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陸天明來說，使命感，曆史，人生，這三大概念是他的小說創作的支柱。當然，這樣的概括方式很容易造成雷同化，但畢竟每個小說家有著屬於自己的創作形態，不僅題材不同，而且在審美追求上也必然會留下個性的烙印。就長篇小說創作而言，天明有過《桑那高地的太陽》、《泥日》、《蒼天在上》，還有眼前的這部《木凸》（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版）。相比之下，《木凸》明顯不同於以前的作品。《桑那高地的太陽》、《泥日》隱含著他的人生經曆及青春時代的苦澀記憶，因為在他的生命中曾有一段“屯墾準噶爾”的歲月。
而最為讀者熟悉的、後被改編為電視連續劇的《蒼天在上》，則揭開了新時期以來最複雜、也最富陣痛感的一頁，它涉及到了改革或治國的主旋律。如果說，這三部長篇與天明的經驗相關，或是他的具體生活感受的藝術兌現，那《木凸》則進一步撕開了中國人的生活表象而深入到了精神的層麵，或有點兒尋根究底的曆史文化意味了。小說所描寫的人事並不是作者的直接經曆，而是半殖民地的舊上海的紛繁世態，是古老中國被列強的炮艦撞開大門之後的社會文化變遷，但讓人感覺到，作品中不僅貫穿著作者的根深蒂固的使命感，以及對於曆史與人生的理解，而且開始尋找一種中國人已經探索了百年的詮釋：即我們這個民族為什麽隻能這樣，或隻配這樣蹣跚如此漫長昏暗的生存之路。
《木凸》是一部充滿了象征及隱喻的小說，譬如其中的家族短命之類，而“木凸”這一象聲詞，也指涉著一種寬闊而模糊的含義。作品的結尾寫道：“那……人呢？人呢？我轉過身，突然聽到了一種古怪的聲音。木凸。木凸。木凸。”接下來則一連用了二十四個“木凸”。如此冗長、悠遠，如此遲緩、沉重，如此麻木、無奈。小說的寓意也就在其中了。
這部小說所顯現的，的確是一種新意迭出的創作狀態。雖則依然“用力”，但明顯地注入了敘述以輕鬆自然，即便是象征或隱喻，也是在一般讀者容易接受的“寫實”狀態中實現的——引人人勝的故事，懸念不斷的情節，複雜多麵的人物個性，暢達逼真的敘述語言，都使這部被作者自稱為“並非曆史主義”的小說，更加接近曆史，也更加接近社會人性及特定的生存狀態——中國人的人性也是個性，中國人的痛苦也是痛苦，中國人的小說隻能是自己描寫對象及方式，《木凸》的創作自覺意識到了這一絕非“新”或“後”可以解決的美學問題。
應該說，使命感之於《木凸》，並不是堂·吉訶德式的一廂情願，而是經由人物的命運及必然的人物性格而獲得貫徹的。天明憑著他的經曆與對我們這個古老民族的社會文化情況的理解，也憑著他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生活感受及盡可能不受幹擾的審美經驗，相當成功地鑄造了諸如經易阿、譚宗三、黃克瑩這樣的人物，並由此而實現了《木凸》的題旨寓意。
特別是經易門這個人物，在中國當代小說的人物畫廊中，其獨特的含義應該解釋為：作為某種“民族性格”的縮影，他在以往的小說創造中還沒有以如此複雜的形態出現過。經易門是第一個。他的所作所為，他的“不動聲色”，他的最後“歸宿”，都散發出中國社會特有的人性氣息。他既是“奴才”，又是“主人”。他以獨特的身分與行為，證明著他也是一種曆史的折光，或一種“文化”的生動體現，甚至就是一種從遠處開始、也不知在何時結束的。現實（經易門式的‘現實’）。”他最終消失了，但他的精神方式，他的思維與判斷，他的把握世態的“精明”及無與倫比的適應性，卻依然支撐著短命而頑的“舊室”。他的命運意味深長。他不可能是譚宗三式的悲劇。他是地道的“中國貨”——其實，他仍然活著。他不可能輕易死亡。而且，依然讓人感覺到了他那種由麻木表情掩蓋下的自如（不僅僅是“累”）。實際上，從《桑那高地的太陽》到《泥日》到《蒼天在上》，我們已或多或少地瞧見了“經易門”的身照，但真正使這樣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明而含蓄的裝束走向前台，則是《木凸》的出色的創造。若說得冒險一點，經易門本身就是一種“象征”。
