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我醒來時，已經八點。老婆上班走了。我起來到處走了一圈兒，所有的東西都還在原來的地方，卻覺得屋子裏空空蕩蕩的。洗漱完畢，就想趕快離開。
在去單位的路上，我又吃了兩個夾肉燒餅，還喝了一碗稀飯。坐在路邊飯鋪的棚子下麵，放眼望出去，都還是過去的老樣子，卻不像往日那樣令我沮喪。
有很多我無法把握的事，付飯錢的時候我心情平靜，仿佛更糟的事情不會再發生了。我想到外國人付小費的習慣，這是從前我不能理解的事，現在，我再去想它，就有種奇怪的感覺，世上令人費解的事太多了，最後它們都變得自然而然，再也不需要我們的理解，隻留下回憶，帶著當時的色彩。
去單位的路上，我想起多年前，在公共汽車上遇到的一件小事。也是跟小費有關。
那時的汽車票價還是五分八分一毛。一個小夥子拿一毛錢買八分的票，女售票員找他兩分錢時，他說，不用找了。
“還是找你吧。”女售票員還很友好。
“我說了，不用找了。”小夥子口氣平淡。
“你還是拿著吧。”女售票員有點窘迫了。
“不找不行嗎？”小夥子有點不高興了。
“你什麽意思啊？我憑什麽不找你錢啊？”
“你這人怎麽這樣啊？我說不找了，你幹嗎非找不可呢？”
“當然非找不可，我們是國營的。”
“國營的又怎麽樣，我都說不找了。”
“你以為你是誰啊，我們幹嗎要照你說的去做啊？”
“你幹嗎把一件兩分錢的小事搞這麽大啊？‘文革’的時候沒過著癮吧？”
“就是，‘文革’那時候多好啊，哪有這麽多精神病！”
“你說我有精神病？”
“我可沒說你，是你自己說你有精神病。”
“我……”車進站了，小夥子看站牌兒，連忙說，“倒黴，我得下車了。”
“整個一個精神病。”小夥子下車後，女售票員一邊招呼乘客上車，一邊說，“還以為兩分錢咋回事呢。”說到這兒，突然想起那兩分錢還沒找回去，就探身窗外，小夥子已經不見了。
車再一次緩慢地啟動，女售票員生氣地把兩分錢扔到窗外。
“去去晦氣。”她說完離開座位，去後門賣票。
她走近一個站在柱子前的小夥子，頭也沒抬，就從他手裏接過一角錢。
“八分的票，剩下的不用找了。”女售票員吃驚地抬頭，就是剛才下車的小夥子。
時間所呈現給我們的麵貌，就是總在消失著，一分一秒地過去，也總是留下一些這樣的事，什麽時候想起來，都覺得有意思。
我走進研究所，立刻朝劉托雲曾經在的角落望上一眼，有人在那兒放了一把辦公室的舊椅子。我的心情有點莫名其妙，想坐到那把椅子上去，撫摸一下那個角落的空氣。
我剛坐到椅子上，還沒去撫摸空氣呢，黑麗從辦公室出來，撞見了我。她站在離我不遠的地方，不解地看著我，仿佛我是一個孤零零的被告，正等待著最終的判決。
她沒跟我說話，但是潛台詞我已經讀到，仿佛我背後站著劉托雲。
“哎，黑麗，我正要找你，我有事跟你說。”我起來走近她。她懷疑地看著我。
“你要出去？”我問她。
“我要去銀行。”
“那我陪你走一段路。”
街上永遠是說秘密話的好地方，永不停息的喧鬧讓人感到孤寂，卻讓秘密變得安全，沒人關心你在說什麽，隻要你不喊著說就行。
“我打聽了一下租房子的情況，可選的房子很多。我想問問你，喜歡什麽地方的，離你父母近點兒的，還是……”
她沒有說話，嘴角一直噙著一絲冷笑。
看見她這樣的表情，我的心情一下子就黯然了。為一套房子和一個自己並不喜歡的男人上床而且懷孕，代價的確太大了。想到這兒，我對黑麗的同情淹沒了我。
如果黑麗要這個孩子，想和我一起生活，我沒有別的選擇。
僅僅因為這個孩子嗎？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她冷冷地對我說。
“你最好早點告訴我。”
“還有，我們……”
“什麽？”
“一起吃個晚飯吧。”
“為什麽？”
“談談。”
“談什麽？”她越說火氣越大。
“你懷孕的事，你是怎麽打算的？”
“你是怎麽打算的？”她的反問十分有力。
“我聽你的。”
“要是我想跟你結婚，生下這個孩子，你也聽我的？”
“對。”
