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塞羅那這樣的城市裏，橫遭警察的追捕和通緝，最糟糕的事情莫過於所有的店鋪開門都非常遲。在戶外睡覺的時候，黎明的光芒總是能夠按時把你喚醒，可巴塞羅那咖啡館的大門卻依然緊閉，沒有一家會在九點以前開門營業。你得耐心地等上好幾個小時才能喝到一杯咖啡，或刮一次胡須。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理發店的牆上，依然可以看到無政府主義者的公告，明令禁止索要小費。公告上說：“革命已經砸開了強加在我們身上的鎖鏈。”我很想告訴理發師，如不小心堤防的話，鎖鏈也許很快就會重新落到他們的身上。
我信步來到市中心。在那些曾經屬於馬統工黨的建築物的頂上，紅旗已經被扯下，取而代之的共和國旗幟迎風飄揚；大樓門口則有成群的國民自衛隊士兵，懷裏抱著武器，懶洋洋地斜靠在門前的牆壁上。位於加泰羅尼亞廣場一角的紅色援助中心，那裏的大部分窗戶玻璃已被砸得粉碎，無事可做的警察樂此不疲。馬統工黨的書攤內已見不到一本書。遠處拉姆拉斯大街的公告欄中張貼著一副法西斯分子的醜惡嘴臉。在拉姆拉斯大街的盡頭，離碼頭不遠的地方，我碰巧看到了一幕奇特的景象：一群從前線歸來的渾身泥汙、衣衫破爛的民兵，正仰麵朝天地躺在擦鞋匠的椅子上，神情疲憊不堪。我知道他們是什麽人——真的，我認出了其中的一位。他們是馬統工黨的民兵。他們前一天才從前線返回，並發現馬統工黨已遭鎮壓，他們的家庭也遭受牽連而被洗劫一空，因此，他們不得不露宿街頭。任何這個時候從前線回來的馬統工黨的民兵，隻有兩種選擇：要麽立即躲藏起來，要麽馬上被投入監獄。——對於那些在前線浴血奮戰三四個月之久的戰士來說，接受這般禮遇絕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我們正處在一種極為奇特的境遇之中。人們在晚上是被通緝的逃犯，而在白天卻可以過著普通人的正常生活。每個藏匿馬統工黨及其支持者的人家，隻要這樣做過的——或者有可能會這樣做的，都已被監視起來；旅館或公寓裏也絲毫沒有例外，老板們已被要求一旦有陌生人來到，就必須馬上報告警察。實際上，這就意味著任何陌生人隻能在戶外過夜。另一方麵，在巴塞羅那這樣規模的城市裏，白天倒還相對安全一些。盡管國民自衛隊士兵、突襲隊員、馬槍騎兵和普通警察滿街都是，另外還有隻有上帝才知道的無數身桌便衣的警察密探，然而，他們不可能攔截盤查每一個過路行人，如果你看起來並非與眾不同，那就不至於引起他們的特別注意。最重要的是，必須盡量避免在馬統工黨的建築物附近逗留，絕對不要進入侍者認識你的那些咖啡館和飯店。那天和第二天，我都在一家公共浴室裏泡了很長時間的澡。我感到這是一種既可以打發時間又不惹人注意的好辦法。遺憾的是，許多人都是這樣去做的。結果沒過幾天——在我離開巴塞羅那之後——警察突襲了一家公共浴室，在浴池裏逮捕了許多赤裸裸的“托洛茨基分子”。
我沿著拉姆拉斯大街往前走，中途遇到一個來自莫蘭療養院的傷員。我們相互交換了一種他人難以察覺的眼神，這是人們在那種特殊艱難時刻所使用的一種心照不宣的眼神，然後悄悄地溜進一家遠離大街的咖啡館裏碰麵。在莫林療養院遭到突襲時，他僥幸躲過抓捕，但和其他人一樣被驅趕到大街上。他隻穿了一件襯衫——緊急逃跑來不及穿上夾克，——而且身無分文。他向我描述了一個國民自衛隊士兵如何從牆上扯下莫林的大幅彩色畫像，然後再用皮靴將其踐踏成碎片。莫林（馬統工黨的創始人之一）落入了法西斯分子之手，人們認為，他在那個時候已經遭到槍殺。
上午十點，我在英國領事館門前見到我妻子。沒過多久，麥克奈爾和科特曼也來了。他們告訴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鮑勃?斯邁利死了。他死在巴倫西亞的監獄中，死因不詳。他的屍體當即被掩埋，在場的英國獨立工黨代表大衛?默裏曾請求看一下他的遺容，但遭到拒絕。
我當即認為斯邁利是被槍殺的。那時每個人都是這麽認為的。但此後我認為自己可能弄錯了。後來，他被正式公布的死因是闌尾炎。我們後來從另一個獲釋的囚犯那裏得知，斯邁利在入獄後不久就病倒了。如此看來，闌尾炎致死的說法是可信的。他們拒絕讓默裏看斯邁利的屍體，可能隻是出於對死者的惡意報複。然而，我必須指出，鮑勃?斯邁利隻有22歲，是我所見過的最強壯的人之一。我認為，在我所認識的人中，無論英國人，還是西班牙人，唯有他可以在戰壕中連續待上三個月而不生病。像鮑勃?斯邁利這樣強壯的人，如果得到適當的照料，理應不會被闌尾炎奪去生命。但是，當你目睹了西班牙監獄——包括用於關押政治犯的臨時場所——中的生活之後，你就能夠意識到，一個生病囚犯得到適當照顧的幾率會是多麽微不足道。這些監獄隻能被稱作地牢。在英國，隻有退回到18世紀，才能見到諸如此類的場景。人們被囚禁在狹小的牢房裏，隻能勉強容身；人們甚至被關進地窖或其他更為黑暗潮濕的地方。這並非暫時為之，而是長期如此：人們常常被關押在那種地方長達四五個月之久，從來見不到一線光明。他們全天的食物隻有汙穢不堪、少得可憐的湯和一兩片麵包。（幾個月後他們的食物似乎稍稍有所改善。）我這絕不是誇大其詞，任何一位曾在西班牙遭到拘禁的政治嫌疑犯都能加以證實。我已經從許多消息提供者那裏分別得到了他們對西班牙監獄狀況的描述；他們都證實了彼此的說法，幾乎沒有絲毫出入。此外，我自己也親眼見過一所西班牙監獄。我的一位被囚禁的英國朋友對我說，他的獄中經曆，“完全能夠讓人們更容易地理解斯邁利的遭遇”。我對斯邁利的死難以釋懷。為了投身反法西斯的戰鬥，這個勇敢聰穎的大男孩，毅然放棄了自己在格拉斯哥大學的學業。在我看來，斯邁利在前線以無可挑剔的勇氣和奮不顧身的精神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那些人所做的，卻是將他投入監獄，並讓他像個無人關注的動物那樣死去。我明白，僅僅為某一個在這場規模如此巨大的血腥戰爭中犧牲的人大加宣揚，也許無事於補。與許多的政治迫害相比，在擁擠的街道上空落下來的炸彈所造成的死亡可能會更大。但讓人忿忿不平的是這種死亡毫無意義。在戰場上戰死——也許無怨無悔，那是死得其所；但被投入監獄，甚至沒有任何可以羅列的過錯，而隻是以莫須有的罪名讓人孤獨地死去——這就必須另當別論了。我看不出這種事情——盡管斯邁利的事情有些特殊，並非普遍現象——將會如何有助於戰爭更接近勝利。
那天下午我和妻子探看了柯普。人們在獲得批準的情況下可以看望沒有被單獨監禁的囚犯，但去多了並不安全。警察密切監視著來來往往的人，如果你頻繁探監，那就等於給自己貼上了“托洛茨基分子”朋友的標簽，從而被捕甚至死於監獄。這種事情已經在許多人身上發生了。
柯普並沒有被單獨監禁，因此我們沒費多少周折就被允許探望。在獄警領我們進入監獄的鋼筋混凝土大門時，恰巧碰上了我以前在前線認識的一位西班牙民兵，他正被兩個國民自衛隊隊員一左一右地夾在中間押出監獄。我們短暫地相互對視了一下，馬上假裝互不相識。我們在監獄裏看到的第一個人是來自美國的民兵，他在多天前就已辦好了離開西班牙回國的手續。盡管他證件齊全，但在出境檢查時仍然被捕，也許隻是因為他當時穿著燈心絨馬褲而被當作民兵抓起來的。我們擦肩而過，有如從不相識。這真是太可怕了。其實，我們已經認識好幾個月了，我們曾經在同一條戰壕裏同甘共苦，在我負傷的時候是他把我背下陣地，當然，在那種情況下，任何人都會那樣做的。由於身穿藍製服的衛兵正在虎視每一個角落，與太多的熟人打招呼隻會惹來殺身之禍。
這座所謂監獄原是一家商店的底樓。總共兩個房間，每間不足20平方英尺，卻密密麻麻地囚禁了100多號人。這裏所呈現的是典型的十八世紀newgate*的翻版，肮髒不堪，人們擠成一團，沒有家具，隻有光禿冰涼的石地坪、一條長凳、一些破爛毛毯，緊閉的鋼質百葉窗隻漏進了些許灰暗的光。灰蒙蒙的牆壁上塗滿了革命口號——“馬統工黨永存！”、“革命萬歲！”等等。在過去的幾個月中，這裏一直被用作政治犯臨時關押地點。刺耳的嘈雜聲到處響起。現在正是探監時間，處處人滿為患，舉步維艱。被囚禁的犯人幾乎都是最貧困的工人無產者。你可以看到婦女們正在打開包裹取出少得可憐的食物，那是為自己被監禁的丈夫送來的。監獄中的有些受傷的民兵囚犯來自莫蘭療養院。他們中有兩個人腿部截肢，其中一個人顯然在突擊抓捕時沒來得及帶上拐杖，隻能靠剩下的那條腿跳躍行走。這裏還有一個不到12歲的孩子，非常明顯，他們甚至連孩子也不放過。一大群人被關押在這麽一丁點大的地方，又沒有任何衛生措施，以致你處處都能聞到一種刺鼻的惡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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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蓋特監獄，倫敦的一所著名監獄，1902年被拆毀。