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書令賈詡道：“再說了，除了耕耘放牧之外，還有從工、從商、入仕等等，其他眾多的營生。現如今我大涼工商業發展飛快，已經成為全天下的大工場。大涼生產的商品和大涼的商人遍布天下，製造那些商品的工匠，也有三十萬人之多。新增人口大可脫離田地和草場，進入工場，進入城池中生活。”
“如此一來，我涼國看來是永遠都不會有人多地少之憂了。”
對於這一點，劉範深以為然。
想北宋之時，是中國封建時代最富庶之時，正所謂“造極於宋”。唐朝的疆域足足是北宋的數倍有餘，經濟發達，農業進步，但其頂峰時的人口，卻還不如隋朝極盛之時多；
而北宋，在幽雲十六州被契丹奪取、西北一大片領土被黨項人占據、疆域十分狹小、同時還積極鼓勵大地主們兼並土地的情況下，卻在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做到了人口突破一億大關，而且比起以往的朝代，較少出現大片饑荒餓死人和大規模的、致命的農民起義的情況。
其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宋朝解禁了宵禁，采取比較公正的政策對待工商，直接促使工商業變得發達而繁榮。土地兼並讓無數失地農民走出農田，進入市鎮，成為工商業所需的勞動力，而發達的工商業有足夠的能力包容和養活這一大群人。
劉範也采取了扶持工商的政策，現在的涼國，工商業的光芒甚至蓋過農業和放牧。以此看來，未來說不定工商業還會和農業爭奪勞動力。
劉範正想著，中書令賈詡說：“主公，對於土地，屬下還發現一個問題。”
“什麽問題？”
賈詡道：“那就是我大涼的農牧比率問題。如今，我大涼約有百分之五十之人口以耕耘為業，百分之二以工商為業，百分之四從軍，其餘百分之四十四以放牧為業。屬下甚是為此擔憂啊。”
劉範粗略一想，就知道賈詡擔憂什麽了，放牧的人口似乎太多了。
賈詡道：“我大涼草場是比耕地多得多，但耕地出產的糧食比起放牧的牛羊來說，更是國家之要害。牛羊對比糧食，一來不可久食，正所謂民以食為天，百姓可以一年不吃牛羊，但卻不可一年不吃糧食，即使是牧民也需要吃糧食；
二來，放牧牛羊不如種植糧食來得快，牛羊兩三年才成年，而糧食一年就能收獲一次到二次；三來，放牧牛羊也不如種植糧食來得多，牛羊一胎隻產一子，而糧食播種一畝，就能秋收三斛；
四來，牛羊肉不耐儲存，風幹後也隻能儲存兩三年，粟最長可以儲存十年；五來，放牧比耕耘的風險更大，一場白災，牛羊死盡，而若有旱災，仍然可以多加灌溉，若又水災，仍然可以疏浚泄洪；六來，牛羊比糧食更貴重，百姓無力大量購買。
故而屬下認為，農耕比放牧更佳，是大涼的根基所在。而如今近乎一半的人口都在放牧，這對於大涼，有著明顯的弊端。稍有不慎，大涼極有可能爆發饑荒，僅僅依靠牛羊肉，是頂不住饑荒的。
況且大涼日後與諸國還要進行大戰，至於戰爭要打多少場，才能平定天下，誰也沒數。若是不儲備足夠的糧食，難以應對戰時所需，很容易出現如陳倉會戰時斷糧的困境。”
劉範十分同意這一點，三省六部的長官們也都清楚地看到了放牧占據一半人口的弊端了。
田豐說：“既然如此，屬下建議，縮減放牧業的比重，鼓勵一部分牧民們放棄放牧，定居農耕，或者令百姓半耕半牧。”
管寧說：“不過我大涼草場足足有三百三十萬頃，若是把牧民減少得太多，也是一種資源浪費。在降低放牧比例的同時，也應該合理定下放牧的比例，維持住放牧業對草場的利用。”
大將趙雲道：“牧民是天生的戰士，他們久習騎射，不必多加訓練，就是十分精良的騎兵。末將認為，縮減牧民也不可太甚，保持放牧的一定比例也有利於維持我大涼的軍事潛力。”
