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窩是生活在蘇門答臘、加裏曼丹、暹羅、馬來西亞金絲燕的窩，是燕子把海藻放在嘴裏咀嚼轉化的膠質物，它是清朝時候從暹羅來華的船隻帶來的，但更多是來自東南亞和日本。
清緬戰爭是乾隆的“十全武功”之一，戰爭結束清廷派遣使者封爵緬甸國王，正式建立起宗藩關係。
然而暹羅卻停止朝貢了，相對於剛剛結束了清朝十餘年戰爭才無奈向清帝國稱藩的緬甸，廣東人鄭信從建立政權的一開始就呈書清廷，希望接替大城國王，由清帝冊封其為暹羅國王。
但是乾隆皇帝認為他得過不正，不予認可，並回了一封措辭嚴厲的飭文。三年後，鄭信趁著清緬戰爭期間押送了一批緬甸俘虜進獻，並再次請封，經過了一番波折鄭信才終於被清廷承認是暹羅國王，並且吞武裏王朝再次納入中原的宗藩體係中。
朝貢體係是以中原王朝為主要核心建立的等級製網狀政治秩序體係，中原王朝通過冊封中原以外地區的統治者建立宗藩關係，以此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世界共主“天下”的概念。
在此基礎上，東南亞也形成了一個曼陀羅體係。東北亞屬於漢文字圈，東南亞則是以梵文作為通用語言，從文明的角度來看，東北亞更趨於儒家文化，而東南亞則經曆了漫長的印度化。即便印度已經在13世紀後開始衰落，印度的梵文、法典等文明要素在這一地區被予以保留，並且被本土化了。
從朝貢體係來看，在宗主國中國的眼裏，“天下”各國一律平等，都是平等的朝貢國，然而朝貢國內部其實存在競爭和矛盾，並且相比起東北亞，東南亞對朝貢活動的遵守僅限於有利可圖的標準。暹羅和緬甸一直衝突不斷，即便在清緬戰爭期間，緬甸也出兵占領了暹羅，並導致了暹羅的大城王朝滅亡。
在這場戰爭中雙方都出動了大批白象，場麵蔚為壯觀。
“幹什麽？”喬治安娜問。
“沒什麽。”波拿巴像是不在意似的說。
她狐疑得看著他。
“繼續念啊。”他催促道。
於是喬治安娜繼續念了起來。
正是因為大城王朝滅亡，才給了鄭信建立吞武裏王朝的機會，他將占領暹羅首都的緬甸人趕了出去。也許鄭信聽說了中國巨鹿之戰的故事，他也像巨鹿之戰的項羽一樣，在下令將行軍的鍋全部砸掉，並且告訴士兵們，如果不攻下城池，到城裏吃飯，你們全部都隻能餓死，然後他騎著戰象率先發起了衝鋒。
鄭信是個勇敢的軍事領袖，在他統治期間吞武裏王朝走向了輝煌。
同時他也是個注重利益的商人，在朝貢體係中，中原王朝一直堅持“厚來薄往”，中原王朝回饋的禮物會比朝貢方豐厚，所以這在藩屬國眼中無疑是一筆好買賣。而且朝貢的使節每次和盡心個朝貢貿易時會攜帶大量國內的產品到中國進行銷售販賣，他們可以享受一些優惠政策，比如馬嘎爾尼使節團可以享受免稅。但是在中國的官僚階級眼中，這是個虧本買賣，不僅中國回贈的絲綢、瓷器、平紋布在朝貢國當地可以賣非常有人的價格，並且他們還可以出口西方。
在明代海禁期間，朝貢貿易也是中原王朝與藩屬國之間僅有的貿易渠道，但暹羅人來得太勤快了，跟朝鮮差不多，從距離上看朝鮮可比暹羅近多了。
暹羅與清政府建立友好關係的主要目的是海外貿易的需求，在恢複正常貿易之前，暹羅不得不將燕窩等中國需要的商貨送到日本，再由日本販賣給“唐人公館”裏的商人。
不論明清都需要大量白銀，中國出口生絲，從日本進口白銀這一基調在17世紀中葉由於江戶幕府頒布“貞享令”而發生了轉變，規定中國船隻隻能帶回的白銀總額為6000貫，其餘皆用銅代替，來日的船隻根據出港地方不同劃為不同的等級，在6000貫的範圍內將貿易額分攤給各艘船。
