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係列政策頒布之後，立即引起了士紳、地主階層的動蕩。
懾於陸續進入各省的軍隊，士紳地主不敢正麵抵抗，隻得想出各種辦法抵製，比如賣田。
乾清宮中，朱慈烺啪的一拍龍案：“早不賣晚不賣，偏偏這個時候賣起田來了，這一個個士紳都該殺！”
按照朝廷的製度，田地在買賣期間是不用交稅的，必須等交易完了才能從田主那追稅。
各省之地在新政下達後，立時掀起了一陣賣田潮，數日之內各州府賣田的，衙門前每天都排著長長的隊伍，就好比後世某手機出新係列，很多人連夜排隊購買。
辦理土地買賣的手續本就繁雜，加上當地衙門官吏不多，那麽多交易肯定無法在段時間內處理掉，士紳、地主們就是鑽了這個空子，也是向朝廷表明抵製新政的決心。
朱慈烺對戶部尚書張國維道：“以南京戶部的名義向江南各省發出通告，為防止有人惡意頻繁交易土地，即日起，畝價超過三兩銀子的土地，征收三倍交易稅！”
朝廷的製度不能說改就改，但是可以新增啊，一畝地的交易稅是五分三厘，你有錢盡快來回買賣交易。
張國維道：“殿下，一畝地三兩銀子的底線會不會太少了？有些地方良田的價格已經達到了十幾兩了.....”
朱慈烺擺手道：“話不能這麽說，常州府無錫縣的土地不過一二兩，這還是地處江南太湖邊的良田，本宮以三兩為線已經很良心了。”
良心？無錫這兩年是遭了天災啊！往日年景怎麽也得賣個十兩銀子一畝。
張國維一陣無語，隻聽皇太子又道：“即日起，各地主和富農可以向官府出售土地，免交易稅，土地價格就以每畝二兩吧。”
張國維不知道皇太子為什麽要花錢收地，現在各地受災的情況很嚴重，產量不足的農戶早就想賣地了，地主們都不想買，官府花錢去收？再說哪來這麽多銀子？
現在大明的軍屯和官田數量大概占全國耕地的四成，這些土地都是朝廷的，隻是大多已經被官紳勾結侵占了，日後想收回來也不難。
隻是那些私田不好處置，朱慈烺想想土地國有化，除了抄家犯事的士紳、地主，其他地也不能明搶，隻能靠官府低價購買。
現在正值天災嚴重之時，灌溉能力不足的田地很容易造成產量不足，大多百姓隻得放棄耕地。
長江以北的地好收，經過多年戰亂，土地價格更是低的可怕，許多土地都無人耕種荒廢了，加上天災，百姓地主逃跑，大片土地成了無主之地。
朱慈烺計劃將土地回收，以政府名義組織百姓進行統一開墾灌溉，再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分配土地，讓大明渡過小冰河時期帶來的天災。
不過這項工程浩大，起碼需要數年乃至十幾年才能真正完成，還要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
至於購買土地的銀錢，則是慢慢從各項收稅上填補，大明有耕地數億畝，加上士紳地主們大量的隱田，按照攤丁入畝進行收稅，隻要完成的好，每年可以收幾千萬兩銀子。
加上往後征稅的商稅、鹽稅、開放沿海貿易的關稅，以及抄家所得的銀錢，想要完成不是不可能的。
總之朱慈烺現在很缺錢，還需要加大撈錢的力度，現在邁出的僅僅是第一步，他是無論如何都不會就此罷手的，因為當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在私有製的土地買賣下，土地兼並是不可避免的，土地兼並嚴重就意味著改朝換代。
當然了，國有製的土地模式，以承包、租用形式授予使用權，不算是解決了土地兼並問題，本質是從很多個地主變成了一個地主，行成絕對壟斷。
