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參軍前一天，在巴塞羅那的列寧軍營裏，我看到一個意大利民兵，他站在軍官的桌子前。
他是一個看起來十分彪悍的年輕人，大約二十五六歲，有一頭微微泛紅的金發和寬闊有力的肩膀。他的尖頂皮帽拉得很低，幾乎遮住了一隻眼睛。他站著，側麵對著我，下巴挨著胸口，正皺著眉頭，迷惑地盯著那位軍官攤在桌上的一幅地圖。他臉上有某種東西深深地打動了我。擁有這樣一張麵孔的男人，可以為了朋友去殺人，或者犧牲自己的生命。這種不願引起別人注意的神情你有可能會在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臉上看到，盡管他很可能是一個共產主義者。這張臉上既有率直的一麵，也有凶狠的一麵，還有沒讀過多少書的人對他們認為比自己有文化的人的可憐的敬重。很明顯，他看不懂這張地圖；同樣明顯的是，他把能看懂地圖視為了不起的知識分子的本領。我很難弄明白這究竟是為什麽，我幾乎從未見過什麽人——任何人——我是說，對這樣一個人，我立刻產生了好感。在他們圍在桌邊談話時，大概某句話提到了我是個外國人，這位意大利人抬起了他的頭，很快地說道：
“意大利人？”
我用蹩腳的西班牙語答道：“不是，英國人。你呢？”
“意大利人。”
在我準備離去時，他從房間那頭走過來，緊緊地握住我的手，用的力氣很大。奇怪，人們竟會對陌生人有如此深厚的感情！似乎他的精神跟我的精神在瞬間跨越了語言和傳統的障礙，心心相印，一見如故。我希望他喜歡我，就像我喜歡他那樣。但我也知道，要保持我這第一印象，我必須不再見到他；且不說，我確實再也沒有見到過他。在西班牙，一個人常常會遇到這樣的接觸。
我所以提到這個意大利民兵，是因為他在我的記憶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製服襤褸，一張焦躁、愁苦的臉，對我而言，他代表了那個時期的特殊氣氛，同我對戰爭年代的印象關係密切——巴塞羅那的紅旗，滿載衣著襤褸的士兵駛向前線的破爛不堪的火車，那些沿著戰線鋪開的經曆了戰爭洗禮的灰色市鎮，群山中泥濘的、冰冷的戰壕。
這件事情發生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距我寫下這些文字還不到七個月，但這段時期已經漸行漸遠，遙不可及了。由於種種原因，後來發生的事件將一九三五年或一九〇五年發生的事件都掩蓋了，這件小事則更是被完全湮沒了。我來到西班牙，初衷是寫一些新聞報道，但我幾乎立刻就加入了民兵組織，因為在那個時期和那種氛圍下，這似乎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唯一能做的事情。無政府主義者仍然實際上控製著加泰羅尼亞，革命仍然處於高潮之中。對於任何一個從革命伊始就在那裏的人來說，甚至在當年十二月或次年一年，革命時期似乎就要結束了。但是對一個直接從英格蘭前來的人而言，巴塞羅那看起來既令人吃驚，又無法抗拒。這是我生平第一次來到這樣的一個城市，這裏的工人階級處於統治地位。特別是，無論何種規模的建築都控製在工人階級手中，屋頂上都插著紅旗或無政府主義者的紅黑兩色旗；每一麵牆上都隨意地塗畫上錘子和鐮刀的標記，以及革命黨名稱的首字母縮寫；幾乎每個教堂都被清洗過，所有神像都被焚毀。各處教堂都被一幫幫工人逐一地破壞了。每間店鋪和咖啡店的門口都寫有文字，說明其已被收歸集體所有；就連擦皮鞋的兒童也被集體化了，他們的工具箱上被漆上了紅色和黑色。服務員和巡視員*直視你的臉，把自己當作和你完全平等的人。卑躬屈膝的和禮儀性的套話暫時消失了。沒有人說‘senor’**或者‘don’***甚至是‘usted’（您），每個人都稱別人為“同誌”、“你”，說salud！，而非‘buenosdias’。自從普裏莫?德裏維拉****（primoderivera）的時代以來法律就規定不允許收取小費。我對此的第一次經曆是，我試圖給一位電梯管理員小費，可受到了酒店經理的告誡。沒有私人汽車，它們全都被征用了：所有的有軌電車、出租車，以及大部分其他交通工具，都被漆成紅色和黑色。革命的海報用醒目的紅色和藍色印刷，四處張貼，貼在牆上相當搶眼。相形之下，殘留在牆上的為數不多的昔日廣告招貼畫，就像是一些胡亂塗抹上去的毫無價值的東西。在拉姆拉斯南麵，寬闊的主大街上聚集了龐大的人群，人們不時地來回走動。大喇叭整天播放著刺耳的革命歌曲，直至深夜。這些人乍看起來也許是這個世界上最奇特的生靈了。從表麵上看，這座城市的富有階級已經消失了。除了很少一部分女性和外國人，這裏根本沒有穿著考究的人。事實上，每個人都穿著粗糙的工作服，或藍外套，或不同樣式的民兵製服。所有這些都十分奇特，令人震撼。這裏有很多我不理解的東西，在某些方麵我甚至根本不喜歡，但我立即就認為這種情景是值得為之奮鬥的。我也相信，事情就像它表現出來的那樣，這裏確實是一個工人階級的國家，所有的資產階級不是逃走了，被殺掉了，就是自願地轉向工人階級陣營；我並沒有意識到，還有大量富裕的資產階級潛伏著，暫時把自己裝扮成無產者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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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百貨商店中從事監督店員、協助顧客等工作。——譯者
