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風細雨中，想到這一代知識青年的使命，一股孤獨之感湧上心頭，久久不去。台南的夥伴們都好嗎？我們一個個走上自己選擇的路，希望最後大家都能碰頭，為真理而再度結合在一起。
——成功大學西格瑪社通訊，1974年
我們是誰？
90年代的台灣人，在掙脫殖民和半殖民的種種束縛之後，開始認真地思索“我們是誰”這個根本問題。可是曆史有那麽多重的迷霧，政治有那麽多層的陷阱，誰也把握不住所謂真相。幸好一個族群有他們共同的記憶；共同的記憶像一泓湖水，撥開水麵上的落葉，就可以看見自己的臉孔。
兩年前，台北的菁英們在《人間》副刊上談台灣的70年代。楊澤說，那是“蓄長發、穿牛仔褲、綠色美軍外套的年代。那也是年輕人追求自由、開始在外頭租房子同居、年輕人普遍聽美國民歌、搖滾樂的年代”。舒國治這個70年代的大學生可以在中午打四圈麻將，晚上趕到美國學校去看一場布紐爾的電影，然後逛街逛到淩晨。陳傳興早上一醒來就按下收音機聽美軍電台。蕭蔓到晴光市場買進口的lee脾牛仔褲，“那時候，誰敢要我穿一條台灣自己做的雜牌牛仔褲，得先殺了我。”她戴著耳機聽美國搖滾樂，一天喝兩大瓶可口可樂。
都是與我年齡相仿的人，可是不對呀，我的70年代完全不是這樣的，他們在說什麽呀？
撥開共同記憶的蕪枝雜葉，在漣漪微皺的湖麵上，我想，我看見南北不同的記憶版本。
966年8月
1966年8月。中國大陸的紅衛兵在街上打砸抄燒，高喊“紅色恐怖萬歲”。十四五歲的中學生包圍著機關大樓，準備把政府要員拖出來毆打。
1966年8月，十四歲的我從多山的苑裏來到濱海的茄萣。不到兩萬人口的茄萣隻有一條長長的街，沒有路燈。夏夜，人們卷起褲腳坐在屋前板凳上乘涼；沒有車輛，笑聲和語音清澈地響在街頭。我和兄弟們推著單車上街，騎騎走走。海風襲來，挾著濃重的鹹腥昧，空地上晾著幹魚和鯊魚翅。
車輪在昏暗裏撞上了一團軟軟的東西，使我跳下來。是一隻肥大的黑毛母豬閑適地躺在路中心。幾隻豬仔倚在它懷裏吮著奶，稍大的幾隻在一旁撞來撞去，晃著細細的尾巴。三三兩兩的土黃狗也在散步，時不時低吠幾聲。
害怕再撞上喂奶的豬，我們推著車走，到了海灘。漁船歇在沙灘上，漁網攤開來晾著。月亮自雲後出來，突然照亮了粼粼的海水。我今年十四歲，我明天要參加台南市的插班考試。
在同一個時候，一個年輕的美國人類學者來到離茄萣不遠的漁村鯤鯓，住進了民宅，開始作她長達一年半的田野調查。她記錄了我的生活環境。
居民以捕魚為業，但大部分家庭也經營各種副業。漁家捕魚所得大約每月六百元新台幣（四十元新台幣等於一美元）。但漁民亦養豬或種植番薯，以補貼家用。年輕人多不願繼承父業，而寧可到台南工廠做工。蛤成熟時，大批婦女及兒童被雇用剝蛤殼。剝好一磅重的蛤可得工資五毛錢。動作快的婦人一天可賺十元，對家計補貼極大。
——《鯤鯓》，normadiamond，1969年
我考上了台南市立中學。鄰居們說，那是台南市最好的初中。“但是，”嘴裏閃著金牙的“闊嘴”的老婆說，“何必讓女孩子讀書？再讀將來也要嫁人，還不如到工廠做工，賺錢好買嫁妝。”闊嘴嬸的女兒在台南紡織廠幹活，每賺一筆錢就打一個黃金手鐲；星期天在家的時候，她將手鐲全部戴上，一圈又一圈的，丁當作響。闊嘴嬸自己則蹲在地上剝蛤，即使戴著橡皮手套，她的手上仍是血痕累累的。
我開始了通學生涯。天還蒙蒙未亮，已經背著沉沉的書包立在派出所對麵等候台南客運。茄萣是起點站，所以往往還有坐位。一車子的中學生，也不知吃了早飯沒有，都在埋頭看書。車裏的燈昏暗不明，車身震動不停，學生個個戴著近視眼鏡。到了白沙，學生開始擠著站著，但是連站著的學生也在看書——一手緊抓著頭上的扶手，一手緊掐著書，多半是英文課本，在背生字。
車子經過二層行溪畔的灣裏。溪岸上總有什麽東西在悶燒，一卷一卷的黑煙白煙挾著刺鼻的辛味。不知道是誰在燒，不知道是燒什麽，也不知道是什麽氣味，也沒人問。我們都習慣了。如果搭高雄客運線，我們會經過湖內、太爺、車路、仁德。哪一個村子不發出一種奇怪的辛辣的化學臭味？我們從口袋裏掏出手帕，遮住鼻孔，車子一會兒就駛過去了。
經過郊區，我聞到刺鼻的化學品燃燒的味道。走近海灘，看見工廠的廢料大股大股地流進海裏，把海水染成一種奇異的顏色；灣裏的小商人焚燒電纜，使灣裏生出許多缺少腦子的嬰兒……你又為什麽不生氣呢？
——《中國人，你為什麽不生氣？》，1984年11月
過了灣裏，視野就開闊起來。天也亮了，我把書本合起，歡喜地看窗外的水塘風光。水塘一望無際，波光映著天色。不時會瞥見一尾肥魚躍出水麵，又“潑刺”一聲摔進水裏。清晨的水麵上還飄著一絲薄薄的白霧，有一隻鷺鷥飛起。
水塘主要養殖鰱魚和草魚。草魚不能在塘內繁殖，故必須向香港或菲律賓購買魚苗。一尾魚苗約八毛錢至兩塊錢。魚苗必須養殖一年方可食用。一尾食用草魚售價介於五十至六十元台幣間。
——《鯤鯓》
客運車顛簸得厲害，因為那是一條千瘡百孔、坑坑洞洞的公路。尤其是雨後，三步一大坑，五步一小坑，每個坑裏都是黃濁的泥水。戴著鬥簽騎著單車的路人無處閃避，就被噴得一頭一臉。泥人倒也不發怒，用袖子抹抹臉，繼續騎車。
到了台南市中，發現台南市最好的初中也沒什麽了不起。苑裏初中的人從來不認為自己是苗栗縣的老幾，可我這轉學生來到這裏照樣名列前茅，說明苑裏初中才是真正不吹牛的好學校呢，是不是？
黃昏，我帶著插班生的落寞再度搭上台南客運往回家的路上。天色墨黑，在鹽埋那一站，上來一堆嘰嘰喳喳的女工。她們興致高昂地和同伴們呼來喝去，學生卻被書包壓得委頓安靜。我疲倦地把頭靠著窗，腦後有個人嘴裏像念經一樣地在背中國朝代的順序。高中聯考就要到了。
