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一個講故事的人的故事，甚至也不是那種能夠串成一個故事的片斷。如果它是個故事，在這起馬球俱樂部的事件中，我就該達到我的高xdx潮，或者無論如何達到它的初級階段，而剩下的可能是那起事件對有關的三個人的生活的影響了。
它不是一個故事，也不是類似於故事的任何東西，而僅僅是一種嚐試，想給你描述——這樣做的過程中，可能也讓我自己更加清楚——一個多年來我莫名其妙地但又忠心耿耿地熱愛著的男人的神態和性格。因此，對於博爾頓·伯恩在以後的篇章中不再出現，我沒什麽歉可道，不過，他的邪惡的陰影還是應該貫穿到底的；我最後一次見他（為了我的目的）是在傑克·阿爾斯特羅普家的那天晚上，在我們的那次令人過於歡樂甚至是喧鬧的晚宴後，我注意到他和海利·德萊恩握手時，嘴唇焦枯，帶著假聲假氣的熱情宣稱：“懷有惡意？嘿，不會的——嘿，多荒唐！玩一玩馬球，公平競爭嘛，對吧？應當如此？對了——明天的第一件事就是開路。估計你要繼續和傑克呆到把星期日過了？我真希望我沒有答應吉爾德米爾家——”從此以後他就消失了，在海利·德萊恩性格的暮色中閃了一下燈光，算是達到了他的目的。
我一直覺得重要的並不是博爾頓·伯恩。盡管俱樂部和客廳裏喊喊喳喳地議論這段插曲，朋友們逐漸令人驚訝地竭力表現出渾然不覺的樣子，還說：“我不懂你的意思，”兩眼懇求著要你說話，如果你比他們知道得多的話，而我已經把這件事完全丟在腦後，因為我確信德萊恩早已忘了。“那是馬的緣故，不關別的事，”我暗自發笑，高興得好像我早就對德萊恩夫人懷恨在心，現在還為她幸災樂禍似的；然而我心裏還是念念不忘，阿爾斯特羅普說德萊恩曾不斷重複的一句話：“太殘忍了——太殘忍了，我恨的就是殘忍。”
現在，這是多麽符合我的主人無意中說露嘴的另一個事實——德萊恩從頭至尾參加了內戰！我對這件事竟感到意外，我竟然忘記了、或者也許根本不知他的這段曆史，似乎有點難以置信。然而，像我這樣剛跨出九十年代大學校門的年輕人身上，這種無知過去比起現在更可能得到諒解。
那是我國覺醒之前我們民族麻木不仁的黑暗時代；毫無疑問，戰爭似乎離我們比離當今的年輕人更遠，更別說它是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反正，在老紐約情況就是這樣，或許在我成長於其中的富裕而懶惰的老紐約人的小家族裏情況更是如此。他們中的一些人的確英勇作戰了整整四年，在這一長期的鬥爭中，紐約盡了她的一份力，難以忘懷的一份力，可是我記得當我第一次明白這一事實時，我是多麽茫然不解——那時我在上學——如果我父親的一些親屬和同時代的人在打仗，而其他人——真不少！——卻袖手旁觀。尤其我回憶起在上學時我聽到一個男同學講述他父親腿跛的原因時，我是多麽震驚：“在錢瑟勒斯維爾他的腿挨了一槍子兒，他再也好不了啦。”
我驚呆了；因為我朋友的父親正好是我父親的年紀。當時（正值學校足球賽）這兩個人正並排站著，我們看得清清楚楚——他父親彎腰駝背，腿瘸著，很蒼老，而我父親，甚至在晚輩眼裏，看上去身板筆直，充滿朝氣。僅僅在一二小時前，我還一直對我的朋友誇耀父親是個神槍手（聖誕節他把我帶到他的北卡羅來納射擊場去了）；可是現在我卻站在那裏顯得十分尷尬。
後來我回家度假。一天隻有母親和我，我對母親說：“媽媽，為什麽爸爸那時沒有去打仗？”我的心在劇烈地跳動，我想她一定看出了我的激動不安而感到震驚。可是，她卻把她那張平靜的臉從刺繡活兒上抬起來。
“你父親，是嗎？怎麽，因為他那時已經結了婚。”她臉上帶著一種緬懷往事的微笑。“莫莉已經出生了——薩姆特堡淪陷時她有六個月了。我記得我正在給她喂奶，爸爸進來告訴我這個消息。我們真是無法相信。”她停下來不慌不忙地拚配一塊絲綢。“結了婚的男人是不被召去打仗的。”她解釋說。
“可是他們去了，媽媽！佩森·格雷的父親打過仗。在錢瑟勒斯維爾受了重傷，自那以後他隻好拄著拐杖行走。”
“好啦，親愛的，我想你不願意讓你爸爸成那個樣子，對吧？”她又停下，發現我沒應聲，很可能覺得這樣譴責我沒有心肝刺痛了我，她好像減輕了指責的口吻，補充說：“你父親的兩個堂兄弟倒是去打仗了：他的堂弟叫哈羅德和詹姆斯。他們是小夥子，沒有家庭義務，可憐的詹姆斯被打死了、你要記住。”
