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朋友瑪格特來訪，從行囊中取出一本看起來破舊不堪的德文書，興致勃勃地說：“和你的孩子一塊兒讀，是寫兩個德國小孩在北京的故事。”
我接過書翻翻；1903年柏林出版，以孩子的口吻寫1900年8月的北京。插圖上有拖著辮子的中國人。
我沒說話。
晚上，瑪格特像老祖母一樣戴上老花眼鏡，捧著書，擱起腿，讓兩個孩子簇擁在燈下說起故事來。我就在花園裏把抽長了的葡萄藤繞到欄杆上；月光裏的葡萄葉子綠得發亮。
就寢前，十歲的孩子來到床邊道晚安，說：“那義和團的書很有意思，我們已經講到第十頁了。”
他停下來，思索了一會兒，又說：“可是，我覺得有點兒奇怪——裏麵的中國人，媽媽，都是壞人呢！”
我看看他，多麽美的臉龐，明亮的眼睛裏有對整個世界的好奇和困惑。我知道你會來，我知道你會問，孩子，可是我該從哪裏和你開始呢？
也許該從1792年大英帝國派往中國的使團開始。五艘船載了近七百個人，包括喬治國王的特使、畫家、音樂家、科學家……，在大海上航行了十個月之後抵達了天津，在承德覲見了乾隆。
英國人的目的在成立外交使館以保障本國商人的安全和利益，天下唯我獨尊的中國人卻還不知道外交上有所謂對等關係。乾隆對馬夏爾尼之不願行叩頭禮極為不悅：“朕於外夷入覲，如果誠心恭順，必加恩待，用示懷柔。若稍涉驕矜，則是伊無福承受恩典，亦即減其接待之禮，以示體製。此駕馭外藩之道。”
“朕意甚為不愜”的乾隆不知道在這“英吉利外藩”所屬的世界裏，法國大革命已經發生，《人權宣言》已經公布，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黑格爾的《曆史哲學》、戈得溫的《政治自由》等等著作已經出版；乾隆也不知道這些外表滑稽可笑的“外夷”已經發明了蒸汽機、蒸汽船，已經發現了植物的光合作用。他更不知道馬夏爾尼的使團中，有人仔細觀察了中國的船艦和火炮結構，發現它們遠遠地落後歐洲。
自滿的帝國內部缺少自我懷疑和自我更新的機能。英吉利國的龐大船隊來了又去了，中國的大門並不因為使團的叩門而打開。這個深鎖的大門便在四十多年後被炮火轟開，是英吉利人的炮火。曆史的巨輪輾過中國，呻吟聲至今可聞。
或許也可以從《北京五十五日》這部影片說起？1993年夏天我在北京，想看一部以北京城為背景的電影，增添一點曆史感。在外國朋友家中看《北京五十五日》的錄象帶，卻像吃了一碗摻了沙子的稀飯。老是演英雄的查爾登·希斯頓這回又是英雄——騎著馬，披戴武器，雄赳赳氣昂昂地踏進1900年的北京。電影裏中國人愚蠢而且殘忍，更典型的是，中國人像螞蟻一樣以群體作為襯托英雄的背景出現，絕對沒有一張個人的麵孔。電影的製作者毫無掩飾地呈現出他對另一個文化的完全無知和對自己文化的絕對狂妄。這是50年代美國好萊塢世界的“朕意甚為不愜”。
或許更應該從lizzieatwater這個女人說起？被派來中國傳教的lizzie在1900年8月初寫家書回美國：“我不後悔來到中國，隻是遺憾成就那麽少。我過了兩年幸福的婚姻生活，現在，我們要一起死……”
這封信發出兩個星期後，已經懷胎九月的lizzie和丈夫女兒，以及其他幾家傳教士和他們幼小的兒女，被誘騙到山西汾州府城外。埋伏著的中國士兵將他們一一射殺，剝光了屍體。被謀害的是十個美國人、兩個中國教徒和兩個被雇的馬車夫。