**意指大、老（附在長者姓上以區別兩個同名的人）。——譯者
***西班牙人用於男子名字前麵的尊稱，意即先生、老爺。——譯者
****西班牙將軍和政治人物，1923年9月至1930年1月的獨裁者。——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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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這裏也存在著某種戰爭的罪惡氣氛。這個城市看起來既灰暗不堪又極不整潔，公路和建築物幾乎無人維護。為防空襲，夜晚的街道昏暗無光；大部分商店非常破舊，幾乎空空如也。肉類奇缺，牛奶簡直難覓蹤跡，煤炭、食糖和汽油都十分匱乏，更為嚴重的是麵包供不應求。在這一時期，購買麵包者排成的隊伍常常達數百碼長。盡管如此，人們還是能判斷出，這裏的人民是滿足的和充滿希望的。這裏沒人失業，維持生存所需的費用仍然極其低廉；你很難看到極端貧困的人，除了流浪漢之外，也很難看到乞丐。最重要的是，人們有著對革命和未來的信念，產生出了一種突然進入平等和自由時代的感覺。人們嚐試著表現得像是真正的人，而非資本主義機器上的一個個小小的齒輪。理發店裏貼著的無政府主義者的通告（大部分理發師都是無政府主義者）莊嚴宣布，理發師不再低人一等了。大街上張貼著彩色的海報，呼籲廢除娼妓製度，讓妓女從良。“講英語的民族向來冷漠自大，對於來自這個文明的人而言，”這些空想的西班牙人采用這種毫無新意的革命措辭顯得十分可憐。在那段時間裏，有好多印刷有最天真的革命歌曲的活頁在街頭出售，其內容幾乎都是頌揚無產階級兄弟情誼和聲討墨索裏尼的邪惡的，每份隻需幾個生丁*。我時常看到一個沒怎麽受過教育的民兵，購買這種歌曲活頁，艱難地拚讀上麵的單詞，當他熟悉歌詞之後，就開始按曲譜的調子哼唱起來。
這段時間我呆在列寧軍營，表麵上是接受上戰場前的培訓。早在我剛參加民兵組織的時候，我就被告知將在第二天開赴戰場，但事實上我一直在等待，直到一個新的百人隊（100個士兵為一個百人隊）被組建起來。在戰爭開始之際，工會就匆忙組建了由工人組成的民兵組織，但這些工人都還沒有來得及以最常規的軍隊編製原則加以組建。隻是大致上劃分為：小分隊，大約三十個人；百人隊，一百個人；縱隊，實際上是指任何一個數量較大的人群。列寧軍營是由一些用石頭建造的華麗的建築物組成的，其中包括一個騎術學校和許多用鵝卵石鋪成的庭院，這裏曾經是一座騎兵營房，七月革命期間**被革命者奪取。這裏有很多馬廄，我所在的百人隊晚上就在其中一個馬廄中歇息。在石製馬槽下麵，依然銘刻著騎兵突擊隊員的名字。所有的馬匹雖然都已被征送前線，但到處仍然彌漫著馬尿和腐爛燕麥的氣味。我已經在這個兵營待了一個星期，我能記得的主要是馬匹留下的氣味，震耳欲聾的軍號聲（我們所有的軍號手都是業餘的——我第一次聽到的西班牙軍號聲來自法西斯陣地）、釘有平頭釘的靴子在兵營裏發出的“嗒嗒”聲，在冬日清晨黯淡的陽光下長時間地列隊行進，野蠻的足球比賽，在騎術學校的遍地沙礫上，對陣的雙方，各有五十個人。這座兵營裏大約有一千個男人，除了負責燒飯的民兵的妻子外，還有二十多個女人。這裏也有在民兵部隊服役的女人，盡管人數並不多。在早期的戰鬥中，女性與男性一起肩並肩地戰鬥，這是必然的。在革命時期，這看起來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這種觀念已經漸漸地發生了變化。在女兵操練的時候，男兵必須被隔離在馬術學校之外，因為這些男兵會嘲笑女兵，使她們分心。在幾個月之前，一個女人手裏握著槍決無任何可笑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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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生丁=1比塞塔。——譯者
**指1936年7月18日佛朗哥政變時，民眾的反抗運動。——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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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兵營都是一片汙穢和混亂的景象，民兵對他們占領的每一棟建築都作了改造，這看起來是革命的一個副產品。每一處角落都會碰上成堆的被毀壞的家具，破爛不堪的舊馬鞍，銅質的騎兵頭盔，空空的馬刀刀鞘，以及正在腐爛的食物。對食物，特別是麵包的浪費非常可怕。僅僅在我的兵營宿舍裏，每一餐都會扔掉一籃子麵包，這是非常可恥的，因為市民正麵臨著嚴重的麵包短缺。我們在長長的案板桌子上吃飯，錫製的餐具上滿是日久年深的油垢，還得喝一種盛在該死的叫做porron裏的酒。porron是一種（長頸）玻璃瓶，瓶上有一個細細的瓶嘴，不論何時，隻要你傾斜酒瓶，就會從瓶嘴裏噴出一道細細的酒注來。這樣，即使你離得老遠也能喝到酒，無須用嘴巴接觸瓶嘴，它還可以在人們的手中互相傳遞。在我的眼中，這玩意兒乍看起來太像夜壺了，特別是當它裝滿白酒的時候。
按照程序，要給征募的新兵分發製服，因為這是在西班牙，每一件事情都會變得很瑣碎，所以不能確定誰已經收到了什麽，我們所需要的許多的西，諸如腰帶和子彈盒，不到最後一刻，即火車已在等著把我們載往前線的時候，是不會發下來的。我曾說到的軍隊“製服”，這可能會導致一種錯誤的印象。確切地說，這不是製服。也許用“多用衫”這個詞來形容會顯得更合適。每個人的衣服設計款式大致都是一樣的，但卻沒有任何兩件衣服完全相同。每一個軍隊裏的人幾乎都穿著燈心絨的及膝褲，但在那裏，這種統一被破壞了。有人打著皮綁腿，有人穿著燈心絨褲子和長統橡膠靴，還有人既打著皮綁腿又穿高統靴。每個人都穿著帶拉鏈的夾克衫，但有人穿的夾克是皮質的，另一些人穿的是羊毛的，什麽顏色都有。帽子的樣式就和他們的穿著一樣五花八門。