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清八大皇商是指山西商人範永鬥、王登庫、靳良玉、王大宇、梁嘉賓、田生蘭、翟堂、黃雲。
範永鬥等這八家巨富皇商，按照現在的民族主義者卻是名副其實的漢奸，早在滿洲人入關前，他們便常往返於關內關外。
在明朝政治日趨**和社會動蕩的關頭，商人特有的靈敏嗅覺，使他們看到了滿清的崛強和野心 ，於是在正常貿易之外，暗中為滿洲人輸送軍需物 資 ，提供關內各種情報 ，搞起政治買賣。
滿清入關後，順治沒忘為己入主中原建立過赫赫功業的八大家，在紫禁城便殿設宴，親自召見了他們，並賜給服飾(想必是馬褂漢奸服)。
宴上，順治要給他們封官賞爵，八大家受寵若驚，竭力推辭。於是，順治便將他們封為"皇商"(籍隸內務府)。
範永鬥被命主持貿易事務，並"賜產張家口為世業"。其餘七家，亦各有封賞。
從此。範永鬥等取得了別的商人無法享有的政治經濟特權。範永鬥不但為皇家采辦貨物，還憑借皇家威勢，廣開財路，漫天作起買賣來。他除經營河東、長蘆鹽業外，還壟斷了東北烏蘇裏、綏芬等地人參等貴重藥材的市場，由此又被民間稱為"參商"。轉眼，範永鬥成了擁有數百萬之富的大皇商，八大家中之佼佼者，由此我們便知道皇商是如何跡的。
滿清之所以能夠入關，並屠殺數千萬漢人，八家晉商功不可沒，為"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清軍入關，以數十萬鐵騎征服上億人口的帝國，看上去很像是一個“小概率事件”。所以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裏，對反抗勢力的暴力征服是壓倒一切的任務。清軍在江南和廣東地區遭到的抵抗尤其激烈，因此屠殺也最是殘酷，“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血洗嶺南”，從這些名詞中分明可以嗅出當時的血腥，繁華百年的工商經濟再度遭到毀滅性打擊。
政權初建時，滿人對漢人極端不信任，在商業上隻肯依賴和扶持與自己有特別關係的人，因此也出現了類似於元代斡脫集團那樣的商人群體。不過，這些人不是其他少數民族，而是漢族中的早期歸順者，他們被稱為皇商，當時共有八姓家族，分別是範永鬥、王登庫、靳良玉、王大宇、梁嘉賓、田生蘭、翟堂、黃雲，史稱“皇商八大家”。
山西介休的範家是八大皇商之，當家人名叫範永鬥。
明崇禎年間，範永鬥在張家口開設商號，從事馬匹買賣，他與王登庫等八個來自山西的商人家族控製了當地的馬市貿易。往來商客之中，來自東北的滿人是最大買家，他們用皮毛、人參等特產換回馬匹、鐵器、鹽和糧食，範永鬥做生意非常講求信譽，“與遼左通貨財，久著信義”，在這過程中，他與滿族上層建立了友好的關係。滿人攻入中原後，馬匹、軍械等需用大增，範永鬥等人便成了最重要的采購商之一。
清王朝建立之後，厚賞八大家，順治專門在紫禁城設宴款待，並許以官職，範永鬥等人竭力推辭。於是，順治封他們為“皇商”，也就是專門為皇家服務的商人，籍隸內務府。清政府把張家口附近的五百裏地賜給他們開墾，義務是“每年辦進皮張，交內務府廣儲司庫”，以供皇家專用。其中，最大的得益者是範永鬥，他受命主持貿易事務，還壟斷了東北烏蘇裏、綏芬等地的人參采購業務，由此，範家又被民間稱為“皇家參商”。
“戰爭是造就級富豪的重要路徑”，介休範家是這條定律的重要實踐者。範永鬥靠依附滿人，成為家產百萬級的富豪，而到了他孫子一輩，則靠戰爭財成了千萬級富豪，也是實際上的清初富。
康熙執政時期，多次出兵平定新疆叛亂，由於路途遙遠，且經沙漠地帶，運送軍糧成了一個突出的困難，每石米運到軍中需12o兩白銀。172o年（康熙五十九年），準噶爾部再次叛亂。範永鬥的兩個孫子範毓與範毓根據自己從小隨父在塞外經商、熟悉道路的有利條件，認真核計，聯名呈請當朝，自願以低於朝廷運糧三分之一的費用運送軍糧。康熙聞奏，立即批準。