——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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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普用胳膊推開擁擠的人群迎接我們。他那胖乎乎的圓臉仍與往常一樣，看起來氣色還算不錯。在這種肮髒齷齪的環境中，他依然把製服弄得很整潔，甚至還把胡須也刮得精光。囚犯中還有一個身穿人民軍製服的軍官。他在擁擠的人群中與柯普相遇時，兩個人幾乎同時立正相互敬禮，在某種意義上，那種場景實在令人心酸。柯普的精神狀態似乎非常好。“哦，我想我們都會被槍斃。”他高興地說。“槍斃”這個詞在我的心裏引起了一陣戰栗。不久前子彈穿過我的肉體時的那種感覺，我仍記憶猶新。一想到那種事將發生在你所熟悉的某個人的身上，絕不是一件好受的事情。當時，我的確想當然地認為，所有馬統工黨的領導人，包括柯普在內，都將被槍斃。前一個謠言——關於寧的死亡——剛剛消散，人們都知道了馬統工黨正被指控犯有叛國罪和間諜罪。當局正在千方百計地羅織罪名，策劃一場規模巨大的陰謀陷害式的審判，接下來就要對主要的“托洛茨基分子”大開殺戒。眼看自己的朋友身陷囹圄，卻又明知自己無力相救，這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誰都無能為力，即使籲請比利時政府施援也不可能，因為柯普來到西班牙已經違反了自己國家的法律。我發音低促微弱，在一片嘈雜聲中我自己也無法聽到自己的聲音，我不得不把大部分談話時間讓給我妻子。柯普跟我們談起了他在監獄中新結識的許多囚犯朋友，他也談到了看守，說有些看守其實是好人，但也有些看守專門欺負、毆打那些膽小怕事的囚犯；至於食物，他說那簡直就是“豬食”。幸好我們早已想到給他帶來了一些食物和香煙。接著，柯普跟我們談起了被捕時從他身上搜走的那些文件。其中有作戰部致東線軍隊中主管工程作業的一位上校的軍情函件。警察收繳後拒絕歸還。據說函件被放在警察總局的辦公室裏，如果物歸其主的話，柯普的處境將會完全不同。
我當即意識到這封函件多麽至關重要。一封這樣的軍事公函，其中有作戰部和波薩斯將軍對柯普的推薦內容，這將足以證明柯普的清白。但麻煩的是如何證明這封公函的存在。在警察總局辦公室裏的函件萬一被打開，無疑會被密探或其他什麽人銷毀。也許隻有一個人能將函件要回來，那就是作戰部簽發函件的那位上校。柯普已經想到了這一點並寫好了一封信，希望我能偷偷地帶出監獄並郵寄出去。顯然，我親自辦理會更快捷、安全一些。我讓妻子和柯普先待在這裏，然後衝了出去。等了好久總算等到了一輛出租車。我知道時間就是一切。現在是下午5：30，上校也許會在六點離開辦公室，而如果等到第二天那就隻有上帝才知道那封函件會弄到哪兒去了——或者已被銷毀，或者已被丟進亂七八糟、堆積如山的文件堆裏，那時又會有更多的嫌疑犯被逮捕。上校的辦公室在碼頭北麵的作戰部內。當我急急衝衝地走近樓梯時，值勤的突擊隊員用長長的刺刀攔住了我，要求出示“證明”，我衝著他揮了一下我的遣散證明。很顯然，他不識字，他放我上樓去，他大概也對我那一揮而過的“證明”留下了神秘的印象。作戰部大樓是一個龐大的建築物，結構布局十分複雜，環繞中心庭院的每一層樓麵都有上百個辦公室。這裏是西班牙，沒有人稍稍知道一點我正尋找的辦公室究竟在哪裏。我不斷地重複：“elcoronel——，jefedeingenieros，ejercitodeeste！”*人們衝著我微笑，還優雅地聳聳肩。那些自以為知道一點的人給我指示的方向截然相反，他們指示我上樓，下樓，上樓，下樓，沿著長長的樓道跑，結果都是碰壁而回。時間正在悄然逝去，我有一種非常奇特的感覺，仿佛置身噩夢一般：我在樓梯上不停地上下奔跑，詭秘的人們你來我網，透過敞開的辦公室大門可以瞥見，雜亂無章的文件遍地都是，打字機劈啪作響，時間飛逝，一條無辜的生命也許危在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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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管事的人，軍隊主管，這個軍隊！——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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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我總算找到了上校的辦公室，讓我稍稍有點感到意外的是他允許我訴述他來意。我沒有見到上校。接見我的是上校的副官或秘書，一個身著嶄新製服有些瘦長的軍官，眼睛大大的略有一點斜視，在辦公室的外間接待了我。我開始訴說我的故事。我是受我的上級軍官的委托來這裏的。陸軍少校喬治?柯普身負緊急使命趕往前線，卻被錯誤地逮捕了。那封給前線的上校的函件——包含重要軍情機密，應該立刻歸還。幾個月來，我一直和柯普一起服役，他是一個品質崇高的軍官，逮捕他顯然是一個錯誤，警察把他和別人弄混淆了，等等。我一個勁地反複強調柯普所執行的任務對於前線的緊迫性，因為我知道這才是函件中最重要的核心問題。但這些聽起來一定像個離奇的故事，我的蹩腳的西班牙語發音，每到情緒激動、強調關鍵問題時，就不知怎麽的又會變成法語發音了。更糟糕的是，我幾乎已經聲嘶力竭，隻有竭盡全力才能發出一點點嘶啞的聲音。我很擔心連這麽點聲音也可能發不出來，以至於讓這年輕軍官不再有耐心聽下去。我後來時常回想：他一定會詫異我的聲音出了什麽毛病——或者喝醉了，或者良心受到譴責，等等。
然而，這位軍官不僅耐心地聽我講述，而且頻頻點頭，表示謹慎讚同。是的，他也認為這可能是個錯誤，顯然應予調查。明天——我抗議——該呢吧沒有明天！軍令如山倒，柯普原本早該將函件送至前線。青年軍官頗為讚同我的說法。接下來，他終於問了令我感到驚恐不安的問題。
“這位名叫柯普的陸軍少校，在哪個部隊服役？”
最令人恐懼忌諱的名字卻不得不說出來：“馬統工黨的民兵部隊。”
“馬統工黨！”
我希望我能夠告訴你他那聲音中的格外震驚。你得知道那時馬統工黨是被如何看待的。人們對間諜的恐懼到達了最高峰。也許所有的共和派人士在那時都確信馬統工黨是一個德國資助的龐大的間諜組織。對一位人民軍軍官提到此事，簡直就像在紅色恐怖之後闖進騎兵俱樂部*宣稱自己是一名共產黨人一樣令人驚異。他用深邃的目光掃了我一眼。經過長時間的沉默，他慢吞吞地說：
“你說你在前線同他在一起，那麽你自己也是在馬統工黨的民兵中服役？”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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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西班牙貴族軍官的傳統社交場所。——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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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軍官站起來，轉身走進了上校的辦公間。我能隱約聽見他們焦急不安的對話。我想，“這下全完了。”也許，我們本來就不該試圖把那個函件要回來。況且，我已經坦承自己是馬統工黨的人員，說不定他們馬上就會打電話給警察，將我抓起來，把我當成又一個自投羅網的托洛茨基分子。不過，那位軍官很快又露麵了，一邊整理軍帽，一邊嚴肅示意我跟他走。我們將去警察總長辦公室。這段路很長，至少需要步行20分鍾。軍官賣著僵硬的正步，走在我的前麵。在路上，我們一句話也沒說。我們來到警察總長辦公室時，一群看起來非常可怕的無賴正在門外遊蕩。他們顯然是便衣警探、告密者和各種間諜。軍官走進那間辦公室，接下來進行了長時間的、情緒激動的對話。隻聽得雙方的嗓門一陣高過一陣，大概還伴有攤手、聳肩、捶桌子之類的激烈動作。警察方麵顯然不願交出那封函件。最後，那個滿臉漲得通紅的青年軍官手拿一封碩大的公文函件走出來。這正是從柯普身上搜走的那封函件。我們贏得了一個小小的勝利——事後表明這絕非無關緊要。函件被及時送出，但柯普的上司卻根本無法讓他出獄。