通常他們會在帽子的前方別上一枚黨章，此外，幾乎每個人都在自己的脖子上係上一條紅的或紅黑相間的手帕。在那個時候，一支民兵隊伍看起來就是一群非常奇怪的烏合之眾。考慮到當時的環境，相對來說這些衣服的用了並不差，但它們都好象是這家或那家工廠匆匆忙忙地趕製出來的。襯衫和短襪是破爛的棉織品，在抵禦嚴寒方麵幾乎完全不起作用。我真不願意去想，在凡事都有條理之前，那些民兵該如何度過這較早的幾個月。我突然想起，大約在兩個月之前的一份報紙上，p.o.u.m.*的一位領導者在參觀了前線之後，提出他將盡力做到“每個民兵都有一條毯子”，如果你在戰壕裏睡過覺的話，這可是一句令你戰栗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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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artidoobrerodeunificacionmarxista），下稱“馬統工黨”。——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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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兵營的第二天，開始出現了被戲稱為“指示”的東西。一開始，場麵亂得可怕。他們大多是從巴塞羅那的窮街陋巷招募來的男孩子，年紀不過十六七歲，充滿了革命的熱情，卻全然不知戰爭意味著什麽。即使想讓他們站成一條直線也是不可能的。根本不存在什麽紀律，如果一個人不喜歡某項指令，他就會走出隊伍，向長官大聲咆哮。指揮我們的陸軍上尉是一個結實的、沒有經驗的、令人愉快的年輕人，以前是正規軍隊的軍官，就他整潔的儀容和嶄新的製服來看，現在看起來也依然像個正規軍隊的軍官。最奇特的是，他還是一個最忠誠和最熱情洋溢的社會主義者。他堅持在所有的隊列中實行完全的社會平等，這比那些隊伍中的民兵自己所要求的還要徹底。我還記得，當一個無知的新兵叫他“先生”時他的那副帶著痛苦的驚訝神情。“什麽！先生？是誰叫我先生？難道我們不是同誌嗎？”我很懷疑這樣做是否能讓他的工作變得輕鬆一點。那時，對於那些完全未經軍事培訓的愣頭愣腦的新兵來說，這種做法其實根本不起作用。我曾經被告知，外國人無需遵從“指導”（我注意到，這些西班牙人有一種可憐的信條，認為所有的外國人都比他們知道更多的軍事知識），但事實證明，我生來就與其他人一樣。我急於學習如何使用機關槍，這是一種我從來沒有摸過的武器。令我不安的是，根本就沒人教我們使用武器。所謂的指導就是在閱兵場上進行最陳舊、最愚蠢的操練：向右轉，向左轉，向後轉，三個人一組正步走，以及所有其他類似的根本沒有實戰價值的聯係，這些我在十五歲的時候就已經學過了。這是一種對非正規軍進行的形式非常特別的訓練。顯然，如果你隻能用有限的若幹天時間來訓練一名士兵，你就必須教會他最需要的東西，如何隱蔽，如何穿過無遮無攔的地方，如何站崗，如何築胸牆——最重要的是，如何使用他手中的武器。但是，這些由熱情的孩子們組成的烏合之眾，甚至連如何用來複槍射擊或把手榴彈上的保險銷拉掉都還沒有被教會，在不久之後就會被送到前線。那時，我還沒有想到，這是因為那裏根本就沒有可供練習的武器。在馬統工黨的民兵中，來複槍的短缺十分嚴重，以至於到達前線的新部隊總是不得不從那些撤離前線的部隊手中接過來複槍。我確信，在整個列寧軍營，除了哨兵使用的之外，根本沒有來複槍。
又過了幾天，盡管無論以任何通常的標準來看，我們仍然是一群烏合之眾，但我們還是被認為已經適合出現在公共場合了，清晨，我們在西班牙廣場外的那座山上的一些公園行軍。不光是騎兵和新成立的人民軍前幾個小分隊，黨領導的民兵都在這個操場訓練。在公園北部，你能看到非常奇怪的和令人振奮的場景。大家走過每條巷子和小路，在整齊、均勻的花圃裏，一班或一群人呆板地來回行進，挺著他們的胸膛，拚命地設法使自己看起來像個士兵。他們全都沒有武裝，沒有人穿著完好的製服，大多數人的製服不是這裏就是那裏都會露出一些補丁。程序總是非常相似的。有三個小時我們昂首闊步地來回正步走（西班牙的正步非常短也非常快），接著我們立定，解散。饑渴驅使大家湧向半山腰的一家雜貨店，購買廉價的酒，小店頓時顯得生意特別興隆。每個人對我都很友好。作為一個英國人，我讓人感到好奇，馬槍騎兵隊的官員很器重我，常常請我喝上一杯。這時，我則把我們的中尉拽到角落裏，叫嚷著要學習如何使用機關槍。我習慣性地從衣袋裏掏出雨果辭典，開始用我那糟糕的西班牙語對他說：
“yo sémane jarfusil. no sémane jarametr all adora. quie roapprenderametradora. cuándovamosapprenderametrad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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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是：我不會使用來複槍，不會使用機關槍。我想學如何用機關槍。我們什麽時候學習使用機關槍？——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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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複是不耐煩的微笑，以及保證明天就教機關槍教程。不用說，明天根本不會來。很多天過去了，新兵們的行軍和立正已經練得相當漂亮了，但是，如果他們能知道子彈是從來複槍的哪一端射出來的話，這也就算是他們知道的全部了。一天，有個攜帶武器的馬槍騎兵溜達到我們這裏，我們剛好停下來休息，他讓我們都過來瞧瞧他的來複槍。結果，我們這個小分隊裏，除了我，沒有一個人知道該如何給槍上子彈，更別提該如何瞄準了。
