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是能泄露秘密的。譬如說，在人口八千萬的德國有兩千一百零九家出版社（包括前東德的一百三十七家）。中國大陸有五百六十四家，台灣登記著五千多家，其中一年出版十本書以上的其實是五百六十五家。
1996年，德國出版了新書共七萬種，相近於中國大陸的六萬三千種和台灣的兩萬種。
德國有四千六百七十家書店，1996年總營業額是九十六億美元，相近於中國大陸的七十億美元和台灣的三十二億美元。
把小說和詩製成錄音帶或cd的有聲書，德國人放在汽車裏，一開車就聽一段。每年有三千萬美元的有聲書售出。
一家四口的家庭平均每月淨得工資是三千美元，其中三十七元花在書報上。男性中有47％的人在過去的一年中買過書，女性卻有56％。在工資較高的西德，一百個人中有二十二個人願意買一本價值超過二十美元的書，在東德，卻隻有十三個人願意付這樣的高價。
德國的作家和台灣作家一樣，靠寫作是不能謀生的。詩人出版詩集一般隻印個五百冊、一千冊。散文和小說初版通常是五千冊；能賣到一萬冊的書，就可以稱得上是“暢銷”書了。
數字勾勒出一個輪廓，但是無法表現一個社會的實質。我的朋友克勞斯花了三年的時間寫成了一部托瑪斯·曼傳記。在最後定稿之前，出版社的責任編輯和他“閉關”到一個旅館中，七天七夜地重新閱稿。編輯本身是個專業的文學研究者，對作者的內容取舍、文字風格、章節編排等等提出全麵批評，與作者推敲討論，最後才算定稿。
克勞斯的書總共有一萬多個注解。出版社派另一位編輯，負責將這一萬多個注解逐條檢驗：不隻是檢查其中是否有漏失或誤植，還要翻找出每一條的出處，證明注解的翔實確切。編輯代表著出版社的信譽和品質，他必須保證這一萬多條注解不是作者有意杜撰或無心濫植的。
這家出版社還不是一個學術機構，隻是一個麵對大眾的出版社。克勞斯的托瑪斯·曼傳記也不是專業的學術著作，而是一本作家的主題書，兩千頁，麵對一般讀者。
兩千家或者五百家出版社，隻是數量罷了。出版社擁有什麽程度的編輯、如何對待它的作者、如何製作它的成品，是質量的問題，從數字裏可看不出來。
對自己要求嚴格而且時時在檢驗自己的德國人這幾年又開始憂心文學的前途了。暢銷小說全是美國作家的天下。德國作家是不是“嚴肅”過度、與讀者脫了節？評論家不斷在質問。而數字，又告訴人們文學的領域越來越小：
1963年，純文學書籍占總書目的20.4％。平裝本占總數的6.7％。平裝本中73％是純文學書。
1993年，純文學書籍占總書目的13.8％。平裝本占總數的16.5％。平裝本中44.9％是純文學書。
也就是說，在三十年中，純文學在整體比例中縮減了大約30％，幅度不可謂不小，難怪文化評論者痛心疾首：純文學不再有大眾，隻有小眾、分眾了。
可是數字有撲朔迷離的麵貌。純文學比例降低了，然而總數卻仍是增加的。1963年德國出版的純文學書是5243種，1993年卻是9303種，人口當然還是那麽多。樂觀者可以說，雖然電視電影光碟電腦攫取了人們大量的時間與注意力，德國人閱讀的文學書竟然還較三十年前多了一倍，異哉。