我一聲不響地聽著，再也沒有跟母親提起過那場戰爭。其實對任何人也沒有再提過——甚至對我自己。我把整個事情埋在我認為看不見、聽不著的地方。畢竟戰爭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出生時它就已經過去十多年了。現在沒有人再談起它。當然在一個人長大的過程中，仍然會碰到年長一些的人，人們說起他們時便說：“不錯，某某參加過戰爭。”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就是因為退伍時有軍銜而為人所知，魯斯科特上校啊，德特蘭西少校啊，斯科爾老將軍啊。人們不覺莞爾，不過也承認：如果保留他們的軍銜使他們高興，那是他們贏得的權利，然而海利·德萊恩的想法似乎與眾不同。他從不讓人叫他“少校”或“上校”（我想他退伍時是上校人此外他比那些老兵要年輕幾歲。得知他曾和他們並肩作戰就像看見一個人能記起的曾和自己一起玩耍的老奶奶由保姆舉起看華盛頓將軍一樣。我總認為海利·德萊恩跟我是一代人，而不是我的父輩；盡管我知道他比我大得多，而且偶爾還管他叫“先生”，但是我覺得我和他是平等的，這種平等來自我們有共同的娛樂，而且談起它們用的也是同樣的俚語。他肯定比我認識的那幾個參過戰的人小十歲或十五歲，然而我敢肯定，他們當中沒有人是逃了學自願去當兵的。因此，我忘記了（甚至有可能是根本不知道）他的過去也不是不可原諒的。
布羅德一德萊恩銀行經營了兩三代人，一直是紐約一家可靠而守舊的私人銀行。我的朋友海利在他事業的初期就被認定為合夥人；這個位置在他家中差不多是世襲的。湊巧的是，阿爾斯特羅普家的那一幕發生後不久，我在該行裏得到了一個職位。聘書來了，不是經德萊恩之手，而是經過弗雷德裏克一布羅德先生之手來的，他是個資深的會員，我父親的老朋友。這是一個相當有利的機會，讓人無法推辭，於是我把自己平庸的能力和竭盡全力的迫切願望搬到了布羅德一德萊恩銀行的一張辦公桌前。正是由於這偶然的變化，我和海利·德萊恩之間慢慢產生了一種感情，我簡直像他的兒子，而他卻像我的哥哥——因為人們幾乎不能稱他為父親，甚至連他自己的子女也是這樣。
我的工作不可能使我按他的方式辦事，因為他的業務工作十分輕鬆，他在銀行上班時間不長，也不正規。不過，他好像喜歡我，不久就開始叫我處理很多瑣碎事務，在商界，年輕人是可以為長者效勞的。商業信函的寫作是他的一大困惑。他知道他想要說什麽；他用詞準確明了，不拖泥帶水；我從沒見過一個人比他對模糊的冗詞贅語更不耐煩的了——美國的初等教育正是用這種東西敗壞了我們的語言。他常常立即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些艱澀不準的詞語，氣衝衝地說：“看在上帝的份上，把它翻譯成英語——”然而當他要寫信，更糟的是口授時，他那友善的前額和一雙大手就發潮了。他常常喃喃地說，一半是問他自己，一半是問我：“我倒底該怎麽說呢？‘大函昨b收悉。建議考慮再三，我還是不喜歡它的式樣？’——“唔，就這麽說，”我通常回答。然而他總是搖頭反對：“小夥子，你和我一樣糟。你不知道怎樣寫好的英文。”在他的腦海裏口頭語言和書麵語言之間有一條固定的鴻溝。我從來沒有辦法讓他的想像力跨過這條鴻溝，讓他看到他脫口而出的語句比起寫在紙上的是“更好的英文”。寫在紙上的是絞盡腦汁、咬著筆杆製作出來的，其中包括把同樣的說法翻譯成諸如此類的語言：“上月卅日惠函收悉，抱歉之至，無奈複函相告，思之再三，本人對該事實難苟同”——常常在“該事”上大筆一劃，看作“站櫃台的行話”，然後就抱怨自己無能，找不出一個更加約翰生1式的詞語來替代它。
1約翰生（1709—1787），英國文學家，喜用典雅和拉丁語源概括性強的詞。
“我的麻煩就是，”他常說，“我父母在語法方麵要求很嚴，從來不讓我們這些孩子使用粗俗的語言，一旦使用，必須予以糾正。”（他所說的“粗俗”是指隨便的或不準確的。）“我們是讀最好的書長大的——司各特呀，華盛頓·歐文呀，寫了《旁觀者》的那個我忘了他的名字的老作家呀，還有吉朋呀等等；我雖不是一個文人，而且從來沒有以文人自居，但我不會忘記我早期接受的訓練。我看到孩子們讀像吉卜林這樣的新聞記者寫的東西時，我恨不得從他們手裏扯掉那種勞什子。一文不值的新聞——大多數時髦書都是這些玩藝兒。你會原諒我這種說法，孩子，就連你也太年輕了，不知道英文應該怎樣寫。”實際上——雖然一開始我發現很難相信——德萊恩曾經肯定是個讀書人。有一天晚上，我們參加過宴會後，步行回家，月亮驚魂不定地從“天憩”閣後起身，他對著月亮吟誦道：“她像夜色在美中行走，”我大吃一驚。另外，他喜歡這樣來描述馬球賽中的一次勝利的猛攻：“告訴你，我們像亞述人一樣壓倒了他們。”拜倫不是他唯一的精神食糧。有一段時間，很明顯他把格雷的《挽歌》全詩背了下來，一個秋天的晚上，當我們一起站在他鄉間別墅的陽台上時，我曾聽見他低吟著：”