先到的是台風。狂風挾著暴雨，好像天上破了個大洞；而這是濱海，還有海嘯和海水倒灌這我不曾聽過的東西。在狂風暴雨中，中國的好青年依舊背著書包上學去；開始淹水了，才讓我們提早回家。回到茄萣，車門打開，我一跤跌進水裏，原來洪水已淹到胸部，倒灌的海水把村子像泡菜一樣浸漬起來。
我從街上遊泳回家，一路上漂著人家的瓢盆桌椅。孩子們拿著臉盆在撈魚蝦；還有比這更快樂的事嗎？幾千畝水塘裏的魚蝦螃蟹都流到街上來了，也流進住家的臥房和澡盆。黑鼻叔撐著竹筏滑過來，筏上有三隻濕淋淋的黑毛母豬，他正準備將它們堆到屋頂上去。
最好來一場傾盆大雨，足足下它三個小時。如果你撐著傘溜達一陣，發覺褲腳雖濕卻不肮髒，交通雖慢卻不堵塞，街道雖滑卻不積水，表示地下排水係統與都市計劃配合得相當密切，這大概是個先進國家。如果一場大雨使你全身濘泥……店家的茶壺頭梳漂到街心來，小孩在十字路口用鍋子撈魚，這大概是個“開發中”國家。
——《人在歐洲》，1988年
台風過後，所有的椰子樹都死了。葉子垂下來，樹幹浮著一層白白的海鹽。衛生所派出的清潔隊員已經清過陰溝，黑色的汙泥翻上來，在陽光下發出陣陣的臭味。淹死了的豬和狗躺在街邊；要開始噴消毒劑了。父親帶著手下幾名警察，挨家挨戶地去檢查清潔。
晚上，做完功課之後，就聽見街上喀啦喀啦的木屐聲；嚼著檳榔的少年郎三五成群地在街上溜達。鄉裏除了一個髒兮兮的戲院之外沒有任何去處。海灘，對漁民而言，隻是個工作的場所，而且那兒有嗜血的蚊子。少年郎喀啦喀啦地過來，少年郎喀啦喀啦地過去。十八年之後我到了日本，才恍然大悟那茄萣少年郎腳上穿的竟是正宗的日本木屐。台灣就這樣保留著斑駁的殖民地遺風。
“我們做什麽呢？”我問另一個十五歲的女孩。
“我帶你去四健會。”她說。
我們到了下茄萣阿珠家。肥胖的阿珠正坐在地上結漁網。她把三個女兒都賣到高雄市政府後麵的“菜店”去了；賣掉了第三個女兒，她就起了這棟樓房。
三樓廳裏已經坐了一圈人，都是年輕的女孩子。為首的一個稍微年長，正在談毛衣編織和白毛豬黑毛豬的優劣；見到我來了，便向我介紹什麽叫四個“h”，四健：健心，健手，健……忘記了。她的意思是，美國的四健會可以幫助我成為一個手腳勤快、身體健壯的婦女來促進農業生產。
要等到十年之後我到了美國，才知道這四健會和美國新聞處一樣是美國大帝國伸向第三世界的小小觸角。
十二歲以上的女孩子就要學習規矩了。坐時兩腿緊並，睡時隻能側躺，兩腿合攏。鯤鯓的母親如果發現女兒睡覺時張開大腿，女兒馬上要挨打或挨罵。女孩子說話要輕聲，笑時要用手遮嘴。到了晚上，年輕男女穿上他們最好的衣服，就在街上溜達。男孩一群，女孩一群，不相混合。群體和群體之間也許會勇敢地交談一兩句，但男女單獨約會卻絕不可能。
——《鯤鯓》
我的母親也開始編織漁網了。她雖然是警察“大人”的妻，雖然講的閩南話有濃厚的外省腔，她卻和駝背嬸、金水嫂一起坐在地上，一邊天南地北地聊天，一邊手腳麻利地結網。當繳學費的日期接近的時候，她清晨4點起床，給孩子們準備好早點和便當盒，就開始打漁網，一直打到夜裏12點。每天編織近二十個小時，密集地連續編十天，她就可以打完一張完整的大網，工錢是八十塊錢新台幣。
“我手快，一天可以賺八塊錢呢，”她得意地說，接下我的書包，“駝背嬸一天隻賺三塊錢。”
她的女兒要上高中了。不知要幾張漁網的錢才能繳清學費。
967年9月
1967年9月。台南的鳳凰花在火紅的盛開之後漸漸零落。
……全國各地武鬥愈演愈烈……5月15日，宜賓進行大規模武鬥，成都萬人支持；重慶也進行大規模武鬥，動用了各種常規武器，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門碼頭……武漢從1967年6月4日至6月30日，死一百零八人，傷二千七百七十四人……
——《大崩潰》，李遜著，1996年
在柏林，二十歲不到的西德青年杜恩加入了一個救援東德逃亡者的地下組織，潛入東柏林。他和同夥在一棟房子的地下室裏挖地道。快挖通的時候，公安來了。那是1967年9月，杜恩在東柏林的監獄裏坐了一年半的牢。十五年之後，他是德利銀行派駐台北的分行代表。
1967年9月，我穿著白衣黑裙，坐在台南女中的禮堂裏，兩手平放膝上，聽女校長諄諄告誡要如何做一個端莊嫻靜、彬彬有禮的“淑女”。
我其實已經是一個“淑女”。我不交男朋友，男孩子表達愛慕的信寄到學校裏會被老師拆開、大聲朗讀、公開羞辱。我最驚心動魄的“愛情”是在十六歲那年接受了一個十七歲的茄萣少年送來的一隻黑貓，貓脖子上有一張小卡片：“讓這隻貓替我陪著你。”到今天我仍認為那是我所受過的最美麗的禮物。十七歲的少年後來也離開了茄萣，成為台北大醫院的精神科大夫。
我循規蹈矩，頭發不敢長過耳垂。一個天生卷發的女生被老師譏笑為“愛漂亮”，她第二天剃了個大光頭來上課。我沒有她的勇敢。我不偷偷抽煙，表示叛逆，因為我嫌煙味難聞。我不懂什麽叫搖滾樂，因為，嗯，四健會隻教了我跳土風舞。我不嚼口香糖、不喝可口可樂、不穿有跟的鞋子緊身的衣服，不認識一個去過美國的人或者一個在美國有朋友的人；我說話不夾帶剛剛學來的英語、不聳肩表示“無所謂”，不揚眉毛表示“不敢苟同”，不聽到音樂而搖擺身體……當然，不怎麽會跳舞。
兒童少有玩具，即使有，多半是自己做的。譬如風箏極普遍，但我沒見過買的風箏：都是自己用舊報紙和細竹枝糊成的。我也不曾見女孩子玩娃娃，雖然我們美國孩子玩的娃娃都是台灣製的。以樹枝或細棍打腳是最常見的對孩子的懲罰。打臉或頭則是嚴重的。另一個懲罰方式是恐嚇要把孩子送給別人收養。自從我在村子裏出現之後，鮑始的父母罵小孩時會說：“把你送到美國去！”顯然是個非常可怕的懲罰，因為小孩反應很激烈。
———《鯤鯓》
但是，我總會做什麽吧？是的，我和同學談方旗和餘光中的現代詩、林懷民的小說、新潮文庫的翻譯書。我們讀羅素、卡夫卡、王尚義。我們編《南女青年》，在上麵寫一些半生不熟的、假兮兮的談齊克果和存在主義的文章。下課時，我躺在校園裏的椰子樹下看天空裏白雲的浮動。放學後，我們到延平郡王祠去散步，看看鄭成功手植的那株老梅樹。真正要回家時，我就到中正路上去搭車。總要穿過孔子廟，總要從“全台首學”的橫匾下經過，也總要對廟門內那幾株覆蓋亭亭的大樹看上幾眼。
