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知名的德國漢學家wolfgangbauer今年去世時，執德國輿論牛耳的《法蘭克福匯報》發了一篇文章。作者說：bauer的傑出成就在於他能夠將他所研究的中國人看成個人，而不是一個麵貌模糊的群眾集體。
這樣一個在歐洲人眼中理所當然的評語，我讀起來，卻像吃飯時咬到石頭一樣，感覺怪異。
假設北京大學的李教授過世了而中文報紙寫著：李教授是個德國研究專家，他的傑出成就在於他能夠將他所研究的德國人看成個人，而不是一個麵貌模糊的群眾集體；我相信許多歐洲人要大吃一驚，不以為然，心裏想著：這怎麽值得一提？我們德國人、英國人、法國人當然都是性格分明的個人，除此之外，還能是什麽？
這種反差充分披露歐洲人的雙重標準。最荒謬的是歐洲人自覺對“個人主義”這個東西有專利權，使他們有別於伊斯蘭教民族，有別於中國人，有別於整個非西方社會，好像“個人主義”含有一套固定標準，放諸四海皆準。中國人是個“麵貌模糊的群眾集體”，這個印象大概在“文革”期間更加強了：中國人不分男女，全穿著一樣的藍布衣，被稱為“藍螞蟻”，唱著一樣的歌曲，笑著一樣的微笑。歐洲人不會想到，在別人眼中，他們看起來也相當“集體”：德國人都在車窗上擺個毛茸茸的玩具動物，英國女人在某一年冬天全穿上黑色的皮夾克，荷蘭人的廚房裏全掛著白色的半截的蕾絲窗紗。
在我眼中，每一隻“藍螞蟻”可都是性格分明的個人。那個因為無書可讀而背了整本《聖經》，邊種田邊背《聖經》的學生；那個把小提琴藏在地下但每晚取出揩拭的音樂家；那個沒有發表機會但孜孜矻矻皓首窮經的學者——他們都穿著製服似的藍布褲，但是套在製服裏頭的是人，人在與他的命運掙紮、妥協、反抗。所有屬於“人”的痛苦，我相信，都是獨一無二、都是“個人主義”的。
德國鄰居告訴我，她聽說，共產黨在長征時，荒野地帶死亡的人數遠遠超過有鄉有鎮的地方，可見得中國人是非常“群體性”的；沒有群體他會因寂寞而死亡。我把這個看法轉述給一位大陸學者。學者蕪爾一笑，是的，確實在荒山野地人死得多，可是，那是由於糧食不夠。沒有民居就要不到糧食。
“饑荒會死人的，寂寞死不了人，即使是中國人。”他笑著說。
我站在上海最擁擠的路口，四川路和南京路交叉的地方。綠燈一亮，群眾，不，“人潮”的洶湧推動像巨大的海浪。不習慣人潮的我馬上覺得暈眩，有一點要被淹沒的恐懼。但是即使在這個時刻，我不理解什麽叫“麵貌模糊的群眾集體”。在我身邊推來擠去的“群眾集體”，對不起，各有各清晰異常的麵貌，有的疲倦有的無聊，有的愉快有的漠然，有的美麗有的平庸。
許多人匯入街上流動的人潮，其實並不是為了來求取群眾的體溫和慰藉，而是為了來尋找個人的孤獨和自由。單位裏的生活公式如此機械，配給的住房如此狹隘，人與人的關係如此密不通氣，最美好的逃避空間反而是公園裏、大街上、河堤邊，那人來人往的公共空間。群眾裏的個人互不相識因此互不幹擾，提供給人的竟是最自由的內心世界。在人口稠密的中國，看起來代表集體的群眾其實反而是一種個人主義的表露；沒有一個地方比在群眾裏頭更孤獨、更寬敞。
在一個懶洋洋的下午，漫步走進文廟。老人聚集在院落裏，有的下棋，有的練拳。橋拱上肩並肩坐著一整列老人，無所事事地低頭打盹或仰臉曬著太陽。若用鏡頭攝起來，這又是一個“集體圖”：幾百個老頭，剪著一樣的平頭，穿著一樣的藍布褲，臉上有一樣的黑斑。
可是我想起《晏子春秋》裏的一個老頭。齊景公到麥丘遊玩，碰見一個八十五歲的老人。
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於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複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複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於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於君則可，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