對白銀的出口限製導致了一種危險，即稱為“拔荷”的走私貿易增加，為了增強對中國商人的管理日本唐人公館，一開始允許入港的船隻隻有70艘，後來增加為80艘。
強製限製的政策成效明顯，日本銅出口量明顯增加，這一現象的原因是中國製造銅錢，但是即便如此幕府依舊覺得中國采購日本銅的價格太低，因此自己也造銅錢。他們在大阪設立“一座銅”，嚐試創立出銀銅關係體製，有效控製長崎的銅貿易，但即便如此銅貿易還是陷入停頓，從長崎入港的中國船隻減為59艘。
這一政策明確規定在縮小銅貿易量的同時，把貿易範圍擴大到了海產品，比如鮑魚幹、海參、魚翅，以及暹羅的燕窩，因為這些產品在草袋出口，所以被稱為“俵物”。
俵物產品的變化不僅僅是供應方的事情，還要考慮消費者一方對幹貨的強烈需求，諸如海帶、幹魷魚、海米、涼粉等產品被稱為“諸色”，由於它們的價格便宜，中國的需求量很大，僅僅80艘中國船隻是不能滿足日本方麵出口需求，然而清庭也一樣對日本船隻進行了限製。
在明朝，也就是日本戰國時期，各個大名曾經爭相向明王朝朝貢。
這麽做一可以得到冊封，獲得“正統”的地位，自應仁之亂後室町幕府已經徒有虛名，各地大名形成了新的豪族，二可以獲得合法貿易的權力。
為了爭取這個朝貢的名冊，大名、寺社進行了激烈的競爭，正德八年日本朝貢使節回國前，明朝曾發給他們新勘合的文冊，然而這個文冊沒有送到京都，在九州時被大內氏奪取了，大內氏得到了這個堪合文冊後準備獨占明朝朝貢，於是派出了三艘船到達寧波港。
這件事引起了日本其他封建主和寺社的不滿，其中盤踞在坍港的細川氏也向中央幕府提出要分享朝貢的利益。當時的細川氏實力強大，並且靠近京都，幕府害怕細川氏圖謀不軌，所以沒有拒絕。正德文冊被大內氏搶走後，京都幕府將已經作廢的弘治堪合文冊交給了細川氏，細川氏得到文冊後立刻派出“朝貢使船”，大概比大內氏晚十天到達寧波港。
當時nb市舶司的宦官在接受了賄賂後，就違背“先來後到”的規矩，先檢查了細川氏的貨物，後來又設宴，不僅同時讓大內氏和細川氏坐在一起，還讓細川氏的位置比大內氏更加尊貴。
這激怒了大內氏的使節，於是他在宴會上殺了細川氏的使者，又將他們的貢船給燒了，副使看到情況不妙立刻跑路，但是大內氏追著他從寧波到了紹興。
曆史上這被稱為“爭貢之役”，朝貢的大內氏使節一下子化身強盜，沿途燒殺搶掠，明朝出動軍隊進行鎮壓，這一事件導致明朝政府廢除福建、zj市舶司，僅留gd市舶司一處，也導致了明朝與日本的朝貢貿易途徑斷絕。
在本能寺之變後，豐臣秀吉取代織田信長，成為首次以“天下人”稱號統一日本的封建主。
豐臣秀吉有點像朱元璋，他也當過和尚，但不甘於平凡的他放下了經書，投奔了到了織田信長的帳下。
他那個時代人們穿著更加華麗，這導致了日本對於中國生絲的高度依賴。
然而生絲高昂的價格也是剛剛結束戰爭的武士階級難以承受的，他們需要更多的領土、更多供養他們的農民。
在朝貢體係中，朝鮮一直是重要而特殊的藩屬國，它代表了東亞秩序的穩定。
同時日本與朝鮮隔海相望，自白川江之戰後日本千年都沒有動過朝鮮的主意。
這時明朝已經有了衰落的跡象，張居正已死，戚繼光也死了，而日本方麵剛完成了統一，戰力和士氣都極盛，而且豐臣秀吉控製了日本最大的銀山，於是他就招兵買馬，以朝鮮拒絕與日本結盟進攻明朝為由出兵朝鮮了。
豐臣秀吉入侵朝鮮的第一階段戰爭以與明朝議和結束，但萬曆僅承認他日本國王的統治權，不承認其對朝鮮的統治權，並且“內附”大明。
