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次相遇大概是前年冬天吧，我正在家裏為報紙趕寫一篇報道。
大約是早晨九點鍾左右，聽見有人不住氣地敲我的門，敲門聲看來不是詢問能不能進來，而是非要時來不可。
我厭煩的事情又發生了，隻好把筆扔在稿紙上，前去開門。在這個過程中，敲門聲一直不斷，而且相當沒有規矩，我生氣極了。門一打開，我看見站在我麵前的是一個生人。
來人年紀不大，約摸十八九歲，臉上汗淋淋的，一對黑眼珠靈活地轉動著，張開嘴隻管對我畏怯地笑著。從他那身半新半舊的製服和手裏那個落滿塵土的大黑人造皮革包，一看便知道這是我家鄉那裏來的人。我一時想不起來他是誰。
“你是劉叔叔？”“是。”我說。聽他說話的確是家鄉口音。
“我是張家堡的。”他說。
“誰家的娃娃？”我問。
“我父親叫張誌高。你認識……”
“噢……”我這下才看出他臉上有一些我所熟悉的特點。是的，他簡直就是我童年認識的張誌高。
我把五叔的後人讓進家門，給他衝了一杯茶，把糖盒放在他麵前。他拘束地接過茶杯，坐在椅上，端著那壞茶，也不喝。“你來省裏有什麽事嗎？”我直截了當地問他。
小夥子的臉一下子變得通紅，囁嚅著說：“我父親在這裏被拘留了。我來看他。”“什麽？”我驚訝地從椅子上站起來，“為什麽？”我問他。
“為倒販糧票。”“現在在哪裏？”“新城區公安局”。“你見他沒有？”“沒……走時我媽安咐我，讓我來找你……”
我坐在椅子上，腦子像亂麻一般沒有了頭緒。
我透過水的窗玻璃，望著外麵冬日灰暗的天空，開始盤算我該怎樣對待這件事。
我知道五嬸叫兒子找我來的意思是什麽。記者在我們家鄉人的眼裏也是一種不小的“官”，甚至我父母親都這麽認為。這多年，凡是家鄉來省城辦事的人，包括縣上我所認識的那些半生不熟的幹部也翥找我，讓我給他們走這樣那樣的“後門”。他們來，當然都不空手，總要給我帶些家鄉的土特產；我自己自然也要給他們管飯。我愛人為這些事早已經叫苦連天了，和我吵了好幾次架。我自己心裏也相當煩。但沒有辦法，鄉裏鄉親，遠路風塵來到你門上，能把人家趕出去嗎？這不是說我已經“修”了，看不起家鄉來的人；也不是小氣得不願給他們管飯。關鍵是這些事太耗費人的精力了。我的家快成了個辦事處，有的人甚至把這裏變成他們在省裏辦肥事和做買賣的碰頭地點。並且不時讓我給他們“走後門”。其實我在這方麵並不開竅，隻能幫他們找找旅社，買買車票而已。
現在，五叔的兒子又找上門來，肯定是要讓我想點辦法把他爸領出來。這真是開玩笑！我怎麽敢去觸犯神聖的法律呢？“你父親還當大隊書記嗎？”我隨便問五叔的兒子。
“當著哩。”他說，手裏仍然拘束地端著那杯一口也沒喝的茶水。“你住下了沒？”我又問他。
“住下了，在建華旅社，離你們這裏不遠。”
我考慮了一下，對他說：“我現在忙著要寫一篇稿子，你先回去，等我把稿子寫完再說。”
小夥子立刻站起來，臉上顯出一副感激人的表情，就機靈地過去拿起了那個黑色人造革皮包。
我也機敏地意識到，我又麵臨那老一套子，趕忙先發製人，過去捉住他的手，不讓他把那些我已經熟悉而厭煩的禮物給我留下。我知道這些人雖然不識字，也沒經見過世麵，但懂得一條經典性的格言：你吃了我的，就得給我說個什麽！