在中正路的五福特產行門口等車。路的中線有欄杆擋著，不讓行人穿越馬路。我無意識地望著流過的車水馬龍，突然吃了一驚，趕忙將發現告訴身邊的朋友：“你看奇妙不奇妙，從我們眼前過去的車子全部都是一個方向。”我指向右邊。朋友看看車，看看我，半晌，說，“如果我們換到對麵去站，所有那邊的車子也是一個方向。”她也伸出右手。
過了好一會兒，她實在忍不住，問道：“你，今天才發現？”
在五福特產行裏我平生第一次見到一個黑人。他坐在門邊端看一個中國布偶。引我注意的是他頭上的帽子，挺奇怪的帽子，由一圈一圈鬈曲如羊毛的黑絨線織成，緊緊箍著他的頭，我悄悄在他背後用手碰了下那頂帽子，嚇，那竟是黑人的頭發！
回家的時間越來越晚，聯考的時間越來越近。我除了讀書之外，還是讀書；三民主義和地理曆史讀得我受不了的時候，就讀《卡拉馬佐夫兄弟們》和赫塞的《流浪者之歌》。什麽書都讀不下去的時候，就寫日記。1968年，當布拉格的年輕人被蘇聯的坦克車驅趕的時候，我趴在床上寫字：“……這種蒼白的生活令我窒息。十七歲的日子不應該是這樣的吧？整個靈魂是空的，輕得教人難以承受……”
當然，我不清楚布拉格在哪裏，沒聽說過“布拉格的春天”，不知道有蘇聯坦克，更沒夢想過昆德拉。我隻是披衣而起，從後門走到茄萣海灘，坐在黑暗的沙灘上抱著腿掉眼淚。
970年夏
台南，明鄭時的首都，在20世紀初逐漸失去其政治地位，但一直是成長型都市；包括近郊之漁村及農村，共有三十萬人口。沿海一帶因土質過鹹，除番薯外無法耕植，故形成漁塘作業。台南氣候屬亞熱帶，冬季氣溫在華氏五十四至七十七度間，夏季平均溫度為華氏八十二度。夏季並不酷熱，因有海風、台風及夏雨所致。
——《鯤鯓》
1970年的夏天，我以為我要到台北去了，因為多數的大學都在台北。聯考一放榜，我竟是成功大學的學生。聯考誌願表上依序填的是台大、師大、政大和成大的外文係，所以成大是第四誌願。我的英文考了九十多分，數學卻隻有十分，第四誌願也算公平吧。我離開了茄萣，在台南賃屋而居。
1970年，保釣運動開始，台獨聯盟在紐約成立總部。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1972年，“中華民國”與日本斷交，台大哲學係事件、成大讀書會事件發生，1973年，越戰使美國越陷越深，已不可收拾。1974年，“文化大革命”已近尾聲，但高層鬥爭更趨激烈。
我呢，騎著一輛單車，逛到光複校區去看花開正盛的一叢九重葛，揣摩“紅杏枝頭春意鬧”的滋味。逃課時，到榕園的老樹下躺著想心事。晚上趕到全美戲院看場老電影，戲散後沿著民族路的夜市場推著車回家。周末和工學院的男孩子們去虎頭碑、烏山頭、關子嶺郊遊，寒暑假參加救國團組織的各種育樂活動。國民黨滴水不漏地掌握著大學校園；它希望我知道的事情我就知道，它不希望我知道的事情我就什麽都不知道。成大是台南唯一的大學，我也就不可能從其他的校園聽到任何耳語。
在校內參加社團倒是被鼓勵的。我和土木係的賴世聲組織英語會話組，每星期請一些美軍太太來校園裏和學生以英語交談。我們騎車到老遠的大同路底去撳人家的門鈴。次數多了，我也厭了，便借故不去。有一天，賴世聲就跑到育樂街住處板著臉孔教訓我：“你的責任感呢？這一點都承受不了，將來能為國家做什麽大事？”
他稚氣卻認真的臉孔至今在我腦海中。那是台灣的70年代；我們都是十八歲，我們都讀蔣夢麟的《西潮》、羅家倫的《新人生觀》、蔣廷黻的《青年的力量》、胡適之的《丁在君這個人》。
……青年們，你們的苦悶，豈不是因為你們感覺自己的力量不夠？你們的企圖很多，你們要為自己找光明的前途，同時你們要為民族國家打開一條向上的路……我勸你們先從培養自己的力量下手。
——蔣廷黻《青年的力量》
我們不知道除了蔣夢麟等人之外還有我們讀不到的陳獨秀、翟秋白、李大釗，甚至魯迅和沈從文，但是我們那麽深信不疑：今天在大學裏所有的知識累積和人格鍛煉都是一種準備，讓我們有一天能頂天立地地為民族付出，為國家奉獻。
立在20世紀末回顧70年代的校園，才發現我們這一代如何深受“五四”青年的直接影響，而70年代的理想主義又如何直接塑造了90年代的台灣社會。這一個世紀的足跡竟然如此清晰地一脈相傳。
我勉為其難地又跨上單車，一步一步踩到大同路底。
台南美國新聞處招考十名英語特優的大學生，由處長親自指導讀書討論會。賴和我都考上了。上課第一天，世聲竟然以質問的口吻問處長：“你開這個討論會有什麽意圖？”
美國人愣住了，我更是驚詫。台南美新處在半年前，1970年1月，被炸，謝聰敏、魏廷朝、李敖以涉嫌罪名被捕，我一無所知。美新處這個機構在國際政治上的意義，台灣與美國的關係，帝國主義與依賴理論，我毫無概念，當然無從理解賴對處長的敵意和疑慮。他畢竟是“中華民國”‘參謀總長”的兒子，他畢竟是台北人。
留學生為什麽一出國就“變”？因為在一個言論受到操縱控製的社會裏，選民的知識就像飼料管中灌輸下來的豬食，是強喂的，而且隻有那麽一種。
——《野火集》，1985年
二十年後，麻省理工學院的土木博士賴世聲成為台北市“捷運局長”。媒體說他是受益於父蔭才得到高職，我知道他不是；他從十八歲就開始為國家鍛煉自己。“捷運”沉屙難起，賴世聲黯然下台。媒體說他涉嫌貪瀆，在瑞士有巨款。打死我也不相信。孔子說，觀人要觀他的眸子，我想，看人要看他的少年時。我們騎車經過大學路、勝利路，駛過合歡和風凰木的影子，心裏的念頭像迎麵的清風一樣幹淨。主持私人書院的王鎮華如此，編輯《天下》雜誌的殷允芃如此，研究賴和的林瑞明亦如是。成功大學的孤立，使它保守內向，但也由於它的孤立，它的素樸本質就不受流行時尚的影響，有點“相忘於江湖”的純粹。
