濃霧彌漫的奧斯特裏茨戰場上，反法聯盟首先對普拉岑高地和看起來薄弱的右翼展開了攻擊。
在聯軍的設想裏，右翼可以很輕易就攻占下來，然後再和中央軍一起圍殲法軍。
然而一開始右翼的法軍確實很輕易就退卻了，卻並沒有如聯軍設想得那樣崩潰，反而拖住了更多的聯軍，與此同時法軍重新占領高地，沙皇亞曆山大一世為了奪回高地派上了預備隊。
聖多明各可以理解為吸引聯軍兵力的右翼，如果拿破侖和聯軍的統帥一樣不斷投入兵力進去，它就會形成一個致命的泥沼，不僅僅是消耗了軍費和兵力，還會將信心給打沒了，疾病尤其影響士氣。
而聖多明各人則會殊死抵抗，瓜德羅普的奴隸起義軍寧可自爆也不願意做奴隸，這種魚死網破、同歸於盡的戰場可不是歐洲，彼此還要優待俘虜。
打到後來波蘭人都拒絕執行命令了，馬賽的瑞士雇傭兵登船前聽說要去聖多明哥也發生了嘩變，那片曾經非常富饒、出產了很多蔗糖的富裕之地變得讓人畏懼，不再想前往。
生活是需要必需品的，人作為一種社會存在，每個人都不可能憑一己之力滿足本人的全部需求，建國初期的美利堅合眾國也需要歐洲的貨物。
賴有社會分工和交換，個人想方設法自由奮鬥，也會滿足個人的某些需求，但有些需求，而且是最基本的需求恐怕不能自給自足。至於國防量大而廣，則超出了任何個人的負擔能力，這些個人不可能辦到又對整個社會及每個成員生死攸關的必需品便構成了共同利益，也可以稱呼為公共利益。
共同利益涵蓋了所有人的需求，而滿足這些需求又影響到了個人的命運，它會隨著時代、社會形態、公眾心理和科技發展而不斷變化。科技的發展足夠改變社會的結構，比如運力的改變，由畜力轉變為蒸汽機再到電力的過程，養馬的會逐步變少，取而代之的是電廠的工人增加。
這個力量是如此強大，導致了行政法不能像其他法律一樣形成法典，英美最早形成法典的便是不動產法典，因為不動產是穩定且難以改變的。
“上層建築”的構建需要出色的設計師，它要是不夠穩，經不起風吹雨打一樣要垮塌的，要是住在屋裏的人還在裏麵搖晃柱子，那沒有風雨也要垮塌。
邊沁認為“最大的利益”是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它是社會性的，實際操作中卻發現每個人都是按照自己的價值利益最大化行事。奴隸製、對工人的殘酷剝削，那個東方來的巫師對西弗勒斯說“最大的利益”這句話很像英國人說的。
共同利益不一定有利潤，因而不會有人主動去承擔，但它又是與生死攸關的，憑個人力量無法達成。
團結對有共同需求並且想要實現共同利益的共和國很重要，法蘭西共和國的鄰居荷蘭在路易十四時期已經是共和國體製了，當時他們的行政權力就很大。
三權分立英語是checksandbnce，法語是séparationdespouvoirs，德語是gewaltenteilung，這三個詞分別注重“核查與平衡”、“分開”和“權力分配”。
在英國代議製和美國總統製為了避免兩隻猴子聯合起來把一隻猴子給弄死了，需要君主和總統有否決權，這樣就算一隻猴子犯了錯，另外兩隻也沒法製裁它，三隻猴子也大小差不多。
法國的行政和司法就攪合在一起，這還是巴黎高等法院弄出來的。在君主製時代，巴黎高等法院不僅具有司法職能，還有行政職能，國王赦令的注冊權和諫諍權也在法官的手裏，也就是說國王的命令要巴黎法院的注冊才能生效，因此巴黎法官們時常運用注冊權與國王對抗。