這些傳教士早在義和團的騷動中預見自己的死亡，但是他們的信仰給予他們視死如歸的精神力量。然而他們原本崇高的精神力量，在時代的大景中看來，卻顯得荒謬。傳教士在追求個人信仰的實現時，一點兒也不知道自己其實同時是帝國侵略主義的一隻爪牙。無私的、奉獻的、崇高的個人，在曆史的大漩渦裏，卻變成一個欺淩的、不公不義的集體。
不可思議的是，那義和團拳民本身，又何嚐不是許許多多自覺無私的、奉獻的、崇高的個人，背上“扶清滅洋”的重任，視死如歸。可是在曆史的大漩渦裏，他們給自己的民族帶來意想不到，彌補不了的劫難。
在山西遇難的傳教士大多來自美國俄亥俄州有名的奧柏林學院。1903年，校園上建起了一座紀念他們的石柱拱門，刻上了死難者的名字。每一年的畢業典禮，奧柏林的學生要從拱門下莊重地穿過。年年穿過，一晃又到了世紀末，這是20世紀的90年代了。
距離義和團騷動，八國聯軍攻打北京之後一百年，我們的世界流行起所謂“後殖民論述”。奧柏林的應屆畢業學生開始拒絕從紀念拱門下穿過；前輩的“光榮犧牲”，對這一代人代表的其實是可恥的西方帝國主義、霸權侵略主義。“為什麽隻紀念美國傳教士？”學生質問校方，“被殺的中國籍教徒，還有被聯軍砍頭的義和團拳民，就不算數嗎？這是種族歧視。”每年夏天，學生聚集在這座紀念拱門前靜坐示威。世界變了。
或許也可以從“後殖民論述”開始說起？其實老早在賽義德（edwardw.said）將“東方主義”這個辭炒得火熱之前，非洲的知識分子已經寫了不少文章向歐美白人的文化沙文意識提出挑戰。當非洲殖民地在二次大戰後紛紛獨立的同時，他們的知識菁英創出negritude的字眼——勉強可以譯為“黑文化主義”吧；他們要以非洲人的眼光來看世界，以黑人的文化立場為基本立場來詮釋黑人以外的世界。如果在以前的版圖上，白人世界是中心，黑人世界是邊緣，那麽新興的negritude就要把中心和邊緣兩個概念倒轉過來，教白人一邊站去。
中心和邊緣位置的重新調整成為“後殖民論述”的一個核心概念。薩意得關於“東方主義”的著作發表之後，“後殖民”的種種術語進入了亞洲知識分子的日用辭匯。自覺被推擠到邊緣去了的亞洲人，突然發現了一個可以幫助他們重新攻回中心的武器。當從前趾高氣揚的西方知識分子現在低頭作自我檢討的時候，第三世界和西方的知識分子之間似乎突然有了對話的可能。在奧柏林校園裏靜坐示威的學生很可以理解，為什麽中國共產黨人在1949年後鏟平了汾州傳教士的墓地。
可是鏟平墓地容易，調整兩百年來盤根錯節的邊緣與中心關係多麽不容易。高聲抨擊西方文化霸權的亞洲人，我們，哪一個不知道：你的概念來自西方學者，你的術語借自西方著作，你的語言，如果要讓這個世界真正聽到，必須是西方的語言。你根本沒有超越你想要超越的陰影。但是盡管如此，有些人已經覺得可以輕鬆一點呼吸了。譬如好不容易擺脫了專製和貧窮的台灣人，比從前更能夠心平氣和地與西方人交往；因為不那麽自卑，於是也就不那麽自大。
可能是由於美國學者亨廷頓對於文化衝突的預警。他認為第三世界對西方積怨已深，冷戰期中意識型態的對峙會演變成文化與文化間的仇視與衝突。亨廷頓警告西方要對其他文化群湧來的挑戰及早戒備。他的備戰意識令人不安。也可能是由於從阿爾及利亞傳來的消息——每天有西方人在那裏被殺害，商人與傳教士，老弱與婦孺。我們驚訝地發現，一方麵，“後殖民”的新思潮盛行，另一方麵，義和團式的殺戮重新上演。我們的孩子將要麵對的究竟是個什麽樣的世界？
