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倆現在手裏有二十八法郎，可以再去找活幹了。鮑裏斯還在鞋匠那裏住，不清楚談了什麽條件。他還從一個俄國朋友那兒又借到二十法郎。他在巴黎到處有朋友，多數是跟他一樣的前軍官，有的是侍者或者洗碗工，有的開出租車，少數幾個是吃軟飯的，有的成功地從俄國帶出來錢，開修車行或者舞廳。總體而言，在巴黎的俄國人都吃苦耐勞，在忍耐時運不蹇方麵，比可想而知的同等階層英國人表現要強得多。當然也有例外。鮑裏斯跟我說過他曾見過一個流亡的俄國公爵，此人經常光顧高檔餐館。如果侍者中有位前俄國軍官，這位公爵會打聽出來。他用完餐後，友好地把這個侍者叫到桌前。
“哎，”這位公爵會這樣說，“這麽說你是個老兵，跟我一樣？現在交了背運，不是嗎？好，好，俄國士兵無所畏懼。你是哪個軍團的？”
“某某軍團，先生。”那個侍者會回答道。
“很勇敢的軍團！我一九一二年檢閱過。對了，我不巧把錢包忘家裏了。我知道，一位俄國軍官能慷慨地借給我三百法郎。”
那位侍者身上有三百法郎的話就會奉上，然後這筆錢當然就一去不回。這位公爵如此這般騙了很多錢，大概那些侍者也不介意上當。公爵畢竟是公爵，即便是流亡的。
從俄羅斯流亡者那裏，鮑裏斯聽說有條路子，篤定可以搞到錢。我們當掉大衣後過了兩天，鮑裏斯神秘兮兮地跟我說：
“告訴我，我的朋友，你有政治立場嗎？”
“沒有。”我說。
“我也沒有。當然，沒人不愛國，不過——摩西不是說過什麽坑一坑埃及人嗎？你是英國人，當然讀過《聖經》。我是說，你不反對掙共產黨的錢吧？”
“對，當然不反對。”
“哎，好像巴黎有個俄國人的秘密團體，也許他們多少能幫幫咱們。他們是共產黨，實際上是布爾什維克的間諜。他們表麵上是個聯誼團體，接觸流亡的俄國人，設法吸收他們加入布爾什維克。我有個朋友加入了這個團體，他覺得咱們去找的話，他們能幫上忙。”
“可是他們怎麽幫咱們？反正不會幫我，我又不是俄國人。”
“關鍵是這裏：他們好像是莫斯科一家報紙的記者站，需要有關英國政治的文章。咱們馬上去找的話，也許他們會出錢請你寫文章。”
“我？可是我對政治一竅不通啊。”
“扯淡！他們也不懂。誰又真的懂什麽政治？好辦。你從英語報紙上抄一篇就行。巴黎不是有份《每日郵報》嗎？從那上麵抄。”
“可是《每日郵報》是份保守派報紙，他們反感共產黨。”
“嗯，《每日郵報》登什麽，你反著寫就行了，保準錯不了。咱們千萬別糟塌這個機會，我的朋友。說不定能掙幾百法郎呢。”
我不喜歡這個點子，因為巴黎警察對共產黨盯得很緊，特別如果還是外國人的話，我已經被懷疑了。幾個月前，有暗探看到我從一家共產黨周報的辦公室出來，警察已經找了我一大堆麻煩。要是讓他們逮到我去這家秘密團體，鬧不好我會被驅逐出境。然而這是個大好機會，不容錯過。那天下午，鮑裏斯的朋友——也是個侍者——來把我們帶去見麵。那條街名我忘了，是條破敗的街道，從塞納河邊往南，國民議會附近。鮑裏斯的朋友要我們千萬小心。我們裝作在街上隨意閑逛，記住了要進哪個門口——是一間洗衣店——然後又踱回來，一邊留意所有的窗口和咖啡館。如果別人知道這裏是共產黨出沒的地方，很可能有人監視。我們想好了萬一看到誰哪怕有一點點像暗探，便打道回府。我嚇壞了，但這種鬼鬼祟祟的事讓鮑裏斯興致勃勃，完全忘了他是要去跟殺害他父母的人打交道。
我們肯定平安無事後，快步走進了洗衣店。洗衣店裏有個法國女人在熨衣服，她告訴我們“俄國的先生們”住在院子對麵的樓上。我們爬了幾層光線陰暗的樓梯，到了一處樓梯平台，有個體格健壯、板著臉的短發青年站在最高的樓梯處。我上去時，他狐疑地看著我，伸出胳膊把我攔下，並用俄語說了句什麽。