豐臣秀吉當然不願意就此稱臣，然而他需要時間休養生息，於是在接到詔書後穿上了明朝的冠服，在大阪設宴招待了明朝使節。一年多後他再度叛亂，再度入侵朝鮮，這一次豐臣秀吉依舊告負，並且在途中病逝，由他5歲的兒子繼承他的位置。
為了製約那些和他同樣野心勃勃的大名們，豐臣秀吉選了以德川家康等元老派的“五元老”，以及石田三成等少壯派的“五奉行”，避免有人權力過大、互相製約，但是“少主”太小了。關原合戰後“五奉行”解體，德川家康被封為征夷大將軍，再後來又爆發大阪冬夏之戰，豐臣秀賴也就是豐臣秀吉和他的母親自殺，整個日本政權落入了江戶幕府將軍德川家康的手裏。
清政府成立後，皇太極改變了對日本的外交策略，試圖通過朝鮮建立與日本的官方關係。到了順治時期，借著送還日本漂流民的機會表達建交的善意。
然而日本卻拒絕加入滿清的朝貢體係。
第一，德川幕府也建立了自己的“幕藩體係”，強化幕府的集權，削弱諸藩的實力，在幕府初期采取了對外開放政策，這一措施卻讓西部的藩閥們強大起來，第二，基督教的傳入爆發“天草之亂”等一係列影響幕府統治的叛亂，第三，也就是白銀外流，即便日本有銀山，也有枯竭的時候，於是幕府頒布了五道鎖國令，停止造大船、停止傳教、實行鎖國。
中日往來的商人需要提供一種名為“信牌”的貿易許可證，沒有信牌的船隻不許進行交易。
這個製度首先是日本提出的，正式名為《海舶互市新例》，但因為它是在日本正德五年頒布的，因此叫“正德新例”，而當時中原的統治者是清朝的康熙皇帝，他的年號是康熙五十六年。
康熙二十三年頒布了《展海令》，同年日本也頒布了《貞享令》，《貞享令》僅控製白銀出口，到了“正德新例”則是白銀和銅都受到了限製。麵對這個可以稱作挑釁的行為，最終康熙決定繼續使用信牌，但是在執行過程中，福州、泉州的船沒有得到信牌，因此這些船剛入港就被勒令立刻離岸。異常憤怒的船主在寧波靠岸後就狀告南京和寧波的船主，他們認為江南商人到日本後拿到寫有日本“正德”年號的信牌有損滿清王朝的威信。
在皇帝出麵調解下，江南商人將信牌借給了福建商人，但因為江南商人種種阻撓，福建商人不得不退出中日貿易。
與此同時為了擺脫對日本幹貨的依賴，不僅中國沿海開始自己種植海帶，並且還從其他國家口，東南亞移民也開始了，暹羅國王鄭信就是移民和當地土著女性的後代，他也當過和尚，在寺院裏學習泰語、漢語和越語。
當時的燕窩“極貴”，通過對比《紅樓夢》39回和《金瓶梅》23回螃蟹宴可以得出，曹雪芹時期的白銀購買力隻有蘭陵笑笑生所在萬曆年的一半，也就是說清朝的燕窩是明朝的兩倍。西門慶請的樂師李銘一個月5兩銀子，他不吃不喝半年可以買一斤燕窩，換成滿清就要存一整年才能買一斤。
巨大的市場需求和價格迫使滿清開辟新的進口渠道，承認暹羅納貢。與此同時走私變得異常猖獗，作為“信牌”的代替品，清政府頒布了“準海商領倭票”，信牌隻作為買賣印記，不再負責稽查。
這就意味著清朝水師不會去管那些去日本的商船可以不用擔心幕府行駛“捕獲權”，在歐洲存在私掠船，他們可以“捕獲”沒有特許證的商船。
有了這個保證後，所有中國海船可以拿到準海商領倭票後去日本港口遊弋，即便無法進入港口，也可以偽裝海難卸貨、取貨，甚至後來幹脆沒有票的也去了，從事幕府禁止的拔荷。
在東北地區，清朝擔心海盜殘黨冒充客商，因此製定“土商”，也就是“當地”值得信賴的商人做保稅行，這種模式有點類似廣州十三行，卻又和十三行有點區別。
