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最後一擊
無路可逃：1966—1976自我口述史 作者：馮驥才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十年來，雖然已經習慣了政治社會的一驚一乍和風雲突變，但是一個消息讓每個聽到的人，都會驚訝得嘴張得一直看到嗓子眼兒。誰也不敢相信、也無法證實這個消息，可是很快連空氣也在傳播這句話：“四人幫”完蛋了，江青被抓了。我們已經不敢相信好事會來，黑暗會這麽一下子到頭了？
由於有了“林彪事件”後那個謠言的教訓，我們已經懂得對待傳言的辦法：隻聽不說。耳朵是從不犯錯誤的，惹禍的都是嘴。
1976年10月23日晚間11點鍾，有人到我寄居的朋友家找我，出來一看三個人，是我弟弟和兩個陌生人。一個陌生人說：“剛剛我們學校的同事們聚會慶祝粉碎‘四人幫’——聽說明天中央就正式公布了，你姐夫喝得太多了，正在醫院搶救。”
我姐夫叫李昆祥，他是我二姐夫，“文革”前美院的油畫係主任，一位出色的畫家。那一代油畫家大多采用列賓、克拉姆斯科依的現實主義手法，他的肖像畫很有功力，是位書生氣和藝術氣質十足的人，率真、隨性、善良，容易激動。“文革”時被整得很慘，一直受壓，此時此刻好像突然鬆綁，肯定欣喜若狂，放縱無度，喝多了。
“哪個醫院？”我問。
“元緯路醫院。”他答道。
我說：“好，我們馬上去。”我趕緊取了車，與他們一起騎車奔往醫院。路上我忽然感到有點異樣，他們一句話也不對我說。我問：“昆祥現在情況怎樣？”他們支支吾吾。我覺得有問題，換一種問法：“搶救有效嗎？”其中一位說：“好像不大管用。”我立刻驚呼起來：“不管用就是完了，昆祥完了！”街上很靜，我的聲音特別響。我弟弟一聽忽然加速，衝了出去，像野馬一樣很快消失在前邊的黑夜裏。
到了醫院，李昆祥已被送到停屍房，我去看他。頭一次進陰森森的停屍房，我一點也不害怕，一排十幾個磚壘的長方形的台子，中間有四個台子上放著屍體，其中一個屍體隻有一半長短，大概是個孩子，還有一個十分肥大，是李昆祥。他怎麽變得這麽大了？掀開白色的單子，露出昆祥的臉，顯得有點怪異，比平時大了許多，蒼白、臃腫，據說是酒精中毒的表現。那時我的感情好像死了，腦袋真空，但我還是想到與他握握手作別——並且依照他的習慣握手時左右擺兩下。這一擺我的眼淚流下來了。
我問：“我二姐知道嗎？她在哪兒？”他們說：“就在醫院的監護室裏。”我趕緊去監護室，看見二姐圍著一條被子坐那兒，好像痛苦的高潮已經過去，一臉迷茫。她見到我之後又哭了一通。我知道說任何話也勸不住她，心中東西太強隻能由著她宣泄。這樣直到天亮，二姐不知不覺睡著了。
弟弟對我說，昨晚美院的人去找他時，父母知道昆祥醉倒了，但沒想到會出事。弟弟一夜未歸，二老肯定不放心，這事必須告訴父母，怎麽說？誰去說？我想了想便說，隻有我去告訴他們。
此時，我雖一夜未睡，卻一點也不困，甚至不覺得疲勞，可能因為我重任在身——我要讓父母聽到自己的女婿突然死去的消息時，不出任何意外。
周恩來總理逝世後，天津的海河邊
