穀崎潤一郎和《細雪》[1]
周逸之 文
穀崎潤一郎（1886—1965），日本著名唯美主義作家，出生於東京一個沒落商人家庭，從小愛好文學，1908年入東京帝國大學國文係，1910年與學友、著名戲劇家小山內薰等人創辦第二次《新思潮》，發表短篇小說《文身》、《麒麟》等，受到唯美主義大家永井荷風的極力推崇，從此走上文壇。此後，在長達半個世紀的創作活動中，穀崎寫下了不少作品，主要有：《異端者的悲哀》（1916）、《食蓼之蟲》（1929）、《細雪》（1947）、《鑰匙》（1956）、《瘋癲老人日記》（1961）等長篇小說；《少年》（1911）、《小小王國》（1918）、《吉野葛》（1931）、《春琴傳》（1933）等中短篇小說；他還寫過劇本《法成寺物語》（1915）、《阿國和五年》（1922）和《正因為愛》（1921—1922）等。此外，他以自己富有文采的筆致將日本古典文學名著《源氏物語》譯為現代語（1934—1941），於1949年獲日本政府頒發的文化勳章。
在文學上，穀崎有繼承日本古典文學傳統的一麵，也有接受西方王爾德、愛倫·坡和波德萊爾的影響的一麵。他的“作品的基調始終貫穿著對生活和美的浪漫主義向往，缺少緊密地聯係現實、探討現實真相的真正寫實主義的態度”（西鄉信綱：《日本文學史》）。
穀崎的漢學造詣很深，十幾歲即能賦漢詩，1918年到中國遊曆，回國後寫了《蘇州紀行》《西湖之月》等遊記。1925年重訪中國，結識郭沫若、田漢、歐陽予倩等人，回國後寫了《上海交遊記》。他曾任日中文化交流協會顧問。
長篇小說《細雪》從執筆到全部出版曆時八年，最初登載於《中央公論》1943年1月號、3月號上，準備采取連載方式發表。這年6月，編輯畑中繁雄被陸軍報道部召去，以“戰時不宜發表這類有閑文字”為名，禁止繼續連載。但作者采取了抵製態度，私下裏繼續完成上卷並自費印刷二百本分送親朋。戰後，於1947年最後完成中、下卷並出版。
穀崎寫《細雪》是有多方麵原因的。
日本帝國主義於1931年製造了侵略我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1937年又發動了“盧溝橋事變”，開始了全麵侵華戰爭。1941年，日本政府悍然發動太平洋戰爭。為了推行侵略戰爭的政策，日本反動政府在國內采取極其野蠻的法西斯統治，從精神和物質兩方麵實行國家總動員，建立戰時體製。在精神方麵，開展大規模的法西斯軍國主義宣傳教育，欺騙、蒙蔽人民群眾，封閉進步報刊，逮捕和屠殺有反戰反法西斯思想的進步人士。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有良知的作家除了沉默別無他法。被允許出版發表的隻有煽動狂熱情緒的戰爭小說。穀崎親身體驗到了“江戶時代的作者觸犯政要的忌諱而戴手銬、關禁閉的憤鬱的心情”，為了回避對法西斯的支持，他寫下了以關西風土人情為背景，反映沒落商家蒔岡家四姐妹婚姻家庭生活的長篇小說《細雪》。與法西斯統治下陷入水深火熱的廣大工人和勞動人民的生活相比，作者描寫的關西中上流社會的生活，無疑是優裕而安閑的。但盡管如此，從書中的描寫可以看出，這些人在衣著、醫藥等日常物質生活，以及精神享受如戲劇、舞蹈等方麵同樣受到戰爭的影響，作者借書中人物之口，對戰爭表達了不滿。作為資產階級作家，穀崎沒有描寫反映社會底層人民困苦生活和日本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反抗法西斯的鬥爭的情景，但從另一方麵來說，中上流社會尚且如此，也就曲折地反映了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給日本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以及人民的反戰、厭戰情緒。小說在1943年3月發表的上卷第十七章中，穀崎借書中人物貞之助之口說：“不管怎麽說，日本和中國關係不好，我們難過。”在當時嚴酷的法西斯統治下，作者勇敢地表達了日本人民希望中日友好的意願，更是難能可貴的。
在主觀上，穀崎潤一郎是以唯美主義、藝術至上主義作家的形象走上文壇的。他定居京都，原是為了一時避難，但是關西的町人文化（上方文化）中保持的“舊日本的異國情調”深深吸引了他，使他迷上了關西生活。漸漸地，他從前期的“西洋生活”式的思想方式、藝術創作方式中脫胎出來，從具有悠久曆史的關西町人文化中發現了自己，繼而發現了日本古典美，並執著地追求它。這在作者是創作道路上的一大轉折，對寫作《細雪》有決定性的影響。
作者耗時七年將《源氏物語》譯為現代語，可見對其喜愛和受其影響之深。作者自己也承認：“我從小愛讀《源氏物語》，特別是長年將其譯為現代語後，書寫這本小說（指《細雪》）時，它也確實在我的頭腦中。”因此，即使不說作者特意模仿它的風格，也不得不說他深受了它的影響。
