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韋斯卡東邊，直到三月底也沒有發生任何事情——簡直是真正意義上的太平無事，而敵人離我們隻有兩百米遠。法西斯主義者被趕回韋斯卡以後，共和軍控製了這部分戰線，但並沒有急於向前推進，這樣就形成了一條口袋狀的戰線。後來共和軍曾被迫向前推進——這在對方火力下可是件讓人頭疼的事情——不過目前，敵人好象完全不存在，我們的當務之急是對付寒冷和弄到足夠的食物。事實上，這一時期的不少事情引起了我的極大興趣，接下來我將記述其中的一部分。在這裏，我將首先從政府軍的立場說起，講述國內的政治形勢，並盡可能按事件發生的先後順序進行。
起初，我忽視了戰爭的政治意義，直到這時才迫使我不得不注意它。如果你對黨派政治的恐怖毫無興趣，請跳過這些內容不讀，正因為如此我才將其中的政治部分列為單獨的一章。但事實上，根本不可能單純地從軍事角度來談論西班牙戰爭。因為，它首先是一場政治戰爭。如果不緊扣政府軍陣營內部各種政治黨派的鬥爭，那麽戰爭爆發第一年的任何事情都會讓人感到無法理解。
在我剛到西班牙以及隨後的一段時間裏，我對於政治形勢既無興趣，也不甚了解。我隻知道這裏正在進行著一場戰爭，但並不清楚這究竟是一種什麽性質的戰爭。如果你問我為什麽要參加民兵，我的回答是：“反抗法西斯主義”；如果你問我為什麽而戰，我的回答是“為了人類共同的尊嚴”。我讚同《新政治家報》的這一說法：這場戰爭是為了捍衛文明，反對希特勒支持的布林普斯（blimps）上校部隊的瘋狂進攻。巴塞羅那的革命氣氛深深地吸引著我，但我並不想去理解它。p.s.u.c.，p.o.u.m.，f.a.i.，c.n.t.，u.g.t.，j.c.i.，j.s.u.，a.i.t.等諸如此類令人摸不著頭腦的各種政黨和工會的名稱，隻是讓我感到厭煩和憤怒。它們給人的第一印象是西班牙的首字母略縮語似乎正在泛濫成災。我隻知道我參加的是一個名叫p.o.u.m.的組織（其實我隻是加入了屬於p.o.u.m.的民部隊，並未參與他們的其他事情，因為在到達巴塞羅那時碰巧我隻帶著英國獨立工黨的一紙介紹信），但我並沒有弄清它與其他政治黨派之間有著嚴重差別。在波切洛山，當人們指著左邊的位置告訴我“那些人是社會主義者”（意思是p.s.u.c.的人員）時，我感到困惑不解，說道：“難道我們不都是社會主義者嗎？”我認為，大家都是拚死戰鬥的人，居然還存有黨派之見這太愚蠢了，我的一貫態度是，“為什麽我們不能停止無聊的政治爭論而在戰爭中同心協力並肩戰鬥？”這當然是反法西斯的正確態度。但這也正是英國報紙正在精心散布的言論，其目的主要是為了不讓人們弄清鬥爭的真實性質。在西班牙，特別是在加泰羅尼亞，實際上，任何人都不可能明確地保持這種態度。無論情願還是不情願，每個人遲早都要站到某一邊去。因為任何一個即使對政治黨派和對立“陣線”全然漠不關心的人，他自己的命運顯然也會被無情地牽入其中。作為軍人，他們一方麵是反對佛朗哥的戰士，但另一方麵也是兩種政治理論激烈鬥爭中的棋子。當我在山上搜集柴草時，當我在巴塞羅那騷亂中躲避共產黨人的機槍掃射時，當我最後在警察的追捕下逃離西班牙時，我總是在想，這是否就是真正的戰爭，還是《新政治家報》捏造出來的那種戰爭，——所有這一切對我來說都很特別，因為我是在為馬統工黨的部隊服務，不是站在加聯社黨的一邊。這兩套大寫字母看起來平常，其實卻有天壤之別！
要想理解政府一方的同盟，那就必須回顧戰爭是如何開始的。7月18日戰鬥開始後，歐洲每一個反法西斯戰士都充滿了希望。顯然，至少在這裏民主與法西斯主義勢不兩立，因為多年以來所謂民主國家一直在一步一步地向法西斯主義投降。日本被允許在中國的東北為所欲為；希特勒已經攫取了權力，開始屠殺各種政治反對派。墨索裏尼轟炸埃塞俄比亞之後，五十三個國家（我認為是五十三個國家）明確地發出了“不幹涉”的聲音。但出人意料的是，當佛朗哥試圖推翻溫和的左翼政府時，西班牙人民卻站起來反對他。這好象是——或者可能就是——潮流的轉向。
然而，有一些事情沒有引起普遍的注意。首先，嚴格說來，不應將佛朗哥與希特勒或墨索裏尼相提並論。他所發動的叛亂，基本上屬於貴族和教會支持的軍事政變，至少在初期是如此，它並不是為了推行法西斯主義，而是為了複辟封建主義。這意味著佛朗哥反對的不僅僅是工人階級，而且包括各種各樣的自由派資產階級——當這些人以現代形式出現時，他們正是法西斯主義的支持者。更為重要的是，西班牙工人階級並非像我們在英國那樣僅僅以“民主”和“秩序”的名義反對佛朗哥，他們的抵抗運動帶有——也可以說包含著——十分明顯的革命性質。土地被農民奪取，工廠和幾乎所有的交通工具被工會奪占，教堂被拆毀，牧師被趕跑或殺害。而在天主教牧師的歡呼聲中，《每日郵報》則把佛朗哥描繪成一個愛國者，使他的國家脫離可怕的“紅”禍。
在戰爭的最初幾個月中，佛朗哥真正的反對者不是政府，而是工會。早在起義爆發時，組織起來的城鎮工人就號召進行總罷工，並要求分發在鬥爭中奪取的彈藥庫中的武器。如果這些僅僅是完全自發和互無聯係的行動，佛朗哥也許永遠不會進行反擊。當然，事情並非必然如此，可至少有理由這樣認為。盡管很早就預料到起義的爆發，但政府幾乎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來加以阻止，甚至根本沒打算阻止起義。政府表現軟弱，態度遊移不定，以至於西班牙在一天之內竟更換了三位總理[1]。而且，政府隻是勉強地采取一些讓工人獲得武器以避免形勢急轉直下的行動，算是對群眾的暴力騷亂作出了反應。然而，武器已經擴散開來，在西班牙東部的一些城鎮，在一些仍然效忠政府的武裝力量（襲擊衛隊等）的幫助下，主要是通過工人階級的奮力戰鬥，終於打敗了法西斯主義者。這可能是那些為革命而戰的人們所采取的行動——例如，自以為是為了改變現狀。在各地的革命中心，據說一天就有三千人戰死於大街小巷。男男女女們僅憑手中的雷管和炸藥在廣場上左衝右突，搗毀了訓練有素的士兵用機槍把守的堡壘。法西斯主義者在戰略要害部署的機槍陣地被時速六十英裏的出租車衝毀。即使從未聽說過農民奪取了土地、建立了蘇維埃等等，人們也很難相信，作為抵抗運動中堅力量的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其實正在保衛資本主義的民主事業。而在無政府主義者看來，資本主義民主隻不過是中央集權化的虛偽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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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羅加、巴裏奧斯和希拉爾，前兩位拒絕把武器分發給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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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工人手中掌握著武器，他們在這一時期拒絕交出武器。（據說即使在一年以後，加泰羅尼亞無政府工團主義者仍擁有三萬支步槍。）在一些地方，支持法西斯主義的大地主的土地被農民奪取。工業和交通部門出現集體化運動，與之相伴而來的是，人們開始通過成立地方委員會建立了工人政府的雛形，用工人巡邏隊取代了支持資本家的舊警察，在工會的基礎上建立了工人武裝，等等。當然，這一進程並沒有在各地同步發展起來，加泰羅尼亞是最先行動起來的。一些地區的地方政府機構幾乎沒有受到衝擊，有的甚至與革命委員會同時並存。在一些地區，無政府主義者建立了不受任何人約束的公社，有的存在了一年之久才被政府鎮壓下去。在加泰羅尼亞，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在最初的幾個月中掌握了實權，控製了大多數關鍵性的工業部門。事實上，西班牙所發生的不隻是內戰，而是革命的開始。西班牙以外的反法西斯主義新聞媒體卻將其遮遮掩掩。問題被狹隘地解釋為“法西斯主義與民主之間的鬥爭”，而革命的一麵則被盡可能地掩藏起來。在英國，新聞更為集權化，公眾更容易受到欺騙，人們公開談論的隻有兩種西班牙戰爭：右翼的稱之為基督教愛國者與嗜血的布爾什維克的鬥爭，左翼的稱之為溫和派共和人士鎮壓軍事革命。而核心問題則被成功地掩藏起來。
這其中有幾個原因。首先，支持法西斯分子的新聞媒體散布了許多駭人聽聞的暴行的謊言，善意的宣傳毫不懷疑地認為，他們是在幫助西班牙政府，防止西班牙“赤化”。但主要的原因是：除了各國的一些規模較小的革命團體外，整個世界都在下決心防止西班牙出現革命。（西班牙）共產黨尤其是這樣，它仰仗蘇聯的支持，全力反對進行革命。這些共產黨人的理論是，在這個階段進行革命必將產生致命的後果，西班牙革命的目標不是由工人來掌握權力，而是在於實現資產階級民主。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為什麽“自由派”資本家也持有這種觀點。外國資本在西班牙有著大量的投資。例如，巴塞羅那公共運輸公司就有上千萬的英國資本，而工會卻控製了加泰羅尼亞的所有交通。如果革命繼續推進的話，將不會給予外國資本以任何補償，即使給予，也少得可憐；如果資產階級共和派占上風，則將能夠保證外國投資的安全。因為如果革命被粉碎，就會使事情大大簡單化，如同什麽革命也沒有發生過一樣。這樣，每個事件的真實意義就可以被掩藏起來，權力從工會向中央政府的每次轉移都可能意味著那是軍事改組的必要步驟。最後產生的結果非常奇特。在西班牙境外，幾乎沒有人知道那裏發生了革命，而在西班牙境內，則沒有人懷疑那裏發生了革命。即使處在共產黨人控製之下的、或多或少地執行反對革命的政策的加聯社黨的報紙，也都在談論“我們的光榮革命”。與此同時，一些外國共產黨人的新聞媒體則在高喊任何地方都沒有出現革命的跡象，並沒有發生奪取工廠、建立工人委員會之類的事件，或者，換言之，即使發生了，也“不具有任何政治上的意義”。用《每日工人報》（1936年8月6日）的話來說，隻有那些徹頭徹尾顛倒黑白的人才輝說西班牙人正在進行社會革命，或者說正在進行資產階級革命以外的任何革命。相反，胡安?洛佩茲，一位巴倫西亞政府的成員，在1937年2月宣稱，“西班牙人正在拋頭顱灑熱血，不是為了民主共和國和憲法文本，而是為了……革命。”如此看來，那些所謂徹頭徹尾顛倒黑白的人也包括政府官員，而我們正是為政府而戰的。一些外國反法西斯報紙甚至附和這類可憐巴巴的謊言，佯稱教堂隻是在被法西斯占為堡壘時才會受到攻擊。事實上，各類的教堂遭受破壞乃是勢在必然，因為這很容易被理解，西班牙教堂是資本家社交頻繁的場所之一。在西班牙的六個月中，我隻見到過兩座未受破壞的教堂，除了馬德裏的一兩座新教教堂外，其他教堂直到1937年7月才被允許重新開放和舉行儀式。