一走出醫院就聽到了歡呼聲、鑼鼓聲、鞭炮聲，愈到市中心聲音就愈大。原來今天電台發布了“四人幫”被抓捕的消息，這意味著“文革”的結束，於是憋在人們心頭的喜悅像井噴一樣爆發出來，整個城市、整個中國發狂了。我去父母家的路線必須穿過市中心最大的幹線——和平路，那裏已是人頭湧動，老百姓全都跑到大街上，開始了自發的大遊行。遊行的人群打著一條條巨型的橫標穿街而過，“徹底粉碎王張江姚反革命集團”一行大字令人激動萬分，還有一幅橫標“揪出王洪文、踢死張春橋、棒打江青、砸爛姚文元”更解氣，特別是這幾個殺氣騰騰的人名上都打上紅色的大十叉！
在百貨大樓下邊，我被和平路上的遊行隊伍攔住，我急著回去見父母，必須穿過遊行隊伍，我推著車擠進人群，要穿街而過，幾個負責維持秩序的人跑過來攔我，堅決不準我過去，我急得朝他們大喊：“叫我過去啊，我家死人啦！”我這一叫把他們嚇住了，不知我出了什麽事，他們看了看我這半瘋的樣子，便放行讓我穿過去。
粉碎“四人幫”消息傳出後，群眾自發奔上街頭慶祝
那時父母住在我大姐家樓下，弟弟從石家莊回來探親也住在那裏。我先上樓向大姐要了兩片硝酸甘油，左右手各攥一片。然後下樓進了父母的房間。母親一見我便焦急地問：“昆祥怎麽樣？”
我說：“沒事了。”我裝得挺輕鬆。可說了一會兒又改口說道，“還沒完全清醒。”我見母親神情專注，馬上再轉口說，“總得用些時間，喝了那麽多酒，要醒過來就得費點勁。”隨後就扯了些剛才在路上的見聞。
母親忽然問：“見到你二姐了嗎？”
我說：“見了，二姐還行。現在二姐怕他醒不過來，怕成植物人。”我又給母親增加一些壓力。
母親問：“有可能嗎？”
我說：“醫生說是酒精中毒。我不懂酒精中毒會不會成植物人。如果真成植物人，二姐就慘了。”
母親說：“昆祥就更慘，生不如死。”
我見母親比較沉得住氣，便乘機講了我所知道的一些植物人的悲劇。我一點點誇大這種事的悲劇性，一點點消磨掉母親的期望。我一直說得口燥舌幹，甚至說下去有點費勁了。這一切都在母親的眼睛裏。母親是明白人，她突然問我：“昆祥是不是沒了？”
我一怔。她的目光在逼我實話實說。我便說：“媽媽，您這輩子經的事太多了，您什麽都扛得住。現在您既然已經知道了，何必非要由我說出來。”
母親流下淚來。父親垂下頭，父親不善表達。我對母親說：“您就哭吧，反正二姐已經哭痛快了，認頭了。畢竟昆祥不是叫人整死的，是高興得開懷大笑走的。”
一個可能激化的情感高潮就這麽無驚無險地過去了。這時我張開雙手，兩片硝酸甘油已經融化在手心裏。我用了整整一個半小時。
我從父母家出來時，才感到自己已經筋疲力盡，有點垮下來的感覺。“文革”在它崩潰的最後一刻，還是沒饒過我，又拉走我一個親人，給我重重的一擊。
在回自己家的路上，我已無力騎車，推著車慢慢走，想起姐夫的不幸和不幸的二姐，任由眼淚淌過臉頰，也不去抹。沒想到，我竟然是帶著劇烈的傷感來迎接這大地回春的一刻。街上不時有遊行隊伍走過，可以看到人們忘乎所以的歡蹦亂跳。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個白發蒼蒼的老人站在團結裏那一側的街邊失聲痛哭，嗚嗚地哭出聲來。他一定有一個痛切難言的故事，這樣的故事真是太多太多了。此刻，他用痛哭宣泄著痛苦，也宣泄著心中無比的歡樂。在當年春節除夕之夜，鞭炮聲震耳欲聾，整座城市就像打起仗來一樣。記得我還聽得鞭炮聲中有人嗷嗷地叫，叫得狂喜，也叫得哀傷。