昏蒙的四景已從眼前消盡，
肅靜的寰空之中萬籟無聲……
盡管我對德萊恩夫人不懷好感，但我不能相信是德萊恩的婚姻製止了他對書籍的興趣。從他極有限的典故和引文來判斷，他的閱讀好像是在他第一次碰到莉拉·格雷西之前很久就停止了。我像一個地質學家那樣探測他，發現莉拉的地層下有好幾層都沒有任何文學興趣的痕跡。因此，我得出結論，像其他我所認識的人一樣，他的腦海隻能接受某一個時代，一旦得到，就“啪”地一聲關閉了，就像一個吃飽了的甲殼動物，再來一個潮頭永遠打不著它；這時我終於發現，人們在某一個時代就停止生活，不管他們還能再活多少年；我認為德萊恩在十九歲左右就停止了生活。那個時間大概剛好是內戰結束，他也恢複了以前從未偏離過的普通生活。這四年顯然已經塞滿了他身心的每一個縫隙。因為我不能相信他是毫無知覺地度過這四年的，像有些著名人物，命運的玩偶那樣，從人生經曆的頂峰跌入深淵，卻對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一無所知——由於堅持規定的儀式，或是由於逃跑時帶了一個有紀念意義的梳妝盒而丟了王位。
不，海利·德萊恩感受過戰爭，並為戰爭所改變；我把他和別的“老兵”相比時我發現他們真有天壤之別；他們，以前我認為是我父親的食客中最無聊的一些家夥，現在都成了意趣盎然的人物。那時，每當母親宣布斯科爾將軍或德特蘭西少校要來吃飯，我總是找借們躲開；現在，如果我知道要請這些人，我主要的目標就是說服她也把德萊恩請來。
“可是他年齡小得多——他隻喜愛熱衷於運動的那一幫人。請他來和老先生們呆在一起，他是不會高興的，”我母親笑眯眯地再加上一句：“如果海科有弱點，那就是他希望別人認為他比實際年齡更年輕——這是由於他妻子的緣故，我想。”
然而，有一次，她真的請了他，而且他也接受了邀請，我們也不必請德萊恩夫人（毫無疑問她會厭煩的），因為我們沒有請斯科爾夫人和魯斯科特夫人，要使它成為那種老式的“男士宴會”，有烤鴨肉，一罐潘趣酒，我母親是唯一在場的女士——這樣的夜晚我父親仍然特別喜歡。
我記得，在飯桌上，我是怎樣地留心觀察斯科爾將軍、老德特蘭西和德萊恩的不同，又想努力找出他們的相似之處。德特蘭西少校嘴上總是掛著戰爭——布爾溪和安德森維爾的軼事呀，林肯、西沃德1和麥克萊倫2的趣聞呀，尤其是在潘趣酒下肚以後。“如果一個人經過了戰爭，”無論說到什麽，從發表對上星期日布道的觀點到讚美烤鴨肉的味道，這一句總是他的開場白，斯科爾將軍卻不是這樣。沒有人確切地知道他為什麽晉升到他擁有的那個軍階，他雖然從未提到這個話題，卻無言地表明了他對這個軍階的權利。他是一個高大而又沉默的老紳士，長著一頭濃密好看的白發，半睜半閉的眼睛在靜脈隱現的眼皮間煙焰閃動，還有一副威嚴筆挺的姿勢。他的風度無可挑剔——完美得到代替語言的程度，過後人們就會說他隻要躬身微笑，以及起立又坐下就多麽討人喜歡，他把這種困難的技藝運用得爐火純青。據說他是鑒別馬和馬德拉白葡萄酒的行家，但他從沒騎過馬，還傳說他在歐文街陰森森的老宅子裏給他的稀客遞上的是很一般的葡萄酒。
1威廉·亨利·西沃德（1801—1872），美國國務卿（1861—1869），美國內戰前輝格黨和共和黨內反對奴隸製的領袖。
2喬治·布林頓·麥克萊倫（1862—1885），美國內戰時北方軍隊的著名將領。
他和德特蘭西少校有一個共同特點——老紐約人的極端謹慎。他們帶著本能上的不信任注視著有可能擾亂他們的習慣、減弱他們的舒適或者強加給他們不習慣的義務（無論是公民的還是社會的）的任何事物，盡管在別的思想過程中他們十分遲緩，然而當一個貌似無害的談話可能會引導他們“簽署一份文件”，哪怕是支持市政改革的最溫和的嚐試，或者請他們擁護不管規模多小的一項新的不熟悉的事業，他們在揣測方麵總表現出超凡的機敏。