軍官當場向我保證函件將被馬上遞送。“可是，柯普怎麽辦？”我問道，“我們無法把他從監獄中釋放出來嗎？”他無可奈何地聳了聳肩，說道：“那可又是另外一件事了。”他們並不清楚柯普究竟為何被捕。他隻是告訴我，他們將對此進行調查。不再有多少可說的話了，該是分手的時候了。我們倆相互略微欠身致意。可接下來又發生了一件令我非常吃驚而且極為感動的事。那位人民軍軍官稍稍猶豫了一會，突然伸出手來，與我緊緊地握手。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夠使你明白他的這一舉動是多麽深深地打動了我。這看起來似乎隻是一樁微不足道的小事，其實並非完全如此。你應該注意到當時的情景——令人恐怖的懷疑和仇恨氣氛，惡毒的謊言和莫須有的傳聞漫天飛揚，貼在布告欄中的海報公開地詆毀我，以及所有類似我的人都是法西斯間諜。你要知道，當時我們正停留在警察總長辦公室的門外，外麵還遊蕩著一幫無事生非、到處找茬的政治無賴，其中也許會有人知道我正被警察“通緝”。這就有如一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公開與一個德國人握手同樣危險。我猜想，這位軍官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認定我並不是所謂法西斯間諜，而且這樣與我握手也表明了他具有非常美好的人品。
盡管看起來微不足道，但我仍然樂意把這件事情記錄下來，因為這是相當典型的西班牙人品德——在許多惡劣的境遇之中，你會經常從西班牙人身上見到類似的崇高品德的閃光點。我對西班牙這個國家印象極差，但對西班牙人卻沒有壞印象。我記得，我僅對一位西班牙人發過兩次火，而每當憶及此事，我都認為全是自己的錯。毫無疑問，他們寬宏大量，品行高尚，但這些品質都並不真正屬於二十世紀。正是因為如此，人們才會指望在西班牙，即使法西斯主義也會采取一種相對寬鬆、能夠讓人接受得了的統治形式。在西班牙幾乎沒有什麽人具備現代極權國家所需要的那種素質：可怕的高效率和高度的一致性。幾天前的那個晚上，警察在搜查我妻子住的客房時所發生的小插曲，就充分說明了這一事實。實際上，當時的搜查非常滑稽有趣。我真的希望我能親眼目睹，可是幸虧我沒在現場，否則我會忍不住放聲大笑起來的。
警察用眾所周知的蘇聯人民委員會國家政治保安總局肅反委員會或蓋世太保的風格進行了那場搜查。午夜過後，隨著一陣猛烈的敲門聲，六名警察闖進了我妻子的客房；他們打開燈，迅速控製了客房的各個重要位置，顯然是事先早有預謀。接著，他們以常人無法想象的手段徹底搜查客房中的全部兩個房間（有一個附設的衛浴間）。他們擊聽牆壁，摸捏椅墊，敲擊地板，掀抖窗簾，拍打浴缸和暖氣片，同時翻箱倒櫃，把所有衣物鞋帽都翻了個遍，還要再拿到燈光下仔細檢視。他們收繳了室內包括丟進廢紙簍裏的所有報刊和紙張，還有我們的所有書籍。當發現我們有一本法文版希特勒的《我的奮鬥》時，他們馬上喜形於色，自以為抓到了一個最重要的把柄。如果這是他們發現的唯一的一本敏感禁書的話，那麽我們的末日也就臨頭了。非常明顯，在他們看來讀《我的奮鬥》的人必然是個法西斯分子。但是，緊接著他們又找出了一本斯大林寫的小冊子，名叫《論徹底清算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兩麵派的方法》，這多多少少讓他們暫時鬆了一口氣。抽屜裏的幾包卷煙紙也被翻出來。他們把其中每一包都拆開來，逐張檢查，以防漏掉可能記錄在那上麵的任何信息。他們差不多檢查了將近兩個小時。然而，他們卻沒有去搜查床上。我妻子一直躺在床上，床墊下麵也許暗藏半打輕機槍，況且枕頭下麵也能藏著很多托洛茨基分子的文件。可是，這些警察沒有碰一下床，更不用說檢查床底了。我不敢相信這回是蘇聯人民委員會國家政治保安總局肅反委員會的通常辦事風格。但是，人們必須注意到，現在警察已經幾乎完全處在共產黨人的控製之下這些警察說不定自己就是共產黨員。不過，這些人同時也是西班牙人，對於他們來說，把一個弱女子從床上趕下來，實在是太難為情了。於是，這一方麵的搜查工作被大家心照不宣地免除了。當然，這也使得全部搜查變得毫無意義。
那天晚上，我和麥克奈爾、科特曼睡在一處建築荒地的草叢中。這是一個很冷的夜晚，我們都麽怎麽睡著。我記得，我到處找了幾個小時才喝到一杯咖啡。自來到巴塞羅那，我還是第一次去看看教堂——那是一座現代教堂，也是世界上最醜陋的建築之一。教堂頂部的四個尖塔有如酒瓶一般。與巴塞羅那大部分教堂的命運不同，這座教堂在革命期間沒有遭到破壞——據說，它之所以幸存下來是因為極具“藝術價值”。我想，無政府主義者本來可以毀掉它，卻沒有那麽做，這隻能顯示他們品位粗俗，盡管他們確曾將紅黑相間的旗幟懸掛在踏尖上。那天下午，我和妻子最後一次前去探望柯普，我們和他道別，並交給西班牙朋友一些錢，擺脫他們給柯普買些食品和香煙。除此而外，我們無法為他做任何事情，沒有任何一件事能夠做到。在我們離開巴塞羅那以後不久，柯普被單獨監禁，甚至不讓外麵的人給他送食物。那天晚上，我們去拉姆拉斯大街，路過摩卡咖啡館時，看到那裏仍有國民自衛隊士兵在把守。我一時興起，走進咖啡館，並和兩個肩掛步槍、斜倚櫃台的士兵閑聊起來。我問他們是否知道他們的哪位同誌在五月戰鬥時曾在這兒執勤。他們說不知道，就像許多西班牙人的慣常回答一樣，他們也不知道該如何去弄清這件事。我說，我的朋友喬治?柯普被捕入獄，受五月戰鬥牽連將被審判，當時在這裏執勤的人都知道，是他阻止了這裏的戰鬥，從而挽救了許多人的生命。我希望他們能夠站出來，為這件事提供證據。有一個與我談話的士兵，麵部表情呆板，不停地搖頭，可能是因為交通嘈雜聽不清我的話。另一個士兵則截然相反，他說，曾從戰友那裏聽到過關於柯普的英勇行為，柯普是buenchico（一個好夥計）。我知道他們所說的這些都於事無補。如果柯普被審判，當局就會像所有類似審判一樣，使用偽造的假證據。如果他一旦被槍殺（我擔心這極有可能發生），他的墓誌銘將應該是：他是可憐的國民自衛隊士兵眼中的好夥計，身為醜惡製度的一部分，卻保留了足夠的人性，當他看到一項正當的行動時，就知道它是正當的。
我們過著一種非常生活。夜晚我們是罪犯，而白天我們是富有的英國遊客——這是我們迫不得已假扮出來的。盡管夜晚隻能睡在荒郊野外，但隻要刮刮胡子，洗洗澡，擦擦皮鞋，仍會使你顯得有些冠冕堂皇。目前，最安全的做法是，盡可能地把自己打扮得看起來像個資產階級的模樣。我們頻繁出入時尚生活區，在那裏我們隻是些陌生人。我們光顧高檔餐館，以標準的英國方式對待服務生。我生平第一次在牆壁上題字。在一些時髦餐館的牆上，我盡可能而歪斜地寫上：“馬統工黨永垂不朽！”雖然我一直想方設法地隱藏自己，但我並沒感到自己處於危險之中。整個事件似乎過於荒誕不經。英國式信念在我身上根深蒂固：“他們”不可能逮捕你，除非你觸犯了法律。其實，在政治大屠殺中，抱有這種信念極度危險。有一個要求全力抓捕麥克奈爾等人的命令，我和其他許多人也都名列其中。逮捕、突襲、搜查一刻也沒有停止過。實際上，我們認識的許多人都已被關進監獄，隻有那些仍在前線的人暫時幸免。警察甚至擅自登上定期運送難民的法國船隻，抓捕疑似托洛茨基分子的人。
多虧英國領事館的傾力交涉，我們才總算辦好護照簽證等手續。領事在那個星期裏肯定被此事弄得心煩意亂。我們應該盡早離開這裏，越快越好。晚上七點半有一趟開往布港鎮*的列車，但通常遲至八點半才開出。按照我們的事先安排，我妻子預定了一輛出租車，然後打點行李，結算帳單，盡量在最後一刻才離開旅館。她隻有這樣做才能避免別人注意，否則旅館的人肯定會去報告警察。我在七點左右來到火車站，卻發現列車已經開出——6：50就開走了。火車司機大概和往常一樣臨時改變了主意。幸好我們及時通知了我妻子。第二天早晨還有一趟開往布港鎮的列車。我和麥克奈爾、科特曼在火車站附近的一家小餐館裏吃了晚餐，經過謹慎打聽，我們發現這家餐館的老板是個全國勞工聯盟的成員，為人相當和善。他給我們開了一個三人房間，當然沒有報告警察。這是五個夜晚以來我第一次沒有和衣而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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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bou，西班牙邊境小鎮，靠近法國。——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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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我的妻子成功地從旅館裏溜了出來。火車晚點出發近一個小時。我利用這段時間給作戰部寫了一封長信，對他們講了柯普的案件——柯普無疑是被錯捕的，前線急切地需要他，無數人將會證明他沒有任何過錯，等等。信寫在撕下的筆記簿的紙上，字跡原本歪斜（我的手指仍然有點麻木），寫西班牙文那就更加歪歪斜斜的了，我擔心他們是否能夠讀得懂這封信。無論如何，這封信和其他努力一樣都沒起作用。雖然我寫了信，但此後六個月裏，柯普（如果他至今未被殺害的話）依然關在監獄裏，既沒有受到審判，也沒有被釋放。起初我們收到過他的兩三封來信。這些信是他托被釋放的囚犯偷帶出監獄，然後在法國寄出的。信裏說的反複就是這些內容——被監禁在肮髒陰暗的窄小牢房裏，食物既肮髒又少得可憐，由於衛生條件差而生了重病，而監獄拒絕給予任何醫療護理。我已經通過英國和法國的許多渠道證實了這一切。最近柯普被投入一個“秘密監獄”，已經無法再與他保持聯係了。柯普隻是數百個遭受迫害的外國人之一，沒有人知道再雜遭受類似迫害的西班牙人究竟有多少。
