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文學院的畢業論文是到十二月十號截止,我一直到十二月初才知道。


    我九月以後就很少到學校去了,腦子裏麵根本忘了有畢業論文這回事。看了貼在布告欄上有關畢業論文的啟示,我不禁啞然失笑。在九天之內是無論怎麽努力都寫不出來的,在那時我已注定要留級了。


    各公司行號的就職考試也結束了。連思想有問題的學生,明明心中清楚不會有好公司會采用他們,還是在擔心不知道明年春天畢不畢得了業。不擔心的學生則還是不改初衷繼續激烈的抗爭活動、認真考慮退學、計劃著賺錢的方法。


    在那時期隻有我什麽也沒做。報紙也不讀,書也沒打開,也不與人交際。要是說我那時做了些什麽的話,恐怕不過是在中午睡懶覺,到了晚上起來漫步到新宿聽爵士樂,或看不怎麽想看的電影吧。


    也有過在昏暗的街上繞來繞去,發現安靜的公園就進去蕩著秋千陷入沉思,等到意識過來已是清晨的時候。也有過兩三天不睡覺都沒關係,一直關在自己的小公寓裏的時候。像要發黴一樣,幾乎什麽都不吃,隻喝咖啡和抽煙。就像是患了自閉症一樣,朦朧地呆望著窗外發白,然後黃昏幕垂,直到四周一片漆黑。


    那時腦中想的事紛雜無章。自己也摘不懂。有時想,這麽下去可不是要發瘋了嗎?但是我無法停止思考。那隻不過是想證明自己還有理性,一種無意義的嚐試而已。反正,我是真的很害怕自己會變成什麽都無法思考的廢人。


    雖說如此,我想的都是過去的事。和雛子以及信太郎三人度過的時光清楚地在腦中重現。我努力去回想的全是,去年此時做了這件事,說了那些話。


    再嚴重的時候,我連那時自己穿的是什麽衣服、那天是幾月幾號、天氣是晴是雨、報紙上是些什麽消息,這些極為瑣碎的事都非回想出來不可。一想就想個三四小時毫不為奇。非常熱中於搜集以往幸福記憶的片斷。


    我好幾次,要是自己知道是患了什麽重病就好了。要是不治之疾最好。我想要是到了醫院從醫生那兒得知沒多久可活了的話,會如何地鬆了一口氣呀。


    我夢想著在外麵走的時候,急駛的卡車把自己給輾過的話就好了;並想著從外麵回到家的時候,會不會有趁我不在家時侵入的殺人魔,在我準備進門的時候把我給勒死。


    我渴望著肉體的苦痛。覺得要是有肉體的苦痛,或許精神的苦痛可以得到解放。


    為了有這樣的效果,我在房裏,不知喝了多少杯便宜貨的威士忌。等著身體不舒服,但在那種時候偏偏就是不會醉,隻是有輕微的頭痛,更加提醒了我的空虛。然後隻剩下悲傷和鉛重的疲憊感,要隨比喝酒前加倍的苦痛。


    但是我還是活著。盡可能以還不到廢人的程度活著。每個禮拜六還是定期到目黑的公寓,然後見到信太郎,接謄寫的原稿。


    謄寫的工作像機械般地持續,但是有點停滯不前。也有過沒有完成該謄寫的份量就到目黑去的例子。


    但是信太郎沒有抱怨。因為他自己也是無心工作,遞給我的原稿數目越來越少。


    我沒有在公寓碰到過雛子。和信太郎見麵,不細怎麽也玩不起來,但和他還是像往常一樣每周六到外麵吃飯。但是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飯後不再去喝酒,也不再去兜風,而且在很普通的餐廳吃簡單的晚餐。喝完咖啡後,信太郎會一語不發,像是已經決定好的模式一樣,拿起放在桌上的車子的鑰匙。那就是要回去的暗示。


    我隻顧著看他什麽時候會拿起鑰匙。今天會比平常晚個十五分鍾嗎?今天好像著急些什麽,恐怕會早一點回去吧。光想著這些,也無心交談。或許是因為這樣,我記得那時很討厭信太郎用的那個鑰匙圈。


    那是黑色的皮製、小馬蹄型的鑰匙圈。中間有銀刻的字母,是代表片瀨的字母。但不正也是代表著大久保的嗎?我好幾次這樣無聊地想,可以說是到半發瘋狀態。


    拿著鑰匙的信太郎付完賬就直接送我回家,但他絕不上樓來,我也不邀他。所以他幹脆也不關引擎,隻是踩著煞車,輕輕親我的臉說:“小布,晚安。下禮拜見。”


    我不知道該怎麽辦。要說什麽才能免去這種難過的感覺。那個時候,我能做的隻不過是維持我僅有的自尊,不去戀戀不舍地送他的車子離去,而是馬上飛奔上樓。


    但是即使我將身體隱藏起來,我的耳朵卻固執地聽著外麵的動靜。像是輪胎摩擦路麵的聲音,沒多久信太郎的車子漸行慚遠。


    然後我會再奔到外麵,路上還殘留著信太郎車子排出的白煙的味道。隻看到遠走的車子小小的紅色照後燈。


    在下麵街角車子因為要向右轉,所以先得停下來,亮右轉燈。在寒冷冬夜的空氣中,隻有閃著的右轉燈和紅色的照後燈鮮明地浮現。沒一會,車子就消失不見了,隻留下我在可怕的孤獨中。