我應允的時候，背上一定在冒冷汗。這是我付不起的價格，可我必須付。由此，我理解了，什麽叫悔意。
黑麗把嘴角的冷笑笑了出來。她說：“你把頭剪了，別告訴我原因，我不感興趣。但是，傻×都能看出來，研究所的新所長獲得了新生。”她說完像電影裏受傷害的自信女性，昂揚地轉身，離開了我。
“晚上，我們一起吃晚飯吧。”我的話被風吹得四散飄零。
又回到所裏，慶子一個人來找我。如果我沒記錯，這是我到研究所以來的第一次。
“你也想要房子嗎？”我說。
“我一個臭司機，什麽時候房子能輪到我啊。”
“你什麽時候來的？”
“比您早半年。”
“是嗎？”我的確驚奇，“可你看上去就像建所的元老。”
“我是閑人，什麽事都能聽見。”
“那應該你來當所長，我什麽事都聽不著。聽到的也都是沒用的。”
“有些人，您得防著點兒。”慶子說著站了起來，朝門口走去。
看來，他來就是為了說這句話。
我沒有接著打聽，已經很領情。這是他第二次提醒我了。
“我走了，有事您再叫我。”
慶子走到門口的時候，我叫住了他：“哎，慶子。”
“什麽事，所長？”
“嗯……”
“有話您就說。”
“我們還不太了解啊，不過，有件事，我就是挺好奇的。”
慶子笑了笑，又回到剛才他坐過的位置。
“那件事你是怎麽擺平的？”
慶子沒有問我是哪件事，但回答了我。
慶子所說的一切為我打開了另一扇窗，使得我對從前的許多事情做出了新的理解。
慶子對老婆說，已經對不起你了，希望給我機會補償。如果你鬧，我就自殺，那樣你就什麽都得不到。
“你真的能自殺嗎？”這時，我插話問慶子。
“我是想威脅她，如果她不吃這套，我也沒辦法。”
“如果她不買你的賬，你真的能自殺？”
“你覺得活著很有意思嗎？我不覺得。所以，無所謂的事。其實，命一點兒都不值錢，人說死就死了，地球照樣轉。”
慶子沒有說他是如何擺平吳女士的，但他說，那是另一回事了，是技巧問題。
一個活得多麽仔細的人，既在乎，又不在乎，卻隻當了一個司機。我理解了吳女士的選擇，跟魯副研究員比，司機慶子是能給女人帶來意外的男人。
“我能給女人帶來什麽？”
慶子走後，我想到。
在去單位的路上，我又吃了兩個夾肉燒餅，還喝了一碗稀飯。坐在路邊飯鋪的棚子下麵，放眼望出去，都還是過去的老樣子，卻不像往日那樣令我沮喪。
有很多我無法把握的事，付飯錢的時候我心情平靜，仿佛更糟的事情不會再發生了。我想到外國人付小費的習慣，這是從前我不能理解的事，現在，我再去想它，就有種奇怪的感覺，世上令人費解的事太多了，最後它們都變得自然而然，再也不需要我們的理解，隻留下回憶，帶著當時的色彩。
去單位的路上，我想起多年前，在公共汽車上遇到的一件小事。也是跟小費有關。
那時的汽車票價還是五分八分一毛。一個小夥子拿一毛錢買八分的票，女售票員找他兩分錢時，他說，不用找了。
“還是找你吧。”女售票員還很友好。
“我說了，不用找了。”小夥子口氣平淡。
“你還是拿著吧。”女售票員有點窘迫了。
“不找不行嗎？”小夥子有點不高興了。
“你什麽意思啊？我憑什麽不找你錢啊？”
“你這人怎麽這樣啊？我說不找了，你幹嗎非找不可呢？”
“當然非找不可，我們是國營的。”
“國營的又怎麽樣，我都說不找了。”
“你以為你是誰啊，我們幹嗎要照你說的去做啊？”
“你幹嗎把一件兩分錢的小事搞這麽大啊？‘文革’的時候沒過著癮吧？”
“就是，‘文革’那時候多好啊，哪有這麽多精神病！”
“你說我有精神病？”
“我可沒說你，是你自己說你有精神病。”
“我……”車進站了，小夥子看站牌兒，連忙說，“倒黴，我得下車了。”
“整個一個精神病。”小夥子下車後，女售票員一邊招呼乘客上車，一邊說，“還以為兩分錢咋回事呢。”說到這兒，突然想起那兩分錢還沒找回去，就探身窗外，小夥子已經不見了。
車再一次緩慢地啟動，女售票員生氣地把兩分錢扔到窗外。
“去去晦氣。”她說完離開座位，去後門賣票。
她走近一個站在柱子前的小夥子，頭也沒抬，就從他手裏接過一角錢。
“八分的票，剩下的不用找了。”女售票員吃驚地抬頭，就是剛才下車的小夥子。
