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期是以皇帝為首的八旗親貴共治的政體，天聰九年以前，努爾哈赤依舊以建州女真自居。等多爾袞收服了整個漠南蒙古以後，皇太極廢除了舊有族名，改名為“滿洲”，這是一個以建州女真為核心，吸收海西女真以及部分其他部族形成的新統治集團。
順治元年定都bj後雖然權力集中於皇帝本人，但是即使到了康熙皇帝晚年，八旗親貴仍然擁有很大的權力，而諸皇子又形成了新的八旗親貴集團。
舊親貴仍在，新親貴又形成，尤其是康熙皇帝三位皇後的家族為中心形成的三大八旗親貴集團全部參與了儲位之爭。因此雍正皇帝與八阿哥胤禩並非單純的個人政治鬥爭，而是幾乎整個滿洲新舊貴族集團與皇權之間鬥爭，胤禩是他們的代言人。
雍正皇帝即位前是一名普通皇子，缺乏康熙皇帝擁有的權威，而以胤禩為中心形成的新舊八旗親貴集團對皇權構造成了極大威脅，這是他即位初期麵對的嚴峻形勢，因此他才通過不斷的拉攏、分化，依靠弟弟怡親王胤祥、舅舅隆科多以及年羹堯為助手，逐步消滅了八皇子的骨幹成員。
在消滅了這一最大的對手後，新形成的八旗新貴隆科多、年羹堯又開始做大，成為皇權新的威脅。
自韃靼與中原合並為一國之後，長城就喪失了他本來的作用。它並非修建在妙美的平原，而是沿著崇山峻嶺蜿蜒起伏，長城腳下依舊駐有軍營，堅守著牢固的石築關口。
由於它在防衛與安全上不再必要，滿清對它的維護也就不再注意，它的很多部分已經開始坍塌，而其他部分則成為阻礙平原發展的障礙物，曾經平原依靠它來進行防禦。
作為一個已經被過繼的皇子，永瑢並不想再參與儲位之爭，但他依舊想為乾隆“解憂”，首先蒙古不應該再是威脅，其次京城的勢力複雜，不需要再讓一股新的勢力摻合其中了。
清朝的最高決策機構原本是議政王大臣會議，成員由八旗親貴組成，雍正即位之初，以守孝三年為名義設立了總理事務王大臣，一度掌握最高決策權。雍正七年因與準葛爾汗國戰爭，雍正下令成立“兩路軍機”，軍需一應事宜交給了怡親王、張廷玉、蔣廷錫，此三人組成了“軍需房”，次年改稱“軍機處”，一開始軍機處隻是一個臨時搭建的木板房，先置於乾清門內，後改到隆宗門外，並改建成瓦房，靠近皇帝的寢宮養心殿，是一個典型的內朝機構。
要進宮必須要過“門禁”，“紫禁城”和天帝的居所“紫城”的區別是差了一個“禁”字，鳥在天空可以自由翱翔，紫禁城裏卻沒有那種天然的自由。
軍機處成立後，皇帝可以自由選擇親信充當軍機大臣，軍機大臣無定員、無專職，隻是臨時職務，軍機大臣隻有建議權，決策權由皇帝一人掌握。從此以後議政王大臣逐漸失去了其重要性，很難再出現多爾袞、鼇拜這樣的權臣了。
京城中當鋪要經營下去相當不易，由策楞和永瑢經營的當鋪來看，他們首要麵對的嚴重問題是官員長期欠債不還。
策楞家的當鋪利息不到八厘，官員不肯支付，他隻好“責成”官員賠補。
內務府的“萬成”、“豐和”等當鋪可以由官員俸餉中按季度扣除，永瑢所分的“慶春當”卻不可以那麽做，即便他是內務府大臣，他也隻有乾隆賞給他的一千八佰間內務府出租的官房租銀。
內務府的當鋪難以與民間當鋪競爭，因為民間當鋪可以發商生息，畢竟俸祿是規定死了的，而商人的利潤卻是波動的。
那天舉人去欽天監主要是為了還錢，被抄家後蘊端多爾濟有段時間手頭不寬裕，找永瑢開的當鋪借錢，正常還本錢和利息，這是很正大光明的事，不需要害怕有人寫奏折密奏。
