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巴塞羅那戰鬥，我們永遠不可能得到非常準確、毫無偏見的描述。因為缺少保留下來的必要記錄。除了一大堆指控和政黨的宣傳材料外，後來的曆史學家不會獲得任何別的東西。而我，除了自己的親眼所見，以及從我認為可靠的見證者那裏聽到的以外，也同樣幾乎沒有什麽資料。然而，我能駁斥一些極為可恥的謊言，幫助人們從某種視角來理解這一事件。
首先，到底發生了些什麽？
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裏，整個加泰羅尼亞的局勢都很緊張。在這本書的前幾章裏，我已經描述了共產黨和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鬥爭。事態發展到1937年5月，暴力似乎已經無法避免。造成摩擦的直接原因是，政府命令上繳所有的武器，並決定以此建立一支“非政治的”武裝警察部隊，但不允許工會會員加入。這樣做的意圖很清楚。同時很明顯，下一步行動就是接管由全國勞工聯盟控製的那些關鍵性的工業部門。此外，由於日益加劇的貧富差距，以及對革命的模糊和普遍的受挫感，工人階級中間也產生了相當的怨恨情緒。這樣，由於5月1日沒有發生騷亂，許多人感到又驚又喜。5月3日，政府決定接管電話局，自戰爭爆發以來，這裏一直主要由全國勞工聯盟的工人管理。據稱，電話局管理得很糟糕，連官方的電話都被竊頂了。警察局長薩拉斯（不清楚他是否越權執行了命令）派了三卡車的武裝國民自衛隊，占領了電話大樓，而攜帶武器的便衣警察則封鎖了大樓附近的街道。大約在同一時間，國民自衛隊還占領和控製了市內其他具有戰略意義的各種建築物。無論這些行動的真實動機是什麽，人們普遍相信，這是國民自衛隊和加聯社黨（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向全國勞工聯盟發起總攻的信號。工人們的建築物遭到了襲擊，武裝的無政府主義者出現在大街上，人們不再工作，戰鬥很快就會打響，諸如此類的謠言傳遍全城。當晚以及第二天早上，全城到處建起了街壘，但直到5月6日造成才發生戰鬥。然而，雙方進行的主要是防禦性的戰鬥。建築物雖然遭到包圍，但據我所知，並沒有受到猛烈的進攻，雙方也都沒有使用大炮。大體說來，全國勞工聯盟——f.a.i.——馬統工黨的誤字控製了工人階級聚居的城市郊區，武裝的警察和加聯社黨則占據了城市中心地帶和各政府機關。5月6日，雙方曾有短暫的休戰，但可能由於國民自衛隊過於急切地想要解除全國勞工聯盟工人的武裝，衝突很快重新爆發了。然而，到了第二天早上，人們開始主動撤離街壘。5月5日晚間前後，全國勞工聯盟曾取得勝利，大批國民自衛隊的士兵投降。但他們沒有公認的領袖，也沒有固定和完整的計劃。事實上，人們也能看得出來除了抵抗國民自衛隊的模糊決定，根本就沒有任何計劃。全國勞工聯盟的官方領導人與勞工總會的領導人一起，懇求每個人都回到工作崗位上，畢竟，這是食物日益短缺的時期。在這樣的形勢下，如果繼續戰鬥，誰也不知道究竟將會發生什麽。5月7日下午，局勢基本恢複正常。那天傍晚，6000名來自巴倫西亞的突擊衛隊隊員由海路抵達巴塞羅那，控製了整個城市。政府發布命令，要求除了正規軍所持有的武器外，其他所有人的武器都必須上繳。在隨後的幾天裏，政府收繳了大量的武器。官方公布了戰鬥中的傷亡人數，死亡400人，約1000人受傷。死了400人，這個數字可能有些誇大，但由於沒有任何其他方式可以證明這一點，所以我們隻能將其視為準確的統計數字。
其次，這場戰鬥的後果是什麽？非常顯然，誰也不可能得出確切的結論。因為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這會對戰爭進程有什麽直接的影響，雖然如果持續更長一段時間，肯定會有。這場戰鬥為巴倫西亞當局直接控製加泰羅尼亞提供了借口，為瓦解民兵提供了借口，為鎮壓馬統工黨提供了借口，並且無疑也為卡巴列羅政府的垮台出了一份力。但我們也能肯定，上述這些事情放在任何情況下都會發生。真正重要的問題是，走上街頭的全國勞工聯盟的工人通過這場戰鬥，是否得到了或失去了些什麽。我認為，當然純粹是猜測，他們得到的要比失去的多。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中，巴塞羅那電話大樓被占領隻是其中的一個事件。自去年起，企業聯合會已經逐漸失去了直接的權力，總行動也脫離了工人階級的控製而漸為領導層所左右。這些頭頭們正在把人們引向國家資本主義，或者可能是重新引入私人資本主義。人們的抗拒可能使這進程放緩。戰爭爆發一年後，加泰羅尼亞的工人失去了大部分的權力，但他們的處境仍相對有利。無論麵對什麽樣的挑釁，他們都不會停止鬥爭，如果他們明確地流露出這樣的想法，情況可能就不是這樣了。有時候，拿起武器但被打敗了，可那總比完全放棄鬥爭要好得多。
第三，隱藏在這場戰鬥背後的目的，如果有的話，究竟是什麽呢？是軍事政變還是企圖進行革命？是確實意在推翻政府嗎？完全是有預謀的嗎？
我認為，僅僅在每個人都期待這場戰鬥發生的意義上，它才是有預謀的。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雙方曾經有過明確的計劃。在無政府主義者一方，他們的行動幾乎是自發性的，因為這個事件的參與者主要是普通民眾。當人們走上街頭以後，他們的政治領袖才極不情願地跟了上去，或者根本就沒有卷入其中。在緊張的革命氣氛中，唯一仍敢發出聲音的是杜魯提之友*（thefriendsofdurruti，f.a.i.內的一個極端派）和馬統工黨。但和以往一樣，他們隻是跟隨者而不是領導者。杜魯提之友也許確實散發了某種革命性的傳單，但傳單直到5月5日才出現在街頭，談不上吹響了戰鬥的號角，因為戰鬥早在兩天前就已自發開始了。全國勞工聯盟的官方領導人從一開始就否認整個事件。這有許多方麵的理由。首先，全國勞工聯盟仍在政府中有自己的位置，自治政府能夠促使它的領導人比一般黨員更保守。其次，全國勞工聯盟領導人的主要目標，是與勞工總會結成聯盟，而衝突隻會加劇全國勞工聯盟和勞工總會之間的裂痕，至少當時是這樣的。第三，雖然這一點當時不為人所知，無政府主義的領導人擔心事態的發展如果越過了某個界限，工人占領整個巴塞羅那，正如他們在5月5日所做的那樣，那就有可能引發外國的幹涉。英國的一艘巡洋艦和兩艘驅逐艦已經逼近巴塞羅那港口，毫無疑問，不遠處一定還有更多的戰艦。英國的報紙宣稱，這些艦船正在駛向巴塞羅那，“以保護英國的利益”。但實際上，它們還沒有這樣做，也就是說，沒有派遣軍隊登陸，也沒有接受難民。我們並不能確知這一點，但至少在本質上，英國政府雖然在西班牙落入佛朗哥手中時沒有動一下手指頭，但卻有可能迅速幹預這場戰鬥，使政權不至於落入工人階級的手中。
馬統工黨的領導人沒有否認這個事件。實際上，他們鼓勵追隨者留在街壘邊，甚至還在5月6日的《戰鬥》報上聲明，讚同杜魯提之友印發的極端主義傳單。（關於這份傳單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現在似乎沒有人能提供一份複印件。）在一些外國報紙中，傳單被描述為一份“煽動性的海報”，張貼於全城的每個角落。當然，並沒有這樣的海報。我對比了各種報道，應當說，這份傳單呼籲：建立革命委員會；槍斃那些對襲擊電話大樓負有責任的人；解除國民自衛隊的武裝。我們也不能很確切地知道，《戰鬥》在多大程度上讚成傳單上的內容。我沒有親眼看到這份傳單，也沒有看那天的《戰鬥》。我在這場衝突中看到的唯一傳單，就是5月4日成員人數最少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印發的傳單。傳單上僅僅寫著：“每個人都應走上街頭——除了軍工企業外，所有行業的工人發動總罷工。”（換句話說，它僅僅要求人們做已經做了的事情。）但實際上，馬統工黨的領導人的態度仍然搖擺不定。他們也許要一直等到打敗了佛朗哥，才會讚成舉行暴動。另一方麵，工人走上了街頭，而馬統工黨的領導人執行的卻是相當教條的馬克思主義路線，即當工人在街頭時革命黨的責任隻能是與他們站在一起。因此，盡管黨的革命標語宣稱“重新喚醒7月19日的精神”等等，實際上卻竭盡全力限製工人采取過激的行動。例如，他們從未下令進攻任何建築物；他們僅僅要求追隨者保持警惕，並且正如我在上一章中提到的，如果能夠避免，就千萬不要開火。[1]我應當說，人們也能估計到，馬統工黨的意圖就是力勸每一個人留在和躲在街壘後，或者盡可能說服一定數量的人更長時間地留在那兒，而不是做別的事情。那些與馬統工黨的領導人有私人接觸的人（我自己沒有）曾經告訴我，他們對整個事件實際上很驚慌，卻又感到必須與之聯係在一起。當然後來，如一貫的情形，他們由此獲得了政治資本。馬統工黨的一位領導人戈爾金後來甚至還提到了“五月的光榮日子”。從宣傳的觀點看，這也許是正確的路線。當然，馬統工黨在被鎮壓之前，也確有大量黨員短暫地參加了戰鬥。在策略上，支持杜魯提之友的傳單可能是犯了一個錯誤。因為這個派別是一個非常小的組織，通常敵視馬統工黨。考慮到人們普遍的激動情緒和雙方之間流傳的各種事情，這個傳單的積極之處隻是要人們“堅守在街壘邊”。但當無政府主義者的報紙solidaridadobrera（《工人的團結》）批駁它時，馬統工黨的領導人卻似乎在支持它，就使得共產黨的媒體事後能很容易地稱，這場戰鬥是一次完全由馬統工黨策劃指揮的暴動。然而，我們也許可以確定，無論發生過什麽，共產黨的媒體都會這樣說，與事前和事後在沒有太多證據情況下的各種指責相比較，這也算不上什麽。全國勞工聯盟的領導人並沒有從更謹慎的態度中得到太多好處，他們的忠誠受到稱讚，但轉機一旦出現，政府和財政部就將他們踢出門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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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期，inprecor的多次報道稱事實正與此相反，是《戰鬥》命令馬統工黨軍隊離開戰鬥前線的！通過查閱指定日期的《戰鬥》，這一點都能很容易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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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能根據當時人們的言論作出自己的判斷，其實，任何地方都沒有真正的革命動機。躲在街壘後的是普通的全國勞工聯盟的工人，其中也可能夾雜了少量的勞工總會的工人。他們並非企圖推翻政府，而是為了抵抗他們認為由警察發動的襲擊，無論這種看法是對還是錯。他們的行動基本上是防禦性的，因此我懷疑這是否應當被描述為一場“起義”，就像幾乎所有的外國報紙報道的那樣。起義，意味著采取進攻性的行動並製定有明確的行動計劃。更精確地說，這隻是一場騷亂，一場很血腥的騷亂，因為雙方的手中都有槍，並且很想加以使用。
但在另一方麵，這場戰鬥的意圖是什麽？如果不是無政府主義者的軍事政變，那可能是共產主義者的軍事政變嗎？是為了有計劃地一舉粉碎全國勞工聯盟的勢力嗎？
雖然某些事情會引起人們的猜測，似乎這場戰鬥是共產主義者的軍事政變，但我相信並非如此。重要的是，類似的事情兩天後在塔拉戈納也發生了（根據來自巴塞羅那的命令，武裝警察占領了那裏的電話局）。而在巴塞羅那，襲擊電話局並不僅僅是一個孤立的行動。在城市的各個街區，成群結隊的國民自衛隊和加聯社黨的追隨者攻占了所有具有戰略意義的建築物，如果這些行動在戰鬥開始之前還沒有進行，那至少這樣的進展速度是驚人的。但人們必須記住的是，這些事情發生在西班牙而非英國，而巴塞羅那是一座有著悠久巷戰曆史的城市。在這樣的地方，事情發展得很快，各個派別都時刻準備著，每個人都熟知當地的地形；當槍聲響起時，人們幾乎就像在進行軍事訓練一樣，立即就會找到自己的位置。大概那些負責攻占電話局的人預料到會有麻煩，雖然他們沒想到實際的規模還要更大，但還是做好了充分的應對準備。後來，他們並沒有打算對全國勞工聯盟發動總攻。我之所以不相信雙方已經做好了大規模戰鬥的準備，原因有兩點：