以《源氏物語》為代表的日本傳統長篇小說在結構上都是並列式的。書中主人公的追求者多是出現以後又消失了，很少看到現代小說中出現的三角甚至四角關係。這並不是小說技巧的優劣問題，而是社會構造的反映，如果像交際社會即文藝複興後的西歐社會那樣，男女都在社交圈內結識、了解、比較和選擇異性，然後產生愛情，那麽，這些人物應該是彼此了解的。然而在大體保持了家族之間各自封閉的古老傳統的當時日本社會中，正如《細雪》的女主人公雪子相親的情況一樣，男人們互不相識，出現之後旋即一一消逝，所以作者以她五次相親為綱，並列為五大段故事，以此展開小說的情節，《細雪》的結構在這一點上與《源氏物語》相似。不過，在《細雪》中也先後出現了妙子—奧畑—板倉以及妙子—奧畑—三好的三角戀愛關係，但這隻是陪襯主線的副線。這種複雜的戀愛關係的出現，正是那種古老傳統的封閉社會結構發生的嬗變在小說中的反映。
小說的選材也受了《源氏物語》的影響，作者在主觀上想回避殘酷的現實（盡管仍然回避不了）而去描寫蒔岡家四姐妹的婚姻生活，力圖再現古典的世界，用古典的方法構築美。穀崎如實地寫下了神戶大水災、東京大風暴以及許多關西的風土人情，對此，作者頗引以為豪。他說，要把《細雪》寫成一本逐年逐月的回憶錄，記錄下小說那個年代的事件。但他所忠實的隻是細節，正如作者所說，他要追究這樣的問題：“即使是坐一輛出租車，當時在那裏能叫到汽車嗎？即使能叫上，得花多少錢？”（《〈細雪〉回顧》，1948年11月《作品》）在宏觀上，他卻回避了當時現實生活的大環境，即日本帝國主義推行法西斯戰爭，給日本人民和其他各國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這是當時的客觀環境使然，但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他有意追求《源氏物語》所代表的那種超然的古典美。小說中出現的賞花、捕螢、賞月、舞蹈等風流韻事，便是《源氏物語》那個時代以來，王朝文化所津津樂道的主要題材。
《細雪》不同於《源氏物語》，後者是以男女戀情為主題，而《細雪》的主題是“同胞愛”。小說以住在蘆屋分家的二姐幸子及其丈夫貞之助組成的一個中流以上家庭的生活為中心展開。蒔岡家是從舊幕時代以來就頗有名望的世家。到大正末期，由於父親的奢侈放縱，家道衰落，雙親相繼去世。長姐鶴子招贅的女婿辰雄，轉讓了船場的舊店鋪，住在上本町，出任銀行職員。未婚的三女雪子和四女妙子因和辰雄關係齟齬，多半住在二姐所在的分家。雪子是位靦腆、內向的日本古典式美人，小說以她的五次相親作為中心事件展開。四女妙子是位活潑而又多才多藝的現代女子，與雪子恰成對照，頗像一名職業女性，其戀愛過程也幾經波折。
《細雪》盡管是部規模宏大的作品，但是並沒有一般讀者期待的小說的高潮，無論是主人公的思想感情還是故事情節，都沒有發生特別戲劇性的變化。毋寧說，這倒是該小說的特色之一。
小說的女主人公雪子，並不像西方近現代小說中的女性那樣，做出驚世駭俗的行動，具有不同凡響的思想，似乎也不具備積極掌握自己命運的意誌。可是，她雖然采取這種沉默被動的生活方式，卻並沒有喪失自己的判斷力，也沒使自己的生活走向崩潰。她免不了被周圍的事物推著向前走，卻也沒有任何人能左右她的命運。
雪子溫文爾雅，謙和有禮，靦腆羞怯，勤勞堅韌，富於獻身精神。無疑地，作者在她身上傾注了自己全部美學的理想，是把她當作典型的傳統日本女性來描寫的。
日本經曆了漫長的封建社會，曆代統治階級以傳統的封建道德麻痹和統治人民，女性更是處在被奴役、被玩弄的悲慘處境。曆來的統治階級都認為婦女是以忍讓溫順為最大美德，安於命運，逆來順受。《源氏物語》裏源氏的正妻紫姫正是這樣一個典型。然而，恰恰在這一點上，雪子盡管在一般小事上溫順隨和，但在婚姻問題上卻很有主見，並不一味順從。她曾借故拒絕了大姐夫辰雄為之選擇的一門親事。誠然，其中包含有對辰雄挾嫌使性的成分，但畢竟是因為雪子受過比較係統的西方教育（她是女校英語專科的高材生），多少有些自由思想，由於受階級地位以及門第觀念的束縛，她隻能在相同、相近階級地位的男子中物色對象，但她畢竟不唯姐夫之命是從。當然，她的婚姻觀是陳舊落後的，她甚至比幸子更強烈地反對妙子和原奧畑商店學徒、攝影師板倉結合，寧願讓妙子嫁給不能自食其力的紈絝子弟奧畑。
由此看來，作者雖想使雪子成為傳統的日本女性的典型，實際上卻在最主要一點上，使他描寫的典型人物並不是任人擺布，而是與婦女傳統的“忍從美德”大相徑庭了。
作者創造這個不完美的典型是有其原因的。19世紀中期開始的明治維新的結果，成立了以天皇專製主義為中心的統一國家、實現了文明開化。以明治市民社會的啟蒙家福澤諭吉（1834—1901）為代表的新思潮，批判封建製度和封建思想，要求文化和政治上的解放，吸收英法的自由思想。福澤諭吉極其重視婦女社會地位的問題，提出“萬人皆同位”的口號。從那以後，中上層社會的，特別是接受了西方思想教育的女子，多少有了一些獨立自由的思想。然而，明治維新是一次從上而下進行的不徹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改革以後，封建勢力在社會中仍然很強大。時代就這樣被卷進了保守與革新、現實與理想、舊事物與新事物對立的旋渦中。