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稅改製度,內閣諸位閣老一陣犯愁。


    這些日子,內閣曾多次議論,始終沒有一個可行的政策。


    天武之前的戶部掌全國疆土、田地、戶籍、賦稅、俸餉及一切財政事宜,內部除了戶部戶部司務廳,在各省還設有清吏司掌管本省錢糧,亦兼管其他衙門的部分庶務,職責多有交叉,如戶部浙江清吏司、戶部湖廣清吏司、戶部陝西清吏司等十幾個,主官為五品郎中。


    天武二年朱慈烺實行文武分治後,戶部收稅和發放俸餉的職能被單獨拿出,交由財政部主官,戶部隻負責全國疆土、田地、戶籍等事宜。


    戶部尚書張國維畢竟管理過賦稅,對稅改還是有一定的看法,他首先發表看法。


    “三代之貢、助、徹,止稅田土,魏晉有戶、調之名,有田者出租賦,有戶者出布帛,田之外複有戶矣,唐初立租、庸、調之法,有田則有租,有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租出穀,庸出絹,調出繒纊布麻,戶之外複有丁矣......”


    “楊炎變為兩稅,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雖租、庸、調之名渾然不見,其實並庸、調而入於租也;相沿至宋,未嚐減庸、調於租內,而複斂丁身錢米......”


    張國維到底是博學之人,讀的書多,張口就從夏商周三代起,逐步分析各朝各代的稅改政策,擺事實、講道理,一通大道理下來,眾人聽得津津有味,就是不知道他要表達什麽。


    邱致中聽的雲裏霧裏,忍不住道:“張閣老,那按您的意思,我朝的稅改該如何進行才能徹底杜絕皇爺所說的淋尖踢斛之弊政?”


    “這個嘛.......”


    張國維喝了口茶,潤了潤嗓子道:“杜絕淋尖踢斛之弊政,無外乎地方官吏利用稅製漏洞進行貪墨,朝廷隻需統一規定斛的具體容量,繳納持平斛頂,不許冒尖即可......”


    張國維說的法子,其實是效仿銀圓製杜絕火耗,因為銀圓是分量和成色是固定的,這就是不需要融化百姓繳納的碎銀子產生火耗了。


    統一斛的容量,如果百姓繳糧,一斛就是一斛,兩斛就是兩斛,糧食不冒尖,自然也就讓官員沒了踢斛的機會,可謂是簡單粗暴。


    此話一出,教化部的李岩站了起來,提出了反對,他覺得張國維的辦法治標不治本。


    因為地方官員之所以淋尖踢斛,所用的理由是糧食運往各地倉庫的過程中,會產生損耗,並非統一度量衡就能解決的,


    比如一個縣需收稅糧一萬石,從縣倉庫裝入麻袋用車馬運往府或者省倉庫,裝運和運送的路途中必然會產生一些損耗,到了上麵稱量的時候,說不定隻有九千九百石了。


    那少的一百石糧食怎麽辦?足有一萬多斤呢,難道要地方官府自己補貼嗎?(《中國曆代糧食畝產研究》認為明代一石重153.5斤,明代一斤重594.6克,也就是相當於現在的188斤)


    顯然不可能,地方官肯定想方設法的還要從百姓手裏要糧食補足這一塊。


    內閣諸臣微微點頭,皆是覺得此話有理,鴻臚寺卿冒襄忽然道:“如果讓朝廷補這些損耗的話,每年大概要多出多少石糧食?”