（1）雙方事前都沒有調動軍隊進入巴塞羅那。這場戰鬥僅僅發生在那些已經身在巴塞羅那的人之間，參與者主要是市民和警察。
（2）食品幾乎立即陷入了短缺。每一個在西班牙服役的人都知道，西班牙人軍事行動的真正出色之處，就是軍隊的食物供應非常好。如果雙方都在預謀打上一兩個星期的巷戰，舉行總罷工，而事前卻沒有儲備好食物，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最後，這一事件的真相是什麽？
國外反法西斯主義媒體的報道使這一事件蒙上了重重迷霧，但人們通常隻能聽到一麵之詞。結果，巴塞羅那之戰就被描述為不忠誠的無政府主義者和托洛茨基主義者的起義，是他們“從背後捅了西班牙政府一刀”，當然還有許多諸如此類的說法，可問題並不像看上去的那麽簡單。毫無疑問，如果你正在與死敵開戰，就最好不要讓自己窩裏的人也打起來。但值得記住的是，至少要有兩個人才會有爭吵，人們除非認為自己受到了挑釁，否則決不會去建築街壘的。
當政府命令無政府主義者放下武器時，麻煩自然也就蔓延開來。在英國的媒體中，這件事被翻譯成英文以後，呈現了這樣的表述形式：阿拉貢前線急需武器，但卻無法得到，因為毫無愛國心的無政府主義者阻止運送武器。如此這般的描述，忽略了西班牙的實際情況。眾所周知，無政府主義者和加聯社黨都在藏匿武器，尤其當戰鬥在巴塞羅那爆發時，這一點就更清楚了：雙方都拿出了大量的武器。無政府主義者清楚地知道，即便他們放下武器，加泰羅尼亞的主要政治力量加聯社黨仍會把武器留在手中，戰鬥結束後的實際情形就是如此。其間，在街上看得到大量的武器。雖然這些武器在前線很受歡迎，但最終卻留在了後方“非政治的”警察手中。在這個問題的背後，共產黨和無政府主義者之間仍有不可調和的分歧，遲早都必然會導致某種鬥爭。自戰爭開始以來，西班牙共產黨的人數激增，他們奪取了大部分的政治權力，國外成千上萬的共產黨人來到西班牙，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公開表示，一旦反對佛朗哥的鬥爭取得勝利，就會“清算”無政府主義。在這樣的境況下，人們很難期待無政府主義者會願意交出他們在1936年夏天得到的武器。
占領電話局僅僅是點燃既有炸彈的導火索。也許恰好可以預料的是，那些對此負有責任的人認為不會有麻煩。據說，幾天前，加泰羅尼亞省長孔帕尼斯笑著宣布，無政府主義者是會忍氣吞聲、承受一切的。[1]但可以非常肯定地說，這決不是一個明智的舉動。在過去的好幾個月裏，共產黨和無政府主義者在西班牙各地發生了一係列的武裝衝突。而在加泰羅尼亞，特別是其首府巴塞羅那，局勢日趨緊張，已經發展成街頭爭吵、謀殺，等等。手持武器的那些人，正在進攻工人在七月戰鬥中奪取的並在感情上極為重視的建築物，這個消息突然傳遍了全城。我們必須記住，工人階級並不喜歡國民自衛隊。對過去的數代人來說，衛兵僅僅是領主和老爺的附屬物，而國民自衛隊遭受到加倍的仇恨，因為人們紛紛猜測，而且也有充分的根據，他們對法西斯的反對十分可疑。[2]促使人們在最初的幾個小時裏走上街頭的情感，可能就是促使他們在戰爭之初抗擊反叛將軍的同樣情感。當然，全國勞工聯盟的工人是否必須毫無異議地交出電話局，仍然存有爭議。任何人在這一問題上所持的觀點，最終都將取決於他對中央集權政府和工人階級掌權問題的態度。也可以更貼切地說：“誠然，全國勞工聯盟很可能有自己的理由，但畢竟，戰爭正在進行，而他們無權在後方發動戰爭。”是的，我完全讚同，任何內部的混亂都可能幫了佛朗哥的忙。但究竟是什麽促成了這場戰鬥？政府也許有權、也許無權占領電話局，關鍵是，在當時的實際情況下，這必定會導致一場衝突。這是一種挑釁性行為，是一種威脅性的姿態，基本含義是說：“你們的權力終止了，由我們來接管。”政府以為人們不會反抗，可這卻違背了基本常識。如果人們能夠保持一種理性的均衡感，那就會意識到，錯誤不完全在其中任何一方，特別是在這種事情上更不可能完全歸咎於一方。人們之所以接受了有關這件事的片麵說法，原因僅僅是西班牙的各革命黨派與外國的媒體缺少交往。特別是在英國媒體中，你必須搜尋很長一段時間，才會發現一些關於西班牙無政府主義者的正麵報道，在戰爭的任何一個階段全都如此。他們遭到係統的詆毀，並且我從自身的經曆也知道，幾乎不存在人們印發材料為自己辯護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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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政治家》（newstatesman）（1937年5月14日）
[2]戰爭一爆發，國民自衛隊就與更有勢力的黨派站在了一邊。在後來的戰爭中，在好幾個地方，例如在桑坦德，當地的國民自衛隊全都轉向了法西斯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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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試圖客觀地描述巴塞羅那戰鬥，盡管顯然沒有任何人能夠在這個問題上做到完全客觀。實際上，人們不得不偏袒某一方，並且必須非常清楚我站在哪一方。此外，我的描述不可避免地會有錯誤之處，不僅在這一章而且在別的章節中都可能有。事實上很難準確地描述這場西班牙戰爭，因為我們缺少非宣傳性的文獻。每一個人都要警惕我的記述中的偏見和錯誤。盡管如此，我已經盡最大努力做到誠實。但大家會看到，我的描述完全不同於國外，特別是西班牙共產黨媒體的報道。有必要檢查共產黨的說法，因為它被發行到全世界，此後又在很短的間隔裏不斷增補，可能已經成為最廣泛接受的說法。
在共產黨以及親共產黨的媒體中，對巴塞羅那之戰的全部指責都指向馬統工黨。他們斷言，這場戰鬥不是自然爆發的，而是旨在推翻政府的有準備、有計劃的起義，完全由馬統工黨一手策劃，並得到少數誤入歧途的“暴徒”的幫助。不僅如此，這也肯定是一場法西斯的陰謀，是按照法西斯的命令采取的行動，意欲在後方發動內戰，從而使政府癱瘓。馬統工黨是“佛朗哥的第五縱隊”，是與法西斯結成聯盟的托洛茨基主義組織。據5月11日的《每日工人報》報道：
德國和意大利的代理人湧入巴塞羅那，假裝為臭名昭著的“第四國際大會”作“準備”，實際上確實有一個重要的任務。這就是：
他們與當地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合作，準備製造混亂和流血事件。這樣，德國人和意大利人就能夠宣布，由於巴塞羅那的混亂局麵不斷蔓延，他們“無法從海上有效地控製加泰羅尼亞的海岸線”，因此，“他們隻能在巴塞羅那登陸上岸”。
換句話說，他們正在作的準備，就是讓德國和意大利政府能夠公開派遣軍隊和艦船登陸加泰羅尼亞海岸，並宣布他們這樣做是“為了維護秩序”……
達到這一目的的工具已經以托洛茨基主義組織的形式，為德國人、意大利人準備好了。這就是我們所知的馬統工黨。
以犯罪行動著稱的馬統工黨，和無政府主義組織中某些受到蠱惑的人一起，策劃、組織和領導了後方的這次襲擊，與前線對畢爾巴鄂的進攻在時間上配合得天衣無縫，等等。
在這篇文章的後麵，巴塞羅那戰鬥成了“馬統工黨發動的進攻”。而同一期報紙的另一篇文章則聲稱，“毫無疑問，必須對加泰羅尼亞的血腥殺戮負責的，正是馬統工黨。”5月29日的inprecor稱，那些在巴塞羅那修築街壘的人，隻不過是“馬統工黨為該目的從本黨征招過來的黨員”。
我本想引用更多的文章，但這幾篇就已經把問題說得相當清楚了。馬統工黨必須對這場戰鬥負全責，而且它是根據法西斯的命令采取行動的。待會我將從共產黨的媒體上摘錄更多的內容。我們將看到，那些描述多麽自相矛盾，毫無價值。不過在此之前，我們有必要指出幾個更重要的原因，以說明關於五月戰鬥是由馬統工黨策劃的法西斯起義的這種說法，幾乎令人難以置信。
（1）馬統工黨沒有足夠的黨員或影響力，能夠煽動如此大規模的暴亂，更沒有力量發動總罷工。它是一個政治組織，沒有與工會建立明確的關係。並且它幾乎沒有能力引發全巴塞羅那舉行罷工，就像（比如說）英國共產黨，沒有能力引發全格拉斯哥的罷工。正如我早先所說的，其領導人的態度在某種態度上可能會有助於延長這場戰鬥，但他們即便想到了，也無法發起戰鬥。
（2）所謂法西斯陰謀的說法僅僅基於主觀臆斷，而所有的證據都把我們引到了別的方向。我們被告知，這是為德國和意大利政府派遣軍隊登陸加泰羅尼亞而實施的計劃，但並沒有任何德國或意大利的軍艦靠近海岸。至於“第四國際大會”和“德國和意大利的代理人”的說法，純粹是天方夜譚。據我所知，沒有任何人說要召開第四國際的代表大會。馬統工黨以及其兄弟黨（英國獨立工黨，德國的s.a.p.，等等），確有擬議召開一次代表大會的含糊不清的計劃，可這被暫定在兩個月以後，即七月的某個日子，況且還沒有一個代表到達。除了《每日工人報》外，人們沒有在別的媒體上見到過“德國和意大利的代理人”的說法。任何在那時穿越前線的人都知道，“湧入”或“湧出”西班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3）無論是在馬統工黨的主要據點萊裏達，還是在前線，都沒有發生什麽事情。顯然，如果馬統工黨的領導人想幫助法西斯，就會命令自己的民兵離開前線，讓法西斯進入西班牙。但這種事情沒有發生，也沒有人曾提議這樣做。沒有任何額外人員事前被帶離前線，雖然相當容易以各種借口，偷偷地帶上，比如說一兩千人，回到巴塞羅那。前線甚至也沒有間接的破壞活動。食品、軍需品等等的運輸仍舊如常，我在事後通過詢問證實了這一點。畢竟，這種所謂的有計劃的起義，需要進行幾個月的準備，包括對民兵進行顛覆性的宣傳動員，等等。但沒有任何諸如此類的跡象或謠言。前線的民兵沒有參與“起義”，這一點確鑿無疑。如果馬統工黨真的計劃發動一場軍事政變，那就難以相信，他們究竟為什麽沒有使用自己所擁有的唯一的罷工力量，即大約十萬人的武裝工人。
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相當清楚地看到，西班牙共產黨宣稱馬統工黨的“起義”是在按照法西斯的命令行事，根本毫無證據。我將補充更多一些從共產黨媒體上摘錄的資料。他們對襲擊電話局的揭幕之戰的各種描述，很有啟發性。除了一味譴責對方他們什麽都不認可。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國共產黨的報紙中，譴責的矛頭首先指向了無政府主義者，後來才對準馬統工黨。原因相當明顯。在英國，並不是每個人都聽說過“托洛茨基主義”，相反，每一個說英語的人一聽到“無政府主義”，就會嚇得直發抖。人們一旦知道“無政府主義者”卷入了這場戰鬥，那就為偏見創造了適宜的氛圍；此後，這樣的譴責就可以被很有把握地轉嫁到“托洛茨基主義者”的頭上。5月6日的《每日工人報》這樣寫道：
本周星期一和星期二，一小撮無政府主義者占領並企圖控製電話和電報大樓，戰火還蔓延到街頭巷尾。
沒有什麽能比得上以各方角色的顛倒開場。國民自衛隊進攻一幢全國勞工聯盟控製的樓房，於是，全國勞工聯盟被描述為進攻了自己所駐守的樓房，也就是進攻了自己。另一方麵，5月11日的《每日工人報》稱：
左翼的加泰羅尼亞公共安全部長阿依瓜德（aiguade），以及聯合社會主義的公共秩序總長羅德裏格?薩拉斯，派遣共和國的武裝警察進入電話局（thetelefonica）的辦公大樓，解除了那裏雇員的武裝，那些雇員大多是全國勞工聯盟的成員。
這與第一個說法不吻合；雖然那如此，《每日工人報》卻沒有說第一個說法是錯的。5月11日的《每日工人報》稱，杜魯提之友的傳單（因為全國勞工聯盟否認自己散發過這樣的傳單）出現在5月4日和5月5日，也就是發生在戰鬥期間。而5月22日的inprecor又寫道：
下午三點，公共安全委員薩拉斯同誌，來到前一晚被50名馬統工黨黨員和各種暴徒占領的電話局大樓。
