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登上證人台的檢察官方麵提出的證人是今野荒樹。
今野的年齡，看上去和村田和彥相仿佛。一般的裁判，大多是檢察官方麵首先證實犯罪事實，至於被告人的性格及其他附帶事項的證實，根據情況，或者放在後邊去做，或者在辯護人方麵進行詢問時，抓住機會進行反詢問。當然也不是沒有例外。
尤其是象現在這樣被告對起訴事實大部分都加以否定的時候，公審部的拉察官也感到難以處理。首先找幾個能夠證明被告的性格的證人，給人造成一種被告的話不可置信的印象，然後再進入證實犯罪事實的例子，我也經曆過幾起。
今野荒樹今年五十一歲，和朋友合作開了一個小型的商業公司，他是公司的常務經理。
當然，同樣是商業公司，有幾十億元資本的大公司，也有比街頭的個人經營的小鋪稍微大一點的，可以說是千差萬別。今野這個“曙光商業公司”的名字，我一次也投聽說過。
“證人認識被告嗎？”檢察官首先循例問道。
“認識。”
“你們是什麽關係？”
“在這次戰爭中，我們是同一個部隊同一個連隊的，戰後被俘到西伯利亞去的時候，我們也在同一個收容所生活。回日本以後，由於工作關係，我們也有所接觸。”
“那麽，我現在按順序問一些問題。證人是什麽時候應征入伍的？”
“一九四一年九月，在原籍奈良市應征入伍，同年十月開到中國東北地區，在那裏整整呆了四年，一直到戰爭結束。”
“證人和被告是同時應征，在問一個連隊吧？”
“是的……”
“部隊駐紮在哪裏？”
“在這四年當中，駐地經常變動，尤其隨著太平洋戰爭南線戰局惡化，在中國東北的關東軍，全都動員起來了。”
“說得簡單明瞭，很好。戰爭結束時駐紮在哪裏？”
“當時駐紮在北滿的滿洲裏二百公裏後方的虎鐵山，那裏可以說是國境一旦發生戰鬥，馬上可以前往救援的二線部隊的基地。那個地方一般人都不大知道，但卻集中了大量的武器、被服、糧食等物資。”
“那麽，蘇聯軍隊開始入侵的時候情況怎樣？”
“當時，我們當然以為要開到第一線去救援。但是，關東軍首腦部的方針，已經達到混亂昏迷的極點，不能及時下達果斷的命令。我記得在戰鬥開始後的第二天，接到了退卻的命令，並叫盡量把物資運走，剩下的全部燒掉。在我們按照命令行動中，於八月十五日戰爭宣告結束，向蘇軍投降了。記得是十八日，我們納入了蘇軍指揮之下。”
“當時證人是什麽軍銜？”
“是陸軍步兵上等兵，眼看就要升兵長1了。”
“被告呢？”
“他是二等兵。”
“同一個時期入伍，同樣年齡的兩個人，為什麽差那麽多呢？是證人晉級晉的特別快嗎？”
“當然，若是幹部候補生考試合格的話，另當則論。不過我的晉級情況，也不過是比一般的人稍微快一點罷了。”
“就是說，一般的成績也能當上上等兵啦。”
“是的。”
“那麽說，被告在這四年當中，就是到最後，連一等兵也沒當上，至少可以說他在部隊的成績在一般水平以下啦？”
“客觀地說來，是這樣。”
“被告即使沒被提到軍法會議上去，在連隊內部受過處罰嗎？”
“以侮辱長官的理由，他受過三次禁閉處分。但事情本身並沒有什麽大不了的，詳細情況我也記不得了。”
“莫不是被告在部隊有什麽危險思想嗎？”
“你知道，部隊這種地方，往往非常簡單地給一個事物下結論。因為他是新劇演員，在入伍的時候就被人懷疑有赤色問題，從而受到了監視。在他受禁閉處分的時候，長官的頭腦中不能說對他沒有某種程度的先入為主的成見。但我認為，至少在部隊的那一段時間裏，他並沒有左傾思想。”
“那麽，被告的成績不好，並非來自思想問題，而是來自他性格的原因羅？”