結果，五叔的兒子用勞動鍛煉出來的力氣，打架一般把我一巴掌推到了牆角裏，我沒站穩，把地上的痰盂也踢翻了。小夥子趁我收拾痰盂之機，麻利地拉開了黑皮包的拉鏈。他怕我騰出手又來拒擋他，竟然把那一包紅棗、瓜籽和沒有肅殼的落花生“嘩”一下全倒在了我的辦公桌上。我是個愛幹淨的人，見那沾灰帶土的禮物把一張幹淨的辦公桌弄得一塌糊塗，連稿紙、筆記本和鋼筆也被埋了，於是又絕望地撲過去。結果又客人一巴掌把我推到了原來站的地方。這種送禮的方式的真誠到了野蠻的程度。我雖然又氣又急，但還不能發作，隻好忍氣吞聲接受了這份惱人的饋贈。
五叔的兒子看我失去了拒絕的信心，就滿意地一溜煙跑了。我沮喪地站在屋角裏半天不能動彈。我為五叔悲哀，也為我自己悲哀。我懷著痛苦的心情來到陽台上，接連抽了幾支煙。
現在的問題是，我去不去拘留所看五叔呢？
想來想去，不管能不能見到他，我總應該去一次。這不是說五叔的兒子給辦公桌上倒了一堆土特產；也不是說我有什麽辦法能把他從拘留所領出來；而是說，他畢竟是我的鄉親，並且是我姑夫的弟弟，而且小時候他曾給過我那樣的愛撫；我也曾懷著那樣愉快的心情，和他的老黃狗一起臥在他的身邊，聽他彈奏過那叮叮咣咣的土三弦……
第二天早晨，我連早點也吃，就直身去新栽區拘留所看我的五叔。剛下過一場雪，街上亂糟糟的。有的地方雪已經化成水，有的地方又結成了冰。自行車和行人的洪流簇擁著電車和汽車，在嚴寒籠罩的大街上流淌，迎麵過來的人，嘴裏都噴著白霧。我在這龐大而紛亂的旋流中走著，由不得想起了家鄉冬日的早晨。在這樣的日子裏，故鄉的山野已是一片荒涼。班駁的積雪反射著陽光；寒風打著呼哨吹過冰封的河道和清冷的村巷。四野裏全是一片寂靜，隻能偶爾聽見一兩聲鴉的啼叫。莊稼已經收割，禾場上也沒有多少堆積了，但人們仍然在田野裏操勞著。拉糞，打柴，編筐，修理壞了的農具，給大牲口鍘草……今年雖然結束了，但趕緊要為明年的一切勞務。天地是寒冷的，但生活仍然熱氣騰騰。這就是我熟悉的故鄉。現在我要去看望的那個人正是從這一塊土地上來的，他現在本來也應該在那裏，像其他人一樣為明年的活計而操勞，可是現在卻被拘留在了省城裏。而更令人不解的是，黨的一個基層組織的領導人竟然出來搞這種把戲。但是，問題還不僅僅在此。問題在於：“為什麽讓這樣一個人來領導一個黨的基層組織呢？在這之前，我已經幾次和五叔相遇，我早覺得他已經再不能擔當這個職務了，可是他仍然一直是張家堡大隊的黨支書……我踩著亂糟糟的人行道走著，腦子裏也亂糟糟地想著。
我來到一家副食門市部買了一些點心，心情就像去醫院看望一個得病的親朋好友，沉痛地來到新城區的拘留所。
我在拘留所辦了一些必須要辦的手續後，一位預審科的幹部接待了我。這位幹部告訴我說，我要查問的這個人問題基本查清，屬於倒販糧票，但數量不大，已經和本人所在地的領導機關聯係過了，不久就可以讓他們來人把他領回去。
我問能不能見一見他？
這位幹部說，按現在的規定，輕微犯罪主要案查清後，親屬在工作人員在場的情況下，可以見麵，不過要協助工作人員做犯罪者的轉化教育工作。
我說我雖然算不上是他的什麽親屬，但我一定會幫助做工作的。這位幹部讓我坐在這兒等著，他就出去了。
不一會，公安幹部領著五叔進來了。
我先吃了一驚：我一下子竟然認不出五叔來了。他臉色灰白，頭發和胡子毛碴碴的，背駝了下去，個碼也好像低了許多。兩隻原來咄咄逼人的眼睛，現在毫無光氣地深陷在眼窩裏。那本來挺壯實的身板，一下子就好像瘦了許多圈，顯得衣褲異常地寬大而不合身。一個在家鄉土地上有權有威的強人，此刻已經沒有一點分量了。