從此，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範家成為最重要的軍糧運輸商，他們多次受命於危難，在沙漠萬裏中輾轉運輸糧草，不驚動地方官府和百姓，所運軍糧都能準時抵達。 軍糧的價格，包括糧價和運雜費在內，開始時每石為4o兩白銀，以後主動降為25兩、19兩。不僅如此，範家還承擔了運糧的風險，《清史稿》記載，1732年（雍正九年），因敵寇侵襲，軍糧在運輸過程中損失13餘萬石，範家自掏腰包補運，為此花費144萬兩白銀。在康雍乾三朝，範氏總計運輸軍糧百萬餘石，為政府節省費用6oo餘萬兩。
範家對朝廷的報效當然也得到了政治和經濟上的補償。1729年，雍正特賜範毓為正二品的太仆寺卿銜，成為名副其實的“紅頂商人”——後世另外一個更出名的“紅頂商人”胡雪岩被授從二品的布政使銜江西候補道，在官銜上尚不及範家。範毓考上了武舉，從千總幹起，當過天津鎮總兵，累官至廣東提督，175o年（乾隆十五年）去世，在《清史稿》中有一段5oo來字的小傳。
據山西籍的經濟學家梁小民考證，範毓也是唯一一位被寫進了《清史稿》的晉商。換一個角度來說，煌煌《清史稿》凡536卷，隻留了區區5oo個字給清朝最重要的商幫集團——而且還因他是總兵、提督之故，不得不說是商人階層被正統史家邊緣化的一個佐證。
除了政治上的表彰之外，範家在經濟上的實惠當然更大，最重要的一項是，獲得了北方中國最主要的兩大鹽場——河東與長蘆的引鹽經營權，範家搖身而成鹽商之。僅在長蘆一地，範家就持有鹽引1o 718道，按每道引2oo斤計，就控製了食鹽214.36萬斤。而且，限定的銷鹽地區條件十分優越，靠鹽場近，人口稠密。範氏在潞安、澤州、直隸、河南建立了龐大的銷售網。1732年（雍正九年），原來在大興等八州縣承辦鹽業的皇商李天馥積欠3o多萬兩鹽課銀，麵臨破產，範氏收購之。最興盛時，範氏供給1 ooo多萬人口的食用鹽。
範家還進入了當時獲利甚豐的銅業貿易。清初以白銀為本位貨幣，但民間交易多用銅錢。國內隻有雲南產銅（“滇銅”），礦源缺乏，康熙年間起從日本進口“洋銅”。最初由沿海民商承辦，用國內的絲綢、茶葉、瓷器、藥材及其他雜貨換取日本銅，利潤極高，據記載，“大抵內地價一，至倭可得五，及回貨，則又以一得十”。範家聯絡張家口的五個皇商，要求承辦對日銅貿易。從乾隆三年到乾隆二十九年，範家每年販銅6o萬斤，占進口量的1/5，乾隆三十一年後，年販銅14o萬斤，占進口量的1/3強。
作為清朝早期最出名的皇商家族，範家極盛之時，家產遍布南北各地，在山西、直隸、河南有鹽店近千家；在天津滄州有囤積鹽的倉庫；在蘇州有管理赴日船隻的船局，洋船6艘；在北京有商店3座，張家口有商店6座，歸化城有商店4座；在河南彰德府有當鋪1家，在張家口有地1o6頃，各地房產達千餘間。此外，範氏還從事木材、馬、皮毛、人參等貿易，並與英商進行玻璃貿易，開采鉛礦。範氏家族有5o多人被授予官職，行走政商兩道。範毓在老家介休張原村修築範家大院，極盡奢華，被當地人尊稱為“小金鑾殿”。
範家因官而興，所做生意也大多與政府有關，所以，其命運的把柄自然也握在官家手中。雍正晚年，北方軍情動蕩，運糧業務遭遇損失，戶部追繳262萬兩銀子，範家一時拿不出那麽多白銀，約定分五期償還，由此種下衰敗的禍根。到了乾隆後期，四海安定，範家的利用價值已然耗盡，就成了被圍獵的對象。1782年（乾隆四十六年）前後，日本幕府政權以銅礦開采殆盡為理由限製出口，曾經暴利的銅業突然變得無利可圖，以皇商身份承包銅進口貿易的範家一時間進退失措，朝廷的官員們乘機催討官銅，範家隻好到市場上去高價收購，由此欠下巨額債務。
兩年後，朝廷以欠款34o萬兩白銀為由，抄辦範家。至此，“狐兔死，走狗烹”，風光無二的皇商模式走到了淒慘的盡頭。在這一部企業史上，介休範家的興衰史似乎已經成為一個標本，“看它起高樓，看它宴賓客，看它樓塌了”，這樣的故事一再重演，並且情節相近，結局類似，從來沒有什麽新意，這是最讓後人沮喪的地方。