但是，這比隻是革命的開始而非終結。工人，自然是加泰羅尼亞的工人，可能還有其他地方的工人，即使有能力這樣做，他們也沒有去推翻或完全取代政府。他們顯然不能這樣做，因為佛朗哥尚在門前叫戰，相當一部分中間階層還依附在他們那邊。國家處於轉型狀態，要麽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要麽回到往常的資本主義共和國時期。農民占據了絕大部分土地，他們想保住這些土地，不讓佛朗哥獲勝，所有的大謳歌能夠業都已經被集體化了。然而是繼續實行集體化，還是重新引入資本主義，最終要看哪一方掌權。起初，不管是中央政府，還是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都可以明確聲稱字代表工人階級。中央政府由左翼社會主義者卡巴列羅領導，包括代表勞工總會（社會主義工人聯合會）和全國勞工聯盟（無政府主義者控製的工團主義聯盟）的部長。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主要由工會代表組成，實際上一度被反法西斯防務委員會[1]取代。後來，防務委員會解散，自治政府重組，以便代表工會和各種左翼政黨。但隨後政府的每次改組都是向右翼方向發展。首先是馬統工黨被清除出自治政府，六個月後卡巴列羅被右翼社會主義者羅格林取代，不久全國勞工聯盟被擠出政府，然後是勞工總會，接著是全國勞工聯盟被自治政府推出門外，最後，即戰爭和革命爆發一年以後，政府完全由右翼社會主義者、自由派人士和共產黨人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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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técentraldemiliciasantifascistas.代表按比例從各組織成員中選出，九名代表代表工會，三名代表加泰羅尼亞自由黨，兩名代表各種馬克思主義政黨（馬統工黨、西班牙共產黨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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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麵右轉開始於1936年10到11月，這時蘇聯開始向西班牙政府提供武器，權力從無政府主義者手中轉到共產黨人手中。除了蘇聯和墨西哥，其他國家都沒有以行之有效的方式來挽救共和國政府。墨西哥顯然不能大量提供武器，蘇聯相應地處於支配地位。人們對下述說法沒有絲毫懷疑：“防止革命，否則你就得不到武器。”反對革命的第一步是將馬統工黨從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中驅逐出去，這是在蘇聯的命令下采取的行動。盡管有人否認蘇聯政府直接施加了壓力，但這無關宏旨，因為可以說當時各國共產黨都必須聽蘇聯的。無可否認的是，西班牙共產黨是主要的推動者，先是反對馬統工黨，後來反對無政府主義者和卡巴列羅派的社會主義者，直至全麵推行反對革命的政策。一旦蘇聯進行幹預，共產黨人的勝利就有了保證。其一，他們對蘇聯提供武器感激不盡，而且共產黨事實上看起來能夠贏得戰爭勝利，特別是在國際縱隊到達之後該呢感是如此，這些都極大地提高了共產黨的聲望。其二，蘇聯提供的武器源源而至，共產黨及其盟黨卻甚少將其交給他們的政治對手。[1]其三，共產黨人所宣稱的非革命政策，能夠吸引所有那些深受極端主義者恐嚇的人。例如，可以輕易地團結富裕農民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集體化政策。其黨員人數迅速增長，主要是店主、官員、軍官、富裕農民等中產階層中快速發展。戰爭基本上是一場三角鬥爭。與佛朗哥的戰鬥仍在繼續，但政府的另一個目標卻是奪回工會手中掌握的權力。這主要是通過采取一係列細微的，但從總體上來看卻又很精明的行動來完成的，也就是像某些人所說的令人聽起來刺耳的政策。直到1937年5月都沒有出現明顯的、全麵的反革命活動，幾乎不需要使用武力。在一種無須過多解釋的觀點影響之下，工人總是被迫就範：“如果你不這樣做或那樣做，我們將輸掉戰爭。”毫無疑問，無論如何，凡是需要采取軍事行動的事情，工人早在1936年就已經完成了。當然這一觀點不言自明，因為革命派政黨最不希望見到的就是戰爭的失敗：如果戰爭失敗，那麽所謂民主和革命、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都將變成毫無意義的詞語。無政府主義者是唯一舉足輕重的革命派別，卻被迫一步一步地後退。集體化進程受到壓製，地方委員會被廢除，工人巡邏隊被禁止活動，戰前的警察隊伍被恢複並被迅速擴充、添加裝備，工會控製的各種主要工業部門被政府接管（占領巴塞羅那電話局，並由此引發五月戰鬥，就是其間發生的事情）。最後，具有重要意義的是，工會佳麗的工人民兵漸漸被解散，並被改編到新建的人民軍中去，成為半資產階級陣線一支“非政治化”的軍隊，這支軍隊有不同的工資級別、不同的軍階等。在特定的情況下，這實際上是具有決定意義的一個步驟。不過這在加泰羅尼亞要比其他地方發生得晚，因為那裏的革命團體最為強大。顯然，工人想要確保他們的勝利，唯一的辦法是保持自己控製的武裝力量。通常，解散民兵是以提高軍事效率的名義來進行的，因為任何人都無法否認需要進行全麵的軍事改組。其實，民兵組織完全可以在工會的直接控製之下進行改編，並提高他們的效率。實行這種變革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不讓無政府主義者繼續擁有自己的軍隊。況且，民兵組織中的民主精神極易使之成為革命思想的溫床。共產黨人非常清楚這一點，猛烈抨擊和堅決反對馬統工黨和無政府主義者堅持的所有人同等待遇的原則。當時出現的全麵“資產階級化”的運動，就是為了故意破壞革命初期的平均主義精神。這一切發生得如此迅速，以至於在幾個月內多次到過西班牙的人，都說他們所到的幾乎不像是同一個國家。它已從一個至少在外表上顯而易見的工人國家，變成了一個貧富差別鮮明的資產階級共和國。1937年秋，“社會主義者”羅格林公開宣稱“我們尊重私有財產”。戰爭初期被認為是同情法西斯而逃到國外的議員門現在又重新回到了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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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這就是為什麽在阿拉貢前線幾乎沒有蘇聯武器的原因，那裏的部隊主要是無政府主義者。直到1937年4月，我所見到的唯一的蘇聯武器是一挺機關槍，有些飛機可能是蘇聯生產的，也可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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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聯想到這個過程始於法西斯主義以某種形式對資產階級和工人施加影響從而使他們暫時聯合的話，整個過程就很容易理解了。這種聯合被稱作“人民陣線”，基本上是敵對派別之間的聯合，它似乎總是以一方吃掉另一方而告結束。在政府的各個派別之中，共產黨人不代表極左派，而是代表極右派，這是西班牙局勢唯一出人意料的地方，這在西班牙之外的國家產生了很多誤解。實際上，這毫不令人感到奇怪，因為在其他地方，特別是在法國，那裏的共產黨明確表示，真正的共產主義暫時必須被當做一直反對革命的力量。共產國際的所有政策均從屬於保衛蘇聯（考慮到當時的世界形勢，這是可以理解的），這就需要建立相應的軍事聯盟體係。特別是蘇聯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法國結盟。這種結盟其實對蘇聯於事無補，除非法國資本主義強大，所以法國共產黨的政策是反對革命的。因此，這不僅意味著法國共產黨如今要在三色旗下唱著馬賽曲前進，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必須終止在法國殖民地進行的所有卓有成效的宣傳。法共總書記多列士曾經宣布法國工人決不受騙去與德國的同誌進行鬥爭[1]，然而沒過三年時間，他就變成了法國最高調的愛國主義者之一。任何國家共產黨人的行為，均與該國的對蘇軍事關係（不管是真實的還是潛在的）息息相關。例如，在英國這種關係還不明確，英國共產黨仍然對國民政府持有敵意，公開反對重新武裝。然而，如果英國與蘇聯結盟或者建立軍事上的互信關係，英國共產黨人就會像法國共產黨人一樣別無選擇，隻得成為虔誠的愛國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這種跡象早已存在。蘇聯的盟友法國將堅決反對鄰國進行革命，將竭盡全力防止西班牙屬國摩洛哥的解放，西班牙共產黨人“陣線”毫無疑問會受到這一事實的影響。據傳，《每日郵報》接受了莫斯科紅色革命的資助，堅持錯誤道路比平常任何時候都更加有恃無恐。實際上，西班牙共產黨是最先起來防止革命的。當右翼完全控製政權之後，他們表現得比自由派更願意對革命的領導人窮追猛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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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35年3月在議會下院的發言。
[2]弗朗茲?博克瑙的《西班牙戰場》對政府與各黨派的相互影響進行了精彩的描述，請參閱。這是迄今為止有關西班牙戰爭的最好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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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試圖勾畫西班牙革命第一年的大致情形，因為這會有助於更清楚地理解任何其他時期的形勢。但我這並不是說我在二月份就已經形成了上述所有觀點。首先，最能啟發我的事情當時還沒有出現，在某種程度上，我的同情心與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這一方麵是因為戰爭的政治意義使我感到厭倦，我自然而然地強烈反對我聽得最多的觀點，如馬統工黨、英國獨立工黨的觀點。我所加入的民兵組織中的英國人大多是英國工黨的成員，其中還有一些共產黨人，他們大多數比我自己接受了更好的政治教育。在韋斯卡前線無所事事、百無聊賴的日子裏，我曾被迫連續幾周置身於沒完沒了的政治辯論之中。在我們所駐紮的農家透風發臭的穀倉裏、在悶熱昏暗的防空洞中、在夜半冰涼的胸牆後麵，對立的“陣線”各派一再進行激烈辯論。西班牙人也是如此，我所見到的大多數報紙都表現出了他們長期進行黨派鬥爭的主要特色，為了不附和各種黨派所堅持的某些觀點，人們不得不裝聾作啞。
從政治理論的觀點來看，加聯社黨、馬統工黨、全國勞工聯盟——f.a.i.三個政黨可以大致被稱作無政府主義政黨。我先是跟隨加聯社黨，它是最重要的政黨，也是最終取得勝利的政黨，當時就看得好粗它處於上升勢頭。