寫《白鯨》的麥爾維爾曾經寫過一則寓言小說。在一條船上，主人階層虐待奴隸。經過一場喋血叛變，奴隸英勇地起來推翻了主人。接下來的發展，我們閉著眼也能想象：奴隸成了新的主人之後，開始暴虐地壓迫新的奴隸；因為他們從不曾經驗過與別人平等地往來，他們隻能遵循過去的弱肉強食的模式，以暴製暴。
以暴製暴的後果？德國人是知道的。凡爾賽和約使戰敗的德國人覺得屈辱。這種屈辱感造成自卑，自卑需要自大來平衡。希特勒所勾勒的富而強的德國，“淩駕一切”的德國，有它的群眾基礎。但是當德國不再自覺屈辱，富而強起時，他們首先做的就是四出侵略。二次大戰結束，德國被四國瓜分占領，曆史最惡質的循環又回到可悲的原點。
我不喜歡這本1903年寫“中國人都是壞人”的書，我也不喜歡《北京五十五日》這部表現西方人無知卻又屈尊的電影。那麽我喜歡什麽呢？做兒童的時候，教育我的人告訴我建立一個“富強”的國家是多麽重要的一件事。可是曆史也告訴我，在追求“富強”的路上，多少國家從屈辱中走出，向橫暴走人，在更深的屈辱和更重的創傷下頹然倒下。不，我寧可向往一個“富而有禮”的國家：我們受過長時的欺淩，卻不願老背著“被害者”的包袱做滿眼血絲的複仇者；我們曾經是那被壓在船底的奴隸，做了主人卻不願再壓迫別人做我們的奴隸。當世界文化的強勢和弱勢，邊緣和中心在重新組合時，我們一方麵大聲批判別人的霸權，一方麵不忘記警惕自己不成為另一種霸權，不論是對外國人，或者是對自己人。
“富而有禮”，我相信，才是真正的“富強”。
我當然沒跟孩子說這麽多；許多事情，有待他自己去發現。我們閑扯了一會兒，月光照亮了半片地板。要他去睡了，他卻又在門邊回頭輕輕問道：“有一天，中國和德國打仗了你怎麽辦？
“我怎麽辦？你才怎麽辦呢！”我心裏想著，可是嘴裏說，“那我就寫一本書，用兩個中國小孩的眼光寫德國人吧！”
（原載1996年10月18日《文匯報·筆會》）
我接過書翻翻；1903年柏林出版，以孩子的口吻寫1900年8月的北京。插圖上有拖著辮子的中國人。
我沒說話。
晚上，瑪格特像老祖母一樣戴上老花眼鏡，捧著書，擱起腿，讓兩個孩子簇擁在燈下說起故事來。我就在花園裏把抽長了的葡萄藤繞到欄杆上；月光裏的葡萄葉子綠得發亮。
就寢前，十歲的孩子來到床邊道晚安，說：“那義和團的書很有意思，我們已經講到第十頁了。”
他停下來，思索了一會兒，又說：“可是，我覺得有點兒奇怪——裏麵的中國人，媽媽，都是壞人呢！”
我看看他，多麽美的臉龐，明亮的眼睛裏有對整個世界的好奇和困惑。我知道你會來，我知道你會問，孩子，可是我該從哪裏和你開始呢？
也許該從1792年大英帝國派往中國的使團開始。五艘船載了近七百個人，包括喬治國王的特使、畫家、音樂家、科學家……，在大海上航行了十個月之後抵達了天津，在承德覲見了乾隆。
英國人的目的在成立外交使館以保障本國商人的安全和利益，天下唯我獨尊的中國人卻還不知道外交上有所謂對等關係。乾隆對馬夏爾尼之不願行叩頭禮極為不悅：“朕於外夷入覲，如果誠心恭順，必加恩待，用示懷柔。若稍涉驕矜，則是伊無福承受恩典，亦即減其接待之禮，以示體製。此駕馭外藩之道。”
“朕意甚為不愜”的乾隆不知道在這“英吉利外藩”所屬的世界裏，法國大革命已經發生，《人權宣言》已經公布，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黑格爾的《曆史哲學》、戈得溫的《政治自由》等等著作已經出版；乾隆也不知道這些外表滑稽可笑的“外夷”已經發明了蒸汽機、蒸汽船，已經發現了植物的光合作用。他更不知道馬夏爾尼的使團中，有人仔細觀察了中國的船艦和火炮結構，發現它們遠遠地落後歐洲。