如果說廣州十三行主要關注的是“買賣公平”，而東北的商號關注的是“從屬關係”，頒布正德新例的新井臼石被德川家康稱為自己的“一體分身”，以中原王朝為核心的秩序中，日本等周邊國家被稱為“夷”，長期處於卑下的地位。然而女真人卻是遊牧民族，由此德川幕府催生出了爭奪“中華”正統名分的意識，甚至有顛覆中式朝貢體製，實行日式朝貢體係的計劃，正德新例確實有“弘揚國威”的目的。
瀏河港是當時最大的貿易集散地，外商到達瀏河港後必須先到保稅行說明來曆，等保稅行確定這個外商沒問題，再向海關報告並代替他交稅，完成了這一切後外商才能進行買賣，他們要帶著保稅行開的票據，去找當地的牙行。
安史之亂的發動者安祿山和史思明都是牙郎出身，他們類似掮客，撮合別人買賣的。在東北有外商和內商之分，內商主要是江南來的，他們運來生絲、大豆等物資，東北醬油店多，可是米糧是禁止販賣的。
牙行要承擔內商身份保證人，他們要從布政司獲取許可證，對進行交易的商品進行監管，同時為外商辦理出口手續，以盡量避免內外商之間的糾紛，牙行根據經營的項目不同，收取1%到2%的手續費。外商沒有保稅行出具的證明，出了事牙行承擔全責，有了保稅行的證明，出了事四家保稅行承擔責任。
“土商”可以不是當地人，隻要身份明確、與當地人關係密切、還有熟悉內地模式即可，比如舉人做雜貨店老板的同期就可以當，但他隻做雜貨，保稅行需要本錢付關稅。
瀏河當地最有名的保稅行吳員外以前是個流民，明末為了躲避戰亂到了瀏河，成了當地富豪季氏的上門女婿，憑著嶽丈留下的遺產，他開了保稅行。
雖然禁止江南直接運糧食到黃海，卻沒有規定從山東往遼東運大豆，也沒規定怎麽運醬油。
而且隨著遼東開發，東北已經從糧食輸入，變為糧食輸出了。
從乾隆年開始，大豆榨油的作坊在東北越開越多，這些油不僅作為燈油，榨油後的豆渣也成了肥料，炒菜這種烹飪方式也隨著豆油產量增加逐漸普及了。
遲早有一天燕窩也會和王謝堂前燕一樣走入百姓家的，但滿清絕大多數人一輩子都沒吃過一口這種高級食材。道德經說，治大國如烹小鮮，莊子徐無鬼說“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也”。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是非觀，別人的聽起來都有理，那麽都要接受嗎？全部都要接受嗎？那你自己的是非觀呢？
莊子說，如果每個人都可以自是其是，那全天下的人都可以是唐堯了。
相比起做飯，莊子更喜歡彈琴，他讓與他辯論的人擺好兩張琴，莊子先彈了宮弦，宮音也隨之發出聲音，隔壁的琴宮弦也顫動了。
這可能是關於弦共振最早的描述。
如果任何一張弦改了調，就會五音中任何一個音不同，彈動它所有的弦都會振起來，這是基音和泛音共振現象。
比如一個意大利歌唱家，基音就是本嗓，泛音就是在口腔、鼻腔共鳴後發出的聲音，比如花腔女高音、抒情男低音，但他要是發不出基音，隨便他怎麽練習口型都沒用。
彈奏那根改調的弦，二十五根弦都動，它們絕大多數都和原來一樣，隻是最主要的聲音以那根改調的弦發出的聲音了。
百家爭鳴就跟齊國人把兒子送到宋國讓他看門，卻不讓兒子拿鑰匙，又像孩子丟了的家長，在家裏翻箱倒櫃得找卻不走出家門，還有個楚國人，半夜無人的時候渡河，船還沒靠岸就把船夫得罪了，他難道不怕船夫不讓他活著登岸嗎……
“四十年來，我服務了人民，指揮了軍隊，戰勝了敵人，這世界就在我的掌心……”
喬治安娜冷豔看著旁邊那個“意大利歌唱家”，他唱的“基音”沒一個準的，更別說泛音了。
“我掌握著它的命運，而我一直知道，所有的事情中，國家的命運瞬息間就會塵埃落定。”