我倒不驚訝；在這麽一個喜歡安靜、崇尚深沉的國度裏，文學啊，絕對死不了。德國人性格裏的認真，在我看來，簡直就像豹皮上金黃的斑點，走到哪兒亮到哪兒；是擺脫不掉的胎記。深秋的一個夜晚，我去法蘭克福聽一場作品朗讀。晚上的節目嘛，不管是音樂會、電影或演講，兩個小時也就結束了吧。可是這場文學作品朗讀會，使我終生難忘。在一個小小的畫廊裏，來了大約三十個觀眾，其中有幾個嬰兒像袋鼠一樣趴在年輕母親的胸上。該朗讀的作家、作家的翻譯者、作家的評論者，再加上主持人，可能還超過三十人。
朗讀從6點開始。8點，我覺得脖子酸了。9點，腿坐麻了。10點，吸收能力開始下降，聽得不知所雲——但是我堅持著；我要看看這德國的文學愛好者，能耗到什麽時候！
11點，我的頭不時垂下來，快要睡著了。12點，教堂的鍾聲隱隱傳來，一個作家正在用他低沉單調的聲音念一段小說；我兩眼發直，頭昏腦漲。
清晨1點，我逃離現場，心裏充滿恐怖感：愛文學可以愛到這種地步，饒了我吧！
他們究竟是幾點鍾散的，我當然不知道。
我住在一個一萬七千人口的小鎮上；這個小鎮有一個圖書館、三家書店、三個畫廊，還有一個表演廳。圖書館的書架是開放式的，隨人進出，免費借書。三家書店規模都不大，但是由於德國書商的電腦聯線係統，任何在書店當場找不到的書都可以在第二天快遞到書店；再小的書店，再遠的村子，再冷僻的書，二十四小時之內都可以買到手。目前有七十三萬種書可以購買，書名全在書店裏的電腦熒幕上。
在小鎮中心的表演廳每周節目不斷：話劇、舞蹈、音樂會……。作家朗誦更是不可少的活動。在這個崇智的社會裏，作家依舊有他特殊的光環。小鎮居民在買菜的路上看見作家的海報，於是折進書店買一本他的書——買不到就訂一本，明天再去取。那天晚上到了，他帶著那本書，在講廳前排坐下，專心地聆聽作者朗誦書裏的句子。他完全可以在家裏床上自己看那本書，但是他一定要來這裏看見作家的容貌、聽見他的聲音。最後，他也排到隊伍裏去，等作家在他的書頁上簽下名字。這本書，對他，似乎就有了特別的意義。
（原載1998年3月18日《文匯報·筆會》）
1996年，德國出版了新書共七萬種，相近於中國大陸的六萬三千種和台灣的兩萬種。
德國有四千六百七十家書店，1996年總營業額是九十六億美元，相近於中國大陸的七十億美元和台灣的三十二億美元。
把小說和詩製成錄音帶或cd的有聲書，德國人放在汽車裏，一開車就聽一段。每年有三千萬美元的有聲書售出。
一家四口的家庭平均每月淨得工資是三千美元，其中三十七元花在書報上。男性中有47％的人在過去的一年中買過書，女性卻有56％。在工資較高的西德，一百個人中有二十二個人願意買一本價值超過二十美元的書，在東德，卻隻有十三個人願意付這樣的高價。
德國的作家和台灣作家一樣，靠寫作是不能謀生的。詩人出版詩集一般隻印個五百冊、一千冊。散文和小說初版通常是五千冊；能賣到一萬冊的書，就可以稱得上是“暢銷”書了。
數字勾勒出一個輪廓，但是無法表現一個社會的實質。我的朋友克勞斯花了三年的時間寫成了一部托瑪斯·曼傳記。在最後定稿之前，出版社的責任編輯和他“閉關”到一個旅館中，七天七夜地重新閱稿。編輯本身是個專業的文學研究者，對作者的內容取舍、文字風格、章節編排等等提出全麵批評，與作者推敲討論，最後才算定稿。
克勞斯的書總共有一萬多個注解。出版社派另一位編輯，負責將這一萬多個注解逐條檢驗：不隻是檢查其中是否有漏失或誤植，還要翻找出每一條的出處，證明注解的翔實確切。編輯代表著出版社的信譽和品質，他必須保證這一萬多條注解不是作者有意杜撰或無心濫植的。
這家出版社還不是一個學術機構，隻是一個麵對大眾的出版社。克勞斯的托瑪斯·曼傳記也不是專業的學術著作，而是一本作家的主題書，兩千頁，麵對一般讀者。