當路易十五打算對財政進行改革時，巴黎法官們就用了這個權力，然後他們就被流放了，並且國王進行了莫普改革，這個改革很不得人心，路易十六一上台就拿莫普開刀，獲得了巴黎人民的歡呼。
法國不存在代議製製度，共和國八年的製度人民雖然不行使任何公共職責，但能夠為所有人製定信任的人，它如同古代無政府民主製所做的，不製定法律、不從事管理、不進行判決，但立法者、統治者和法官門缺始終從它選定的人當中選擇。選舉人名單通過納稅多少入選，不是像搖滾明星一樣到各個地方去拉選票，台上承諾得好聽，當選後能落實的少。參選經費也是靠遊說或者政治獻金得來，比如小亨利·肖舉行的那場宴會，就是拉有錢人讚助的。有了這些錢後參選者才有機會包裝、宣傳自己，否則別人不認識你誰會給你投票呢？這種民主其實是有錢人的遊戲，繳納的人少，避稅轉移資產更是常態。
法國的行政法類似於普通發的判例法，法國行政法官的判案是個人的作品，又不傾向普通法的私法，尤其是談起行政法獨立性時，其核心就在於法國的行政追求的目標是共同利益，與普通的私法相抵觸的。
當行政機關與個人的關係中，行政機關代表的共同利益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私人利益難免會產生衝突，這時平等原則就不適用了，共同利益高於私人利益，後者一般也表示服從。
就比如行政機關要用一塊屬於私人的場地建造一個設施，供整個集體使用，而業主不肯出讓，那就賦予行政機關強製手段，在給業主各種擔保的條件下迫使其出讓。
拿破侖將私營煙草收為國有也是基於這一點，煙草稅是很重要的收入，又因為他稅率收得很高，走私的香煙就受歡迎了。
地方上的公共建設和慈善費用被收回中央了，地方不需要修路，由中央委派專業的施工隊修建道路、運河和橋梁。
中央集權可以決定行政預算、控製經費撥款，從而支配著行政活動，取消稅收特權也是大革命的碩果之一。將昔日的皇家園林維修好了不僅僅可以用來觀賞，還可以舉行一些典禮和商業活動，賺點小錢貼補一下，這樣以後就可以減少撥款維修的費用了。
美國有句諺語：如果沒有壞，那就不要修理它。
現在主要的軍用大道都是路易十四時期修的，幾十年都沒有變過。
在盧梭之前，孟德斯鳩與梭羅也曾經討論過公共意誌，在他們眼裏神恩寵說和利己主義是一切罪惡的根源，然而追求個人利益是正常的動機，無利可圖的事不會有人主動去承擔，也沒有動力去開發新技術或者是整合資源，市場競爭是優勝劣汰，花更多的錢買劣質的服務一樣不利於公共利益。
梭羅在《百科全書》上說：公共意誌對於每個人而言乃純粹的理解力行為，這種理解力可能暗中令人以此要求與他同樣的人，且與他同樣的人亦據此有權力要求他的激情進行推理。在這種情況下共同意誌不是人民的意誌的同義詞，它更多使人想起“自明”的概念。
比如公園裏的花不能摘，不能隨地大小便，因為這是在公共場合，共同利益高於個人利益，共同利益與生而自由是並列於人權宣言第一條裏的，摘花肯定有人會阻止，阻止的人當時想的是什麽？
在盧梭之前公共意誌的觀念在法國的哲學文化中沒有訴諸政治合法化，我們平等得不摘花，大家都不享受想幹什麽就幹什麽的自由，又或者是說損公肥私的行為，革除腐敗、精簡組織也是大革命的碩果之一。
曆史上的拿破侖恢複煙草稅是1810年，奧斯特裏茨打過了，特拉法爾加也打了，歐洲大陸具已臣服，再打就是俄國，要準備一支那樣的遠征軍可不是一兩個月就能集結的。