這看起來相當奇怪。50名馬統工黨黨員占領了電話局大樓，人們也許會把這樣的事視為非常奇特的現象，因而當時就足以引起某些人的注意。然而人們似乎在三四個星期後才發現這個事實。在另一期的inprecor中，50名馬統工黨黨員變成了50名馬統工黨民兵。很難整理出比這些段落含有更多矛盾之處的文章了。一會兒，全國勞工聯盟正在進攻電話大樓；一會兒，他們又受到了攻擊。一份傳單出現在攻占電話大樓之前，是事件發生的原因；但又有人稱，傳單出現在攻占電話大樓之前，是事件發生的原因；但又有人稱，傳單出現在攻占之後，是事件的結果。在電話大樓裏的人，開始說是全國勞工聯盟的黨員，又說是馬統工黨的黨員，等等。在更後一期、6月3日的《每日工人報》中，坎貝爾先生告訴我們，政府僅僅攻占了電話局大樓，因為那裏已經構築了街壘。
由於篇幅有限，我僅僅選取了對一個事件的報道，但在共產黨的報紙中隨處可見類似的前後矛盾。此外，還有各種憑空捏造的陳述。例如，5月7日的《每日工人報》轉引了一則據說是西班牙駐巴黎大使發布的消息：
這次起義最重要的特點，就是舊的君主製主義的旗幟已從巴塞羅那各種房間的陽台上飛落。無疑，人們相信參加起義的人已經掌握了局勢。
《每日工人報》可能忠實地轉載了這則消息，但西班牙大使館負責此事的人必定是有意在撒謊。任何西班牙人對國內形勢的理解，都會比那個大使更好。一麵在巴塞羅那的君主製主義旗幟！它能立即聯合起敵對的各派力量。甚至當時在場的共產黨人讀到這段消息，也不得不笑了起來。各種共產黨報紙關於認為“起義”期間馬統工黨使用了武器的報道，同樣荒謬。隻有人們對事實一無所知，那些新聞報道才可信。在5月17日的《每日工人報》上，弗蘭克?皮特凱恩先生稱：
在暴動中，人們實際上使用了各種各樣的武器。有在過去數月中竊取、藏匿的武器，以及諸如坦克之類在起義之初從兵營偷盜的武器。顯而易見，他們手上有大量的機關槍和幾千支來複槍。
5月29日的inprecor也稱：
5月3日，馬統工黨掌握著許多機關槍和幾千支來複槍……在廣場，托洛茨基主義者在行動中使用了大量的75毫米手槍。那些槍或者是為阿拉貢前線定製的，或者是民兵們小心地藏匿在房前屋後的。
皮特凱恩先生沒有告訴我們，馬統工黨擁有大量機關槍和幾千支步槍，是如何以及什麽時候得知的。我作了一個估算，馬統工黨的三棟主要建築物中約有80支步槍，一些手榴彈，但沒有機關槍，也就是說，大概足以裝備那時所有政黨布置在各自大樓中的武裝警衛。似乎奇怪的是，後來，馬統工黨被鎮壓，其所有的建築物都被接管，但根本沒有發現數以千記的武器，更甭說不可能藏在煙囪裏的坦克和野戰炮了。但上述兩則報道所暴露出來的是，共產黨對當地的情況一無所知。按照皮特凱恩先生的說法，馬統工黨“從兵營中偷了坦克”，但卻沒有告訴我們是哪一座兵營。馬統工黨的民兵與大批人民軍的士兵一起駐紮在列寧兵營。因此，皮特凱恩先生就要求我們相信，馬統工黨與人民軍共同謀劃偷走了坦克。關於藏匿在“房前屋後”的75毫米手槍的來曆，也與此類似。文中沒有提到這些房屋在哪裏。那些在廣場上開火的眾多槍支，出現在許多報紙的報道中，但我認為，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那些槍支都是子虛烏有的事情。正如我先前提到的，我沒有聽到戰鬥中的槍聲，雖然廣場離我當時所在地點隻有約一公裏遠。幾天後，我到廣場仔細查看了一下，也沒有發現建築物上有任何彈痕。戰鬥發生時一直呆在附近的一位目擊者稱，那兒不曾出現過槍支。（順便提一下，被偷槍支的故事可能出自俄國總領事安特羅夫-奧維申科之口。他至少把這個故事告訴了一位著名的英國記者。之後，這個記者將此消息刊發在一份周報上。安特羅夫-奧維申科後來遭到“清洗”。至於這件事如何影響了他的信譽，我就全然不知了。）當然，事實是，如果不編造這些關於坦克、野戰炮之類的故事，就很難使巴塞羅那戰鬥的規模與馬統工黨的很少人數協調起來。總之，有必要宣布馬統工黨對這場戰鬥負全責；有必要宣布它是一個沒有追隨者、微不足道的政黨，按照inprecor的說法，隻有幾千名黨員。使上述兩種說法都可信的唯一指望，就是謊稱馬統工黨擁有一支現代機械化部隊的全部武器。
讀完共產黨報紙的報道，不可能不意識到，他們別有用心地利用了公眾對事實的不了解，目的隻是逐漸引起人們的偏見。因此，例如，正如皮特凱恩先生在5月11日的《每日工人報》上所寫，就有了人民軍鎮壓了“起義”這樣的陳述。這是想給局外人一個印象，即全加泰羅尼亞團結一致，堅決反對“托洛茨基主義者”。但在整個戰鬥中，人民軍一直保持著中立，這一點每個在巴塞羅那的人都知道，也很難相信皮特凱恩先生不知道。再舉一個例子，為了誇大混亂的程度，共產黨媒體對戰鬥中的傷亡人數作了不實報道。西班牙共產黨總書記迪亞茲稱戰鬥中死了900人，傷了2500人，他的說法被共產黨媒體廣泛采用。加泰羅尼亞宣傳部長是不太可能壓低數字的，即使他說的也隻是死400人，傷1000人，可共產黨把傷亡總人數又誇大一倍，並且為了討吉利在添加了幾百人。
國外資產階級的報紙通常把騷亂的責任歸於無政府主義者，但也有一些則接受了共產黨的說法。這裏就包括《英國新聞紀實報》，其記者約翰?蘭登-戴維斯先生當時正在巴塞羅那。下麵我摘錄了他的文章片斷：
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叛亂
……這不是無政府主義者的起義，而是一場由推行托洛茨基主義的馬統工黨通過所控製的組織杜魯提之友和自由主義青年黨（libertarianyouth）發動的令人沮喪的暴亂。……這場悲劇始於星期一下午，當時政府派遣武裝警察進入電話大樓解除工人的武裝；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是全國勞工聯盟的成員。軍事力量中有非正規人員的醜聞已經持續一段時間了。全國勞工聯盟的成員進行了抵抗，他們一層層向上撤退，直到退守樓頂。這期間，外麵的加泰羅尼亞廣場上聚集了大群的民眾。……這件事做得非常隱蔽，但四處謠傳，政府要對付無政府主義者。街道上到處是拿著武器的人。……到傍晚時，每一個工人中心和政府大樓前都設了路障，十點，有人開了火，第一輛救護車呼嘯著穿過大街。到第二天黎明，整個巴塞羅那陷入了槍戰。……隨著時間的推移，死亡人數超過了一百人，不用說也可以猜到發生了什麽。無政府主義的全國勞工聯盟和勞工總會表麵上並沒有“站出來，走上街頭”。他們躲在街壘後，認為有權射擊開闊街道上任何攜帶武器的人，並小心謹慎地觀望局勢。……藏在帕索斯後的散兵遊勇，通常是法西斯分子。他們從房頂射出子彈，沒有什麽特定的目標，隻是盡可能加劇普遍的恐慌情緒。這樣，局勢不可避免地惡化了，升級為暴亂。……然而，到星期三晚上，叛亂背後的幕後主使人開始顯露出來。所有的牆上都貼上了煽動性的海報，呼籲人們立即進行革命，推翻共和國和社會主義的領導人。杜魯提之友在上麵署了名。星期四早上，無政府主義的日報否認知道這份海報，也不同情其內容。但馬統工黨的報紙《戰鬥》重印了這份文件，並予以高度讚揚。巴塞羅那這一西班牙的重要城市，於是由於內奸利用了這一顛覆組織，陷入血腥之中。
這與上麵我所摘錄的共產黨的說法並不完全一致，但我們看到，即使事實就是這樣，它也自相矛盾。這個事件一開始被描述為“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叛亂”，但接下來的內容卻表明，起因是由於有人襲擊了電話大樓，以及人們普遍相信政府要對付無政府主義者。城市中到處都是全國勞工聯盟和勞工總會的街壘，兩天後出現煽動性的海報（實際上是傳單），文章暗示海報是整個事件的導火索，這裏因果就倒置了。而且還有一個非常嚴重的誤導。蘭登-戴維斯先生把杜魯提之友和自由主義青年黨描述為馬統工黨控製的組織。實際上，前兩者都是無政府主義組織，與馬統工黨沒有任何聯係。自由主義青年黨是無政府主義的青年聯盟，杜魯提之友則是f.a.i.內的一個小組織，通常極端仇視馬統工黨。據目前我的發現，馬統工黨中沒有任何人是這兩個組織的成員。如果的確如此，那麽我們就幾乎可以同樣當真地說，社會主義聯盟是由英國自由黨“控製”的組織了。難道蘭登-戴維斯先生不知道這一點嗎？如果他不知道，就應當更謹慎地記述這一非常複雜的題目。
我不是在攻擊蘭登-戴維斯先生不誠實。但必須承認，戰鬥一結束，也就是他在能夠開始認真的調查之前，他就離開了巴塞羅那。整篇報道中有清楚的跡象表明他接受了“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叛亂”這一官方說法，卻沒有進行充分的證實。甚至在我引用的段落裏，這一點也很明顯。“到傍晚”街壘構築了起來，“十點”有人首先開了火。這些都不是親眼所見後的記述。你看過文章後會認為，等敵人修好了街壘，然後你才開始向他射擊，這是正常的做法。之所以有這個假定的印象，是因為在路障修好後，過了數小時，才首先有人開火。而實際上，反過來倒是有可能的。其實我和其他很多人是早在下午就開始看到開火的。此外，還有一些零星分散的人，“通常是法西斯分子”，從房頂開槍。蘭登-戴維斯沒有解釋自己如何知道這些人的底細。他大概沒有爬到屋頂上詢問這些人。他隻是重述了自己所聽到的東西，並且因為這與官方的說法相吻合，也就沒有必要加以質疑。實際上，他在文章開頭很不小心地提到了宣傳部長，這也就告訴了我們他的大部分消息的一個可能來源。在西班牙的外國記者完全處於宣傳部長的左右之下，雖然人們認為，一提到宣傳部長的名字，就會引起充分的警惕。當然，宣傳部長也許會像，比如說，已故的卡爾森勳爵客觀地描述1916年的都柏林起義那樣，客觀地描述出現在巴塞羅那的危急情況。
西班牙共產黨對巴塞羅那之戰的說法不能當真，上麵我已經給出了幾點理由。此外，對於人們普遍指控馬統工黨是收受了佛朗哥和希特勒好處的秘密法西斯組織，我還必須說幾句。
共產黨的媒體一遍又一遍地重複這個指控，特別是自1937年年初起。這是官方共產黨在世界範圍內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行動之一，馬統工黨被認為是其在西班牙的代表。“托洛茨基主義”，根據《紅色陣線》（巴倫西亞的一份共產黨報紙）的說法，“不是一種政治學說。托洛茨基主義是一個官方的資本主義組織，一個法西斯恐怖分子的團夥，從事反人民的犯罪和破壞活動。”馬統工黨是與法西斯結盟的托洛茨基主義組織，是“佛朗哥第五縱隊”的成員。從一開始就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指控沒有任何證據的支持，而隻是權威腔調的斷言，充滿了人身攻擊和中傷的味道，對由此可能給戰爭帶來的影響，也是極不負責任的。與詆毀中傷馬統工黨相比，許多共產黨的作者似乎認為泄露軍事機密無關緊要。例如，在二月份的一期《每日工人報》中，竟然允許一個作者（威妮弗雷德?貝茨）稱，馬統工黨駐紮在前線的軍隊隻有所號稱的一半多。這並不是事實，但這位作者大概是相信的。因此，通過報紙的大量發行，她和《每日工人報》非常願意向敵人傳遞許多最重要的信息。在《新共和國報》上，拉爾夫?貝茨先生稱馬統工黨的士兵“與法西斯分子在荒無人煙之地踢足球”，而實際上他們那時正遭受重大的傷亡，其中就包括許多我自己的朋友。此外，先是在馬德裏，然後是在巴塞羅那，還廣泛流傳著一幅惡毒的漫畫。在漫畫中，馬統工黨拿著錘子和鐮刀，假麵具滑了下來，露出帶有納粹卐標誌的嘴臉。如果政府沒有真正處於共產黨的控製之下，就不會在戰時允許這種圖片流傳。它要蓄意打擊的，不僅僅是馬統工黨民兵的士氣，而且是那些恰巧與其靠得很近的黨派的士氣；因為如果有人告訴你，與你並肩作戰的人是叛徒時，這不會令人歡欣鼓舞。實際上，我懷疑來自後方的辱罵是否真的能有效地打擊馬統工黨民兵的士氣。但可以肯定地說，這樣做是有計劃的，我們不得不認為，那些對此負責的人已經把政治性的惡意擺在了反法西斯聯盟之前。
對馬統工黨的指控等同於以下意思：成千上萬的人民，除了許多外國的誌願者和同情者（大多是來自法西斯國家的難民）外，幾乎都是工人階級，其中有數千人參加的民兵，這群人組成了收受法西斯好處的龐大間諜組織。不過這種指控違背了常識，而馬統工黨過去的曆史也足以使其喪失可靠性。所有馬統工黨領導人的身後都有革命的曆史。雖然其中一些人在1934年的起義中信念有所動搖，但大多數人在勒魯斯政府或君主製時期，都曾因從事社會主義的活動並被監禁過。1936年，當時任領導人的華金?莫蘭，就是在議會中警告佛朗哥即將發動叛亂的議員之一。戰爭爆發不久，他曾試圖在佛朗哥的後方組織抵抗力量，被法西斯分子關進了監獄。當叛亂爆發時，馬統工黨在抵抗法西斯分子進攻中發揮了顯著的作用。特別是在馬德裏，它的許多黨員在巷戰中陣亡。它是最早在加泰羅尼亞和馬德裏建立民兵的組織之一。看上去幾乎不可能將這些行動解釋為一個政黨收受了法西斯的好處。一個收受法西斯好處的政黨隻會參與相反的事情。