按其宗旨，紳士們總是盡其可能慷慨地捐錢給慈善組織協會、元老舞會、兒童救濟院和他們自己教區的慈善機構。一切不帶“政治”色彩的事，奮興布道會，或者卑鄙小人賄選的企圖，甚至一個新近的組織——防止虐待動物協會，一個個看上去實在值得懷疑，他們認為這由於某些神職人員的輕率而被人借用了名義，正如德特蘭西少校所說：“然而，在這個喧囂的年代，有些人會不擇手段地引人注意。”於是他們一齊為他們青年時代的已逝的“老紐約”歎息，魯比尼和珍尼·林德1前來演唱過、薩克雷先生來講過學的那個排外的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紐約，那個拒絕接納查爾斯·狄更斯、又被他出於報複誹謗和嘲弄過的紐約。
1珍妮·林德（1820—1887），瑞典花腔女高音歌唱家。
然而德特蘭西少校和斯科爾將軍內戰中從頭打到尾，親身參與過不能言傳的恐怖與痛苦，忍受過形形色色的艱難和匾乏，遭受了嚴寒、酷暑、饑餓、疾病和創傷的磨難；而這一切已經消失，像消化不良的症狀，在舒舒服服地睡過一覺後蕩然無存一樣，使他們極其平凡又無限快活。
除了一點區別，魯斯科特上校也是這樣。盡管按出身他跟他們不是一路人，但很久以前就被他們接納入夥了，一方麵因為他是一個戰友，另一方麵因為他娶了海利的一個親戚。我現在仍然能想得出魯斯科特上校：一個機靈英俊的小家夥，這兩個特征都極為顯著，波浪型的頭發很有光澤（要不難道是假發不成？），上好的麻紗衣服上有一股太濃的科隆香水味。他年輕時參加過紐約民兵，曾跟偉大的第七團“出征”；第七團，從那時起就成了他生命的源泉和中心，就如同對於某些耄耋之年的人來說，他們的大學宴會仍然是他們生命的源泉和中心一樣。
魯斯科特上校長於騎士精神。對他來說這場戰爭就是“藍軍與灰軍”，就是營救可愛的南方姑娘，就是關於“星條光榮”的軼事和越過敵軍防線送重要急件。對許多人來說乏味而淒涼的四年生活在他的道路上似乎充滿了魅力，而潘趣酒（使我們年輕人很開心，因為我們心甘情願招引他）總是從他的記憶中喚起無數次情景：通過快捷、恭敬而殷勤的行動，在某顆驕傲的南方心裏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同時他又發現了傑克遜遊擊隊的駐地、或者可以涉水過河的地點。
那兒坐著海利·德萊恩，比別的人年輕許多，然而在這種場合好像是他們的長者，所以我不禁想道：“如果他十九歲就不再往大長，那麽他們現在還裹在褪褓裏呢。”然而他僅僅在道德上一個勁兒地長。但在智力上，他們處於同一水平。這時他們開始討論沃拉克劇院最新上演的戲劇，要不就是母親試探著提到《羅伯特·埃爾斯米爾》的作者1的新作（她的看法是：在男人的宴會上，隻要女主人在場，她就該讓談話保持到最高水平上），德萊恩的話並不比他的鄰座的更深刻——而且他幾乎肯定沒讀過這本小說。
1即瑪麗·奧古斯塔·沃德（漢弗萊·沃德夫人，1851—1920）。
每當談起一些社會問題的時候：有關俱樂部管理啦，慈善事業啦，或者“紳士”與社區的關係啦，他才突然顯得與眾不同，他的態度與其說是反對，不如說是冷漠。
他常常坐在那兒一邊聽，一邊撫弄著我姐姐的大斯凱犭更狗（這條狗無視一切規矩，竟然在吃甜食時跳上了他的膝頭），他那憂鬱的臉上帶著一種嚴肅而略微心不在焉的表情；正當我母親（我知道）在想這個人有多麽乏味時，他便滿麵笑容，亮出他的酒窩；而且常常帶著十足的膽怯表明他對長輩的尊重，卻決不隨聲附和，說道，“畢竟，誰率先行動又有什麽關係呢？要緊的是把事情做了。”
這總是問題的實質。對其他所有的人來說，包括我父親，一切事情——從教區會議到元老舞會——的關鍵，恰好是德萊恩所忽視的：即那些組成委員會或領導運動的人們的等級地位。對德萊恩來說，重要的隻是運動本身；如果事情值得做，他以其慢吞吞、懶洋洋的方式宣布道，無論如何也要設法做，哪怕它的支持者是循道宗信徒或公理會教友，或者是那些在中午吃正餐的人。”即便他們是新新監獄來的囚犯，我也不在乎。”他肯定地說，他的手懶洋洋地撫弄著狗脖子，我看見他安撫伯恩的受驚的小馬時也是那個樣子。
“或者是布盧明代爾出來的瘋子——因為這些‘改革家’總是那個樣子，”我父親進而說道，他寬容的微笑使他的話顯得柔和了。
“噢，好吧，”德萊恩嘟囔著，他的情緒開始低落了，我敢說我們現在這日子已經過得相當不錯了。”
“尤其是，”德蘭特西少校以一種開玩笑的口氣補充道，“我看，潘趣酒就要上桌了。”
潘趣酒表明我母親要退席了。她羞怯含蓄地微笑著站起身來。而這些紳士們，都站了起來，對她的退場表示殷勤的抗議。