五叔一見是我，嘴唇子劇烈地哆嗦著，淒惶得眼淚在毛胡茬子臉上淌個不停。他眼睛不時膽怯地瞄著公安幹部，那張能說會道的嘴巴竟然像驢蹄子踢了一般，訥訥得一個字都吐不出來了。我對五叔說：“你要好好把問題交代清楚，不要隱瞞任何一點什麽，爭取從寬處理，黨的政策……”
沒等我說完，五叔忙接住說：“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五叔對政策是熟悉的。我也再沒什麽好說的，隻是重複剛才的意思。五叔也一再表示他一定好好交代問題，知罪伏法。規定的談話時間到了以後，工作人員就把五叔領走了。臨出門時，五叔回過頭悲哀地望了我一眼，使我的心忍不住像針紮了一般痛楚。是的，不論怎樣，他現在淪落到這般地步是一種極大的不幸。五叔啊，你怎麽從我記憶中那個純樸熱情的青年走到了今天這一步呢？
我懷著一種難以言傳的沉重心情出了拘留所，又來到了擁擠熱鬧的大街上。電車、汽車、自行車和行人組成的洪流仍然在這寬闊的大道上流淌著，像一條永遠洶湧澎湃的河流。是的，生活的河流永遠激蕩，但也總會有一些船隻擱淺。
太陽已經從東邊那一片灰蓬蓬的建築群中升起來，把那淡淡的桔紅色的光芒灑在積雪演化了水跡斑斑的筆直道上，空氣裏已經流蕩著一種微微的、潮濕的暖氣，甚至能嗅到遠方田野和山穀中飄來的泥土和草的氣息。
我在擁擠的人群中匆忙地走著，紛亂的人群和車輛，那一排排落光了葉子的中國槐的褐黑色枝丫逐變成模糊的一片，而五叔那張長著毛碴碴胡須的麵孔卻在眼前清晰地晃動著。我很快想起了我上一次和他相遇的相遇的情景……
大約是早晨九點鍾左右，聽見有人不住氣地敲我的門，敲門聲看來不是詢問能不能進來，而是非要時來不可。
我厭煩的事情又發生了，隻好把筆扔在稿紙上，前去開門。在這個過程中，敲門聲一直不斷，而且相當沒有規矩，我生氣極了。門一打開，我看見站在我麵前的是一個生人。
來人年紀不大，約摸十八九歲，臉上汗淋淋的，一對黑眼珠靈活地轉動著，張開嘴隻管對我畏怯地笑著。從他那身半新半舊的製服和手裏那個落滿塵土的大黑人造皮革包，一看便知道這是我家鄉那裏來的人。我一時想不起來他是誰。
“你是劉叔叔？”“是。”我說。聽他說話的確是家鄉口音。
“我是張家堡的。”他說。
“誰家的娃娃？”我問。
“我父親叫張誌高。你認識……”
“噢……”我這下才看出他臉上有一些我所熟悉的特點。是的，他簡直就是我童年認識的張誌高。
我把五叔的後人讓進家門，給他衝了一杯茶，把糖盒放在他麵前。他拘束地接過茶杯，坐在椅上，端著那壞茶，也不喝。“你來省裏有什麽事嗎？”我直截了當地問他。
小夥子的臉一下子變得通紅，囁嚅著說：“我父親在這裏被拘留了。我來看他。”“什麽？”我驚訝地從椅子上站起來，“為什麽？”我問他。
“為倒販糧票。”“現在在哪裏？”“新城區公安局”。“你見他沒有？”“沒……走時我媽安咐我，讓我來找你……”
我坐在椅子上，腦子像亂麻一般沒有了頭緒。
我透過水的窗玻璃，望著外麵冬日灰暗的天空，開始盤算我該怎樣對待這件事。