在戰爭期間，該黨的行動也沒有表現出任何親法西斯的跡象。有待爭議的是——雖然我最終並不同意這個觀點——馬統工黨向政府施加壓力，要求製定和實施更革命的政策，因而造成了政府軍隊的分裂，從而幫了法西斯主義者的忙。我認為，任何改革派類型的政府都有理由把像馬統工黨那樣的政黨視為麻煩。但這與直接的背叛變節完全是兩碼事。如果真的是法西斯主義政黨，就無法解釋其民兵仍忠誠於國家。在1936到1937年冬天惡劣的環境中，有8000或1萬名馬統工黨民兵駐守在前線的戰略要地。其中許多人已經在戰壕裏連續待了四五個月。這就很難弄明白他們為什麽沒有離開自己的陣地，並向敵人繳械。他們完全有權這樣做，況且有時結果是重要的。然而，他們仍堅持戰鬥，並且是在馬統工黨作為一個政黨被鎮壓之後（那時人們對這件事還記憶猶新），尚未被解散編入人民軍中的該黨民兵在韋斯卡以東的危險進攻中，一兩天就陣亡了好幾千人。人們根本不應該想到會發生與敵人和解、士兵接連不斷臨陣脫逃的事情。但正如我早先曾指出過的，逃兵的數量異常少。人們又會想到諸如“失敗主義”之類的親法西斯宣傳，等等。然而並沒有這樣的跡象。很顯然，在馬統工黨中肯定會有法西斯的間諜和收受其好處的破壞分子，所有的左翼政黨中都有這樣的人。但沒有證據表明馬統工黨中的那類人就比別的政黨多。
共產黨報紙中的一些攻擊實在是太過惡毒。他們確實說過：收受了法西斯好處的，隻是馬統工黨的領導人，而不是普通黨員。即便如此，這也隻不過是離間普通黨員和他們的領導人的圖謀而已。上述指控的本質是，普通黨員、民兵等一起參與了陰謀。因為很顯然，如果寧?戈爾金和其他人真的收受了法西斯的好處，就更可能為與他們有聯係的追隨者知道，而不是那些在倫敦、巴黎或紐約的記者。在任何情形中，當馬統工黨被鎮壓時，共產黨控製的武裝警察就假定所有的人都同樣有罪；他們逮捕每一個與馬統工黨有聯係的人，被逮捕的甚至包括傷員、醫院的護士以及馬統工黨黨員的妻子，有時甚至連黨員的孩子也不放過。
最終在6月15到16日，馬統工黨被鎮壓，並被宣布為非法組織。這是五月走馬上任的涅格林政府最先做的事情之一。就在馬統工黨執行委員會的委員被關進監獄時，西班牙共產黨人的媒體捏造了意在表明發現一個巨大的法西斯陰謀的消息。一時之間，全世界的共產黨媒體都為這則消息激動不已。6月21日的《每日工人報》綜述了西班牙共產黨報紙的各種報道：
西班牙托派分子勾結佛朗哥
在巴塞羅那和別的地方逮捕了大批托洛茨基主義骨幹分子後……戰時已知的最可怕的間諜案的細節，以及到目前為止最可恥的叛變罪行的揭露，在周末都漸為人們所知。……警察手中掌握的材料，以及不少於200名被捕者的完整供詞，等等，都可以證明上述內容的真實性。
這些“揭露”出來的事情所證明的是，馬統工黨的領導人通過廣播向佛朗哥將軍傳遞軍事秘密，他們與柏林有聯係，並且與馬德裏的秘密法西斯組織聯合行動。此外，還有關於用隱跡墨水秘密遞送消息的聳人聽聞的細節，有一份簽了字母“n”（代表寧。即安德列斯?寧）的神秘文件，等等。
但最後的結果是：正如我所記述的那樣，事情過去六個月後，大部分的領導人仍被關進監獄裏，但他們從來未被提審，諸如通過廣播與佛朗哥聯係之類的指控也從來沒有明確的說法。他們如果真的犯了間諜罪，就會像此前的許多法西斯間諜那樣，在一個星期內受審並被槍斃。但除了共產黨媒體上未經證實的斷言外，沒有發現絲毫證據。至於那200份“完整的供詞”，如果存在，那就足以定任何人的罪，但後來再也沒有聽到過。實際上，它們隻是某個人想象中的200次努力。
不僅如此，西班牙政府的大部分官員都拒絕相信對馬統工黨的指控。最近，內閣以5比2通過了釋放反法西斯的政治犯的決定，兩名反對者就是來自共產黨的部長。8月，由詹姆斯?馬科斯頓議員率領的一個國際代表團來到西班牙，調查對馬統工黨的指控以及安德列斯?寧?普列托的失蹤案。國防部長伊魯霍，司法部長蘇加薩戈伊蒂亞，內閣部長奧爾特加-加塞特，總檢察長普拉特?加西亞以及其他許多人，都不相信馬統工黨的領導人犯了間諜罪。伊魯霍還補充指出，他已經從頭到尾看了該案的卷宗，沒有任何所謂的證據能夠經得起推敲，那份被認為由寧簽署的文件毫無價值，也就是說，它是偽造的。普列托認為馬統工黨的領導人對巴塞羅那五月發生的戰鬥負有責任，但不認為他們是法西斯間諜。“更嚴重的是，”他補充說，“逮捕馬統工黨的領導人不是政府的決定，而是警察擅自行事的。那些責任人不是警察局的領導，而是他們的下屬，共產黨已經按照通常的一貫做法，滲入了其中。”他引述了另外幾件警察非法抓人的案子。同樣，伊魯霍也宣稱，警察已經成為“準獨立的”機構，處於外國共產黨的控製之下。普列托向代表團相當露骨地暗示，當俄國人向西班牙提供武器時，政府無法承受冒犯共產黨的代價。當一個由約翰?麥戈文議員率領的代表團12月來到西班牙後，他們得到了與此前基本相同的回答。內閣部長蘇加薩戈伊蒂亞甚至用更清楚的詞匯重複了普列托的暗示：“我們得到俄國人的援助，就必須同意采取某些我們不喜歡的行動。”可以說明警察自治性的是，人們就算有監獄總長、司法部長麥戈文以及別的重要人物簽署的命令，也不會獲許進入任何一個共產黨在巴塞羅那控製的“秘密監獄”，得知這一點很有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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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關於兩個代表團的報告，參見9月7日的《民眾報》以及9月18日的《箭報》；關於馬科斯頓代表團的報告由《獨立新聞報》（巴黎聖德尼路219號）刊登，麥戈文的小冊子《西班牙的恐怖》在西班牙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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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上述情況應當足以澄清這件事。指控馬統工黨犯有間諜罪，僅僅基於共產黨媒體的報道以及由共產黨控製的秘密警察。馬統工黨的領導人以及成百上千的追隨者仍在監獄中；在過去的六個月裏，共產黨的媒體不斷叫嚷要處死“叛國者”。但涅格林和其他人都保持了清醒的頭腦，拒絕大規模處死“托洛茨基主義者”。考慮到他們頭上的壓力，這樣做值得大加讚賞。同時，麵對我上麵所提供的材料，很難相信馬統工黨真的是一個法西斯主義的間諜組織，除非人們相信馬科斯頓、麥戈文、普列托、伊魯霍、蘇加薩戈伊蒂亞以及其餘的人都一起收受了法西斯的好處。
最後，說一下關於馬統工黨是“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指控。“托洛茨基主義者”這個詞現在用得越來越隨意，它的用法極易令人誤解，並且經常蓄意讓人誤解。值得停下來對它進行界定。托洛茨基主義一詞有三種不同的含義：
（1）指像托洛茨基那樣的人，鼓吹“世界革命”以對抗“一國之內的社會主義”。不那麽嚴格地說，就是指革命的極端主義者。
（2）目前以托洛茨基為首的組織的成員。
（3）一個虛偽的、佯裝是革命者的法西斯主義者，特別是那些在蘇聯境內從事陰謀破壞活動的人，但通常指那些分裂和削弱左翼力量的人。
按照第一個含義，馬統工黨也許能被稱為托洛茨基主義者。英國的獨立工黨、德國的s.a.p.、法國的左翼社會主義者，等等，也都能。但馬統工黨與托洛茨基或托洛茨基主義者（“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的組織沒有任何交往。當戰爭爆發時，來到西班牙的外國托洛茨基主義者（15或20人）最初的確曾為馬統工黨工作，因為該黨的觀點與他們最接近，但他們並沒有加入馬統工黨。後來，托洛茨基命令追隨者攻擊馬統工黨的政策，因而托洛茨基主義者也被清除出該黨的機關，雖然還有一些留在民兵中。莫蘭被法西斯逮捕後，寧接替其成為馬統工黨的領導人，他有一段時間當過托洛茨基的秘書，但幾年前就離開了，並組建了馬統工黨。該黨與較早成立的“工農聯盟”黨一起，合並了各種反對派共產黨。共產黨媒體利用寧與托洛茨基曾有過聯係，以證明馬統工黨真的是托洛茨基主義者。要是以此推斷的話，甚至可以說英國共產黨也成了真正的法西斯組織，因為約翰?斯特拉奇先生也曾跟奧斯瓦德?莫裏斯爵士有過聯係。
唯一精確界定了該詞的是第二個含義。據此，馬統工黨當然不是托洛茨基主義者。作出這一區分很重要，因為大部分共產黨都想當然地認為，第二個含義上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就是第三個含義上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也就是說，整個托洛茨基主義組織隻是一個法西斯主義的間諜機器。僅僅在蘇聯審判從事陰謀破壞活動的人時。“托洛茨基主義”這個詞才開始引起公眾的注意。稱一個人為托洛茨基主義者，幾乎就等於稱他為謀殺犯、內奸等等。但同時，任何從左翼立場批評共產黨政策的人，也很容易被指控為托洛茨基主義者。那麽，我們可以斷言，每一個自稱是革命極端主義者的人，都收受法西斯的好處了嗎？
實際上，根據不同的局部利益，可能收受了法西斯的好處，也可能沒有。上麵我提到，當馬科斯頓接受委托來到西班牙時，《真理報》、《紅色陣線》和其他的共產黨報紙立即公開指責他為“托洛茨基主義的法西斯主義者”，蓋世太保的間諜，等等。不過，英國共產黨很謹慎，沒有重複這一指責。在英國共產黨的媒體中，馬科斯頓僅僅是“工人階級的反動敵人”，其含義被方便地模糊化了。當然，這隻是因為，幾個慘痛的教訓使英國共產黨的媒體對有關誹謗罪的法律產生了趨利避害的敬畏。在一個受指控的罪行必須得到證實的國家裏，沒有人再提起那個指控，就足以承認它是一個謊言。
有關對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各種指控，也許我的討論超過了必要的篇幅。黨派之間的爭論不可避免地充滿了不公正和虛假的指控，以至於兩敗俱傷；但這種爭論與內戰中的巨大痛苦相比，看上去似乎微不足道。並不真的如此。我相信，誹謗中傷和這種媒體鬥爭，以及它們所顯示出來的思維習慣，能夠給反法西斯事業最致命的傷害。
任何人瞥一眼這個主題，就知道共產黨人通過捏造的指控對付政敵的策略毫無新意。今天的關鍵詞是“托洛茨基主義的法西斯主義者”；明天的關鍵詞就將是“社會主義的法西斯主義者”。蘇維埃俄國的審訊“證明”了第二國際的領導人，包括，例如，列昂?布魯姆以及英國工黨的傑出黨員，策劃了入侵俄國的險惡陰謀，這件事才過去六七年。然而今天，法國的共產黨人非常高興地承認了布魯姆為自己的領導人，而英國的共產黨人則想盡一切辦法進入工黨。即使從派係的觀點看，我也懷疑是否值得做這種事情。同時也毫不懷疑，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法西斯主義者”的指控引發了仇恨和紛爭。在確定“托洛茨基主義者”之後，每一個地方的普通共產主義者都被引向了對其進行毫無意義的政治迫害之中；類似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各政黨都倒退回一種可怕的狀態中，毫無生氣，全然成為反共產主義的政黨。世界工人運動已經開始產生危險的分歧。如果再詆毀那些忠誠的社會主義者，再策劃有如指控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之類的陰謀，裂痕就會變得無法彌合。唯一的希望就是在同一個平台上進行政治辯論，能充分討論問題。在共產主義者和支持或宣稱支持其左翼的人中間的確存在差異。共產主義者認為，通過與部分資產階級（人民陣線）結成聯盟，就能打敗法西斯主義。他們的反對者認為，這個策略僅僅為法西斯主義提供了新的成長空間。問題必須得到解決，錯誤的決定也許會使我們自己陷入數世紀的半奴隸狀態中。但隻要除了“托洛茨基式的法西斯主義者”的尖聲怪叫外，沒有別的爭論，討論就不會開始。例如，我不可能與一個共產黨員討論巴塞羅那戰鬥的是是非非，因為沒有共產黨，也就是說，“好的共產黨”，會承認我的描述是真實的。如果他忠實地跟隨著黨的路線，他就不得不宣稱我在撒謊，或最多說我被無可救藥地誤導了，任何一個遠在千裏之外的人，看一眼《每日工人報》的標題，就會比我對巴塞羅那發生的事情知道得更多。在這樣的情形中不可能有爭論；根本無法達成最低限度的一致。稱像馬科斯頓那樣的人收了法西斯的錢，是什麽目的呢？唯一的目的，就是使人們無法進行認真的討論。那會有如一場國際象棋錦標賽進行到一半，一個參賽選手突然大聲尖叫起來，稱對手犯了判國罪或重婚罪。真正關鍵的問題仍沒有觸及，誹謗陷害解決不了任何問題。