還好，我活到了今天，就像渡過一條危難四伏、布滿急流險灘的大江，最終能夠站在彼岸上，應該也是一個奇跡。
2016年1月27日初稿
2016年3月定稿
由於有了“林彪事件”後那個謠言的教訓，我們已經懂得對待傳言的辦法：隻聽不說。耳朵是從不犯錯誤的，惹禍的都是嘴。
1976年10月23日晚間11點鍾，有人到我寄居的朋友家找我，出來一看三個人，是我弟弟和兩個陌生人。一個陌生人說：“剛剛我們學校的同事們聚會慶祝粉碎‘四人幫’——聽說明天中央就正式公布了，你姐夫喝得太多了，正在醫院搶救。”
我姐夫叫李昆祥，他是我二姐夫，“文革”前美院的油畫係主任，一位出色的畫家。那一代油畫家大多采用列賓、克拉姆斯科依的現實主義手法，他的肖像畫很有功力，是位書生氣和藝術氣質十足的人，率真、隨性、善良，容易激動。“文革”時被整得很慘，一直受壓，此時此刻好像突然鬆綁，肯定欣喜若狂，放縱無度，喝多了。
“哪個醫院？”我問。
“元緯路醫院。”他答道。
我說：“好，我們馬上去。”我趕緊取了車，與他們一起騎車奔往醫院。路上我忽然感到有點異樣，他們一句話也不對我說。我問：“昆祥現在情況怎樣？”他們支支吾吾。我覺得有問題，換一種問法：“搶救有效嗎？”其中一位說：“好像不大管用。”我立刻驚呼起來：“不管用就是完了，昆祥完了！”街上很靜，我的聲音特別響。我弟弟一聽忽然加速，衝了出去，像野馬一樣很快消失在前邊的黑夜裏。
到了醫院，李昆祥已被送到停屍房，我去看他。頭一次進陰森森的停屍房，我一點也不害怕，一排十幾個磚壘的長方形的台子，中間有四個台子上放著屍體，其中一個屍體隻有一半長短，大概是個孩子，還有一個十分肥大，是李昆祥。他怎麽變得這麽大了？掀開白色的單子，露出昆祥的臉，顯得有點怪異，比平時大了許多，蒼白、臃腫，據說是酒精中毒的表現。那時我的感情好像死了，腦袋真空，但我還是想到與他握握手作別——並且依照他的習慣握手時左右擺兩下。這一擺我的眼淚流下來了。
我問：“我二姐知道嗎？她在哪兒？”他們說：“就在醫院的監護室裏。”我趕緊去監護室，看見二姐圍著一條被子坐那兒，好像痛苦的高潮已經過去，一臉迷茫。她見到我之後又哭了一通。我知道說任何話也勸不住她，心中東西太強隻能由著她宣泄。這樣直到天亮，二姐不知不覺睡著了。
弟弟對我說，昨晚美院的人去找他時，父母知道昆祥醉倒了，但沒想到會出事。弟弟一夜未歸，二老肯定不放心，這事必須告訴父母，怎麽說？誰去說？我想了想便說，隻有我去告訴他們。
此時，我雖一夜未睡，卻一點也不困，甚至不覺得疲勞，可能因為我重任在身——我要讓父母聽到自己的女婿突然死去的消息時，不出任何意外。
周恩來總理逝世後，天津的海河邊
一走出醫院就聽到了歡呼聲、鑼鼓聲、鞭炮聲，愈到市中心聲音就愈大。原來今天電台發布了“四人幫”被抓捕的消息，這意味著“文革”的結束，於是憋在人們心頭的喜悅像井噴一樣爆發出來，整個城市、整個中國發狂了。我去父母家的路線必須穿過市中心最大的幹線——和平路，那裏已是人頭湧動，老百姓全都跑到大街上，開始了自發的大遊行。遊行的人群打著一條條巨型的橫標穿街而過，“徹底粉碎王張江姚反革命集團”一行大字令人激動萬分，還有一幅橫標“揪出王洪文、踢死張春橋、棒打江青、砸爛姚文元”更解氣，特別是這幾個殺氣騰騰的人名上都打上紅色的大十叉！