“拋開我們回艾爾斯米爾先生那兒去了——我們都要吃這位先生的醋了！”羅斯科特上校宣稱，帶著騎士風度第一個趕到門口；他開門時我父親說，仍然帶著他寬容的微笑：“啊，我妻子——她書可讀得不少。”
這時，潘趣酒端上來了。
它不是一個故事，也不是類似於故事的任何東西，而僅僅是一種嚐試，想給你描述——這樣做的過程中，可能也讓我自己更加清楚——一個多年來我莫名其妙地但又忠心耿耿地熱愛著的男人的神態和性格。因此，對於博爾頓·伯恩在以後的篇章中不再出現，我沒什麽歉可道，不過，他的邪惡的陰影還是應該貫穿到底的；我最後一次見他（為了我的目的）是在傑克·阿爾斯特羅普家的那天晚上，在我們的那次令人過於歡樂甚至是喧鬧的晚宴後，我注意到他和海利·德萊恩握手時，嘴唇焦枯，帶著假聲假氣的熱情宣稱：“懷有惡意？嘿，不會的——嘿，多荒唐！玩一玩馬球，公平競爭嘛，對吧？應當如此？對了——明天的第一件事就是開路。估計你要繼續和傑克呆到把星期日過了？我真希望我沒有答應吉爾德米爾家——”從此以後他就消失了，在海利·德萊恩性格的暮色中閃了一下燈光，算是達到了他的目的。
我一直覺得重要的並不是博爾頓·伯恩。盡管俱樂部和客廳裏喊喊喳喳地議論這段插曲，朋友們逐漸令人驚訝地竭力表現出渾然不覺的樣子，還說：“我不懂你的意思，”兩眼懇求著要你說話，如果你比他們知道得多的話，而我已經把這件事完全丟在腦後，因為我確信德萊恩早已忘了。“那是馬的緣故，不關別的事，”我暗自發笑，高興得好像我早就對德萊恩夫人懷恨在心，現在還為她幸災樂禍似的；然而我心裏還是念念不忘，阿爾斯特羅普說德萊恩曾不斷重複的一句話：“太殘忍了——太殘忍了，我恨的就是殘忍。”
現在，這是多麽符合我的主人無意中說露嘴的另一個事實——德萊恩從頭至尾參加了內戰！我對這件事竟感到意外，我竟然忘記了、或者也許根本不知他的這段曆史，似乎有點難以置信。然而，像我這樣剛跨出九十年代大學校門的年輕人身上，這種無知過去比起現在更可能得到諒解。
那是我國覺醒之前我們民族麻木不仁的黑暗時代；毫無疑問，戰爭似乎離我們比離當今的年輕人更遠，更別說它是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了。反正，在老紐約情況就是這樣，或許在我成長於其中的富裕而懶惰的老紐約人的小家族裏情況更是如此。他們中的一些人的確英勇作戰了整整四年，在這一長期的鬥爭中，紐約盡了她的一份力，難以忘懷的一份力，可是我記得當我第一次明白這一事實時，我是多麽茫然不解——那時我在上學——如果我父親的一些親屬和同時代的人在打仗，而其他人——真不少！——卻袖手旁觀。尤其我回憶起在上學時我聽到一個男同學講述他父親腿跛的原因時，我是多麽震驚：“在錢瑟勒斯維爾他的腿挨了一槍子兒，他再也好不了啦。”
我驚呆了；因為我朋友的父親正好是我父親的年紀。當時（正值學校足球賽）這兩個人正並排站著，我們看得清清楚楚——他父親彎腰駝背，腿瘸著，很蒼老，而我父親，甚至在晚輩眼裏，看上去身板筆直，充滿朝氣。僅僅在一二小時前，我還一直對我的朋友誇耀父親是個神槍手（聖誕節他把我帶到他的北卡羅來納射擊場去了）；可是現在我卻站在那裏顯得十分尷尬。
後來我回家度假。一天隻有母親和我，我對母親說：“媽媽，為什麽爸爸那時沒有去打仗？”我的心在劇烈地跳動，我想她一定看出了我的激動不安而感到震驚。可是，她卻把她那張平靜的臉從刺繡活兒上抬起來。
“你父親，是嗎？怎麽，因為他那時已經結了婚。”她臉上帶著一種緬懷往事的微笑。“莫莉已經出生了——薩姆特堡淪陷時她有六個月了。我記得我正在給她喂奶，爸爸進來告訴我這個消息。我們真是無法相信。”她停下來不慌不忙地拚配一塊絲綢。“結了婚的男人是不被召去打仗的。”她解釋說。
“可是他們去了，媽媽！佩森·格雷的父親打過仗。在錢瑟勒斯維爾受了重傷，自那以後他隻好拄著拐杖行走。”
“好啦，親愛的，我想你不願意讓你爸爸成那個樣子，對吧？”她又停下，發現我沒應聲，很可能覺得這樣譴責我沒有心肝刺痛了我，她好像減輕了指責的口吻，補充說：“你父親的兩個堂兄弟倒是去打仗了：他的堂弟叫哈羅德和詹姆斯。他們是小夥子，沒有家庭義務，可憐的詹姆斯被打死了、你要記住。”