奏折的使用開始於康熙年間，明朝沒有奏折，自唐朝開始用的是奏事文書，尚書省曾進行了很明確的規範，後代都予以沿用。奏折則像是折子戲，當故事情節到一個段落時用一道折痕劃分，被稱為一“折”。
奏折不同於公文，凡是私事、機密事件等不便於公開的重要事件都要用奏折陳報，不需要蓋印章。明朝的時候權勢滔天的“掌印太監”，順治年間滿人和漢人，誰的官銜大誰掌印，這個“印”蓋過的題文都是可以公開的。
小到請安、謝恩、百姓瑣事，大到軍務、外交、機密情報都可以用奏折稟報。雍正即位初期並無固定格式，隻規定了皇帝在奏折上用朱筆批示，這種奏折被稱為“朱批奏折”，即便皇帝寫下“知道了，欽此”也算，朱批諭旨也是官員決策、行政的重要依據。
朱批可以是皇帝本人，也可以是軍機大臣代為擬寫，同時上奏折的製度也擴大到了所有總督、巡撫、布政使。因此議政大臣會議雖然還存在，卻已經逐漸淪為擺設，最終被乾隆皇帝廢除，八旗共治的最後一絲痕跡也不複存在了。
康熙皇帝規定臣僚們的奏折必須親筆書寫，如不能自己書寫，可由親近子侄代書，但必須在奏折結尾說明。
一般奏折每幅六行，左右兩幅為一開，每開十二行，每行二十六個字。南北朝及隋唐時期流行駢文，詞藻華麗，但有時詞不達意，康熙要求奏折內容不需要計較“工拙”，卻必須要詞能達意。
從實際情況來看，寫奏折的官員唯恐折中所言不當受到譴責，莫不小心翼翼、謹慎從事，因此寫奏折時一般都是由有學識、經驗豐富的幕僚執筆。
等還完了錢之後，永瑢令一個烏拉帶著舉人去了文華殿大庫，裏麵存放著康熙年間起的臣僚奏折、朱批奏折、詔令等，裏麵的東西不可以帶走，但是舉人可以在裏麵看完。
大庫不遠處就是文淵閣，明末李自成進入紫禁城後文華殿大部分被毀，隻有武英殿尚存，勒令重建，一切按照明製，，逢春秋仲月皇帝都要在文華殿舉行經筵，殿試閱卷也在文華殿舉行。
乾隆年間在聖濟殿的遺址上修建了文淵閣，這裏是皇家藏書樓，一開始是專門為存放《四庫全書》而修的，不論是規製還是理念都模仿的浙江天一閣，在到處都是紅牆黃瓦的紫禁城裏，它是黑色的琉璃瓦、油漆也是以冷色為主。
科舉考試是踏上仕途必不可少的環節，但嚴格禁止卑賤者參加。所謂卑賤者指的夷人、奴隸、罪犯、劊子手、衙役、戲子、乞丐、盲流等。
“夷”當然不是指的滿族人，雖然他們也要與漢人區別開來，這裏的夷主要指的是尼克這種歐洲人，不論是郎世寧還是湯若望都不是以科舉入仕的。
當法國人熱衷於追捧“中國風”的時候，德國的啟蒙思想家們卻用科舉製度作為武器，反對歐洲貴族世襲製度。
自古以來歐洲的官爵都是世襲的，除非有戰功受到國王的封賞，歐洲的中世紀才充滿了戰爭。
這種“學而優則仕”的選官製度和柏拉圖“哲學王”的思想很契合，他們反對封建世襲製度，人人都能通過平等競爭進入仕途。
波拿巴冷笑出聲。
喬治安娜一個字都沒說，幹巴巴得繼續讀。
這個規定意味著尼克不可以考科舉，卻可以考秀才，有了秀才的功名，他也一樣可以不用擔心用刑，並且可以上堂不跪。
這種社會差別並不是法律規定的，而是由人的偏見設定的，要想獲得好身份，需要三代人從事值得人尊重並且對社會有用的職業。
尼克反對這種歧視，舉人卻對他報以苦笑。
“鄙人倒是會寫奏折，但你覺得皇帝會管我們的‘閑事’麽？”
舉人的自稱讓尼克萌生了一種憐憫之意。