需要解釋的是，當人們說到加聯社黨“陣線”時，人們實際上說的是共產黨“陣線”。加聯社黨，它組建於戰爭初期，融合了包括加泰羅尼亞共產黨在內的各種馬克思主義政黨，但現在它完全處於共產黨控製之下，依附於第三國際。在西班牙其他地方並沒有出現社會主義者和共產黨人之間的正式聯合，但共產黨人和右翼社會主義者的觀點都被認為是一樣的。大致說來，加泰羅尼亞聯合社會黨是勞工總會的政治機構，是社會主義工會。在全西班牙，這些工會的會員約有一百五十萬。其中包括各種體力勞動者，但因戰爭爆發，大量的中間階層也加入進來。在“革命”初期，各階層的人都發現加入勞工總會或全國勞工聯盟頗有用處。這兩個工會集團互相重疊，但在兩者之中，全國勞工聯盟更明顯地表現為工人階級組織，加聯社黨則是既代表工人階級又代表店主、官員和富裕農民等小資產階級的政黨。
加聯社黨“陣線”曾在全世界的共產黨和支持共產黨的新聞媒體上展開宣傳。其基本內容是：
“現階段的首要任務是贏得戰爭，除了勝利，戰爭中的一切都毫無意義。因此現在不是談論推進革命的時刻。我們不能通過集體化來脫離農民，我們不能嚇跑正在為我們進行戰鬥的中間階層。為了提高效率，我們必須製止革命的混亂。我們必須建立強大的中央政府來取代地方委員會，我們必須擁有訓練有素、全副武裝、指揮統一的軍隊。執迷於工人的部分掌權和對革命詞句鸚鵡學舌將未受其益，反受其害，這將不僅會阻礙革命的發展，而且會出現反革命，因為它會產生分裂，這將是法西斯主義者用來對付我們的辦法。現階段我們不是為進行無產階級專政而進行鬥爭，我們是為實現議會民主而進行鬥爭。誰如果想把內戰變成社會主義革命，誰就是讓法西斯主義得益，實際上就是叛徒，哪怕不是有意為之。”
當然，除了贏得戰爭勝利的重要性外，馬統工黨“陣線”與此完全不同。馬統工黨是一個持不同政見的共產黨。這種共產黨，隻是最近幾年來因為反對“斯大林主義”而在一些國家中出現的，也就是說，他們反對在表麵上或實際上改變共產黨的政策。馬統工黨中，既有退黨的共產黨人，也有工農集團這個早期政黨的黨員。從黨員數量來看，這是一個小黨[1]，在加泰羅尼亞之外幾乎沒有什麽影響，其重要性在於黨員的政治覺悟非常高。它在加泰羅尼亞的據點是萊裏達。它並不代表任何工會集團。馬統工黨的民兵主要是全國勞工聯盟的成員，但真正的黨員一般屬於勞工總會。然而，馬統工黨隻有在全國勞工聯盟中才有一些影響。馬統工黨“陣線”的基本主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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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黨員人數據說如下：1936年7月10000人；1936年12月70000人；1937年6月40000人。但這是來自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數據，對手的估計是這些數字需要除以四。人們唯一可以肯定地說，每個西班牙政黨都高估了自己黨員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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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論用資產階級‘民主’來反對法西斯主義隻是一句空話。資產階級‘民主’隻是另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法西斯主義亦然。以‘民主’的名義反對法西斯主義就是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反對另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前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在任何時候都很容易轉化成後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唯一真正能替代法西斯主義的是由工人階級進行統治。如果你不以此為目標，要麽是把勝利拱手送給佛朗哥，要麽最多是從後門領進來法西斯主義。與此同時，工人必須牢牢掌握自己獲得的每一個勝利。如果他們把任何東西交給半資產階級政府，那麽他們就上當受騙了。工人民兵和警察必須以現有形式保存下來，他們必須抵製任何‘資產階級化’的行動。如果工人階級不控製武裝力量，武裝力量就會控製工人階級。戰爭和革命不可分離開來。”
無政府主義者的觀點無法輕易加以界定。在任何情況下，泛泛而談的“無政府主義”一詞經常被用來涵括許多不同的觀點。全國勞工聯盟是通過各種聯合形式組成的一個大集團，越有兩百萬成員，有自己的政治組織f.a.i.，它實際上是一個無政府主義組織。但即使是是f.a.i.的成員，雖然總是和大多數西班牙人一樣帶有些微的無政府主義哲學色彩，也並非必然就是純粹意義上的無政府主義。特別是從戰爭爆發以來，他們更多的是朝著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因為環境迫使他們參加中央政府，甚至背離了他們參加政府時主張的一些原則。不過，他們與共產黨人有著天壤之別。就像馬統工黨一樣，他們的目標是工人階級掌握政權，而不是實行議會民主。他們接受馬統工黨的“戰爭和革命不可分離”的口號，雖然他們對此並不那麽教條。大致說來，全國勞工聯盟、f.a.i.主張：（1）讓從事工業生產的工人來直接控製工業，如交通、紡織等；（2）由地方委員會來掌管政府，抵製各種形式的中央集權主義；（3）對資產階級和教會采取不妥協的敵對態度。最後一點雖然最不準確，卻最為重要。無政府主義者反對大多數所謂的革命，雖然他們的原則很模糊，但他們真真切切地痛恨特權和不公正。從哲學上來看，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截然相反。實際上，在社會形式的目標方麵，這種差別主要是各自強調的重點不同，但完全無法調和。共產黨人總是強調中央集權和效率，無政府主義者則強調自由和平等。無政府主義在西班牙根深蒂固，在蘇聯的影響減弱時，可能超過了共產主義。在戰爭的最初兩個月，正是無政府主義者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力挽狂瀾。盡管既無組織也無紀律，無政府主義的民兵卻仍以西班牙本土部隊最佳戰士的名聲而著稱。大約從1937年2月以來，無政府主義者和馬統工黨得以在某種程度上結合在一起。如果無政府主義者、馬統工黨和左翼社會主義者一開始就有意聯合起來，並執行較為現實的政策，戰爭的曆史就可能完全不同。但在戰爭初期革命派似乎掌握了政權的情況下，這是不可能實現的事情。在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之間，向來就互相嫉妒；作為馬克思主義者，馬統工黨對無政府主義持懷疑態度；而從純粹的無政府主義立場來看，馬統工黨的“托洛茨基主義”，還不如共產黨人的“斯大林主義”。不過，共產黨人的策略是推動兩個黨走到一起。馬統工黨在五月巴塞羅那代價慘重的戰爭中，主要是出於本能站到了全國勞工聯盟一邊。後來，馬統工黨被鎮壓，唯有無政府主義者敢於替他們說話。
因此，大致說來，各種政治黨派力量的聯盟就是這樣的狀況。一方麵，全國勞工聯盟、f.a.i.、馬統工黨和一部分社會主義者代表工人控製部分權力，另一方麵，右翼社會主義者、自由派人士和共產黨人則代表中央政府及其軍事力量。
這時，大家就能明白了，為什麽我讚成共產黨人的觀點，而不是馬統工黨的觀點。共產黨人有明確的行動方針，從常識來看顯然是一種更好的政策，它預見到了幾個月以後的事情。自然不必說，馬統工黨那種隻顧眼前的短視政策和他們的宣傳之類，全都糟糕透頂。一切都注定了必然如此。否則他們完全有可能吸引更多的群眾跟隨他們。具有決定作用的是，共產黨人能夠靈活適應戰爭的進程，而我們和無政府主義者則幾乎一成不變，至少在我看來就是這樣。這也是當時人們的普遍感覺。共產黨人吸引中間階層反對革命，即獲得了權力，又迅速發展了黨員，在人們看來他們是唯一能夠贏得勝利的政黨。蘇聯提供的武器和主要由共產黨人領導下的部隊在馬德裏的頑強守衛，使共產黨人成為西班牙的英雄。正如有人所說的那樣，從我們頭頂上飛過的每一架蘇聯飛機都是共產黨人的宣傳品。在我看來，馬統工黨的純粹革命主義，雖然合乎邏輯，但卻不會有什麽結果。畢竟，最重要的事情是贏得戰爭。
與此同時，激烈的黨派鬥爭也在報紙、小冊子、海報、書本上進行，攻擊性的言辭無處不有。這時我看得最多的報紙是馬統工黨的報bataandadnte（《戰鬥》和《前進》），它們對加聯社黨的“反革命”吹毛求疵、沒完沒了，這讓我感到它們過於自以為是，令人生厭。後來，我更自信地研究了加聯社黨和共產黨的報紙，我覺得，馬統工黨和他們的對手相比，幾乎無可責備。最重要的問題在於，他們實在缺少更多的機會。與共產黨人不同，他們在國外的新聞媒體上毫無立足之地，在西班牙國內也處於罕見的劣勢，由於新聞審查主要為共產黨人所左右，這就意味著，如果馬統工黨的報紙刊登了任何所謂有破壞性的消息，那就很容易遭到查禁或課以罰金。就馬統工黨而言，比較公允的評價應該是：盡管他們總是不厭其煩地宣揚革命、反反複複引述列寧的語錄和許多不相幹的言論，但他們一般並不進行人身攻擊。他們主要利用報紙發表文章進行論戰。他們設計大幅彩色海報是為了擴大對公眾的影響（海報在西班牙非常重要，因為大多數人是文盲），而不是為了向自己的對手發動攻擊，其內容多隻是宣傳反法西斯或抽象的革命。民兵們所唱的那些歌曲也屬於這類宣傳。這與共產黨人的攻擊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將在本書後麵的章節討論其中的一些問題。在這裏，我隻想簡要說明一下共產黨人的進攻方針。
從表麵上看，共產黨人和馬統工黨之間的鬥爭隻是一種策略之爭。馬統工黨讚同進行直接革命，共產黨人則反對這樣做。在這方麵，涉及雙方的很多問題均需論及。共產黨人認為，馬統工黨的宣傳分化和削弱了政府力量，因此加大了戰爭的危險。對此，我雖然始終不讚成，可仍認為這畢竟是一個好主義。但是，觀測的人策略的奇特性也就顯露出來了。他們開始宣稱馬統工黨分裂政府力量並不是由於判斷錯誤，而是故意為之。起初隻是試探性地說一說，不久就大聲地嚷嚷起來。馬統工黨被說成隻不過是一幫偽裝的法西斯主義者，他們受到佛朗哥和希特勒支持，他們的假革命政策隻是支援法西斯事業的一種方式。它是一個“托洛茨基主義者”的組織和“佛朗哥”的第五縱隊。這就等於說，成千上萬的工人群眾，包括八千或一萬個在前線戰壕裏飽嚐艱辛的戰士，數以百計的來到西班牙抗擊法西斯主義並不惜為此犧牲生命和國籍的外國人，都隻是支持敵人的叛徒。這種蓄意編造的故事，通過海報等各種方式在西班牙各地廣泛傳播，並在許多國外共產黨人或支持者的新聞媒體上再三出現。如果我這些都搜集起來，恐怕僅引語就會塞滿好幾本書。