我一聲不響地聽著，再也沒有跟母親提起過那場戰爭。其實對任何人也沒有再提過——甚至對我自己。我把整個事情埋在我認為看不見、聽不著的地方。畢竟戰爭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出生時它就已經過去十多年了。現在沒有人再談起它。當然在一個人長大的過程中，仍然會碰到年長一些的人，人們說起他們時便說：“不錯，某某參加過戰爭。”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就是因為退伍時有軍銜而為人所知，魯斯科特上校啊，德特蘭西少校啊，斯科爾老將軍啊。人們不覺莞爾，不過也承認：如果保留他們的軍銜使他們高興，那是他們贏得的權利，然而海利·德萊恩的想法似乎與眾不同。他從不讓人叫他“少校”或“上校”（我想他退伍時是上校人此外他比那些老兵要年輕幾歲。得知他曾和他們並肩作戰就像看見一個人能記起的曾和自己一起玩耍的老奶奶由保姆舉起看華盛頓將軍一樣。我總認為海利·德萊恩跟我是一代人，而不是我的父輩；盡管我知道他比我大得多，而且偶爾還管他叫“先生”，但是我覺得我和他是平等的，這種平等來自我們有共同的娛樂，而且談起它們用的也是同樣的俚語。他肯定比我認識的那幾個參過戰的人小十歲或十五歲，然而我敢肯定，他們當中沒有人是逃了學自願去當兵的。因此，我忘記了（甚至有可能是根本不知道）他的過去也不是不可原諒的。
布羅德一德萊恩銀行經營了兩三代人，一直是紐約一家可靠而守舊的私人銀行。我的朋友海利在他事業的初期就被認定為合夥人；這個位置在他家中差不多是世襲的。湊巧的是，阿爾斯特羅普家的那一幕發生後不久，我在該行裏得到了一個職位。聘書來了，不是經德萊恩之手，而是經過弗雷德裏克一布羅德先生之手來的，他是個資深的會員，我父親的老朋友。這是一個相當有利的機會，讓人無法推辭，於是我把自己平庸的能力和竭盡全力的迫切願望搬到了布羅德一德萊恩銀行的一張辦公桌前。正是由於這偶然的變化，我和海利·德萊恩之間慢慢產生了一種感情，我簡直像他的兒子，而他卻像我的哥哥——因為人們幾乎不能稱他為父親，甚至連他自己的子女也是這樣。
我的工作不可能使我按他的方式辦事，因為他的業務工作十分輕鬆，他在銀行上班時間不長，也不正規。不過，他好像喜歡我，不久就開始叫我處理很多瑣碎事務，在商界，年輕人是可以為長者效勞的。商業信函的寫作是他的一大困惑。他知道他想要說什麽；他用詞準確明了，不拖泥帶水；我從沒見過一個人比他對模糊的冗詞贅語更不耐煩的了——美國的初等教育正是用這種東西敗壞了我們的語言。他常常立即一針見血地指出這些艱澀不準的詞語，氣衝衝地說：“看在上帝的份上，把它翻譯成英語——”然而當他要寫信，更糟的是口授時，他那友善的前額和一雙大手就發潮了。他常常喃喃地說，一半是問他自己，一半是問我：“我倒底該怎麽說呢？‘大函昨b收悉。建議考慮再三，我還是不喜歡它的式樣？’——“唔，就這麽說，”我通常回答。然而他總是搖頭反對：“小夥子，你和我一樣糟。你不知道怎樣寫好的英文。”在他的腦海裏口頭語言和書麵語言之間有一條固定的鴻溝。我從來沒有辦法讓他的想像力跨過這條鴻溝，讓他看到他脫口而出的語句比起寫在紙上的是“更好的英文”。寫在紙上的是絞盡腦汁、咬著筆杆製作出來的，其中包括把同樣的說法翻譯成諸如此類的語言：“上月卅日惠函收悉，抱歉之至，無奈複函相告，思之再三，本人對該事實難苟同”——常常在“該事”上大筆一劃，看作“站櫃台的行話”，然後就抱怨自己無能，找不出一個更加約翰生1式的詞語來替代它。
1約翰生（1709—1787），英國文學家，喜用典雅和拉丁語源概括性強的詞。
“我的麻煩就是，”他常說，“我父母在語法方麵要求很嚴，從來不讓我們這些孩子使用粗俗的語言，一旦使用，必須予以糾正。”（他所說的“粗俗”是指隨便的或不準確的。）“我們是讀最好的書長大的——司各特呀，華盛頓·歐文呀，寫了《旁觀者》的那個我忘了他的名字的老作家呀，還有吉朋呀等等；我雖不是一個文人，而且從來沒有以文人自居，但我不會忘記我早期接受的訓練。我看到孩子們讀像吉卜林這樣的新聞記者寫的東西時，我恨不得從他們手裏扯掉那種勞什子。一文不值的新聞——大多數時髦書都是這些玩藝兒。你會原諒我這種說法，孩子，就連你也太年輕了，不知道英文應該怎樣寫。”實際上——雖然一開始我發現很難相信——德萊恩曾經肯定是個讀書人。有一天晚上，我們參加過宴會後，步行回家，月亮驚魂不定地從“天憩”閣後起身，他對著月亮吟誦道：“她像夜色在美中行走，”我大吃一驚。另外，他喜歡這樣來描述馬球賽中的一次勝利的猛攻：“告訴你，我們像亞述人一樣壓倒了他們。”拜倫不是他唯一的精神食糧。有一段時間，很明顯他把格雷的《挽歌》全詩背了下來，一個秋天的晚上，當我們一起站在他鄉間別墅的陽台上時，我曾聽見他低吟著：”