盡管從明治維新到《細雪》所描寫的年代，已經過去了七十年，婦女的社會地位卻並無根本好轉。《細雪》中雪子這個典型的出現，正是植根於這種複雜的社會背景中。一方麵，她在婚姻問題上違背了以忍從為美德的道德標準，並不俯首聽命於姐夫，另一方麵，她又不得不把自己的命運寄托在未來的丈夫身上，仍是依附、從屬於丈夫。姐夫姐姐們為她擇婿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就是生活上要有保障。當陣場夫人介紹年紀大得多的野村時，姐夫們甚至考慮到了雪子將來可能成為寡婦，得有一筆生活保證金。因為沒有得到這種保證（當然還有其他原因），這門婚事告吹了。由此可見，雪子的婚姻並不是以愛情為基礎的，隻考慮門第、社會地位、教育狀況，最重要的是財產狀況。之所以造成這種沒有愛情的婚姻，原因在於雪子沒有賴以自立的技能和獨立的經濟地位。
雪子作為傳統的女性是不典型的。但是，這個形象作為日本20世紀30年代的阪神地區中流社會的婦女，又確實是頗具典型意義的。
雪子婚後的命運怎樣？作者沒有交代，隻是以雪子乘火車赴京結婚結束了小說。但是，作者寓意深長地安排了這樣的結尾：
自從決定了由貞之助夫婦陪送，乘坐二十六號夜車去東京以後，雪子也為時光的一天天流逝而感到悲傷。不知什麽原因，幾天前她就開始拉肚子，一天拉五六次……
……
委托小槌屋準備的婚禮後穿的便服也在這天送來了。雪子看到這些東西不禁想嘟噥：“這要不是婚禮的衣裳該多好！”她不由得回憶起了昔日幸子要嫁給貞之助時，也是一點也不高興的樣子，妹妹們問起她來，她說道“沒什麽可高興的”，並且寫下一首和歌給她們看：
不待晚風催，
忽忽今挑新嫁衣，
不覺暗生悲。
這一天，雪子腹瀉始終沒有好，上火車以後還在繼續拉肚子。
這結尾為雪子未來的婚姻生活抹上了哀愁、淒涼、不祥的氣氛，預示了女主人公雪子的不幸命運，我們不可把它當閑筆看過。
作為對比而描寫的妙子，與雪子大不相同，是一個熱情、明朗、大膽潑辣、富有進取心、好勝心強、多才多藝的現代女子。她是在家道衰頹父親去世後成長的，極少受到那陳舊的門第觀念的羈絆，公開宣稱自己在婚姻問題上實行“功利主義”，提出選擇丈夫的三個標準：必須要有強健的身體，有技能、職業，真心熱愛自己，有願為自己獻出生命的熱情。
剛剛二十歲，妙子就和當地的富商子弟奧畑啟三郎自由戀愛，為了達到搶在三姐雪子之前結婚的目的，甚至采取為雙方家長所不容的私奔的手段，因而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人物。
後來，在神戶大水災時，她被困厄在玉置德子的裁剪學院，幾遭滅頂之災。她被原奧畑商店學徒、攝影師板倉拚死救出來後，與不願為尋找、營救自己而弄濕褲子的紈絝子弟奧畑相較，她很快愛上了板倉，不顧將來社會輿論的譴責和壓力以及家庭的阻撓，明確主動表示要和社會地位低下的板倉結婚。她在奧畑的金錢物質引誘下也曾彷徨、軟弱，在板倉與奧畑之間遊移周旋，並未徹底和奧畑決裂，並且在板倉患壞疽死去後，一度又和奧畑交往極密切。這說明了中產階級婦女的兩麵性和軟弱性。但是，最終她還是愛上了一個酒吧招待三好，並有計劃地以懷孕來造成既成事實，一箭雙雕，一方麵迫使家庭承認他們的婚姻，另一方麵使奧畑不得不和她分手。這表現了她為了追求真正的愛情和幸福，頗有心計又極為大膽。一個熱烈而執著、極為豐滿的叛逆的女性形象，出現在讀者麵前。
妙子之所以能主動地駕馭自己的命運，全在於她有技能——製作偶人、擅長裁剪和縫紉，有賴以獨立生活的能力。她蔑視、嘲笑那種視職業女性為下賤的世俗偏見，不顧辰雄等人反對，竭力爭取到了成為職業女性的權利，掌握了技能，最終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和一個發誓能使她得到幸福的下層社會的男子結合了。她不像雪子那樣舉行盛大的婚宴，親朋們也沒送“堆積如山”的禮物。她隻是悄悄地來到蘆屋的分家，“從存放在這裏的行李中，悄悄地收拾了一些眼下要用的，用一個蔓草花紋的包袱皮攏在一起，和大家聊了半小時左右就回兵庫的自家去了”。但無疑地，她的婚後生活是充實、和諧、幸福的，因為她從自己那個中等社會的象牙塔裏走了下來，和丈夫處在同一地位，平等地共同組織了一個家庭。
妙子的典型至今還極有現實意義。從妙子的那個時代至今又過去了四十多年，盡管1946年日本宣布了婦女行使參政權，但婦女低下的社會地位迄今沒有多大改變。日本婦女逐漸認識到，隻有走入社會，參加工作，開闊眼界，減少對丈夫的依賴程度，才能在家庭和社會上取得平等地位，有更多的發言權。
由此可知，為什麽《細雪》出版已近四十年，仍獲廣大讀者特別是女性讀者的喜愛。1950年、1959年、1983年《細雪》曾三次被拍成電影，五次拍成電視連續劇，這在日本文學史上可以說是罕有其匹的。
《細雪》這部長篇小說，在日本文學史上具有頗為重要的地位，有人認為它是日本古典文學名著《源氏物語》的現代版，有人評論說它與法國大作家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相比毫不遜色。它之所以獲得如此高的評價，除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對當時的日本社會作了真實的描寫之外，還因為它在藝術上很有特色。