這就是他們對我們的抨擊：我們是托洛茨基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叛徒、謀殺犯、膽小鬼、間諜等等。我承認這令人不快，特別是想到某些人故意捏造了這些罪名。看到一個十五六歲的西班牙男孩被用擔架從前線抬下來，從包裹著的毯子中露出慘白的臉，再想到倫敦和巴黎那些圓滑世故的人正在寫小冊子證明這個男孩是一個偽裝的法西斯分子，這實在令人感到不是滋味。戰爭的最恐怖的特征之一，就是煽動戰爭的那些宣傳、叫囂、謊言和仇恨，全都出自從來不上前線作戰的那些人之口。我在前線認識的加聯社黨民兵，我從國際縱隊那裏認識的觀測的人，他們從沒認為我是托洛茨基主義者或叛徒，隻有遠在後方的新聞記者才會對許多事情信口雌黃、妄加評論。那些人寫小冊子反對我們，以及在報紙上辱罵我們的人，遠離槍林彈雨、泥濘沼澤的戰場何止數百英裏，大多悠閑自在地待在家中，最多也就是來到巴倫西亞的報館裏侃大山。除了黨派之間的長期鬥爭和誹謗外，所有常習的戰爭材料、英雄故事和敵意的汙蔑——一如既往，差不多都是那些從不參加戰鬥，或戰鬥一旦打響就狂逃百裏的人編造完成的。這場戰爭最陰暗的影響之一，就是讓我認識到左翼新聞媒體在每一個方向都和右翼的一樣弄虛作假、虛偽透頂。[1]我真切地感受到，在我們這一邊，即政府這一邊，這場戰爭完全不同於普通的帝國主義戰爭，但戰爭的宣傳卻讓你永遠無法弄清其本質。戰爭剛一開始，左翼和右翼的報紙就仿佛同時跳入同一個相互辱罵的汙水坑之中。我們都記得，《每日郵報》的海報說“左派虐待修女”，而《每日工人報》說佛朗哥的外國軍團是由殺人犯、白奴販子、癮君子、歐洲各國的人渣組成。直到1937年10月，《新政治家》還說法西斯分子用活蹦亂跳的兒童築成路障（這樣的路障材料可真不是隨手可取的），阿瑟?布賴恩特先生宣稱，在忠誠的西班牙人中，要“鋸掉一名保守商人的腿”是“一件平常事”。寫這種文字的人從不參加戰鬥，可能他們以為寫作已經足以替代戰鬥。在所有的戰爭中都是如此，戰士打仗，記者叫喚；除了短暫的宣傳旅行外，自詡真正的愛國者從不在前線的戰壕裏停留。想到飛機正在改變戰爭的局麵，這倒有時讓我感到快慰無比。在下一次大戰來臨時，我們也許可以看到史無前例的景象：一名彈片穿身的沙文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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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把《曼徹斯特衛報》作為一個例外來看待。在與本書有關的工作中，我查閱了許多英文報紙的檔案。在我們的大報中，《曼徹斯特衛報》是唯一讓我對它的誠實倍加敬仰的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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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聞記者看來，這場戰爭和其他戰爭一樣喧囂紛爭。僅存的差別，是記者並不會對敵人進行最惡毒的咒罵，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反而是共產黨人和馬統工黨之間開始相互發動更厲害的文攻，而且遠遠超過對付法西斯主義者的激烈程度。不過，那時我並未讓自己太過當真。這種黨派間的長期爭鬥確實讓人厭煩，但在我看來，隻不過是一種內部的激烈爭吵而已。我不相信這會改變任何事情，也不相信雙方的政策差異真的到了不可調和的程度。我認為，共產黨人和自由派人士盡管反對革命向前發展，卻無力把革命拉回來。
對於這一點，我有充分的理由。在這期間我一直待在前線，前線的社會政治氣氛沒有發生變化。在我一月處理開巴塞羅那到前線、直到四月底離開前線這段時間裏——實際上也許持續到更晚一些時候——阿拉貢一帶都是由無政府主義者和馬統工黨的民兵部隊控製的，這種局麵一直持續下來，至少表麵上是這樣的。革命氛圍一如我最初了解的那樣。將軍和士兵、農民和民兵仍然平等相待，每個人都拿同樣的薪金，穿同樣的衣服，吃同樣的食物，稱別人為“你”和“同誌”，沒有老板，沒有仆人，沒有乞丐，沒有妓女，沒有律師，沒有神職人員，沒有卑躬屈膝，沒有脫帽致敬。我呼吸著平等的空氣，我甚至簡單地以為西班牙各地都是如此。我沒有意識到，其實我隻是碰巧置身於西班牙工人階級最革命的隊伍裏。
所以，當政治上比我接受了更多教育的同誌告訴我，不能隻根據軍事態度來評價一場戰爭，因為這種態度僅處於革命和法西斯主義之間時，我真想嘲笑他們。總體上來看，我接受共產黨人的觀點，他們一針見血地說，“不贏得戰爭，我們就不能談論革命”；我並不接受馬統工黨的觀點，他們也一針見血地說，“我們必須前進，否則我們就會後退。”後來，我漸漸地認為馬統工黨的觀點是正確的，無論如何至少比共產黨人的觀點正確，這並不完全是根據理論推導出來的。如果隻是紙上談兵，共產黨人的情況會是一個好榜樣，麻煩的是他們的實際行動使人們很難相信他們是出於真正的信仰才這麽做的。“戰爭第一，革命其次”是一個再三出現的口號，普通的加聯社黨民兵虔誠地相信這一口號。他們發自內心地認為，打贏戰爭之後革命會繼續下去。其次，這個口號隻是一句空話。共產黨人努力爭取的不是把西班牙革命推延到更適宜的時候，而是確保它永不發生。隨著時間的流逝，隨著權力越來越遠離工人階級的控製，隨著越來越多各階層革命人士被投進監獄，事情也就變得越來越明顯。每一項變動都是以軍事需要為名來進行的，因為這個借口是現成的，而結果總是把工人從有利位置上趕走，等戰爭結束的時候，他們才會發現自己已經沒有辦法抵製重新引入資本主義製度。請注意，我並不是在對一般的普通共產黨人說三道四，也沒有對在馬德裏戰鬥中英勇犧牲的數千名共產黨人有絲毫的不敬。因為這些人都沒有直接參與製定黨的政策。至於那些身居黨內高位的人，人們很難相信他們不是在十分清醒的情況下采取行動的。
然而，即使革命失敗了，爭取戰爭的勝利也是值得的。我終於開始懷疑，最終是否能因西班牙共產黨人的政策而贏得勝利。幾乎沒有人能從中得出結論：不同的政策也許適合於不同階段的戰爭。無政府主義者也許在最初兩個月挽救了局麵，但在某個節點之後，他們沒有能力繼續組織抵抗。共產黨人可能在10到12月期間挽救了局麵，但要贏得戰爭那還得另作別論。在英國，共產黨人的戰爭主張被無可爭議地接受下來，因為報紙上幾乎不允許出現批評意見，因為消除革命的混亂，加速生產，部隊實行軍事化，這些一般路線乍聽起來是現實的、有效的。但指出其內在的問題也是必要的。
要想掌控革命的每一時期的發展趨勢，使戰爭盡可能像一次普通的戰爭，那就必須放棄實際存在的戰爭機會。我已經描述了我們在阿拉貢前線是如何被武裝又不被武裝的情形。幾乎不用懷疑，武器被蓄意收回，以免過多的武器流入無政府主義者手中，因為他們日後會把這些武器用於革命活動。結果呢，從阿拉貢發起的強大攻勢，本來可以迫使佛朗哥從畢爾巴鄂甚至從馬德裏後退，可是這根本沒有發生。相對而言，這些也許隻是一樁樁小事。更重要的是，一旦戰爭被狹義地理解為“爭取民主的戰爭”，那就難以吸引國外工人階級的大規模支援。如果直麵這一個事實，我們就必須承認世界各地的工人階級對西班牙戰爭認識不一。盡管已有數萬人奔赴西班牙加入戰鬥，但在他們的身後更有千百萬人無動於衷。在西班牙戰爭爆發的第一年，據說英國公眾為各種“援助西班牙”的基金捐款共二十五萬英鎊，其中近一半在一周內就被用於製作各種宣傳海報。罷工和聯合抵製等產業行動是民主國家工人階級聲援自己的西班牙同誌的切實可行的行動方式。但這樣的事情從來就沒有發生過。各地工黨和共產黨領袖都聲稱這是不可思議的，毫無疑問，隻要他們仍在高叫“紅色”的西班牙並不是“紅色的”，他們就是正確的。自從1914到1918年“爭取民主的戰爭”以來就存在著一種用心險惡的聲音。多年之後，這些共產黨人還在勸導好戰的工人：“民主”是資本主義的雅稱。先說“民主是個騙局”，然後再說“為民主而戰”，這並不是一種好的策略。由於得到大名鼎鼎的蘇聯的支持，他們向全世界的工人呼籲支持“西班牙革命”而不是“西班牙民主”，很難相信他們不會獲得反應。
但更為重要的是，采取非革命的政策手段打擊佛朗哥的後方，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困難重重。到1937年夏天，佛朗哥控製的人口超過了政府，如果把殖民地計算在內的話更是遠遠超過政府，他控製的軍隊也和政府掌握的軍隊大致相當。眾所周知，隻要後方存在敵對的民眾，就不得不派出相當數量的部隊去駐守戰略交通要道、鎮壓各種陰謀破壞活動等，這樣就不可能向戰場派遣更多的軍隊。然而，在佛朗哥的後方，顯然沒有出現真正意義上的群眾運動。實在令人難以置信，在佛朗哥控製的地區，無論城鎮的工人，還是貧窮的農民，人們都會真的喜歡或者需要佛朗哥。事實上，伴隨著每一次向右翼靠攏，政府具有的優勢也變得越來越不明顯。摩洛哥的例子就能說明一切。為什麽摩洛哥沒有發生起義？佛朗哥正在企圖建立聲名狼藉的獨裁製度，而摩洛哥人寧可接受佛朗哥的統治，也不願接受人民陣線政府！最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沒有人在摩洛哥發動起義，因為這樣做就意味著把革命置於戰爭之上。當然，為了讓摩洛哥人相信政府這邊的誠意，最重要的還是讓他們真正獲得解放。我們可以想象一下，法國人對此會感到多麽快意！這場戰爭中最重要的戰略機遇，在於打破人們對於英法資本主義的空想。共產黨人的政策傾向是，盡量讓這場戰爭發展成為一種普通的、非革命的戰爭，而這種政策傾向必然會使政府接連遭受重挫。像這類戰爭，必須要通過加強武器裝備才能取得勝利，例如，最終靠的是源源不斷的武器供給。蘇聯是西班牙政府武器的主要捐贈國。但它與意大利和德國相比，地理位置卻十分不利。這一切也使馬統工黨和無政府主義者主張的“戰爭和革命不可分離”的前景也許比聽起來更加虛無縹緲。
西班牙共產黨反對革命的政策是錯誤的，我已經說明了自己的理由，但就它對戰爭的影響來看，我並不希望我的判斷是正確的。我一再希望這一判斷是錯誤的。我希望這場戰爭可以以任何方式來取得勝利。當然，我們無法預料可能還會發生哪些事情。政府也許再次轉向左翼，摩洛哥人也許能夠團結一致爭取解放，英國人也許決定收買意大利，戰爭也許隻要直接通過軍事途徑就能或獲得勝利，——所有這一切全都不得而知。我希望上述觀點成立，時間將會證明我的這些判斷是分毫不爽或謬之千裏。
然而，直到1937年2月，我也根本沒有看到事情是在朝哪個方向發展。我對阿拉貢前線的沉默寂靜感到煩悶不已，我覺得自己沒有完成反法西斯的戰鬥任務。我常常想到巴塞羅那的那張征兵海報，它詰問過路人：“你為民主做了什麽？”想到這裏，我隻能回答：“我已經盡力而為了。”在剛剛加入民兵那會兒，我曾希望自己能夠消滅一名法西斯分子，——畢竟隻要我們每個人都能殺死一名法西斯分子，他們就會很快被消滅掉——可我至今也沒有殺死一個法西斯分子，而且幾乎沒有任何這樣的機會。我當然也想去馬德裏。無論政治觀點如何，軍隊中的每個人都希望前往馬德裏參加戰鬥。這可能意味著加入國際縱隊，因為那時馬統工黨在馬德裏幾乎沒有部隊，無政府主義者在那裏的部隊也不再有以前那麽多了。