趙雲這話倒是給劉範提了個醒，劉範可從來沒忘記，遼之所以敗宋，是半耕半牧敗了農耕；金之所以滅遼，是漁獵滅了半耕半牧；元之所以滅金，是純放牧滅了漁獵。這正說明放牧對於一個國家的軍事力量，有直接的影響。
劉範綜合眾人的意見，道：“這樣吧，純放牧人口從百分之四十四縮減到二十，半耕半牧人口維持在百分之二十，純農耕人口也必須飼養馬匹，全大涼定期在農閑時節，集合青壯年展開軍事訓練。”
眾人都道：“主公英明。”
劉範道：“對於純放牧人口，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和戶部，一定要優先挑選那些遠離耕地的草場；對於半耕半牧人口，將那些與耕地相近的草場，和與草場相近的耕地，各取一半，交由百姓經營。而軍事集訓，此事就由兵部安排，形成定製，以後大涼每年至少要進行兩次軍事集訓，每次集訓不能短於二十日。”
“喏。”
田豐說：“既然屯田製取消在即，用新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取代，中書省合應在屯田製取消之前，盡早出個章程來。還要考慮到草場不比耕地，放牧牛羊需要更寬闊的範圍，在給半耕半牧人口定下耕地和草場時，應該按照純放牧和純農耕的標準，給半耕半牧人口劃分出同等的土地，確保半耕半牧人口所收獲的糧食和牛羊的價值，基本等於或超過純農耕人口。”
劉範點點頭，說：“這個主意好。”
盧植也道：“還要考慮到牧民和半耕半牧者的賦稅問題。糧食的定價稍微穩定，但牛羊馬匹這些牲畜的價格，更容易因為供需而變得懸殊。若在豐年，牛羊馬匹多，價格更便宜；若遭遇災害，牛羊馬匹損失大，價格便貴許多。
如果強行給牛羊馬匹製定穩定的價格，用來做為向牧民和半耕半牧者征稅的根據，難免偏頗。比如在豐年用過高的價格為根據去征稅，則官府失利；在災年時仍用同樣的價格作為根據如征稅，則牧民受損。所以，中書省在製定針對牧民和半耕半牧者的農業稅時，應該按照市價，或者按照一定數量征稅。比如，一千頭羊，就征五頭羊的稅。”
“如此一來，我涼國看來是永遠都不會有人多地少之憂了。”
對於這一點，劉範深以為然。
想北宋之時，是中國封建時代最富庶之時，正所謂“造極於宋”。唐朝的疆域足足是北宋的數倍有餘，經濟發達，農業進步，但其頂峰時的人口，卻還不如隋朝極盛之時多；
而北宋，在幽雲十六州被契丹奪取、西北一大片領土被黨項人占據、疆域十分狹小、同時還積極鼓勵大地主們兼並土地的情況下，卻在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做到了人口突破一億大關，而且比起以往的朝代，較少出現大片饑荒餓死人和大規模的、致命的農民起義的情況。
其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宋朝解禁了宵禁，采取比較公正的政策對待工商，直接促使工商業變得發達而繁榮。土地兼並讓無數失地農民走出農田，進入市鎮，成為工商業所需的勞動力，而發達的工商業有足夠的能力包容和養活這一大群人。
劉範也采取了扶持工商的政策，現在的涼國，工商業的光芒甚至蓋過農業和放牧。以此看來，未來說不定工商業還會和農業爭奪勞動力。
劉範正想著，中書令賈詡說：“主公，對於土地，屬下還發現一個問題。”
“什麽問題？”
賈詡道：“那就是我大涼的農牧比率問題。如今，我大涼約有百分之五十之人口以耕耘為業，百分之二以工商為業，百分之四從軍，其餘百分之四十四以放牧為業。屬下甚是為此擔憂啊。”
劉範粗略一想，就知道賈詡擔憂什麽了，放牧的人口似乎太多了。
賈詡道：“我大涼草場是比耕地多得多，但耕地出產的糧食比起放牧的牛羊來說，更是國家之要害。牛羊對比糧食，一來不可久食，正所謂民以食為天，百姓可以一年不吃牛羊，但卻不可一年不吃糧食，即使是牧民也需要吃糧食；
