒口”
編輯同誌：
讀完貴報12月10日第一版的《吵架》一文，十分高興。無論如何也想把這喜悅的心情向貴報訴說一番。
使我高興的最主要的原因，並不僅是這位台胞文章的內容，而是我們北京人自己的報紙上能夠這樣在一版上登出“罵”北京人的文章，可見北京、北京人是大有希望的。
因為此類問題是大部分北京市民都認為不是問題的大問題。
我以為要想解決這個問題，還得從領導做起，從輿論做起。
要想真正改善社會風氣，首先要改變不好的語言素質。
肖冰
編輯同誌：
早就從龍應台的文章中得知她是個愛“生氣”、好“吵架”的女人了，如今剛到北京下機伊始就又是故態複萌，接連生氣與吵架。其實許多北京人在讀龍應台這篇《吵架》時，都會搖頭的，都會感到她的“氣”生得不值當，她的“架”吵得不值當。
不知怎麽那麽巧，龍應台短短兩天聽到的這些語言，她一寫出來就讓人感到那麽熟悉。恐怕許多人都已是司空聽慣的了，而且對這些話語早已是生不起來氣了，更談不到吵架了。
“顧客是上帝”，這話聽著挺順耳，其實又玄又虛。為“上帝”服務的人根本不信“上帝”，那顧客即使是“上帝”又能奈之何！
其實顧客並沒有那麽大野心想當什麽“上帝”，那想當什麽呢？或者說應該把顧客——服務對象當作什麽呢？要求低的也就想當個街坊鄰居；要求高些的也就想當個熟人朋友；當然也有更高要求的，想當個“大”點兒的，不過也用不著當“上帝”。
段寶文
（原載1993年12月13日《北京晚報》第一版）
我代表首都我代表中國
有的北京人以“老大”自居是出現不文明的原因之一。總感到自己居住在北京、工作在北京，地處首都，環境優越，“見多識廣”，你外來賓客都得聽我的。這種“老大”思想不解決，說文明禮貌隻是一句空話。
遊明信
老北京，最講個“禮”兒，最好個“麵”兒，我們應該發揚這個好傳統，不管你從事什麽工作，不管你是幹部、工人還是學生，都是展現首都風貌的一個窗口，注意自己的言行。維護首都榮譽是每一個北京人的職責，要始終牢記：我代表首都，我代表中國。
計萍
看了《吵架》，我為北京的窗口行業而臉紅。建議在首都各行各業製訂標準的語言和對人、對事的標準形態，能讓中國人自己感到合適，外國人看了也認為中國人有風度；要下工夫培訓，並進行考核；不能一陣風，堅持下去，相信北京的窗口行業會給人們一個耳目一新的感覺。
岡稔
民航的問題，是十分重要的問題，這是一個外國人看中國的窗口，透過這個窗口可以看到中國的變化。恰恰是這個窗口使許多許多的外國朋友感到了失望。關於神秘而美麗的新中國的傳說被這些壞印象蒙上了陰影。
丁憲民
建議首都機場、日壇市場的管理部門對照《吵架》一文，認真地檢查一下存在的問題，切實地提出改進措施，並舉一反三。如確有誠意，應向台胞龍應台女士道歉。
張家駒
（原載1993年12月14日《北京晚報》第一版）
但是我決定去北京；我想用一個月的時間粗淺地體驗一下那既是祖國又是外國的地方。我隻需要借一輛單車，行囊裏塞著一本《萬曆十五年》，就可以親近北京。
在走之前，我這個因“生氣”而出了名的中國人就一再給自己作心理教育：到了北京不要生氣；第一，你一個人帶著兩個稚齡的孩子，沒有那個力氣。第二，那是別人的地方，你沒有充分的發言權。第三，如果你尋找的是幹淨、秩序、效率、禮貌和諧，那你就該留在歐洲——到北京，你顯然有別的需求，不是嗎？
是的，我不生氣。
到了北京機場，孩子和我夾在湧動的人潮裏——因為是德航班機，乘客多半是德國人。人潮擠過檢疫口，坐在關口的公務人員，一個穿著製服的中年婦女，馬上就在一群白人中挑出我：
“你！”她用淩厲的聲音高亢地說，“就是你！”
手指穿過人群指著我：“過來過來，你給我過來！”
我乖乖地擠過去，牽著孩子的手，心想：才踏上北京的土地就來了。她說話的這種聲調、這種氣勢，好像一條抽得出血的鞭子。
我沒注意到，一旁七歲多的安安，臉都白了。
“證件！”女人不多浪費一個宇。