昏蒙的四景已從眼前消盡，
肅靜的寰空之中萬籟無聲……
盡管我對德萊恩夫人不懷好感，但我不能相信是德萊恩的婚姻製止了他對書籍的興趣。從他極有限的典故和引文來判斷，他的閱讀好像是在他第一次碰到莉拉·格雷西之前很久就停止了。我像一個地質學家那樣探測他，發現莉拉的地層下有好幾層都沒有任何文學興趣的痕跡。因此，我得出結論，像其他我所認識的人一樣，他的腦海隻能接受某一個時代，一旦得到，就“啪”地一聲關閉了，就像一個吃飽了的甲殼動物，再來一個潮頭永遠打不著它；這時我終於發現，人們在某一個時代就停止生活，不管他們還能再活多少年；我認為德萊恩在十九歲左右就停止了生活。那個時間大概剛好是內戰結束，他也恢複了以前從未偏離過的普通生活。這四年顯然已經塞滿了他身心的每一個縫隙。因為我不能相信他是毫無知覺地度過這四年的，像有些著名人物，命運的玩偶那樣，從人生經曆的頂峰跌入深淵，卻對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一無所知——由於堅持規定的儀式，或是由於逃跑時帶了一個有紀念意義的梳妝盒而丟了王位。
不，海利·德萊恩感受過戰爭，並為戰爭所改變；我把他和別的“老兵”相比時我發現他們真有天壤之別；他們，以前我認為是我父親的食客中最無聊的一些家夥，現在都成了意趣盎然的人物。那時，每當母親宣布斯科爾將軍或德特蘭西少校要來吃飯，我總是找借們躲開；現在，如果我知道要請這些人，我主要的目標就是說服她也把德萊恩請來。
“可是他年齡小得多——他隻喜愛熱衷於運動的那一幫人。請他來和老先生們呆在一起，他是不會高興的，”我母親笑眯眯地再加上一句：“如果海科有弱點，那就是他希望別人認為他比實際年齡更年輕——這是由於他妻子的緣故，我想。”
然而，有一次，她真的請了他，而且他也接受了邀請，我們也不必請德萊恩夫人（毫無疑問她會厭煩的），因為我們沒有請斯科爾夫人和魯斯科特夫人，要使它成為那種老式的“男士宴會”，有烤鴨肉，一罐潘趣酒，我母親是唯一在場的女士——這樣的夜晚我父親仍然特別喜歡。
我記得，在飯桌上，我是怎樣地留心觀察斯科爾將軍、老德特蘭西和德萊恩的不同，又想努力找出他們的相似之處。德特蘭西少校嘴上總是掛著戰爭——布爾溪和安德森維爾的軼事呀，林肯、西沃德1和麥克萊倫2的趣聞呀，尤其是在潘趣酒下肚以後。“如果一個人經過了戰爭，”無論說到什麽，從發表對上星期日布道的觀點到讚美烤鴨肉的味道，這一句總是他的開場白，斯科爾將軍卻不是這樣。沒有人確切地知道他為什麽晉升到他擁有的那個軍階，他雖然從未提到這個話題，卻無言地表明了他對這個軍階的權利。他是一個高大而又沉默的老紳士，長著一頭濃密好看的白發，半睜半閉的眼睛在靜脈隱現的眼皮間煙焰閃動，還有一副威嚴筆挺的姿勢。他的風度無可挑剔——完美得到代替語言的程度，過後人們就會說他隻要躬身微笑，以及起立又坐下就多麽討人喜歡，他把這種困難的技藝運用得爐火純青。據說他是鑒別馬和馬德拉白葡萄酒的行家，但他從沒騎過馬，還傳說他在歐文街陰森森的老宅子裏給他的稀客遞上的是很一般的葡萄酒。
1威廉·亨利·西沃德（1801—1872），美國國務卿（1861—1869），美國內戰前輝格黨和共和黨內反對奴隸製的領袖。
2喬治·布林頓·麥克萊倫（1862—1885），美國內戰時北方軍隊的著名將領。
他和德特蘭西少校有一個共同特點——老紐約人的極端謹慎。他們帶著本能上的不信任注視著有可能擾亂他們的習慣、減弱他們的舒適或者強加給他們不習慣的義務（無論是公民的還是社會的）的任何事物，盡管在別的思想過程中他們十分遲緩，然而當一個貌似無害的談話可能會引導他們“簽署一份文件”，哪怕是支持市政改革的最溫和的嚐試，或者請他們擁護不管規模多小的一項新的不熟悉的事業，他們在揣測方麵總表現出超凡的機敏。
按其宗旨，紳士們總是盡其可能慷慨地捐錢給慈善組織協會、元老舞會、兒童救濟院和他們自己教區的慈善機構。一切不帶“政治”色彩的事，奮興布道會，或者卑鄙小人賄選的企圖，甚至一個新近的組織——防止虐待動物協會，一個個看上去實在值得懷疑，他們認為這由於某些神職人員的輕率而被人借用了名義，正如德特蘭西少校所說：“然而，在這個喧囂的年代，有些人會不擇手段地引人注意。”於是他們一齊為他們青年時代的已逝的“老紐約”歎息，魯比尼和珍尼·林德1前來演唱過、薩克雷先生來講過學的那個排外的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紐約，那個拒絕接納查爾斯·狄更斯、又被他出於報複誹謗和嘲弄過的紐約。