當然，現在人們隻能待在阿拉貢前線，但我告訴每一個人，等到我們離開這裏時，也許會加入國際縱隊，那將意味著接受共產黨人的領導。持各種不同觀點的人都勸我放棄這種念頭，但沒有人試圖進行幹預。非常明顯，考慮到他們所處的特殊環境，在馬統工黨內幾乎不存在任何異端思想，但隻要沒有加入支持法西斯分子的行列，任何人都不會因政治觀點不同而受到處罰。我經常在民兵中慷慨激昂地嚴厲批判馬統工黨的“路線”，卻從來沒因此惹禍上身。我想，對於大多數民兵來說，誰都希望成為一個政黨的成員而沒有任何壓力。我從來沒有加入過任何政黨，——可在馬統工黨遭到鎮壓後，我還是感到極為惋惜。
起初，我忽視了戰爭的政治意義，直到這時才迫使我不得不注意它。如果你對黨派政治的恐怖毫無興趣，請跳過這些內容不讀，正因為如此我才將其中的政治部分列為單獨的一章。但事實上，根本不可能單純地從軍事角度來談論西班牙戰爭。因為，它首先是一場政治戰爭。如果不緊扣政府軍陣營內部各種政治黨派的鬥爭，那麽戰爭爆發第一年的任何事情都會讓人感到無法理解。
在我剛到西班牙以及隨後的一段時間裏，我對於政治形勢既無興趣，也不甚了解。我隻知道這裏正在進行著一場戰爭，但並不清楚這究竟是一種什麽性質的戰爭。如果你問我為什麽要參加民兵，我的回答是：“反抗法西斯主義”；如果你問我為什麽而戰，我的回答是“為了人類共同的尊嚴”。我讚同《新政治家報》的這一說法：這場戰爭是為了捍衛文明，反對希特勒支持的布林普斯（blimps）上校部隊的瘋狂進攻。巴塞羅那的革命氣氛深深地吸引著我，但我並不想去理解它。p.s.u.c.，p.o.u.m.，f.a.i.，c.n.t.，u.g.t.，j.c.i.，j.s.u.，a.i.t.等諸如此類令人摸不著頭腦的各種政黨和工會的名稱，隻是讓我感到厭煩和憤怒。它們給人的第一印象是西班牙的首字母略縮語似乎正在泛濫成災。我隻知道我參加的是一個名叫p.o.u.m.的組織（其實我隻是加入了屬於p.o.u.m.的民部隊，並未參與他們的其他事情，因為在到達巴塞羅那時碰巧我隻帶著英國獨立工黨的一紙介紹信），但我並沒有弄清它與其他政治黨派之間有著嚴重差別。在波切洛山，當人們指著左邊的位置告訴我“那些人是社會主義者”（意思是p.s.u.c.的人員）時，我感到困惑不解，說道：“難道我們不都是社會主義者嗎？”我認為，大家都是拚死戰鬥的人，居然還存有黨派之見這太愚蠢了，我的一貫態度是，“為什麽我們不能停止無聊的政治爭論而在戰爭中同心協力並肩戰鬥？”這當然是反法西斯的正確態度。但這也正是英國報紙正在精心散布的言論，其目的主要是為了不讓人們弄清鬥爭的真實性質。在西班牙，特別是在加泰羅尼亞，實際上，任何人都不可能明確地保持這種態度。無論情願還是不情願，每個人遲早都要站到某一邊去。因為任何一個即使對政治黨派和對立“陣線”全然漠不關心的人，他自己的命運顯然也會被無情地牽入其中。作為軍人，他們一方麵是反對佛朗哥的戰士，但另一方麵也是兩種政治理論激烈鬥爭中的棋子。當我在山上搜集柴草時，當我在巴塞羅那騷亂中躲避共產黨人的機槍掃射時，當我最後在警察的追捕下逃離西班牙時，我總是在想，這是否就是真正的戰爭，還是《新政治家報》捏造出來的那種戰爭，——所有這一切對我來說都很特別，因為我是在為馬統工黨的部隊服務，不是站在加聯社黨的一邊。這兩套大寫字母看起來平常，其實卻有天壤之別！
要想理解政府一方的同盟，那就必須回顧戰爭是如何開始的。7月18日戰鬥開始後，歐洲每一個反法西斯戰士都充滿了希望。顯然，至少在這裏民主與法西斯主義勢不兩立，因為多年以來所謂民主國家一直在一步一步地向法西斯主義投降。日本被允許在中國的東北為所欲為；希特勒已經攫取了權力，開始屠殺各種政治反對派。墨索裏尼轟炸埃塞俄比亞之後，五十三個國家（我認為是五十三個國家）明確地發出了“不幹涉”的聲音。但出人意料的是，當佛朗哥試圖推翻溫和的左翼政府時，西班牙人民卻站起來反對他。這好象是——或者可能就是——潮流的轉向。
然而，有一些事情沒有引起普遍的注意。首先，嚴格說來，不應將佛朗哥與希特勒或墨索裏尼相提並論。他所發動的叛亂，基本上屬於貴族和教會支持的軍事政變，至少在初期是如此，它並不是為了推行法西斯主義，而是為了複辟封建主義。這意味著佛朗哥反對的不僅僅是工人階級，而且包括各種各樣的自由派資產階級——當這些人以現代形式出現時，他們正是法西斯主義的支持者。更為重要的是，西班牙工人階級並非像我們在英國那樣僅僅以“民主”和“秩序”的名義反對佛朗哥，他們的抵抗運動帶有——也可以說包含著——十分明顯的革命性質。土地被農民奪取，工廠和幾乎所有的交通工具被工會奪占，教堂被拆毀，牧師被趕跑或殺害。而在天主教牧師的歡呼聲中，《每日郵報》則把佛朗哥描繪成一個愛國者，使他的國家脫離可怕的“紅”禍。
在戰爭的最初幾個月中，佛朗哥真正的反對者不是政府，而是工會。早在起義爆發時，組織起來的城鎮工人就號召進行總罷工，並要求分發在鬥爭中奪取的彈藥庫中的武器。如果這些僅僅是完全自發和互無聯係的行動，佛朗哥也許永遠不會進行反擊。當然，事情並非必然如此，可至少有理由這樣認為。盡管很早就預料到起義的爆發，但政府幾乎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來加以阻止，甚至根本沒打算阻止起義。政府表現軟弱，態度遊移不定，以至於西班牙在一天之內竟更換了三位總理[1]。而且，政府隻是勉強地采取一些讓工人獲得武器以避免形勢急轉直下的行動，算是對群眾的暴力騷亂作出了反應。然而，武器已經擴散開來，在西班牙東部的一些城鎮，在一些仍然效忠政府的武裝力量（襲擊衛隊等）的幫助下，主要是通過工人階級的奮力戰鬥，終於打敗了法西斯主義者。這可能是那些為革命而戰的人們所采取的行動——例如，自以為是為了改變現狀。在各地的革命中心，據說一天就有三千人戰死於大街小巷。男男女女們僅憑手中的雷管和炸藥在廣場上左衝右突，搗毀了訓練有素的士兵用機槍把守的堡壘。法西斯主義者在戰略要害部署的機槍陣地被時速六十英裏的出租車衝毀。即使從未聽說過農民奪取了土地、建立了蘇維埃等等，人們也很難相信，作為抵抗運動中堅力量的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其實正在保衛資本主義的民主事業。而在無政府主義者看來，資本主義民主隻不過是中央集權化的虛偽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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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羅加、巴裏奧斯和希拉爾，前兩位拒絕把武器分發給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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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工人手中掌握著武器，他們在這一時期拒絕交出武器。（據說即使在一年以後，加泰羅尼亞無政府工團主義者仍擁有三萬支步槍。）在一些地方，支持法西斯主義的大地主的土地被農民奪取。工業和交通部門出現集體化運動，與之相伴而來的是，人們開始通過成立地方委員會建立了工人政府的雛形，用工人巡邏隊取代了支持資本家的舊警察，在工會的基礎上建立了工人武裝，等等。當然，這一進程並沒有在各地同步發展起來，加泰羅尼亞是最先行動起來的。一些地區的地方政府機構幾乎沒有受到衝擊，有的甚至與革命委員會同時並存。在一些地區，無政府主義者建立了不受任何人約束的公社，有的存在了一年之久才被政府鎮壓下去。在加泰羅尼亞，無政府工團主義者在最初的幾個月中掌握了實權，控製了大多數關鍵性的工業部門。事實上，西班牙所發生的不隻是內戰，而是革命的開始。西班牙以外的反法西斯主義新聞媒體卻將其遮遮掩掩。問題被狹隘地解釋為“法西斯主義與民主之間的鬥爭”，而革命的一麵則被盡可能地掩藏起來。在英國，新聞更為集權化，公眾更容易受到欺騙，人們公開談論的隻有兩種西班牙戰爭：右翼的稱之為基督教愛國者與嗜血的布爾什維克的鬥爭，左翼的稱之為溫和派共和人士鎮壓軍事革命。而核心問題則被成功地掩藏起來。
這其中有幾個原因。首先，支持法西斯分子的新聞媒體散布了許多駭人聽聞的暴行的謊言，善意的宣傳毫不懷疑地認為，他們是在幫助西班牙政府，防止西班牙“赤化”。但主要的原因是：除了各國的一些規模較小的革命團體外，整個世界都在下決心防止西班牙出現革命。（西班牙）共產黨尤其是這樣，它仰仗蘇聯的支持，全力反對進行革命。這些共產黨人的理論是，在這個階段進行革命必將產生致命的後果，西班牙革命的目標不是由工人來掌握權力，而是在於實現資產階級民主。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為什麽“自由派”資本家也持有這種觀點。外國資本在西班牙有著大量的投資。例如，巴塞羅那公共運輸公司就有上千萬的英國資本，而工會卻控製了加泰羅尼亞的所有交通。如果革命繼續推進的話，將不會給予外國資本以任何補償，即使給予，也少得可憐；如果資產階級共和派占上風，則將能夠保證外國投資的安全。因為如果革命被粉碎，就會使事情大大簡單化，如同什麽革命也沒有發生過一樣。這樣，每個事件的真實意義就可以被掩藏起來，權力從工會向中央政府的每次轉移都可能意味著那是軍事改組的必要步驟。最後產生的結果非常奇特。在西班牙境外，幾乎沒有人知道那裏發生了革命，而在西班牙境內，則沒有人懷疑那裏發生了革命。即使處在共產黨人控製之下的、或多或少地執行反對革命的政策的加聯社黨的報紙，也都在談論“我們的光榮革命”。與此同時，一些外國共產黨人的新聞媒體則在高喊任何地方都沒有出現革命的跡象，並沒有發生奪取工廠、建立工人委員會之類的事件，或者，換言之，即使發生了，也“不具有任何政治上的意義”。用《每日工人報》（1936年8月6日）的話來說，隻有那些徹頭徹尾顛倒黑白的人才輝說西班牙人正在進行社會革命，或者說正在進行資產階級革命以外的任何革命。相反，胡安?洛佩茲，一位巴倫西亞政府的成員，在1937年2月宣稱，“西班牙人正在拋頭顱灑熱血，不是為了民主共和國和憲法文本，而是為了……革命。”如此看來，那些所謂徹頭徹尾顛倒黑白的人也包括政府官員，而我們正是為政府而戰的。一些外國反法西斯報紙甚至附和這類可憐巴巴的謊言，佯稱教堂隻是在被法西斯占為堡壘時才會受到攻擊。事實上，各類的教堂遭受破壞乃是勢在必然，因為這很容易被理解，西班牙教堂是資本家社交頻繁的場所之一。在西班牙的六個月中，我隻見到過兩座未受破壞的教堂，除了馬德裏的一兩座新教教堂外，其他教堂直到1937年7月才被允許重新開放和舉行儀式。