    冒襄出生世代仕宦之家,沒下過鄉,也沒當過地方官,無法了解地方上的行情。


    李岩沒有嘲笑他的無知,隻是微笑道:“那得看地方官府的胃口了,損耗是他們報上來的。”


    細細一想,冒襄恍然大悟,這就是個無底洞啊,遇到貪得無厭的地方官,說損耗了幾萬斤,朝廷也無法細查。


    這一個地方就損耗幾萬斤,大明全國近兩千個州縣,每年光是補損耗就是天文數字。


    這個提案行不通,海事部尚書沈廷揚提出了學習張居正的一條鞭法,將稅糧重新改為繳納銀圓,由朝廷從百姓手中購糧存儲。


    聽著諸人議論,楊廷麟認真聽著,他將目光看向了欲言又止的財政部尚書黃宗羲,道:“黃部堂,你來說吧。”


    自前年程國祥病逝,四十出頭的黃宗羲便接任了財政部尚書一職,這兩年他可謂是兢兢業業,也不研究虛君思想了,一門心思的搞賦稅思想。


    聽到首輔大人點名,黃宗羲站起身來,道:“吾見天下之田賦曆朝日增,斯民之苦暴稅久矣,有積累莫返之害,有明兩稅,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銀差,蓋十年而一值,有所稅非所出之害,有田土無等第之害,何謂積累莫返之害?若夫定稅則如何而後可?故條鞭之利於一時者少,而害於後世者大矣!”


    黃宗羲說話與楊廷麟一般的慢,隻是沒有楊廷麟那種籠蓋四野的氣勢,他先是順著戶部尚書張國維剛剛總結各朝各代稅改製度的弊端,又分析了張居正一條鞭法的弊端。


    他最後總結出一個道理:每次稅製改革都很操蛋,沒改一次,都會導致賦稅的進一步加重,貽害後世!


    楊廷麟等人聽得若有所思,而司禮監幾個大太監則是一頭霧水,暗道這是什麽狗屁理論?


    邱致中心裏mmp,臉上卻笑嘻嘻問:“閣老此話怎樣?咱家可是聽說了,張太嶽(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是力挽狂瀾之舉,使我大明有了萬曆中興,如何是弊政了?”


    黃宗羲禮貌道:“太嶽公的革新之舉,的確扭轉了我大明神運鬼輸、亦難為謀的財政危機,但他的弊端也是極大的,尤以底層百姓為重。”


    “怎麽講?”


    邱致中詢問,接著又道:“煩請閣老說的通俗一些。”


    黃宗羲心裏罵了句文盲,便道:“我朝初時,稅收直接征糧、布匹等實物性的東西,太嶽公的一條鞭法後精簡稅收,改納糧為銀稅,理論上這是好事,使朝廷的稅收更加便捷。”


    邱致中認真聽著,看他能說出什麽花來。


    黃宗羲接著道:“然而繳稅的農戶非常不便,因為農民需要把自家生產的糧食等農副產品帶到市場上換取白銀,然後才能夠交納。”


    “如此一來,便導致了商人成了納稅人收稅人之間的牙人(中介),可以任意壓低糧價,以便獲得高利潤,農民用大量糧食僅僅換來一點點銀子!”


    聽到這裏,邱致中再蠢也明白了。


    說白了,農民種糧食要等糧食賣了之後用白銀交稅,其中會受到商人的層層剝削!


    農民本來隻受官府盤剝,自從改用白銀繳稅,又要受到商人的盤剝,所以就更苦了。


    黃宗羲總結道:“田賦征銀,銀非農業生產之所出,納稅者因折銀而加重負擔,百姓苦矣!”


    他沒有直言,萬曆朝的經濟繁榮,其中部分不過是虛假的表象而已,因為每到稅收季節,大批農戶紛紛到市場賣糧,商人忙於到市場收糧,市場顯得繁榮一片。


    由於當時國內白銀稀少,需要更多的糧食才能換取一點點白銀,所以,農民往市場運送的食量就多起來,運送白銀的車輛也多起來,市場更加的“繁華”起來。


    殊不知,市場越是繁華,農民越是貧困,最終獲利的,是官府和商人!


    這個道理,不少掌權的上層人物都清楚,朱慈烺自然也清楚,所以這些年他實行了“商人繳銀,農戶繳糧”的稅收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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