我知道五嬸叫兒子找我來的意思是什麽。記者在我們家鄉人的眼裏也是一種不小的“官”，甚至我父母親都這麽認為。這多年，凡是家鄉來省城辦事的人，包括縣上我所認識的那些半生不熟的幹部也翥找我，讓我給他們走這樣那樣的“後門”。他們來，當然都不空手，總要給我帶些家鄉的土特產；我自己自然也要給他們管飯。我愛人為這些事早已經叫苦連天了，和我吵了好幾次架。我自己心裏也相當煩。但沒有辦法，鄉裏鄉親，遠路風塵來到你門上，能把人家趕出去嗎？這不是說我已經“修”了，看不起家鄉來的人；也不是小氣得不願給他們管飯。關鍵是這些事太耗費人的精力了。我的家快成了個辦事處，有的人甚至把這裏變成他們在省裏辦肥事和做買賣的碰頭地點。並且不時讓我給他們“走後門”。其實我在這方麵並不開竅，隻能幫他們找找旅社，買買車票而已。
現在，五叔的兒子又找上門來，肯定是要讓我想點辦法把他爸領出來。這真是開玩笑！我怎麽敢去觸犯神聖的法律呢？“你父親還當大隊書記嗎？”我隨便問五叔的兒子。
“當著哩。”他說，手裏仍然拘束地端著那杯一口也沒喝的茶水。“你住下了沒？”我又問他。
“住下了，在建華旅社，離你們這裏不遠。”
我考慮了一下，對他說：“我現在忙著要寫一篇稿子，你先回去，等我把稿子寫完再說。”
小夥子立刻站起來，臉上顯出一副感激人的表情，就機靈地過去拿起了那個黑色人造革皮包。
我也機敏地意識到，我又麵臨那老一套子，趕忙先發製人，過去捉住他的手，不讓他把那些我已經熟悉而厭煩的禮物給我留下。我知道這些人雖然不識字，也沒經見過世麵，但懂得一條經典性的格言：你吃了我的，就得給我說個什麽！
結果，五叔的兒子用勞動鍛煉出來的力氣，打架一般把我一巴掌推到了牆角裏，我沒站穩，把地上的痰盂也踢翻了。小夥子趁我收拾痰盂之機，麻利地拉開了黑皮包的拉鏈。他怕我騰出手又來拒擋他，竟然把那一包紅棗、瓜籽和沒有肅殼的落花生“嘩”一下全倒在了我的辦公桌上。我是個愛幹淨的人，見那沾灰帶土的禮物把一張幹淨的辦公桌弄得一塌糊塗，連稿紙、筆記本和鋼筆也被埋了，於是又絕望地撲過去。結果又客人一巴掌把我推到了原來站的地方。這種送禮的方式的真誠到了野蠻的程度。我雖然又氣又急，但還不能發作，隻好忍氣吞聲接受了這份惱人的饋贈。
五叔的兒子看我失去了拒絕的信心，就滿意地一溜煙跑了。我沮喪地站在屋角裏半天不能動彈。我為五叔悲哀，也為我自己悲哀。我懷著痛苦的心情來到陽台上，接連抽了幾支煙。
現在的問題是，我去不去拘留所看五叔呢？
想來想去，不管能不能見到他，我總應該去一次。這不是說五叔的兒子給辦公桌上倒了一堆土特產；也不是說我有什麽辦法能把他從拘留所領出來；而是說，他畢竟是我的鄉親，並且是我姑夫的弟弟，而且小時候他曾給過我那樣的愛撫；我也曾懷著那樣愉快的心情，和他的老黃狗一起臥在他的身邊，聽他彈奏過那叮叮咣咣的土三弦……
第二天早晨，我連早點也吃，就直身去新栽區拘留所看我的五叔。剛下過一場雪，街上亂糟糟的。有的地方雪已經化成水，有的地方又結成了冰。自行車和行人的洪流簇擁著電車和汽車，在嚴寒籠罩的大街上流淌，迎麵過來的人，嘴裏都噴著白霧。我在這龐大而紛亂的旋流中走著，由不得想起了家鄉冬日的早晨。在這樣的日子裏，故鄉的山野已是一片荒涼。班駁的積雪反射著陽光；寒風打著呼哨吹過冰封的河道和清冷的村巷。四野裏全是一片寂靜，隻能偶爾聽見一兩聲鴉的啼叫。莊稼已經收割，禾場上也沒有多少堆積了，但人們仍然在田野裏操勞著。拉糞，打柴，編筐，修理壞了的農具，給大牲口鍘草……今年雖然結束了，但趕緊要為明年的一切勞務。