但這種壟斷目前來說肯定比目前嚴重的土地兼並好處大的多，但凡一個皇帝能給百姓一口維持生存的基本食物，給他們更好生活的一線希望，都不會有造反的，哪怕有，也是野心家小範圍的煽動蠱惑，無法形成燎原之勢。
攤丁入畝的政策還需要時間去完成，朱慈烺思考良久，決定邁出第二步，收取商稅！
在宋朝和晚清時期，商稅一直占據著國家財政收入的七成以上，而明朝自宣德到萬曆年間，商稅比例隻占了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五，崇禎年間直接不收了。
宋代天禧年間的專賣和商稅總額為兩千一百萬兩，而明朝宣德年間的總和為二百萬兩，其中還包括了一百二十五萬兩的鹽稅，單論商稅差距更大。
無論是鹽、酒、茶的專賣，還是商稅，兩個朝代都存在巨大的差距，當然了，並非是明朝商業不如宋朝，而是稅率太低，也不重視商稅。
宋朝的酒價遠高於明朝，酒價一斤20文，而明朝隻有一斤5文，這還隻是兩者前期的酒價，差異還不明顯。到了中後期，宋朝的酒價超過100文/斤，是明朝的10倍。（宋、明兩朝“斤”的差異較小）
宋朝酒業是國家專賣，酒業利潤全歸國家，而酒的利潤率非常高，20文酒錢中，12文的利潤給了國家，相當於60%的隱含稅率，而明朝征收三十稅一的商稅，因此差了18倍。
宋朝每斤酒要交12文的稅錢，而明朝隻需繳納0.17文，兩者差了72倍，加上明朝的酒稅歸地方征收，存在大量貪汙受賄、逃稅漏稅的情況，這樣導致了宋朝的酒稅一年能收一千萬兩，明朝隻收了五萬兩。
大明在國土麵積、人口、耕地三方麵都是宋朝時的兩倍以上，商業方麵絲毫不弱於宋朝，然而商稅差距卻差了幾十倍。
鹽、酒、茶都是特殊商品，宋、明兩個朝代執行不同的征稅政策，造成了巨大差距，其實說明不了什麽，三種商品的利益都在民間，最大的問題是如何把利益收到朝廷手中罷了。
大明的稅率是宋朝的八分之一，卻仍然遭百官痛罵，真是厚顏無恥啊！
唐、宋、元、清四個朝代的農業稅率大約都在百分之七左右，而明朝的農業稅率卻始終保持在百分之四以下，明末時甚至低於百分之二，如洪武初年的農業稅為每畝交兩鬥到四鬥，後又減少至每畝交一鬥，也就是十公斤左右，可謂在曆朝曆代鬥是非常之低了。
即便是如此低的稅賦，朝廷也常常不能保質保量完成，隨著明朝中後期，以皇族、王公、勳戚、官員為代表的大地主階層大肆兼並農民土地，大量農民從土地流失，而大地主階層又利用手中特權，千方百計少交稅甚至不交稅。
隨著人口和田地的增加，朝廷的稅收收入竟然不增反降，而國家的財政支出卻在不斷攀升，朝廷很快就陷入了入不敷出的財政困局。
大明幾代皇帝不願通過增加農民負擔增加稅賦，就隻好在商業稅上有所作為，結果招來了文官們的大肆攻擊，太祖朱元璋定下的商稅更是三十稅一，然而真正收上來的卻是越來越少。
文官集團大多是地主兼任工商業者，他們逐漸淪為了大地主和大商人的利益代言人，正是在他們的極力“建議”之下，萬曆皇帝隻得將商業稅率降低至了百分之一點五，即便這樣依然遭到大規模的抗稅抵製。
朱慈烺既然決定重收商稅，便打算一剛到底，索性直接按十抽一的稅率來收。
第二日，朱慈烺下令：自十月十八日起，每年四十兩營業額以上的商貿進行十抽一，大小商賈一個月內主動報稅，逾期不報者，罰款三倍！罰款由各地駐軍強行征收！”
朱慈烺將崇禎當初送來的四個太監任命為鎮守太監，分派到江南商業最繁榮的幾個地方收取商稅。
朱慈烺一直不信任這四個小太監，此時用他們去收稅，一是考驗，二是讓他們拉仇恨。
萬曆皇帝曾經派過鎮守太監在江南收商稅，結果被當地人暴力抗稅給幹死了。
朱慈烺眼下很缺錢，若是再遇到暴力抗稅打死稅監這種情況，最好不過了，直接來個武裝討稅就完事了。