自己和台北人有所不同，我還是慢慢發覺的。
大一那年第一次上台北。哥哥的同學一個叫錢寶的說是要讓我認識台北文化，把我帶到一個黑漆漆的咖啡館裏，裏頭全是見不到人的高椅背。我昏天黑地地摸索進去，隻覺得不停地踩到錯縱的人腿，差點絆倒。我怎麽表現不記得了，隻記得出了咖啡館又站在陽光下時，即將全家移民美國的錢寶用一種既是同情又是惋惜的眼光看著我，說：“唉，你們台南的女孩子怎麽那麽——”
他沒把話說完，但我模糊地意識到台北的女孩子大概是不一樣的；至少不會在黑咖啡館裏絆人家的腿。
暑期到台北參加一個什麽研習會，和一個台北人同寢室。早上起床後，我在十五分鍾之內漱洗完畢，她卻在鏡前足足坐上一個小時。保養品化妝品的瓶瓶罐罐擺滿小桌，她一道一道手續進行護膚，一會兒是水，一會兒是霜，一會兒是膏。然後要卷睫毛、畫眼線、塗眼膏……我看傻了。台南一定也有注重修飾的女孩子，台北一定也有漱洗隻要十五分鍾的女孩子，但那是我第一次看見這樣的人，而且是個台北人。當她將一張畫好的臉孔轉向我時，我幾乎以為我們是兩個國家的人。
在晚上的舞會裏，我的室友穿著緊身的套頭衫、窄小的迷你裙，配上高筒的靴子；舞動時中分的直發飛揚起來，哎，真是漂亮極了。我坐在角落裏，心想，在她的眼中，我該是怎麽落後的南部人啊。
我當然也穿牛仔褲的，但與名牌無關。我們三兩個好朋友總是騎車到民族路與西門路的交口圓環去找“老板娘”為我們裁衣服。老板娘是個瘦小的寡婦，帶著一個五歲大小的孩子，位在一間陰暗狹窄的房間裏。房間的一半是抬高的木板，被褥和衣物整齊地疊在角落；另一半則是水泥地麵，擺著縫衣機和布料。我們帶來自己的布料，翻看老板娘的幾本日本時裝雜誌，告訴她我們要的樣式。
不管什麽時候去，老板娘一定在，低頭縫著裙邊或釘上扣子。一點點陽光從門口射進來，照著她看起來發育不全的柔弱的身體。五歲的孩子倚在她腳邊玩一個她縫製的破布球。牆上一幀男人的照片，顏色已黃。
我穿著老板娘手縫的洋裝，去和礦冶係的男朋友約會。約會做什麽？也不過牽著手到東寧路安靜的巷子裏來回地散步，散步到夜深。黑暗的巷子裏如果有梔子花的香氣飄來，就使人覺得夠幸福了。
分手之後，我有了一個台大物理係的朋友，一個不曾離開過台北、不曾看過活豬走路的台北人。他來台南看我，覺得台南有一種令人著迷的“特殊的氣質”，和我一樣。我們一天一信地熱烈之後，輪到我去台北看他。一到台北，奇怪，什麽都走樣了。為什麽我不留中分的長長的直發？為什麽我不穿緊身的套頭衫？為什麽我不懂bobdn？南北文化震撼使我們的戀愛隻維持了三個月。
我沒熟悉過搖滾樂，倒是老往勝利路上的“樂友”小店跑。成大古典音樂社的成員自己經營一個唱片行，專賣西洋古典音樂，也在大榕樹下辦過幾次古典音樂欣賞。靜極思動的時候，我就和登山社去爬山：大武山、南湖大山、秀姑巒、大霸尖、玉山。山的感覺太好，它和流行時髦扯不上任何關係，隻是一派混沌自然。我愛山的實在和單純。
實在和單純，不見得都好。我的單純使我對國家霸權毫無懷疑。1972年，成大學生由於組織了讀書會研究馬克思著作而被逮捕，許多學生被判二十年以上的徒刑。我們什麽都不知道，繼續單純地讀書，單純地戀愛，單純地以為有朝一日我們有為青年要報效國家，而國家隻有一個定義，就是國民黨。我們的單純其實是掌權者經營製造的無知。
走在世紀末的軌跡上，我已經失去為理想搖旗呐喊，為主義流血流淚的能力；我恐懼梟雄因此也戒慎英雄。對人的社會，我隻剩下一個最低的要求：平庸的政治經理沒什麽不好，隻要他遵守並且維護自由的遊戲規則。
——《看世紀末向你走來》，1994年
1991年，成大校長室打來越洋電話告訴我，我被票選為當年成大傑出校友，邀請我回台南領獎。
放下電話，我恍惚起來。台南，那是我少年啟蒙的地方，那是我初戀的地方，那是我人格定型使我之所以為我的地方，久違了。可是，我有一筆未了的債：我當年的無知對那些飽受迫害的人而言是多麽不可原諒的罪責。《新新聞》不久前才報道，還有一個礦冶係的許武華從1972年被囚禁到現在。我拿起電話，請求《新新聞》的朋友再次查清許武華是否仍在獄中，同時給成大校長去信：隻要仍有一個學生在獄，我就無法接受這份榮譽。
回音來了，最後一名讀書會受刑人亦已自由，台灣的政治犯已成曆史。
我回到台南，向林瑞明借了輛單車，迎著風去找那叢“紅杏枝頭春意鬧”的九重葛。九重葛沒有了。“深知身在情長在，悵望江頭江水聲”；唉，六朝金粉都可以煙消雲散，何況一株九重葛！即使九重葛仍在，我又何從追索那逝去的年華？我回頭往榕園駛去，至少那幾株老樹還在，還在。
共同記憶的拚圖
台北人和世界各國的都會人一樣患有自戀症和自大狂。用台北人的眼光來畫一幅台灣地圖，恐怕有百分之九十的範圍都是台北市，剩下的快掉進海裏的一點點尾巴就統統稱為“南部”，好像新竹和嘉義是一回事，好像台東和台南是同一塊。
在文化上，台北人的聲音最大，地盤最廣，發言權最多。說是讓我們一起來玩湊“共同記憶”這個拚圖吧，怎麽台北那一塊越拚越大，布袋、雲林、台東、屏東，都快不見了。再這麽拚下去，21世紀的人會以為台北就是台灣呢。
去年在瑞典認識了專門研究台北的台北人舒國治。他向我發表幾天相處下來對我的觀感：“你怎麽那麽——那麽——”他抓抓頭，顯然在尋找一個不太傷人的字眼，“怎麽那麽——天真？”
我不懂他的意思，隻好不動聲色；但是當我把“烏來”說成“烏山頭”時，楊澤毫不掩飾地哈哈大笑：“你這個南部來的！”他在嘉義長大，知道烏山頭在哪裏。
我突然就明白了：“天真”這兩個字，大概就是二十五年前錢寶在黑咖啡館外想說未說的兩個宇。是素樸，是孤獨，是不合流俗，也有點愚笨和遲鈍。我隻是沒有想到，在浪跡天涯二十年之後，我竟然仍是一個“南部來的女孩”。鹹鹹的海風所給予我的，留在我頭發裏。