終於，我們平安無事地通過了邊境線。我們乘坐的列車掛有一節頭等車廂和餐車，這是我來西班牙後第一次看到的。直到最近加泰羅尼亞的列車也隻有普通車廂。有兩個偵探在我們的列車上四處悠轉，隨時記下外國人的名字；當他們轉到餐車看到我們正在用餐時，他們似乎很高興看到我們這些地位高貴的人。世事變化無常，真是奇怪極了。僅僅在六個月之前，無政府主義者仍在掌握權力時期，無產階級的衣著打扮備受人們的尊敬。在從佩皮尼昂到塞貝爾的路上，一個和我同車的法國商務旅行者嚴肅認真地告訴我：“你不能穿戴成這個樣子去西班牙。趕快收起高襯領和領帶，否則到了巴塞羅那人們會從你身上扯下來的。”他說的似乎有點誇大其詞，不過這也至少表明人們是如何看待加泰羅尼亞所發生的變化的。進入西班牙邊境後，果然有一個無政府主義衛兵盯上了一個穿戴考究的法國人及其妻子，我想大概僅僅是因為他們看起來資產階級味道太濃厚了。然而，如今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資產階級的衣裝打扮成為一種逃避災難的最好辦法。在簽證辦公室，官員們在一犖卡片上——嫌疑犯索引上仔細查找我們的名字，幸虧警察的效率低下，我們的名字尚未被列上去，甚至也沒有麥克奈爾的名字。我們從頭到腳都被搜查過了，但沒找出什麽犯罪證據，除了我的遣散證明。而搜查我的士兵也不知道我所在的29師就是原來的馬統工黨的民兵。我們總算逃過了這一關。整整六個月之後，我再次來到了法國的土地上。我僅有的西班牙紀念品是一隻山羊皮水袋和一盞小鐵油燈，阿拉貢的農民用這種燈來點橄欖油。這種小油燈的形狀和兩千多年前羅馬人使用的赤陶燈幾乎一模一樣——這是我從一個被毀壞的小屋裏揀到的，無意中裝進了行李袋。
事實證明，我們逃跑得非常及時。我們所看到的首份報紙上就刊登了政府以間諜罪緝拿麥克奈爾的消息。西班牙當局宣布這一消息顯然有點操之過急。要知道，托洛茨基分子是不可以被引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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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國家，政治犯不在引渡之列。——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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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離開一個戰火紛飛的國家，踏上另一片和平安寧的土地時，我不知道應該先幹哪件事。結果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飛奔到煙草店，盡量多買些雪茄和香煙，直到衣袋塞不下為止。然後我們到自助餐廳要了杯茶，這是幾個月以來我所喝到的第一杯加鮮牛奶的茶。幾天以前我就經常在想，到了法國無論你什麽時候想要香煙，都可以買到。可我同時又有點期待見到煙草店大門緊閉，窗口掛著“煙草售罄”告示的那種情景。
麥克奈爾和科特曼準備到巴黎去。我和妻子則在巴紐爾車站——這條鐵路線上的第一站——下了火車，我們感到非常疲勞，必須休息一下。在知道我們來自巴塞羅那後，巴紐爾的人們並沒有友好地接待我們。人們一次又一次地問我們：“你來自西班牙？戰爭中你站在哪一邊？站在政府一邊？哦！”——接下來就是明顯的冷落。這個小鎮上的人似乎堅定地支持佛朗哥，毫無疑問，這是因為有許多支持法西斯的西班牙難民經常來這裏並散布影響。我常去的那家咖啡館有個侍應生就是一個堅決支持佛朗哥的西班牙人。每次給我上飲料時，他都要對我非常輕蔑地掃上一眼。然而，到了佩皮尼昂以後，情況就大不相同了。這裏的人對西班牙政府的黨派很不友好，但同時所有不同政治派別的人也在進行有如巴塞羅那那樣的相互傾軋和鬥爭。在一些咖啡館裏，隻要你提到“馬統工黨”幾個字，你就能夠馬上交到法國朋友，連侍應生都會對你笑臉相迎。
我和妻子在巴紐爾停留了三天。奇怪的是，這段時間裏我們心神不寧。這是一個遠離手榴彈、機關槍、購買食物的長隊、宣傳和密謀的偏僻寧靜的海濱小城，照理說我們應該深感寬慰和滿懷感恩之心。可是，我們絲毫也沒有這種感覺。我們在西班牙的所見所聞並沒因遠離而在腦海中消失。相反，那一切好象仍在我們的身邊，而且比以前更加栩栩如生。我們不斷地回憶、交談，甚至夢回西班牙。在過去的幾個月裏，我們經常自我安慰地設想，“等我們離開了西班牙”，我們將到地中海岸的某地過上一段安靜日子，也許還會去海邊釣釣魚。但是，當我們真的來到了這樣的地方，心裏卻又產生了某種厭煩和失望。天氣很冷，一陣陣大風吹過海麵，黯淡的海麵上波濤洶湧。漂浮在海麵上的包裹著雜物、軟木塞和魚內髒的團團泡沫不停地拍打著岩石。說出來別人也許會以為我們有些精神錯亂，我們倆現在最想做的事就是回西班牙。雖然這樣做可能對誰也沒有好處，甚至會遭遇殺身之禍，但我們還是希望能夠跟其他人關在一起。我感到幾個月來的西班牙經曆對於我的特殊意義真是一言難盡。我隻記錄了一些事件的大致概況，但我無法記錄這段經曆給我留下的全部感受。視覺的、嗅覺的、聽覺的東西全都混雜在一起，簡直無法用恰當的語言來加以表述：戰壕裏的氣味、山中的曙光延伸至無限的遠方、子彈無情的嘯叫聲、炸彈爆炸的刺眼光芒和震耳回響、巴塞羅那清新寒冷的黎明、兵營裏軍靴踩踏的印跡、十二月人們仍然信仰革命、購買食品的長隊、紅黑相間的旗幟，以及西班牙民兵的麵容。這些民兵——我和他們在前線相識，如今大家天各一方，隻有上帝才知道他們如今在哪裏，有的死在戰場上，有的受傷殘廢，有的被關進監獄——我希望他們大部分人平安、健康、好運連連；我希望他們能夠贏得戰爭的勝利，將所有不懷好意的德國、俄國和意大利外來者趕出西班牙。我個人在這場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無足輕重，戰爭隻給我留下了最不愉快的回憶，可我還是不想與這場戰爭擦肩而過。你已經看到了這樣一場災難——雖然西班牙戰爭已經結束，但這場戰爭最終將被證明是一場駭人聽聞的災難，它所帶來的遠遠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屠殺和肉體上的痛苦——這場戰爭不一定會導致理想破滅或玩世不恭。奇怪的是，整個經曆卻讓我更加堅信人類的高尚品質。我希望我的描述不會讓人們產生太多的誤解。我相信沒有一個人能夠將這場戰爭完全真實地描述出來。除非親眼目睹，你很難弄清任何事情，人人都有可能會有意無意地像一個宗派主義者那樣去描寫。如果我在本書此前各章沒有提及這些，那麽我現在就來做個補充：請注意我的派別身份，請注意我在事實描述方麵存在的錯誤，以及由於我僅目睹了其中部分事實難免以偏概全。當你從其他書上看到有關西班牙這場戰爭的任何記述時，也請你同樣地注意。
盡管事實上我們無事可作，但我們還是覺得應該做點什麽，我們提前離開了巴紐爾。隨著列車向北行進，法國大地也變得越來越蔥綠，越來越柔媚了。我們遠離了處處都是山崗和葡萄園的地方，再次來到了處處都是綠地和榆樹的國度。我去年底前往西班牙途經巴黎時，巴黎給我的印象是沒落陰鬱，完全不同於我八年前所見到的巴黎，那時生活費用低廉，人們對希特勒全然不知。而現在，早先我所熟悉的咖啡館約有一半因為沒有顧客而關門，每個人都在遭受高昂生活費用和戰爭恐懼的困擾，可是由於我們剛剛從貧窮的西班牙來到這裏，即使巴黎給我們的印象也似乎頗為生氣勃勃、繁榮昌盛。有一個大型展覽會正高潮迭起，可我們卻打不起精神前往參觀。