拿破侖唱的是《凱撒之死》中的台詞，她順手將枕頭丟在“凱撒”的臉上，避免他繼續唱這不吉利的歌。
清緬戰爭是乾隆的“十全武功”之一，戰爭結束清廷派遣使者封爵緬甸國王，正式建立起宗藩關係。
然而暹羅卻停止朝貢了，相對於剛剛結束了清朝十餘年戰爭才無奈向清帝國稱藩的緬甸，廣東人鄭信從建立政權的一開始就呈書清廷，希望接替大城國王，由清帝冊封其為暹羅國王。
但是乾隆皇帝認為他得過不正，不予認可，並回了一封措辭嚴厲的飭文。三年後，鄭信趁著清緬戰爭期間押送了一批緬甸俘虜進獻，並再次請封，經過了一番波折鄭信才終於被清廷承認是暹羅國王，並且吞武裏王朝再次納入中原的宗藩體係中。
朝貢體係是以中原王朝為主要核心建立的等級製網狀政治秩序體係，中原王朝通過冊封中原以外地區的統治者建立宗藩關係，以此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世界共主“天下”的概念。
在此基礎上，東南亞也形成了一個曼陀羅體係。東北亞屬於漢文字圈，東南亞則是以梵文作為通用語言，從文明的角度來看，東北亞更趨於儒家文化，而東南亞則經曆了漫長的印度化。即便印度已經在13世紀後開始衰落，印度的梵文、法典等文明要素在這一地區被予以保留，並且被本土化了。
從朝貢體係來看，在宗主國中國的眼裏，“天下”各國一律平等，都是平等的朝貢國，然而朝貢國內部其實存在競爭和矛盾，並且相比起東北亞，東南亞對朝貢活動的遵守僅限於有利可圖的標準。暹羅和緬甸一直衝突不斷，即便在清緬戰爭期間，緬甸也出兵占領了暹羅，並導致了暹羅的大城王朝滅亡。
在這場戰爭中雙方都出動了大批白象，場麵蔚為壯觀。
“幹什麽？”喬治安娜問。
“沒什麽。”波拿巴像是不在意似的說。
她狐疑得看著他。
“繼續念啊。”他催促道。
於是喬治安娜繼續念了起來。
正是因為大城王朝滅亡，才給了鄭信建立吞武裏王朝的機會，他將占領暹羅首都的緬甸人趕了出去。也許鄭信聽說了中國巨鹿之戰的故事，他也像巨鹿之戰的項羽一樣，在下令將行軍的鍋全部砸掉，並且告訴士兵們，如果不攻下城池，到城裏吃飯，你們全部都隻能餓死，然後他騎著戰象率先發起了衝鋒。
鄭信是個勇敢的軍事領袖，在他統治期間吞武裏王朝走向了輝煌。
同時他也是個注重利益的商人，在朝貢體係中，中原王朝一直堅持“厚來薄往”，中原王朝回饋的禮物會比朝貢方豐厚，所以這在藩屬國眼中無疑是一筆好買賣。而且朝貢的使節每次和盡心個朝貢貿易時會攜帶大量國內的產品到中國進行銷售販賣，他們可以享受一些優惠政策，比如馬嘎爾尼使節團可以享受免稅。但是在中國的官僚階級眼中，這是個虧本買賣，不僅中國回贈的絲綢、瓷器、平紋布在朝貢國當地可以賣非常有人的價格，並且他們還可以出口西方。
在明代海禁期間，朝貢貿易也是中原王朝與藩屬國之間僅有的貿易渠道，但暹羅人來得太勤快了，跟朝鮮差不多，從距離上看朝鮮可比暹羅近多了。
暹羅與清政府建立友好關係的主要目的是海外貿易的需求，在恢複正常貿易之前，暹羅不得不將燕窩等中國需要的商貨送到日本，再由日本販賣給“唐人公館”裏的商人。
不論明清都需要大量白銀，中國出口生絲，從日本進口白銀這一基調在17世紀中葉由於江戶幕府頒布“貞享令”而發生了轉變，規定中國船隻隻能帶回的白銀總額為6000貫，其餘皆用銅代替，來日的船隻根據出港地方不同劃為不同的等級，在6000貫的範圍內將貿易額分攤給各艘船。
對白銀的出口限製導致了一種危險，即稱為“拔荷”的走私貿易增加，為了增強對中國商人的管理日本唐人公館，一開始允許入港的船隻隻有70艘，後來增加為80艘。
