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仿佛在肚子裏迎來了一種理解，對自己的，也是對他人的。
我仿佛把箍在身上的多年的肉製的鎖鏈掙開了，說不出的輕鬆，從裏到外。
我仿佛看穿了一切，於是，沒什麽再是誘惑，也沒什麽能產生壓迫。
我在街上給老婆打了電話，她現在住在人家家裏的事實這會兒沒有帶給我額外的不安。
她說：“胡東，是你，有什麽事嗎？”
“我想去看看你，有事要說，行嗎？”
她讓我等一下，一段寂靜之後，她又回到電話裏，告訴我，不行。
“我跟他說說行嗎？”我請求著。
又是一段寂靜。
“他說，算了，以後也許還有機會，跟你電話裏聊聊。”老婆說，“那你還有別的事嗎？”
“我想見見你。”我說。
“不用了，胡東，這已經是我們可能有的最好的結局了。”她仍然讓我覺得陌生，我知道，這陌生將在我們之間永存。
“那好吧，我就電話裏跟你說說吧。”
她沒有接我的話，好像對我將要說的話並不十分在乎。
“房子你不要換了。”
“你什麽意思？”她下意識地說出了一句話，讓我短暫地回溯了一下我們過去不太美好的日常生活，那時她常這樣責問我。
“房子你都留著吧，我不要了。”
“你瘋了？”她說。
“有一點兒，不過沒全瘋，所以想補償你一下。跟我這麽多年，我雖然沒打過你罵過你，但也沒給過你幸福，也沒讓你有個孩子，不管怎麽說，房子……”
她哭了。
我的眼睛也濕了，想馬上放了電話，可她突然說：“我不要整個房子，換開吧，換開吧。胡東，我不恨你，因為你不是壞人，所以你不用這麽做。在婚姻中的時候，我想不開，現在我都想開了。你留著房子吧，留一半兒。”
“我已經決定了，就按我說的辦吧。”我不想再說下去了。
“等等，他不想跟你說話，沒有別的意思，他中風了，嘴斜了，說話不方便。”
“明白了，再見吧。”
“再見。胡東。”
這是我們最後的感情交流，所以老婆她叫我的名字。一個從不叫丈夫名字的老婆，突然開始總叫他的名字，而且一直叫下去，以至於不叫名字，就不能表達感情，無論是憤怒還是傷感。這也是行為藝術的一種，含義多多，理解多多。
我朝劉托雲家裏走去，就像我回家一樣。我跟老婆說把房子都給她了，就覺得不再有家了。
路上，我既沒有慣常那樣的激動，也不平靜。我雙手插兜，把路走得晃晃悠悠的，頭上沒有一根頭發還能再打擾我，我可以向前彎腰，向左低頭，沒什麽需要掩飾，不需要加任何小心。我嘴角保證噙著一絲那樣的笑意：有點兒壞，有點兒甜，有點兒認真，有點兒放蕩……什麽都有一點兒。
我想著和劉托雲在床上的某些細節，想著她家昏暗的舊時間顏色，想著她在可能的某一天，真的發瘋了，像某些人議論的那樣，像另一些人希望的那樣（希望別人過得比自己不好，是各種社會體製下的產物，除了共產主義），想著她隨時把我變成一個無家可歸的人，想著她看見我的光頭時的表情，想著，想著……
怎麽想，我都不擔心，我都不害怕。為這個，我該感謝誰，該熱愛誰？是誰給了我這麽貴重的禮物？我差不多快說，我真他娘的幸福啊。
劉托雲看見我的光頭先是吃了一驚，然後又風趣地說：“這至少可以讓我們家明亮一點兒。”
我因此答應她不戴帽子，永遠，無論是冬天夏天，無論是我老了我死了。
她問我發生了什麽事。我告訴了她一切。她不愧是我的女人，我們就是命中注定的一對，她馬上就像我一樣高興起來。
“你想幹什麽？你現在最想幹什麽？”
“正經說，還是不正經說？”我問她。