二來，放牧牛羊不如種植糧食來得快，牛羊兩三年才成年，而糧食一年就能收獲一次到二次；三來，放牧牛羊也不如種植糧食來得多，牛羊一胎隻產一子，而糧食播種一畝，就能秋收三斛；
四來，牛羊肉不耐儲存，風幹後也隻能儲存兩三年，粟最長可以儲存十年；五來，放牧比耕耘的風險更大，一場白災，牛羊死盡，而若有旱災，仍然可以多加灌溉，若又水災，仍然可以疏浚泄洪；六來，牛羊比糧食更貴重，百姓無力大量購買。
故而屬下認為，農耕比放牧更佳，是大涼的根基所在。而如今近乎一半的人口都在放牧，這對於大涼，有著明顯的弊端。稍有不慎，大涼極有可能爆發饑荒，僅僅依靠牛羊肉，是頂不住饑荒的。
況且大涼日後與諸國還要進行大戰，至於戰爭要打多少場，才能平定天下，誰也沒數。若是不儲備足夠的糧食，難以應對戰時所需，很容易出現如陳倉會戰時斷糧的困境。”
劉範十分同意這一點，三省六部的長官們也都清楚地看到了放牧占據一半人口的弊端了。
田豐說：“既然如此，屬下建議，縮減放牧業的比重，鼓勵一部分牧民們放棄放牧，定居農耕，或者令百姓半耕半牧。”
管寧說：“不過我大涼草場足足有三百三十萬頃，若是把牧民減少得太多，也是一種資源浪費。在降低放牧比例的同時，也應該合理定下放牧的比例，維持住放牧業對草場的利用。”
大將趙雲道：“牧民是天生的戰士，他們久習騎射，不必多加訓練，就是十分精良的騎兵。末將認為，縮減牧民也不可太甚，保持放牧的一定比例也有利於維持我大涼的軍事潛力。”
趙雲這話倒是給劉範提了個醒，劉範可從來沒忘記，遼之所以敗宋，是半耕半牧敗了農耕；金之所以滅遼，是漁獵滅了半耕半牧；元之所以滅金，是純放牧滅了漁獵。這正說明放牧對於一個國家的軍事力量，有直接的影響。
劉範綜合眾人的意見，道：“這樣吧，純放牧人口從百分之四十四縮減到二十，半耕半牧人口維持在百分之二十，純農耕人口也必須飼養馬匹，全大涼定期在農閑時節，集合青壯年展開軍事訓練。”
眾人都道：“主公英明。”
劉範道：“對於純放牧人口，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和戶部，一定要優先挑選那些遠離耕地的草場；對於半耕半牧人口，將那些與耕地相近的草場，和與草場相近的耕地，各取一半，交由百姓經營。而軍事集訓，此事就由兵部安排，形成定製，以後大涼每年至少要進行兩次軍事集訓，每次集訓不能短於二十日。”
“喏。”
田豐說：“既然屯田製取消在即，用新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取代，中書省合應在屯田製取消之前，盡早出個章程來。還要考慮到草場不比耕地，放牧牛羊需要更寬闊的範圍，在給半耕半牧人口定下耕地和草場時，應該按照純放牧和純農耕的標準，給半耕半牧人口劃分出同等的土地，確保半耕半牧人口所收獲的糧食和牛羊的價值，基本等於或超過純農耕人口。”
劉範點點頭，說：“這個主意好。”
盧植也道：“還要考慮到牧民和半耕半牧者的賦稅問題。糧食的定價稍微穩定，但牛羊馬匹這些牲畜的價格，更容易因為供需而變得懸殊。若在豐年，牛羊馬匹多，價格更便宜；若遭遇災害，牛羊馬匹損失大，價格便貴許多。
如果強行給牛羊馬匹製定穩定的價格，用來做為向牧民和半耕半牧者征稅的根據，難免偏頗。比如在豐年用過高的價格為根據去征稅，則官府失利；在災年時仍用同樣的價格作為根據如征稅，則牧民受損。所以，中書省在製定針對牧民和半耕半牧者的農業稅時，應該按照市價，或者按照一定數量征稅。比如，一千頭羊，就征五頭羊的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