首先，到底發生了些什麽？
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裏，整個加泰羅尼亞的局勢都很緊張。在這本書的前幾章裏，我已經描述了共產黨和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鬥爭。事態發展到1937年5月，暴力似乎已經無法避免。造成摩擦的直接原因是，政府命令上繳所有的武器，並決定以此建立一支“非政治的”武裝警察部隊，但不允許工會會員加入。這樣做的意圖很清楚。同時很明顯，下一步行動就是接管由全國勞工聯盟控製的那些關鍵性的工業部門。此外，由於日益加劇的貧富差距，以及對革命的模糊和普遍的受挫感，工人階級中間也產生了相當的怨恨情緒。這樣，由於5月1日沒有發生騷亂，許多人感到又驚又喜。5月3日，政府決定接管電話局，自戰爭爆發以來，這裏一直主要由全國勞工聯盟的工人管理。據稱，電話局管理得很糟糕，連官方的電話都被竊頂了。警察局長薩拉斯（不清楚他是否越權執行了命令）派了三卡車的武裝國民自衛隊，占領了電話大樓，而攜帶武器的便衣警察則封鎖了大樓附近的街道。大約在同一時間，國民自衛隊還占領和控製了市內其他具有戰略意義的各種建築物。無論這些行動的真實動機是什麽，人們普遍相信，這是國民自衛隊和加聯社黨（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向全國勞工聯盟發起總攻的信號。工人們的建築物遭到了襲擊，武裝的無政府主義者出現在大街上，人們不再工作，戰鬥很快就會打響，諸如此類的謠言傳遍全城。當晚以及第二天早上，全城到處建起了街壘，但直到5月6日造成才發生戰鬥。然而，雙方進行的主要是防禦性的戰鬥。建築物雖然遭到包圍，但據我所知，並沒有受到猛烈的進攻，雙方也都沒有使用大炮。大體說來，全國勞工聯盟——f.a.i.——馬統工黨的誤字控製了工人階級聚居的城市郊區，武裝的警察和加聯社黨則占據了城市中心地帶和各政府機關。5月6日，雙方曾有短暫的休戰，但可能由於國民自衛隊過於急切地想要解除全國勞工聯盟工人的武裝，衝突很快重新爆發了。然而，到了第二天早上，人們開始主動撤離街壘。5月5日晚間前後，全國勞工聯盟曾取得勝利，大批國民自衛隊的士兵投降。但他們沒有公認的領袖，也沒有固定和完整的計劃。事實上，人們也能看得出來除了抵抗國民自衛隊的模糊決定，根本就沒有任何計劃。全國勞工聯盟的官方領導人與勞工總會的領導人一起，懇求每個人都回到工作崗位上，畢竟，這是食物日益短缺的時期。在這樣的形勢下，如果繼續戰鬥，誰也不知道究竟將會發生什麽。5月7日下午，局勢基本恢複正常。那天傍晚，6000名來自巴倫西亞的突擊衛隊隊員由海路抵達巴塞羅那，控製了整個城市。政府發布命令，要求除了正規軍所持有的武器外，其他所有人的武器都必須上繳。在隨後的幾天裏，政府收繳了大量的武器。官方公布了戰鬥中的傷亡人數，死亡400人，約1000人受傷。死了400人，這個數字可能有些誇大，但由於沒有任何其他方式可以證明這一點，所以我們隻能將其視為準確的統計數字。
其次，這場戰鬥的後果是什麽？非常顯然，誰也不可能得出確切的結論。因為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這會對戰爭進程有什麽直接的影響，雖然如果持續更長一段時間，肯定會有。這場戰鬥為巴倫西亞當局直接控製加泰羅尼亞提供了借口，為瓦解民兵提供了借口，為鎮壓馬統工黨提供了借口，並且無疑也為卡巴列羅政府的垮台出了一份力。但我們也能肯定，上述這些事情放在任何情況下都會發生。真正重要的問題是，走上街頭的全國勞工聯盟的工人通過這場戰鬥，是否得到了或失去了些什麽。我認為，當然純粹是猜測，他們得到的要比失去的多。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中，巴塞羅那電話大樓被占領隻是其中的一個事件。自去年起，企業聯合會已經逐漸失去了直接的權力，總行動也脫離了工人階級的控製而漸為領導層所左右。這些頭頭們正在把人們引向國家資本主義，或者可能是重新引入私人資本主義。人們的抗拒可能使這進程放緩。戰爭爆發一年後，加泰羅尼亞的工人失去了大部分的權力，但他們的處境仍相對有利。無論麵對什麽樣的挑釁，他們都不會停止鬥爭，如果他們明確地流露出這樣的想法，情況可能就不是這樣了。有時候，拿起武器但被打敗了，可那總比完全放棄鬥爭要好得多。
第三，隱藏在這場戰鬥背後的目的，如果有的話，究竟是什麽呢？是軍事政變還是企圖進行革命？是確實意在推翻政府嗎？完全是有預謀的嗎？
我認為，僅僅在每個人都期待這場戰鬥發生的意義上，它才是有預謀的。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雙方曾經有過明確的計劃。在無政府主義者一方，他們的行動幾乎是自發性的，因為這個事件的參與者主要是普通民眾。當人們走上街頭以後，他們的政治領袖才極不情願地跟了上去，或者根本就沒有卷入其中。在緊張的革命氣氛中，唯一仍敢發出聲音的是杜魯提之友*（thefriendsofdurruti，f.a.i.內的一個極端派）和馬統工黨。但和以往一樣，他們隻是跟隨者而不是領導者。杜魯提之友也許確實散發了某種革命性的傳單，但傳單直到5月5日才出現在街頭，談不上吹響了戰鬥的號角，因為戰鬥早在兩天前就已自發開始了。全國勞工聯盟的官方領導人從一開始就否認整個事件。這有許多方麵的理由。首先，全國勞工聯盟仍在政府中有自己的位置，自治政府能夠促使它的領導人比一般黨員更保守。其次，全國勞工聯盟領導人的主要目標，是與勞工總會結成聯盟，而衝突隻會加劇全國勞工聯盟和勞工總會之間的裂痕，至少當時是這樣的。第三，雖然這一點當時不為人所知，無政府主義的領導人擔心事態的發展如果越過了某個界限，工人占領整個巴塞羅那，正如他們在5月5日所做的那樣，那就有可能引發外國的幹涉。英國的一艘巡洋艦和兩艘驅逐艦已經逼近巴塞羅那港口，毫無疑問，不遠處一定還有更多的戰艦。英國的報紙宣稱，這些艦船正在駛向巴塞羅那，“以保護英國的利益”。但實際上，它們還沒有這樣做，也就是說，沒有派遣軍隊登陸，也沒有接受難民。我們並不能確知這一點，但至少在本質上，英國政府雖然在西班牙落入佛朗哥手中時沒有動一下手指頭，但卻有可能迅速幹預這場戰鬥，使政權不至於落入工人階級的手中。
馬統工黨的領導人沒有否認這個事件。實際上，他們鼓勵追隨者留在街壘邊，甚至還在5月6日的《戰鬥》報上聲明，讚同杜魯提之友印發的極端主義傳單。（關於這份傳單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現在似乎沒有人能提供一份複印件。）在一些外國報紙中，傳單被描述為一份“煽動性的海報”，張貼於全城的每個角落。當然，並沒有這樣的海報。我對比了各種報道，應當說，這份傳單呼籲：建立革命委員會；槍斃那些對襲擊電話大樓負有責任的人；解除國民自衛隊的武裝。我們也不能很確切地知道，《戰鬥》在多大程度上讚成傳單上的內容。我沒有親眼看到這份傳單，也沒有看那天的《戰鬥》。我在這場衝突中看到的唯一傳單，就是5月4日成員人數最少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印發的傳單。傳單上僅僅寫著：“每個人都應走上街頭——除了軍工企業外，所有行業的工人發動總罷工。”（換句話說，它僅僅要求人們做已經做了的事情。）但實際上，馬統工黨的領導人的態度仍然搖擺不定。他們也許要一直等到打敗了佛朗哥，才會讚成舉行暴動。另一方麵，工人走上了街頭，而馬統工黨的領導人執行的卻是相當教條的馬克思主義路線，即當工人在街頭時革命黨的責任隻能是與他們站在一起。因此，盡管黨的革命標語宣稱“重新喚醒7月19日的精神”等等，實際上卻竭盡全力限製工人采取過激的行動。例如，他們從未下令進攻任何建築物；他們僅僅要求追隨者保持警惕，並且正如我在上一章中提到的，如果能夠避免，就千萬不要開火。[1]我應當說，人們也能估計到，馬統工黨的意圖就是力勸每一個人留在和躲在街壘後，或者盡可能說服一定數量的人更長時間地留在那兒，而不是做別的事情。那些與馬統工黨的領導人有私人接觸的人（我自己沒有）曾經告訴我，他們對整個事件實際上很驚慌，卻又感到必須與之聯係在一起。當然後來，如一貫的情形，他們由此獲得了政治資本。馬統工黨的一位領導人戈爾金後來甚至還提到了“五月的光榮日子”。從宣傳的觀點看，這也許是正確的路線。當然，馬統工黨在被鎮壓之前，也確有大量黨員短暫地參加了戰鬥。在策略上，支持杜魯提之友的傳單可能是犯了一個錯誤。因為這個派別是一個非常小的組織，通常敵視馬統工黨。考慮到人們普遍的激動情緒和雙方之間流傳的各種事情，這個傳單的積極之處隻是要人們“堅守在街壘邊”。但當無政府主義者的報紙solidaridadobrera（《工人的團結》）批駁它時，馬統工黨的領導人卻似乎在支持它，就使得共產黨的媒體事後能很容易地稱，這場戰鬥是一次完全由馬統工黨策劃指揮的暴動。然而，我們也許可以確定，無論發生過什麽，共產黨的媒體都會這樣說，與事前和事後在沒有太多證據情況下的各種指責相比較，這也算不上什麽。全國勞工聯盟的領導人並沒有從更謹慎的態度中得到太多好處，他們的忠誠受到稱讚，但轉機一旦出現，政府和財政部就將他們踢出門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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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期，inprecor的多次報道稱事實正與此相反，是《戰鬥》命令馬統工黨軍隊離開戰鬥前線的！通過查閱指定日期的《戰鬥》，這一點都能很容易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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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人都能根據當時人們的言論作出自己的判斷，其實，任何地方都沒有真正的革命動機。躲在街壘後的是普通的全國勞工聯盟的工人，其中也可能夾雜了少量的勞工總會的工人。他們並非企圖推翻政府，而是為了抵抗他們認為由警察發動的襲擊，無論這種看法是對還是錯。他們的行動基本上是防禦性的，因此我懷疑這是否應當被描述為一場“起義”，就像幾乎所有的外國報紙報道的那樣。起義，意味著采取進攻性的行動並製定有明確的行動計劃。更精確地說，這隻是一場騷亂，一場很血腥的騷亂，因為雙方的手中都有槍，並且很想加以使用。
但在另一方麵，這場戰鬥的意圖是什麽？如果不是無政府主義者的軍事政變，那可能是共產主義者的軍事政變嗎？是為了有計劃地一舉粉碎全國勞工聯盟的勢力嗎？
雖然某些事情會引起人們的猜測，似乎這場戰鬥是共產主義者的軍事政變，但我相信並非如此。重要的是，類似的事情兩天後在塔拉戈納也發生了（根據來自巴塞羅那的命令，武裝警察占領了那裏的電話局）。而在巴塞羅那，襲擊電話局並不僅僅是一個孤立的行動。在城市的各個街區，成群結隊的國民自衛隊和加聯社黨的追隨者攻占了所有具有戰略意義的建築物，如果這些行動在戰鬥開始之前還沒有進行，那至少這樣的進展速度是驚人的。但人們必須記住的是，這些事情發生在西班牙而非英國，而巴塞羅那是一座有著悠久巷戰曆史的城市。在這樣的地方，事情發展得很快，各個派別都時刻準備著，每個人都熟知當地的地形；當槍聲響起時，人們幾乎就像在進行軍事訓練一樣，立即就會找到自己的位置。大概那些負責攻占電話局的人預料到會有麻煩，雖然他們沒想到實際的規模還要更大，但還是做好了充分的應對準備。後來，他們並沒有打算對全國勞工聯盟發動總攻。我之所以不相信雙方已經做好了大規模戰鬥的準備，原因有兩點：
（1）雙方事前都沒有調動軍隊進入巴塞羅那。這場戰鬥僅僅發生在那些已經身在巴塞羅那的人之間，參與者主要是市民和警察。