今野荒樹稍事躊躇，歪著腦瓜沉思片刻以後，開口說道：“軍隊這種地方，是一個與一般生活、一般社會隔絕開來的獨立世界。他的行動，在一般社會的一般情況下，是不成為問題的。我不認為他當時的性格有什麽特別或者不好的地方，但是，在上級軍官的眼裏，卻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好啦，戰爭結束以後，你們在哪裏的收容所來著？”
“在貝加爾湖以東約五十公裏的頓巴斯收容所來著。”
“在那裏大約呆了幾年？”
“我是一九四八年七月被遣返回國的，他比我早一步，是五月被遣返回來的。”
“有先有後，是為什麽呢？”
“我想是因為船隻關係或別的原因。我們囚犯是不允許對蘇方的事情加以議論的。”
“聽況在那裏要‘洗腦子’，進行共產主義教育，有那麽回事嗎？”
“有的。”
“被告在那種教育中成績怎樣？”
“他好象比我們進步得多，記得在全收容所也算數得著的好成績。”
“是因為以前他就對共產主義思想感到興趣、產生了共鳴，所以進步才快嗎？”
“這方麵的情況，我可一點也說不上來。當時我們都是一心一意想早一天回到日本，所以簡直就象背誦軍人敕諭那樣拚命地背誦共產主義綱領——雖然現在全都忘掉了。”
“那麽，被告比證人先回到日本，是因為作為共產主義戰士而特別把他挑選出來的嗎？”
“當時好象也有這種說法，但那是蘇聯方麵的秘密，事情究竟如何我也無從知曉。”
“他在收容所裏的生活態度，和在部隊時相比，有什麽變化嗎？”
“當時大家都顯得意氣消沉，而他卻依然如故，不，好象反而比過去更加意氣風發起來。”
“可是，收容所的環境和物質條件不是比部隊惡劣得多嗎？”
“那是千真萬確的。”
“那麽，被告反而振奮起來的原因當然是來自精神方麵啦。能不能說是因為被告對蘇聯人宣傳的共產主義理論產生了共鳴呢？”
“我想……是這樣。”
“那麽，我要問一問你們回國以後的情況。證人回國以後做的什麽工作？”
“最初身體實在弱得很，在老家靜養了大約半年。但也不能總是那樣晃來晃去的。一九四九年找了個門路來到了東京。工作換了好幾個公司，一九五三年到現在的公司工作，一直到目前。”
“在這期間，證人和被告有過聯係嗎？”
“一九五〇年年底的一天，我在街上偶然遇見了他，兩人在附近的小酒館喝了點酒，這是重新交往的開端。”
“當時被告又回到原來劇團的事情，向你公開了嗎？”
“是的，他對我說了。”
“以後都有什麽交往呢？”
“因為我忙於為生活而奔波，有相當一段時間沒有和他見麵。無非是新年到了互相寄張賀年片，盛夏來了互相寫封問候信，工作變動時互相函告一下等，總之，都不過是一些禮節性的沒有什麽內容的書信往返而己。”
“這麽說來，被告重新在證人麵前出現，是一九五四年以後的事羅？”
“準確日子說不上來了，記得是在一九五四年五月前後，他向公司給我來電話說好久不見了，約我喝一杯。我也沒有意見，就答應了。於是在新宿見了麵。”
“就是在那天晚上被告第一次把他退出了劇團的事情告訴了證人嗎？”
“是的。”
“當時他說他在做什麽工作呢？”
“他說在一個服裝公司幫忙。”
“新劇和服裝公司，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對他這種轉業，當然誰都會產生疑問。你沒有問問他是怎麽回事嗎？”
“當然談到了這個問題，當時他消沉地說過這樣意思的話；‘在新劇界競爭太激烈了，簡直是一將功成萬骨枯。從參軍到去西伯利亞，造成了比別人多幾倍的空白時間，這太糟糕了。我已是新劇界的敗兵，隻好另謀出路了。’我雖然對新劇界的情況不甚了解，從一般社會常識來類推，我覺得他的話是有道理的。在要求特殊才能的世界上，當一個人才能枯竭的時候，要麽沒落下去，要麽逃避開來，二開必居其一。”
“明白了。當時被告托你辦過什麽事情嗎？”
“他托我替他推銷過女用褲叉。當時我們公司經營很多種類的商品，價錢合適的話，我想是是可以幫忙的。但一深淡，條件不合適。友情歸友情，工作歸工作，我明確地拒絕了他。”