強製限製的政策成效明顯，日本銅出口量明顯增加，這一現象的原因是中國製造銅錢，但是即便如此幕府依舊覺得中國采購日本銅的價格太低，因此自己也造銅錢。他們在大阪設立“一座銅”，嚐試創立出銀銅關係體製，有效控製長崎的銅貿易，但即便如此銅貿易還是陷入停頓，從長崎入港的中國船隻減為59艘。
這一政策明確規定在縮小銅貿易量的同時，把貿易範圍擴大到了海產品，比如鮑魚幹、海參、魚翅，以及暹羅的燕窩，因為這些產品在草袋出口，所以被稱為“俵物”。
俵物產品的變化不僅僅是供應方的事情，還要考慮消費者一方對幹貨的強烈需求，諸如海帶、幹魷魚、海米、涼粉等產品被稱為“諸色”，由於它們的價格便宜，中國的需求量很大，僅僅80艘中國船隻是不能滿足日本方麵出口需求，然而清庭也一樣對日本船隻進行了限製。
在明朝，也就是日本戰國時期，各個大名曾經爭相向明王朝朝貢。
這麽做一可以得到冊封，獲得“正統”的地位，自應仁之亂後室町幕府已經徒有虛名，各地大名形成了新的豪族，二可以獲得合法貿易的權力。
為了爭取這個朝貢的名冊，大名、寺社進行了激烈的競爭，正德八年日本朝貢使節回國前，明朝曾發給他們新勘合的文冊，然而這個文冊沒有送到京都，在九州時被大內氏奪取了，大內氏得到了這個堪合文冊後準備獨占明朝朝貢，於是派出了三艘船到達寧波港。
這件事引起了日本其他封建主和寺社的不滿，其中盤踞在坍港的細川氏也向中央幕府提出要分享朝貢的利益。當時的細川氏實力強大，並且靠近京都，幕府害怕細川氏圖謀不軌，所以沒有拒絕。正德文冊被大內氏搶走後，京都幕府將已經作廢的弘治堪合文冊交給了細川氏，細川氏得到文冊後立刻派出“朝貢使船”，大概比大內氏晚十天到達寧波港。
當時nb市舶司的宦官在接受了賄賂後，就違背“先來後到”的規矩，先檢查了細川氏的貨物，後來又設宴，不僅同時讓大內氏和細川氏坐在一起，還讓細川氏的位置比大內氏更加尊貴。
這激怒了大內氏的使節，於是他在宴會上殺了細川氏的使者，又將他們的貢船給燒了，副使看到情況不妙立刻跑路，但是大內氏追著他從寧波到了紹興。
曆史上這被稱為“爭貢之役”，朝貢的大內氏使節一下子化身強盜，沿途燒殺搶掠，明朝出動軍隊進行鎮壓，這一事件導致明朝政府廢除福建、zj市舶司，僅留gd市舶司一處，也導致了明朝與日本的朝貢貿易途徑斷絕。
在本能寺之變後，豐臣秀吉取代織田信長，成為首次以“天下人”稱號統一日本的封建主。
豐臣秀吉有點像朱元璋，他也當過和尚，但不甘於平凡的他放下了經書，投奔了到了織田信長的帳下。
他那個時代人們穿著更加華麗，這導致了日本對於中國生絲的高度依賴。
然而生絲高昂的價格也是剛剛結束戰爭的武士階級難以承受的，他們需要更多的領土、更多供養他們的農民。
在朝貢體係中，朝鮮一直是重要而特殊的藩屬國，它代表了東亞秩序的穩定。
同時日本與朝鮮隔海相望，自白川江之戰後日本千年都沒有動過朝鮮的主意。
這時明朝已經有了衰落的跡象，張居正已死，戚繼光也死了，而日本方麵剛完成了統一，戰力和士氣都極盛，而且豐臣秀吉控製了日本最大的銀山，於是他就招兵買馬，以朝鮮拒絕與日本結盟進攻明朝為由出兵朝鮮了。
豐臣秀吉入侵朝鮮的第一階段戰爭以與明朝議和結束，但萬曆僅承認他日本國王的統治權，不承認其對朝鮮的統治權，並且“內附”大明。
豐臣秀吉當然不願意就此稱臣，然而他需要時間休養生息，於是在接到詔書後穿上了明朝的冠服，在大阪設宴招待了明朝使節。一年多後他再度叛亂，再度入侵朝鮮，這一次豐臣秀吉依舊告負，並且在途中病逝，由他5歲的兒子繼承他的位置。