“正經說，也不正經說，把什麽都說出來，包括你最陰暗的心理，最壞的念頭。一切的一切，所有的所有。”
我讓她把所有的燈都打開了，盡管它們黯淡。她也把所有的窗簾都拉上了，她說，盡管這不必要。我們躺到床上，盡管對彼此還沒有欲望。
“你準備好了嗎？”我說。
“準備好了。”她說。
“那我開始說了。”
“你說吧。”
我要給黑麗一個耳光，然後再把她緊緊地抱在懷裏，說對不起。
劉托雲給了我一個善意的嘲笑，她說，這是男人最典型的情感，又愛又恨。
然後我就永遠不理睬她了，就像從沒認識過她一樣，既不恨她，也不愛她。
劉托雲臉上對我的嘲笑消失了，她多少有些難過地看著我，好像我是一個壞男孩兒。這是讓所有男人都舒服的注視，如果它不經常出現在同一個女人的臉上。
我希望於奎喪失性能力，那樣他就不能那麽張狂，有時間就上街遛遛電線杆子，看看治療陽痿的廣告。
壞了點兒吧？劉托雲說。
可能吧。我被他打動過，可我不希望被他打動。不管怎麽說，他屬於我願意忘記的人。這是真的，我一想於奎，就不安，好像我們無形中有什麽聯係。
我還希望鄧遠長胖一點兒，要不我長胖一點兒也行，然後擁抱她一次，就一次，不帶男女之間的噦嗦，就是擁抱本身，一個胖一點兒的人擁抱一個瘦一點兒的人，甚至連溫暖的企圖都可以沒有。
我相信你的純潔。她說的時候，我看見了她眼中對我的一往情深。
我想跟張道福一起去幹件壞事兒，肯定會特別有意思。他是我這輩子裏見過的最適合跟我一起幹壞事的男人。
就像一個人老想幹壞事但不是真正的壞人。劉托雲說。
你怎麽什麽都能理解？真煩人。
我就是聰明，我也沒辦法。
下一個願望，你無論如何猜不出來的。
說說看。
我想跟那個做按摩的張小姐一起生活。去之前，把我老婆安頓好，能給她準備下的都準備好。跟張小姐，能過好就過，過不好，我就跑。
要愛上我你就別怕後悔。
總有一天我要遠走高飛。
我不想留在一個地方。
也不願有人跟隨。
我隻想看到你長得美。
但不想知道你在受罪。
我想要得到天上的水，但不是你的淚……
嘞 嘞 嘞。
隻有上麵的三個字是劉托雲唱出來的。她說，她最喜歡崔健的歌，她說那是讓人撒野，讓人幸福的歌，盡管這幸福是紅布下的短暫和虛幻，但是強烈，強烈得能在瞬間穿透世界的全部虛偽。
這三個字上麵的歌詞是我念出來的，我喜歡背誦崔健，不喜歡跟他唱。
劉托雲又開始唱崔健的另一首歌。我製止了她。
先別唱了，聽我說完，我還沒說完。這次你無論如何聽我說完，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我還有一個願望。
劉托雲像有預感那樣突然靜了下來，安詳地聽我說了。
我想跟一個叫劉托雲的女人結婚。我還想告訴她，我害怕她家裏的昏暗的光線，害怕她家裏牆壁上舊時間的顏色。我害怕，有一天，一推門把自己嚇一跳，她和別人說的一樣，是個瘋女人。
我想向她求婚，等我老婆跟我離了婚。我什麽都知道，也什麽都明白，可我一想她那幹癟的身體，就激動得不行，就覺得自己像二十歲的小夥子，就想和她睡覺，睡覺。
你瘋了。她輕聲說。
我點點頭。我知道我瘋了，因為我從沒有過這麽好的感覺，我被規則給甩了出來，太好了，太好。我要在大街上攔住跟我過去發型一樣的人，我要告訴那些人我的經驗：用那幾根稀薄的頭發你能遮住什麽啊？！人皮都遮不住人心，別白費勁兒了。如果他不聽我說，罵我是糞土，是傻×，那就太好了。
“我也想跟你一塊兒當傻×。”她說。
“你已經是了。”我說。
“我不是。”她說。
“那你是什麽？”