……現代化尚未引進……國民義務教育逐漸普遍，越來越多的家庭讓孩子上中學。漁業在衰退中，因為汙染問題嚴重。村民在討論海灘是否可改成海水浴場吸引遊客。漸漸地，鯤鯓漁村要進入現代了……
——《鯤鯓》
1996年8月25日
——成功大學西格瑪社通訊，1974年
我們是誰？
90年代的台灣人，在掙脫殖民和半殖民的種種束縛之後，開始認真地思索“我們是誰”這個根本問題。可是曆史有那麽多重的迷霧，政治有那麽多層的陷阱，誰也把握不住所謂真相。幸好一個族群有他們共同的記憶；共同的記憶像一泓湖水，撥開水麵上的落葉，就可以看見自己的臉孔。
兩年前，台北的菁英們在《人間》副刊上談台灣的70年代。楊澤說，那是“蓄長發、穿牛仔褲、綠色美軍外套的年代。那也是年輕人追求自由、開始在外頭租房子同居、年輕人普遍聽美國民歌、搖滾樂的年代”。舒國治這個70年代的大學生可以在中午打四圈麻將，晚上趕到美國學校去看一場布紐爾的電影，然後逛街逛到淩晨。陳傳興早上一醒來就按下收音機聽美軍電台。蕭蔓到晴光市場買進口的lee脾牛仔褲，“那時候，誰敢要我穿一條台灣自己做的雜牌牛仔褲，得先殺了我。”她戴著耳機聽美國搖滾樂，一天喝兩大瓶可口可樂。
都是與我年齡相仿的人，可是不對呀，我的70年代完全不是這樣的，他們在說什麽呀？
撥開共同記憶的蕪枝雜葉，在漣漪微皺的湖麵上，我想，我看見南北不同的記憶版本。
966年8月
1966年8月。中國大陸的紅衛兵在街上打砸抄燒，高喊“紅色恐怖萬歲”。十四五歲的中學生包圍著機關大樓，準備把政府要員拖出來毆打。
1966年8月，十四歲的我從多山的苑裏來到濱海的茄萣。不到兩萬人口的茄萣隻有一條長長的街，沒有路燈。夏夜，人們卷起褲腳坐在屋前板凳上乘涼；沒有車輛，笑聲和語音清澈地響在街頭。我和兄弟們推著單車上街，騎騎走走。海風襲來，挾著濃重的鹹腥昧，空地上晾著幹魚和鯊魚翅。
車輪在昏暗裏撞上了一團軟軟的東西，使我跳下來。是一隻肥大的黑毛母豬閑適地躺在路中心。幾隻豬仔倚在它懷裏吮著奶，稍大的幾隻在一旁撞來撞去，晃著細細的尾巴。三三兩兩的土黃狗也在散步，時不時低吠幾聲。
害怕再撞上喂奶的豬，我們推著車走，到了海灘。漁船歇在沙灘上，漁網攤開來晾著。月亮自雲後出來，突然照亮了粼粼的海水。我今年十四歲，我明天要參加台南市的插班考試。
在同一個時候，一個年輕的美國人類學者來到離茄萣不遠的漁村鯤鯓，住進了民宅，開始作她長達一年半的田野調查。她記錄了我的生活環境。
居民以捕魚為業，但大部分家庭也經營各種副業。漁家捕魚所得大約每月六百元新台幣（四十元新台幣等於一美元）。但漁民亦養豬或種植番薯，以補貼家用。年輕人多不願繼承父業，而寧可到台南工廠做工。蛤成熟時，大批婦女及兒童被雇用剝蛤殼。剝好一磅重的蛤可得工資五毛錢。動作快的婦人一天可賺十元，對家計補貼極大。
——《鯤鯓》，normadiamond，1969年
我考上了台南市立中學。鄰居們說，那是台南市最好的初中。“但是，”嘴裏閃著金牙的“闊嘴”的老婆說，“何必讓女孩子讀書？再讀將來也要嫁人，還不如到工廠做工，賺錢好買嫁妝。”闊嘴嬸的女兒在台南紡織廠幹活，每賺一筆錢就打一個黃金手鐲；星期天在家的時候，她將手鐲全部戴上，一圈又一圈的，丁當作響。闊嘴嬸自己則蹲在地上剝蛤，即使戴著橡皮手套，她的手上仍是血痕累累的。
我開始了通學生涯。天還蒙蒙未亮，已經背著沉沉的書包立在派出所對麵等候台南客運。茄萣是起點站，所以往往還有坐位。一車子的中學生，也不知吃了早飯沒有，都在埋頭看書。車裏的燈昏暗不明，車身震動不停，學生個個戴著近視眼鏡。到了白沙，學生開始擠著站著，但是連站著的學生也在看書——一手緊抓著頭上的扶手，一手緊掐著書，多半是英文課本，在背生字。
車子經過二層行溪畔的灣裏。溪岸上總有什麽東西在悶燒，一卷一卷的黑煙白煙挾著刺鼻的辛味。不知道是誰在燒，不知道是燒什麽，也不知道是什麽氣味，也沒人問。我們都習慣了。如果搭高雄客運線，我們會經過湖內、太爺、車路、仁德。哪一個村子不發出一種奇怪的辛辣的化學臭味？我們從口袋裏掏出手帕，遮住鼻孔，車子一會兒就駛過去了。
經過郊區，我聞到刺鼻的化學品燃燒的味道。走近海灘，看見工廠的廢料大股大股地流進海裏，把海水染成一種奇異的顏色；灣裏的小商人焚燒電纜，使灣裏生出許多缺少腦子的嬰兒……你又為什麽不生氣呢？
——《中國人，你為什麽不生氣？》，1984年11月
過了灣裏，視野就開闊起來。天也亮了，我把書本合起，歡喜地看窗外的水塘風光。水塘一望無際，波光映著天色。不時會瞥見一尾肥魚躍出水麵，又“潑刺”一聲摔進水裏。清晨的水麵上還飄著一絲薄薄的白霧，有一隻鷺鷥飛起。
水塘主要養殖鰱魚和草魚。草魚不能在塘內繁殖，故必須向香港或菲律賓購買魚苗。一尾魚苗約八毛錢至兩塊錢。魚苗必須養殖一年方可食用。一尾食用草魚售價介於五十至六十元台幣間。
——《鯤鯓》
客運車顛簸得厲害，因為那是一條千瘡百孔、坑坑洞洞的公路。尤其是雨後，三步一大坑，五步一小坑，每個坑裏都是黃濁的泥水。戴著鬥簽騎著單車的路人無處閃避，就被噴得一頭一臉。泥人倒也不發怒，用袖子抹抹臉，繼續騎車。
到了台南市中，發現台南市最好的初中也沒什麽了不起。苑裏初中的人從來不認為自己是苗栗縣的老幾，可我這轉學生來到這裏照樣名列前茅，說明苑裏初中才是真正不吹牛的好學校呢，是不是？
黃昏，我帶著插班生的落寞再度搭上台南客運往回家的路上。天色墨黑，在鹽埋那一站，上來一堆嘰嘰喳喳的女工。她們興致高昂地和同伴們呼來喝去，學生卻被書包壓得委頓安靜。我疲倦地把頭靠著窗，腦後有個人嘴裏像念經一樣地在背中國朝代的順序。高中聯考就要到了。
先到的是台風。狂風挾著暴雨，好像天上破了個大洞；而這是濱海，還有海嘯和海水倒灌這我不曾聽過的東西。在狂風暴雨中，中國的好青年依舊背著書包上學去；開始淹水了，才讓我們提早回家。回到茄萣，車門打開，我一跤跌進水裏，原來洪水已淹到胸部，倒灌的海水把村子像泡菜一樣浸漬起來。