為了製約那些和他同樣野心勃勃的大名們，豐臣秀吉選了以德川家康等元老派的“五元老”，以及石田三成等少壯派的“五奉行”，避免有人權力過大、互相製約，但是“少主”太小了。關原合戰後“五奉行”解體，德川家康被封為征夷大將軍，再後來又爆發大阪冬夏之戰，豐臣秀賴也就是豐臣秀吉和他的母親自殺，整個日本政權落入了江戶幕府將軍德川家康的手裏。
清政府成立後，皇太極改變了對日本的外交策略，試圖通過朝鮮建立與日本的官方關係。到了順治時期，借著送還日本漂流民的機會表達建交的善意。
然而日本卻拒絕加入滿清的朝貢體係。
第一，德川幕府也建立了自己的“幕藩體係”，強化幕府的集權，削弱諸藩的實力，在幕府初期采取了對外開放政策，這一措施卻讓西部的藩閥們強大起來，第二，基督教的傳入爆發“天草之亂”等一係列影響幕府統治的叛亂，第三，也就是白銀外流，即便日本有銀山，也有枯竭的時候，於是幕府頒布了五道鎖國令，停止造大船、停止傳教、實行鎖國。
中日往來的商人需要提供一種名為“信牌”的貿易許可證，沒有信牌的船隻不許進行交易。
這個製度首先是日本提出的，正式名為《海舶互市新例》，但因為它是在日本正德五年頒布的，因此叫“正德新例”，而當時中原的統治者是清朝的康熙皇帝，他的年號是康熙五十六年。
康熙二十三年頒布了《展海令》，同年日本也頒布了《貞享令》，《貞享令》僅控製白銀出口，到了“正德新例”則是白銀和銅都受到了限製。麵對這個可以稱作挑釁的行為，最終康熙決定繼續使用信牌，但是在執行過程中，福州、泉州的船沒有得到信牌，因此這些船剛入港就被勒令立刻離岸。異常憤怒的船主在寧波靠岸後就狀告南京和寧波的船主，他們認為江南商人到日本後拿到寫有日本“正德”年號的信牌有損滿清王朝的威信。
在皇帝出麵調解下，江南商人將信牌借給了福建商人，但因為江南商人種種阻撓，福建商人不得不退出中日貿易。
與此同時為了擺脫對日本幹貨的依賴，不僅中國沿海開始自己種植海帶，並且還從其他國家口，東南亞移民也開始了，暹羅國王鄭信就是移民和當地土著女性的後代，他也當過和尚，在寺院裏學習泰語、漢語和越語。
當時的燕窩“極貴”，通過對比《紅樓夢》39回和《金瓶梅》23回螃蟹宴可以得出，曹雪芹時期的白銀購買力隻有蘭陵笑笑生所在萬曆年的一半，也就是說清朝的燕窩是明朝的兩倍。西門慶請的樂師李銘一個月5兩銀子，他不吃不喝半年可以買一斤燕窩，換成滿清就要存一整年才能買一斤。
巨大的市場需求和價格迫使滿清開辟新的進口渠道，承認暹羅納貢。與此同時走私變得異常猖獗，作為“信牌”的代替品，清政府頒布了“準海商領倭票”，信牌隻作為買賣印記，不再負責稽查。
這就意味著清朝水師不會去管那些去日本的商船可以不用擔心幕府行駛“捕獲權”，在歐洲存在私掠船，他們可以“捕獲”沒有特許證的商船。
有了這個保證後，所有中國海船可以拿到準海商領倭票後去日本港口遊弋，即便無法進入港口，也可以偽裝海難卸貨、取貨，甚至後來幹脆沒有票的也去了，從事幕府禁止的拔荷。
在東北地區，清朝擔心海盜殘黨冒充客商，因此製定“土商”，也就是“當地”值得信賴的商人做保稅行，這種模式有點類似廣州十三行，卻又和十三行有點區別。
如果說廣州十三行主要關注的是“買賣公平”，而東北的商號關注的是“從屬關係”，頒布正德新例的新井臼石被德川家康稱為自己的“一體分身”，以中原王朝為核心的秩序中，日本等周邊國家被稱為“夷”，長期處於卑下的地位。然而女真人卻是遊牧民族，由此德川幕府催生出了爭奪“中華”正統名分的意識，甚至有顛覆中式朝貢體製，實行日式朝貢體係的計劃，正德新例確實有“弘揚國威”的目的。