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於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
誰又敢說那文廟“集體圖”中的老頭兒們不是各自胸有丘壑的個人呢？
我們坐在一個餐館裏頭，兩個朋友辯論起來。陳說，他覺得國家很有希望，已經允許私人律師開業。
“這有什麽意義你知道嗎？”他略帶酒後的興奮，“這表示老百姓也可以控告政府不法，律師可以為他辯護。這是法治的基礎呀。”
王卻搖頭：“美則美矣——”他開始分條列舉實行上的種種困難。兩個人你一句我一句吵了起來。
我們在餐館外的人行道上告別。街上依舊人潮洶湧。暮色中，朋友們沒入群眾，不一會就辨不清背影了。
唉，但是我清清楚楚地看見他們個人的麵貌，清清楚楚，在群眾裏。
而那根本不是什麽“傑出成就”。唯一的條件是你必須和“非我族類”站在同一高度的平地上，因為唯有如此你才可能直視他的眼睛，認出他獨特的個人麵貌。wolfgangbauer所為，不過如此。
後記：對歐洲人的批評，我想，用歐洲人的語言寫，比較有對話的可能。本文原為德文，發表在《法蘭克福匯報》副刊。中文版為適應國情，稍有修飾。
（原載1997年7月31日《文匯報·筆會》）
·德國讀者回響·
中國人以為西方就是美國
——赫曼·哈特曼
龍應台對德國人亞洲觀的批評當然有一部分是正確的，但是如果僅隻批評德國人就未免片麵了。對於異族文化的無知是全世界的普遍現象。我們若知道許多中國人，甚至教育水準高的中國人，怎麽看德國人，準會極不愉快地大吃一驚。
我在台灣讀書和在中國大陸旅行時就發現，在中國人的世界觀裏，美國是整個西方世界的經濟和文化中心，是西方思想和價值觀的起源，而所有西方國家都或多或少依附於美國。把整個西方簡化為美國這個概念在許多中國人心目中根深蒂固，使不少來自其他西方國家的學生深感受挫。
這當然也不必苛責。隻有在有了實際接觸之後，認識到對方的煩惱和願望、夢想和期盼之後，我們才能看見群體中的個人。值得注意的是當這種無知和經濟上的優越感結合時可能產生的後果。在“市場全球化”的時代，我們必須尊重文化的平等。
遺憾的是，許多在德國公司裏工作的入了德籍的中國人一方麵要承受德國人指摘他們“忠誠不夠”，一方麵要防禦來自中國人的同樣的批評。文化的誤解很難厘清。
這樣一個在歐洲人眼中理所當然的評語，我讀起來，卻像吃飯時咬到石頭一樣，感覺怪異。
假設北京大學的李教授過世了而中文報紙寫著：李教授是個德國研究專家，他的傑出成就在於他能夠將他所研究的德國人看成個人，而不是一個麵貌模糊的群眾集體；我相信許多歐洲人要大吃一驚，不以為然，心裏想著：這怎麽值得一提？我們德國人、英國人、法國人當然都是性格分明的個人，除此之外，還能是什麽？
這種反差充分披露歐洲人的雙重標準。最荒謬的是歐洲人自覺對“個人主義”這個東西有專利權，使他們有別於伊斯蘭教民族，有別於中國人，有別於整個非西方社會，好像“個人主義”含有一套固定標準，放諸四海皆準。中國人是個“麵貌模糊的群眾集體”，這個印象大概在“文革”期間更加強了：中國人不分男女，全穿著一樣的藍布衣，被稱為“藍螞蟻”，唱著一樣的歌曲，笑著一樣的微笑。歐洲人不會想到，在別人眼中，他們看起來也相當“集體”：德國人都在車窗上擺個毛茸茸的玩具動物，英國女人在某一年冬天全穿上黑色的皮夾克，荷蘭人的廚房裏全掛著白色的半截的蕾絲窗紗。
在我眼中，每一隻“藍螞蟻”可都是性格分明的個人。那個因為無書可讀而背了整本《聖經》，邊種田邊背《聖經》的學生；那個把小提琴藏在地下但每晚取出揩拭的音樂家；那個沒有發表機會但孜孜矻矻皓首窮經的學者——他們都穿著製服似的藍布褲，但是套在製服裏頭的是人，人在與他的命運掙紮、妥協、反抗。所有屬於“人”的痛苦，我相信，都是獨一無二、都是“個人主義”的。
德國鄰居告訴我，她聽說，共產黨在長征時，荒野地帶死亡的人數遠遠超過有鄉有鎮的地方，可見得中國人是非常“群體性”的；沒有群體他會因寂寞而死亡。我把這個看法轉述給一位大陸學者。學者蕪爾一笑，是的，確實在荒山野地人死得多，可是，那是由於糧食不夠。沒有民居就要不到糧食。
“饑荒會死人的，寂寞死不了人，即使是中國人。”他笑著說。
我站在上海最擁擠的路口，四川路和南京路交叉的地方。綠燈一亮，群眾，不，“人潮”的洶湧推動像巨大的海浪。不習慣人潮的我馬上覺得暈眩，有一點要被淹沒的恐懼。但是即使在這個時刻，我不理解什麽叫“麵貌模糊的群眾集體”。在我身邊推來擠去的“群眾集體”，對不起，各有各清晰異常的麵貌，有的疲倦有的無聊，有的愉快有的漠然，有的美麗有的平庸。