“想脫困，咱們還必須另外想‘折’。”舉人輕描淡寫地說，又喝了一口酒，咂巴了一下嘴，好像很愜意。
順治元年定都bj後雖然權力集中於皇帝本人，但是即使到了康熙皇帝晚年，八旗親貴仍然擁有很大的權力，而諸皇子又形成了新的八旗親貴集團。
舊親貴仍在，新親貴又形成，尤其是康熙皇帝三位皇後的家族為中心形成的三大八旗親貴集團全部參與了儲位之爭。因此雍正皇帝與八阿哥胤禩並非單純的個人政治鬥爭，而是幾乎整個滿洲新舊貴族集團與皇權之間鬥爭，胤禩是他們的代言人。
雍正皇帝即位前是一名普通皇子，缺乏康熙皇帝擁有的權威，而以胤禩為中心形成的新舊八旗親貴集團對皇權構造成了極大威脅，這是他即位初期麵對的嚴峻形勢，因此他才通過不斷的拉攏、分化，依靠弟弟怡親王胤祥、舅舅隆科多以及年羹堯為助手，逐步消滅了八皇子的骨幹成員。
在消滅了這一最大的對手後，新形成的八旗新貴隆科多、年羹堯又開始做大，成為皇權新的威脅。
自韃靼與中原合並為一國之後，長城就喪失了他本來的作用。它並非修建在妙美的平原，而是沿著崇山峻嶺蜿蜒起伏，長城腳下依舊駐有軍營，堅守著牢固的石築關口。
由於它在防衛與安全上不再必要，滿清對它的維護也就不再注意，它的很多部分已經開始坍塌，而其他部分則成為阻礙平原發展的障礙物，曾經平原依靠它來進行防禦。
作為一個已經被過繼的皇子，永瑢並不想再參與儲位之爭，但他依舊想為乾隆“解憂”，首先蒙古不應該再是威脅，其次京城的勢力複雜，不需要再讓一股新的勢力摻合其中了。
清朝的最高決策機構原本是議政王大臣會議，成員由八旗親貴組成，雍正即位之初，以守孝三年為名義設立了總理事務王大臣，一度掌握最高決策權。雍正七年因與準葛爾汗國戰爭，雍正下令成立“兩路軍機”，軍需一應事宜交給了怡親王、張廷玉、蔣廷錫，此三人組成了“軍需房”，次年改稱“軍機處”，一開始軍機處隻是一個臨時搭建的木板房，先置於乾清門內，後改到隆宗門外，並改建成瓦房，靠近皇帝的寢宮養心殿，是一個典型的內朝機構。
要進宮必須要過“門禁”，“紫禁城”和天帝的居所“紫城”的區別是差了一個“禁”字，鳥在天空可以自由翱翔，紫禁城裏卻沒有那種天然的自由。
軍機處成立後，皇帝可以自由選擇親信充當軍機大臣，軍機大臣無定員、無專職，隻是臨時職務，軍機大臣隻有建議權，決策權由皇帝一人掌握。從此以後議政王大臣逐漸失去了其重要性，很難再出現多爾袞、鼇拜這樣的權臣了。
京城中當鋪要經營下去相當不易，由策楞和永瑢經營的當鋪來看，他們首要麵對的嚴重問題是官員長期欠債不還。
策楞家的當鋪利息不到八厘，官員不肯支付，他隻好“責成”官員賠補。
內務府的“萬成”、“豐和”等當鋪可以由官員俸餉中按季度扣除，永瑢所分的“慶春當”卻不可以那麽做，即便他是內務府大臣，他也隻有乾隆賞給他的一千八佰間內務府出租的官房租銀。
內務府的當鋪難以與民間當鋪競爭，因為民間當鋪可以發商生息，畢竟俸祿是規定死了的，而商人的利潤卻是波動的。
那天舉人去欽天監主要是為了還錢，被抄家後蘊端多爾濟有段時間手頭不寬裕，找永瑢開的當鋪借錢，正常還本錢和利息，這是很正大光明的事，不需要害怕有人寫奏折密奏。
奏折的使用開始於康熙年間，明朝沒有奏折，自唐朝開始用的是奏事文書，尚書省曾進行了很明確的規範，後代都予以沿用。奏折則像是折子戲，當故事情節到一個段落時用一道折痕劃分，被稱為一“折”。