“你是什麽？”她反過來問我。
“我是處級幹部，××文化藝術綜合研究所前所長。”我準確地給自己定義著。
“現在呢？”
“人生十字路口的一個左顧右盼者。”
“紅綠燈下的光頭青年。”她大叫著。
“‘文革’時，曾經有過一個革命的想法，綠燈停，紅燈行。可惜沒實行。”我說。
“要是實行了，用中國在野派畫家的話說，就是太狠了，真狠。”她說。
“你說什麽，在野派畫家，你也夠狠的。”我笑死了，“要是實行了紅燈行，綠燈停，改革開放以後也得改回來。”
“為什麽？”
“穿達芙妮鞋，跟國際接軌。”
“那就更狠了，誰還買電視啊，大街都有可看性了，肯定能超出中國電影的整體水平。滿大街，清一色追尾。”
“你真是看熱鬧不怕熱鬧大。”我說。
“你怕嗎？”她問我。
“你真是個精神病。”我說。
“我不是精神病。”她說。
“精神病患者一般都這麽說自己。”我說。
“胡東，你是個……”她舉起了手，要打我。
“是什麽？”
“我不知道。”她放下手大喊了一聲。
“胡東，”她接著又喊了一聲，“胡東，我真愛你。”
“劉托雲，你可別犯傻了，你以為我不愛你嗎？我假裝愛你嗎？”
“你說吧，你讓我做什麽，我太願意了。我恨不得把你的胳膊拉一個大口子。”
“我也想。我們會是最佳搭檔，比亨特和麥考兒還好一萬五千倍。我們在一起能把全世界的案子都破了。”
“對對，所有的案子隻有一個動機，就是活得不對勁兒。”
劉托雲，你聽好，我終於什麽都不是了。我不想再是什麽了。你明白吧？
你是說你不再是研究所的公章了？也不是博物館的公章了。你想幹什麽？我想把你的房子賣了。讓我和你一起去鄉下？你可真會盤算，太狡猾了。種地，你覺得怎麽樣？不怎麽樣，我從沒想過當農民！不是當農民，是當我的人，當我未來的人。那還湊合。房子能賣多少錢？
我仿佛把箍在身上的多年的肉製的鎖鏈掙開了，說不出的輕鬆，從裏到外。
我仿佛看穿了一切，於是，沒什麽再是誘惑，也沒什麽能產生壓迫。
我在街上給老婆打了電話，她現在住在人家家裏的事實這會兒沒有帶給我額外的不安。
她說：“胡東，是你，有什麽事嗎？”
“我想去看看你，有事要說，行嗎？”
她讓我等一下，一段寂靜之後，她又回到電話裏，告訴我，不行。
“我跟他說說行嗎？”我請求著。
又是一段寂靜。
“他說，算了，以後也許還有機會，跟你電話裏聊聊。”老婆說，“那你還有別的事嗎？”
“我想見見你。”我說。
“不用了，胡東，這已經是我們可能有的最好的結局了。”她仍然讓我覺得陌生，我知道，這陌生將在我們之間永存。
“那好吧，我就電話裏跟你說說吧。”
她沒有接我的話，好像對我將要說的話並不十分在乎。
“房子你不要換了。”
“你什麽意思？”她下意識地說出了一句話，讓我短暫地回溯了一下我們過去不太美好的日常生活，那時她常這樣責問我。
“房子你都留著吧，我不要了。”
“你瘋了？”她說。
“有一點兒，不過沒全瘋，所以想補償你一下。跟我這麽多年，我雖然沒打過你罵過你，但也沒給過你幸福，也沒讓你有個孩子，不管怎麽說，房子……”
她哭了。
我的眼睛也濕了，想馬上放了電話，可她突然說：“我不要整個房子，換開吧，換開吧。胡東，我不恨你，因為你不是壞人，所以你不用這麽做。在婚姻中的時候，我想不開，現在我都想開了。你留著房子吧，留一半兒。”
“我已經決定了，就按我說的辦吧。”我不想再說下去了。
“等等，他不想跟你說話，沒有別的意思，他中風了，嘴斜了，說話不方便。”
“明白了，再見吧。”
“再見。胡東。”