“被告還說什麽來著？”
“他說有一台電視機，問我買不買。在當時，電視還不象現在這樣普及，工廠剛剛開始大量生產，一吋要一萬元以上，可是他十七吋的電視機隻要我八萬元，我也覺得很合算。”
“被告說是他自己的東西嗎？”
“是的。他說他的朋友開了個電視機公司，從美國進口配件自己組裝，這台就是那裏的產品。”
“當時被告的穿著怎樣？”
“可以說是衣衫襤褸，雖說沒有老婆，可衣衫也太髒了。我當時善意地想，人的一生，總是有沉有浮，他若是一直在劇團工作，也不會把電視機賣掉的。”
“你把電視機買下了吧？質量很好嗎？”
“當然，後來技術不斷進步，出現了各種優質產品。可是象我這樣的家庭，現在還在用那台電視機，可見質量是不錯的。”
“關於這台電視機，什麽問題也沒有嗎？”
“東西是不錯，可是話說來有點奇怪。最初說東西在他家裏，後來又說從北千住的組裝工廠用出租汽車運來一台新的，又追加了大約有一千元的車費。”
“被告說過為什麽他要賣掉自己的電視機嗎？”
“他說是為了籌措去北海道的路費，我也同情他，想助他一臂之力。”
“他要到北海道幹什麽去呢？”
“他醉醺醺地說，賣女人穿的內衣和褲叉總不是男子漢的終身事業，眼下為了吃飯不得已才幹這種營生。又說不久就要搞出點名堂來給我瞧瞧。我向他說：‘那太好了，有具體的計劃嗎？’他說要開采北海道的大理石礦山。”
“新劇，服裝，大理石，簡直是挨不上邊兒，證人聽了這話不覺得奇怪嗎？”
“我聽了是很吃驚。說實在的，當時他連一壺酒錢都沒有，卻揚言一年以後就能坐上自用小轎車，叫人聽了不吃驚才怪呢！”
“開礦這營生，能賺那麽大錢嗎？”
“俗話就有‘山師’2這種說法。當然，要是現代化組織的大企業，另當別論，以個人的力量經營這種事業，簡直是去冒險，不是變成百萬富翁，就得淪為乞丐。”
“關於礦山的事，他對證人講了些什麽呢？”
“他說礦山在北海道的日高地區，埋藏量有兒億噸，並且拿出剪下的報紙給我看。礦山看來是確實存在的，但礦脈的情況如何，值不值得開采，卻是另外一回事。到底能不能成功，我也說不上來。”
“被告是怎麽說的呢？”
“他說技術是不成問題的，整個山都是由十多種大理石塊構成的，露天開采就行。關於采礦的技術，我沒有多少專門知識，所以當時覺得他說的蠻有道理。”
“可是，從常識來判斷，被告在這方麵的知識，和你恐怕也是半斤八兩吧。”
“有一件事情可以說明這一點。”
“什麽事情？”
“當時國內大理石的產量，不能滿足需要，還要從意大利進口一些，但是所缺也很有限，國內的產量稍加提高，就有可能變輸入國為輸出國。何況，目前這種建築大樓的熱潮，當時還在剛剛開始的階段。要是搞得好，這是一種很有前途的企業。使我吃驚的是，他對大理石的用途竟是那樣無知。比方說，連大理石能夠用於雕塑這樣簡單的事情，他都不知道，一口咬定說沒有這種用途。”
“被告是怎樣辯解的呢？”
“過了不久，我拿百科辭典給他看，我說：‘是這樣吧。’當時他表現出吃驚的樣子，但隨後馬上笑著用下麵的話遮掩了過去：‘不，因為大理石九成以上是用在建築、座鍾等方麵，用於雕塑的數量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在商業上也可以說成不用它。’當時我想，的確是這樣。”
這時我感到，檢察官的詢問，證人的證言，都已經離開了案件的正題。
假如有人偶然來到法庭，隻聽到這一段問答，他很可能以為這是在審理有關大理石礦山的詐騙案件呢！…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這種繞彎子的事是硈械摹o衷詡觳旃儐胍證明什麽事情，我還不能理解?