自滿的帝國內部缺少自我懷疑和自我更新的機能。英吉利國的龐大船隊來了又去了，中國的大門並不因為使團的叩門而打開。這個深鎖的大門便在四十多年後被炮火轟開，是英吉利人的炮火。曆史的巨輪輾過中國，呻吟聲至今可聞。
或許也可以從《北京五十五日》這部影片說起？1993年夏天我在北京，想看一部以北京城為背景的電影，增添一點曆史感。在外國朋友家中看《北京五十五日》的錄象帶，卻像吃了一碗摻了沙子的稀飯。老是演英雄的查爾登·希斯頓這回又是英雄——騎著馬，披戴武器，雄赳赳氣昂昂地踏進1900年的北京。電影裏中國人愚蠢而且殘忍，更典型的是，中國人像螞蟻一樣以群體作為襯托英雄的背景出現，絕對沒有一張個人的麵孔。電影的製作者毫無掩飾地呈現出他對另一個文化的完全無知和對自己文化的絕對狂妄。這是50年代美國好萊塢世界的“朕意甚為不愜”。
或許更應該從lizzieatwater這個女人說起？被派來中國傳教的lizzie在1900年8月初寫家書回美國：“我不後悔來到中國，隻是遺憾成就那麽少。我過了兩年幸福的婚姻生活，現在，我們要一起死……”
這封信發出兩個星期後，已經懷胎九月的lizzie和丈夫女兒，以及其他幾家傳教士和他們幼小的兒女，被誘騙到山西汾州府城外。埋伏著的中國士兵將他們一一射殺，剝光了屍體。被謀害的是十個美國人、兩個中國教徒和兩個被雇的馬車夫。
這些傳教士早在義和團的騷動中預見自己的死亡，但是他們的信仰給予他們視死如歸的精神力量。然而他們原本崇高的精神力量，在時代的大景中看來，卻顯得荒謬。傳教士在追求個人信仰的實現時，一點兒也不知道自己其實同時是帝國侵略主義的一隻爪牙。無私的、奉獻的、崇高的個人，在曆史的大漩渦裏，卻變成一個欺淩的、不公不義的集體。
不可思議的是，那義和團拳民本身，又何嚐不是許許多多自覺無私的、奉獻的、崇高的個人，背上“扶清滅洋”的重任，視死如歸。可是在曆史的大漩渦裏，他們給自己的民族帶來意想不到，彌補不了的劫難。
在山西遇難的傳教士大多來自美國俄亥俄州有名的奧柏林學院。1903年，校園上建起了一座紀念他們的石柱拱門，刻上了死難者的名字。每一年的畢業典禮，奧柏林的學生要從拱門下莊重地穿過。年年穿過，一晃又到了世紀末，這是20世紀的90年代了。
距離義和團騷動，八國聯軍攻打北京之後一百年，我們的世界流行起所謂“後殖民論述”。奧柏林的應屆畢業學生開始拒絕從紀念拱門下穿過；前輩的“光榮犧牲”，對這一代人代表的其實是可恥的西方帝國主義、霸權侵略主義。“為什麽隻紀念美國傳教士？”學生質問校方，“被殺的中國籍教徒，還有被聯軍砍頭的義和團拳民，就不算數嗎？這是種族歧視。”每年夏天，學生聚集在這座紀念拱門前靜坐示威。世界變了。
或許也可以從“後殖民論述”開始說起？其實老早在賽義德（edwardw.said）將“東方主義”這個辭炒得火熱之前，非洲的知識分子已經寫了不少文章向歐美白人的文化沙文意識提出挑戰。當非洲殖民地在二次大戰後紛紛獨立的同時，他們的知識菁英創出negritude的字眼——勉強可以譯為“黑文化主義”吧；他們要以非洲人的眼光來看世界，以黑人的文化立場為基本立場來詮釋黑人以外的世界。如果在以前的版圖上，白人世界是中心，黑人世界是邊緣，那麽新興的negritude就要把中心和邊緣兩個概念倒轉過來，教白人一邊站去。