他那個時候就開始失控了。
海上他去不了，隻有在陸上擴張，以當時歐洲大陸上的路況補給會跟不上的。
以戰養戰不僅對當地居民造成了災難，並且如果和俄國一樣搞焦土政策，那就根本沒有任何補給的機會，最終騎兵也隻能殺馬充饑了。
若與盎格魯撒克遜製度相比較，英國的製度更奉行相反的邏輯，他們注重政府的權利與個人的權利協調一致，《穀物法》和愛爾蘭饑荒就是例子。
直白點的說法，盎格魯撒克遜製度更像是個人權利的保護者。提倡政治理性的啟蒙思想和公共意誌在1789年突然決裂了，當時采納的意見是：法律是公共意誌的表現。
如果法蘭西有個無冕之王，那就是公共意誌、共同利益，它在1789年被加冕，卻沒有王冠，體現出來的是《人權宣言》：人人都可獲得幸福，社會差別隻能建立在公益基礎上。
行政法官之所以追求靈活是力圖同共民的權利和自由協調起來達到平衡，法官能遵循自己的主張，比如波莫納用薩克利法來判決盜屍案，這不是絕對公正的，英國人沒幹怎麽賠禮道歉加賠錢呢？這是個衡平，如棄妻案一樣，被拋棄的妻子隻有房子，銀行收走了抵押她住哪兒？
嬌豔的花朵需要嗬護，美國人愛搞土地投機，法國大革命一掃等級和特權的時候，民法依舊關注著它以前關切的東西，拿破侖法典的基礎是民事習慣和君主頒布的法令，這些法律質料經過適當的編輯和本土化後依舊可以適用於魁北克，那裏沒有被大革命波及。
那位在瑪麗安托瓦內特花園裏，坐在愛之殿堂邊，膚色又黑又粗糙的男人就是德·沃德勒伊侯爵，他不僅是瑪麗安托瓦內特的朋友，還曾是加拿大總督。
如果是美國獨立戰爭是為了捍衛十三州的代議製，那麽吞並路易斯安那就可能撼動這個“永恒的社會之約”了，製憲會議已經含糊過去了一次了。
曾經模棱兩可的公共意誌革命現在又開始清晰了，西耶斯發明了一種選舉法，將普遍選舉和名流選舉合並起來，擴大了納稅選舉的範圍，這是有代議製性質的，普通公民沒有權利代表人民，也沒有權利以個人名義授予一種權利，要從代表人民的全民代表中產生。
舉個例子，專利工人，他們是工人卻有專利，可以參與勞資調解委員會，和雇主代表坐在一起裁決勞資糾紛、工資支付及安全、衛生問題。
工人信任那個代表他們和雇主談判，如果他和他們一樣的話就有風險，但有專利不一樣了，他可以帶著專利離開這家工廠，到別的地方去，失去專利的廠家會失去競爭力，專利所有權還要付錢打官司的。
隻要是沒有喪失公民權的公民都有資格當選，當公民加入外國國籍，接受外國政府提供的職務或者年金、參加主張生而不平等的外國組織、被判處身刑或加辱刑者都會失去公民權。
身刑包括死刑和徒刑，加辱刑則是具有侮辱性和損人名譽的性質，因為被軍醫摁著種牛痘的“紅胳膊”名譽受損了，不過她們並沒有受刑，種痘而已，而且種痘不會死，不種痘才會得天花得病死，所以她們還是公民。
這個做法不是原創，是赫敏格蘭傑想出來的，那個告密的瑪麗埃塔·艾克莫臉上出了密密麻麻的紫色膿包，拚成了“告密生”。
她當時簽了契約，而她臉上的痘則是告密的懲罰。
其實那份刪改的獨立宣言可以不保存，這樣就沒人知道了。
不過這些“國父”們可能希望“後人”可以解決他們遺留的問題，如同得了絕症冰凍起來的人，等以後技術先進了，將他們“複活”並治好他們的病。
每個有生命力的國家都有上天希望它實現的某種理想，而且這種理想的實現是其特殊的事業、使命或天命。
希望這一次荒野的獅子對了北極星，別再在自己的沙漠裏迷路了。