英國——特別是英國南部，也許擁有世界上最和諧的風光。在經曆了漫長旅程，特別是當你從暈船中逐漸緩過來以後，突然發現自己坐在列車專用絲絨坐墊上，你很難相信在哪裏真的在發生什麽事情。日本發生地震、中國發生饑荒、墨西哥發生革命？無須擔心，明天早上牛奶還會放在門前的台階上，《新政治家報》也會照常出版。工業都市離這兒非常遙遠，煙霧和窮困被掩藏在地平線下麵。這裏依然是我童年就已熟悉的英國：被鐵路分割的大地上滿是野花，站在草地上的馬靜靜地吃草，緩緩流淌的溪水，溪邊的柳樹，榆樹上的榆錢，農舍旁的草叢，倫敦郊外寂靜的原野，肮髒河麵上漂浮的船隻，熟識的街道，海報欄上板球賽和王室婚禮的公告，男式圓頂高禮帽，特拉法加廣場的鴿子，紅色的巴士，身著藍製服的警察——所有這一切都睡著了。英國睡意朦朧，我有時擔心我們永遠不會醒來，直到被炸彈的轟鳴驚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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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此處的一段話，意在對於當時英國政府麵對德、意法西斯猖狂侵略，仍然繼續推行孤立主義和綏靖主義的政策提出警告。——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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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信步來到市中心。在那些曾經屬於馬統工黨的建築物的頂上，紅旗已經被扯下，取而代之的共和國旗幟迎風飄揚；大樓門口則有成群的國民自衛隊士兵，懷裏抱著武器，懶洋洋地斜靠在門前的牆壁上。位於加泰羅尼亞廣場一角的紅色援助中心，那裏的大部分窗戶玻璃已被砸得粉碎，無事可做的警察樂此不疲。馬統工黨的書攤內已見不到一本書。遠處拉姆拉斯大街的公告欄中張貼著一副法西斯分子的醜惡嘴臉。在拉姆拉斯大街的盡頭，離碼頭不遠的地方，我碰巧看到了一幕奇特的景象：一群從前線歸來的渾身泥汙、衣衫破爛的民兵，正仰麵朝天地躺在擦鞋匠的椅子上，神情疲憊不堪。我知道他們是什麽人——真的，我認出了其中的一位。他們是馬統工黨的民兵。他們前一天才從前線返回，並發現馬統工黨已遭鎮壓，他們的家庭也遭受牽連而被洗劫一空，因此，他們不得不露宿街頭。任何這個時候從前線回來的馬統工黨的民兵，隻有兩種選擇：要麽立即躲藏起來，要麽馬上被投入監獄。——對於那些在前線浴血奮戰三四個月之久的戰士來說，接受這般禮遇絕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我們正處在一種極為奇特的境遇之中。人們在晚上是被通緝的逃犯，而在白天卻可以過著普通人的正常生活。每個藏匿馬統工黨及其支持者的人家，隻要這樣做過的——或者有可能會這樣做的，都已被監視起來；旅館或公寓裏也絲毫沒有例外，老板們已被要求一旦有陌生人來到，就必須馬上報告警察。實際上，這就意味著任何陌生人隻能在戶外過夜。另一方麵，在巴塞羅那這樣規模的城市裏，白天倒還相對安全一些。盡管國民自衛隊士兵、突襲隊員、馬槍騎兵和普通警察滿街都是，另外還有隻有上帝才知道的無數身桌便衣的警察密探，然而，他們不可能攔截盤查每一個過路行人，如果你看起來並非與眾不同，那就不至於引起他們的特別注意。最重要的是，必須盡量避免在馬統工黨的建築物附近逗留，絕對不要進入侍者認識你的那些咖啡館和飯店。那天和第二天，我都在一家公共浴室裏泡了很長時間的澡。我感到這是一種既可以打發時間又不惹人注意的好辦法。遺憾的是，許多人都是這樣去做的。結果沒過幾天——在我離開巴塞羅那之後——警察突襲了一家公共浴室，在浴池裏逮捕了許多赤裸裸的“托洛茨基分子”。
我沿著拉姆拉斯大街往前走，中途遇到一個來自莫蘭療養院的傷員。我們相互交換了一種他人難以察覺的眼神，這是人們在那種特殊艱難時刻所使用的一種心照不宣的眼神，然後悄悄地溜進一家遠離大街的咖啡館裏碰麵。在莫林療養院遭到突襲時，他僥幸躲過抓捕，但和其他人一樣被驅趕到大街上。他隻穿了一件襯衫——緊急逃跑來不及穿上夾克，——而且身無分文。他向我描述了一個國民自衛隊士兵如何從牆上扯下莫林的大幅彩色畫像，然後再用皮靴將其踐踏成碎片。莫林（馬統工黨的創始人之一）落入了法西斯分子之手，人們認為，他在那個時候已經遭到槍殺。
上午十點，我在英國領事館門前見到我妻子。沒過多久，麥克奈爾和科特曼也來了。他們告訴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鮑勃?斯邁利死了。他死在巴倫西亞的監獄中，死因不詳。他的屍體當即被掩埋，在場的英國獨立工黨代表大衛?默裏曾請求看一下他的遺容，但遭到拒絕。
我當即認為斯邁利是被槍殺的。那時每個人都是這麽認為的。但此後我認為自己可能弄錯了。後來，他被正式公布的死因是闌尾炎。我們後來從另一個獲釋的囚犯那裏得知，斯邁利在入獄後不久就病倒了。如此看來，闌尾炎致死的說法是可信的。他們拒絕讓默裏看斯邁利的屍體，可能隻是出於對死者的惡意報複。然而，我必須指出，鮑勃?斯邁利隻有22歲，是我所見過的最強壯的人之一。我認為，在我所認識的人中，無論英國人，還是西班牙人，唯有他可以在戰壕中連續待上三個月而不生病。像鮑勃?斯邁利這樣強壯的人，如果得到適當的照料，理應不會被闌尾炎奪去生命。但是，當你目睹了西班牙監獄——包括用於關押政治犯的臨時場所——中的生活之後，你就能夠意識到，一個生病囚犯得到適當照顧的幾率會是多麽微不足道。這些監獄隻能被稱作地牢。在英國，隻有退回到18世紀，才能見到諸如此類的場景。人們被囚禁在狹小的牢房裏，隻能勉強容身；人們甚至被關進地窖或其他更為黑暗潮濕的地方。這並非暫時為之，而是長期如此：人們常常被關押在那種地方長達四五個月之久，從來見不到一線光明。他們全天的食物隻有汙穢不堪、少得可憐的湯和一兩片麵包。（幾個月後他們的食物似乎稍稍有所改善。）我這絕不是誇大其詞，任何一位曾在西班牙遭到拘禁的政治嫌疑犯都能加以證實。我已經從許多消息提供者那裏分別得到了他們對西班牙監獄狀況的描述；他們都證實了彼此的說法，幾乎沒有絲毫出入。此外，我自己也親眼見過一所西班牙監獄。我的一位被囚禁的英國朋友對我說，他的獄中經曆，“完全能夠讓人們更容易地理解斯邁利的遭遇”。我對斯邁利的死難以釋懷。為了投身反法西斯的戰鬥，這個勇敢聰穎的大男孩，毅然放棄了自己在格拉斯哥大學的學業。在我看來，斯邁利在前線以無可挑剔的勇氣和奮不顧身的精神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那些人所做的，卻是將他投入監獄，並讓他像個無人關注的動物那樣死去。我明白，僅僅為某一個在這場規模如此巨大的血腥戰爭中犧牲的人大加宣揚，也許無事於補。與許多的政治迫害相比，在擁擠的街道上空落下來的炸彈所造成的死亡可能會更大。但讓人忿忿不平的是這種死亡毫無意義。在戰場上戰死——也許無怨無悔，那是死得其所；但被投入監獄，甚至沒有任何可以羅列的過錯，而隻是以莫須有的罪名讓人孤獨地死去——這就必須另當別論了。我看不出這種事情——盡管斯邁利的事情有些特殊，並非普遍現象——將會如何有助於戰爭更接近勝利。
那天下午我和妻子探看了柯普。人們在獲得批準的情況下可以看望沒有被單獨監禁的囚犯，但去多了並不安全。警察密切監視著來來往往的人，如果你頻繁探監，那就等於給自己貼上了“托洛茨基分子”朋友的標簽，從而被捕甚至死於監獄。這種事情已經在許多人身上發生了。
柯普並沒有被單獨監禁，因此我們沒費多少周折就被允許探望。在獄警領我們進入監獄的鋼筋混凝土大門時，恰巧碰上了我以前在前線認識的一位西班牙民兵，他正被兩個國民自衛隊隊員一左一右地夾在中間押出監獄。我們短暫地相互對視了一下，馬上假裝互不相識。我們在監獄裏看到的第一個人是來自美國的民兵，他在多天前就已辦好了離開西班牙回國的手續。盡管他證件齊全，但在出境檢查時仍然被捕，也許隻是因為他當時穿著燈心絨馬褲而被當作民兵抓起來的。我們擦肩而過，有如從不相識。這真是太可怕了。其實，我們已經認識好幾個月了，我們曾經在同一條戰壕裏同甘共苦，在我負傷的時候是他把我背下陣地，當然，在那種情況下，任何人都會那樣做的。由於身穿藍製服的衛兵正在虎視每一個角落，與太多的熟人打招呼隻會惹來殺身之禍。
這座所謂監獄原是一家商店的底樓。總共兩個房間，每間不足20平方英尺，卻密密麻麻地囚禁了100多號人。這裏所呈現的是典型的十八世紀newgate*的翻版，肮髒不堪，人們擠成一團，沒有家具，隻有光禿冰涼的石地坪、一條長凳、一些破爛毛毯，緊閉的鋼質百葉窗隻漏進了些許灰暗的光。灰蒙蒙的牆壁上塗滿了革命口號——“馬統工黨永存！”、“革命萬歲！”等等。在過去的幾個月中，這裏一直被用作政治犯臨時關押地點。刺耳的嘈雜聲到處響起。現在正是探監時間，處處人滿為患，舉步維艱。被囚禁的犯人幾乎都是最貧困的工人無產者。你可以看到婦女們正在打開包裹取出少得可憐的食物，那是為自己被監禁的丈夫送來的。監獄中的有些受傷的民兵囚犯來自莫蘭療養院。他們中有兩個人腿部截肢，其中一個人顯然在突擊抓捕時沒來得及帶上拐杖，隻能靠剩下的那條腿跳躍行走。這裏還有一個不到12歲的孩子，非常明顯，他們甚至連孩子也不放過。一大群人被關押在這麽一丁點大的地方，又沒有任何衛生措施，以致你處處都能聞到一種刺鼻的惡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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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蓋特監獄，倫敦的一所著名監獄，1902年被拆毀。——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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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普用胳膊推開擁擠的人群迎接我們。