中心和邊緣位置的重新調整成為“後殖民論述”的一個核心概念。薩意得關於“東方主義”的著作發表之後，“後殖民”的種種術語進入了亞洲知識分子的日用辭匯。自覺被推擠到邊緣去了的亞洲人，突然發現了一個可以幫助他們重新攻回中心的武器。當從前趾高氣揚的西方知識分子現在低頭作自我檢討的時候，第三世界和西方的知識分子之間似乎突然有了對話的可能。在奧柏林校園裏靜坐示威的學生很可以理解，為什麽中國共產黨人在1949年後鏟平了汾州傳教士的墓地。
可是鏟平墓地容易，調整兩百年來盤根錯節的邊緣與中心關係多麽不容易。高聲抨擊西方文化霸權的亞洲人，我們，哪一個不知道：你的概念來自西方學者，你的術語借自西方著作，你的語言，如果要讓這個世界真正聽到，必須是西方的語言。你根本沒有超越你想要超越的陰影。但是盡管如此，有些人已經覺得可以輕鬆一點呼吸了。譬如好不容易擺脫了專製和貧窮的台灣人，比從前更能夠心平氣和地與西方人交往；因為不那麽自卑，於是也就不那麽自大。
可能是由於美國學者亨廷頓對於文化衝突的預警。他認為第三世界對西方積怨已深，冷戰期中意識型態的對峙會演變成文化與文化間的仇視與衝突。亨廷頓警告西方要對其他文化群湧來的挑戰及早戒備。他的備戰意識令人不安。也可能是由於從阿爾及利亞傳來的消息——每天有西方人在那裏被殺害，商人與傳教士，老弱與婦孺。我們驚訝地發現，一方麵，“後殖民”的新思潮盛行，另一方麵，義和團式的殺戮重新上演。我們的孩子將要麵對的究竟是個什麽樣的世界？
寫《白鯨》的麥爾維爾曾經寫過一則寓言小說。在一條船上，主人階層虐待奴隸。經過一場喋血叛變，奴隸英勇地起來推翻了主人。接下來的發展，我們閉著眼也能想象：奴隸成了新的主人之後，開始暴虐地壓迫新的奴隸；因為他們從不曾經驗過與別人平等地往來，他們隻能遵循過去的弱肉強食的模式，以暴製暴。
以暴製暴的後果？德國人是知道的。凡爾賽和約使戰敗的德國人覺得屈辱。這種屈辱感造成自卑，自卑需要自大來平衡。希特勒所勾勒的富而強的德國，“淩駕一切”的德國，有它的群眾基礎。但是當德國不再自覺屈辱，富而強起時，他們首先做的就是四出侵略。二次大戰結束，德國被四國瓜分占領，曆史最惡質的循環又回到可悲的原點。
我不喜歡這本1903年寫“中國人都是壞人”的書，我也不喜歡《北京五十五日》這部表現西方人無知卻又屈尊的電影。那麽我喜歡什麽呢？做兒童的時候，教育我的人告訴我建立一個“富強”的國家是多麽重要的一件事。可是曆史也告訴我，在追求“富強”的路上，多少國家從屈辱中走出，向橫暴走人，在更深的屈辱和更重的創傷下頹然倒下。不，我寧可向往一個“富而有禮”的國家：我們受過長時的欺淩，卻不願老背著“被害者”的包袱做滿眼血絲的複仇者；我們曾經是那被壓在船底的奴隸，做了主人卻不願再壓迫別人做我們的奴隸。當世界文化的強勢和弱勢，邊緣和中心在重新組合時，我們一方麵大聲批判別人的霸權，一方麵不忘記警惕自己不成為另一種霸權，不論是對外國人，或者是對自己人。
“富而有禮”，我相信，才是真正的“富強”。
我當然沒跟孩子說這麽多；許多事情，有待他自己去發現。我們閑扯了一會兒，月光照亮了半片地板。要他去睡了，他卻又在門邊回頭輕輕問道：“有一天，中國和德國打仗了你怎麽辦？
“我怎麽辦？你才怎麽辦呢！”我心裏想著，可是嘴裏說，“那我就寫一本書，用兩個中國小孩的眼光寫德國人吧！”
（原載1996年10月18日《文匯報·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