天地是寒冷的，但生活仍然熱氣騰騰。這就是我熟悉的故鄉。現在我要去看望的那個人正是從這一塊土地上來的，他現在本來也應該在那裏，像其他人一樣為明年的活計而操勞，可是現在卻被拘留在了省城裏。而更令人不解的是，黨的一個基層組織的領導人竟然出來搞這種把戲。但是，問題還不僅僅在此。問題在於：“為什麽讓這樣一個人來領導一個黨的基層組織呢？在這之前，我已經幾次和五叔相遇，我早覺得他已經再不能擔當這個職務了，可是他仍然一直是張家堡大隊的黨支書……我踩著亂糟糟的人行道走著，腦子裏也亂糟糟地想著。
我來到一家副食門市部買了一些點心，心情就像去醫院看望一個得病的親朋好友，沉痛地來到新城區的拘留所。
我在拘留所辦了一些必須要辦的手續後，一位預審科的幹部接待了我。這位幹部告訴我說，我要查問的這個人問題基本查清，屬於倒販糧票，但數量不大，已經和本人所在地的領導機關聯係過了，不久就可以讓他們來人把他領回去。
我問能不能見一見他？
這位幹部說，按現在的規定，輕微犯罪主要案查清後，親屬在工作人員在場的情況下，可以見麵，不過要協助工作人員做犯罪者的轉化教育工作。
我說我雖然算不上是他的什麽親屬，但我一定會幫助做工作的。這位幹部讓我坐在這兒等著，他就出去了。
不一會，公安幹部領著五叔進來了。
我先吃了一驚：我一下子竟然認不出五叔來了。他臉色灰白，頭發和胡子毛碴碴的，背駝了下去，個碼也好像低了許多。兩隻原來咄咄逼人的眼睛，現在毫無光氣地深陷在眼窩裏。那本來挺壯實的身板，一下子就好像瘦了許多圈，顯得衣褲異常地寬大而不合身。一個在家鄉土地上有權有威的強人，此刻已經沒有一點分量了。
五叔一見是我，嘴唇子劇烈地哆嗦著，淒惶得眼淚在毛胡茬子臉上淌個不停。他眼睛不時膽怯地瞄著公安幹部，那張能說會道的嘴巴竟然像驢蹄子踢了一般，訥訥得一個字都吐不出來了。我對五叔說：“你要好好把問題交代清楚，不要隱瞞任何一點什麽，爭取從寬處理，黨的政策……”
沒等我說完，五叔忙接住說：“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五叔對政策是熟悉的。我也再沒什麽好說的，隻是重複剛才的意思。五叔也一再表示他一定好好交代問題，知罪伏法。規定的談話時間到了以後，工作人員就把五叔領走了。臨出門時，五叔回過頭悲哀地望了我一眼，使我的心忍不住像針紮了一般痛楚。是的，不論怎樣，他現在淪落到這般地步是一種極大的不幸。五叔啊，你怎麽從我記憶中那個純樸熱情的青年走到了今天這一步呢？
我懷著一種難以言傳的沉重心情出了拘留所，又來到了擁擠熱鬧的大街上。電車、汽車、自行車和行人組成的洪流仍然在這寬闊的大道上流淌著，像一條永遠洶湧澎湃的河流。是的，生活的河流永遠激蕩，但也總會有一些船隻擱淺。
太陽已經從東邊那一片灰蓬蓬的建築群中升起來，把那淡淡的桔紅色的光芒灑在積雪演化了水跡斑斑的筆直道上，空氣裏已經流蕩著一種微微的、潮濕的暖氣，甚至能嗅到遠方田野和山穀中飄來的泥土和草的氣息。
我在擁擠的人群中匆忙地走著，紛亂的人群和車輛，那一排排落光了葉子的中國槐的褐黑色枝丫逐變成模糊的一片，而五叔那張長著毛碴碴胡須的麵孔卻在眼前清晰地晃動著。我很快想起了我上一次和他相遇的相遇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