他那胖乎乎的圓臉仍與往常一樣，看起來氣色還算不錯。在這種肮髒齷齪的環境中，他依然把製服弄得很整潔，甚至還把胡須也刮得精光。囚犯中還有一個身穿人民軍製服的軍官。他在擁擠的人群中與柯普相遇時，兩個人幾乎同時立正相互敬禮，在某種意義上，那種場景實在令人心酸。柯普的精神狀態似乎非常好。“哦，我想我們都會被槍斃。”他高興地說。“槍斃”這個詞在我的心裏引起了一陣戰栗。不久前子彈穿過我的肉體時的那種感覺，我仍記憶猶新。一想到那種事將發生在你所熟悉的某個人的身上，絕不是一件好受的事情。當時，我的確想當然地認為，所有馬統工黨的領導人，包括柯普在內，都將被槍斃。前一個謠言——關於寧的死亡——剛剛消散，人們都知道了馬統工黨正被指控犯有叛國罪和間諜罪。當局正在千方百計地羅織罪名，策劃一場規模巨大的陰謀陷害式的審判，接下來就要對主要的“托洛茨基分子”大開殺戒。眼看自己的朋友身陷囹圄，卻又明知自己無力相救，這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誰都無能為力，即使籲請比利時政府施援也不可能，因為柯普來到西班牙已經違反了自己國家的法律。我發音低促微弱，在一片嘈雜聲中我自己也無法聽到自己的聲音，我不得不把大部分談話時間讓給我妻子。柯普跟我們談起了他在監獄中新結識的許多囚犯朋友，他也談到了看守，說有些看守其實是好人，但也有些看守專門欺負、毆打那些膽小怕事的囚犯；至於食物，他說那簡直就是“豬食”。幸好我們早已想到給他帶來了一些食物和香煙。接著，柯普跟我們談起了被捕時從他身上搜走的那些文件。其中有作戰部致東線軍隊中主管工程作業的一位上校的軍情函件。警察收繳後拒絕歸還。據說函件被放在警察總局的辦公室裏，如果物歸其主的話，柯普的處境將會完全不同。
我當即意識到這封函件多麽至關重要。一封這樣的軍事公函，其中有作戰部和波薩斯將軍對柯普的推薦內容，這將足以證明柯普的清白。但麻煩的是如何證明這封公函的存在。在警察總局辦公室裏的函件萬一被打開，無疑會被密探或其他什麽人銷毀。也許隻有一個人能將函件要回來，那就是作戰部簽發函件的那位上校。柯普已經想到了這一點並寫好了一封信，希望我能偷偷地帶出監獄並郵寄出去。顯然，我親自辦理會更快捷、安全一些。我讓妻子和柯普先待在這裏，然後衝了出去。等了好久總算等到了一輛出租車。我知道時間就是一切。現在是下午5：30，上校也許會在六點離開辦公室，而如果等到第二天那就隻有上帝才知道那封函件會弄到哪兒去了——或者已被銷毀，或者已被丟進亂七八糟、堆積如山的文件堆裏，那時又會有更多的嫌疑犯被逮捕。上校的辦公室在碼頭北麵的作戰部內。當我急急衝衝地走近樓梯時，值勤的突擊隊員用長長的刺刀攔住了我，要求出示“證明”，我衝著他揮了一下我的遣散證明。很顯然，他不識字，他放我上樓去，他大概也對我那一揮而過的“證明”留下了神秘的印象。作戰部大樓是一個龐大的建築物，結構布局十分複雜，環繞中心庭院的每一層樓麵都有上百個辦公室。這裏是西班牙，沒有人稍稍知道一點我正尋找的辦公室究竟在哪裏。我不斷地重複：“elcoronel——，jefedeingenieros，ejercitodeeste！”*人們衝著我微笑，還優雅地聳聳肩。那些自以為知道一點的人給我指示的方向截然相反，他們指示我上樓，下樓，上樓，下樓，沿著長長的樓道跑，結果都是碰壁而回。時間正在悄然逝去，我有一種非常奇特的感覺，仿佛置身噩夢一般：我在樓梯上不停地上下奔跑，詭秘的人們你來我網，透過敞開的辦公室大門可以瞥見，雜亂無章的文件遍地都是，打字機劈啪作響，時間飛逝，一條無辜的生命也許危在旦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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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管事的人，軍隊主管，這個軍隊！——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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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我總算找到了上校的辦公室，讓我稍稍有點感到意外的是他允許我訴述他來意。我沒有見到上校。接見我的是上校的副官或秘書，一個身著嶄新製服有些瘦長的軍官，眼睛大大的略有一點斜視，在辦公室的外間接待了我。我開始訴說我的故事。我是受我的上級軍官的委托來這裏的。陸軍少校喬治?柯普身負緊急使命趕往前線，卻被錯誤地逮捕了。那封給前線的上校的函件——包含重要軍情機密，應該立刻歸還。幾個月來，我一直和柯普一起服役，他是一個品質崇高的軍官，逮捕他顯然是一個錯誤，警察把他和別人弄混淆了，等等。我一個勁地反複強調柯普所執行的任務對於前線的緊迫性，因為我知道這才是函件中最重要的核心問題。但這些聽起來一定像個離奇的故事，我的蹩腳的西班牙語發音，每到情緒激動、強調關鍵問題時，就不知怎麽的又會變成法語發音了。更糟糕的是，我幾乎已經聲嘶力竭，隻有竭盡全力才能發出一點點嘶啞的聲音。我很擔心連這麽點聲音也可能發不出來，以至於讓這年輕軍官不再有耐心聽下去。我後來時常回想：他一定會詫異我的聲音出了什麽毛病——或者喝醉了，或者良心受到譴責，等等。
然而，這位軍官不僅耐心地聽我講述，而且頻頻點頭，表示謹慎讚同。是的，他也認為這可能是個錯誤，顯然應予調查。明天——我抗議——該呢吧沒有明天！軍令如山倒，柯普原本早該將函件送至前線。青年軍官頗為讚同我的說法。接下來，他終於問了令我感到驚恐不安的問題。
“這位名叫柯普的陸軍少校，在哪個部隊服役？”
最令人恐懼忌諱的名字卻不得不說出來：“馬統工黨的民兵部隊。”
“馬統工黨！”
我希望我能夠告訴你他那聲音中的格外震驚。你得知道那時馬統工黨是被如何看待的。人們對間諜的恐懼到達了最高峰。也許所有的共和派人士在那時都確信馬統工黨是一個德國資助的龐大的間諜組織。對一位人民軍軍官提到此事，簡直就像在紅色恐怖之後闖進騎兵俱樂部*宣稱自己是一名共產黨人一樣令人驚異。他用深邃的目光掃了我一眼。經過長時間的沉默，他慢吞吞地說：
“你說你在前線同他在一起，那麽你自己也是在馬統工黨的民兵中服役？”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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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西班牙貴族軍官的傳統社交場所。——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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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軍官站起來，轉身走進了上校的辦公間。我能隱約聽見他們焦急不安的對話。我想，“這下全完了。”也許，我們本來就不該試圖把那個函件要回來。況且，我已經坦承自己是馬統工黨的人員，說不定他們馬上就會打電話給警察，將我抓起來，把我當成又一個自投羅網的托洛茨基分子。不過，那位軍官很快又露麵了，一邊整理軍帽，一邊嚴肅示意我跟他走。我們將去警察總長辦公室。這段路很長，至少需要步行20分鍾。軍官賣著僵硬的正步，走在我的前麵。在路上，我們一句話也沒說。我們來到警察總長辦公室時，一群看起來非常可怕的無賴正在門外遊蕩。他們顯然是便衣警探、告密者和各種間諜。軍官走進那間辦公室，接下來進行了長時間的、情緒激動的對話。隻聽得雙方的嗓門一陣高過一陣，大概還伴有攤手、聳肩、捶桌子之類的激烈動作。警察方麵顯然不願交出那封函件。最後，那個滿臉漲得通紅的青年軍官手拿一封碩大的公文函件走出來。這正是從柯普身上搜走的那封函件。我們贏得了一個小小的勝利——事後表明這絕非無關緊要。函件被及時送出，但柯普的上司卻根本無法讓他出獄。
軍官當場向我保證函件將被馬上遞送。“可是，柯普怎麽辦？”我問道，“我們無法把他從監獄中釋放出來嗎？”他無可奈何地聳了聳肩，說道：“那可又是另外一件事了。”他們並不清楚柯普究竟為何被捕。他隻是告訴我，他們將對此進行調查。不再有多少可說的話了，該是分手的時候了。我們倆相互略微欠身致意。可接下來又發生了一件令我非常吃驚而且極為感動的事。那位人民軍軍官稍稍猶豫了一會，突然伸出手來，與我緊緊地握手。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夠使你明白他的這一舉動是多麽深深地打動了我。這看起來似乎隻是一樁微不足道的小事，其實並非完全如此。你應該注意到當時的情景——令人恐怖的懷疑和仇恨氣氛，惡毒的謊言和莫須有的傳聞漫天飛揚，貼在布告欄中的海報公開地詆毀我，以及所有類似我的人都是法西斯間諜。你要知道，當時我們正停留在警察總長辦公室的門外，外麵還遊蕩著一幫無事生非、到處找茬的政治無賴，其中也許會有人知道我正被警察“通緝”。這就有如一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公開與一個德國人握手同樣危險。我猜想，這位軍官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認定我並不是所謂法西斯間諜，而且這樣與我握手也表明了他具有非常美好的人品。