在聯軍的設想裏，右翼可以很輕易就攻占下來，然後再和中央軍一起圍殲法軍。
然而一開始右翼的法軍確實很輕易就退卻了，卻並沒有如聯軍設想得那樣崩潰，反而拖住了更多的聯軍，與此同時法軍重新占領高地，沙皇亞曆山大一世為了奪回高地派上了預備隊。
聖多明各可以理解為吸引聯軍兵力的右翼，如果拿破侖和聯軍的統帥一樣不斷投入兵力進去，它就會形成一個致命的泥沼，不僅僅是消耗了軍費和兵力，還會將信心給打沒了，疾病尤其影響士氣。
而聖多明各人則會殊死抵抗，瓜德羅普的奴隸起義軍寧可自爆也不願意做奴隸，這種魚死網破、同歸於盡的戰場可不是歐洲，彼此還要優待俘虜。
打到後來波蘭人都拒絕執行命令了，馬賽的瑞士雇傭兵登船前聽說要去聖多明哥也發生了嘩變，那片曾經非常富饒、出產了很多蔗糖的富裕之地變得讓人畏懼，不再想前往。
生活是需要必需品的，人作為一種社會存在，每個人都不可能憑一己之力滿足本人的全部需求，建國初期的美利堅合眾國也需要歐洲的貨物。
賴有社會分工和交換，個人想方設法自由奮鬥，也會滿足個人的某些需求，但有些需求，而且是最基本的需求恐怕不能自給自足。至於國防量大而廣，則超出了任何個人的負擔能力，這些個人不可能辦到又對整個社會及每個成員生死攸關的必需品便構成了共同利益，也可以稱呼為公共利益。
共同利益涵蓋了所有人的需求，而滿足這些需求又影響到了個人的命運，它會隨著時代、社會形態、公眾心理和科技發展而不斷變化。科技的發展足夠改變社會的結構，比如運力的改變，由畜力轉變為蒸汽機再到電力的過程，養馬的會逐步變少，取而代之的是電廠的工人增加。
這個力量是如此強大，導致了行政法不能像其他法律一樣形成法典，英美最早形成法典的便是不動產法典，因為不動產是穩定且難以改變的。
“上層建築”的構建需要出色的設計師，它要是不夠穩，經不起風吹雨打一樣要垮塌的，要是住在屋裏的人還在裏麵搖晃柱子，那沒有風雨也要垮塌。
邊沁認為“最大的利益”是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它是社會性的，實際操作中卻發現每個人都是按照自己的價值利益最大化行事。奴隸製、對工人的殘酷剝削，那個東方來的巫師對西弗勒斯說“最大的利益”這句話很像英國人說的。
共同利益不一定有利潤，因而不會有人主動去承擔，但它又是與生死攸關的，憑個人力量無法達成。
團結對有共同需求並且想要實現共同利益的共和國很重要，法蘭西共和國的鄰居荷蘭在路易十四時期已經是共和國體製了，當時他們的行政權力就很大。
三權分立英語是checksandbnce，法語是séparationdespouvoirs，德語是gewaltenteilung，這三個詞分別注重“核查與平衡”、“分開”和“權力分配”。
在英國代議製和美國總統製為了避免兩隻猴子聯合起來把一隻猴子給弄死了，需要君主和總統有否決權，這樣就算一隻猴子犯了錯，另外兩隻也沒法製裁它，三隻猴子也大小差不多。
法國的行政和司法就攪合在一起，這還是巴黎高等法院弄出來的。在君主製時代，巴黎高等法院不僅具有司法職能，還有行政職能，國王赦令的注冊權和諫諍權也在法官的手裏，也就是說國王的命令要巴黎法院的注冊才能生效，因此巴黎法官們時常運用注冊權與國王對抗。
當路易十五打算對財政進行改革時，巴黎法官們就用了這個權力，然後他們就被流放了，並且國王進行了莫普改革，這個改革很不得人心，路易十六一上台就拿莫普開刀，獲得了巴黎人民的歡呼。