（2）食品幾乎立即陷入了短缺。每一個在西班牙服役的人都知道，西班牙人軍事行動的真正出色之處，就是軍隊的食物供應非常好。如果雙方都在預謀打上一兩個星期的巷戰，舉行總罷工，而事前卻沒有儲備好食物，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最後，這一事件的真相是什麽？
國外反法西斯主義媒體的報道使這一事件蒙上了重重迷霧，但人們通常隻能聽到一麵之詞。結果，巴塞羅那之戰就被描述為不忠誠的無政府主義者和托洛茨基主義者的起義，是他們“從背後捅了西班牙政府一刀”，當然還有許多諸如此類的說法，可問題並不像看上去的那麽簡單。毫無疑問，如果你正在與死敵開戰，就最好不要讓自己窩裏的人也打起來。但值得記住的是，至少要有兩個人才會有爭吵，人們除非認為自己受到了挑釁，否則決不會去建築街壘的。
當政府命令無政府主義者放下武器時，麻煩自然也就蔓延開來。在英國的媒體中，這件事被翻譯成英文以後，呈現了這樣的表述形式：阿拉貢前線急需武器，但卻無法得到，因為毫無愛國心的無政府主義者阻止運送武器。如此這般的描述，忽略了西班牙的實際情況。眾所周知，無政府主義者和加聯社黨都在藏匿武器，尤其當戰鬥在巴塞羅那爆發時，這一點就更清楚了：雙方都拿出了大量的武器。無政府主義者清楚地知道，即便他們放下武器，加泰羅尼亞的主要政治力量加聯社黨仍會把武器留在手中，戰鬥結束後的實際情形就是如此。其間，在街上看得到大量的武器。雖然這些武器在前線很受歡迎，但最終卻留在了後方“非政治的”警察手中。在這個問題的背後，共產黨和無政府主義者之間仍有不可調和的分歧，遲早都必然會導致某種鬥爭。自戰爭開始以來，西班牙共產黨的人數激增，他們奪取了大部分的政治權力，國外成千上萬的共產黨人來到西班牙，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公開表示，一旦反對佛朗哥的鬥爭取得勝利，就會“清算”無政府主義。在這樣的境況下，人們很難期待無政府主義者會願意交出他們在1936年夏天得到的武器。
占領電話局僅僅是點燃既有炸彈的導火索。也許恰好可以預料的是，那些對此負有責任的人認為不會有麻煩。據說，幾天前，加泰羅尼亞省長孔帕尼斯笑著宣布，無政府主義者是會忍氣吞聲、承受一切的。[1]但可以非常肯定地說，這決不是一個明智的舉動。在過去的好幾個月裏，共產黨和無政府主義者在西班牙各地發生了一係列的武裝衝突。而在加泰羅尼亞，特別是其首府巴塞羅那，局勢日趨緊張，已經發展成街頭爭吵、謀殺，等等。手持武器的那些人，正在進攻工人在七月戰鬥中奪取的並在感情上極為重視的建築物，這個消息突然傳遍了全城。我們必須記住，工人階級並不喜歡國民自衛隊。對過去的數代人來說，衛兵僅僅是領主和老爺的附屬物，而國民自衛隊遭受到加倍的仇恨，因為人們紛紛猜測，而且也有充分的根據，他們對法西斯的反對十分可疑。[2]促使人們在最初的幾個小時裏走上街頭的情感，可能就是促使他們在戰爭之初抗擊反叛將軍的同樣情感。當然，全國勞工聯盟的工人是否必須毫無異議地交出電話局，仍然存有爭議。任何人在這一問題上所持的觀點，最終都將取決於他對中央集權政府和工人階級掌權問題的態度。也可以更貼切地說：“誠然，全國勞工聯盟很可能有自己的理由，但畢竟，戰爭正在進行，而他們無權在後方發動戰爭。”是的，我完全讚同，任何內部的混亂都可能幫了佛朗哥的忙。但究竟是什麽促成了這場戰鬥？政府也許有權、也許無權占領電話局，關鍵是，在當時的實際情況下，這必定會導致一場衝突。這是一種挑釁性行為，是一種威脅性的姿態，基本含義是說：“你們的權力終止了，由我們來接管。”政府以為人們不會反抗，可這卻違背了基本常識。如果人們能夠保持一種理性的均衡感，那就會意識到，錯誤不完全在其中任何一方，特別是在這種事情上更不可能完全歸咎於一方。人們之所以接受了有關這件事的片麵說法，原因僅僅是西班牙的各革命黨派與外國的媒體缺少交往。特別是在英國媒體中，你必須搜尋很長一段時間，才會發現一些關於西班牙無政府主義者的正麵報道，在戰爭的任何一個階段全都如此。他們遭到係統的詆毀，並且我從自身的經曆也知道，幾乎不存在人們印發材料為自己辯護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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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政治家》（newstatesman）（1937年5月14日）
[2]戰爭一爆發，國民自衛隊就與更有勢力的黨派站在了一邊。在後來的戰爭中，在好幾個地方，例如在桑坦德，當地的國民自衛隊全都轉向了法西斯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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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試圖客觀地描述巴塞羅那戰鬥，盡管顯然沒有任何人能夠在這個問題上做到完全客觀。實際上，人們不得不偏袒某一方，並且必須非常清楚我站在哪一方。此外，我的描述不可避免地會有錯誤之處，不僅在這一章而且在別的章節中都可能有。事實上很難準確地描述這場西班牙戰爭，因為我們缺少非宣傳性的文獻。每一個人都要警惕我的記述中的偏見和錯誤。盡管如此，我已經盡最大努力做到誠實。但大家會看到，我的描述完全不同於國外，特別是西班牙共產黨媒體的報道。有必要檢查共產黨的說法，因為它被發行到全世界，此後又在很短的間隔裏不斷增補，可能已經成為最廣泛接受的說法。
在共產黨以及親共產黨的媒體中，對巴塞羅那之戰的全部指責都指向馬統工黨。他們斷言，這場戰鬥不是自然爆發的，而是旨在推翻政府的有準備、有計劃的起義，完全由馬統工黨一手策劃，並得到少數誤入歧途的“暴徒”的幫助。不僅如此，這也肯定是一場法西斯的陰謀，是按照法西斯的命令采取的行動，意欲在後方發動內戰，從而使政府癱瘓。馬統工黨是“佛朗哥的第五縱隊”，是與法西斯結成聯盟的托洛茨基主義組織。據5月11日的《每日工人報》報道：
德國和意大利的代理人湧入巴塞羅那，假裝為臭名昭著的“第四國際大會”作“準備”，實際上確實有一個重要的任務。這就是：
他們與當地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合作，準備製造混亂和流血事件。這樣，德國人和意大利人就能夠宣布，由於巴塞羅那的混亂局麵不斷蔓延，他們“無法從海上有效地控製加泰羅尼亞的海岸線”，因此，“他們隻能在巴塞羅那登陸上岸”。
換句話說，他們正在作的準備，就是讓德國和意大利政府能夠公開派遣軍隊和艦船登陸加泰羅尼亞海岸，並宣布他們這樣做是“為了維護秩序”……
達到這一目的的工具已經以托洛茨基主義組織的形式，為德國人、意大利人準備好了。這就是我們所知的馬統工黨。
以犯罪行動著稱的馬統工黨，和無政府主義組織中某些受到蠱惑的人一起，策劃、組織和領導了後方的這次襲擊，與前線對畢爾巴鄂的進攻在時間上配合得天衣無縫，等等。
在這篇文章的後麵，巴塞羅那戰鬥成了“馬統工黨發動的進攻”。而同一期報紙的另一篇文章則聲稱，“毫無疑問，必須對加泰羅尼亞的血腥殺戮負責的，正是馬統工黨。”5月29日的inprecor稱，那些在巴塞羅那修築街壘的人，隻不過是“馬統工黨為該目的從本黨征招過來的黨員”。
我本想引用更多的文章，但這幾篇就已經把問題說得相當清楚了。馬統工黨必須對這場戰鬥負全責，而且它是根據法西斯的命令采取行動的。待會我將從共產黨的媒體上摘錄更多的內容。我們將看到，那些描述多麽自相矛盾，毫無價值。不過在此之前，我們有必要指出幾個更重要的原因，以說明關於五月戰鬥是由馬統工黨策劃的法西斯起義的這種說法，幾乎令人難以置信。
（1）馬統工黨沒有足夠的黨員或影響力，能夠煽動如此大規模的暴亂，更沒有力量發動總罷工。它是一個政治組織，沒有與工會建立明確的關係。並且它幾乎沒有能力引發全巴塞羅那舉行罷工，就像（比如說）英國共產黨，沒有能力引發全格拉斯哥的罷工。正如我早先所說的，其領導人的態度在某種態度上可能會有助於延長這場戰鬥，但他們即便想到了，也無法發起戰鬥。
（2）所謂法西斯陰謀的說法僅僅基於主觀臆斷，而所有的證據都把我們引到了別的方向。我們被告知，這是為德國和意大利政府派遣軍隊登陸加泰羅尼亞而實施的計劃，但並沒有任何德國或意大利的軍艦靠近海岸。至於“第四國際大會”和“德國和意大利的代理人”的說法，純粹是天方夜譚。據我所知，沒有任何人說要召開第四國際的代表大會。馬統工黨以及其兄弟黨（英國獨立工黨，德國的s.a.p.，等等），確有擬議召開一次代表大會的含糊不清的計劃，可這被暫定在兩個月以後，即七月的某個日子，況且還沒有一個代表到達。除了《每日工人報》外，人們沒有在別的媒體上見到過“德國和意大利的代理人”的說法。任何在那時穿越前線的人都知道，“湧入”或“湧出”西班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3）無論是在馬統工黨的主要據點萊裏達，還是在前線，都沒有發生什麽事情。顯然，如果馬統工黨的領導人想幫助法西斯，就會命令自己的民兵離開前線，讓法西斯進入西班牙。但這種事情沒有發生，也沒有人曾提議這樣做。沒有任何額外人員事前被帶離前線，雖然相當容易以各種借口，偷偷地帶上，比如說一兩千人，回到巴塞羅那。前線甚至也沒有間接的破壞活動。食品、軍需品等等的運輸仍舊如常，我在事後通過詢問證實了這一點。畢竟，這種所謂的有計劃的起義，需要進行幾個月的準備，包括對民兵進行顛覆性的宣傳動員，等等。但沒有任何諸如此類的跡象或謠言。前線的民兵沒有參與“起義”，這一點確鑿無疑。如果馬統工黨真的計劃發動一場軍事政變，那就難以相信，他們究竟為什麽沒有使用自己所擁有的唯一的罷工力量，即大約十萬人的武裝工人。
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相當清楚地看到，西班牙共產黨宣稱馬統工黨的“起義”是在按照法西斯的命令行事，根本毫無證據。我將補充更多一些從共產黨媒體上摘錄的資料。他們對襲擊電話局的揭幕之戰的各種描述，很有啟發性。除了一味譴責對方他們什麽都不認可。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國共產黨的報紙中，譴責的矛頭首先指向了無政府主義者，後來才對準馬統工黨。原因相當明顯。在英國，並不是每個人都聽說過“托洛茨基主義”，相反，每一個說英語的人一聽到“無政府主義”，就會嚇得直發抖。人們一旦知道“無政府主義者”卷入了這場戰鬥，那就為偏見創造了適宜的氛圍；此後，這樣的譴責就可以被很有把握地轉嫁到“托洛茨基主義者”的頭上。5月6日的《每日工人報》這樣寫道：
本周星期一和星期二，一小撮無政府主義者占領並企圖控製電話和電報大樓，戰火還蔓延到街頭巷尾。
沒有什麽能比得上以各方角色的顛倒開場。國民自衛隊進攻一幢全國勞工聯盟控製的樓房，於是，全國勞工聯盟被描述為進攻了自己所駐守的樓房，也就是進攻了自己。另一方麵，5月11日的《每日工人報》稱：
左翼的加泰羅尼亞公共安全部長阿依瓜德（aiguade），以及聯合社會主義的公共秩序總長羅德裏格?薩拉斯，派遣共和國的武裝警察進入電話局（thetelefonica）的辦公大樓，解除了那裏雇員的武裝，那些雇員大多是全國勞工聯盟的成員。
這與第一個說法不吻合；雖然那如此，《每日工人報》卻沒有說第一個說法是錯的。5月11日的《每日工人報》稱，杜魯提之友的傳單（因為全國勞工聯盟否認自己散發過這樣的傳單）出現在5月4日和5月5日，也就是發生在戰鬥期間。而5月22日的inprecor又寫道：
下午三點，公共安全委員薩拉斯同誌，來到前一晚被50名馬統工黨黨員和各種暴徒占領的電話局大樓。
這看起來相當奇怪。50名馬統工黨黨員占領了電話局大樓，人們也許會把這樣的事視為非常奇特的現象，因而當時就足以引起某些人的注意。然而人們似乎在三四個星期後才發現這個事實。在另一期的inprecor中，50名馬統工黨黨員變成了50名馬統工黨民兵。很難整理出比這些段落含有更多矛盾之處的文章了。一會兒，全國勞工聯盟正在進攻電話大樓；一會兒，他們又受到了攻擊。一份傳單出現在攻占電話大樓之前，是事件發生的原因；但又有人稱，傳單出現在攻占電話大樓之前，是事件發生的原因；但又有人稱，傳單出現在攻占之後，是事件的結果。在電話大樓裏的人，開始說是全國勞工聯盟的黨員，又說是馬統工黨的黨員，等等。在更後一期、6月3日的《每日工人報》中，坎貝爾先生告訴我們，政府僅僅攻占了電話局大樓，因為那裏已經構築了街壘。