許多人匯入街上流動的人潮，其實並不是為了來求取群眾的體溫和慰藉，而是為了來尋找個人的孤獨和自由。單位裏的生活公式如此機械，配給的住房如此狹隘，人與人的關係如此密不通氣，最美好的逃避空間反而是公園裏、大街上、河堤邊，那人來人往的公共空間。群眾裏的個人互不相識因此互不幹擾，提供給人的竟是最自由的內心世界。在人口稠密的中國，看起來代表集體的群眾其實反而是一種個人主義的表露；沒有一個地方比在群眾裏頭更孤獨、更寬敞。
在一個懶洋洋的下午，漫步走進文廟。老人聚集在院落裏，有的下棋，有的練拳。橋拱上肩並肩坐著一整列老人，無所事事地低頭打盹或仰臉曬著太陽。若用鏡頭攝起來，這又是一個“集體圖”：幾百個老頭，剪著一樣的平頭，穿著一樣的藍布褲，臉上有一樣的黑斑。
可是我想起《晏子春秋》裏的一個老頭。齊景公到麥丘遊玩，碰見一個八十五歲的老人。
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於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複之。”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臣之年。”公曰：“善哉！子其複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於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於君則可，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
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於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
誰又敢說那文廟“集體圖”中的老頭兒們不是各自胸有丘壑的個人呢？
我們坐在一個餐館裏頭，兩個朋友辯論起來。陳說，他覺得國家很有希望，已經允許私人律師開業。
“這有什麽意義你知道嗎？”他略帶酒後的興奮，“這表示老百姓也可以控告政府不法，律師可以為他辯護。這是法治的基礎呀。”
王卻搖頭：“美則美矣——”他開始分條列舉實行上的種種困難。兩個人你一句我一句吵了起來。
我們在餐館外的人行道上告別。街上依舊人潮洶湧。暮色中，朋友們沒入群眾，不一會就辨不清背影了。
唉，但是我清清楚楚地看見他們個人的麵貌，清清楚楚，在群眾裏。
而那根本不是什麽“傑出成就”。唯一的條件是你必須和“非我族類”站在同一高度的平地上，因為唯有如此你才可能直視他的眼睛，認出他獨特的個人麵貌。wolfgangbauer所為，不過如此。
後記：對歐洲人的批評，我想，用歐洲人的語言寫，比較有對話的可能。本文原為德文，發表在《法蘭克福匯報》副刊。中文版為適應國情，稍有修飾。
（原載1997年7月31日《文匯報·筆會》）
·德國讀者回響·
中國人以為西方就是美國
——赫曼·哈特曼
龍應台對德國人亞洲觀的批評當然有一部分是正確的，但是如果僅隻批評德國人就未免片麵了。對於異族文化的無知是全世界的普遍現象。我們若知道許多中國人，甚至教育水準高的中國人，怎麽看德國人，準會極不愉快地大吃一驚。
我在台灣讀書和在中國大陸旅行時就發現，在中國人的世界觀裏，美國是整個西方世界的經濟和文化中心，是西方思想和價值觀的起源，而所有西方國家都或多或少依附於美國。把整個西方簡化為美國這個概念在許多中國人心目中根深蒂固，使不少來自其他西方國家的學生深感受挫。
這當然也不必苛責。隻有在有了實際接觸之後，認識到對方的煩惱和願望、夢想和期盼之後，我們才能看見群體中的個人。值得注意的是當這種無知和經濟上的優越感結合時可能產生的後果。在“市場全球化”的時代，我們必須尊重文化的平等。
遺憾的是，許多在德國公司裏工作的入了德籍的中國人一方麵要承受德國人指摘他們“忠誠不夠”，一方麵要防禦來自中國人的同樣的批評。文化的誤解很難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