範永鬥等這八家巨富皇商，按照現在的民族主義者卻是名副其實的漢奸，早在滿洲人入關前，他們便常往返於關內關外。
在明朝政治日趨**和社會動蕩的關頭，商人特有的靈敏嗅覺，使他們看到了滿清的崛強和野心 ，於是在正常貿易之外，暗中為滿洲人輸送軍需物 資 ，提供關內各種情報 ，搞起政治買賣。
滿清入關後，順治沒忘為己入主中原建立過赫赫功業的八大家，在紫禁城便殿設宴，親自召見了他們，並賜給服飾(想必是馬褂漢奸服)。
宴上，順治要給他們封官賞爵，八大家受寵若驚，竭力推辭。於是，順治便將他們封為"皇商"(籍隸內務府)。
範永鬥被命主持貿易事務，並"賜產張家口為世業"。其餘七家，亦各有封賞。
從此。範永鬥等取得了別的商人無法享有的政治經濟特權。範永鬥不但為皇家采辦貨物，還憑借皇家威勢，廣開財路，漫天作起買賣來。他除經營河東、長蘆鹽業外，還壟斷了東北烏蘇裏、綏芬等地人參等貴重藥材的市場，由此又被民間稱為"參商"。轉眼，範永鬥成了擁有數百萬之富的大皇商，八大家中之佼佼者，由此我們便知道皇商是如何跡的。
滿清之所以能夠入關，並屠殺數千萬漢人，八家晉商功不可沒，為"民族融合"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清軍入關，以數十萬鐵騎征服上億人口的帝國，看上去很像是一個“小概率事件”。所以在長達幾十年的時間裏，對反抗勢力的暴力征服是壓倒一切的任務。清軍在江南和廣東地區遭到的抵抗尤其激烈，因此屠殺也最是殘酷，“揚州十日”、“嘉定三屠”、“血洗嶺南”，從這些名詞中分明可以嗅出當時的血腥，繁華百年的工商經濟再度遭到毀滅性打擊。
政權初建時，滿人對漢人極端不信任，在商業上隻肯依賴和扶持與自己有特別關係的人，因此也出現了類似於元代斡脫集團那樣的商人群體。不過，這些人不是其他少數民族，而是漢族中的早期歸順者，他們被稱為皇商，當時共有八姓家族，分別是範永鬥、王登庫、靳良玉、王大宇、梁嘉賓、田生蘭、翟堂、黃雲，史稱“皇商八大家”。
山西介休的範家是八大皇商之，當家人名叫範永鬥。
明崇禎年間，範永鬥在張家口開設商號，從事馬匹買賣，他與王登庫等八個來自山西的商人家族控製了當地的馬市貿易。往來商客之中，來自東北的滿人是最大買家，他們用皮毛、人參等特產換回馬匹、鐵器、鹽和糧食，範永鬥做生意非常講求信譽，“與遼左通貨財，久著信義”，在這過程中，他與滿族上層建立了友好的關係。滿人攻入中原後，馬匹、軍械等需用大增，範永鬥等人便成了最重要的采購商之一。
清王朝建立之後，厚賞八大家，順治專門在紫禁城設宴款待，並許以官職，範永鬥等人竭力推辭。於是，順治封他們為“皇商”，也就是專門為皇家服務的商人，籍隸內務府。清政府把張家口附近的五百裏地賜給他們開墾，義務是“每年辦進皮張，交內務府廣儲司庫”，以供皇家專用。其中，最大的得益者是範永鬥，他受命主持貿易事務，還壟斷了東北烏蘇裏、綏芬等地的人參采購業務，由此，範家又被民間稱為“皇家參商”。
“戰爭是造就級富豪的重要路徑”，介休範家是這條定律的重要實踐者。範永鬥靠依附滿人，成為家產百萬級的富豪，而到了他孫子一輩，則靠戰爭財成了千萬級富豪，也是實際上的清初富。
康熙執政時期，多次出兵平定新疆叛亂，由於路途遙遠，且經沙漠地帶，運送軍糧成了一個突出的困難，每石米運到軍中需12o兩白銀。172o年（康熙五十九年），準噶爾部再次叛亂。範永鬥的兩個孫子範毓與範毓根據自己從小隨父在塞外經商、熟悉道路的有利條件，認真核計，聯名呈請當朝，自願以低於朝廷運糧三分之一的費用運送軍糧。康熙聞奏，立即批準。