在百貨大樓下邊，我被和平路上的遊行隊伍攔住，我急著回去見父母，必須穿過遊行隊伍，我推著車擠進人群，要穿街而過，幾個負責維持秩序的人跑過來攔我，堅決不準我過去，我急得朝他們大喊：“叫我過去啊，我家死人啦！”我這一叫把他們嚇住了，不知我出了什麽事，他們看了看我這半瘋的樣子，便放行讓我穿過去。
粉碎“四人幫”消息傳出後，群眾自發奔上街頭慶祝
那時父母住在我大姐家樓下，弟弟從石家莊回來探親也住在那裏。我先上樓向大姐要了兩片硝酸甘油，左右手各攥一片。然後下樓進了父母的房間。母親一見我便焦急地問：“昆祥怎麽樣？”
我說：“沒事了。”我裝得挺輕鬆。可說了一會兒又改口說道，“還沒完全清醒。”我見母親神情專注，馬上再轉口說，“總得用些時間，喝了那麽多酒，要醒過來就得費點勁。”隨後就扯了些剛才在路上的見聞。
母親忽然問：“見到你二姐了嗎？”
我說：“見了，二姐還行。現在二姐怕他醒不過來，怕成植物人。”我又給母親增加一些壓力。
母親問：“有可能嗎？”
我說：“醫生說是酒精中毒。我不懂酒精中毒會不會成植物人。如果真成植物人，二姐就慘了。”
母親說：“昆祥就更慘，生不如死。”
我見母親比較沉得住氣，便乘機講了我所知道的一些植物人的悲劇。我一點點誇大這種事的悲劇性，一點點消磨掉母親的期望。我一直說得口燥舌幹，甚至說下去有點費勁了。這一切都在母親的眼睛裏。母親是明白人，她突然問我：“昆祥是不是沒了？”
我一怔。她的目光在逼我實話實說。我便說：“媽媽，您這輩子經的事太多了，您什麽都扛得住。現在您既然已經知道了，何必非要由我說出來。”
母親流下淚來。父親垂下頭，父親不善表達。我對母親說：“您就哭吧，反正二姐已經哭痛快了，認頭了。畢竟昆祥不是叫人整死的，是高興得開懷大笑走的。”
一個可能激化的情感高潮就這麽無驚無險地過去了。這時我張開雙手，兩片硝酸甘油已經融化在手心裏。我用了整整一個半小時。
我從父母家出來時，才感到自己已經筋疲力盡，有點垮下來的感覺。“文革”在它崩潰的最後一刻，還是沒饒過我，又拉走我一個親人，給我重重的一擊。
在回自己家的路上，我已無力騎車，推著車慢慢走，想起姐夫的不幸和不幸的二姐，任由眼淚淌過臉頰，也不去抹。沒想到，我竟然是帶著劇烈的傷感來迎接這大地回春的一刻。街上不時有遊行隊伍走過，可以看到人們忘乎所以的歡蹦亂跳。給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個白發蒼蒼的老人站在團結裏那一側的街邊失聲痛哭，嗚嗚地哭出聲來。他一定有一個痛切難言的故事，這樣的故事真是太多太多了。此刻，他用痛哭宣泄著痛苦，也宣泄著心中無比的歡樂。在當年春節除夕之夜，鞭炮聲震耳欲聾，整座城市就像打起仗來一樣。記得我還聽得鞭炮聲中有人嗷嗷地叫，叫得狂喜，也叫得哀傷。
還好，我活到了今天，就像渡過一條危難四伏、布滿急流險灘的大江，最終能夠站在彼岸上，應該也是一個奇跡。
2016年1月27日初稿
2016年3月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