“口號！”見我沒接上話，他厲聲說。
我愕然停下腳步，沒想到還得說口令。
“口號！”那個俄國人又說了遍。
鮑裏斯的朋友走在後麵，這時上前用俄語說了些什麽，要麽是口令，要麽是解釋。聽了後，那個態度粗暴的俄國人像是滿意了，把我們領進一個小而破舊的房間，毛玻璃窗戶。裏麵看起來是一間極為寒酸的辦公室，牆上釘著俄文宣傳標語和一副印刷粗糙的巨幅列寧像。桌前坐著一個隻穿著襯衫的大胡子俄國人，正在往報紙的包裝紙上寫地址，他麵前有一堆。我進去時，他跟我說法語，口音很重。
“太不小心了！”他小題大作地叫道，“你們來的時候，幹嗎不帶一包要洗的東西？”
“要洗的東西？”
“誰來都要帶上要洗的東西，讓人看著就像是來樓下的洗衣店。下次帶一大包吧，我們可不想讓警察瞄上。”
這比我原先想象的還要鬼鬼祟祟。鮑裏斯坐了唯一的一張空椅子，他們用俄語談得不亦樂乎。對方開口的隻有大胡子，板著臉的那位歪靠著牆，眼睛盯著我，好像對我還懷疑。我感覺怪異，就那樣站在一個釘著革命標語的秘密小房間裏，聽著別人說話，卻一個字也聽不懂。兩個俄國人說話又快又急，夾著微笑，還會聳肩膀。我想知道談的都是什麽，覺得他們會互稱“小父親”，還有“小鴿子”和“伊萬·亞曆山大諾維奇”等等，就像俄國小說裏的人物，談的都是跟革命有關的事，大胡子會不含糊地說：“我們從來不辯論，論爭是資產階級的消遣，我們用行動來辯論。”然後又琢磨他未必會這樣說。他們讓我們出二十法郎，顯然是入會費，鮑裏斯答應付（我們總共才有十七法郎）。最後鮑裏斯拿出我們手頭寶貴的錢，付了五法郎現款。
鮑裏斯掏了錢，那個板著臉的人看上去沒那麽懷疑了，坐到了桌子邊上。大胡子開始用法語問我問題，一邊在一張紙上做筆記。我是共產黨員嗎？算是同情者吧，我答道，從未加入過任何組織。我清楚英國的政治形勢嗎？噢，當然，當然。我提了幾個大臣的名字，關於工黨，還說了幾句不屑的話。《體育報》呢？我可以在《體育報》上撰文吧？（在歐洲大陸，足球莫名其妙地跟社會主義掛上了鉤。）噢，當然，我又說。那兩個人都神色凝重地點點頭。大胡子又說：
“顯然，你對英國的狀況有透徹的了解。你可以為莫斯科的一家報紙撰寫係列文章嗎？我們會跟你詳細交代的。”
“當然可以。”
“那好，同誌，我們會通過明天第一班郵差通知你，要麽也許是第二班。我們開的稿費是每篇一百五十法郎。下次來的時候，記著帶一包要洗的東西。再見，同誌。”
我們下了樓，小心翼翼地往洗衣店外麵看街上有沒有人，然後才溜出去。鮑裏斯欣喜若狂。他得意忘形，覺得應該破費一下，便就近衝進一間煙草店花五十生丁買了根雪茄。他出來時以拐杖搗地，滿麵笑容。
“盼到嘍！盼到嘍！哎，我的朋友，咱們真的時來運轉了。你跟他們應付得挺好，聽到他們叫你同誌了嗎？一篇文章一百五十法郎——天哪，運氣多好！”
第二天上午，我聽到郵差來了，便衝下樓去小酒館收信，失望的是沒來。我在房間裏等下一班郵差，還是沒信。三天過去了，我一直沒收到那個秘密團體的信，我們心灰意冷，推斷他們肯定是找了別人寫文章。
十天後，我們又去了那個秘密團體的辦公室一趟，特別記著帶了一個包裹，看著像是要洗的東西。秘密團體不見了！洗衣店裏那個女人一無所知，說“那些先生們”在付不出房租的情況下，幾天前就搬走了。我們站在那兒拎著一包東西，樣子可真夠傻的！不過有所安慰的是，我們隻出了五法郎，而不是二十法郎。