但是，這比隻是革命的開始而非終結。工人，自然是加泰羅尼亞的工人，可能還有其他地方的工人，即使有能力這樣做，他們也沒有去推翻或完全取代政府。他們顯然不能這樣做，因為佛朗哥尚在門前叫戰，相當一部分中間階層還依附在他們那邊。國家處於轉型狀態，要麽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要麽回到往常的資本主義共和國時期。農民占據了絕大部分土地，他們想保住這些土地，不讓佛朗哥獲勝，所有的大謳歌能夠業都已經被集體化了。然而是繼續實行集體化，還是重新引入資本主義，最終要看哪一方掌權。起初，不管是中央政府，還是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都可以明確聲稱字代表工人階級。中央政府由左翼社會主義者卡巴列羅領導，包括代表勞工總會（社會主義工人聯合會）和全國勞工聯盟（無政府主義者控製的工團主義聯盟）的部長。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主要由工會代表組成，實際上一度被反法西斯防務委員會[1]取代。後來，防務委員會解散，自治政府重組，以便代表工會和各種左翼政黨。但隨後政府的每次改組都是向右翼方向發展。首先是馬統工黨被清除出自治政府，六個月後卡巴列羅被右翼社會主義者羅格林取代，不久全國勞工聯盟被擠出政府，然後是勞工總會，接著是全國勞工聯盟被自治政府推出門外，最後，即戰爭和革命爆發一年以後，政府完全由右翼社會主義者、自由派人士和共產黨人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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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técentraldemiliciasantifascistas.代表按比例從各組織成員中選出，九名代表代表工會，三名代表加泰羅尼亞自由黨，兩名代表各種馬克思主義政黨（馬統工黨、西班牙共產黨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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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麵右轉開始於1936年10到11月，這時蘇聯開始向西班牙政府提供武器，權力從無政府主義者手中轉到共產黨人手中。除了蘇聯和墨西哥，其他國家都沒有以行之有效的方式來挽救共和國政府。墨西哥顯然不能大量提供武器，蘇聯相應地處於支配地位。人們對下述說法沒有絲毫懷疑：“防止革命，否則你就得不到武器。”反對革命的第一步是將馬統工黨從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中驅逐出去，這是在蘇聯的命令下采取的行動。盡管有人否認蘇聯政府直接施加了壓力，但這無關宏旨，因為可以說當時各國共產黨都必須聽蘇聯的。無可否認的是，西班牙共產黨是主要的推動者，先是反對馬統工黨，後來反對無政府主義者和卡巴列羅派的社會主義者，直至全麵推行反對革命的政策。一旦蘇聯進行幹預，共產黨人的勝利就有了保證。其一，他們對蘇聯提供武器感激不盡，而且共產黨事實上看起來能夠贏得戰爭勝利，特別是在國際縱隊到達之後該呢感是如此，這些都極大地提高了共產黨的聲望。其二，蘇聯提供的武器源源而至，共產黨及其盟黨卻甚少將其交給他們的政治對手。[1]其三，共產黨人所宣稱的非革命政策，能夠吸引所有那些深受極端主義者恐嚇的人。例如，可以輕易地團結富裕農民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集體化政策。其黨員人數迅速增長，主要是店主、官員、軍官、富裕農民等中產階層中快速發展。戰爭基本上是一場三角鬥爭。與佛朗哥的戰鬥仍在繼續，但政府的另一個目標卻是奪回工會手中掌握的權力。這主要是通過采取一係列細微的，但從總體上來看卻又很精明的行動來完成的，也就是像某些人所說的令人聽起來刺耳的政策。直到1937年5月都沒有出現明顯的、全麵的反革命活動，幾乎不需要使用武力。在一種無須過多解釋的觀點影響之下，工人總是被迫就範：“如果你不這樣做或那樣做，我們將輸掉戰爭。”毫無疑問，無論如何，凡是需要采取軍事行動的事情，工人早在1936年就已經完成了。當然這一觀點不言自明，因為革命派政黨最不希望見到的就是戰爭的失敗：如果戰爭失敗，那麽所謂民主和革命、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都將變成毫無意義的詞語。無政府主義者是唯一舉足輕重的革命派別，卻被迫一步一步地後退。集體化進程受到壓製，地方委員會被廢除，工人巡邏隊被禁止活動，戰前的警察隊伍被恢複並被迅速擴充、添加裝備，工會控製的各種主要工業部門被政府接管（占領巴塞羅那電話局，並由此引發五月戰鬥，就是其間發生的事情）。最後，具有重要意義的是，工會佳麗的工人民兵漸漸被解散，並被改編到新建的人民軍中去，成為半資產階級陣線一支“非政治化”的軍隊，這支軍隊有不同的工資級別、不同的軍階等。在特定的情況下，這實際上是具有決定意義的一個步驟。不過這在加泰羅尼亞要比其他地方發生得晚，因為那裏的革命團體最為強大。顯然，工人想要確保他們的勝利，唯一的辦法是保持自己控製的武裝力量。通常，解散民兵是以提高軍事效率的名義來進行的，因為任何人都無法否認需要進行全麵的軍事改組。其實，民兵組織完全可以在工會的直接控製之下進行改編，並提高他們的效率。實行這種變革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不讓無政府主義者繼續擁有自己的軍隊。況且，民兵組織中的民主精神極易使之成為革命思想的溫床。共產黨人非常清楚這一點，猛烈抨擊和堅決反對馬統工黨和無政府主義者堅持的所有人同等待遇的原則。當時出現的全麵“資產階級化”的運動，就是為了故意破壞革命初期的平均主義精神。這一切發生得如此迅速，以至於在幾個月內多次到過西班牙的人，都說他們所到的幾乎不像是同一個國家。它已從一個至少在外表上顯而易見的工人國家，變成了一個貧富差別鮮明的資產階級共和國。1937年秋，“社會主義者”羅格林公開宣稱“我們尊重私有財產”。戰爭初期被認為是同情法西斯而逃到國外的議員門現在又重新回到了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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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這就是為什麽在阿拉貢前線幾乎沒有蘇聯武器的原因，那裏的部隊主要是無政府主義者。直到1937年4月，我所見到的唯一的蘇聯武器是一挺機關槍，有些飛機可能是蘇聯生產的，也可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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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聯想到這個過程始於法西斯主義以某種形式對資產階級和工人施加影響從而使他們暫時聯合的話，整個過程就很容易理解了。這種聯合被稱作“人民陣線”，基本上是敵對派別之間的聯合，它似乎總是以一方吃掉另一方而告結束。在政府的各個派別之中，共產黨人不代表極左派，而是代表極右派，這是西班牙局勢唯一出人意料的地方，這在西班牙之外的國家產生了很多誤解。實際上，這毫不令人感到奇怪，因為在其他地方，特別是在法國，那裏的共產黨明確表示，真正的共產主義暫時必須被當做一直反對革命的力量。共產國際的所有政策均從屬於保衛蘇聯（考慮到當時的世界形勢，這是可以理解的），這就需要建立相應的軍事聯盟體係。特別是蘇聯與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法國結盟。這種結盟其實對蘇聯於事無補，除非法國資本主義強大，所以法國共產黨的政策是反對革命的。因此，這不僅意味著法國共產黨如今要在三色旗下唱著馬賽曲前進，而且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必須終止在法國殖民地進行的所有卓有成效的宣傳。法共總書記多列士曾經宣布法國工人決不受騙去與德國的同誌進行鬥爭[1]，然而沒過三年時間，他就變成了法國最高調的愛國主義者之一。任何國家共產黨人的行為，均與該國的對蘇軍事關係（不管是真實的還是潛在的）息息相關。例如，在英國這種關係還不明確，英國共產黨仍然對國民政府持有敵意，公開反對重新武裝。然而，如果英國與蘇聯結盟或者建立軍事上的互信關係，英國共產黨人就會像法國共產黨人一樣別無選擇，隻得成為虔誠的愛國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這種跡象早已存在。蘇聯的盟友法國將堅決反對鄰國進行革命，將竭盡全力防止西班牙屬國摩洛哥的解放，西班牙共產黨人“陣線”毫無疑問會受到這一事實的影響。據傳，《每日郵報》接受了莫斯科紅色革命的資助，堅持錯誤道路比平常任何時候都更加有恃無恐。實際上，西班牙共產黨是最先起來防止革命的。當右翼完全控製政權之後，他們表現得比自由派更願意對革命的領導人窮追猛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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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35年3月在議會下院的發言。
[2]弗朗茲?博克瑙的《西班牙戰場》對政府與各黨派的相互影響進行了精彩的描述，請參閱。這是迄今為止有關西班牙戰爭的最好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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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試圖勾畫西班牙革命第一年的大致情形，因為這會有助於更清楚地理解任何其他時期的形勢。但我這並不是說我在二月份就已經形成了上述所有觀點。首先，最能啟發我的事情當時還沒有出現，在某種程度上，我的同情心與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這一方麵是因為戰爭的政治意義使我感到厭倦，我自然而然地強烈反對我聽得最多的觀點，如馬統工黨、英國獨立工黨的觀點。我所加入的民兵組織中的英國人大多是英國工黨的成員，其中還有一些共產黨人，他們大多數比我自己接受了更好的政治教育。在韋斯卡前線無所事事、百無聊賴的日子裏，我曾被迫連續幾周置身於沒完沒了的政治辯論之中。在我們所駐紮的農家透風發臭的穀倉裏、在悶熱昏暗的防空洞中、在夜半冰涼的胸牆後麵，對立的“陣線”各派一再進行激烈辯論。西班牙人也是如此，我所見到的大多數報紙都表現出了他們長期進行黨派鬥爭的主要特色，為了不附和各種黨派所堅持的某些觀點，人們不得不裝聾作啞。
從政治理論的觀點來看，加聯社黨、馬統工黨、全國勞工聯盟——f.a.i.三個政黨可以大致被稱作無政府主義政黨。我先是跟隨加聯社黨，它是最重要的政黨，也是最終取得勝利的政黨，當時就看得好粗它處於上升勢頭。