1珍妮·林德（1820—1887），瑞典花腔女高音歌唱家。
然而德特蘭西少校和斯科爾將軍內戰中從頭打到尾，親身參與過不能言傳的恐怖與痛苦，忍受過形形色色的艱難和匾乏，遭受了嚴寒、酷暑、饑餓、疾病和創傷的磨難；而這一切已經消失，像消化不良的症狀，在舒舒服服地睡過一覺後蕩然無存一樣，使他們極其平凡又無限快活。
除了一點區別，魯斯科特上校也是這樣。盡管按出身他跟他們不是一路人，但很久以前就被他們接納入夥了，一方麵因為他是一個戰友，另一方麵因為他娶了海利的一個親戚。我現在仍然能想得出魯斯科特上校：一個機靈英俊的小家夥，這兩個特征都極為顯著，波浪型的頭發很有光澤（要不難道是假發不成？），上好的麻紗衣服上有一股太濃的科隆香水味。他年輕時參加過紐約民兵，曾跟偉大的第七團“出征”；第七團，從那時起就成了他生命的源泉和中心，就如同對於某些耄耋之年的人來說，他們的大學宴會仍然是他們生命的源泉和中心一樣。
魯斯科特上校長於騎士精神。對他來說這場戰爭就是“藍軍與灰軍”，就是營救可愛的南方姑娘，就是關於“星條光榮”的軼事和越過敵軍防線送重要急件。對許多人來說乏味而淒涼的四年生活在他的道路上似乎充滿了魅力，而潘趣酒（使我們年輕人很開心，因為我們心甘情願招引他）總是從他的記憶中喚起無數次情景：通過快捷、恭敬而殷勤的行動，在某顆驕傲的南方心裏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同時他又發現了傑克遜遊擊隊的駐地、或者可以涉水過河的地點。
那兒坐著海利·德萊恩，比別的人年輕許多，然而在這種場合好像是他們的長者，所以我不禁想道：“如果他十九歲就不再往大長，那麽他們現在還裹在褪褓裏呢。”然而他僅僅在道德上一個勁兒地長。但在智力上，他們處於同一水平。這時他們開始討論沃拉克劇院最新上演的戲劇，要不就是母親試探著提到《羅伯特·埃爾斯米爾》的作者1的新作（她的看法是：在男人的宴會上，隻要女主人在場，她就該讓談話保持到最高水平上），德萊恩的話並不比他的鄰座的更深刻——而且他幾乎肯定沒讀過這本小說。
1即瑪麗·奧古斯塔·沃德（漢弗萊·沃德夫人，1851—1920）。
每當談起一些社會問題的時候：有關俱樂部管理啦，慈善事業啦，或者“紳士”與社區的關係啦，他才突然顯得與眾不同，他的態度與其說是反對，不如說是冷漠。
他常常坐在那兒一邊聽，一邊撫弄著我姐姐的大斯凱犭更狗（這條狗無視一切規矩，竟然在吃甜食時跳上了他的膝頭），他那憂鬱的臉上帶著一種嚴肅而略微心不在焉的表情；正當我母親（我知道）在想這個人有多麽乏味時，他便滿麵笑容，亮出他的酒窩；而且常常帶著十足的膽怯表明他對長輩的尊重，卻決不隨聲附和，說道，“畢竟，誰率先行動又有什麽關係呢？要緊的是把事情做了。”
這總是問題的實質。對其他所有的人來說，包括我父親，一切事情——從教區會議到元老舞會——的關鍵，恰好是德萊恩所忽視的：即那些組成委員會或領導運動的人們的等級地位。對德萊恩來說，重要的隻是運動本身；如果事情值得做，他以其慢吞吞、懶洋洋的方式宣布道，無論如何也要設法做，哪怕它的支持者是循道宗信徒或公理會教友，或者是那些在中午吃正餐的人。”即便他們是新新監獄來的囚犯，我也不在乎。”他肯定地說，他的手懶洋洋地撫弄著狗脖子，我看見他安撫伯恩的受驚的小馬時也是那個樣子。
“或者是布盧明代爾出來的瘋子——因為這些‘改革家’總是那個樣子，”我父親進而說道，他寬容的微笑使他的話顯得柔和了。
“噢，好吧，”德萊恩嘟囔著，他的情緒開始低落了，我敢說我們現在這日子已經過得相當不錯了。”
“尤其是，”德蘭特西少校以一種開玩笑的口氣補充道，“我看，潘趣酒就要上桌了。”
潘趣酒表明我母親要退席了。她羞怯含蓄地微笑著站起身來。而這些紳士們，都站了起來，對她的退場表示殷勤的抗議。
“拋開我們回艾爾斯米爾先生那兒去了——我們都要吃這位先生的醋了！”羅斯科特上校宣稱，帶著騎士風度第一個趕到門口；他開門時我父親說，仍然帶著他寬容的微笑：“啊，我妻子——她書可讀得不少。”
這時，潘趣酒端上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