遞上證件，女人立即像泄了氣的球，鬆緩下來，她沒想到我是個“台灣同胞”，不是個她可以頤指氣使的自己人。
我們對看一眼。一言不發地，我拉著孩子繼續往前走。檢查護照的關口列著一條一條的隊伍，我們開始排隊等待。飛了十多個小時，三歲半的飛飛倦怠地倚著母親的腿。安安扯扯母親的手臂，我這才注意到他憂愁的臉龐。“怎麽啦安安？”
他垂著眼瞼，看著自己的腳尖：“媽媽，剛剛那個女人為什麽那樣對你說話？我好怕。”
哦——我覺得事態有點兒嚴重。這個在德國成長但是和我講中文的孩子，一輩子還沒聽過那樣淩厲如刀片的中文。
“安安，”我把孩子摟過來，盡量放輕鬆地說，“她並沒有什麽惡意，可能因為人太多，她緊張了，所以那樣說話。”
“在德國沒有人那樣說話，對不對，媽媽？”安安抬起頭來，“就是工作緊張也沒有人那樣對人說話，對不對？”
隨著隊伍挪動，我說：“不對，安安，這不是中國人和德國人的不同。你記得嗎？以前還有東德的時候，東德邊境上的警察也是那樣凶的……”
“可是西德人沒有那樣的，”孩子邊思考邊說，“台灣人也沒有那樣的。”
哦！孩子，你碰觸到了一個什麽樣的問題！
快要輪到我們的時候，安安眼睛望著高台後坐著的警察，更靠近我，怯怯地說：
“媽媽，那麽我們為什麽一定要來北京呢？”
我想了想，親了一下他的頭發：“因為北京也是媽媽的一種家吧。”
到停車場，得穿過馬路，一輛大型麵包車和行人搶路，“吱”的一聲緊急煞車，差點撞著孩子的手臂。來接機的德國朋友怒氣衝衝地對司機——一個戴著墨鏡、穿著時髦的年輕女郎——大喊：“有小孩你沒看見嗎？”
時髦女郎眉毛一挑，滿臉不屑，也大聲地回答：“沒看見。”
走吧走吧，不要生氣！你的車子停在哪裏？
行李非常沉，朋友艱難地推著，我緊緊牽著孩子的手，然後就聽到那如刀片的聲音——
“喂——你——過來過來——”
又是我嗎？
“就是你——怎麽不聽呢？過來過來你給我過來！”
真是衝著我來的！又是一個年輕的女人。
“推車不能過去！回來回來！”
孩子緊緊地抓著我的手。
“為什麽不能？”
“不能就是不能，你給我回來！”
“您要我帶著兩個孩子，用手拎著三隻大皮箱走過去？”
我開始火了。
“那不是我的問題！”女人幹脆地說。
“我會把車再推回來——”
“誰相信哪！”她打斷我，“誰都這麽說！”
“你為什麽對人這麽不信任——”我提高了聲音，朋友來拉我，走吧走吧，不要生氣！把推車還她。
好，不怪她！許多機場都不讓推車進入停車場的、而且我的難題確實不是她的問題，走吧走吧！
我們連推帶拉、舉步維艱地終於把行李和孩子帶到了車邊。
第二天一早，迫不及待地到了菜市場，走著逛著，看攤子擺出來的蔬菜水果，聽北京人清脆麻利的語音。上海來的表姐指著一樣蔬菜：
“同誌，這叫什麽菜呀？”
同誌，是個穿著汗衫的年輕男人，頭也不抬地瞄我們一眼，冷冷地說：
“哪兒來的？這個菜都不認識！”
“我們上海沒這個菜呀！”表姐微笑著。
同誌抬頭，冷笑著：
“上海人就不是中國人啦？”
我再仔細看著這個年輕的男人——他為什麽一肚子氣？
日壇市場可熱鬧了。孩子們忙著看玩具，我忙著看衣服、看俄國倒爺、看北京的臉譜。
“同誌，這個多少錢？”表姐的聲音。
“稱呼誰呀？誰是同誌呀？”一個著汗衫的年輕胖子挑釁地問。
這表姐，就因為她有上海口音就得老被欺負嗎？
“那該怎麽稱呼呢？”表姐細聲細氣地。
“學了再來！”胖子說，“學會了再開口！”
我放開孩子的手，走到胖子麵前，說：
“請您現在就告訴我，該怎麽稱呼您？”
胖子有點兒吃驚，逞強地說：
“學了再來。”
“我現在就跟您學習，您請說。”我固執地站著。
旁邊已經圍了一圈的人，透著看熱鬧的欣喜。
胖子似乎不知該說什麽好，半晌，眼睛注視別的地方，說：
“你晚上來，我教你。”
旁邊的人吃吃地笑，看著我。
我彎下腰，和胖子平視，一個字一個字地說：“你，還不夠資格。”
牽回孩子的手，繼續往前走，想想，又回頭對胖子說：
“這樣子對待外地人，您真丟北京人的臉！”