以此推論，那譚宗三這個人物也是一種“象征”。在《木凸》中，譚宗三的個性之於小說意義，同樣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讀者可以見到，他從所謂“偽縣長”的位置上跌落下來了，那種永遠的跌落，標誌著一個時代（僅僅是時代）的終結。然而，他的精神氣息並沒有因此而如風一般地被吹去，那“木凸木凸木凸”的古怪聲音仍被傳得沉悶而悠遠，似乎活力不減。作為小說人物，譚宗三同樣留有鮮明的“國產印記”，且絕不止於“偽縣長”符號：他的命運旅程富有耐人尋味的獨特性。與經易門不同的是，他有過漂洋過海的閱曆——他雖留學英倫三島，可最終收獲一些什麽？他越來越委靡軟弱，也越來越頹傷變態，甚至在性愛上也是一個陽剛全失的不可救藥的怯懦者。他那一點兒“西學”，一旦陷入強大的傳統道德的大海，也就成為一種不識世態的乖僻與偏執，一種與時代格格不入的走投無路，或一種沒落的茫然無知，一種燃燒不起來的徹底絕望。他的結局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他的生命獲得延續，也隻能是重返經易門的軌道——可他已經不可能了。但不死的人是否可能呢？
在這部小說中，思索了很多年後的天明終於撳動按鈕，開亮大燈，讓我們看清了或感覺到了生活大廳的“生態”以及它的“近景”與“遠景”。經易門的頑強存在，譚宗三的精神狀態的出現，使斑斕而源遠流長的生活，獲得了一種曆史的或文化的或“尋根”意義上的解釋——天明說《木凸》“並非曆史主義小說”，何故？因為更重要的是，它與“現實”相關；“現實”才是小說寓意的彼岸。
而最為讀者熟悉的、後被改編為電視連續劇的《蒼天在上》，則揭開了新時期以來最複雜、也最富陣痛感的一頁，它涉及到了改革或治國的主旋律。如果說，這三部長篇與天明的經驗相關，或是他的具體生活感受的藝術兌現，那《木凸》則進一步撕開了中國人的生活表象而深入到了精神的層麵，或有點兒尋根究底的曆史文化意味了。小說所描寫的人事並不是作者的直接經曆，而是半殖民地的舊上海的紛繁世態，是古老中國被列強的炮艦撞開大門之後的社會文化變遷，但讓人感覺到，作品中不僅貫穿著作者的根深蒂固的使命感，以及對於曆史與人生的理解，而且開始尋找一種中國人已經探索了百年的詮釋：即我們這個民族為什麽隻能這樣，或隻配這樣蹣跚如此漫長昏暗的生存之路。
《木凸》是一部充滿了象征及隱喻的小說，譬如其中的家族短命之類，而“木凸”這一象聲詞，也指涉著一種寬闊而模糊的含義。作品的結尾寫道：“那……人呢？人呢？我轉過身，突然聽到了一種古怪的聲音。木凸。木凸。木凸。”接下來則一連用了二十四個“木凸”。如此冗長、悠遠，如此遲緩、沉重，如此麻木、無奈。小說的寓意也就在其中了。
這部小說所顯現的，的確是一種新意迭出的創作狀態。雖則依然“用力”，但明顯地注入了敘述以輕鬆自然，即便是象征或隱喻，也是在一般讀者容易接受的“寫實”狀態中實現的——引人人勝的故事，懸念不斷的情節，複雜多麵的人物個性，暢達逼真的敘述語言，都使這部被作者自稱為“並非曆史主義”的小說，更加接近曆史，也更加接近社會人性及特定的生存狀態——中國人的人性也是個性，中國人的痛苦也是痛苦，中國人的小說隻能是自己描寫對象及方式，《木凸》的創作自覺意識到了這一絕非“新”或“後”可以解決的美學問題。