瀏河港是當時最大的貿易集散地，外商到達瀏河港後必須先到保稅行說明來曆，等保稅行確定這個外商沒問題，再向海關報告並代替他交稅，完成了這一切後外商才能進行買賣，他們要帶著保稅行開的票據，去找當地的牙行。
安史之亂的發動者安祿山和史思明都是牙郎出身，他們類似掮客，撮合別人買賣的。在東北有外商和內商之分，內商主要是江南來的，他們運來生絲、大豆等物資，東北醬油店多，可是米糧是禁止販賣的。
牙行要承擔內商身份保證人，他們要從布政司獲取許可證，對進行交易的商品進行監管，同時為外商辦理出口手續，以盡量避免內外商之間的糾紛，牙行根據經營的項目不同，收取1%到2%的手續費。外商沒有保稅行出具的證明，出了事牙行承擔全責，有了保稅行的證明，出了事四家保稅行承擔責任。
“土商”可以不是當地人，隻要身份明確、與當地人關係密切、還有熟悉內地模式即可，比如舉人做雜貨店老板的同期就可以當，但他隻做雜貨，保稅行需要本錢付關稅。
瀏河當地最有名的保稅行吳員外以前是個流民，明末為了躲避戰亂到了瀏河，成了當地富豪季氏的上門女婿，憑著嶽丈留下的遺產，他開了保稅行。
雖然禁止江南直接運糧食到黃海，卻沒有規定從山東往遼東運大豆，也沒規定怎麽運醬油。
而且隨著遼東開發，東北已經從糧食輸入，變為糧食輸出了。
從乾隆年開始，大豆榨油的作坊在東北越開越多，這些油不僅作為燈油，榨油後的豆渣也成了肥料，炒菜這種烹飪方式也隨著豆油產量增加逐漸普及了。
遲早有一天燕窩也會和王謝堂前燕一樣走入百姓家的，但滿清絕大多數人一輩子都沒吃過一口這種高級食材。道德經說，治大國如烹小鮮，莊子徐無鬼說“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也”。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是非觀，別人的聽起來都有理，那麽都要接受嗎？全部都要接受嗎？那你自己的是非觀呢？
莊子說，如果每個人都可以自是其是，那全天下的人都可以是唐堯了。
相比起做飯，莊子更喜歡彈琴，他讓與他辯論的人擺好兩張琴，莊子先彈了宮弦，宮音也隨之發出聲音，隔壁的琴宮弦也顫動了。
這可能是關於弦共振最早的描述。
如果任何一張弦改了調，就會五音中任何一個音不同，彈動它所有的弦都會振起來，這是基音和泛音共振現象。
比如一個意大利歌唱家，基音就是本嗓，泛音就是在口腔、鼻腔共鳴後發出的聲音，比如花腔女高音、抒情男低音，但他要是發不出基音，隨便他怎麽練習口型都沒用。
彈奏那根改調的弦，二十五根弦都動，它們絕大多數都和原來一樣，隻是最主要的聲音以那根改調的弦發出的聲音了。
百家爭鳴就跟齊國人把兒子送到宋國讓他看門，卻不讓兒子拿鑰匙，又像孩子丟了的家長，在家裏翻箱倒櫃得找卻不走出家門，還有個楚國人，半夜無人的時候渡河，船還沒靠岸就把船夫得罪了，他難道不怕船夫不讓他活著登岸嗎……
“四十年來，我服務了人民，指揮了軍隊，戰勝了敵人，這世界就在我的掌心……”
喬治安娜冷豔看著旁邊那個“意大利歌唱家”，他唱的“基音”沒一個準的，更別說泛音了。
“我掌握著它的命運，而我一直知道，所有的事情中，國家的命運瞬息間就會塵埃落定。”
拿破侖唱的是《凱撒之死》中的台詞，她順手將枕頭丟在“凱撒”的臉上，避免他繼續唱這不吉利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