盡管看起來微不足道，但我仍然樂意把這件事情記錄下來，因為這是相當典型的西班牙人品德——在許多惡劣的境遇之中，你會經常從西班牙人身上見到類似的崇高品德的閃光點。我對西班牙這個國家印象極差，但對西班牙人卻沒有壞印象。我記得，我僅對一位西班牙人發過兩次火，而每當憶及此事，我都認為全是自己的錯。毫無疑問，他們寬宏大量，品行高尚，但這些品質都並不真正屬於二十世紀。正是因為如此，人們才會指望在西班牙，即使法西斯主義也會采取一種相對寬鬆、能夠讓人接受得了的統治形式。在西班牙幾乎沒有什麽人具備現代極權國家所需要的那種素質：可怕的高效率和高度的一致性。幾天前的那個晚上，警察在搜查我妻子住的客房時所發生的小插曲，就充分說明了這一事實。實際上，當時的搜查非常滑稽有趣。我真的希望我能親眼目睹，可是幸虧我沒在現場，否則我會忍不住放聲大笑起來的。
警察用眾所周知的蘇聯人民委員會國家政治保安總局肅反委員會或蓋世太保的風格進行了那場搜查。午夜過後，隨著一陣猛烈的敲門聲，六名警察闖進了我妻子的客房；他們打開燈，迅速控製了客房的各個重要位置，顯然是事先早有預謀。接著，他們以常人無法想象的手段徹底搜查客房中的全部兩個房間（有一個附設的衛浴間）。他們擊聽牆壁，摸捏椅墊，敲擊地板，掀抖窗簾，拍打浴缸和暖氣片，同時翻箱倒櫃，把所有衣物鞋帽都翻了個遍，還要再拿到燈光下仔細檢視。他們收繳了室內包括丟進廢紙簍裏的所有報刊和紙張，還有我們的所有書籍。當發現我們有一本法文版希特勒的《我的奮鬥》時，他們馬上喜形於色，自以為抓到了一個最重要的把柄。如果這是他們發現的唯一的一本敏感禁書的話，那麽我們的末日也就臨頭了。非常明顯，在他們看來讀《我的奮鬥》的人必然是個法西斯分子。但是，緊接著他們又找出了一本斯大林寫的小冊子，名叫《論徹底清算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兩麵派的方法》，這多多少少讓他們暫時鬆了一口氣。抽屜裏的幾包卷煙紙也被翻出來。他們把其中每一包都拆開來，逐張檢查，以防漏掉可能記錄在那上麵的任何信息。他們差不多檢查了將近兩個小時。然而，他們卻沒有去搜查床上。我妻子一直躺在床上，床墊下麵也許暗藏半打輕機槍，況且枕頭下麵也能藏著很多托洛茨基分子的文件。可是，這些警察沒有碰一下床，更不用說檢查床底了。我不敢相信這回是蘇聯人民委員會國家政治保安總局肅反委員會的通常辦事風格。但是，人們必須注意到，現在警察已經幾乎完全處在共產黨人的控製之下這些警察說不定自己就是共產黨員。不過，這些人同時也是西班牙人，對於他們來說，把一個弱女子從床上趕下來，實在是太難為情了。於是，這一方麵的搜查工作被大家心照不宣地免除了。當然，這也使得全部搜查變得毫無意義。
那天晚上，我和麥克奈爾、科特曼睡在一處建築荒地的草叢中。這是一個很冷的夜晚，我們都麽怎麽睡著。我記得，我到處找了幾個小時才喝到一杯咖啡。自來到巴塞羅那，我還是第一次去看看教堂——那是一座現代教堂，也是世界上最醜陋的建築之一。教堂頂部的四個尖塔有如酒瓶一般。與巴塞羅那大部分教堂的命運不同，這座教堂在革命期間沒有遭到破壞——據說，它之所以幸存下來是因為極具“藝術價值”。我想，無政府主義者本來可以毀掉它，卻沒有那麽做，這隻能顯示他們品位粗俗，盡管他們確曾將紅黑相間的旗幟懸掛在踏尖上。那天下午，我和妻子最後一次前去探望柯普，我們和他道別，並交給西班牙朋友一些錢，擺脫他們給柯普買些食品和香煙。除此而外，我們無法為他做任何事情，沒有任何一件事能夠做到。在我們離開巴塞羅那以後不久，柯普被單獨監禁，甚至不讓外麵的人給他送食物。那天晚上，我們去拉姆拉斯大街，路過摩卡咖啡館時，看到那裏仍有國民自衛隊士兵在把守。我一時興起，走進咖啡館，並和兩個肩掛步槍、斜倚櫃台的士兵閑聊起來。我問他們是否知道他們的哪位同誌在五月戰鬥時曾在這兒執勤。他們說不知道，就像許多西班牙人的慣常回答一樣，他們也不知道該如何去弄清這件事。我說，我的朋友喬治?柯普被捕入獄，受五月戰鬥牽連將被審判，當時在這裏執勤的人都知道，是他阻止了這裏的戰鬥，從而挽救了許多人的生命。我希望他們能夠站出來，為這件事提供證據。有一個與我談話的士兵，麵部表情呆板，不停地搖頭，可能是因為交通嘈雜聽不清我的話。另一個士兵則截然相反，他說，曾從戰友那裏聽到過關於柯普的英勇行為，柯普是buenchico（一個好夥計）。我知道他們所說的這些都於事無補。如果柯普被審判，當局就會像所有類似審判一樣，使用偽造的假證據。如果他一旦被槍殺（我擔心這極有可能發生），他的墓誌銘將應該是：他是可憐的國民自衛隊士兵眼中的好夥計，身為醜惡製度的一部分，卻保留了足夠的人性，當他看到一項正當的行動時，就知道它是正當的。
我們過著一種非常生活。夜晚我們是罪犯，而白天我們是富有的英國遊客——這是我們迫不得已假扮出來的。盡管夜晚隻能睡在荒郊野外，但隻要刮刮胡子，洗洗澡，擦擦皮鞋，仍會使你顯得有些冠冕堂皇。目前，最安全的做法是，盡可能地把自己打扮得看起來像個資產階級的模樣。我們頻繁出入時尚生活區，在那裏我們隻是些陌生人。我們光顧高檔餐館，以標準的英國方式對待服務生。我生平第一次在牆壁上題字。在一些時髦餐館的牆上，我盡可能而歪斜地寫上：“馬統工黨永垂不朽！”雖然我一直想方設法地隱藏自己，但我並沒感到自己處於危險之中。整個事件似乎過於荒誕不經。英國式信念在我身上根深蒂固：“他們”不可能逮捕你，除非你觸犯了法律。其實，在政治大屠殺中，抱有這種信念極度危險。有一個要求全力抓捕麥克奈爾等人的命令，我和其他許多人也都名列其中。逮捕、突襲、搜查一刻也沒有停止過。實際上，我們認識的許多人都已被關進監獄，隻有那些仍在前線的人暫時幸免。警察甚至擅自登上定期運送難民的法國船隻，抓捕疑似托洛茨基分子的人。
多虧英國領事館的傾力交涉，我們才總算辦好護照簽證等手續。領事在那個星期裏肯定被此事弄得心煩意亂。我們應該盡早離開這裏，越快越好。晚上七點半有一趟開往布港鎮*的列車，但通常遲至八點半才開出。按照我們的事先安排，我妻子預定了一輛出租車，然後打點行李，結算帳單，盡量在最後一刻才離開旅館。她隻有這樣做才能避免別人注意，否則旅館的人肯定會去報告警察。我在七點左右來到火車站，卻發現列車已經開出——6：50就開走了。火車司機大概和往常一樣臨時改變了主意。幸好我們及時通知了我妻子。第二天早晨還有一趟開往布港鎮的列車。我和麥克奈爾、科特曼在火車站附近的一家小餐館裏吃了晚餐，經過謹慎打聽，我們發現這家餐館的老板是個全國勞工聯盟的成員，為人相當和善。他給我們開了一個三人房間，當然沒有報告警察。這是五個夜晚以來我第一次沒有和衣而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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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bou，西班牙邊境小鎮，靠近法國。——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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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我的妻子成功地從旅館裏溜了出來。火車晚點出發近一個小時。我利用這段時間給作戰部寫了一封長信，對他們講了柯普的案件——柯普無疑是被錯捕的，前線急切地需要他，無數人將會證明他沒有任何過錯，等等。信寫在撕下的筆記簿的紙上，字跡原本歪斜（我的手指仍然有點麻木），寫西班牙文那就更加歪歪斜斜的了，我擔心他們是否能夠讀得懂這封信。無論如何，這封信和其他努力一樣都沒起作用。雖然我寫了信，但此後六個月裏，柯普（如果他至今未被殺害的話）依然關在監獄裏，既沒有受到審判，也沒有被釋放。起初我們收到過他的兩三封來信。這些信是他托被釋放的囚犯偷帶出監獄，然後在法國寄出的。信裏說的反複就是這些內容——被監禁在肮髒陰暗的窄小牢房裏，食物既肮髒又少得可憐，由於衛生條件差而生了重病，而監獄拒絕給予任何醫療護理。我已經通過英國和法國的許多渠道證實了這一切。最近柯普被投入一個“秘密監獄”，已經無法再與他保持聯係了。柯普隻是數百個遭受迫害的外國人之一，沒有人知道再雜遭受類似迫害的西班牙人究竟有多少。