兩千家或者五百家出版社，隻是數量罷了。出版社擁有什麽程度的編輯、如何對待它的作者、如何製作它的成品，是質量的問題，從數字裏可看不出來。
對自己要求嚴格而且時時在檢驗自己的德國人這幾年又開始憂心文學的前途了。暢銷小說全是美國作家的天下。德國作家是不是“嚴肅”過度、與讀者脫了節？評論家不斷在質問。而數字，又告訴人們文學的領域越來越小：
1963年，純文學書籍占總書目的20.4％。平裝本占總數的6.7％。平裝本中73％是純文學書。
1993年，純文學書籍占總書目的13.8％。平裝本占總數的16.5％。平裝本中44.9％是純文學書。
也就是說，在三十年中，純文學在整體比例中縮減了大約30％，幅度不可謂不小，難怪文化評論者痛心疾首：純文學不再有大眾，隻有小眾、分眾了。
可是數字有撲朔迷離的麵貌。純文學比例降低了，然而總數卻仍是增加的。1963年德國出版的純文學書是5243種，1993年卻是9303種，人口當然還是那麽多。樂觀者可以說，雖然電視電影光碟電腦攫取了人們大量的時間與注意力，德國人閱讀的文學書竟然還較三十年前多了一倍，異哉。
我倒不驚訝；在這麽一個喜歡安靜、崇尚深沉的國度裏，文學啊，絕對死不了。德國人性格裏的認真，在我看來，簡直就像豹皮上金黃的斑點，走到哪兒亮到哪兒；是擺脫不掉的胎記。深秋的一個夜晚，我去法蘭克福聽一場作品朗讀。晚上的節目嘛，不管是音樂會、電影或演講，兩個小時也就結束了吧。可是這場文學作品朗讀會，使我終生難忘。在一個小小的畫廊裏，來了大約三十個觀眾，其中有幾個嬰兒像袋鼠一樣趴在年輕母親的胸上。該朗讀的作家、作家的翻譯者、作家的評論者，再加上主持人，可能還超過三十人。
朗讀從6點開始。8點，我覺得脖子酸了。9點，腿坐麻了。10點，吸收能力開始下降，聽得不知所雲——但是我堅持著；我要看看這德國的文學愛好者，能耗到什麽時候！
11點，我的頭不時垂下來，快要睡著了。12點，教堂的鍾聲隱隱傳來，一個作家正在用他低沉單調的聲音念一段小說；我兩眼發直，頭昏腦漲。
清晨1點，我逃離現場，心裏充滿恐怖感：愛文學可以愛到這種地步，饒了我吧！
他們究竟是幾點鍾散的，我當然不知道。
我住在一個一萬七千人口的小鎮上；這個小鎮有一個圖書館、三家書店、三個畫廊，還有一個表演廳。圖書館的書架是開放式的，隨人進出，免費借書。三家書店規模都不大，但是由於德國書商的電腦聯線係統，任何在書店當場找不到的書都可以在第二天快遞到書店；再小的書店，再遠的村子，再冷僻的書，二十四小時之內都可以買到手。目前有七十三萬種書可以購買，書名全在書店裏的電腦熒幕上。
在小鎮中心的表演廳每周節目不斷：話劇、舞蹈、音樂會……。作家朗誦更是不可少的活動。在這個崇智的社會裏，作家依舊有他特殊的光環。小鎮居民在買菜的路上看見作家的海報，於是折進書店買一本他的書——買不到就訂一本，明天再去取。那天晚上到了，他帶著那本書，在講廳前排坐下，專心地聆聽作者朗誦書裏的句子。他完全可以在家裏床上自己看那本書，但是他一定要來這裏看見作家的容貌、聽見他的聲音。最後，他也排到隊伍裏去，等作家在他的書頁上簽下名字。這本書，對他，似乎就有了特別的意義。
（原載1998年3月18日《文匯報·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