萬曆皇帝和天啟皇帝不敢幹的事，他朱慈烺頭鐵，就是敢幹，盡管讓暴風雨來的更猛烈些吧！
懾於陸續進入各省的軍隊，士紳地主不敢正麵抵抗，隻得想出各種辦法抵製，比如賣田。
乾清宮中，朱慈烺啪的一拍龍案：“早不賣晚不賣，偏偏這個時候賣起田來了，這一個個士紳都該殺！”
按照朝廷的製度，田地在買賣期間是不用交稅的，必須等交易完了才能從田主那追稅。
各省之地在新政下達後，立時掀起了一陣賣田潮，數日之內各州府賣田的，衙門前每天都排著長長的隊伍，就好比後世某手機出新係列，很多人連夜排隊購買。
辦理土地買賣的手續本就繁雜，加上當地衙門官吏不多，那麽多交易肯定無法在段時間內處理掉，士紳、地主們就是鑽了這個空子，也是向朝廷表明抵製新政的決心。
朱慈烺對戶部尚書張國維道：“以南京戶部的名義向江南各省發出通告，為防止有人惡意頻繁交易土地，即日起，畝價超過三兩銀子的土地，征收三倍交易稅！”
朝廷的製度不能說改就改，但是可以新增啊，一畝地的交易稅是五分三厘，你有錢盡快來回買賣交易。
張國維道：“殿下，一畝地三兩銀子的底線會不會太少了？有些地方良田的價格已經達到了十幾兩了.....”
朱慈烺擺手道：“話不能這麽說，常州府無錫縣的土地不過一二兩，這還是地處江南太湖邊的良田，本宮以三兩為線已經很良心了。”
良心？無錫這兩年是遭了天災啊！往日年景怎麽也得賣個十兩銀子一畝。
張國維一陣無語，隻聽皇太子又道：“即日起，各地主和富農可以向官府出售土地，免交易稅，土地價格就以每畝二兩吧。”
張國維不知道皇太子為什麽要花錢收地，現在各地受災的情況很嚴重，產量不足的農戶早就想賣地了，地主們都不想買，官府花錢去收？再說哪來這麽多銀子？
現在大明的軍屯和官田數量大概占全國耕地的四成，這些土地都是朝廷的，隻是大多已經被官紳勾結侵占了，日後想收回來也不難。
隻是那些私田不好處置，朱慈烺想想土地國有化，除了抄家犯事的士紳、地主，其他地也不能明搶，隻能靠官府低價購買。
現在正值天災嚴重之時，灌溉能力不足的田地很容易造成產量不足，大多百姓隻得放棄耕地。
長江以北的地好收，經過多年戰亂，土地價格更是低的可怕，許多土地都無人耕種荒廢了，加上天災，百姓地主逃跑，大片土地成了無主之地。
朱慈烺計劃將土地回收，以政府名義組織百姓進行統一開墾灌溉，再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分配土地，讓大明渡過小冰河時期帶來的天災。
不過這項工程浩大，起碼需要數年乃至十幾年才能真正完成，還要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
至於購買土地的銀錢，則是慢慢從各項收稅上填補，大明有耕地數億畝，加上士紳地主們大量的隱田，按照攤丁入畝進行收稅，隻要完成的好，每年可以收幾千萬兩銀子。
加上往後征稅的商稅、鹽稅、開放沿海貿易的關稅，以及抄家所得的銀錢，想要完成不是不可能的。
總之朱慈烺現在很缺錢，還需要加大撈錢的力度，現在邁出的僅僅是第一步，他是無論如何都不會就此罷手的，因為當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在私有製的土地買賣下，土地兼並是不可避免的，土地兼並嚴重就意味著改朝換代。
當然了，國有製的土地模式，以承包、租用形式授予使用權，不算是解決了土地兼並問題，本質是從很多個地主變成了一個地主，行成絕對壟斷。
但這種壟斷目前來說肯定比目前嚴重的土地兼並好處大的多，但凡一個皇帝能給百姓一口維持生存的基本食物，給他們更好生活的一線希望，都不會有造反的，哪怕有，也是野心家小範圍的煽動蠱惑，無法形成燎原之勢。