應該說，使命感之於《木凸》，並不是堂·吉訶德式的一廂情願，而是經由人物的命運及必然的人物性格而獲得貫徹的。天明憑著他的經曆與對我們這個古老民族的社會文化情況的理解，也憑著他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生活感受及盡可能不受幹擾的審美經驗，相當成功地鑄造了諸如經易阿、譚宗三、黃克瑩這樣的人物，並由此而實現了《木凸》的題旨寓意。
特別是經易門這個人物，在中國當代小說的人物畫廊中，其獨特的含義應該解釋為：作為某種“民族性格”的縮影，他在以往的小說創造中還沒有以如此複雜的形態出現過。經易門是第一個。他的所作所為，他的“不動聲色”，他的最後“歸宿”，都散發出中國社會特有的人性氣息。他既是“奴才”，又是“主人”。他以獨特的身分與行為，證明著他也是一種曆史的折光，或一種“文化”的生動體現，甚至就是一種從遠處開始、也不知在何時結束的。現實（經易門式的‘現實’）。”他最終消失了，但他的精神方式，他的思維與判斷，他的把握世態的“精明”及無與倫比的適應性，卻依然支撐著短命而頑的“舊室”。他的命運意味深長。他不可能是譚宗三式的悲劇。他是地道的“中國貨”——其實，他仍然活著。他不可能輕易死亡。而且，依然讓人感覺到了他那種由麻木表情掩蓋下的自如（不僅僅是“累”）。實際上，從《桑那高地的太陽》到《泥日》到《蒼天在上》，我們已或多或少地瞧見了“經易門”的身照，但真正使這樣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明而含蓄的裝束走向前台，則是《木凸》的出色的創造。若說得冒險一點，經易門本身就是一種“象征”。
以此推論，那譚宗三這個人物也是一種“象征”。在《木凸》中，譚宗三的個性之於小說意義，同樣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讀者可以見到，他從所謂“偽縣長”的位置上跌落下來了，那種永遠的跌落，標誌著一個時代（僅僅是時代）的終結。然而，他的精神氣息並沒有因此而如風一般地被吹去，那“木凸木凸木凸”的古怪聲音仍被傳得沉悶而悠遠，似乎活力不減。作為小說人物，譚宗三同樣留有鮮明的“國產印記”，且絕不止於“偽縣長”符號：他的命運旅程富有耐人尋味的獨特性。與經易門不同的是，他有過漂洋過海的閱曆——他雖留學英倫三島，可最終收獲一些什麽？他越來越委靡軟弱，也越來越頹傷變態，甚至在性愛上也是一個陽剛全失的不可救藥的怯懦者。他那一點兒“西學”，一旦陷入強大的傳統道德的大海，也就成為一種不識世態的乖僻與偏執，一種與時代格格不入的走投無路，或一種沒落的茫然無知，一種燃燒不起來的徹底絕望。他的結局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他的生命獲得延續，也隻能是重返經易門的軌道——可他已經不可能了。但不死的人是否可能呢？
在這部小說中，思索了很多年後的天明終於撳動按鈕，開亮大燈，讓我們看清了或感覺到了生活大廳的“生態”以及它的“近景”與“遠景”。經易門的頑強存在，譚宗三的精神狀態的出現，使斑斕而源遠流長的生活，獲得了一種曆史的或文化的或“尋根”意義上的解釋——天明說《木凸》“並非曆史主義小說”，何故？因為更重要的是，它與“現實”相關；“現實”才是小說寓意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