需要解釋的是，當人們說到加聯社黨“陣線”時，人們實際上說的是共產黨“陣線”。加聯社黨，它組建於戰爭初期，融合了包括加泰羅尼亞共產黨在內的各種馬克思主義政黨，但現在它完全處於共產黨控製之下，依附於第三國際。在西班牙其他地方並沒有出現社會主義者和共產黨人之間的正式聯合，但共產黨人和右翼社會主義者的觀點都被認為是一樣的。大致說來，加泰羅尼亞聯合社會黨是勞工總會的政治機構，是社會主義工會。在全西班牙，這些工會的會員約有一百五十萬。其中包括各種體力勞動者，但因戰爭爆發，大量的中間階層也加入進來。在“革命”初期，各階層的人都發現加入勞工總會或全國勞工聯盟頗有用處。這兩個工會集團互相重疊，但在兩者之中，全國勞工聯盟更明顯地表現為工人階級組織，加聯社黨則是既代表工人階級又代表店主、官員和富裕農民等小資產階級的政黨。
加聯社黨“陣線”曾在全世界的共產黨和支持共產黨的新聞媒體上展開宣傳。其基本內容是：
“現階段的首要任務是贏得戰爭，除了勝利，戰爭中的一切都毫無意義。因此現在不是談論推進革命的時刻。我們不能通過集體化來脫離農民，我們不能嚇跑正在為我們進行戰鬥的中間階層。為了提高效率，我們必須製止革命的混亂。我們必須建立強大的中央政府來取代地方委員會，我們必須擁有訓練有素、全副武裝、指揮統一的軍隊。執迷於工人的部分掌權和對革命詞句鸚鵡學舌將未受其益，反受其害，這將不僅會阻礙革命的發展，而且會出現反革命，因為它會產生分裂，這將是法西斯主義者用來對付我們的辦法。現階段我們不是為進行無產階級專政而進行鬥爭，我們是為實現議會民主而進行鬥爭。誰如果想把內戰變成社會主義革命，誰就是讓法西斯主義得益，實際上就是叛徒，哪怕不是有意為之。”
當然，除了贏得戰爭勝利的重要性外，馬統工黨“陣線”與此完全不同。馬統工黨是一個持不同政見的共產黨。這種共產黨，隻是最近幾年來因為反對“斯大林主義”而在一些國家中出現的，也就是說，他們反對在表麵上或實際上改變共產黨的政策。馬統工黨中，既有退黨的共產黨人，也有工農集團這個早期政黨的黨員。從黨員數量來看，這是一個小黨[1]，在加泰羅尼亞之外幾乎沒有什麽影響，其重要性在於黨員的政治覺悟非常高。它在加泰羅尼亞的據點是萊裏達。它並不代表任何工會集團。馬統工黨的民兵主要是全國勞工聯盟的成員，但真正的黨員一般屬於勞工總會。然而，馬統工黨隻有在全國勞工聯盟中才有一些影響。馬統工黨“陣線”的基本主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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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黨員人數據說如下：1936年7月10000人；1936年12月70000人；1937年6月40000人。但這是來自馬克思主義統一工人黨的數據，對手的估計是這些數字需要除以四。人們唯一可以肯定地說，每個西班牙政黨都高估了自己黨員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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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論用資產階級‘民主’來反對法西斯主義隻是一句空話。資產階級‘民主’隻是另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法西斯主義亦然。以‘民主’的名義反對法西斯主義就是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反對另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前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在任何時候都很容易轉化成後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唯一真正能替代法西斯主義的是由工人階級進行統治。如果你不以此為目標，要麽是把勝利拱手送給佛朗哥，要麽最多是從後門領進來法西斯主義。與此同時，工人必須牢牢掌握自己獲得的每一個勝利。如果他們把任何東西交給半資產階級政府，那麽他們就上當受騙了。工人民兵和警察必須以現有形式保存下來，他們必須抵製任何‘資產階級化’的行動。如果工人階級不控製武裝力量，武裝力量就會控製工人階級。戰爭和革命不可分離開來。”
無政府主義者的觀點無法輕易加以界定。在任何情況下，泛泛而談的“無政府主義”一詞經常被用來涵括許多不同的觀點。全國勞工聯盟是通過各種聯合形式組成的一個大集團，越有兩百萬成員，有自己的政治組織f.a.i.，它實際上是一個無政府主義組織。但即使是是f.a.i.的成員，雖然總是和大多數西班牙人一樣帶有些微的無政府主義哲學色彩，也並非必然就是純粹意義上的無政府主義。特別是從戰爭爆發以來，他們更多的是朝著社會主義的方向發展，因為環境迫使他們參加中央政府，甚至背離了他們參加政府時主張的一些原則。不過，他們與共產黨人有著天壤之別。就像馬統工黨一樣，他們的目標是工人階級掌握政權，而不是實行議會民主。他們接受馬統工黨的“戰爭和革命不可分離”的口號，雖然他們對此並不那麽教條。大致說來，全國勞工聯盟、f.a.i.主張：（1）讓從事工業生產的工人來直接控製工業，如交通、紡織等；（2）由地方委員會來掌管政府，抵製各種形式的中央集權主義；（3）對資產階級和教會采取不妥協的敵對態度。最後一點雖然最不準確，卻最為重要。無政府主義者反對大多數所謂的革命，雖然他們的原則很模糊，但他們真真切切地痛恨特權和不公正。從哲學上來看，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截然相反。實際上，在社會形式的目標方麵，這種差別主要是各自強調的重點不同，但完全無法調和。共產黨人總是強調中央集權和效率，無政府主義者則強調自由和平等。無政府主義在西班牙根深蒂固，在蘇聯的影響減弱時，可能超過了共產主義。在戰爭的最初兩個月，正是無政府主義者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力挽狂瀾。盡管既無組織也無紀律，無政府主義的民兵卻仍以西班牙本土部隊最佳戰士的名聲而著稱。大約從1937年2月以來，無政府主義者和馬統工黨得以在某種程度上結合在一起。如果無政府主義者、馬統工黨和左翼社會主義者一開始就有意聯合起來，並執行較為現實的政策，戰爭的曆史就可能完全不同。但在戰爭初期革命派似乎掌握了政權的情況下，這是不可能實現的事情。在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之間，向來就互相嫉妒；作為馬克思主義者，馬統工黨對無政府主義持懷疑態度；而從純粹的無政府主義立場來看，馬統工黨的“托洛茨基主義”，還不如共產黨人的“斯大林主義”。不過，共產黨人的策略是推動兩個黨走到一起。馬統工黨在五月巴塞羅那代價慘重的戰爭中，主要是出於本能站到了全國勞工聯盟一邊。後來，馬統工黨被鎮壓，唯有無政府主義者敢於替他們說話。
因此，大致說來，各種政治黨派力量的聯盟就是這樣的狀況。一方麵，全國勞工聯盟、f.a.i.、馬統工黨和一部分社會主義者代表工人控製部分權力，另一方麵，右翼社會主義者、自由派人士和共產黨人則代表中央政府及其軍事力量。
這時，大家就能明白了，為什麽我讚成共產黨人的觀點，而不是馬統工黨的觀點。共產黨人有明確的行動方針，從常識來看顯然是一種更好的政策，它預見到了幾個月以後的事情。自然不必說，馬統工黨那種隻顧眼前的短視政策和他們的宣傳之類，全都糟糕透頂。一切都注定了必然如此。否則他們完全有可能吸引更多的群眾跟隨他們。具有決定作用的是，共產黨人能夠靈活適應戰爭的進程，而我們和無政府主義者則幾乎一成不變，至少在我看來就是這樣。這也是當時人們的普遍感覺。共產黨人吸引中間階層反對革命，即獲得了權力，又迅速發展了黨員，在人們看來他們是唯一能夠贏得勝利的政黨。蘇聯提供的武器和主要由共產黨人領導下的部隊在馬德裏的頑強守衛，使共產黨人成為西班牙的英雄。正如有人所說的那樣，從我們頭頂上飛過的每一架蘇聯飛機都是共產黨人的宣傳品。在我看來，馬統工黨的純粹革命主義，雖然合乎邏輯，但卻不會有什麽結果。畢竟，最重要的事情是贏得戰爭。
與此同時，激烈的黨派鬥爭也在報紙、小冊子、海報、書本上進行，攻擊性的言辭無處不有。這時我看得最多的報紙是馬統工黨的報bataandadnte（《戰鬥》和《前進》），它們對加聯社黨的“反革命”吹毛求疵、沒完沒了，這讓我感到它們過於自以為是，令人生厭。後來，我更自信地研究了加聯社黨和共產黨的報紙，我覺得，馬統工黨和他們的對手相比，幾乎無可責備。最重要的問題在於，他們實在缺少更多的機會。與共產黨人不同，他們在國外的新聞媒體上毫無立足之地，在西班牙國內也處於罕見的劣勢，由於新聞審查主要為共產黨人所左右，這就意味著，如果馬統工黨的報紙刊登了任何所謂有破壞性的消息，那就很容易遭到查禁或課以罰金。就馬統工黨而言，比較公允的評價應該是：盡管他們總是不厭其煩地宣揚革命、反反複複引述列寧的語錄和許多不相幹的言論，但他們一般並不進行人身攻擊。他們主要利用報紙發表文章進行論戰。他們設計大幅彩色海報是為了擴大對公眾的影響（海報在西班牙非常重要，因為大多數人是文盲），而不是為了向自己的對手發動攻擊，其內容多隻是宣傳反法西斯或抽象的革命。民兵們所唱的那些歌曲也屬於這類宣傳。這與共產黨人的攻擊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將在本書後麵的章節討論其中的一些問題。在這裏，我隻想簡要說明一下共產黨人的進攻方針。
從表麵上看，共產黨人和馬統工黨之間的鬥爭隻是一種策略之爭。馬統工黨讚同進行直接革命，共產黨人則反對這樣做。在這方麵，涉及雙方的很多問題均需論及。共產黨人認為，馬統工黨的宣傳分化和削弱了政府力量，因此加大了戰爭的危險。對此，我雖然始終不讚成，可仍認為這畢竟是一個好主義。但是，觀測的人策略的奇特性也就顯露出來了。他們開始宣稱馬統工黨分裂政府力量並不是由於判斷錯誤，而是故意為之。起初隻是試探性地說一說，不久就大聲地嚷嚷起來。馬統工黨被說成隻不過是一幫偽裝的法西斯主義者，他們受到佛朗哥和希特勒支持，他們的假革命政策隻是支援法西斯事業的一種方式。它是一個“托洛茨基主義者”的組織和“佛朗哥”的第五縱隊。這就等於說，成千上萬的工人群眾，包括八千或一萬個在前線戰壕裏飽嚐艱辛的戰士，數以百計的來到西班牙抗擊法西斯主義並不惜為此犧牲生命和國籍的外國人，都隻是支持敵人的叛徒。這種蓄意編造的故事，通過海報等各種方式在西班牙各地廣泛傳播，並在許多國外共產黨人或支持者的新聞媒體上再三出現。如果我這些都搜集起來，恐怕僅引語就會塞滿好幾本書。