    我就是那樣地過完了一九七一年。我記得一直留在東京到十二月三十號,然後在那天夜裏回仙台。


    我無法告訴雙親自己沒有在寫論文,更無法告訴他們自己確定得留級。


    我看起來相當地削瘦,父母和祖母擔心我的健康。我不喜歡讓他們皺著眉說“瘦了耶!是哪兒不對呢?”所以裝著很有精神。但是裝著裝著、疲勞累積,看起來是更加清瘦。


    過年見到好久不見的親戚都大聲嚷嚷地說,我瘦得隻剩下個皮包骨,強迫著我多吃肉,說這樣才會有體力。但反而弄得我嚴重地消化不良。因為如此,我更加瘦下去。到年初七回到東京,我已感覺不到自己的體重,走路好像在雲端一樣輕飄飄地,的確連自己都感到恐怖。


    回到公寓,在一樓的玄關旁的信箱裏有我一封信。是一月三號的郵戳。寄信人的地方寫著的是唐木好朋友的名字。在唐木常往我這跑的時候,他老是跟著他進進出出。唐木被逮捕的事也是他來告訴我的。


    這封信夾在其他回鄉過年的住戶的郵件中,是四天前就送到的。上麵有一層薄簿的灰,或許是因為一開頭就有不樣的預感,我就站在郵箱前用手指把它拆開。


    裏麵不是普通的信,而是一張寫報告的紙,上麵布滿了橫寫的有點向右傾斜、看起來有點神經質的細小的字。是那種很適合傳達死亡的字。


    信上寫著唐木去世的消息。死亡日期是在接近年終的十二月十八號。一直到最後都沒有上醫院,應該是相當的痛苦,但唐木卻沒有告訴周圍的人身體不舒服。在聖誕夜的半夜他倒下來,被送往醫院急救,已經是兩個腎髒都不能使用的末期症狀。連醫生都驚訝“居然可以這樣還活得好好的”。二十六號尿毒症並發,二十七號漸無意識,第二天的二十八號清晨長眠而逝。在十二月三十號於自家的附近舉行了葬禮。因為是年終,遺體匆忙火化。我知道唐木已和矢野小姐分手了,但是我隻是想告訴你他去世的消息,所以寫了這封信。


    信中沒有用任何表現悲痛的感傷字眼,也沒有記述對於唐木的追念,就像是一般在寫公文一樣很事務性地傳達了這項死訊。


    我讀完了信將它放進外套的口袋裏。掛上皮包,上樓進到自己的房間。打開關著的窗戶,開了電暖桌的開關,就這麽穿著外套窩進被裏。我不太能相信唐木的死,腦中一片空白。


    我試圖回想唐木死的二十八號自己在做什麽。因為已是十天前的事,很不容易喚醒記憶。隻恍惚記得那天我到吉祥寺去,在街上毫無目的地亂晃。看到一家小小的、暗暗的咖啡店就進去坐。然後做了些什麽就不記得了。


    對我而言,唐木就像是小學時代的同窗,隻有在翻老舊的相本時會湧上許多回憶。所以如果在二十八號我沒來由地突然想起唐木的事而擔心起來的話,那一定是冥冥之中唐木顯靈。但是什麽都沒有。


    還在交往時,我問過唐木他的生死觀。我記得他說過,死亡的生物隻是歸於無形。什麽靈異怪談或心靈現象,都隻是活著的人捏造的。死既不是神聖的事,也不是不潔的事,更不需恐懼。隻是意昧著一切消滅而已。而他真就像他自己所說的一樣歸於無形。死等於無,沒有什麽必要去感傷。我的眼前浮現出唐木一如往常的、頑固地這麽說著的臉龐。


    那天晚上我一個人在房裏喝著威士忌。打開收音機,聽著開朗的美國流行樂。一聽到好久沒聽的曲子,就會回想起和唐木在一起聽音樂的時刻。


    我還想起唐木把腳放進同一個電暖桌,背靠著牆壁,讀著厚重的書,對著我訴說著自己的理想。我不記得任何他向我說的有關鬥爭的事,但是卻回憶起他頸部的味道,還有摸著他不管怎麽洗,頭皮還是會馬上生出油來的油膩長發,還有含著煙味的暖呼呼的吐氣。


    我回想不出和唐木做愛的情景。想起來的隻是他在睡被上背著我偷偷地戴保險套時,他肩膀的動作,還有完事之後他癱在我身上時雙腳的重量……就是這些。


    唐木死於二十四歲。我現在有時還會想,要是他還健康地活著的話,不知會變成什麽樣。會不會終究退出抗爭,做個普通的上班族、結婚生子,頂多當個工會的領導人呢?或是打著武裝鬥爭的旗幟繼續熱血的革命運動,到後來被淺間山莊事件所牽連,在被逮捕的赤軍鬥土中也發現了他的名字。


    那天我沒哭,也不感悲傷。我隻是對於這樣的分離有點驚訝、有點茫然。當然不是完全沒有傷感的情緒。但我認為,那隻不過是那個時代的空氣牽引出我的感傷吧。我自己也很滿意可以這麽冷靜地接受唐木的死。但是第二天清晨,我夢見了唐木。他什麽都沒說,隻是駝著背寂寞地低著頭。背景是有著灰色的牆壁,還有灰色的櫃台的陰暗酒吧。但四周沒有人,隻有唐木向著櫃台,低著頭,身子動也不動。


    隻不過是那樣的夢。但我記得,我一醒過來,一陣強烈的感情排山倒海而來,使我無法壓抑而顫抖起來。那是真的無法用言語形容的激烈,像是發瘋一樣地掀起感情的狂瀾。


    那不是像不可抑製的悲傷,或什麽感到寂寞這種普通的情緒。而是另外一種,混合著無底洞的恐怖,還有混合著自我嘲笑時的那種自暴自棄。這些感覺融在一起,好像是火山要爆發一樣,在我身體內噴湧上來。


    在那時,我生來第一次懂得什麽叫鋤哭。我把臉壓在被上,嘶聲地痛哭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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