我隻是聽說，在第一天的上午，光證明被告寡廉鮮恥的性格，下午轉入證明被告的殺人事件……——1兵長是日本最高的陸軍土兵，在上等兵之上。——譯者注2“山師”有兩種意思，一是開礦的人，一是投機家、冒險家。這裏用這個詞是雙關語。一—譯者注
今野的年齡，看上去和村田和彥相仿佛。一般的裁判，大多是檢察官方麵首先證實犯罪事實，至於被告人的性格及其他附帶事項的證實，根據情況，或者放在後邊去做，或者在辯護人方麵進行詢問時，抓住機會進行反詢問。當然也不是沒有例外。
尤其是象現在這樣被告對起訴事實大部分都加以否定的時候，公審部的拉察官也感到難以處理。首先找幾個能夠證明被告的性格的證人，給人造成一種被告的話不可置信的印象，然後再進入證實犯罪事實的例子，我也經曆過幾起。
今野荒樹今年五十一歲，和朋友合作開了一個小型的商業公司，他是公司的常務經理。
當然，同樣是商業公司，有幾十億元資本的大公司，也有比街頭的個人經營的小鋪稍微大一點的，可以說是千差萬別。今野這個“曙光商業公司”的名字，我一次也投聽說過。
“證人認識被告嗎？”檢察官首先循例問道。
“認識。”
“你們是什麽關係？”
“在這次戰爭中，我們是同一個部隊同一個連隊的，戰後被俘到西伯利亞去的時候，我們也在同一個收容所生活。回日本以後，由於工作關係，我們也有所接觸。”
“那麽，我現在按順序問一些問題。證人是什麽時候應征入伍的？”
“一九四一年九月，在原籍奈良市應征入伍，同年十月開到中國東北地區，在那裏整整呆了四年，一直到戰爭結束。”
“證人和被告是同時應征，在問一個連隊吧？”
“是的……”
“部隊駐紮在哪裏？”
“在這四年當中，駐地經常變動，尤其隨著太平洋戰爭南線戰局惡化，在中國東北的關東軍，全都動員起來了。”
“說得簡單明瞭，很好。戰爭結束時駐紮在哪裏？”
“當時駐紮在北滿的滿洲裏二百公裏後方的虎鐵山，那裏可以說是國境一旦發生戰鬥，馬上可以前往救援的二線部隊的基地。那個地方一般人都不大知道，但卻集中了大量的武器、被服、糧食等物資。”
“那麽，蘇聯軍隊開始入侵的時候情況怎樣？”
“當時，我們當然以為要開到第一線去救援。但是，關東軍首腦部的方針，已經達到混亂昏迷的極點，不能及時下達果斷的命令。我記得在戰鬥開始後的第二天，接到了退卻的命令，並叫盡量把物資運走，剩下的全部燒掉。在我們按照命令行動中，於八月十五日戰爭宣告結束，向蘇軍投降了。記得是十八日，我們納入了蘇軍指揮之下。”
“當時證人是什麽軍銜？”
“是陸軍步兵上等兵，眼看就要升兵長1了。”
“被告呢？”
“他是二等兵。”
“同一個時期入伍，同樣年齡的兩個人，為什麽差那麽多呢？是證人晉級晉的特別快嗎？”
“當然，若是幹部候補生考試合格的話，另當則論。不過我的晉級情況，也不過是比一般的人稍微快一點罷了。”
“就是說，一般的成績也能當上上等兵啦。”
“是的。”
“那麽說，被告在這四年當中，就是到最後，連一等兵也沒當上，至少可以說他在部隊的成績在一般水平以下啦？”
“客觀地說來，是這樣。”
“被告即使沒被提到軍法會議上去，在連隊內部受過處罰嗎？”
“以侮辱長官的理由，他受過三次禁閉處分。但事情本身並沒有什麽大不了的，詳細情況我也記不得了。”
“莫不是被告在部隊有什麽危險思想嗎？”
“你知道，部隊這種地方，往往非常簡單地給一個事物下結論。因為他是新劇演員，在入伍的時候就被人懷疑有赤色問題，從而受到了監視。在他受禁閉處分的時候，長官的頭腦中不能說對他沒有某種程度的先入為主的成見。但我認為，至少在部隊的那一段時間裏，他並沒有左傾思想。”
“那麽，被告的成績不好，並非來自思想問題，而是來自他性格的原因羅？”
今野荒樹稍事躊躇，歪著腦瓜沉思片刻以後，開口說道：“軍隊這種地方，是一個與一般生活、一般社會隔絕開來的獨立世界。他的行動，在一般社會的一般情況下，是不成為問題的。我不認為他當時的性格有什麽特別或者不好的地方，但是，在上級軍官的眼裏，卻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好啦，戰爭結束以後，你們在哪裏的收容所來著？”