這就是他們對我們的抨擊：我們是托洛茨基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叛徒、謀殺犯、膽小鬼、間諜等等。我承認這令人不快，特別是想到某些人故意捏造了這些罪名。看到一個十五六歲的西班牙男孩被用擔架從前線抬下來，從包裹著的毯子中露出慘白的臉，再想到倫敦和巴黎那些圓滑世故的人正在寫小冊子證明這個男孩是一個偽裝的法西斯分子，這實在令人感到不是滋味。戰爭的最恐怖的特征之一，就是煽動戰爭的那些宣傳、叫囂、謊言和仇恨，全都出自從來不上前線作戰的那些人之口。我在前線認識的加聯社黨民兵，我從國際縱隊那裏認識的觀測的人，他們從沒認為我是托洛茨基主義者或叛徒，隻有遠在後方的新聞記者才會對許多事情信口雌黃、妄加評論。那些人寫小冊子反對我們，以及在報紙上辱罵我們的人，遠離槍林彈雨、泥濘沼澤的戰場何止數百英裏，大多悠閑自在地待在家中，最多也就是來到巴倫西亞的報館裏侃大山。除了黨派之間的長期鬥爭和誹謗外，所有常習的戰爭材料、英雄故事和敵意的汙蔑——一如既往，差不多都是那些從不參加戰鬥，或戰鬥一旦打響就狂逃百裏的人編造完成的。這場戰爭最陰暗的影響之一，就是讓我認識到左翼新聞媒體在每一個方向都和右翼的一樣弄虛作假、虛偽透頂。[1]我真切地感受到，在我們這一邊，即政府這一邊，這場戰爭完全不同於普通的帝國主義戰爭，但戰爭的宣傳卻讓你永遠無法弄清其本質。戰爭剛一開始，左翼和右翼的報紙就仿佛同時跳入同一個相互辱罵的汙水坑之中。我們都記得，《每日郵報》的海報說“左派虐待修女”，而《每日工人報》說佛朗哥的外國軍團是由殺人犯、白奴販子、癮君子、歐洲各國的人渣組成。直到1937年10月，《新政治家》還說法西斯分子用活蹦亂跳的兒童築成路障（這樣的路障材料可真不是隨手可取的），阿瑟?布賴恩特先生宣稱，在忠誠的西班牙人中，要“鋸掉一名保守商人的腿”是“一件平常事”。寫這種文字的人從不參加戰鬥，可能他們以為寫作已經足以替代戰鬥。在所有的戰爭中都是如此，戰士打仗，記者叫喚；除了短暫的宣傳旅行外，自詡真正的愛國者從不在前線的戰壕裏停留。想到飛機正在改變戰爭的局麵，這倒有時讓我感到快慰無比。在下一次大戰來臨時，我們也許可以看到史無前例的景象：一名彈片穿身的沙文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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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把《曼徹斯特衛報》作為一個例外來看待。在與本書有關的工作中，我查閱了許多英文報紙的檔案。在我們的大報中，《曼徹斯特衛報》是唯一讓我對它的誠實倍加敬仰的報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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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聞記者看來，這場戰爭和其他戰爭一樣喧囂紛爭。僅存的差別，是記者並不會對敵人進行最惡毒的咒罵，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反而是共產黨人和馬統工黨之間開始相互發動更厲害的文攻，而且遠遠超過對付法西斯主義者的激烈程度。不過，那時我並未讓自己太過當真。這種黨派間的長期爭鬥確實讓人厭煩，但在我看來，隻不過是一種內部的激烈爭吵而已。我不相信這會改變任何事情，也不相信雙方的政策差異真的到了不可調和的程度。我認為，共產黨人和自由派人士盡管反對革命向前發展，卻無力把革命拉回來。
對於這一點，我有充分的理由。在這期間我一直待在前線，前線的社會政治氣氛沒有發生變化。在我一月處理開巴塞羅那到前線、直到四月底離開前線這段時間裏——實際上也許持續到更晚一些時候——阿拉貢一帶都是由無政府主義者和馬統工黨的民兵部隊控製的，這種局麵一直持續下來，至少表麵上是這樣的。革命氛圍一如我最初了解的那樣。將軍和士兵、農民和民兵仍然平等相待，每個人都拿同樣的薪金，穿同樣的衣服，吃同樣的食物，稱別人為“你”和“同誌”，沒有老板，沒有仆人，沒有乞丐，沒有妓女，沒有律師，沒有神職人員，沒有卑躬屈膝，沒有脫帽致敬。我呼吸著平等的空氣，我甚至簡單地以為西班牙各地都是如此。我沒有意識到，其實我隻是碰巧置身於西班牙工人階級最革命的隊伍裏。
所以，當政治上比我接受了更多教育的同誌告訴我，不能隻根據軍事態度來評價一場戰爭，因為這種態度僅處於革命和法西斯主義之間時，我真想嘲笑他們。總體上來看，我接受共產黨人的觀點，他們一針見血地說，“不贏得戰爭，我們就不能談論革命”；我並不接受馬統工黨的觀點，他們也一針見血地說，“我們必須前進，否則我們就會後退。”後來，我漸漸地認為馬統工黨的觀點是正確的，無論如何至少比共產黨人的觀點正確，這並不完全是根據理論推導出來的。如果隻是紙上談兵，共產黨人的情況會是一個好榜樣，麻煩的是他們的實際行動使人們很難相信他們是出於真正的信仰才這麽做的。“戰爭第一，革命其次”是一個再三出現的口號，普通的加聯社黨民兵虔誠地相信這一口號。他們發自內心地認為，打贏戰爭之後革命會繼續下去。其次，這個口號隻是一句空話。共產黨人努力爭取的不是把西班牙革命推延到更適宜的時候，而是確保它永不發生。隨著時間的流逝，隨著權力越來越遠離工人階級的控製，隨著越來越多各階層革命人士被投進監獄，事情也就變得越來越明顯。每一項變動都是以軍事需要為名來進行的，因為這個借口是現成的，而結果總是把工人從有利位置上趕走，等戰爭結束的時候，他們才會發現自己已經沒有辦法抵製重新引入資本主義製度。請注意，我並不是在對一般的普通共產黨人說三道四，也沒有對在馬德裏戰鬥中英勇犧牲的數千名共產黨人有絲毫的不敬。因為這些人都沒有直接參與製定黨的政策。至於那些身居黨內高位的人，人們很難相信他們不是在十分清醒的情況下采取行動的。
然而，即使革命失敗了，爭取戰爭的勝利也是值得的。我終於開始懷疑，最終是否能因西班牙共產黨人的政策而贏得勝利。幾乎沒有人能從中得出結論：不同的政策也許適合於不同階段的戰爭。無政府主義者也許在最初兩個月挽救了局麵，但在某個節點之後，他們沒有能力繼續組織抵抗。共產黨人可能在10到12月期間挽救了局麵，但要贏得戰爭那還得另作別論。在英國，共產黨人的戰爭主張被無可爭議地接受下來，因為報紙上幾乎不允許出現批評意見，因為消除革命的混亂，加速生產，部隊實行軍事化，這些一般路線乍聽起來是現實的、有效的。但指出其內在的問題也是必要的。
要想掌控革命的每一時期的發展趨勢，使戰爭盡可能像一次普通的戰爭，那就必須放棄實際存在的戰爭機會。我已經描述了我們在阿拉貢前線是如何被武裝又不被武裝的情形。幾乎不用懷疑，武器被蓄意收回，以免過多的武器流入無政府主義者手中，因為他們日後會把這些武器用於革命活動。結果呢，從阿拉貢發起的強大攻勢，本來可以迫使佛朗哥從畢爾巴鄂甚至從馬德裏後退，可是這根本沒有發生。相對而言，這些也許隻是一樁樁小事。更重要的是，一旦戰爭被狹義地理解為“爭取民主的戰爭”，那就難以吸引國外工人階級的大規模支援。如果直麵這一個事實，我們就必須承認世界各地的工人階級對西班牙戰爭認識不一。盡管已有數萬人奔赴西班牙加入戰鬥，但在他們的身後更有千百萬人無動於衷。在西班牙戰爭爆發的第一年，據說英國公眾為各種“援助西班牙”的基金捐款共二十五萬英鎊，其中近一半在一周內就被用於製作各種宣傳海報。罷工和聯合抵製等產業行動是民主國家工人階級聲援自己的西班牙同誌的切實可行的行動方式。但這樣的事情從來就沒有發生過。各地工黨和共產黨領袖都聲稱這是不可思議的，毫無疑問，隻要他們仍在高叫“紅色”的西班牙並不是“紅色的”，他們就是正確的。自從1914到1918年“爭取民主的戰爭”以來就存在著一種用心險惡的聲音。多年之後，這些共產黨人還在勸導好戰的工人：“民主”是資本主義的雅稱。先說“民主是個騙局”，然後再說“為民主而戰”，這並不是一種好的策略。由於得到大名鼎鼎的蘇聯的支持，他們向全世界的工人呼籲支持“西班牙革命”而不是“西班牙民主”，很難相信他們不會獲得反應。
但更為重要的是，采取非革命的政策手段打擊佛朗哥的後方，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是困難重重。到1937年夏天，佛朗哥控製的人口超過了政府，如果把殖民地計算在內的話更是遠遠超過政府，他控製的軍隊也和政府掌握的軍隊大致相當。眾所周知，隻要後方存在敵對的民眾，就不得不派出相當數量的部隊去駐守戰略交通要道、鎮壓各種陰謀破壞活動等，這樣就不可能向戰場派遣更多的軍隊。然而，在佛朗哥的後方，顯然沒有出現真正意義上的群眾運動。實在令人難以置信，在佛朗哥控製的地區，無論城鎮的工人，還是貧窮的農民，人們都會真的喜歡或者需要佛朗哥。事實上，伴隨著每一次向右翼靠攏，政府具有的優勢也變得越來越不明顯。摩洛哥的例子就能說明一切。為什麽摩洛哥沒有發生起義？佛朗哥正在企圖建立聲名狼藉的獨裁製度，而摩洛哥人寧可接受佛朗哥的統治，也不願接受人民陣線政府！最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沒有人在摩洛哥發動起義，因為這樣做就意味著把革命置於戰爭之上。當然，為了讓摩洛哥人相信政府這邊的誠意，最重要的還是讓他們真正獲得解放。我們可以想象一下，法國人對此會感到多麽快意！這場戰爭中最重要的戰略機遇，在於打破人們對於英法資本主義的空想。共產黨人的政策傾向是，盡量讓這場戰爭發展成為一種普通的、非革命的戰爭，而這種政策傾向必然會使政府接連遭受重挫。像這類戰爭，必須要通過加強武器裝備才能取得勝利，例如，最終靠的是源源不斷的武器供給。蘇聯是西班牙政府武器的主要捐贈國。但它與意大利和德國相比，地理位置卻十分不利。這一切也使馬統工黨和無政府主義者主張的“戰爭和革命不可分離”的前景也許比聽起來更加虛無縹緲。
西班牙共產黨反對革命的政策是錯誤的，我已經說明了自己的理由，但就它對戰爭的影響來看，我並不希望我的判斷是正確的。我一再希望這一判斷是錯誤的。我希望這場戰爭可以以任何方式來取得勝利。當然，我們無法預料可能還會發生哪些事情。政府也許再次轉向左翼，摩洛哥人也許能夠團結一致爭取解放，英國人也許決定收買意大利，戰爭也許隻要直接通過軍事途徑就能或獲得勝利，——所有這一切全都不得而知。我希望上述觀點成立，時間將會證明我的這些判斷是分毫不爽或謬之千裏。
然而，直到1937年2月，我也根本沒有看到事情是在朝哪個方向發展。我對阿拉貢前線的沉默寂靜感到煩悶不已，我覺得自己沒有完成反法西斯的戰鬥任務。我常常想到巴塞羅那的那張征兵海報，它詰問過路人：“你為民主做了什麽？”想到這裏，我隻能回答：“我已經盡力而為了。”在剛剛加入民兵那會兒，我曾希望自己能夠消滅一名法西斯分子，——畢竟隻要我們每個人都能殺死一名法西斯分子，他們就會很快被消滅掉——可我至今也沒有殺死一個法西斯分子，而且幾乎沒有任何這樣的機會。我當然也想去馬德裏。無論政治觀點如何，軍隊中的每個人都希望前往馬德裏參加戰鬥。這可能意味著加入國際縱隊，因為那時馬統工黨在馬德裏幾乎沒有部隊，無政府主義者在那裏的部隊也不再有以前那麽多了。
當然，現在人們隻能待在阿拉貢前線，但我告訴每一個人，等到我們離開這裏時，也許會加入國際縱隊，那將意味著接受共產黨人的領導。持各種不同觀點的人都勸我放棄這種念頭，但沒有人試圖進行幹預。非常明顯，考慮到他們所處的特殊環境，在馬統工黨內幾乎不存在任何異端思想，但隻要沒有加入支持法西斯分子的行列，任何人都不會因政治觀點不同而受到處罰。我經常在民兵中慷慨激昂地嚴厲批判馬統工黨的“路線”，卻從來沒因此惹禍上身。我想，對於大多數民兵來說，誰都希望成為一個政黨的成員而沒有任何壓力。我從來沒有加入過任何政黨，——可在馬統工黨遭到鎮壓後，我還是感到極為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