攤丁入畝的政策還需要時間去完成，朱慈烺思考良久，決定邁出第二步，收取商稅！
在宋朝和晚清時期，商稅一直占據著國家財政收入的七成以上，而明朝自宣德到萬曆年間，商稅比例隻占了財政收入的百分之五，崇禎年間直接不收了。
宋代天禧年間的專賣和商稅總額為兩千一百萬兩，而明朝宣德年間的總和為二百萬兩，其中還包括了一百二十五萬兩的鹽稅，單論商稅差距更大。
無論是鹽、酒、茶的專賣，還是商稅，兩個朝代都存在巨大的差距，當然了，並非是明朝商業不如宋朝，而是稅率太低，也不重視商稅。
宋朝的酒價遠高於明朝，酒價一斤20文，而明朝隻有一斤5文，這還隻是兩者前期的酒價，差異還不明顯。到了中後期，宋朝的酒價超過100文/斤，是明朝的10倍。（宋、明兩朝“斤”的差異較小）
宋朝酒業是國家專賣，酒業利潤全歸國家，而酒的利潤率非常高，20文酒錢中，12文的利潤給了國家，相當於60%的隱含稅率，而明朝征收三十稅一的商稅，因此差了18倍。
宋朝每斤酒要交12文的稅錢，而明朝隻需繳納0.17文，兩者差了72倍，加上明朝的酒稅歸地方征收，存在大量貪汙受賄、逃稅漏稅的情況，這樣導致了宋朝的酒稅一年能收一千萬兩，明朝隻收了五萬兩。
大明在國土麵積、人口、耕地三方麵都是宋朝時的兩倍以上，商業方麵絲毫不弱於宋朝，然而商稅差距卻差了幾十倍。
鹽、酒、茶都是特殊商品，宋、明兩個朝代執行不同的征稅政策，造成了巨大差距，其實說明不了什麽，三種商品的利益都在民間，最大的問題是如何把利益收到朝廷手中罷了。
大明的稅率是宋朝的八分之一，卻仍然遭百官痛罵，真是厚顏無恥啊！
唐、宋、元、清四個朝代的農業稅率大約都在百分之七左右，而明朝的農業稅率卻始終保持在百分之四以下，明末時甚至低於百分之二，如洪武初年的農業稅為每畝交兩鬥到四鬥，後又減少至每畝交一鬥，也就是十公斤左右，可謂在曆朝曆代鬥是非常之低了。
即便是如此低的稅賦，朝廷也常常不能保質保量完成，隨著明朝中後期，以皇族、王公、勳戚、官員為代表的大地主階層大肆兼並農民土地，大量農民從土地流失，而大地主階層又利用手中特權，千方百計少交稅甚至不交稅。
隨著人口和田地的增加，朝廷的稅收收入竟然不增反降，而國家的財政支出卻在不斷攀升，朝廷很快就陷入了入不敷出的財政困局。
大明幾代皇帝不願通過增加農民負擔增加稅賦，就隻好在商業稅上有所作為，結果招來了文官們的大肆攻擊，太祖朱元璋定下的商稅更是三十稅一，然而真正收上來的卻是越來越少。
文官集團大多是地主兼任工商業者，他們逐漸淪為了大地主和大商人的利益代言人，正是在他們的極力“建議”之下，萬曆皇帝隻得將商業稅率降低至了百分之一點五，即便這樣依然遭到大規模的抗稅抵製。
朱慈烺既然決定重收商稅，便打算一剛到底，索性直接按十抽一的稅率來收。
第二日，朱慈烺下令：自十月十八日起，每年四十兩營業額以上的商貿進行十抽一，大小商賈一個月內主動報稅，逾期不報者，罰款三倍！罰款由各地駐軍強行征收！”
朱慈烺將崇禎當初送來的四個太監任命為鎮守太監，分派到江南商業最繁榮的幾個地方收取商稅。
朱慈烺一直不信任這四個小太監，此時用他們去收稅，一是考驗，二是讓他們拉仇恨。
萬曆皇帝曾經派過鎮守太監在江南收商稅，結果被當地人暴力抗稅給幹死了。
朱慈烺眼下很缺錢，若是再遇到暴力抗稅打死稅監這種情況，最好不過了，直接來個武裝討稅就完事了。
萬曆皇帝和天啟皇帝不敢幹的事，他朱慈烺頭鐵，就是敢幹，盡管讓暴風雨來的更猛烈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