自始至終，我一直在與西班牙語做經常性的鬥爭。除了我自己，兵營裏就隻有一個英國人，即使是在軍官當中，也沒有一個人會說哪怕一個法語單詞。我的戰友們互相交談的時候，他們說的是加泰羅尼亞語，但這對我而言並沒有多大的幫助。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隨身攜帶一本小字典，在遭遇窘迫的時候，就嗖地一下從衣袋裏掏出來應急。但是與在其他國家相比，在西班牙，我很快就不再被看成外國人了。在西班牙交朋友是多麽容易啊！大概隻相處了一兩天，就有二十多個民兵開始用我的教名稱呼我，給我幫助，用熱情包圍了我。我這不是在寫一本宣傳冊，也無意於把馬統工黨的民兵理想化。整個民兵係統中存在著嚴重的問題，人們自己也是一團糟，因為這一次是降格招募，比較好的人選不是已經待在前線陣地，就是已經在戰鬥中身亡。在我們的隊伍中，總有一部分人是完全派不上用場的。這些十五歲左右的男孩子的父母把他們撫養大了，為的就是一天能領到十個比塞塔（民兵的工資），同時也是為了麵包，因為民兵會配給較多的麵包，他們可以偷偷地拿一些回去交給自己的父母。但是我反對將任何人排斥出去，我雖說自以為自己是西班牙工人階級的一分子——也許更應該說的是加泰羅尼亞工人階級的一分子，因為除了為數不多的阿拉貢人和安達盧西亞人之外，我更多的還是同加泰羅尼亞人混在一起——卻沒有受到他們寬容的品德的影響，特別是他們的坦率和慷慨。一個西班牙人的慷慨，用最直接的話來說，甚至常常令人感到尷尬。如果你向他要一支煙，他會把整包香煙塞給你。在諸如此類的小事情上，包含了一種更深意義上的心靈上的寬厚情懷，這是我在這種處境艱難的環境中不斷遇到的。在這次戰爭期間到訪西班牙的一些新聞記者和外國人曾經宣稱，西班牙人私下裏對外來援助人員懷有一種極其強烈的嫉妒情緒。我對此所能說的是，我還從來沒有見到過這樣的情形。我記得，在我離開軍營的前些天，有一些人被從前線輪換回來。他們興奮地相互談論自己的經曆，在談到曾在韋斯卡與他們並肩戰鬥的一些法國誌願軍時充滿了熱情。他們說，法國人很勇敢，接下來又熱情洋溢地補充道：“másvalientesquenosotros（比我們還要勇敢）”。當然，對於他們後來談到的諸如法國人對戰爭藝術了解得更多——對手榴彈、機關槍等等更為內行之類的說法，我是不讚成的。但不管怎樣，這種評論意義重大。而一個英國人寧可把手剁下來，也不會說出這樣的話來。
每個進入兵營的外國人在頭幾個星期裏都在學習如何熱愛西班牙人，但往往會被西班牙人特有的性格特征所激怒。在前線，我個人遇到的煩惱在一定程度上發展到了暴怒的程度。西班牙人對於很多事情都很內行，但對作戰除外。所有的外國人都會對他們的無視效率感到驚駭。最令人難以忍受的是他們非常出格地不準時。有一個西班牙單詞每個外國人都不能不知道——manana，“明天”（字麵意思為“早上”）。不管是不是可信，今天的事總是會被推遲到明天辦。這是如此地惡名遠揚，甚至連西班牙人自己也會拿它來開玩笑。在西班牙，不管什麽樣的事，從吃飯到戰鬥，甚至就連約會也是如此。作為一種慣例，無論哪一件事情總是來得太遲，當然，也有僅僅是偶然的——有如你不能指望他們隻是碰巧才遲到那樣——他們碰巧會來得太早。一列火車理應在八點出站，但實際開出的時間會在九到十點之間。不過，也許在一個星期中會有一次，由於司機一時興起，火車在七點半就出站了。這樣的事情有點讓人厭煩。從理論上講，我寧可尊敬這些西班牙人，他們沒有我們這些北方人對於時間的神經衰弱症，可非常不幸的是，我有。
在從不間斷的謠言、“明天”和拖遝之後，我們突然接到通知，要在兩個小時之後開赴前線，此時，我們的大部分裝備都還尚未配給。在軍需官的庫房裏出現了可怕的騷動，排在後麵的人不得不在沒有領到全部裝備的情況下離開。兵營裏突然到處都是女人，她們仿佛是從地下冒出來的，在幫助自己第男人卷起毯子、打理背包。丟麵子的是，我竟然也得由一個西班牙女孩——另一個英國民兵威廉的妻子，來向我演示如何掛上新發的皮質子彈盒。她是一個文雅、黑眼睛、有著濃厚女性特征的人。她的終身職業似乎應當是搖搖籃，但事實上，她在七月的巷戰中表現得非常勇敢。此時她懷裏正抱著一個小寶寶，寶寶是在戰爭爆發後十個月出生的，也許是在一道路障後麵受孕的。
火車應該在八點離開，但是直到八點十分，疲憊不堪、汗流浹背的官員們還在試圖讓我們在軍營前的廣場上集合列隊。點燃火炬的場麵在我腦海裏留下的印象依然十分清晰——喧囂和激動，紅旗在火炬的光芒中飄揚，大批列隊的民兵背著背包，他們卷好的毯子露出了磨破的邊，喊叫聲，皮靴和錫製酒杯發出的哢噠聲，後來發出的巨大的噓聲成功地帶來了安靜。接下來，一位政治委員站在一麵巨大的飄揚的紅旗下用加泰羅尼亞語對大家進行演說。最後，他們讓我們前往車站，行進的是最繞道的路線，長達三到四英裏，目的是在全城的人們麵前充分地展示一下。到了拉姆拉斯，他們讓我們停留了一會，一支借來的樂隊演奏了一些革命歌曲或其他什麽歌曲。再一次，這些耀武揚威的英雄們——叫喊著，洋溢著熱情，到處都是紅旗或紅黑相間的旗幟。友好的人群聚集在道路兩旁，為的是看上我們一眼。女人們站在窗口向我們揮手致意。那時候這一切看起來是多麽自然，現在這一切看起來卻又是多麽遙遠和不可思議！火車上十分擁擠，以至於連地板上都幾乎沒有能讓人坐得下來的空間。在最後一刻，威廉的妻子從站台上衝下來，送給我們一瓶酒，一英尺長的亮紅色的香腸。香腸吃起來帶有肥皂味，讓我們都拉了肚子。火車以正常的戰時速度（每小時不到二十公裏）蠕動著駛出加泰羅尼亞，前往阿拉貢平原。
