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在這個時候，我基本上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我甚至有意“中止”了對眼前中國文學形勢的關注，隻知道出現了洪水一樣的新名詞，新概念，一片紅火熱鬧景象。
“文壇”開始對我淡漠了，我也對這個“壇”淡漠了。我隻對自己要做的事充滿宗教般的熱情。“相看兩不厭，隻有敬亭山”。隻能如此。這也很好。
有我所有閱讀的長篇長卷小說中，外國作品占了絕大部分。
從現代小說意義來觀察中國的古典長篇小說，在成就最高的《水滸》、《三國演義》、《金瓶梅》和《紅樓夢》四部書中，《紅樓夢》當然是峰巔，它可以和世界長篇小說史上任何大師的作品比美。在現當代中國的長扁小說中，除過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我比較重視柳青的《創業史》。他是我的同鄉，而且在世時曾經直接教導過我。《創業史》雖有某些方麵的局限性，但無疑在我國當代文學中具有獨特的位置。這次，我在中國的長卷作品中重點研讀《紅樓夢》和《創業史》。這是我第三次閱讀《紅樓夢》，第七次閱讀《創業史》。
無論是汗流浹背的夏天，還是瑟瑟發抖的寒冬，白天黑夜泡在書中，精神狀態完全變成一個準備高考的高中生，或者成了一個純粹的“書呆子”。
10
為寫《平凡的世界》而進行的這次專門的讀書活動進行到差不多甚至使人受不了的情況下，就立刻按計劃轉入另一項“基礎工程”——準備作品的背景材料。
根據初步設計，這部書的內容將涉及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五年十年間中國城鄉廣泛的社會生活。
這十年是中國社會的大轉型期，其間充滿了密集的重大曆史性事件；而這些事件又環環相扣，互為因果，這部企圖用某種程序的編年史方式結構的作品不可能回避它們。當然，我不會用政治家的眼光審視這些曆史事件。我的基本想法是，要用曆史和藝術的眼光觀察在這種社會大背景（或者說條件）下人們的生存與生活狀態。作品中將要表露的對某些特定曆史背景下政治性事件的態度；看似作者的態度，其實基本應該是哪個曆史條件下人物的態度；作者應該站在曆史的高度上，真正體現巴爾克紮克所說的“書記官”的職能。但是，作家對生活的態度絕對不可能“中立”，他必須做出哲學判斷（即使不準確），並要充滿激情地、真誠地向讀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觀和人性。正如傳大的列夫·托爾斯泰所說：“在任何藝術作品中，作者對於生活所持的態度以及在作品中反映作者生活態度的種種描寫，對於讀者來說是至為重要、極有價值、最有說服力的……藝術作品的完整性不在於構思的統一，不在於對人物的雕琢，以及其它等等，而在於作者本人的明確和堅定的生活態度，這種態度滲透整個作品。有時，作家甚至基本可以對形式不作加工潤色，如果他的生活態度在作品中得到明確、鮮明、一貫的反映，那麽作品的目的就達到了。”（契爾特科夫筆錄，一八九四年）。
現在，首要的任務是應該完全掌握這十年間中國（甚至還有世界——因為中國並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是世界的一員）究竟發生過什麽。不僅是宏觀的了解，還應該有微觀的了解。因為龐大的中國各地大有差異，當時的同一政策可能有各種做法和表現。這十年間間發生的事大體上我們都經曆過，也一般地了解，但要進入作品的描繪就遠遠不夠了。生活可以故事化，但曆史不能編造，不能有半點似是而非的東西。隻有徹底弄清了社會曆史背景，才有可能在藝術中準確描繪這些背景下人們的生活形態和精神形態。
較為可靠的方式是查閱這十年間的報紙——逐日逐月逐年地查。報紙不僅記載於國內外第一天發生的重大事件，而且還有當時人們生活的一般性反映。
於是，我找來了這十年間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一種省報，一種地區報和《參考消息》的全部合計本。
房間裏頓時堆起了一座又一座“山”。
我沒明沒黑開始了這件枯燥而必需的工作，一頁一頁翻看，並隨手在筆記本上記下某年某月某日的大事和一些認為“有用”的東西。工作量太巨大，中間幾乎成了一種奴隸般的機械性勞動。眼角糊著眼屎，手指頭被紙張靡得露出了毛細血管，擱在紙上，如同擱在刀刃上，隻好改用手的後掌（那裏肉厚一些）繼續翻閱。
用了幾個月時間，才把這件惱的人工作做完。以後證明，這件事十分重要，它給我的寫作帶來了極大的方便——任何時候，我都能很快查找到某日某月世界、中國、一人省、一個地區（地區又直接反映了當時基層各方麵的情況）發生了什麽。
在這個時候，我基本上是“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我甚至有意“中止”了對眼前中國文學形勢的關注，隻知道出現了洪水一樣的新名詞，新概念，一片紅火熱鬧景象。