法國不存在代議製製度，共和國八年的製度人民雖然不行使任何公共職責，但能夠為所有人製定信任的人，它如同古代無政府民主製所做的，不製定法律、不從事管理、不進行判決，但立法者、統治者和法官門缺始終從它選定的人當中選擇。選舉人名單通過納稅多少入選，不是像搖滾明星一樣到各個地方去拉選票，台上承諾得好聽，當選後能落實的少。參選經費也是靠遊說或者政治獻金得來，比如小亨利·肖舉行的那場宴會，就是拉有錢人讚助的。有了這些錢後參選者才有機會包裝、宣傳自己，否則別人不認識你誰會給你投票呢？這種民主其實是有錢人的遊戲，繳納的人少，避稅轉移資產更是常態。
法國的行政法類似於普通發的判例法，法國行政法官的判案是個人的作品，又不傾向普通法的私法，尤其是談起行政法獨立性時，其核心就在於法國的行政追求的目標是共同利益，與普通的私法相抵觸的。
當行政機關與個人的關係中，行政機關代表的共同利益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私人利益難免會產生衝突，這時平等原則就不適用了，共同利益高於私人利益，後者一般也表示服從。
就比如行政機關要用一塊屬於私人的場地建造一個設施，供整個集體使用，而業主不肯出讓，那就賦予行政機關強製手段，在給業主各種擔保的條件下迫使其出讓。
拿破侖將私營煙草收為國有也是基於這一點，煙草稅是很重要的收入，又因為他稅率收得很高，走私的香煙就受歡迎了。
地方上的公共建設和慈善費用被收回中央了，地方不需要修路，由中央委派專業的施工隊修建道路、運河和橋梁。
中央集權可以決定行政預算、控製經費撥款，從而支配著行政活動，取消稅收特權也是大革命的碩果之一。將昔日的皇家園林維修好了不僅僅可以用來觀賞，還可以舉行一些典禮和商業活動，賺點小錢貼補一下，這樣以後就可以減少撥款維修的費用了。
美國有句諺語：如果沒有壞，那就不要修理它。
現在主要的軍用大道都是路易十四時期修的，幾十年都沒有變過。
在盧梭之前，孟德斯鳩與梭羅也曾經討論過公共意誌，在他們眼裏神恩寵說和利己主義是一切罪惡的根源，然而追求個人利益是正常的動機，無利可圖的事不會有人主動去承擔，也沒有動力去開發新技術或者是整合資源，市場競爭是優勝劣汰，花更多的錢買劣質的服務一樣不利於公共利益。
梭羅在《百科全書》上說：公共意誌對於每個人而言乃純粹的理解力行為，這種理解力可能暗中令人以此要求與他同樣的人，且與他同樣的人亦據此有權力要求他的激情進行推理。在這種情況下共同意誌不是人民的意誌的同義詞，它更多使人想起“自明”的概念。
比如公園裏的花不能摘，不能隨地大小便，因為這是在公共場合，共同利益高於個人利益，共同利益與生而自由是並列於人權宣言第一條裏的，摘花肯定有人會阻止，阻止的人當時想的是什麽？
在盧梭之前公共意誌的觀念在法國的哲學文化中沒有訴諸政治合法化，我們平等得不摘花，大家都不享受想幹什麽就幹什麽的自由，又或者是說損公肥私的行為，革除腐敗、精簡組織也是大革命的碩果之一。
曆史上的拿破侖恢複煙草稅是1810年，奧斯特裏茨打過了，特拉法爾加也打了，歐洲大陸具已臣服，再打就是俄國，要準備一支那樣的遠征軍可不是一兩個月就能集結的。
他那個時候就開始失控了。
海上他去不了，隻有在陸上擴張，以當時歐洲大陸上的路況補給會跟不上的。