此後我們再也沒聽說這家秘密團體怎麽樣了，他們是什麽人，或者說他們的真實麵目如何，誰都不曉得。我個人的看法是他們跟共產黨毫無瓜葛，覺得他們純屬騙子，騙的對象為俄國流亡者，方式是冒稱一個子虛烏有的團體來詐取入會費。這樣做很安全，無疑他們還在別的哪個城市幹同樣的勾當。這些家夥很聰明，表演得天衣無縫。他們的辦公室完全就是共產黨秘密辦公室應該有的樣子，至於帶一包要洗的東西，那可真是神來之筆。
“哎，”這位公爵會這樣說，“這麽說你是個老兵，跟我一樣？現在交了背運，不是嗎？好，好，俄國士兵無所畏懼。你是哪個軍團的？”
“某某軍團，先生。”那個侍者會回答道。
“很勇敢的軍團！我一九一二年檢閱過。對了，我不巧把錢包忘家裏了。我知道，一位俄國軍官能慷慨地借給我三百法郎。”
那位侍者身上有三百法郎的話就會奉上，然後這筆錢當然就一去不回。這位公爵如此這般騙了很多錢，大概那些侍者也不介意上當。公爵畢竟是公爵，即便是流亡的。
從俄羅斯流亡者那裏，鮑裏斯聽說有條路子，篤定可以搞到錢。我們當掉大衣後過了兩天，鮑裏斯神秘兮兮地跟我說：
“告訴我，我的朋友，你有政治立場嗎？”
“沒有。”我說。
“我也沒有。當然，沒人不愛國，不過——摩西不是說過什麽坑一坑埃及人嗎？你是英國人，當然讀過《聖經》。我是說，你不反對掙共產黨的錢吧？”
“對，當然不反對。”
“哎，好像巴黎有個俄國人的秘密團體，也許他們多少能幫幫咱們。他們是共產黨，實際上是布爾什維克的間諜。他們表麵上是個聯誼團體，接觸流亡的俄國人，設法吸收他們加入布爾什維克。我有個朋友加入了這個團體，他覺得咱們去找的話，他們能幫上忙。”
“可是他們怎麽幫咱們？反正不會幫我，我又不是俄國人。”
“關鍵是這裏：他們好像是莫斯科一家報紙的記者站，需要有關英國政治的文章。咱們馬上去找的話，也許他們會出錢請你寫文章。”
“我？可是我對政治一竅不通啊。”
“扯淡！他們也不懂。誰又真的懂什麽政治？好辦。你從英語報紙上抄一篇就行。巴黎不是有份《每日郵報》嗎？從那上麵抄。”
“可是《每日郵報》是份保守派報紙，他們反感共產黨。”
“嗯，《每日郵報》登什麽，你反著寫就行了，保準錯不了。咱們千萬別糟塌這個機會，我的朋友。說不定能掙幾百法郎呢。”
我不喜歡這個點子，因為巴黎警察對共產黨盯得很緊，特別如果還是外國人的話，我已經被懷疑了。幾個月前，有暗探看到我從一家共產黨周報的辦公室出來，警察已經找了我一大堆麻煩。要是讓他們逮到我去這家秘密團體，鬧不好我會被驅逐出境。然而這是個大好機會，不容錯過。那天下午，鮑裏斯的朋友——也是個侍者——來把我們帶去見麵。那條街名我忘了，是條破敗的街道，從塞納河邊往南，國民議會附近。鮑裏斯的朋友要我們千萬小心。我們裝作在街上隨意閑逛，記住了要進哪個門口——是一間洗衣店——然後又踱回來，一邊留意所有的窗口和咖啡館。如果別人知道這裏是共產黨出沒的地方，很可能有人監視。我們想好了萬一看到誰哪怕有一點點像暗探，便打道回府。我嚇壞了，但這種鬼鬼祟祟的事讓鮑裏斯興致勃勃，完全忘了他是要去跟殺害他父母的人打交道。
我們肯定平安無事後，快步走進了洗衣店。洗衣店裏有個法國女人在熨衣服，她告訴我們“俄國的先生們”住在院子對麵的樓上。我們爬了幾層光線陰暗的樓梯，到了一處樓梯平台，有個體格健壯、板著臉的短發青年站在最高的樓梯處。我上去時，他狐疑地看著我，伸出胳膊把我攔下，並用俄語說了句什麽。
“口號！”見我沒接上話，他厲聲說。
我愕然停下腳步，沒想到還得說口令。
“口號！”那個俄國人又說了遍。