我參軍前一天，在巴塞羅那的列寧軍營裏，我看到一個意大利民兵，他站在軍官的桌子前。
他是一個看起來十分彪悍的年輕人，大約二十五六歲，有一頭微微泛紅的金發和寬闊有力的肩膀。他的尖頂皮帽拉得很低，幾乎遮住了一隻眼睛。他站著，側麵對著我，下巴挨著胸口，正皺著眉頭，迷惑地盯著那位軍官攤在桌上的一幅地圖。他臉上有某種東西深深地打動了我。擁有這樣一張麵孔的男人，可以為了朋友去殺人，或者犧牲自己的生命。這種不願引起別人注意的神情你有可能會在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臉上看到，盡管他很可能是一個共產主義者。這張臉上既有率直的一麵，也有凶狠的一麵，還有沒讀過多少書的人對他們認為比自己有文化的人的可憐的敬重。很明顯，他看不懂這張地圖；同樣明顯的是，他把能看懂地圖視為了不起的知識分子的本領。我很難弄明白這究竟是為什麽，我幾乎從未見過什麽人——任何人——我是說，對這樣一個人，我立刻產生了好感。在他們圍在桌邊談話時，大概某句話提到了我是個外國人，這位意大利人抬起了他的頭，很快地說道：
“意大利人？”
我用蹩腳的西班牙語答道：“不是，英國人。你呢？”
“意大利人。”
在我準備離去時，他從房間那頭走過來，緊緊地握住我的手，用的力氣很大。奇怪，人們竟會對陌生人有如此深厚的感情！似乎他的精神跟我的精神在瞬間跨越了語言和傳統的障礙，心心相印，一見如故。我希望他喜歡我，就像我喜歡他那樣。但我也知道，要保持我這第一印象，我必須不再見到他；且不說，我確實再也沒有見到過他。在西班牙，一個人常常會遇到這樣的接觸。
我所以提到這個意大利民兵，是因為他在我的記憶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的製服襤褸，一張焦躁、愁苦的臉，對我而言，他代表了那個時期的特殊氣氛，同我對戰爭年代的印象關係密切——巴塞羅那的紅旗，滿載衣著襤褸的士兵駛向前線的破爛不堪的火車，那些沿著戰線鋪開的經曆了戰爭洗禮的灰色市鎮，群山中泥濘的、冰冷的戰壕。
這件事情發生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距我寫下這些文字還不到七個月，但這段時期已經漸行漸遠，遙不可及了。由於種種原因，後來發生的事件將一九三五年或一九〇五年發生的事件都掩蓋了，這件小事則更是被完全湮沒了。我來到西班牙，初衷是寫一些新聞報道，但我幾乎立刻就加入了民兵組織，因為在那個時期和那種氛圍下，這似乎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唯一能做的事情。無政府主義者仍然實際上控製著加泰羅尼亞，革命仍然處於高潮之中。對於任何一個從革命伊始就在那裏的人來說，甚至在當年十二月或次年一年，革命時期似乎就要結束了。但是對一個直接從英格蘭前來的人而言，巴塞羅那看起來既令人吃驚，又無法抗拒。這是我生平第一次來到這樣的一個城市，這裏的工人階級處於統治地位。特別是，無論何種規模的建築都控製在工人階級手中，屋頂上都插著紅旗或無政府主義者的紅黑兩色旗；每一麵牆上都隨意地塗畫上錘子和鐮刀的標記，以及革命黨名稱的首字母縮寫；幾乎每個教堂都被清洗過，所有神像都被焚毀。各處教堂都被一幫幫工人逐一地破壞了。每間店鋪和咖啡店的門口都寫有文字，說明其已被收歸集體所有；就連擦皮鞋的兒童也被集體化了，他們的工具箱上被漆上了紅色和黑色。服務員和巡視員*直視你的臉，把自己當作和你完全平等的人。卑躬屈膝的和禮儀性的套話暫時消失了。沒有人說‘senor’**或者‘don’***甚至是‘usted’（您），每個人都稱別人為“同誌”、“你”，說salud！，而非‘buenosdias’。自從普裏莫?德裏維拉****（primoderivera）的時代以來法律就規定不允許收取小費。我對此的第一次經曆是，我試圖給一位電梯管理員小費，可受到了酒店經理的告誡。沒有私人汽車，它們全都被征用了：所有的有軌電車、出租車，以及大部分其他交通工具，都被漆成紅色和黑色。革命的海報用醒目的紅色和藍色印刷，四處張貼，貼在牆上相當搶眼。相形之下，殘留在牆上的為數不多的昔日廣告招貼畫，就像是一些胡亂塗抹上去的毫無價值的東西。在拉姆拉斯南麵，寬闊的主大街上聚集了龐大的人群，人們不時地來回走動。大喇叭整天播放著刺耳的革命歌曲，直至深夜。這些人乍看起來也許是這個世界上最奇特的生靈了。從表麵上看，這座城市的富有階級已經消失了。除了很少一部分女性和外國人，這裏根本沒有穿著考究的人。事實上，每個人都穿著粗糙的工作服，或藍外套，或不同樣式的民兵製服。所有這些都十分奇特，令人震撼。這裏有很多我不理解的東西，在某些方麵我甚至根本不喜歡，但我立即就認為這種情景是值得為之奮鬥的。我也相信，事情就像它表現出來的那樣，這裏確實是一個工人階級的國家，所有的資產階級不是逃走了，被殺掉了，就是自願地轉向工人階級陣營；我並沒有意識到，還有大量富裕的資產階級潛伏著，暫時把自己裝扮成無產者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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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百貨商店中從事監督店員、協助顧客等工作。——譯者