這是我們最後的感情交流，所以老婆她叫我的名字。一個從不叫丈夫名字的老婆，突然開始總叫他的名字，而且一直叫下去，以至於不叫名字，就不能表達感情，無論是憤怒還是傷感。這也是行為藝術的一種，含義多多，理解多多。
我朝劉托雲家裏走去，就像我回家一樣。我跟老婆說把房子都給她了，就覺得不再有家了。
路上，我既沒有慣常那樣的激動，也不平靜。我雙手插兜，把路走得晃晃悠悠的，頭上沒有一根頭發還能再打擾我，我可以向前彎腰，向左低頭，沒什麽需要掩飾，不需要加任何小心。我嘴角保證噙著一絲那樣的笑意：有點兒壞，有點兒甜，有點兒認真，有點兒放蕩……什麽都有一點兒。
我想著和劉托雲在床上的某些細節，想著她家昏暗的舊時間顏色，想著她在可能的某一天，真的發瘋了，像某些人議論的那樣，像另一些人希望的那樣（希望別人過得比自己不好，是各種社會體製下的產物，除了共產主義），想著她隨時把我變成一個無家可歸的人，想著她看見我的光頭時的表情，想著，想著……
怎麽想，我都不擔心，我都不害怕。為這個，我該感謝誰，該熱愛誰？是誰給了我這麽貴重的禮物？我差不多快說，我真他娘的幸福啊。
劉托雲看見我的光頭先是吃了一驚，然後又風趣地說：“這至少可以讓我們家明亮一點兒。”
我因此答應她不戴帽子，永遠，無論是冬天夏天，無論是我老了我死了。
她問我發生了什麽事。我告訴了她一切。她不愧是我的女人，我們就是命中注定的一對，她馬上就像我一樣高興起來。
“你想幹什麽？你現在最想幹什麽？”
“正經說，還是不正經說？”我問她。
“正經說，也不正經說，把什麽都說出來，包括你最陰暗的心理，最壞的念頭。一切的一切，所有的所有。”
我讓她把所有的燈都打開了，盡管它們黯淡。她也把所有的窗簾都拉上了，她說，盡管這不必要。我們躺到床上，盡管對彼此還沒有欲望。
“你準備好了嗎？”我說。
“準備好了。”她說。
“那我開始說了。”
“你說吧。”
我要給黑麗一個耳光，然後再把她緊緊地抱在懷裏，說對不起。
劉托雲給了我一個善意的嘲笑，她說，這是男人最典型的情感，又愛又恨。
然後我就永遠不理睬她了，就像從沒認識過她一樣，既不恨她，也不愛她。
劉托雲臉上對我的嘲笑消失了，她多少有些難過地看著我，好像我是一個壞男孩兒。這是讓所有男人都舒服的注視，如果它不經常出現在同一個女人的臉上。
我希望於奎喪失性能力，那樣他就不能那麽張狂，有時間就上街遛遛電線杆子，看看治療陽痿的廣告。
壞了點兒吧？劉托雲說。
可能吧。我被他打動過，可我不希望被他打動。不管怎麽說，他屬於我願意忘記的人。這是真的，我一想於奎，就不安，好像我們無形中有什麽聯係。
我還希望鄧遠長胖一點兒，要不我長胖一點兒也行，然後擁抱她一次，就一次，不帶男女之間的噦嗦，就是擁抱本身，一個胖一點兒的人擁抱一個瘦一點兒的人，甚至連溫暖的企圖都可以沒有。
我相信你的純潔。她說的時候，我看見了她眼中對我的一往情深。
我想跟張道福一起去幹件壞事兒，肯定會特別有意思。他是我這輩子裏見過的最適合跟我一起幹壞事的男人。
就像一個人老想幹壞事但不是真正的壞人。劉托雲說。
你怎麽什麽都能理解？真煩人。
我就是聰明，我也沒辦法。
下一個願望，你無論如何猜不出來的。
說說看。
我想跟那個做按摩的張小姐一起生活。去之前，把我老婆安頓好，能給她準備下的都準備好。跟張小姐，能過好就過，過不好，我就跑。
要愛上我你就別怕後悔。
總有一天我要遠走高飛。
我不想留在一個地方。
也不願有人跟隨。
我隻想看到你長得美。