以戰養戰不僅對當地居民造成了災難，並且如果和俄國一樣搞焦土政策，那就根本沒有任何補給的機會，最終騎兵也隻能殺馬充饑了。
若與盎格魯撒克遜製度相比較，英國的製度更奉行相反的邏輯，他們注重政府的權利與個人的權利協調一致，《穀物法》和愛爾蘭饑荒就是例子。
直白點的說法，盎格魯撒克遜製度更像是個人權利的保護者。提倡政治理性的啟蒙思想和公共意誌在1789年突然決裂了，當時采納的意見是：法律是公共意誌的表現。
如果法蘭西有個無冕之王，那就是公共意誌、共同利益，它在1789年被加冕，卻沒有王冠，體現出來的是《人權宣言》：人人都可獲得幸福，社會差別隻能建立在公益基礎上。
行政法官之所以追求靈活是力圖同共民的權利和自由協調起來達到平衡，法官能遵循自己的主張，比如波莫納用薩克利法來判決盜屍案，這不是絕對公正的，英國人沒幹怎麽賠禮道歉加賠錢呢？這是個衡平，如棄妻案一樣，被拋棄的妻子隻有房子，銀行收走了抵押她住哪兒？
嬌豔的花朵需要嗬護，美國人愛搞土地投機，法國大革命一掃等級和特權的時候，民法依舊關注著它以前關切的東西，拿破侖法典的基礎是民事習慣和君主頒布的法令，這些法律質料經過適當的編輯和本土化後依舊可以適用於魁北克，那裏沒有被大革命波及。
那位在瑪麗安托瓦內特花園裏，坐在愛之殿堂邊，膚色又黑又粗糙的男人就是德·沃德勒伊侯爵，他不僅是瑪麗安托瓦內特的朋友，還曾是加拿大總督。
如果是美國獨立戰爭是為了捍衛十三州的代議製，那麽吞並路易斯安那就可能撼動這個“永恒的社會之約”了，製憲會議已經含糊過去了一次了。
曾經模棱兩可的公共意誌革命現在又開始清晰了，西耶斯發明了一種選舉法，將普遍選舉和名流選舉合並起來，擴大了納稅選舉的範圍，這是有代議製性質的，普通公民沒有權利代表人民，也沒有權利以個人名義授予一種權利，要從代表人民的全民代表中產生。
舉個例子，專利工人，他們是工人卻有專利，可以參與勞資調解委員會，和雇主代表坐在一起裁決勞資糾紛、工資支付及安全、衛生問題。
工人信任那個代表他們和雇主談判，如果他和他們一樣的話就有風險，但有專利不一樣了，他可以帶著專利離開這家工廠，到別的地方去，失去專利的廠家會失去競爭力，專利所有權還要付錢打官司的。
隻要是沒有喪失公民權的公民都有資格當選，當公民加入外國國籍，接受外國政府提供的職務或者年金、參加主張生而不平等的外國組織、被判處身刑或加辱刑者都會失去公民權。
身刑包括死刑和徒刑，加辱刑則是具有侮辱性和損人名譽的性質，因為被軍醫摁著種牛痘的“紅胳膊”名譽受損了，不過她們並沒有受刑，種痘而已，而且種痘不會死，不種痘才會得天花得病死，所以她們還是公民。
這個做法不是原創，是赫敏格蘭傑想出來的，那個告密的瑪麗埃塔·艾克莫臉上出了密密麻麻的紫色膿包，拚成了“告密生”。
她當時簽了契約，而她臉上的痘則是告密的懲罰。
其實那份刪改的獨立宣言可以不保存，這樣就沒人知道了。
不過這些“國父”們可能希望“後人”可以解決他們遺留的問題，如同得了絕症冰凍起來的人，等以後技術先進了，將他們“複活”並治好他們的病。
每個有生命力的國家都有上天希望它實現的某種理想，而且這種理想的實現是其特殊的事業、使命或天命。
希望這一次荒野的獅子對了北極星，別再在自己的沙漠裏迷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