**意指大、老（附在長者姓上以區別兩個同名的人）。——譯者
***西班牙人用於男子名字前麵的尊稱，意即先生、老爺。——譯者
****西班牙將軍和政治人物，1923年9月至1930年1月的獨裁者。——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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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這裏也存在著某種戰爭的罪惡氣氛。這個城市看起來既灰暗不堪又極不整潔，公路和建築物幾乎無人維護。為防空襲，夜晚的街道昏暗無光；大部分商店非常破舊，幾乎空空如也。肉類奇缺，牛奶簡直難覓蹤跡，煤炭、食糖和汽油都十分匱乏，更為嚴重的是麵包供不應求。在這一時期，購買麵包者排成的隊伍常常達數百碼長。盡管如此，人們還是能判斷出，這裏的人民是滿足的和充滿希望的。這裏沒人失業，維持生存所需的費用仍然極其低廉；你很難看到極端貧困的人，除了流浪漢之外，也很難看到乞丐。最重要的是，人們有著對革命和未來的信念，產生出了一種突然進入平等和自由時代的感覺。人們嚐試著表現得像是真正的人，而非資本主義機器上的一個個小小的齒輪。理發店裏貼著的無政府主義者的通告（大部分理發師都是無政府主義者）莊嚴宣布，理發師不再低人一等了。大街上張貼著彩色的海報，呼籲廢除娼妓製度，讓妓女從良。“講英語的民族向來冷漠自大，對於來自這個文明的人而言，”這些空想的西班牙人采用這種毫無新意的革命措辭顯得十分可憐。在那段時間裏，有好多印刷有最天真的革命歌曲的活頁在街頭出售，其內容幾乎都是頌揚無產階級兄弟情誼和聲討墨索裏尼的邪惡的，每份隻需幾個生丁*。我時常看到一個沒怎麽受過教育的民兵，購買這種歌曲活頁，艱難地拚讀上麵的單詞，當他熟悉歌詞之後，就開始按曲譜的調子哼唱起來。
這段時間我呆在列寧軍營，表麵上是接受上戰場前的培訓。早在我剛參加民兵組織的時候，我就被告知將在第二天開赴戰場，但事實上我一直在等待，直到一個新的百人隊（100個士兵為一個百人隊）被組建起來。在戰爭開始之際，工會就匆忙組建了由工人組成的民兵組織，但這些工人都還沒有來得及以最常規的軍隊編製原則加以組建。隻是大致上劃分為：小分隊，大約三十個人；百人隊，一百個人；縱隊，實際上是指任何一個數量較大的人群。列寧軍營是由一些用石頭建造的華麗的建築物組成的，其中包括一個騎術學校和許多用鵝卵石鋪成的庭院，這裏曾經是一座騎兵營房，七月革命期間**被革命者奪取。這裏有很多馬廄，我所在的百人隊晚上就在其中一個馬廄中歇息。在石製馬槽下麵，依然銘刻著騎兵突擊隊員的名字。所有的馬匹雖然都已被征送前線，但到處仍然彌漫著馬尿和腐爛燕麥的氣味。我已經在這個兵營待了一個星期，我能記得的主要是馬匹留下的氣味，震耳欲聾的軍號聲（我們所有的軍號手都是業餘的——我第一次聽到的西班牙軍號聲來自法西斯陣地）、釘有平頭釘的靴子在兵營裏發出的“嗒嗒”聲，在冬日清晨黯淡的陽光下長時間地列隊行進，野蠻的足球比賽，在騎術學校的遍地沙礫上，對陣的雙方，各有五十個人。這座兵營裏大約有一千個男人，除了負責燒飯的民兵的妻子外，還有二十多個女人。這裏也有在民兵部隊服役的女人，盡管人數並不多。在早期的戰鬥中，女性與男性一起肩並肩地戰鬥，這是必然的。在革命時期，這看起來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這種觀念已經漸漸地發生了變化。在女兵操練的時候，男兵必須被隔離在馬術學校之外，因為這些男兵會嘲笑女兵，使她們分心。在幾個月之前，一個女人手裏握著槍決無任何可笑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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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生丁=1比塞塔。——譯者
**指1936年7月18日佛朗哥政變時，民眾的反抗運動。——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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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兵營都是一片汙穢和混亂的景象，民兵對他們占領的每一棟建築都作了改造，這看起來是革命的一個副產品。每一處角落都會碰上成堆的被毀壞的家具，破爛不堪的舊馬鞍，銅質的騎兵頭盔，空空的馬刀刀鞘，以及正在腐爛的食物。對食物，特別是麵包的浪費非常可怕。僅僅在我的兵營宿舍裏，每一餐都會扔掉一籃子麵包，這是非常可恥的，因為市民正麵臨著嚴重的麵包短缺。我們在長長的案板桌子上吃飯，錫製的餐具上滿是日久年深的油垢，還得喝一種盛在該死的叫做porron裏的酒。porron是一種（長頸）玻璃瓶，瓶上有一個細細的瓶嘴，不論何時，隻要你傾斜酒瓶，就會從瓶嘴裏噴出一道細細的酒注來。這樣，即使你離得老遠也能喝到酒，無須用嘴巴接觸瓶嘴，它還可以在人們的手中互相傳遞。在我的眼中，這玩意兒乍看起來太像夜壺了，特別是當它裝滿白酒的時候。
按照程序，要給征募的新兵分發製服，因為這是在西班牙，每一件事情都會變得很瑣碎，所以不能確定誰已經收到了什麽，我們所需要的許多的西，諸如腰帶和子彈盒，不到最後一刻，即火車已在等著把我們載往前線的時候，是不會發下來的。我曾說到的軍隊“製服”，這可能會導致一種錯誤的印象。確切地說，這不是製服。也許用“多用衫”這個詞來形容會顯得更合適。每個人的衣服設計款式大致都是一樣的，但卻沒有任何兩件衣服完全相同。每一個軍隊裏的人幾乎都穿著燈心絨的及膝褲，但在那裏，這種統一被破壞了。有人打著皮綁腿，有人穿著燈心絨褲子和長統橡膠靴，還有人既打著皮綁腿又穿高統靴。每個人都穿著帶拉鏈的夾克衫，但有人穿的夾克是皮質的，另一些人穿的是羊毛的，什麽顏色都有。帽子的樣式就和他們的穿著一樣五花八門。通常他們會在帽子的前方別上一枚黨章，此外，幾乎每個人都在自己的脖子上係上一條紅的或紅黑相間的手帕。