鮑裏斯的朋友走在後麵，這時上前用俄語說了些什麽，要麽是口令，要麽是解釋。聽了後，那個態度粗暴的俄國人像是滿意了，把我們領進一個小而破舊的房間，毛玻璃窗戶。裏麵看起來是一間極為寒酸的辦公室，牆上釘著俄文宣傳標語和一副印刷粗糙的巨幅列寧像。桌前坐著一個隻穿著襯衫的大胡子俄國人，正在往報紙的包裝紙上寫地址，他麵前有一堆。我進去時，他跟我說法語，口音很重。
“太不小心了！”他小題大作地叫道，“你們來的時候，幹嗎不帶一包要洗的東西？”
“要洗的東西？”
“誰來都要帶上要洗的東西，讓人看著就像是來樓下的洗衣店。下次帶一大包吧，我們可不想讓警察瞄上。”
這比我原先想象的還要鬼鬼祟祟。鮑裏斯坐了唯一的一張空椅子，他們用俄語談得不亦樂乎。對方開口的隻有大胡子，板著臉的那位歪靠著牆，眼睛盯著我，好像對我還懷疑。我感覺怪異，就那樣站在一個釘著革命標語的秘密小房間裏，聽著別人說話，卻一個字也聽不懂。兩個俄國人說話又快又急，夾著微笑，還會聳肩膀。我想知道談的都是什麽，覺得他們會互稱“小父親”，還有“小鴿子”和“伊萬·亞曆山大諾維奇”等等，就像俄國小說裏的人物，談的都是跟革命有關的事，大胡子會不含糊地說：“我們從來不辯論，論爭是資產階級的消遣，我們用行動來辯論。”然後又琢磨他未必會這樣說。他們讓我們出二十法郎，顯然是入會費，鮑裏斯答應付（我們總共才有十七法郎）。最後鮑裏斯拿出我們手頭寶貴的錢，付了五法郎現款。
鮑裏斯掏了錢，那個板著臉的人看上去沒那麽懷疑了，坐到了桌子邊上。大胡子開始用法語問我問題，一邊在一張紙上做筆記。我是共產黨員嗎？算是同情者吧，我答道，從未加入過任何組織。我清楚英國的政治形勢嗎？噢，當然，當然。我提了幾個大臣的名字，關於工黨，還說了幾句不屑的話。《體育報》呢？我可以在《體育報》上撰文吧？（在歐洲大陸，足球莫名其妙地跟社會主義掛上了鉤。）噢，當然，我又說。那兩個人都神色凝重地點點頭。大胡子又說：
“顯然，你對英國的狀況有透徹的了解。你可以為莫斯科的一家報紙撰寫係列文章嗎？我們會跟你詳細交代的。”
“當然可以。”
“那好，同誌，我們會通過明天第一班郵差通知你，要麽也許是第二班。我們開的稿費是每篇一百五十法郎。下次來的時候，記著帶一包要洗的東西。再見，同誌。”
我們下了樓，小心翼翼地往洗衣店外麵看街上有沒有人，然後才溜出去。鮑裏斯欣喜若狂。他得意忘形，覺得應該破費一下，便就近衝進一間煙草店花五十生丁買了根雪茄。他出來時以拐杖搗地，滿麵笑容。
“盼到嘍！盼到嘍！哎，我的朋友，咱們真的時來運轉了。你跟他們應付得挺好，聽到他們叫你同誌了嗎？一篇文章一百五十法郎——天哪，運氣多好！”
第二天上午，我聽到郵差來了，便衝下樓去小酒館收信，失望的是沒來。我在房間裏等下一班郵差，還是沒信。三天過去了，我一直沒收到那個秘密團體的信，我們心灰意冷，推斷他們肯定是找了別人寫文章。
十天後，我們又去了那個秘密團體的辦公室一趟，特別記著帶了一個包裹，看著像是要洗的東西。秘密團體不見了！洗衣店裏那個女人一無所知，說“那些先生們”在付不出房租的情況下，幾天前就搬走了。我們站在那兒拎著一包東西，樣子可真夠傻的！不過有所安慰的是，我們隻出了五法郎，而不是二十法郎。
此後我們再也沒聽說這家秘密團體怎麽樣了，他們是什麽人，或者說他們的真實麵目如何，誰都不曉得。我個人的看法是他們跟共產黨毫無瓜葛，覺得他們純屬騙子，騙的對象為俄國流亡者，方式是冒稱一個子虛烏有的團體來詐取入會費。這樣做很安全，無疑他們還在別的哪個城市幹同樣的勾當。這些家夥很聰明，表演得天衣無縫。他們的辦公室完全就是共產黨秘密辦公室應該有的樣子，至於帶一包要洗的東西，那可真是神來之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