“文壇”開始對我淡漠了，我也對這個“壇”淡漠了。我隻對自己要做的事充滿宗教般的熱情。“相看兩不厭，隻有敬亭山”。隻能如此。這也很好。
有我所有閱讀的長篇長卷小說中，外國作品占了絕大部分。
從現代小說意義來觀察中國的古典長篇小說，在成就最高的《水滸》、《三國演義》、《金瓶梅》和《紅樓夢》四部書中，《紅樓夢》當然是峰巔，它可以和世界長篇小說史上任何大師的作品比美。在現當代中國的長扁小說中，除過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我比較重視柳青的《創業史》。他是我的同鄉，而且在世時曾經直接教導過我。《創業史》雖有某些方麵的局限性，但無疑在我國當代文學中具有獨特的位置。這次，我在中國的長卷作品中重點研讀《紅樓夢》和《創業史》。這是我第三次閱讀《紅樓夢》，第七次閱讀《創業史》。
無論是汗流浹背的夏天，還是瑟瑟發抖的寒冬，白天黑夜泡在書中，精神狀態完全變成一個準備高考的高中生，或者成了一個純粹的“書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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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寫《平凡的世界》而進行的這次專門的讀書活動進行到差不多甚至使人受不了的情況下，就立刻按計劃轉入另一項“基礎工程”——準備作品的背景材料。
根據初步設計，這部書的內容將涉及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五年十年間中國城鄉廣泛的社會生活。
這十年是中國社會的大轉型期，其間充滿了密集的重大曆史性事件；而這些事件又環環相扣，互為因果，這部企圖用某種程序的編年史方式結構的作品不可能回避它們。當然，我不會用政治家的眼光審視這些曆史事件。我的基本想法是，要用曆史和藝術的眼光觀察在這種社會大背景（或者說條件）下人們的生存與生活狀態。作品中將要表露的對某些特定曆史背景下政治性事件的態度；看似作者的態度，其實基本應該是哪個曆史條件下人物的態度；作者應該站在曆史的高度上，真正體現巴爾克紮克所說的“書記官”的職能。但是，作家對生活的態度絕對不可能“中立”，他必須做出哲學判斷（即使不準確），並要充滿激情地、真誠地向讀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觀和人性。正如傳大的列夫·托爾斯泰所說：“在任何藝術作品中，作者對於生活所持的態度以及在作品中反映作者生活態度的種種描寫，對於讀者來說是至為重要、極有價值、最有說服力的……藝術作品的完整性不在於構思的統一，不在於對人物的雕琢，以及其它等等，而在於作者本人的明確和堅定的生活態度，這種態度滲透整個作品。有時，作家甚至基本可以對形式不作加工潤色，如果他的生活態度在作品中得到明確、鮮明、一貫的反映，那麽作品的目的就達到了。”（契爾特科夫筆錄，一八九四年）。
現在，首要的任務是應該完全掌握這十年間中國（甚至還有世界——因為中國並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是世界的一員）究竟發生過什麽。不僅是宏觀的了解，還應該有微觀的了解。因為龐大的中國各地大有差異，當時的同一政策可能有各種做法和表現。這十年間間發生的事大體上我們都經曆過，也一般地了解，但要進入作品的描繪就遠遠不夠了。生活可以故事化，但曆史不能編造，不能有半點似是而非的東西。隻有徹底弄清了社會曆史背景，才有可能在藝術中準確描繪這些背景下人們的生活形態和精神形態。
較為可靠的方式是查閱這十年間的報紙——逐日逐月逐年地查。報紙不僅記載於國內外第一天發生的重大事件，而且還有當時人們生活的一般性反映。
於是，我找來了這十年間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一種省報，一種地區報和《參考消息》的全部合計本。
房間裏頓時堆起了一座又一座“山”。
我沒明沒黑開始了這件枯燥而必需的工作，一頁一頁翻看，並隨手在筆記本上記下某年某月某日的大事和一些認為“有用”的東西。工作量太巨大，中間幾乎成了一種奴隸般的機械性勞動。眼角糊著眼屎，手指頭被紙張靡得露出了毛細血管，擱在紙上，如同擱在刀刃上，隻好改用手的後掌（那裏肉厚一些）繼續翻閱。
用了幾個月時間，才把這件惱的人工作做完。以後證明，這件事十分重要，它給我的寫作帶來了極大的方便——任何時候，我都能很快查找到某日某月世界、中國、一人省、一個地區（地區又直接反映了當時基層各方麵的情況）發生了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