由於篇幅有限，我僅僅選取了對一個事件的報道，但在共產黨的報紙中隨處可見類似的前後矛盾。此外，還有各種憑空捏造的陳述。例如，5月7日的《每日工人報》轉引了一則據說是西班牙駐巴黎大使發布的消息：
這次起義最重要的特點，就是舊的君主製主義的旗幟已從巴塞羅那各種房間的陽台上飛落。無疑，人們相信參加起義的人已經掌握了局勢。
《每日工人報》可能忠實地轉載了這則消息，但西班牙大使館負責此事的人必定是有意在撒謊。任何西班牙人對國內形勢的理解，都會比那個大使更好。一麵在巴塞羅那的君主製主義旗幟！它能立即聯合起敵對的各派力量。甚至當時在場的共產黨人讀到這段消息，也不得不笑了起來。各種共產黨報紙關於認為“起義”期間馬統工黨使用了武器的報道，同樣荒謬。隻有人們對事實一無所知，那些新聞報道才可信。在5月17日的《每日工人報》上，弗蘭克?皮特凱恩先生稱：
在暴動中，人們實際上使用了各種各樣的武器。有在過去數月中竊取、藏匿的武器，以及諸如坦克之類在起義之初從兵營偷盜的武器。顯而易見，他們手上有大量的機關槍和幾千支來複槍。
5月29日的inprecor也稱：
5月3日，馬統工黨掌握著許多機關槍和幾千支來複槍……在廣場，托洛茨基主義者在行動中使用了大量的75毫米手槍。那些槍或者是為阿拉貢前線定製的，或者是民兵們小心地藏匿在房前屋後的。
皮特凱恩先生沒有告訴我們，馬統工黨擁有大量機關槍和幾千支步槍，是如何以及什麽時候得知的。我作了一個估算，馬統工黨的三棟主要建築物中約有80支步槍，一些手榴彈，但沒有機關槍，也就是說，大概足以裝備那時所有政黨布置在各自大樓中的武裝警衛。似乎奇怪的是，後來，馬統工黨被鎮壓，其所有的建築物都被接管，但根本沒有發現數以千記的武器，更甭說不可能藏在煙囪裏的坦克和野戰炮了。但上述兩則報道所暴露出來的是，共產黨對當地的情況一無所知。按照皮特凱恩先生的說法，馬統工黨“從兵營中偷了坦克”，但卻沒有告訴我們是哪一座兵營。馬統工黨的民兵與大批人民軍的士兵一起駐紮在列寧兵營。因此，皮特凱恩先生就要求我們相信，馬統工黨與人民軍共同謀劃偷走了坦克。關於藏匿在“房前屋後”的75毫米手槍的來曆，也與此類似。文中沒有提到這些房屋在哪裏。那些在廣場上開火的眾多槍支，出現在許多報紙的報道中，但我認為，我們可以肯定地說，那些槍支都是子虛烏有的事情。正如我先前提到的，我沒有聽到戰鬥中的槍聲，雖然廣場離我當時所在地點隻有約一公裏遠。幾天後，我到廣場仔細查看了一下，也沒有發現建築物上有任何彈痕。戰鬥發生時一直呆在附近的一位目擊者稱，那兒不曾出現過槍支。（順便提一下，被偷槍支的故事可能出自俄國總領事安特羅夫-奧維申科之口。他至少把這個故事告訴了一位著名的英國記者。之後，這個記者將此消息刊發在一份周報上。安特羅夫-奧維申科後來遭到“清洗”。至於這件事如何影響了他的信譽，我就全然不知了。）當然，事實是，如果不編造這些關於坦克、野戰炮之類的故事，就很難使巴塞羅那戰鬥的規模與馬統工黨的很少人數協調起來。總之，有必要宣布馬統工黨對這場戰鬥負全責；有必要宣布它是一個沒有追隨者、微不足道的政黨，按照inprecor的說法，隻有幾千名黨員。使上述兩種說法都可信的唯一指望，就是謊稱馬統工黨擁有一支現代機械化部隊的全部武器。
讀完共產黨報紙的報道，不可能不意識到，他們別有用心地利用了公眾對事實的不了解，目的隻是逐漸引起人們的偏見。因此，例如，正如皮特凱恩先生在5月11日的《每日工人報》上所寫，就有了人民軍鎮壓了“起義”這樣的陳述。這是想給局外人一個印象，即全加泰羅尼亞團結一致，堅決反對“托洛茨基主義者”。但在整個戰鬥中，人民軍一直保持著中立，這一點每個在巴塞羅那的人都知道，也很難相信皮特凱恩先生不知道。再舉一個例子，為了誇大混亂的程度，共產黨媒體對戰鬥中的傷亡人數作了不實報道。西班牙共產黨總書記迪亞茲稱戰鬥中死了900人，傷了2500人，他的說法被共產黨媒體廣泛采用。加泰羅尼亞宣傳部長是不太可能壓低數字的，即使他說的也隻是死400人，傷1000人，可共產黨把傷亡總人數又誇大一倍，並且為了討吉利在添加了幾百人。
國外資產階級的報紙通常把騷亂的責任歸於無政府主義者，但也有一些則接受了共產黨的說法。這裏就包括《英國新聞紀實報》，其記者約翰?蘭登-戴維斯先生當時正在巴塞羅那。下麵我摘錄了他的文章片斷：
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叛亂
……這不是無政府主義者的起義，而是一場由推行托洛茨基主義的馬統工黨通過所控製的組織杜魯提之友和自由主義青年黨（libertarianyouth）發動的令人沮喪的暴亂。……這場悲劇始於星期一下午，當時政府派遣武裝警察進入電話大樓解除工人的武裝；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是全國勞工聯盟的成員。軍事力量中有非正規人員的醜聞已經持續一段時間了。全國勞工聯盟的成員進行了抵抗，他們一層層向上撤退，直到退守樓頂。這期間，外麵的加泰羅尼亞廣場上聚集了大群的民眾。……這件事做得非常隱蔽，但四處謠傳，政府要對付無政府主義者。街道上到處是拿著武器的人。……到傍晚時，每一個工人中心和政府大樓前都設了路障，十點，有人開了火，第一輛救護車呼嘯著穿過大街。到第二天黎明，整個巴塞羅那陷入了槍戰。……隨著時間的推移，死亡人數超過了一百人，不用說也可以猜到發生了什麽。無政府主義的全國勞工聯盟和勞工總會表麵上並沒有“站出來，走上街頭”。他們躲在街壘後，認為有權射擊開闊街道上任何攜帶武器的人，並小心謹慎地觀望局勢。……藏在帕索斯後的散兵遊勇，通常是法西斯分子。他們從房頂射出子彈，沒有什麽特定的目標，隻是盡可能加劇普遍的恐慌情緒。這樣，局勢不可避免地惡化了，升級為暴亂。……然而，到星期三晚上，叛亂背後的幕後主使人開始顯露出來。所有的牆上都貼上了煽動性的海報，呼籲人們立即進行革命，推翻共和國和社會主義的領導人。杜魯提之友在上麵署了名。星期四早上，無政府主義的日報否認知道這份海報，也不同情其內容。但馬統工黨的報紙《戰鬥》重印了這份文件，並予以高度讚揚。巴塞羅那這一西班牙的重要城市，於是由於內奸利用了這一顛覆組織，陷入血腥之中。
這與上麵我所摘錄的共產黨的說法並不完全一致，但我們看到，即使事實就是這樣，它也自相矛盾。這個事件一開始被描述為“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叛亂”，但接下來的內容卻表明，起因是由於有人襲擊了電話大樓，以及人們普遍相信政府要對付無政府主義者。城市中到處都是全國勞工聯盟和勞工總會的街壘，兩天後出現煽動性的海報（實際上是傳單），文章暗示海報是整個事件的導火索，這裏因果就倒置了。而且還有一個非常嚴重的誤導。蘭登-戴維斯先生把杜魯提之友和自由主義青年黨描述為馬統工黨控製的組織。實際上，前兩者都是無政府主義組織，與馬統工黨沒有任何聯係。自由主義青年黨是無政府主義的青年聯盟，杜魯提之友則是f.a.i.內的一個小組織，通常極端仇視馬統工黨。據目前我的發現，馬統工黨中沒有任何人是這兩個組織的成員。如果的確如此，那麽我們就幾乎可以同樣當真地說，社會主義聯盟是由英國自由黨“控製”的組織了。難道蘭登-戴維斯先生不知道這一點嗎？如果他不知道，就應當更謹慎地記述這一非常複雜的題目。
我不是在攻擊蘭登-戴維斯先生不誠實。但必須承認，戰鬥一結束，也就是他在能夠開始認真的調查之前，他就離開了巴塞羅那。整篇報道中有清楚的跡象表明他接受了“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叛亂”這一官方說法，卻沒有進行充分的證實。甚至在我引用的段落裏，這一點也很明顯。“到傍晚”街壘構築了起來，“十點”有人首先開了火。這些都不是親眼所見後的記述。你看過文章後會認為，等敵人修好了街壘，然後你才開始向他射擊，這是正常的做法。之所以有這個假定的印象，是因為在路障修好後，過了數小時，才首先有人開火。而實際上，反過來倒是有可能的。其實我和其他很多人是早在下午就開始看到開火的。此外，還有一些零星分散的人，“通常是法西斯分子”，從房頂開槍。蘭登-戴維斯沒有解釋自己如何知道這些人的底細。他大概沒有爬到屋頂上詢問這些人。他隻是重述了自己所聽到的東西，並且因為這與官方的說法相吻合，也就沒有必要加以質疑。實際上，他在文章開頭很不小心地提到了宣傳部長，這也就告訴了我們他的大部分消息的一個可能來源。在西班牙的外國記者完全處於宣傳部長的左右之下，雖然人們認為，一提到宣傳部長的名字，就會引起充分的警惕。當然，宣傳部長也許會像，比如說，已故的卡爾森勳爵客觀地描述1916年的都柏林起義那樣，客觀地描述出現在巴塞羅那的危急情況。
西班牙共產黨對巴塞羅那之戰的說法不能當真，上麵我已經給出了幾點理由。此外，對於人們普遍指控馬統工黨是收受了佛朗哥和希特勒好處的秘密法西斯組織，我還必須說幾句。
共產黨的媒體一遍又一遍地重複這個指控，特別是自1937年年初起。這是官方共產黨在世界範圍內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行動之一，馬統工黨被認為是其在西班牙的代表。“托洛茨基主義”，根據《紅色陣線》（巴倫西亞的一份共產黨報紙）的說法，“不是一種政治學說。托洛茨基主義是一個官方的資本主義組織，一個法西斯恐怖分子的團夥，從事反人民的犯罪和破壞活動。”馬統工黨是與法西斯結盟的托洛茨基主義組織，是“佛朗哥第五縱隊”的成員。從一開始就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指控沒有任何證據的支持，而隻是權威腔調的斷言，充滿了人身攻擊和中傷的味道，對由此可能給戰爭帶來的影響，也是極不負責任的。與詆毀中傷馬統工黨相比，許多共產黨的作者似乎認為泄露軍事機密無關緊要。例如，在二月份的一期《每日工人報》中，竟然允許一個作者（威妮弗雷德?貝茨）稱，馬統工黨駐紮在前線的軍隊隻有所號稱的一半多。這並不是事實，但這位作者大概是相信的。因此，通過報紙的大量發行，她和《每日工人報》非常願意向敵人傳遞許多最重要的信息。在《新共和國報》上，拉爾夫?貝茨先生稱馬統工黨的士兵“與法西斯分子在荒無人煙之地踢足球”，而實際上他們那時正遭受重大的傷亡，其中就包括許多我自己的朋友。此外，先是在馬德裏，然後是在巴塞羅那，還廣泛流傳著一幅惡毒的漫畫。在漫畫中，馬統工黨拿著錘子和鐮刀，假麵具滑了下來，露出帶有納粹卐標誌的嘴臉。如果政府沒有真正處於共產黨的控製之下，就不會在戰時允許這種圖片流傳。它要蓄意打擊的，不僅僅是馬統工黨民兵的士氣，而且是那些恰巧與其靠得很近的黨派的士氣；因為如果有人告訴你，與你並肩作戰的人是叛徒時，這不會令人歡欣鼓舞。實際上，我懷疑來自後方的辱罵是否真的能有效地打擊馬統工黨民兵的士氣。但可以肯定地說，這樣做是有計劃的，我們不得不認為，那些對此負責的人已經把政治性的惡意擺在了反法西斯聯盟之前。
對馬統工黨的指控等同於以下意思：成千上萬的人民，除了許多外國的誌願者和同情者（大多是來自法西斯國家的難民）外，幾乎都是工人階級，其中有數千人參加的民兵，這群人組成了收受法西斯好處的龐大間諜組織。不過這種指控違背了常識，而馬統工黨過去的曆史也足以使其喪失可靠性。所有馬統工黨領導人的身後都有革命的曆史。雖然其中一些人在1934年的起義中信念有所動搖，但大多數人在勒魯斯政府或君主製時期，都曾因從事社會主義的活動並被監禁過。1936年，當時任領導人的華金?莫蘭，就是在議會中警告佛朗哥即將發動叛亂的議員之一。戰爭爆發不久，他曾試圖在佛朗哥的後方組織抵抗力量，被法西斯分子關進了監獄。當叛亂爆發時，馬統工黨在抵抗法西斯分子進攻中發揮了顯著的作用。特別是在馬德裏，它的許多黨員在巷戰中陣亡。它是最早在加泰羅尼亞和馬德裏建立民兵的組織之一。看上去幾乎不可能將這些行動解釋為一個政黨收受了法西斯的好處。一個收受法西斯好處的政黨隻會參與相反的事情。