在那個時候，一支民兵隊伍看起來就是一群非常奇怪的烏合之眾。考慮到當時的環境，相對來說這些衣服的用了並不差，但它們都好象是這家或那家工廠匆匆忙忙地趕製出來的。襯衫和短襪是破爛的棉織品，在抵禦嚴寒方麵幾乎完全不起作用。我真不願意去想，在凡事都有條理之前，那些民兵該如何度過這較早的幾個月。我突然想起，大約在兩個月之前的一份報紙上，p.o.u.m.*的一位領導者在參觀了前線之後，提出他將盡力做到“每個民兵都有一條毯子”，如果你在戰壕裏睡過覺的話，這可是一句令你戰栗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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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partidoobrerodeunificacionmarxista），下稱“馬統工黨”。——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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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兵營的第二天，開始出現了被戲稱為“指示”的東西。一開始，場麵亂得可怕。他們大多是從巴塞羅那的窮街陋巷招募來的男孩子，年紀不過十六七歲，充滿了革命的熱情，卻全然不知戰爭意味著什麽。即使想讓他們站成一條直線也是不可能的。根本不存在什麽紀律，如果一個人不喜歡某項指令，他就會走出隊伍，向長官大聲咆哮。指揮我們的陸軍上尉是一個結實的、沒有經驗的、令人愉快的年輕人，以前是正規軍隊的軍官，就他整潔的儀容和嶄新的製服來看，現在看起來也依然像個正規軍隊的軍官。最奇特的是，他還是一個最忠誠和最熱情洋溢的社會主義者。他堅持在所有的隊列中實行完全的社會平等，這比那些隊伍中的民兵自己所要求的還要徹底。我還記得，當一個無知的新兵叫他“先生”時他的那副帶著痛苦的驚訝神情。“什麽！先生？是誰叫我先生？難道我們不是同誌嗎？”我很懷疑這樣做是否能讓他的工作變得輕鬆一點。那時，對於那些完全未經軍事培訓的愣頭愣腦的新兵來說，這種做法其實根本不起作用。我曾經被告知，外國人無需遵從“指導”（我注意到，這些西班牙人有一種可憐的信條，認為所有的外國人都比他們知道更多的軍事知識），但事實證明，我生來就與其他人一樣。我急於學習如何使用機關槍，這是一種我從來沒有摸過的武器。令我不安的是，根本就沒人教我們使用武器。所謂的指導就是在閱兵場上進行最陳舊、最愚蠢的操練：向右轉，向左轉，向後轉，三個人一組正步走，以及所有其他類似的根本沒有實戰價值的聯係，這些我在十五歲的時候就已經學過了。這是一種對非正規軍進行的形式非常特別的訓練。顯然，如果你隻能用有限的若幹天時間來訓練一名士兵，你就必須教會他最需要的東西，如何隱蔽，如何穿過無遮無攔的地方，如何站崗，如何築胸牆——最重要的是，如何使用他手中的武器。但是，這些由熱情的孩子們組成的烏合之眾，甚至連如何用來複槍射擊或把手榴彈上的保險銷拉掉都還沒有被教會，在不久之後就會被送到前線。那時，我還沒有想到，這是因為那裏根本就沒有可供練習的武器。在馬統工黨的民兵中，來複槍的短缺十分嚴重，以至於到達前線的新部隊總是不得不從那些撤離前線的部隊手中接過來複槍。我確信，在整個列寧軍營，除了哨兵使用的之外，根本沒有來複槍。
又過了幾天，盡管無論以任何通常的標準來看，我們仍然是一群烏合之眾，但我們還是被認為已經適合出現在公共場合了，清晨，我們在西班牙廣場外的那座山上的一些公園行軍。不光是騎兵和新成立的人民軍前幾個小分隊，黨領導的民兵都在這個操場訓練。在公園北部，你能看到非常奇怪的和令人振奮的場景。大家走過每條巷子和小路，在整齊、均勻的花圃裏，一班或一群人呆板地來回行進，挺著他們的胸膛，拚命地設法使自己看起來像個士兵。他們全都沒有武裝，沒有人穿著完好的製服，大多數人的製服不是這裏就是那裏都會露出一些補丁。程序總是非常相似的。有三個小時我們昂首闊步地來回正步走（西班牙的正步非常短也非常快），接著我們立定，解散。饑渴驅使大家湧向半山腰的一家雜貨店，購買廉價的酒，小店頓時顯得生意特別興隆。每個人對我都很友好。作為一個英國人，我讓人感到好奇，馬槍騎兵隊的官員很器重我，常常請我喝上一杯。這時，我則把我們的中尉拽到角落裏，叫嚷著要學習如何使用機關槍。我習慣性地從衣袋裏掏出雨果辭典，開始用我那糟糕的西班牙語對他說：
“yo sémane jarfusil. no sémane jarametr all adora. quie roapprenderametradora. cuándovamosapprenderametrad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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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是：我不會使用來複槍，不會使用機關槍。我想學如何用機關槍。我們什麽時候學習使用機關槍？——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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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複是不耐煩的微笑，以及保證明天就教機關槍教程。不用說，明天根本不會來。很多天過去了，新兵們的行軍和立正已經練得相當漂亮了，但是，如果他們能知道子彈是從來複槍的哪一端射出來的話，這也就算是他們知道的全部了。一天，有個攜帶武器的馬槍騎兵溜達到我們這裏，我們剛好停下來休息，他讓我們都過來瞧瞧他的來複槍。結果，我們這個小分隊裏，除了我，沒有一個人知道該如何給槍上子彈，更別提該如何瞄準了。