首先，是作品風格的典雅細致。穀崎受了《源氏物語》婉約多姿、纏綿悱惻、典雅豔麗的文章風格的影響。他運用日本古典文學傳統的四季觀，在四姐妹的招婿和戀愛生活中，穿插了舞蹈、賞花、賞月、捕螢等場麵描寫。如嵐山一日賞櫻那一章，描摹細膩，把盼望櫻花早開的急不可耐、欣賞櫻花的滿足和歡愉、擔心櫻花匆匆凋落的哀愁和悵惘，都寫得精細入微，筆墨酣暢，淋漓盡致，可算得一篇絕妙的賞櫻賦。隨後，又讓貞之助和幸子為賞花寫下和歌，更為作品增加了無限的和聲，一詠三歎，餘音嫋然，有極強的感染力，這些場麵描寫和在文中出現的和歌、俳句，把人物的感情糅合在自然環境中，用暗示的手法深入人物的精神世界，與描寫人物的複雜隱微的心理活動相適應，形成了這部作品典雅細致的獨特的文章風格。
其次，表現在對女性心理的細膩刻畫上。作者筆下的幸子，是一位心地善良、品德高尚、多愁善感的女子。她承擔了棄世過早的母親的責任，照顧、監督、庇護著雪子和妙子。她以中產階級的擇婿標準不辭煩勞、殫精竭慮地為雪子尋求美滿姻緣。幸子比兩位妹妹更為著急，為她們老大不嫁而憂慮傷感。在嵐山賞櫻時，她觸景生情，一方麵擔心落花匆匆，歎息雪子、妙子的青春已逝，一方麵又恐懼雪子出嫁後明年賞櫻又少一人的寂寞，最後又想寧可忍受孤寂，也唯願她早日出嫁。這樣一波三折、細膩地描寫了她多愁善感的善良性格。作者還善於從矛盾衝突中揭示複雜的人物性格。在妙子和板倉的戀愛事件中，幸子出於落後的門第觀念，持強烈的反對態度。當她聽說板倉因患壞疽死去而這事件“自然解決了”時，不禁對這位救過自己妹妹性命的恩人的突然死去感到高興，雖然她自己也認識到這是一種卑劣的念頭。這種幸災樂禍的陰暗心理與她平常那種善良性格似乎截然相反，卻細膩、真實地刻畫了這個人物，使人物性格豐滿，具有說服力。
作者在描寫人物時，極力賦予每人以鮮明的性格特征。四姐妹中，鶴子敦厚木訥，幸子溫柔敏感，雪子冷靜羞怯，妙子活潑老練。所有這些性格特征，都寫得鮮明可信，都是與她們各自不同的年齡、經曆和教育狀況相吻合的。不僅主要人物如是，哪怕是與雪子相親過的五個男子（三枝、瀨越、野村、澤崎、橋寺）雖然結局同為親事有始無終，卻因他們的經曆不同、性格有別，親事破局的方式也各各不同。就連那位隻出過一次場的與兵壽司店老板，作者也把他寫得生動傳神，呼之欲出。如：
有時遇上老板不稱心，給食客放很多山萮菜，辣得那客人“噯呀”一聲跳起來，要麽眼淚直流，他在旁邊看著竊竊地嗤笑。
寥寥幾筆，就像一位高明的漫畫家，勾勒出了這位老板單純、稚氣、喜愛惡作劇的性格。
作品另一個很重要的特色，在於利用環境的描寫來渲染所需要的氣氛。在描寫轉送板倉去鈴木醫院做手術的情景時，作者借妙子的回憶烘托了那所醫院陰森怪異的氣氛，為板倉之死作了鋪墊。在幸子回憶母親逝世的情景時，作者極力渲染了那種淒清、悵惋、悲涼的氣氛：
已經連續幾天的綿綿秋雨毫無止意，瀟瀟秋雨打在病室緣廊的玻璃窗上，一片煙雨迷離，拉窗外是個小巧的庭院，從庭院順著一條緩緩的下坡路可以走到小溪畔。從庭院到溪畔山崖的胡枝子花快凋謝了，在秋雨中瑟縮著。那天早晨，因擔心溪水上漲會引起山洪暴發，村裏的人們都騷動不安。遠比雨聲更猛烈的激流聲震耳欲聾，河床的巨石時不時互相撞擊，發出咚咚的巨響，震得屋子直搖晃。幸子她們一邊擔心溪水上漲、惶惶不知所措，一邊守候在母親枕前。就在這樣的氛圍中，看著像露珠消逝一般死去的母親十分安詳、毫無雜念的遺容時，她們忘記了恐懼，沉浸於一種清靜的、淨化了的感情之中。這無疑是一種悲哀，然而是惋惜一個美好事物離別了人間的悲哀，也可以說是超脫了個人關係、伴有音樂的美感的悲哀。
根據以上描寫，可見作者是頗為擅長使用情景交融的手法來渲染氣氛的，這種抒情的主調，始終貫穿於整個作品，形成一種特色。
當然，這部作品的藝術特點還遠不止此。例如，該書都是使用關西方言對話，富於濃鬱的地方色彩。鑒於關西京阪神地區原屬日本政治經濟文化地理中心，相當於中國的北京地區，譯者試用一些北京方言翻譯書中對話，目的是多保留一些原作的韻味。當然，這也隻是沒有把握的一種嚐試。
毋庸諱言，該小說由於各種原因，存有一些落後的、不恰當的內容，希望讀者持批判的眼光去看它。如德國僑民舒爾茨夫人和幸子的通信中，有個別吹捧、美化德日法西斯的字句，如舒爾茨夫人信中自詡日耳曼民族和大和民族是“致力於進步的朝氣蓬勃的民族”，要“處於強國地位”。這就是希特勒等德日法西斯頭目鼓吹的極端反動的種族主義謬論，是他們瘋狂侵略其他國家，奴役各族人民的理論根據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日兩國人民也是軸心國法西斯統治下的犧牲品，中產階級家庭一方麵因受戰爭影響而生活拮據，比較艱辛，另一方麵這些家庭的婦女（當然還有男人和小孩）又受到法西斯軍國主義的熏陶，愚昧地崇拜法西斯反動頭目。細心的讀者自可從中看出法西斯思想毒害之廣之深，危害之烈。