“在貝加爾湖以東約五十公裏的頓巴斯收容所來著。”
“在那裏大約呆了幾年？”
“我是一九四八年七月被遣返回國的，他比我早一步，是五月被遣返回來的。”
“有先有後，是為什麽呢？”
“我想是因為船隻關係或別的原因。我們囚犯是不允許對蘇方的事情加以議論的。”
“聽況在那裏要‘洗腦子’，進行共產主義教育，有那麽回事嗎？”
“有的。”
“被告在那種教育中成績怎樣？”
“他好象比我們進步得多，記得在全收容所也算數得著的好成績。”
“是因為以前他就對共產主義思想感到興趣、產生了共鳴，所以進步才快嗎？”
“這方麵的情況，我可一點也說不上來。當時我們都是一心一意想早一天回到日本，所以簡直就象背誦軍人敕諭那樣拚命地背誦共產主義綱領——雖然現在全都忘掉了。”
“那麽，被告比證人先回到日本，是因為作為共產主義戰士而特別把他挑選出來的嗎？”
“當時好象也有這種說法，但那是蘇聯方麵的秘密，事情究竟如何我也無從知曉。”
“他在收容所裏的生活態度，和在部隊時相比，有什麽變化嗎？”
“當時大家都顯得意氣消沉，而他卻依然如故，不，好象反而比過去更加意氣風發起來。”
“可是，收容所的環境和物質條件不是比部隊惡劣得多嗎？”
“那是千真萬確的。”
“那麽，被告反而振奮起來的原因當然是來自精神方麵啦。能不能說是因為被告對蘇聯人宣傳的共產主義理論產生了共鳴呢？”
“我想……是這樣。”
“那麽，我要問一問你們回國以後的情況。證人回國以後做的什麽工作？”
“最初身體實在弱得很，在老家靜養了大約半年。但也不能總是那樣晃來晃去的。一九四九年找了個門路來到了東京。工作換了好幾個公司，一九五三年到現在的公司工作，一直到目前。”
“在這期間，證人和被告有過聯係嗎？”
“一九五〇年年底的一天，我在街上偶然遇見了他，兩人在附近的小酒館喝了點酒，這是重新交往的開端。”
“當時被告又回到原來劇團的事情，向你公開了嗎？”
“是的，他對我說了。”
“以後都有什麽交往呢？”
“因為我忙於為生活而奔波，有相當一段時間沒有和他見麵。無非是新年到了互相寄張賀年片，盛夏來了互相寫封問候信，工作變動時互相函告一下等，總之，都不過是一些禮節性的沒有什麽內容的書信往返而己。”
“這麽說來，被告重新在證人麵前出現，是一九五四年以後的事羅？”
“準確日子說不上來了，記得是在一九五四年五月前後，他向公司給我來電話說好久不見了，約我喝一杯。我也沒有意見，就答應了。於是在新宿見了麵。”
“就是在那天晚上被告第一次把他退出了劇團的事情告訴了證人嗎？”
“是的。”
“當時他說他在做什麽工作呢？”
“他說在一個服裝公司幫忙。”
“新劇和服裝公司，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對他這種轉業，當然誰都會產生疑問。你沒有問問他是怎麽回事嗎？”
“當然談到了這個問題，當時他消沉地說過這樣意思的話；‘在新劇界競爭太激烈了，簡直是一將功成萬骨枯。從參軍到去西伯利亞，造成了比別人多幾倍的空白時間，這太糟糕了。我已是新劇界的敗兵，隻好另謀出路了。’我雖然對新劇界的情況不甚了解，從一般社會常識來類推，我覺得他的話是有道理的。在要求特殊才能的世界上，當一個人才能枯竭的時候，要麽沒落下去，要麽逃避開來，二開必居其一。”
“明白了。當時被告托你辦過什麽事情嗎？”
“他托我替他推銷過女用褲叉。當時我們公司經營很多種類的商品，價錢合適的話，我想是是可以幫忙的。但一深淡，條件不合適。友情歸友情，工作歸工作，我明確地拒絕了他。”
“被告還說什麽來著？”
“他說有一台電視機，問我買不買。在當時，電視還不象現在這樣普及，工廠剛剛開始大量生產，一吋要一萬元以上，可是他十七吋的電視機隻要我八萬元，我也覺得很合算。”