我從街上遊泳回家，一路上漂著人家的瓢盆桌椅。孩子們拿著臉盆在撈魚蝦；還有比這更快樂的事嗎？幾千畝水塘裏的魚蝦螃蟹都流到街上來了，也流進住家的臥房和澡盆。黑鼻叔撐著竹筏滑過來，筏上有三隻濕淋淋的黑毛母豬，他正準備將它們堆到屋頂上去。
最好來一場傾盆大雨，足足下它三個小時。如果你撐著傘溜達一陣，發覺褲腳雖濕卻不肮髒，交通雖慢卻不堵塞，街道雖滑卻不積水，表示地下排水係統與都市計劃配合得相當密切，這大概是個先進國家。如果一場大雨使你全身濘泥……店家的茶壺頭梳漂到街心來，小孩在十字路口用鍋子撈魚，這大概是個“開發中”國家。
——《人在歐洲》，1988年
台風過後，所有的椰子樹都死了。葉子垂下來，樹幹浮著一層白白的海鹽。衛生所派出的清潔隊員已經清過陰溝，黑色的汙泥翻上來，在陽光下發出陣陣的臭味。淹死了的豬和狗躺在街邊；要開始噴消毒劑了。父親帶著手下幾名警察，挨家挨戶地去檢查清潔。
晚上，做完功課之後，就聽見街上喀啦喀啦的木屐聲；嚼著檳榔的少年郎三五成群地在街上溜達。鄉裏除了一個髒兮兮的戲院之外沒有任何去處。海灘，對漁民而言，隻是個工作的場所，而且那兒有嗜血的蚊子。少年郎喀啦喀啦地過來，少年郎喀啦喀啦地過去。十八年之後我到了日本，才恍然大悟那茄萣少年郎腳上穿的竟是正宗的日本木屐。台灣就這樣保留著斑駁的殖民地遺風。
“我們做什麽呢？”我問另一個十五歲的女孩。
“我帶你去四健會。”她說。
我們到了下茄萣阿珠家。肥胖的阿珠正坐在地上結漁網。她把三個女兒都賣到高雄市政府後麵的“菜店”去了；賣掉了第三個女兒，她就起了這棟樓房。
三樓廳裏已經坐了一圈人，都是年輕的女孩子。為首的一個稍微年長，正在談毛衣編織和白毛豬黑毛豬的優劣；見到我來了，便向我介紹什麽叫四個“h”，四健：健心，健手，健……忘記了。她的意思是，美國的四健會可以幫助我成為一個手腳勤快、身體健壯的婦女來促進農業生產。
要等到十年之後我到了美國，才知道這四健會和美國新聞處一樣是美國大帝國伸向第三世界的小小觸角。
十二歲以上的女孩子就要學習規矩了。坐時兩腿緊並，睡時隻能側躺，兩腿合攏。鯤鯓的母親如果發現女兒睡覺時張開大腿，女兒馬上要挨打或挨罵。女孩子說話要輕聲，笑時要用手遮嘴。到了晚上，年輕男女穿上他們最好的衣服，就在街上溜達。男孩一群，女孩一群，不相混合。群體和群體之間也許會勇敢地交談一兩句，但男女單獨約會卻絕不可能。
——《鯤鯓》
我的母親也開始編織漁網了。她雖然是警察“大人”的妻，雖然講的閩南話有濃厚的外省腔，她卻和駝背嬸、金水嫂一起坐在地上，一邊天南地北地聊天，一邊手腳麻利地結網。當繳學費的日期接近的時候，她清晨4點起床，給孩子們準備好早點和便當盒，就開始打漁網，一直打到夜裏12點。每天編織近二十個小時，密集地連續編十天，她就可以打完一張完整的大網，工錢是八十塊錢新台幣。
“我手快，一天可以賺八塊錢呢，”她得意地說，接下我的書包，“駝背嬸一天隻賺三塊錢。”
她的女兒要上高中了。不知要幾張漁網的錢才能繳清學費。
967年9月
1967年9月。台南的鳳凰花在火紅的盛開之後漸漸零落。
……全國各地武鬥愈演愈烈……5月15日，宜賓進行大規模武鬥，成都萬人支持；重慶也進行大規模武鬥，動用了各種常規武器，用高射炮平射朝天門碼頭……武漢從1967年6月4日至6月30日，死一百零八人，傷二千七百七十四人……
——《大崩潰》，李遜著，1996年
在柏林，二十歲不到的西德青年杜恩加入了一個救援東德逃亡者的地下組織，潛入東柏林。他和同夥在一棟房子的地下室裏挖地道。快挖通的時候，公安來了。那是1967年9月，杜恩在東柏林的監獄裏坐了一年半的牢。十五年之後，他是德利銀行派駐台北的分行代表。
1967年9月，我穿著白衣黑裙，坐在台南女中的禮堂裏，兩手平放膝上，聽女校長諄諄告誡要如何做一個端莊嫻靜、彬彬有禮的“淑女”。
我其實已經是一個“淑女”。我不交男朋友，男孩子表達愛慕的信寄到學校裏會被老師拆開、大聲朗讀、公開羞辱。我最驚心動魄的“愛情”是在十六歲那年接受了一個十七歲的茄萣少年送來的一隻黑貓，貓脖子上有一張小卡片：“讓這隻貓替我陪著你。”到今天我仍認為那是我所受過的最美麗的禮物。十七歲的少年後來也離開了茄萣，成為台北大醫院的精神科大夫。
我循規蹈矩，頭發不敢長過耳垂。一個天生卷發的女生被老師譏笑為“愛漂亮”，她第二天剃了個大光頭來上課。我沒有她的勇敢。我不偷偷抽煙，表示叛逆，因為我嫌煙味難聞。我不懂什麽叫搖滾樂，因為，嗯，四健會隻教了我跳土風舞。我不嚼口香糖、不喝可口可樂、不穿有跟的鞋子緊身的衣服，不認識一個去過美國的人或者一個在美國有朋友的人；我說話不夾帶剛剛學來的英語、不聳肩表示“無所謂”，不揚眉毛表示“不敢苟同”，不聽到音樂而搖擺身體……當然，不怎麽會跳舞。
兒童少有玩具，即使有，多半是自己做的。譬如風箏極普遍，但我沒見過買的風箏：都是自己用舊報紙和細竹枝糊成的。我也不曾見女孩子玩娃娃，雖然我們美國孩子玩的娃娃都是台灣製的。以樹枝或細棍打腳是最常見的對孩子的懲罰。打臉或頭則是嚴重的。另一個懲罰方式是恐嚇要把孩子送給別人收養。自從我在村子裏出現之後，鮑始的父母罵小孩時會說：“把你送到美國去！”顯然是個非常可怕的懲罰，因為小孩反應很激烈。
———《鯤鯓》
但是，我總會做什麽吧？是的，我和同學談方旗和餘光中的現代詩、林懷民的小說、新潮文庫的翻譯書。我們讀羅素、卡夫卡、王尚義。我們編《南女青年》，在上麵寫一些半生不熟的、假兮兮的談齊克果和存在主義的文章。下課時，我躺在校園裏的椰子樹下看天空裏白雲的浮動。放學後，我們到延平郡王祠去散步，看看鄭成功手植的那株老梅樹。真正要回家時，我就到中正路上去搭車。總要穿過孔子廟，總要從“全台首學”的橫匾下經過，也總要對廟門內那幾株覆蓋亭亭的大樹看上幾眼。