譯者限於水平，對原著理解欠深，譯文的錯誤自然難免。譯者誠懇希望廣大讀者和翻譯界前輩、同仁不吝賜教，如有再版機會，以裨匡正。
譯者
於長沙梨子山畔楝花書屋
1983年10月
周逸之 文
穀崎潤一郎（1886—1965），日本著名唯美主義作家，出生於東京一個沒落商人家庭，從小愛好文學，1908年入東京帝國大學國文係，1910年與學友、著名戲劇家小山內薰等人創辦第二次《新思潮》，發表短篇小說《文身》、《麒麟》等，受到唯美主義大家永井荷風的極力推崇，從此走上文壇。此後，在長達半個世紀的創作活動中，穀崎寫下了不少作品，主要有：《異端者的悲哀》（1916）、《食蓼之蟲》（1929）、《細雪》（1947）、《鑰匙》（1956）、《瘋癲老人日記》（1961）等長篇小說；《少年》（1911）、《小小王國》（1918）、《吉野葛》（1931）、《春琴傳》（1933）等中短篇小說；他還寫過劇本《法成寺物語》（1915）、《阿國和五年》（1922）和《正因為愛》（1921—1922）等。此外，他以自己富有文采的筆致將日本古典文學名著《源氏物語》譯為現代語（1934—1941），於1949年獲日本政府頒發的文化勳章。
在文學上，穀崎有繼承日本古典文學傳統的一麵，也有接受西方王爾德、愛倫·坡和波德萊爾的影響的一麵。他的“作品的基調始終貫穿著對生活和美的浪漫主義向往，缺少緊密地聯係現實、探討現實真相的真正寫實主義的態度”（西鄉信綱：《日本文學史》）。
穀崎的漢學造詣很深，十幾歲即能賦漢詩，1918年到中國遊曆，回國後寫了《蘇州紀行》《西湖之月》等遊記。1925年重訪中國，結識郭沫若、田漢、歐陽予倩等人，回國後寫了《上海交遊記》。他曾任日中文化交流協會顧問。
長篇小說《細雪》從執筆到全部出版曆時八年，最初登載於《中央公論》1943年1月號、3月號上，準備采取連載方式發表。這年6月，編輯畑中繁雄被陸軍報道部召去，以“戰時不宜發表這類有閑文字”為名，禁止繼續連載。但作者采取了抵製態度，私下裏繼續完成上卷並自費印刷二百本分送親朋。戰後，於1947年最後完成中、下卷並出版。
穀崎寫《細雪》是有多方麵原因的。
日本帝國主義於1931年製造了侵略我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1937年又發動了“盧溝橋事變”，開始了全麵侵華戰爭。1941年，日本政府悍然發動太平洋戰爭。為了推行侵略戰爭的政策，日本反動政府在國內采取極其野蠻的法西斯統治，從精神和物質兩方麵實行國家總動員，建立戰時體製。在精神方麵，開展大規模的法西斯軍國主義宣傳教育，欺騙、蒙蔽人民群眾，封閉進步報刊，逮捕和屠殺有反戰反法西斯思想的進步人士。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有良知的作家除了沉默別無他法。被允許出版發表的隻有煽動狂熱情緒的戰爭小說。穀崎親身體驗到了“江戶時代的作者觸犯政要的忌諱而戴手銬、關禁閉的憤鬱的心情”，為了回避對法西斯的支持，他寫下了以關西風土人情為背景，反映沒落商家蒔岡家四姐妹婚姻家庭生活的長篇小說《細雪》。與法西斯統治下陷入水深火熱的廣大工人和勞動人民的生活相比，作者描寫的關西中上流社會的生活，無疑是優裕而安閑的。但盡管如此，從書中的描寫可以看出，這些人在衣著、醫藥等日常物質生活，以及精神享受如戲劇、舞蹈等方麵同樣受到戰爭的影響，作者借書中人物之口，對戰爭表達了不滿。作為資產階級作家，穀崎沒有描寫反映社會底層人民困苦生活和日本無產階級、勞動人民反抗法西斯的鬥爭的情景，但從另一方麵來說，中上流社會尚且如此，也就曲折地反映了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給日本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以及人民的反戰、厭戰情緒。小說在1943年3月發表的上卷第十七章中，穀崎借書中人物貞之助之口說：“不管怎麽說，日本和中國關係不好，我們難過。”在當時嚴酷的法西斯統治下，作者勇敢地表達了日本人民希望中日友好的意願，更是難能可貴的。
在主觀上，穀崎潤一郎是以唯美主義、藝術至上主義作家的形象走上文壇的。他定居京都，原是為了一時避難，但是關西的町人文化（上方文化）中保持的“舊日本的異國情調”深深吸引了他，使他迷上了關西生活。漸漸地，他從前期的“西洋生活”式的思想方式、藝術創作方式中脫胎出來，從具有悠久曆史的關西町人文化中發現了自己，繼而發現了日本古典美，並執著地追求它。這在作者是創作道路上的一大轉折，對寫作《細雪》有決定性的影響。
作者耗時七年將《源氏物語》譯為現代語，可見對其喜愛和受其影響之深。作者自己也承認：“我從小愛讀《源氏物語》，特別是長年將其譯為現代語後，書寫這本小說（指《細雪》）時，它也確實在我的頭腦中。”因此，即使不說作者特意模仿它的風格，也不得不說他深受了它的影響。