時間所呈現給我們的麵貌，就是總在消失著，一分一秒地過去，也總是留下一些這樣的事，什麽時候想起來，都覺得有意思。
我走進研究所，立刻朝劉托雲曾經在的角落望上一眼，有人在那兒放了一把辦公室的舊椅子。我的心情有點莫名其妙，想坐到那把椅子上去，撫摸一下那個角落的空氣。
我剛坐到椅子上，還沒去撫摸空氣呢，黑麗從辦公室出來，撞見了我。她站在離我不遠的地方，不解地看著我，仿佛我是一個孤零零的被告，正等待著最終的判決。
她沒跟我說話，但是潛台詞我已經讀到，仿佛我背後站著劉托雲。
“哎，黑麗，我正要找你，我有事跟你說。”我起來走近她。她懷疑地看著我。
“你要出去？”我問她。
“我要去銀行。”
“那我陪你走一段路。”
街上永遠是說秘密話的好地方，永不停息的喧鬧讓人感到孤寂，卻讓秘密變得安全，沒人關心你在說什麽，隻要你不喊著說就行。
“我打聽了一下租房子的情況，可選的房子很多。我想問問你，喜歡什麽地方的，離你父母近點兒的，還是……”
她沒有說話，嘴角一直噙著一絲冷笑。
看見她這樣的表情，我的心情一下子就黯然了。為一套房子和一個自己並不喜歡的男人上床而且懷孕，代價的確太大了。想到這兒，我對黑麗的同情淹沒了我。
如果黑麗要這個孩子，想和我一起生活，我沒有別的選擇。
僅僅因為這個孩子嗎？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她冷冷地對我說。
“你最好早點告訴我。”
“還有，我們……”
“什麽？”
“一起吃個晚飯吧。”
“為什麽？”
“談談。”
“談什麽？”她越說火氣越大。
“你懷孕的事，你是怎麽打算的？”
“你是怎麽打算的？”她的反問十分有力。
“我聽你的。”
“要是我想跟你結婚，生下這個孩子，你也聽我的？”
“對。”
我應允的時候，背上一定在冒冷汗。這是我付不起的價格，可我必須付。由此，我理解了，什麽叫悔意。
黑麗把嘴角的冷笑笑了出來。她說：“你把頭剪了，別告訴我原因，我不感興趣。但是，傻×都能看出來，研究所的新所長獲得了新生。”她說完像電影裏受傷害的自信女性，昂揚地轉身，離開了我。
“晚上，我們一起吃晚飯吧。”我的話被風吹得四散飄零。
又回到所裏，慶子一個人來找我。如果我沒記錯，這是我到研究所以來的第一次。
“你也想要房子嗎？”我說。
“我一個臭司機，什麽時候房子能輪到我啊。”
“你什麽時候來的？”
“比您早半年。”
“是嗎？”我的確驚奇，“可你看上去就像建所的元老。”
“我是閑人，什麽事都能聽見。”
“那應該你來當所長，我什麽事都聽不著。聽到的也都是沒用的。”
“有些人，您得防著點兒。”慶子說著站了起來，朝門口走去。
看來，他來就是為了說這句話。
我沒有接著打聽，已經很領情。這是他第二次提醒我了。
“我走了，有事您再叫我。”
慶子走到門口的時候，我叫住了他：“哎，慶子。”
“什麽事，所長？”
“嗯……”
“有話您就說。”
“我們還不太了解啊，不過，有件事，我就是挺好奇的。”
慶子笑了笑，又回到剛才他坐過的位置。
“那件事你是怎麽擺平的？”
慶子沒有問我是哪件事，但回答了我。
慶子所說的一切為我打開了另一扇窗，使得我對從前的許多事情做出了新的理解。
慶子對老婆說，已經對不起你了，希望給我機會補償。如果你鬧，我就自殺，那樣你就什麽都得不到。
“你真的能自殺嗎？”這時，我插話問慶子。
“我是想威脅她，如果她不吃這套，我也沒辦法。”
“如果她不買你的賬，你真的能自殺？”
“你覺得活著很有意思嗎？我不覺得。所以，無所謂的事。其實，命一點兒都不值錢，人說死就死了，地球照樣轉。”
慶子沒有說他是如何擺平吳女士的，但他說，那是另一回事了，是技巧問題。
一個活得多麽仔細的人，既在乎，又不在乎，卻隻當了一個司機。我理解了吳女士的選擇，跟魯副研究員比，司機慶子是能給女人帶來意外的男人。
“我能給女人帶來什麽？”
慶子走後，我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