在中正路的五福特產行門口等車。路的中線有欄杆擋著，不讓行人穿越馬路。我無意識地望著流過的車水馬龍，突然吃了一驚，趕忙將發現告訴身邊的朋友：“你看奇妙不奇妙，從我們眼前過去的車子全部都是一個方向。”我指向右邊。朋友看看車，看看我，半晌，說，“如果我們換到對麵去站，所有那邊的車子也是一個方向。”她也伸出右手。
過了好一會兒，她實在忍不住，問道：“你，今天才發現？”
在五福特產行裏我平生第一次見到一個黑人。他坐在門邊端看一個中國布偶。引我注意的是他頭上的帽子，挺奇怪的帽子，由一圈一圈鬈曲如羊毛的黑絨線織成，緊緊箍著他的頭，我悄悄在他背後用手碰了下那頂帽子，嚇，那竟是黑人的頭發！
回家的時間越來越晚，聯考的時間越來越近。我除了讀書之外，還是讀書；三民主義和地理曆史讀得我受不了的時候，就讀《卡拉馬佐夫兄弟們》和赫塞的《流浪者之歌》。什麽書都讀不下去的時候，就寫日記。1968年，當布拉格的年輕人被蘇聯的坦克車驅趕的時候，我趴在床上寫字：“……這種蒼白的生活令我窒息。十七歲的日子不應該是這樣的吧？整個靈魂是空的，輕得教人難以承受……”
當然，我不清楚布拉格在哪裏，沒聽說過“布拉格的春天”，不知道有蘇聯坦克，更沒夢想過昆德拉。我隻是披衣而起，從後門走到茄萣海灘，坐在黑暗的沙灘上抱著腿掉眼淚。
970年夏
台南，明鄭時的首都，在20世紀初逐漸失去其政治地位，但一直是成長型都市；包括近郊之漁村及農村，共有三十萬人口。沿海一帶因土質過鹹，除番薯外無法耕植，故形成漁塘作業。台南氣候屬亞熱帶，冬季氣溫在華氏五十四至七十七度間，夏季平均溫度為華氏八十二度。夏季並不酷熱，因有海風、台風及夏雨所致。
——《鯤鯓》
1970年的夏天，我以為我要到台北去了，因為多數的大學都在台北。聯考一放榜，我竟是成功大學的學生。聯考誌願表上依序填的是台大、師大、政大和成大的外文係，所以成大是第四誌願。我的英文考了九十多分，數學卻隻有十分，第四誌願也算公平吧。我離開了茄萣，在台南賃屋而居。
1970年，保釣運動開始，台獨聯盟在紐約成立總部。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1972年，“中華民國”與日本斷交，台大哲學係事件、成大讀書會事件發生，1973年，越戰使美國越陷越深，已不可收拾。1974年，“文化大革命”已近尾聲，但高層鬥爭更趨激烈。
我呢，騎著一輛單車，逛到光複校區去看花開正盛的一叢九重葛，揣摩“紅杏枝頭春意鬧”的滋味。逃課時，到榕園的老樹下躺著想心事。晚上趕到全美戲院看場老電影，戲散後沿著民族路的夜市場推著車回家。周末和工學院的男孩子們去虎頭碑、烏山頭、關子嶺郊遊，寒暑假參加救國團組織的各種育樂活動。國民黨滴水不漏地掌握著大學校園；它希望我知道的事情我就知道，它不希望我知道的事情我就什麽都不知道。成大是台南唯一的大學，我也就不可能從其他的校園聽到任何耳語。
在校內參加社團倒是被鼓勵的。我和土木係的賴世聲組織英語會話組，每星期請一些美軍太太來校園裏和學生以英語交談。我們騎車到老遠的大同路底去撳人家的門鈴。次數多了，我也厭了，便借故不去。有一天，賴世聲就跑到育樂街住處板著臉孔教訓我：“你的責任感呢？這一點都承受不了，將來能為國家做什麽大事？”
他稚氣卻認真的臉孔至今在我腦海中。那是台灣的70年代；我們都是十八歲，我們都讀蔣夢麟的《西潮》、羅家倫的《新人生觀》、蔣廷黻的《青年的力量》、胡適之的《丁在君這個人》。
……青年們，你們的苦悶，豈不是因為你們感覺自己的力量不夠？你們的企圖很多，你們要為自己找光明的前途，同時你們要為民族國家打開一條向上的路……我勸你們先從培養自己的力量下手。
——蔣廷黻《青年的力量》
我們不知道除了蔣夢麟等人之外還有我們讀不到的陳獨秀、翟秋白、李大釗，甚至魯迅和沈從文，但是我們那麽深信不疑：今天在大學裏所有的知識累積和人格鍛煉都是一種準備，讓我們有一天能頂天立地地為民族付出，為國家奉獻。
立在20世紀末回顧70年代的校園，才發現我們這一代如何深受“五四”青年的直接影響，而70年代的理想主義又如何直接塑造了90年代的台灣社會。這一個世紀的足跡竟然如此清晰地一脈相傳。
我勉為其難地又跨上單車，一步一步踩到大同路底。
台南美國新聞處招考十名英語特優的大學生，由處長親自指導讀書討論會。賴和我都考上了。上課第一天，世聲竟然以質問的口吻問處長：“你開這個討論會有什麽意圖？”
美國人愣住了，我更是驚詫。台南美新處在半年前，1970年1月，被炸，謝聰敏、魏廷朝、李敖以涉嫌罪名被捕，我一無所知。美新處這個機構在國際政治上的意義，台灣與美國的關係，帝國主義與依賴理論，我毫無概念，當然無從理解賴對處長的敵意和疑慮。他畢竟是“中華民國”‘參謀總長”的兒子，他畢竟是台北人。
留學生為什麽一出國就“變”？因為在一個言論受到操縱控製的社會裏，選民的知識就像飼料管中灌輸下來的豬食，是強喂的，而且隻有那麽一種。
——《野火集》，1985年
二十年後，麻省理工學院的土木博士賴世聲成為台北市“捷運局長”。媒體說他是受益於父蔭才得到高職，我知道他不是；他從十八歲就開始為國家鍛煉自己。“捷運”沉屙難起，賴世聲黯然下台。媒體說他涉嫌貪瀆，在瑞士有巨款。打死我也不相信。孔子說，觀人要觀他的眸子，我想，看人要看他的少年時。我們騎車經過大學路、勝利路，駛過合歡和風凰木的影子，心裏的念頭像迎麵的清風一樣幹淨。主持私人書院的王鎮華如此，編輯《天下》雜誌的殷允芃如此，研究賴和的林瑞明亦如是。成功大學的孤立，使它保守內向，但也由於它的孤立，它的素樸本質就不受流行時尚的影響，有點“相忘於江湖”的純粹。
自己和台北人有所不同，我還是慢慢發覺的。