從此，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範家成為最重要的軍糧運輸商，他們多次受命於危難，在沙漠萬裏中輾轉運輸糧草，不驚動地方官府和百姓，所運軍糧都能準時抵達。 軍糧的價格，包括糧價和運雜費在內，開始時每石為4o兩白銀，以後主動降為25兩、19兩。不僅如此，範家還承擔了運糧的風險，《清史稿》記載，1732年（雍正九年），因敵寇侵襲，軍糧在運輸過程中損失13餘萬石，範家自掏腰包補運，為此花費144萬兩白銀。在康雍乾三朝，範氏總計運輸軍糧百萬餘石，為政府節省費用6oo餘萬兩。
範家對朝廷的報效當然也得到了政治和經濟上的補償。1729年，雍正特賜範毓為正二品的太仆寺卿銜，成為名副其實的“紅頂商人”——後世另外一個更出名的“紅頂商人”胡雪岩被授從二品的布政使銜江西候補道，在官銜上尚不及範家。範毓考上了武舉，從千總幹起，當過天津鎮總兵，累官至廣東提督，175o年（乾隆十五年）去世，在《清史稿》中有一段5oo來字的小傳。
據山西籍的經濟學家梁小民考證，範毓也是唯一一位被寫進了《清史稿》的晉商。換一個角度來說，煌煌《清史稿》凡536卷，隻留了區區5oo個字給清朝最重要的商幫集團——而且還因他是總兵、提督之故，不得不說是商人階層被正統史家邊緣化的一個佐證。
除了政治上的表彰之外，範家在經濟上的實惠當然更大，最重要的一項是，獲得了北方中國最主要的兩大鹽場——河東與長蘆的引鹽經營權，範家搖身而成鹽商之。僅在長蘆一地，範家就持有鹽引1o 718道，按每道引2oo斤計，就控製了食鹽214.36萬斤。而且，限定的銷鹽地區條件十分優越，靠鹽場近，人口稠密。範氏在潞安、澤州、直隸、河南建立了龐大的銷售網。1732年（雍正九年），原來在大興等八州縣承辦鹽業的皇商李天馥積欠3o多萬兩鹽課銀，麵臨破產，範氏收購之。最興盛時，範氏供給1 ooo多萬人口的食用鹽。
範家還進入了當時獲利甚豐的銅業貿易。清初以白銀為本位貨幣，但民間交易多用銅錢。國內隻有雲南產銅（“滇銅”），礦源缺乏，康熙年間起從日本進口“洋銅”。最初由沿海民商承辦，用國內的絲綢、茶葉、瓷器、藥材及其他雜貨換取日本銅，利潤極高，據記載，“大抵內地價一，至倭可得五，及回貨，則又以一得十”。範家聯絡張家口的五個皇商，要求承辦對日銅貿易。從乾隆三年到乾隆二十九年，範家每年販銅6o萬斤，占進口量的1/5，乾隆三十一年後，年販銅14o萬斤，占進口量的1/3強。
作為清朝早期最出名的皇商家族，範家極盛之時，家產遍布南北各地，在山西、直隸、河南有鹽店近千家；在天津滄州有囤積鹽的倉庫；在蘇州有管理赴日船隻的船局，洋船6艘；在北京有商店3座，張家口有商店6座，歸化城有商店4座；在河南彰德府有當鋪1家，在張家口有地1o6頃，各地房產達千餘間。此外，範氏還從事木材、馬、皮毛、人參等貿易，並與英商進行玻璃貿易，開采鉛礦。範氏家族有5o多人被授予官職，行走政商兩道。範毓在老家介休張原村修築範家大院，極盡奢華，被當地人尊稱為“小金鑾殿”。
範家因官而興，所做生意也大多與政府有關，所以，其命運的把柄自然也握在官家手中。雍正晚年，北方軍情動蕩，運糧業務遭遇損失，戶部追繳262萬兩銀子，範家一時拿不出那麽多白銀，約定分五期償還，由此種下衰敗的禍根。到了乾隆後期，四海安定，範家的利用價值已然耗盡，就成了被圍獵的對象。1782年（乾隆四十六年）前後，日本幕府政權以銅礦開采殆盡為理由限製出口，曾經暴利的銅業突然變得無利可圖，以皇商身份承包銅進口貿易的範家一時間進退失措，朝廷的官員們乘機催討官銅，範家隻好到市場上去高價收購，由此欠下巨額債務。
兩年後，朝廷以欠款34o萬兩白銀為由，抄辦範家。至此，“狐兔死，走狗烹”，風光無二的皇商模式走到了淒慘的盡頭。在這一部企業史上，介休範家的興衰史似乎已經成為一個標本，“看它起高樓，看它宴賓客，看它樓塌了”，這樣的故事一再重演，並且情節相近，結局類似，從來沒有什麽新意，這是最讓後人沮喪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