終於，我們平安無事地通過了邊境線。我們乘坐的列車掛有一節頭等車廂和餐車，這是我來西班牙後第一次看到的。直到最近加泰羅尼亞的列車也隻有普通車廂。有兩個偵探在我們的列車上四處悠轉，隨時記下外國人的名字；當他們轉到餐車看到我們正在用餐時，他們似乎很高興看到我們這些地位高貴的人。世事變化無常，真是奇怪極了。僅僅在六個月之前，無政府主義者仍在掌握權力時期，無產階級的衣著打扮備受人們的尊敬。在從佩皮尼昂到塞貝爾的路上，一個和我同車的法國商務旅行者嚴肅認真地告訴我：“你不能穿戴成這個樣子去西班牙。趕快收起高襯領和領帶，否則到了巴塞羅那人們會從你身上扯下來的。”他說的似乎有點誇大其詞，不過這也至少表明人們是如何看待加泰羅尼亞所發生的變化的。進入西班牙邊境後，果然有一個無政府主義衛兵盯上了一個穿戴考究的法國人及其妻子，我想大概僅僅是因為他們看起來資產階級味道太濃厚了。然而，如今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資產階級的衣裝打扮成為一種逃避災難的最好辦法。在簽證辦公室，官員們在一犖卡片上——嫌疑犯索引上仔細查找我們的名字，幸虧警察的效率低下，我們的名字尚未被列上去，甚至也沒有麥克奈爾的名字。我們從頭到腳都被搜查過了，但沒找出什麽犯罪證據，除了我的遣散證明。而搜查我的士兵也不知道我所在的29師就是原來的馬統工黨的民兵。我們總算逃過了這一關。整整六個月之後，我再次來到了法國的土地上。我僅有的西班牙紀念品是一隻山羊皮水袋和一盞小鐵油燈，阿拉貢的農民用這種燈來點橄欖油。這種小油燈的形狀和兩千多年前羅馬人使用的赤陶燈幾乎一模一樣——這是我從一個被毀壞的小屋裏揀到的，無意中裝進了行李袋。
事實證明，我們逃跑得非常及時。我們所看到的首份報紙上就刊登了政府以間諜罪緝拿麥克奈爾的消息。西班牙當局宣布這一消息顯然有點操之過急。要知道，托洛茨基分子是不可以被引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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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國家，政治犯不在引渡之列。——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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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離開一個戰火紛飛的國家，踏上另一片和平安寧的土地時，我不知道應該先幹哪件事。結果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飛奔到煙草店，盡量多買些雪茄和香煙，直到衣袋塞不下為止。然後我們到自助餐廳要了杯茶，這是幾個月以來我所喝到的第一杯加鮮牛奶的茶。幾天以前我就經常在想，到了法國無論你什麽時候想要香煙，都可以買到。可我同時又有點期待見到煙草店大門緊閉，窗口掛著“煙草售罄”告示的那種情景。
麥克奈爾和科特曼準備到巴黎去。我和妻子則在巴紐爾車站——這條鐵路線上的第一站——下了火車，我們感到非常疲勞，必須休息一下。在知道我們來自巴塞羅那後，巴紐爾的人們並沒有友好地接待我們。人們一次又一次地問我們：“你來自西班牙？戰爭中你站在哪一邊？站在政府一邊？哦！”——接下來就是明顯的冷落。這個小鎮上的人似乎堅定地支持佛朗哥，毫無疑問，這是因為有許多支持法西斯的西班牙難民經常來這裏並散布影響。我常去的那家咖啡館有個侍應生就是一個堅決支持佛朗哥的西班牙人。每次給我上飲料時，他都要對我非常輕蔑地掃上一眼。然而，到了佩皮尼昂以後，情況就大不相同了。這裏的人對西班牙政府的黨派很不友好，但同時所有不同政治派別的人也在進行有如巴塞羅那那樣的相互傾軋和鬥爭。在一些咖啡館裏，隻要你提到“馬統工黨”幾個字，你就能夠馬上交到法國朋友，連侍應生都會對你笑臉相迎。
我和妻子在巴紐爾停留了三天。奇怪的是，這段時間裏我們心神不寧。這是一個遠離手榴彈、機關槍、購買食物的長隊、宣傳和密謀的偏僻寧靜的海濱小城，照理說我們應該深感寬慰和滿懷感恩之心。可是，我們絲毫也沒有這種感覺。我們在西班牙的所見所聞並沒因遠離而在腦海中消失。相反，那一切好象仍在我們的身邊，而且比以前更加栩栩如生。我們不斷地回憶、交談，甚至夢回西班牙。在過去的幾個月裏，我們經常自我安慰地設想，“等我們離開了西班牙”，我們將到地中海岸的某地過上一段安靜日子，也許還會去海邊釣釣魚。但是，當我們真的來到了這樣的地方，心裏卻又產生了某種厭煩和失望。天氣很冷，一陣陣大風吹過海麵，黯淡的海麵上波濤洶湧。漂浮在海麵上的包裹著雜物、軟木塞和魚內髒的團團泡沫不停地拍打著岩石。說出來別人也許會以為我們有些精神錯亂，我們倆現在最想做的事就是回西班牙。雖然這樣做可能對誰也沒有好處，甚至會遭遇殺身之禍，但我們還是希望能夠跟其他人關在一起。我感到幾個月來的西班牙經曆對於我的特殊意義真是一言難盡。我隻記錄了一些事件的大致概況，但我無法記錄這段經曆給我留下的全部感受。視覺的、嗅覺的、聽覺的東西全都混雜在一起，簡直無法用恰當的語言來加以表述：戰壕裏的氣味、山中的曙光延伸至無限的遠方、子彈無情的嘯叫聲、炸彈爆炸的刺眼光芒和震耳回響、巴塞羅那清新寒冷的黎明、兵營裏軍靴踩踏的印跡、十二月人們仍然信仰革命、購買食品的長隊、紅黑相間的旗幟，以及西班牙民兵的麵容。這些民兵——我和他們在前線相識，如今大家天各一方，隻有上帝才知道他們如今在哪裏，有的死在戰場上，有的受傷殘廢，有的被關進監獄——我希望他們大部分人平安、健康、好運連連；我希望他們能夠贏得戰爭的勝利，將所有不懷好意的德國、俄國和意大利外來者趕出西班牙。我個人在這場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無足輕重，戰爭隻給我留下了最不愉快的回憶，可我還是不想與這場戰爭擦肩而過。你已經看到了這樣一場災難——雖然西班牙戰爭已經結束，但這場戰爭最終將被證明是一場駭人聽聞的災難，它所帶來的遠遠超出了一般意義上的屠殺和肉體上的痛苦——這場戰爭不一定會導致理想破滅或玩世不恭。奇怪的是，整個經曆卻讓我更加堅信人類的高尚品質。我希望我的描述不會讓人們產生太多的誤解。我相信沒有一個人能夠將這場戰爭完全真實地描述出來。除非親眼目睹，你很難弄清任何事情，人人都有可能會有意無意地像一個宗派主義者那樣去描寫。如果我在本書此前各章沒有提及這些，那麽我現在就來做個補充：請注意我的派別身份，請注意我在事實描述方麵存在的錯誤，以及由於我僅目睹了其中部分事實難免以偏概全。當你從其他書上看到有關西班牙這場戰爭的任何記述時，也請你同樣地注意。
盡管事實上我們無事可作，但我們還是覺得應該做點什麽，我們提前離開了巴紐爾。隨著列車向北行進，法國大地也變得越來越蔥綠，越來越柔媚了。我們遠離了處處都是山崗和葡萄園的地方，再次來到了處處都是綠地和榆樹的國度。我去年底前往西班牙途經巴黎時，巴黎給我的印象是沒落陰鬱，完全不同於我八年前所見到的巴黎，那時生活費用低廉，人們對希特勒全然不知。而現在，早先我所熟悉的咖啡館約有一半因為沒有顧客而關門，每個人都在遭受高昂生活費用和戰爭恐懼的困擾，可是由於我們剛剛從貧窮的西班牙來到這裏，即使巴黎給我們的印象也似乎頗為生氣勃勃、繁榮昌盛。有一個大型展覽會正高潮迭起，可我們卻打不起精神前往參觀。
英國——特別是英國南部，也許擁有世界上最和諧的風光。在經曆了漫長旅程，特別是當你從暈船中逐漸緩過來以後，突然發現自己坐在列車專用絲絨坐墊上，你很難相信在哪裏真的在發生什麽事情。日本發生地震、中國發生饑荒、墨西哥發生革命？無須擔心，明天早上牛奶還會放在門前的台階上，《新政治家報》也會照常出版。工業都市離這兒非常遙遠，煙霧和窮困被掩藏在地平線下麵。這裏依然是我童年就已熟悉的英國：被鐵路分割的大地上滿是野花，站在草地上的馬靜靜地吃草，緩緩流淌的溪水，溪邊的柳樹，榆樹上的榆錢，農舍旁的草叢，倫敦郊外寂靜的原野，肮髒河麵上漂浮的船隻，熟識的街道，海報欄上板球賽和王室婚禮的公告，男式圓頂高禮帽，特拉法加廣場的鴿子，紅色的巴士，身著藍製服的警察——所有這一切都睡著了。英國睡意朦朧，我有時擔心我們永遠不會醒來，直到被炸彈的轟鳴驚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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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此處的一段話，意在對於當時英國政府麵對德、意法西斯猖狂侵略，仍然繼續推行孤立主義和綏靖主義的政策提出警告。——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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