“被告說是他自己的東西嗎？”
“是的。他說他的朋友開了個電視機公司，從美國進口配件自己組裝，這台就是那裏的產品。”
“當時被告的穿著怎樣？”
“可以說是衣衫襤褸，雖說沒有老婆，可衣衫也太髒了。我當時善意地想，人的一生，總是有沉有浮，他若是一直在劇團工作，也不會把電視機賣掉的。”
“你把電視機買下了吧？質量很好嗎？”
“當然，後來技術不斷進步，出現了各種優質產品。可是象我這樣的家庭，現在還在用那台電視機，可見質量是不錯的。”
“關於這台電視機，什麽問題也沒有嗎？”
“東西是不錯，可是話說來有點奇怪。最初說東西在他家裏，後來又說從北千住的組裝工廠用出租汽車運來一台新的，又追加了大約有一千元的車費。”
“被告說過為什麽他要賣掉自己的電視機嗎？”
“他說是為了籌措去北海道的路費，我也同情他，想助他一臂之力。”
“他要到北海道幹什麽去呢？”
“他醉醺醺地說，賣女人穿的內衣和褲叉總不是男子漢的終身事業，眼下為了吃飯不得已才幹這種營生。又說不久就要搞出點名堂來給我瞧瞧。我向他說：‘那太好了，有具體的計劃嗎？’他說要開采北海道的大理石礦山。”
“新劇，服裝，大理石，簡直是挨不上邊兒，證人聽了這話不覺得奇怪嗎？”
“我聽了是很吃驚。說實在的，當時他連一壺酒錢都沒有，卻揚言一年以後就能坐上自用小轎車，叫人聽了不吃驚才怪呢！”
“開礦這營生，能賺那麽大錢嗎？”
“俗話就有‘山師’2這種說法。當然，要是現代化組織的大企業，另當別論，以個人的力量經營這種事業，簡直是去冒險，不是變成百萬富翁，就得淪為乞丐。”
“關於礦山的事，他對證人講了些什麽呢？”
“他說礦山在北海道的日高地區，埋藏量有兒億噸，並且拿出剪下的報紙給我看。礦山看來是確實存在的，但礦脈的情況如何，值不值得開采，卻是另外一回事。到底能不能成功，我也說不上來。”
“被告是怎麽說的呢？”
“他說技術是不成問題的，整個山都是由十多種大理石塊構成的，露天開采就行。關於采礦的技術，我沒有多少專門知識，所以當時覺得他說的蠻有道理。”
“可是，從常識來判斷，被告在這方麵的知識，和你恐怕也是半斤八兩吧。”
“有一件事情可以說明這一點。”
“什麽事情？”
“當時國內大理石的產量，不能滿足需要，還要從意大利進口一些，但是所缺也很有限，國內的產量稍加提高，就有可能變輸入國為輸出國。何況，目前這種建築大樓的熱潮，當時還在剛剛開始的階段。要是搞得好，這是一種很有前途的企業。使我吃驚的是，他對大理石的用途竟是那樣無知。比方說，連大理石能夠用於雕塑這樣簡單的事情，他都不知道，一口咬定說沒有這種用途。”
“被告是怎樣辯解的呢？”
“過了不久，我拿百科辭典給他看，我說：‘是這樣吧。’當時他表現出吃驚的樣子，但隨後馬上笑著用下麵的話遮掩了過去：‘不，因為大理石九成以上是用在建築、座鍾等方麵，用於雕塑的數量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在商業上也可以說成不用它。’當時我想，的確是這樣。”
這時我感到，檢察官的詢問，證人的證言，都已經離開了案件的正題。
假如有人偶然來到法庭，隻聽到這一段問答，他很可能以為這是在審理有關大理石礦山的詐騙案件呢！…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這種繞彎子的事是硈械摹o衷詡觳旃儐胍證明什麽事情，我還不能理解?
我隻是聽說，在第一天的上午，光證明被告寡廉鮮恥的性格，下午轉入證明被告的殺人事件……——1兵長是日本最高的陸軍土兵，在上等兵之上。——譯者注2“山師”有兩種意思，一是開礦的人，一是投機家、冒險家。這裏用這個詞是雙關語。一—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