在戰爭期間，該黨的行動也沒有表現出任何親法西斯的跡象。有待爭議的是——雖然我最終並不同意這個觀點——馬統工黨向政府施加壓力，要求製定和實施更革命的政策，因而造成了政府軍隊的分裂，從而幫了法西斯主義者的忙。我認為，任何改革派類型的政府都有理由把像馬統工黨那樣的政黨視為麻煩。但這與直接的背叛變節完全是兩碼事。如果真的是法西斯主義政黨，就無法解釋其民兵仍忠誠於國家。在1936到1937年冬天惡劣的環境中，有8000或1萬名馬統工黨民兵駐守在前線的戰略要地。其中許多人已經在戰壕裏連續待了四五個月。這就很難弄明白他們為什麽沒有離開自己的陣地，並向敵人繳械。他們完全有權這樣做，況且有時結果是重要的。然而，他們仍堅持戰鬥，並且是在馬統工黨作為一個政黨被鎮壓之後（那時人們對這件事還記憶猶新），尚未被解散編入人民軍中的該黨民兵在韋斯卡以東的危險進攻中，一兩天就陣亡了好幾千人。人們根本不應該想到會發生與敵人和解、士兵接連不斷臨陣脫逃的事情。但正如我早先曾指出過的，逃兵的數量異常少。人們又會想到諸如“失敗主義”之類的親法西斯宣傳，等等。然而並沒有這樣的跡象。很顯然，在馬統工黨中肯定會有法西斯的間諜和收受其好處的破壞分子，所有的左翼政黨中都有這樣的人。但沒有證據表明馬統工黨中的那類人就比別的政黨多。
共產黨報紙中的一些攻擊實在是太過惡毒。他們確實說過：收受了法西斯好處的，隻是馬統工黨的領導人，而不是普通黨員。即便如此，這也隻不過是離間普通黨員和他們的領導人的圖謀而已。上述指控的本質是，普通黨員、民兵等一起參與了陰謀。因為很顯然，如果寧?戈爾金和其他人真的收受了法西斯的好處，就更可能為與他們有聯係的追隨者知道，而不是那些在倫敦、巴黎或紐約的記者。在任何情形中，當馬統工黨被鎮壓時，共產黨控製的武裝警察就假定所有的人都同樣有罪；他們逮捕每一個與馬統工黨有聯係的人，被逮捕的甚至包括傷員、醫院的護士以及馬統工黨黨員的妻子，有時甚至連黨員的孩子也不放過。
最終在6月15到16日，馬統工黨被鎮壓，並被宣布為非法組織。這是五月走馬上任的涅格林政府最先做的事情之一。就在馬統工黨執行委員會的委員被關進監獄時，西班牙共產黨人的媒體捏造了意在表明發現一個巨大的法西斯陰謀的消息。一時之間，全世界的共產黨媒體都為這則消息激動不已。6月21日的《每日工人報》綜述了西班牙共產黨報紙的各種報道：
西班牙托派分子勾結佛朗哥
在巴塞羅那和別的地方逮捕了大批托洛茨基主義骨幹分子後……戰時已知的最可怕的間諜案的細節，以及到目前為止最可恥的叛變罪行的揭露，在周末都漸為人們所知。……警察手中掌握的材料，以及不少於200名被捕者的完整供詞，等等，都可以證明上述內容的真實性。
這些“揭露”出來的事情所證明的是，馬統工黨的領導人通過廣播向佛朗哥將軍傳遞軍事秘密，他們與柏林有聯係，並且與馬德裏的秘密法西斯組織聯合行動。此外，還有關於用隱跡墨水秘密遞送消息的聳人聽聞的細節，有一份簽了字母“n”（代表寧。即安德列斯?寧）的神秘文件，等等。
但最後的結果是：正如我所記述的那樣，事情過去六個月後，大部分的領導人仍被關進監獄裏，但他們從來未被提審，諸如通過廣播與佛朗哥聯係之類的指控也從來沒有明確的說法。他們如果真的犯了間諜罪，就會像此前的許多法西斯間諜那樣，在一個星期內受審並被槍斃。但除了共產黨媒體上未經證實的斷言外，沒有發現絲毫證據。至於那200份“完整的供詞”，如果存在，那就足以定任何人的罪，但後來再也沒有聽到過。實際上，它們隻是某個人想象中的200次努力。
不僅如此，西班牙政府的大部分官員都拒絕相信對馬統工黨的指控。最近，內閣以5比2通過了釋放反法西斯的政治犯的決定，兩名反對者就是來自共產黨的部長。8月，由詹姆斯?馬科斯頓議員率領的一個國際代表團來到西班牙，調查對馬統工黨的指控以及安德列斯?寧?普列托的失蹤案。國防部長伊魯霍，司法部長蘇加薩戈伊蒂亞，內閣部長奧爾特加-加塞特，總檢察長普拉特?加西亞以及其他許多人，都不相信馬統工黨的領導人犯了間諜罪。伊魯霍還補充指出，他已經從頭到尾看了該案的卷宗，沒有任何所謂的證據能夠經得起推敲，那份被認為由寧簽署的文件毫無價值，也就是說，它是偽造的。普列托認為馬統工黨的領導人對巴塞羅那五月發生的戰鬥負有責任，但不認為他們是法西斯間諜。“更嚴重的是，”他補充說，“逮捕馬統工黨的領導人不是政府的決定，而是警察擅自行事的。那些責任人不是警察局的領導，而是他們的下屬，共產黨已經按照通常的一貫做法，滲入了其中。”他引述了另外幾件警察非法抓人的案子。同樣，伊魯霍也宣稱，警察已經成為“準獨立的”機構，處於外國共產黨的控製之下。普列托向代表團相當露骨地暗示，當俄國人向西班牙提供武器時，政府無法承受冒犯共產黨的代價。當一個由約翰?麥戈文議員率領的代表團12月來到西班牙後，他們得到了與此前基本相同的回答。內閣部長蘇加薩戈伊蒂亞甚至用更清楚的詞匯重複了普列托的暗示：“我們得到俄國人的援助，就必須同意采取某些我們不喜歡的行動。”可以說明警察自治性的是，人們就算有監獄總長、司法部長麥戈文以及別的重要人物簽署的命令，也不會獲許進入任何一個共產黨在巴塞羅那控製的“秘密監獄”，得知這一點很有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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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關於兩個代表團的報告，參見9月7日的《民眾報》以及9月18日的《箭報》；關於馬科斯頓代表團的報告由《獨立新聞報》（巴黎聖德尼路219號）刊登，麥戈文的小冊子《西班牙的恐怖》在西班牙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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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上述情況應當足以澄清這件事。指控馬統工黨犯有間諜罪，僅僅基於共產黨媒體的報道以及由共產黨控製的秘密警察。馬統工黨的領導人以及成百上千的追隨者仍在監獄中；在過去的六個月裏，共產黨的媒體不斷叫嚷要處死“叛國者”。但涅格林和其他人都保持了清醒的頭腦，拒絕大規模處死“托洛茨基主義者”。考慮到他們頭上的壓力，這樣做值得大加讚賞。同時，麵對我上麵所提供的材料，很難相信馬統工黨真的是一個法西斯主義的間諜組織，除非人們相信馬科斯頓、麥戈文、普列托、伊魯霍、蘇加薩戈伊蒂亞以及其餘的人都一起收受了法西斯的好處。
最後，說一下關於馬統工黨是“托洛茨基主義者”的指控。“托洛茨基主義者”這個詞現在用得越來越隨意，它的用法極易令人誤解，並且經常蓄意讓人誤解。值得停下來對它進行界定。托洛茨基主義一詞有三種不同的含義：
（1）指像托洛茨基那樣的人，鼓吹“世界革命”以對抗“一國之內的社會主義”。不那麽嚴格地說，就是指革命的極端主義者。
（2）目前以托洛茨基為首的組織的成員。
（3）一個虛偽的、佯裝是革命者的法西斯主義者，特別是那些在蘇聯境內從事陰謀破壞活動的人，但通常指那些分裂和削弱左翼力量的人。
按照第一個含義，馬統工黨也許能被稱為托洛茨基主義者。英國的獨立工黨、德國的s.a.p.、法國的左翼社會主義者，等等，也都能。但馬統工黨與托洛茨基或托洛茨基主義者（“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的組織沒有任何交往。當戰爭爆發時，來到西班牙的外國托洛茨基主義者（15或20人）最初的確曾為馬統工黨工作，因為該黨的觀點與他們最接近，但他們並沒有加入馬統工黨。後來，托洛茨基命令追隨者攻擊馬統工黨的政策，因而托洛茨基主義者也被清除出該黨的機關，雖然還有一些留在民兵中。莫蘭被法西斯逮捕後，寧接替其成為馬統工黨的領導人，他有一段時間當過托洛茨基的秘書，但幾年前就離開了，並組建了馬統工黨。該黨與較早成立的“工農聯盟”黨一起，合並了各種反對派共產黨。共產黨媒體利用寧與托洛茨基曾有過聯係，以證明馬統工黨真的是托洛茨基主義者。要是以此推斷的話，甚至可以說英國共產黨也成了真正的法西斯組織，因為約翰?斯特拉奇先生也曾跟奧斯瓦德?莫裏斯爵士有過聯係。
唯一精確界定了該詞的是第二個含義。據此，馬統工黨當然不是托洛茨基主義者。作出這一區分很重要，因為大部分共產黨都想當然地認為，第二個含義上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就是第三個含義上的托洛茨基主義者，也就是說，整個托洛茨基主義組織隻是一個法西斯主義的間諜機器。僅僅在蘇聯審判從事陰謀破壞活動的人時。“托洛茨基主義”這個詞才開始引起公眾的注意。稱一個人為托洛茨基主義者，幾乎就等於稱他為謀殺犯、內奸等等。但同時，任何從左翼立場批評共產黨政策的人，也很容易被指控為托洛茨基主義者。那麽，我們可以斷言，每一個自稱是革命極端主義者的人，都收受法西斯的好處了嗎？
實際上，根據不同的局部利益，可能收受了法西斯的好處，也可能沒有。上麵我提到，當馬科斯頓接受委托來到西班牙時，《真理報》、《紅色陣線》和其他的共產黨報紙立即公開指責他為“托洛茨基主義的法西斯主義者”，蓋世太保的間諜，等等。不過，英國共產黨很謹慎，沒有重複這一指責。在英國共產黨的媒體中，馬科斯頓僅僅是“工人階級的反動敵人”，其含義被方便地模糊化了。當然，這隻是因為，幾個慘痛的教訓使英國共產黨的媒體對有關誹謗罪的法律產生了趨利避害的敬畏。在一個受指控的罪行必須得到證實的國家裏，沒有人再提起那個指控，就足以承認它是一個謊言。
有關對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各種指控，也許我的討論超過了必要的篇幅。黨派之間的爭論不可避免地充滿了不公正和虛假的指控，以至於兩敗俱傷；但這種爭論與內戰中的巨大痛苦相比，看上去似乎微不足道。並不真的如此。我相信，誹謗中傷和這種媒體鬥爭，以及它們所顯示出來的思維習慣，能夠給反法西斯事業最致命的傷害。
任何人瞥一眼這個主題，就知道共產黨人通過捏造的指控對付政敵的策略毫無新意。今天的關鍵詞是“托洛茨基主義的法西斯主義者”；明天的關鍵詞就將是“社會主義的法西斯主義者”。蘇維埃俄國的審訊“證明”了第二國際的領導人，包括，例如，列昂?布魯姆以及英國工黨的傑出黨員，策劃了入侵俄國的險惡陰謀，這件事才過去六七年。然而今天，法國的共產黨人非常高興地承認了布魯姆為自己的領導人，而英國的共產黨人則想盡一切辦法進入工黨。即使從派係的觀點看，我也懷疑是否值得做這種事情。同時也毫不懷疑，對“托洛茨基主義的法西斯主義者”的指控引發了仇恨和紛爭。在確定“托洛茨基主義者”之後，每一個地方的普通共產主義者都被引向了對其進行毫無意義的政治迫害之中；類似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各政黨都倒退回一種可怕的狀態中，毫無生氣，全然成為反共產主義的政黨。世界工人運動已經開始產生危險的分歧。如果再詆毀那些忠誠的社會主義者，再策劃有如指控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之類的陰謀，裂痕就會變得無法彌合。唯一的希望就是在同一個平台上進行政治辯論，能充分討論問題。在共產主義者和支持或宣稱支持其左翼的人中間的確存在差異。共產主義者認為，通過與部分資產階級（人民陣線）結成聯盟，就能打敗法西斯主義。他們的反對者認為，這個策略僅僅為法西斯主義提供了新的成長空間。問題必須得到解決，錯誤的決定也許會使我們自己陷入數世紀的半奴隸狀態中。但隻要除了“托洛茨基式的法西斯主義者”的尖聲怪叫外，沒有別的爭論，討論就不會開始。例如，我不可能與一個共產黨員討論巴塞羅那戰鬥的是是非非，因為沒有共產黨，也就是說，“好的共產黨”，會承認我的描述是真實的。如果他忠實地跟隨著黨的路線，他就不得不宣稱我在撒謊，或最多說我被無可救藥地誤導了，任何一個遠在千裏之外的人，看一眼《每日工人報》的標題，就會比我對巴塞羅那發生的事情知道得更多。在這樣的情形中不可能有爭論；根本無法達成最低限度的一致。稱像馬科斯頓那樣的人收了法西斯的錢，是什麽目的呢？唯一的目的，就是使人們無法進行認真的討論。那會有如一場國際象棋錦標賽進行到一半，一個參賽選手突然大聲尖叫起來，稱對手犯了判國罪或重婚罪。真正關鍵的問題仍沒有觸及，誹謗陷害解決不了任何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