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弗爾夫人!請你談談……”


    喬治安娜將車門關上,把喊叫聲隔絕在門外,如果不是有警察攔著,記者們恐怕早就圍上來了。


    她很想將車門的窗簾拉上,雖然現在沒有相機和可以和望遠鏡媲美的單反鏡頭,她還是感覺到了那種被人圍觀的感覺,仿佛她的一舉一動都被人監視著。


    其實在凡爾賽有一個動物園,它的中心是一個八角亭,第一層隻有一個房間,是國王的沙龍,八角亭的一麵是入口,其他各麵開著大窗戶,正對著關著七個關著動物的鐵籠。


    邊沁並沒有說自己的設計有沒有借鑒這個,雖然全境監獄可以確保犯人的生存率,卻讓他們沒有了隱私,對於勸人歸化的訓練機構來說,這或許是個完美的設計方案,不僅可以減少監管人員,減少監管人員與囚犯的接觸,抑製體罰與酷刑。但是身處這種權力環境(powersituation),以及被隔絕和受監視的人們或許會出現別的心理問題。


    曾經有過一個美國心理學家做過囚徒實驗,參與實驗者都是學生,他們被分配了警察和囚犯的角色,隻過了幾天時間,他們就完全變成了另外的人。


    為了讓“囚犯”服從,“警察”會想出一些招術,他們都是大學生,他們都沒有意識到自己所做的事違反法律了。


    甚至連製定這個實驗的學者本人也差點沉迷其中,直到他的未婚妻發現,才阻止了實驗繼續進行下去,避免更大的傷害。


    還有另外一個實驗,一個演員扮演“學生”,參與實驗的對象扮演“老師”,“老師”每在外麵按一次按鈕,裏麵的“學生”就會遭到電擊,並且電流量可以不斷加大。每當“學生”不聽話,外麵的“老師”就會按下按鈕,並且加大電流,絕大多數“老師”都會持續按下開關,盡管學生表現得非常痛苦,隻有少數人會拒絕那麽做。


    這個全境監獄會成為一個試驗場,而且弄不好就會變成“厄克斯塔格”監獄,紐特斯卡曼德去過那裏,忒修斯差點成了蠍尾獸的早餐。


    那個監獄也符合全境監獄的結構,不同的是它被建在地下,並沒有陽光從另一側照進來,瞭望塔也被蠍尾獸取代了。


    她長歎一口氣,想要緩解這種窒息感。


    腓特烈大帝采用的開明專製讓身為“仇敵”的瑪麗亞·特蕾莎女王都效仿,對舊有製度進行改革。而法蘭西共和國同樣也在以啟蒙思想,傳播自由、平等、博愛,打破傳統的封建製度。


    1768年波蘭議會禁止地方治安官處理巫術案件,但是在1775年還是有14個婦女在多魯丘夫被處決。根據卷宗裏的描述,當地一個貴族的妻子生病了,村裏的婦女被指控對她用了詛咒。當時的法官無視議會禁止女巫審判的法律,宣判那些女人有罪,1776年時村民要求附近的城市對這個案件重新調查,不過當時普魯士忙著整合第一次瓜分波蘭所獲得的新領土,一直到1783年才對原本的卷宗進行評估,有據可查的資料顯示有6個婦女被火刑燒死,而不是14個,甚至不能確定她們是不是真的被處決了。


    但是在1776年波蘭議會又宣布禁止酷刑和女巫審判,到了1793年,波蘭被第二次瓜分,在這個過渡時期又發生了一次女巫審判,波茲南市在經過再次瓜分後不再屬於普魯士,於是當地法官以此為理由,成為廢除禁止酷刑和女巫審判的法律依據,有兩個眼睛發炎的婦女遭到了指控,因為她們對鄰居的牛使用了魔法。


    在公眾集會上演說,哪怕說了一個非常細微的差錯,他也會立刻招來觀眾的謾罵和怒吼,在一片嘩然的驅逐和不屑的聲音中,演說者會很快停下演說,如果現場沒有人維持秩序,那麽提出反駁意見的演說者可能不隻是被丟雞蛋,甚至還有可能被當場打死。


    格林德沃在巴黎的演講就像是一場華麗的秀,他就像站在全景中央的瞭望塔上,周圍的追隨者們站在一個個“牢籠”裏,他們專橫而偏執得歧視麻瓜,幾乎到無以複加的地步,但單是靠培養和利用不滿情緒是不能成事的。


    他必須知道怎麽在人們心中燃起一個值得宣揚的希望,這一點格林德沃在巫師聯合會就職儀式上的“表演”就不如巴黎,巫師向麻瓜開戰是在阻止他們毀滅世界,可不隻是麻瓜才經曆第一次世界大戰。


    他給了那些心懷不滿的失意者們一個正當的理由,任何暴力,如果它不是立足於堅固的、精神性的基礎上,就遲早會動搖、靠不住。就像大炮在爛泥裏開炮,每發射一次都會因為反衝力而陷入爛泥裏,需要再次調整才能指向正確的射擊方向,在這個過程中人的心理會出現變化。


    那樣的全景監獄,會不會成為一個指認房呢?有些輕罪的罪犯或許會認出關在別的囚籠裏的重型罪犯,比如一個偷過穀倉的小賊認出來進農場搶掠殺人後放火燒毀證據的強盜。


    但她也很討厭告密的人,尤其是為了獲取減刑而誣告的人,盡管相鄰的監獄是看不見的,可是卻還可以聽到彼此的聲音,更何況還有手語、旗語這種不用發聲的溝通方式。


    馬車的門忽然被打開了,將喬治安娜嚇了一跳。


    “你找到斯坦利了?”


    “他在瓦朗謝訥。”理查德·埃奇沃斯將一份文件遞給了喬治安娜。


    “誰在瓦朗謝訥?”


    “拿破侖·波拿巴,這是瓦朗謝訥高級稅收官的處理結果,他們都犯了欺詐罪。”埃奇沃斯說“比利時到法國的關稅已經取消了,他們還在征收。”


    “他怎麽處理的?”喬治安娜一邊說一邊翻開了那份卷起來的文件。


    “繳獲的20萬法郎,將用於公共用途,修複布魯塞爾大道或是灌溉水渠。”埃奇沃斯在一旁說“其他地方也是如此,一位局長有錢後就會形成一股勢力,在眾多手下的慫恿下對抗當局,眼見這麽大數額的金錢脫離了為公眾造福的初衷,隻會引發後者的強烈不滿。”


    喬治安娜沒有理會埃奇沃斯,她迅速將那份文件給看完了。


    它是新寫完的,墨跡像是沒有幹透一樣,有些地方糊了,角落簽署著拿破侖的大名。


    她記得他是昨晚上走的,從布魯塞爾到瓦朗謝訥在路況不錯、不遇到劫匪的情況下,也需要一天的時間,更何況他還要調查取證、處理那些稅收官,寫好狀子,再派人從瓦朗謝訥寄回來,上午都沒有結束,這麽快來的及麽?


    “他不在瓦朗謝訥。”喬治安娜將卷軸給收了起來“但至少修路的錢不愁了。”


    “你怎麽能肯定?”埃奇沃斯問。


    “你們愛爾蘭人有沒有修過監獄?”喬治安娜問埃奇沃斯。


    就在這時,馬車開動了,等太陽徹底升起,大概再過幾個小時泥裏的土被曬幹,到時就會形成堅固的地麵,就不用擔心車輪會陷進泥裏了。


    不過在那之前,他們還需要在泥裏繼續蹣跚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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