以《源氏物語》為代表的日本傳統長篇小說在結構上都是並列式的。書中主人公的追求者多是出現以後又消失了，很少看到現代小說中出現的三角甚至四角關係。這並不是小說技巧的優劣問題，而是社會構造的反映，如果像交際社會即文藝複興後的西歐社會那樣，男女都在社交圈內結識、了解、比較和選擇異性，然後產生愛情，那麽，這些人物應該是彼此了解的。然而在大體保持了家族之間各自封閉的古老傳統的當時日本社會中，正如《細雪》的女主人公雪子相親的情況一樣，男人們互不相識，出現之後旋即一一消逝，所以作者以她五次相親為綱，並列為五大段故事，以此展開小說的情節，《細雪》的結構在這一點上與《源氏物語》相似。不過，在《細雪》中也先後出現了妙子—奧畑—板倉以及妙子—奧畑—三好的三角戀愛關係，但這隻是陪襯主線的副線。這種複雜的戀愛關係的出現，正是那種古老傳統的封閉社會結構發生的嬗變在小說中的反映。
小說的選材也受了《源氏物語》的影響，作者在主觀上想回避殘酷的現實（盡管仍然回避不了）而去描寫蒔岡家四姐妹的婚姻生活，力圖再現古典的世界，用古典的方法構築美。穀崎如實地寫下了神戶大水災、東京大風暴以及許多關西的風土人情，對此，作者頗引以為豪。他說，要把《細雪》寫成一本逐年逐月的回憶錄，記錄下小說那個年代的事件。但他所忠實的隻是細節，正如作者所說，他要追究這樣的問題：“即使是坐一輛出租車，當時在那裏能叫到汽車嗎？即使能叫上，得花多少錢？”（《〈細雪〉回顧》，1948年11月《作品》）在宏觀上，他卻回避了當時現實生活的大環境，即日本帝國主義推行法西斯戰爭，給日本人民和其他各國人民帶來的巨大災難。這是當時的客觀環境使然，但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他有意追求《源氏物語》所代表的那種超然的古典美。小說中出現的賞花、捕螢、賞月、舞蹈等風流韻事，便是《源氏物語》那個時代以來，王朝文化所津津樂道的主要題材。
《細雪》不同於《源氏物語》，後者是以男女戀情為主題，而《細雪》的主題是“同胞愛”。小說以住在蘆屋分家的二姐幸子及其丈夫貞之助組成的一個中流以上家庭的生活為中心展開。蒔岡家是從舊幕時代以來就頗有名望的世家。到大正末期，由於父親的奢侈放縱，家道衰落，雙親相繼去世。長姐鶴子招贅的女婿辰雄，轉讓了船場的舊店鋪，住在上本町，出任銀行職員。未婚的三女雪子和四女妙子因和辰雄關係齟齬，多半住在二姐所在的分家。雪子是位靦腆、內向的日本古典式美人，小說以她的五次相親作為中心事件展開。四女妙子是位活潑而又多才多藝的現代女子，與雪子恰成對照，頗像一名職業女性，其戀愛過程也幾經波折。
《細雪》盡管是部規模宏大的作品，但是並沒有一般讀者期待的小說的高潮，無論是主人公的思想感情還是故事情節，都沒有發生特別戲劇性的變化。毋寧說，這倒是該小說的特色之一。
小說的女主人公雪子，並不像西方近現代小說中的女性那樣，做出驚世駭俗的行動，具有不同凡響的思想，似乎也不具備積極掌握自己命運的意誌。可是，她雖然采取這種沉默被動的生活方式，卻並沒有喪失自己的判斷力，也沒使自己的生活走向崩潰。她免不了被周圍的事物推著向前走，卻也沒有任何人能左右她的命運。
雪子溫文爾雅，謙和有禮，靦腆羞怯，勤勞堅韌，富於獻身精神。無疑地，作者在她身上傾注了自己全部美學的理想，是把她當作典型的傳統日本女性來描寫的。
日本經曆了漫長的封建社會，曆代統治階級以傳統的封建道德麻痹和統治人民，女性更是處在被奴役、被玩弄的悲慘處境。曆來的統治階級都認為婦女是以忍讓溫順為最大美德，安於命運，逆來順受。《源氏物語》裏源氏的正妻紫姫正是這樣一個典型。然而，恰恰在這一點上，雪子盡管在一般小事上溫順隨和，但在婚姻問題上卻很有主見，並不一味順從。她曾借故拒絕了大姐夫辰雄為之選擇的一門親事。誠然，其中包含有對辰雄挾嫌使性的成分，但畢竟是因為雪子受過比較係統的西方教育（她是女校英語專科的高材生），多少有些自由思想，由於受階級地位以及門第觀念的束縛，她隻能在相同、相近階級地位的男子中物色對象，但她畢竟不唯姐夫之命是從。當然，她的婚姻觀是陳舊落後的，她甚至比幸子更強烈地反對妙子和原奧畑商店學徒、攝影師板倉結合，寧願讓妙子嫁給不能自食其力的紈絝子弟奧畑。
由此看來，作者雖想使雪子成為傳統的日本女性的典型，實際上卻在最主要一點上，使他描寫的典型人物並不是任人擺布，而是與婦女傳統的“忍從美德”大相徑庭了。
作者創造這個不完美的典型是有其原因的。19世紀中期開始的明治維新的結果，成立了以天皇專製主義為中心的統一國家、實現了文明開化。以明治市民社會的啟蒙家福澤諭吉（1834—1901）為代表的新思潮，批判封建製度和封建思想，要求文化和政治上的解放，吸收英法的自由思想。福澤諭吉極其重視婦女社會地位的問題，提出“萬人皆同位”的口號。從那以後，中上層社會的，特別是接受了西方思想教育的女子，多少有了一些獨立自由的思想。然而，明治維新是一次從上而下進行的不徹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改革以後，封建勢力在社會中仍然很強大。時代就這樣被卷進了保守與革新、現實與理想、舊事物與新事物對立的旋渦中。盡管從明治維新到《細雪》所描寫的年代，已經過去了七十年，婦女的社會地位卻並無根本好轉。