奏折不同於公文，凡是私事、機密事件等不便於公開的重要事件都要用奏折陳報，不需要蓋印章。明朝的時候權勢滔天的“掌印太監”，順治年間滿人和漢人，誰的官銜大誰掌印，這個“印”蓋過的題文都是可以公開的。
小到請安、謝恩、百姓瑣事，大到軍務、外交、機密情報都可以用奏折稟報。雍正即位初期並無固定格式，隻規定了皇帝在奏折上用朱筆批示，這種奏折被稱為“朱批奏折”，即便皇帝寫下“知道了，欽此”也算，朱批諭旨也是官員決策、行政的重要依據。
朱批可以是皇帝本人，也可以是軍機大臣代為擬寫，同時上奏折的製度也擴大到了所有總督、巡撫、布政使。因此議政大臣會議雖然還存在，卻已經逐漸淪為擺設，最終被乾隆皇帝廢除，八旗共治的最後一絲痕跡也不複存在了。
康熙皇帝規定臣僚們的奏折必須親筆書寫，如不能自己書寫，可由親近子侄代書，但必須在奏折結尾說明。
一般奏折每幅六行，左右兩幅為一開，每開十二行，每行二十六個字。南北朝及隋唐時期流行駢文，詞藻華麗，但有時詞不達意，康熙要求奏折內容不需要計較“工拙”，卻必須要詞能達意。
從實際情況來看，寫奏折的官員唯恐折中所言不當受到譴責，莫不小心翼翼、謹慎從事，因此寫奏折時一般都是由有學識、經驗豐富的幕僚執筆。
等還完了錢之後，永瑢令一個烏拉帶著舉人去了文華殿大庫，裏麵存放著康熙年間起的臣僚奏折、朱批奏折、詔令等，裏麵的東西不可以帶走，但是舉人可以在裏麵看完。
大庫不遠處就是文淵閣，明末李自成進入紫禁城後文華殿大部分被毀，隻有武英殿尚存，勒令重建，一切按照明製，，逢春秋仲月皇帝都要在文華殿舉行經筵，殿試閱卷也在文華殿舉行。
乾隆年間在聖濟殿的遺址上修建了文淵閣，這裏是皇家藏書樓，一開始是專門為存放《四庫全書》而修的，不論是規製還是理念都模仿的浙江天一閣，在到處都是紅牆黃瓦的紫禁城裏，它是黑色的琉璃瓦、油漆也是以冷色為主。
科舉考試是踏上仕途必不可少的環節，但嚴格禁止卑賤者參加。所謂卑賤者指的夷人、奴隸、罪犯、劊子手、衙役、戲子、乞丐、盲流等。
“夷”當然不是指的滿族人，雖然他們也要與漢人區別開來，這裏的夷主要指的是尼克這種歐洲人，不論是郎世寧還是湯若望都不是以科舉入仕的。
當法國人熱衷於追捧“中國風”的時候，德國的啟蒙思想家們卻用科舉製度作為武器，反對歐洲貴族世襲製度。
自古以來歐洲的官爵都是世襲的，除非有戰功受到國王的封賞，歐洲的中世紀才充滿了戰爭。
這種“學而優則仕”的選官製度和柏拉圖“哲學王”的思想很契合，他們反對封建世襲製度，人人都能通過平等競爭進入仕途。
波拿巴冷笑出聲。
喬治安娜一個字都沒說，幹巴巴得繼續讀。
這個規定意味著尼克不可以考科舉，卻可以考秀才，有了秀才的功名，他也一樣可以不用擔心用刑，並且可以上堂不跪。
這種社會差別並不是法律規定的，而是由人的偏見設定的，要想獲得好身份，需要三代人從事值得人尊重並且對社會有用的職業。
尼克反對這種歧視，舉人卻對他報以苦笑。
“鄙人倒是會寫奏折，但你覺得皇帝會管我們的‘閑事’麽？”
舉人的自稱讓尼克萌生了一種憐憫之意。
“想脫困，咱們還必須另外想‘折’。”舉人輕描淡寫地說，又喝了一口酒，咂巴了一下嘴，好像很愜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