然後又是一個明亮的早晨，我興高采烈地對安安說：
“跟我去市場嗎？”
好一會兒沒聲音。
“咦，不想去？”
安安憋著什麽，猶豫了半晌，皺著眉說：
“我很想去，可是，”他結結巴巴地，“媽媽你可不可以答應我不吵架？”
吵架？我驚愕地看著他，沒想到這兩天的旅程如此深刻地震撼了這小小的人。
“安安，”我捧著他纖弱的臉龐，“媽媽隻有在不公平的時候才吵架。”
“你可不可以答應我，”安安滿腹委屈地說，“不公平也不吵架？”
（原載1993年10月31日《文匯報·筆會》，同年12月10日《北京晚報》第一版轉載）
《北京晚報》讀者來信談《吵架》
《北京晚報》編者的話北京——偉大祖國的首都，竟給一位“台灣同胞”留下如此印象，實在令人遺憾！文明禮貌是我們中國人的傳統美德，我們北京人特別是服務於窗口行業的北京人，理應做得更好。您看了此文有何感想？來稿請寄《北京晚報》總編室。
（原載1993年12月10日《北京晚報》第一版）
改善社會風氣先要改“髒口”
編輯同誌：
讀完貴報12月10日第一版的《吵架》一文，十分高興。無論如何也想把這喜悅的心情向貴報訴說一番。
使我高興的最主要的原因，並不僅是這位台胞文章的內容，而是我們北京人自己的報紙上能夠這樣在一版上登出“罵”北京人的文章，可見北京、北京人是大有希望的。
因為此類問題是大部分北京市民都認為不是問題的大問題。
我以為要想解決這個問題，還得從領導做起，從輿論做起。
要想真正改善社會風氣，首先要改變不好的語言素質。
肖冰
編輯同誌：
早就從龍應台的文章中得知她是個愛“生氣”、好“吵架”的女人了，如今剛到北京下機伊始就又是故態複萌，接連生氣與吵架。其實許多北京人在讀龍應台這篇《吵架》時，都會搖頭的，都會感到她的“氣”生得不值當，她的“架”吵得不值當。
不知怎麽那麽巧，龍應台短短兩天聽到的這些語言，她一寫出來就讓人感到那麽熟悉。恐怕許多人都已是司空聽慣的了，而且對這些話語早已是生不起來氣了，更談不到吵架了。
“顧客是上帝”，這話聽著挺順耳，其實又玄又虛。為“上帝”服務的人根本不信“上帝”，那顧客即使是“上帝”又能奈之何！
其實顧客並沒有那麽大野心想當什麽“上帝”，那想當什麽呢？或者說應該把顧客——服務對象當作什麽呢？要求低的也就想當個街坊鄰居；要求高些的也就想當個熟人朋友；當然也有更高要求的，想當個“大”點兒的，不過也用不著當“上帝”。
段寶文
（原載1993年12月13日《北京晚報》第一版）
我代表首都我代表中國
有的北京人以“老大”自居是出現不文明的原因之一。總感到自己居住在北京、工作在北京，地處首都，環境優越，“見多識廣”，你外來賓客都得聽我的。這種“老大”思想不解決，說文明禮貌隻是一句空話。
遊明信
老北京，最講個“禮”兒，最好個“麵”兒，我們應該發揚這個好傳統，不管你從事什麽工作，不管你是幹部、工人還是學生，都是展現首都風貌的一個窗口，注意自己的言行。維護首都榮譽是每一個北京人的職責，要始終牢記：我代表首都，我代表中國。
計萍
看了《吵架》，我為北京的窗口行業而臉紅。建議在首都各行各業製訂標準的語言和對人、對事的標準形態，能讓中國人自己感到合適，外國人看了也認為中國人有風度；要下工夫培訓，並進行考核；不能一陣風，堅持下去，相信北京的窗口行業會給人們一個耳目一新的感覺。
岡稔
民航的問題，是十分重要的問題，這是一個外國人看中國的窗口，透過這個窗口可以看到中國的變化。恰恰是這個窗口使許多許多的外國朋友感到了失望。關於神秘而美麗的新中國的傳說被這些壞印象蒙上了陰影。
丁憲民
建議首都機場、日壇市場的管理部門對照《吵架》一文，認真地檢查一下存在的問題，切實地提出改進措施，並舉一反三。如確有誠意，應向台胞龍應台女士道歉。
張家駒
（原載1993年12月14日《北京晚報》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