但不想知道你在受罪。
我想要得到天上的水，但不是你的淚……
嘞 嘞 嘞。
隻有上麵的三個字是劉托雲唱出來的。她說，她最喜歡崔健的歌，她說那是讓人撒野，讓人幸福的歌，盡管這幸福是紅布下的短暫和虛幻，但是強烈，強烈得能在瞬間穿透世界的全部虛偽。
這三個字上麵的歌詞是我念出來的，我喜歡背誦崔健，不喜歡跟他唱。
劉托雲又開始唱崔健的另一首歌。我製止了她。
先別唱了，聽我說完，我還沒說完。這次你無論如何聽我說完，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我還有一個願望。
劉托雲像有預感那樣突然靜了下來，安詳地聽我說了。
我想跟一個叫劉托雲的女人結婚。我還想告訴她，我害怕她家裏的昏暗的光線，害怕她家裏牆壁上舊時間的顏色。我害怕，有一天，一推門把自己嚇一跳，她和別人說的一樣，是個瘋女人。
我想向她求婚，等我老婆跟我離了婚。我什麽都知道，也什麽都明白，可我一想她那幹癟的身體，就激動得不行，就覺得自己像二十歲的小夥子，就想和她睡覺，睡覺。
你瘋了。她輕聲說。
我點點頭。我知道我瘋了，因為我從沒有過這麽好的感覺，我被規則給甩了出來，太好了，太好。我要在大街上攔住跟我過去發型一樣的人，我要告訴那些人我的經驗：用那幾根稀薄的頭發你能遮住什麽啊？！人皮都遮不住人心，別白費勁兒了。如果他不聽我說，罵我是糞土，是傻×，那就太好了。
“我也想跟你一塊兒當傻×。”她說。
“你已經是了。”我說。
“我不是。”她說。
“那你是什麽？”
“你是什麽？”她反過來問我。
“我是處級幹部，××文化藝術綜合研究所前所長。”我準確地給自己定義著。
“現在呢？”
“人生十字路口的一個左顧右盼者。”
“紅綠燈下的光頭青年。”她大叫著。
“‘文革’時，曾經有過一個革命的想法，綠燈停，紅燈行。可惜沒實行。”我說。
“要是實行了，用中國在野派畫家的話說，就是太狠了，真狠。”她說。
“你說什麽，在野派畫家，你也夠狠的。”我笑死了，“要是實行了紅燈行，綠燈停，改革開放以後也得改回來。”
“為什麽？”
“穿達芙妮鞋，跟國際接軌。”
“那就更狠了，誰還買電視啊，大街都有可看性了，肯定能超出中國電影的整體水平。滿大街，清一色追尾。”
“你真是看熱鬧不怕熱鬧大。”我說。
“你怕嗎？”她問我。
“你真是個精神病。”我說。
“我不是精神病。”她說。
“精神病患者一般都這麽說自己。”我說。
“胡東，你是個……”她舉起了手，要打我。
“是什麽？”
“我不知道。”她放下手大喊了一聲。
“胡東，”她接著又喊了一聲，“胡東，我真愛你。”
“劉托雲，你可別犯傻了，你以為我不愛你嗎？我假裝愛你嗎？”
“你說吧，你讓我做什麽，我太願意了。我恨不得把你的胳膊拉一個大口子。”
“我也想。我們會是最佳搭檔，比亨特和麥考兒還好一萬五千倍。我們在一起能把全世界的案子都破了。”
“對對，所有的案子隻有一個動機，就是活得不對勁兒。”
劉托雲，你聽好，我終於什麽都不是了。我不想再是什麽了。你明白吧？
你是說你不再是研究所的公章了？也不是博物館的公章了。你想幹什麽？我想把你的房子賣了。讓我和你一起去鄉下？你可真會盤算，太狡猾了。種地，你覺得怎麽樣？不怎麽樣，我從沒想過當農民！不是當農民，是當我的人，當我未來的人。那還湊合。房子能賣多少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