大一那年第一次上台北。哥哥的同學一個叫錢寶的說是要讓我認識台北文化，把我帶到一個黑漆漆的咖啡館裏，裏頭全是見不到人的高椅背。我昏天黑地地摸索進去，隻覺得不停地踩到錯縱的人腿，差點絆倒。我怎麽表現不記得了，隻記得出了咖啡館又站在陽光下時，即將全家移民美國的錢寶用一種既是同情又是惋惜的眼光看著我，說：“唉，你們台南的女孩子怎麽那麽——”
他沒把話說完，但我模糊地意識到台北的女孩子大概是不一樣的；至少不會在黑咖啡館裏絆人家的腿。
暑期到台北參加一個什麽研習會，和一個台北人同寢室。早上起床後，我在十五分鍾之內漱洗完畢，她卻在鏡前足足坐上一個小時。保養品化妝品的瓶瓶罐罐擺滿小桌，她一道一道手續進行護膚，一會兒是水，一會兒是霜，一會兒是膏。然後要卷睫毛、畫眼線、塗眼膏……我看傻了。台南一定也有注重修飾的女孩子，台北一定也有漱洗隻要十五分鍾的女孩子，但那是我第一次看見這樣的人，而且是個台北人。當她將一張畫好的臉孔轉向我時，我幾乎以為我們是兩個國家的人。
在晚上的舞會裏，我的室友穿著緊身的套頭衫、窄小的迷你裙，配上高筒的靴子；舞動時中分的直發飛揚起來，哎，真是漂亮極了。我坐在角落裏，心想，在她的眼中，我該是怎麽落後的南部人啊。
我當然也穿牛仔褲的，但與名牌無關。我們三兩個好朋友總是騎車到民族路與西門路的交口圓環去找“老板娘”為我們裁衣服。老板娘是個瘦小的寡婦，帶著一個五歲大小的孩子，位在一間陰暗狹窄的房間裏。房間的一半是抬高的木板，被褥和衣物整齊地疊在角落；另一半則是水泥地麵，擺著縫衣機和布料。我們帶來自己的布料，翻看老板娘的幾本日本時裝雜誌，告訴她我們要的樣式。
不管什麽時候去，老板娘一定在，低頭縫著裙邊或釘上扣子。一點點陽光從門口射進來，照著她看起來發育不全的柔弱的身體。五歲的孩子倚在她腳邊玩一個她縫製的破布球。牆上一幀男人的照片，顏色已黃。
我穿著老板娘手縫的洋裝，去和礦冶係的男朋友約會。約會做什麽？也不過牽著手到東寧路安靜的巷子裏來回地散步，散步到夜深。黑暗的巷子裏如果有梔子花的香氣飄來，就使人覺得夠幸福了。
分手之後，我有了一個台大物理係的朋友，一個不曾離開過台北、不曾看過活豬走路的台北人。他來台南看我，覺得台南有一種令人著迷的“特殊的氣質”，和我一樣。我們一天一信地熱烈之後，輪到我去台北看他。一到台北，奇怪，什麽都走樣了。為什麽我不留中分的長長的直發？為什麽我不穿緊身的套頭衫？為什麽我不懂bobdn？南北文化震撼使我們的戀愛隻維持了三個月。
我沒熟悉過搖滾樂，倒是老往勝利路上的“樂友”小店跑。成大古典音樂社的成員自己經營一個唱片行，專賣西洋古典音樂，也在大榕樹下辦過幾次古典音樂欣賞。靜極思動的時候，我就和登山社去爬山：大武山、南湖大山、秀姑巒、大霸尖、玉山。山的感覺太好，它和流行時髦扯不上任何關係，隻是一派混沌自然。我愛山的實在和單純。
實在和單純，不見得都好。我的單純使我對國家霸權毫無懷疑。1972年，成大學生由於組織了讀書會研究馬克思著作而被逮捕，許多學生被判二十年以上的徒刑。我們什麽都不知道，繼續單純地讀書，單純地戀愛，單純地以為有朝一日我們有為青年要報效國家，而國家隻有一個定義，就是國民黨。我們的單純其實是掌權者經營製造的無知。
走在世紀末的軌跡上，我已經失去為理想搖旗呐喊，為主義流血流淚的能力；我恐懼梟雄因此也戒慎英雄。對人的社會，我隻剩下一個最低的要求：平庸的政治經理沒什麽不好，隻要他遵守並且維護自由的遊戲規則。
——《看世紀末向你走來》，1994年
1991年，成大校長室打來越洋電話告訴我，我被票選為當年成大傑出校友，邀請我回台南領獎。
放下電話，我恍惚起來。台南，那是我少年啟蒙的地方，那是我初戀的地方，那是我人格定型使我之所以為我的地方，久違了。可是，我有一筆未了的債：我當年的無知對那些飽受迫害的人而言是多麽不可原諒的罪責。《新新聞》不久前才報道，還有一個礦冶係的許武華從1972年被囚禁到現在。我拿起電話，請求《新新聞》的朋友再次查清許武華是否仍在獄中，同時給成大校長去信：隻要仍有一個學生在獄，我就無法接受這份榮譽。
回音來了，最後一名讀書會受刑人亦已自由，台灣的政治犯已成曆史。
我回到台南，向林瑞明借了輛單車，迎著風去找那叢“紅杏枝頭春意鬧”的九重葛。九重葛沒有了。“深知身在情長在，悵望江頭江水聲”；唉，六朝金粉都可以煙消雲散，何況一株九重葛！即使九重葛仍在，我又何從追索那逝去的年華？我回頭往榕園駛去，至少那幾株老樹還在，還在。
共同記憶的拚圖
台北人和世界各國的都會人一樣患有自戀症和自大狂。用台北人的眼光來畫一幅台灣地圖，恐怕有百分之九十的範圍都是台北市，剩下的快掉進海裏的一點點尾巴就統統稱為“南部”，好像新竹和嘉義是一回事，好像台東和台南是同一塊。
在文化上，台北人的聲音最大，地盤最廣，發言權最多。說是讓我們一起來玩湊“共同記憶”這個拚圖吧，怎麽台北那一塊越拚越大，布袋、雲林、台東、屏東，都快不見了。再這麽拚下去，21世紀的人會以為台北就是台灣呢。
去年在瑞典認識了專門研究台北的台北人舒國治。他向我發表幾天相處下來對我的觀感：“你怎麽那麽——那麽——”他抓抓頭，顯然在尋找一個不太傷人的字眼，“怎麽那麽——天真？”
我不懂他的意思，隻好不動聲色；但是當我把“烏來”說成“烏山頭”時，楊澤毫不掩飾地哈哈大笑：“你這個南部來的！”他在嘉義長大，知道烏山頭在哪裏。
我突然就明白了：“天真”這兩個字，大概就是二十五年前錢寶在黑咖啡館外想說未說的兩個宇。是素樸，是孤獨，是不合流俗，也有點愚笨和遲鈍。我隻是沒有想到，在浪跡天涯二十年之後，我竟然仍是一個“南部來的女孩”。鹹鹹的海風所給予我的，留在我頭發裏。
……現代化尚未引進……國民義務教育逐漸普遍，越來越多的家庭讓孩子上中學。漁業在衰退中，因為汙染問題嚴重。村民在討論海灘是否可改成海水浴場吸引遊客。漸漸地，鯤鯓漁村要進入現代了……
——《鯤鯓》
1996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