自始至終，我一直在與西班牙語做經常性的鬥爭。除了我自己，兵營裏就隻有一個英國人，即使是在軍官當中，也沒有一個人會說哪怕一個法語單詞。我的戰友們互相交談的時候，他們說的是加泰羅尼亞語，但這對我而言並沒有多大的幫助。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隨身攜帶一本小字典，在遭遇窘迫的時候，就嗖地一下從衣袋裏掏出來應急。但是與在其他國家相比，在西班牙，我很快就不再被看成外國人了。在西班牙交朋友是多麽容易啊！大概隻相處了一兩天，就有二十多個民兵開始用我的教名稱呼我，給我幫助，用熱情包圍了我。我這不是在寫一本宣傳冊，也無意於把馬統工黨的民兵理想化。整個民兵係統中存在著嚴重的問題，人們自己也是一團糟，因為這一次是降格招募，比較好的人選不是已經待在前線陣地，就是已經在戰鬥中身亡。在我們的隊伍中，總有一部分人是完全派不上用場的。這些十五歲左右的男孩子的父母把他們撫養大了，為的就是一天能領到十個比塞塔（民兵的工資），同時也是為了麵包，因為民兵會配給較多的麵包，他們可以偷偷地拿一些回去交給自己的父母。但是我反對將任何人排斥出去，我雖說自以為自己是西班牙工人階級的一分子——也許更應該說的是加泰羅尼亞工人階級的一分子，因為除了為數不多的阿拉貢人和安達盧西亞人之外，我更多的還是同加泰羅尼亞人混在一起——卻沒有受到他們寬容的品德的影響，特別是他們的坦率和慷慨。一個西班牙人的慷慨，用最直接的話來說，甚至常常令人感到尷尬。如果你向他要一支煙，他會把整包香煙塞給你。在諸如此類的小事情上，包含了一種更深意義上的心靈上的寬厚情懷，這是我在這種處境艱難的環境中不斷遇到的。在這次戰爭期間到訪西班牙的一些新聞記者和外國人曾經宣稱，西班牙人私下裏對外來援助人員懷有一種極其強烈的嫉妒情緒。我對此所能說的是，我還從來沒有見到過這樣的情形。我記得，在我離開軍營的前些天，有一些人被從前線輪換回來。他們興奮地相互談論自己的經曆，在談到曾在韋斯卡與他們並肩戰鬥的一些法國誌願軍時充滿了熱情。他們說，法國人很勇敢，接下來又熱情洋溢地補充道：“másvalientesquenosotros（比我們還要勇敢）”。當然，對於他們後來談到的諸如法國人對戰爭藝術了解得更多——對手榴彈、機關槍等等更為內行之類的說法，我是不讚成的。但不管怎樣，這種評論意義重大。而一個英國人寧可把手剁下來，也不會說出這樣的話來。
每個進入兵營的外國人在頭幾個星期裏都在學習如何熱愛西班牙人，但往往會被西班牙人特有的性格特征所激怒。在前線，我個人遇到的煩惱在一定程度上發展到了暴怒的程度。西班牙人對於很多事情都很內行，但對作戰除外。所有的外國人都會對他們的無視效率感到驚駭。最令人難以忍受的是他們非常出格地不準時。有一個西班牙單詞每個外國人都不能不知道——manana，“明天”（字麵意思為“早上”）。不管是不是可信，今天的事總是會被推遲到明天辦。這是如此地惡名遠揚，甚至連西班牙人自己也會拿它來開玩笑。在西班牙，不管什麽樣的事，從吃飯到戰鬥，甚至就連約會也是如此。作為一種慣例，無論哪一件事情總是來得太遲，當然，也有僅僅是偶然的——有如你不能指望他們隻是碰巧才遲到那樣——他們碰巧會來得太早。一列火車理應在八點出站，但實際開出的時間會在九到十點之間。不過，也許在一個星期中會有一次，由於司機一時興起，火車在七點半就出站了。這樣的事情有點讓人厭煩。從理論上講，我寧可尊敬這些西班牙人，他們沒有我們這些北方人對於時間的神經衰弱症，可非常不幸的是，我有。
在從不間斷的謠言、“明天”和拖遝之後，我們突然接到通知，要在兩個小時之後開赴前線，此時，我們的大部分裝備都還尚未配給。在軍需官的庫房裏出現了可怕的騷動，排在後麵的人不得不在沒有領到全部裝備的情況下離開。兵營裏突然到處都是女人，她們仿佛是從地下冒出來的，在幫助自己第男人卷起毯子、打理背包。丟麵子的是，我竟然也得由一個西班牙女孩——另一個英國民兵威廉的妻子，來向我演示如何掛上新發的皮質子彈盒。她是一個文雅、黑眼睛、有著濃厚女性特征的人。她的終身職業似乎應當是搖搖籃，但事實上，她在七月的巷戰中表現得非常勇敢。此時她懷裏正抱著一個小寶寶，寶寶是在戰爭爆發後十個月出生的，也許是在一道路障後麵受孕的。
火車應該在八點離開，但是直到八點十分，疲憊不堪、汗流浹背的官員們還在試圖讓我們在軍營前的廣場上集合列隊。點燃火炬的場麵在我腦海裏留下的印象依然十分清晰——喧囂和激動，紅旗在火炬的光芒中飄揚，大批列隊的民兵背著背包，他們卷好的毯子露出了磨破的邊，喊叫聲，皮靴和錫製酒杯發出的哢噠聲，後來發出的巨大的噓聲成功地帶來了安靜。接下來，一位政治委員站在一麵巨大的飄揚的紅旗下用加泰羅尼亞語對大家進行演說。最後，他們讓我們前往車站，行進的是最繞道的路線，長達三到四英裏，目的是在全城的人們麵前充分地展示一下。到了拉姆拉斯，他們讓我們停留了一會，一支借來的樂隊演奏了一些革命歌曲或其他什麽歌曲。再一次，這些耀武揚威的英雄們——叫喊著，洋溢著熱情，到處都是紅旗或紅黑相間的旗幟。友好的人群聚集在道路兩旁，為的是看上我們一眼。女人們站在窗口向我們揮手致意。那時候這一切看起來是多麽自然，現在這一切看起來卻又是多麽遙遠和不可思議！火車上十分擁擠，以至於連地板上都幾乎沒有能讓人坐得下來的空間。在最後一刻，威廉的妻子從站台上衝下來，送給我們一瓶酒，一英尺長的亮紅色的香腸。香腸吃起來帶有肥皂味，讓我們都拉了肚子。火車以正常的戰時速度（每小時不到二十公裏）蠕動著駛出加泰羅尼亞，前往阿拉貢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