《細雪》中雪子這個典型的出現，正是植根於這種複雜的社會背景中。一方麵，她在婚姻問題上違背了以忍從為美德的道德標準，並不俯首聽命於姐夫，另一方麵，她又不得不把自己的命運寄托在未來的丈夫身上，仍是依附、從屬於丈夫。姐夫姐姐們為她擇婿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就是生活上要有保障。當陣場夫人介紹年紀大得多的野村時，姐夫們甚至考慮到了雪子將來可能成為寡婦，得有一筆生活保證金。因為沒有得到這種保證（當然還有其他原因），這門婚事告吹了。由此可見，雪子的婚姻並不是以愛情為基礎的，隻考慮門第、社會地位、教育狀況，最重要的是財產狀況。之所以造成這種沒有愛情的婚姻，原因在於雪子沒有賴以自立的技能和獨立的經濟地位。
雪子作為傳統的女性是不典型的。但是，這個形象作為日本20世紀30年代的阪神地區中流社會的婦女，又確實是頗具典型意義的。
雪子婚後的命運怎樣？作者沒有交代，隻是以雪子乘火車赴京結婚結束了小說。但是，作者寓意深長地安排了這樣的結尾：
自從決定了由貞之助夫婦陪送，乘坐二十六號夜車去東京以後，雪子也為時光的一天天流逝而感到悲傷。不知什麽原因，幾天前她就開始拉肚子，一天拉五六次……
……
委托小槌屋準備的婚禮後穿的便服也在這天送來了。雪子看到這些東西不禁想嘟噥：“這要不是婚禮的衣裳該多好！”她不由得回憶起了昔日幸子要嫁給貞之助時，也是一點也不高興的樣子，妹妹們問起她來，她說道“沒什麽可高興的”，並且寫下一首和歌給她們看：
不待晚風催，
忽忽今挑新嫁衣，
不覺暗生悲。
這一天，雪子腹瀉始終沒有好，上火車以後還在繼續拉肚子。
這結尾為雪子未來的婚姻生活抹上了哀愁、淒涼、不祥的氣氛，預示了女主人公雪子的不幸命運，我們不可把它當閑筆看過。
作為對比而描寫的妙子，與雪子大不相同，是一個熱情、明朗、大膽潑辣、富有進取心、好勝心強、多才多藝的現代女子。她是在家道衰頹父親去世後成長的，極少受到那陳舊的門第觀念的羈絆，公開宣稱自己在婚姻問題上實行“功利主義”，提出選擇丈夫的三個標準：必須要有強健的身體，有技能、職業，真心熱愛自己，有願為自己獻出生命的熱情。
剛剛二十歲，妙子就和當地的富商子弟奧畑啟三郎自由戀愛，為了達到搶在三姐雪子之前結婚的目的，甚至采取為雙方家長所不容的私奔的手段，因而成為轟動一時的新聞人物。
後來，在神戶大水災時，她被困厄在玉置德子的裁剪學院，幾遭滅頂之災。她被原奧畑商店學徒、攝影師板倉拚死救出來後，與不願為尋找、營救自己而弄濕褲子的紈絝子弟奧畑相較，她很快愛上了板倉，不顧將來社會輿論的譴責和壓力以及家庭的阻撓，明確主動表示要和社會地位低下的板倉結婚。她在奧畑的金錢物質引誘下也曾彷徨、軟弱，在板倉與奧畑之間遊移周旋，並未徹底和奧畑決裂，並且在板倉患壞疽死去後，一度又和奧畑交往極密切。這說明了中產階級婦女的兩麵性和軟弱性。但是，最終她還是愛上了一個酒吧招待三好，並有計劃地以懷孕來造成既成事實，一箭雙雕，一方麵迫使家庭承認他們的婚姻，另一方麵使奧畑不得不和她分手。這表現了她為了追求真正的愛情和幸福，頗有心計又極為大膽。一個熱烈而執著、極為豐滿的叛逆的女性形象，出現在讀者麵前。
妙子之所以能主動地駕馭自己的命運，全在於她有技能——製作偶人、擅長裁剪和縫紉，有賴以獨立生活的能力。她蔑視、嘲笑那種視職業女性為下賤的世俗偏見，不顧辰雄等人反對，竭力爭取到了成為職業女性的權利，掌握了技能，最終找到了自己的幸福，和一個發誓能使她得到幸福的下層社會的男子結合了。她不像雪子那樣舉行盛大的婚宴，親朋們也沒送“堆積如山”的禮物。她隻是悄悄地來到蘆屋的分家，“從存放在這裏的行李中，悄悄地收拾了一些眼下要用的，用一個蔓草花紋的包袱皮攏在一起，和大家聊了半小時左右就回兵庫的自家去了”。但無疑地，她的婚後生活是充實、和諧、幸福的，因為她從自己那個中等社會的象牙塔裏走了下來，和丈夫處在同一地位，平等地共同組織了一個家庭。
妙子的典型至今還極有現實意義。從妙子的那個時代至今又過去了四十多年，盡管1946年日本宣布了婦女行使參政權，但婦女低下的社會地位迄今沒有多大改變。日本婦女逐漸認識到，隻有走入社會，參加工作，開闊眼界，減少對丈夫的依賴程度，才能在家庭和社會上取得平等地位，有更多的發言權。
由此可知，為什麽《細雪》出版已近四十年，仍獲廣大讀者特別是女性讀者的喜愛。1950年、1959年、1983年《細雪》曾三次被拍成電影，五次拍成電視連續劇，這在日本文學史上可以說是罕有其匹的。
《細雪》這部長篇小說，在日本文學史上具有頗為重要的地位，有人認為它是日本古典文學名著《源氏物語》的現代版，有人評論說它與法國大作家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和《情感教育》相比毫不遜色。它之所以獲得如此高的評價，除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對當時的日本社會作了真實的描寫之外，還因為它在藝術上很有特色。
首先，是作品風格的典雅細致。穀崎受了《源氏物語》婉約多姿、纏綿悱惻、典雅豔麗的文章風格的影響。他運用日本古典文學傳統的四季觀，在四姐妹的招婿和戀愛生活中，穿插了舞蹈、賞花、賞月、捕螢等場麵描寫。如嵐山一日賞櫻那一章，描摹細膩，把盼望櫻花早開的急不可耐、欣賞櫻花的滿足和歡愉、擔心櫻花匆匆凋落的哀愁和悵惘，都寫得精細入微，筆墨酣暢，淋漓盡致，可算得一篇絕妙的賞櫻賦。隨後，又讓貞之助和幸子為賞花寫下和歌，更為作品增加了無限的和聲，一詠三歎，餘音嫋然，有極強的感染力，這些場麵描寫和在文中出現的和歌、俳句，把人物的感情糅合在自然環境中，用暗示的手法深入人物的精神世界，與描寫人物的複雜隱微的心理活動相適應，形成了這部作品典雅細致的獨特的文章風格。
其次，表現在對女性心理的細膩刻畫上。作者筆下的幸子，是一位心地善良、品德高尚、多愁善感的女子。她承擔了棄世過早的母親的責任，照顧、監督、庇護著雪子和妙子。她以中產階級的擇婿標準不辭煩勞、殫精竭慮地為雪子尋求美滿姻緣。幸子比兩位妹妹更為著急，為她們老大不嫁而憂慮傷感。在嵐山賞櫻時，她觸景生情，一方麵擔心落花匆匆，歎息雪子、妙子的青春已逝，一方麵又恐懼雪子出嫁後明年賞櫻又少一人的寂寞，最後又想寧可忍受孤寂，也唯願她早日出嫁。這樣一波三折、細膩地描寫了她多愁善感的善良性格。作者還善於從矛盾衝突中揭示複雜的人物性格。在妙子和板倉的戀愛事件中，幸子出於落後的門第觀念，持強烈的反對態度。當她聽說板倉因患壞疽死去而這事件“自然解決了”時，不禁對這位救過自己妹妹性命的恩人的突然死去感到高興，雖然她自己也認識到這是一種卑劣的念頭。這種幸災樂禍的陰暗心理與她平常那種善良性格似乎截然相反，卻細膩、真實地刻畫了這個人物，使人物性格豐滿，具有說服力。
作者在描寫人物時，極力賦予每人以鮮明的性格特征。四姐妹中，鶴子敦厚木訥，幸子溫柔敏感，雪子冷靜羞怯，妙子活潑老練。所有這些性格特征，都寫得鮮明可信，都是與她們各自不同的年齡、經曆和教育狀況相吻合的。不僅主要人物如是，哪怕是與雪子相親過的五個男子（三枝、瀨越、野村、澤崎、橋寺）雖然結局同為親事有始無終，卻因他們的經曆不同、性格有別，親事破局的方式也各各不同。就連那位隻出過一次場的與兵壽司店老板，作者也把他寫得生動傳神，呼之欲出。如：
有時遇上老板不稱心，給食客放很多山萮菜，辣得那客人“噯呀”一聲跳起來，要麽眼淚直流，他在旁邊看著竊竊地嗤笑。
寥寥幾筆，就像一位高明的漫畫家，勾勒出了這位老板單純、稚氣、喜愛惡作劇的性格。
作品另一個很重要的特色，在於利用環境的描寫來渲染所需要的氣氛。在描寫轉送板倉去鈴木醫院做手術的情景時，作者借妙子的回憶烘托了那所醫院陰森怪異的氣氛，為板倉之死作了鋪墊。在幸子回憶母親逝世的情景時，作者極力渲染了那種淒清、悵惋、悲涼的氣氛：
已經連續幾天的綿綿秋雨毫無止意，瀟瀟秋雨打在病室緣廊的玻璃窗上，一片煙雨迷離，拉窗外是個小巧的庭院，從庭院順著一條緩緩的下坡路可以走到小溪畔。從庭院到溪畔山崖的胡枝子花快凋謝了，在秋雨中瑟縮著。那天早晨，因擔心溪水上漲會引起山洪暴發，村裏的人們都騷動不安。遠比雨聲更猛烈的激流聲震耳欲聾，河床的巨石時不時互相撞擊，發出咚咚的巨響，震得屋子直搖晃。幸子她們一邊擔心溪水上漲、惶惶不知所措，一邊守候在母親枕前。就在這樣的氛圍中，看著像露珠消逝一般死去的母親十分安詳、毫無雜念的遺容時，她們忘記了恐懼，沉浸於一種清靜的、淨化了的感情之中。這無疑是一種悲哀，然而是惋惜一個美好事物離別了人間的悲哀，也可以說是超脫了個人關係、伴有音樂的美感的悲哀。
根據以上描寫，可見作者是頗為擅長使用情景交融的手法來渲染氣氛的，這種抒情的主調，始終貫穿於整個作品，形成一種特色。
當然，這部作品的藝術特點還遠不止此。例如，該書都是使用關西方言對話，富於濃鬱的地方色彩。鑒於關西京阪神地區原屬日本政治經濟文化地理中心，相當於中國的北京地區，譯者試用一些北京方言翻譯書中對話，目的是多保留一些原作的韻味。當然，這也隻是沒有把握的一種嚐試。
毋庸諱言，該小說由於各種原因，存有一些落後的、不恰當的內容，希望讀者持批判的眼光去看它。如德國僑民舒爾茨夫人和幸子的通信中，有個別吹捧、美化德日法西斯的字句，如舒爾茨夫人信中自詡日耳曼民族和大和民族是“致力於進步的朝氣蓬勃的民族”，要“處於強國地位”。這就是希特勒等德日法西斯頭目鼓吹的極端反動的種族主義謬論，是他們瘋狂侵略其他國家，奴役各族人民的理論根據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日兩國人民也是軸心國法西斯統治下的犧牲品，中產階級家庭一方麵因受戰爭影響而生活拮據，比較艱辛，另一方麵這些家庭的婦女（當然還有男人和小孩）又受到法西斯軍國主義的熏陶，愚昧地崇拜法西斯反動頭目。細心的讀者自可從中看出法西斯思想毒害之廣之深，危害之烈。
譯者限於水平，對原著理解欠深，譯文的錯誤自然難免。譯者誠懇希望廣大讀者和翻譯界前輩、同仁不吝賜教，如有再版機會，以裨匡正。
譯者
於長沙梨子山畔楝花書屋
198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