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點,我們要錯過晚餐了!”


    兩個學生在與波莫納擦肩而過時說,他們急急忙忙地追趕著,誰都沒有注意到她。


    這時她才注意到自己來到了禮堂附近,離她兩步遠就是計分器。


    她站在計分器前,和上次比拉文克勞和赫夫帕夫的沙漏多了不少分,雖然和格蘭芬多、斯萊特林比還是差距很大。


    如果兩匹馬賽跑,它們的差距不是很大的話,為了比個輸贏會拚盡全力奔跑,但要是差距太大的話,那麽落後的馬就不會跑了。


    由於溫室在城堡外,距離別的教室遠,如果學生發現自己遲到了,倘若趕得上的話會奔跑,而如果趕不上,那就反而“坦然”,反正都是遲到,何必趕時間呢?


    對賽馬進行訓練也會有個過程,如果急於求成,不斷地用馬刺和馬鞭打馬,馬反而對奔跑產生恐懼,甚至會因為將“虐待”它的騎師給甩下來。


    在19世紀2、30年代,除了風起雲湧的運動之外,一種名為合作社的經濟形勢在英國形成。


    人和許多動物一樣是群居的,但和大草原的牛羚、綿羊不同,如果有獅子、鬣狗捕食群體中的弱者,牛羊們會袖手旁觀。


    人是會“合作”的,當生存環境過於惡劣時,他們會用合作的方式共度難關。這既是一種自我保護機製,也是共同利益所需。共同利益是隨時代改變的,古代人共同治理水患,因為一個人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完成那麽浩大的工程,鐵路也不是一個人可以修建並且控製其順利運行的。


    通過合作,合作社的貧困工人們改善了自己的生活,在這裏不存在“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矛盾,目前英國依舊存在合作社,“第一牛奶”出產的牛奶和奶製品占據了英國四分之一的市場。


    穀物法被取消後,穀物的價格過於便宜,給牛當飼料都行,牛奶又不像穀物,它的保質期隻有那麽幾天,也不可能所有的牛奶都做成奶酪。


    當時英格蘭北部有個叫羅爾代爾的地方,一群窮工人一起出資去農場裏直接采購,不僅少了中間商,而且還買到了優質的食品,不隻是酒,牛奶裏也一樣可以摻水。


    奶農也願意,工人覺得很便宜的價格,在奶農那裏也比中間商給的價格高。來買牛奶的也有鐵路工人,並不是所有人都和維多利亞女王一樣因為不願意母乳喂養,又有錢請奶媽的。


    當時鐵路“很慢”,慢到如果爬一個坡,乘客可以下來,一邊沿著山坡采野花一邊跟著火車走,等車差不多到山頂了再重新上車。


    霍格沃茨特快現在看來很慢,但在那個時代的火車中是超快的。也因為火車這奇慢的速度,才有人扒火車偷車上的貨物,還有西部片裏騎著馬追火車的銀行劫匪。


    有的地方因為設計不合理,導致火車速度過快,在彎道的時候會讓一些貨物撒出去。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靠鐵路也可以“吃鐵路”,還有蒸汽機必不可少的燃料煤,它同樣可以給人取暖,為了追求利潤,鐵路公司將燃料價格壓得很低。


    也就是說在鐵路沿線的生活成本要比城市裏低得多,利物浦那種最窄不低於15英尺的“房子”,按照一個成年男性7英尺的身高,最多躺兩個人,大概就是個單身公寓的規模。鐵路沿線的房子可以修得寬敞很多,再加上交通方便了,人們可以去更遠的地方。


    並不是所有人都向往“牢籠”的生活,美國修的鐵路是通往加利福尼亞的,淘金者們從利物浦坐船去美國東海岸的紐約之類的港口下船後,要乘坐鐵路或別的方式去美國西海岸。那裏地廣人稀,到處都是壯麗的風景。


    等存夠了錢,就離開這個不適合人類生存的地方,去新大陸尋找“自由”和暴富去,誰會聽老板說的那套“經驗之談”。


    要是老板細皮嫩肉的兒子代替了老板,訓斥員工幹活不努力、懶惰,18世紀末利物浦曾經有很多船隻往新大陸運送奴隸。阿爾伯特親王去世的1861年,剛好美國內戰爆發了,英國可以去印度購買棉花,那麽法國的紡織廠去哪兒買原料呢?


    沒有原料就沒有辦法開工,但是工人的工資還是要給的,捉襟見肘下雇主們就不好再買絲綢的衣物,這也導致了裏昂的絲綢滯銷。


    當穀物的價格下降時,工人支付在購買食物的支出減少了,才有錢買棉布,這也導致了那些工廠在不斷擴建、增加產能的同時,棉布也能保持一定價格。


    等穀物價格漲上去了,工人就沒錢買穿的了,然後工廠們就會被自己擴大的產能反噬,除非在海外建立新的市場。


    無論是為了“工人的利益”,還是應對愛爾蘭饑荒問題,又或者別的原因,工廠主出身的首相羅伯特·皮爾都支持廢除《穀物法》。


    除此之外他還推行稅製改革,將小威廉皮特曾經用來對付拿破侖戰爭時采用的所得稅給搬了出來。所得稅中最重要的稅種是地價稅,這主要是針對土地貴族的,當時全英國的土地集中在他們的手裏。


    貴族的財富根基是土地,封建君主們會將土地賜給臣子,臣子們再在土地上搞建設。由於實行地方自治,在行政上的成本不高,征稅主要是對外戰爭。除此之外還有發放國債,雖然拿破侖戰爭結束了,英國依舊卷入了其他戰爭中,已經債台高築。


    李嘉圖曾說貴族的“寄生性”,當人民貧困的時候貴族如何在風景優美的土地上修豪華莊園、比闊誇富。解決之道就是土地改革,對貴族征收地價稅和遺產稅,取消在平民身上的間接稅。用這筆稅收,應對赤字、工人運動,減少貧富差距,減少社會動蕩。


    隨著新的濟貧法和諸如教育、住房的費用提高,勢必需要更多的人才。當時東印度公司采取的是考試合格、擇優錄取,1854年東印度公司特許狀到期,議會就不打算續約了,一個是維護它的成本太高,還有一個就是這隻利維坦終於倒下了。


    1858年英國就開始文官考試了,這一次采取對社會招聘、公平競爭。當時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詳細調查了工人貧困的原因。


    接著工會成立了,它成了合法組織,警察不能和憲章運動時衝進會場抓人,雇主所支付的工資不再是“非令人餓死或乃借以活命”的標準,而是能為“工人個人及其家庭生活之相當舒適”,對窮人不聞不問勢必會走向共同滅亡。


    社會倫理在此重建,貧困從以前的個人道德問題的被社會問題取代,“令人欽佩的、值得尊敬的、有能力的”人才能成為議員,此時的“代議製”議員變成委任代表,托利黨提出“改善人民生活條件”的競選口號,開始重視工人不斷壯大的力量。


    黑魔法讓討厭是用痛苦的方式逼出人的極限,雖然在極端情況下它很適用。


    但如果有別的路可以走,絕大多數人都是不願意走那條路的,像1884年海難那種情況是極少數,道德共同體是集體的,沒有任何人是完全獨立的。當一個人的行為超出了所有人所能包容的極限,這個人就會被社會不容,即便他們食人是為了生存,不得已而為之。


    女王沒有判他們死刑,公眾卻沒有。


    食死徒的強者至上論也一樣不被大眾接受,武力隻會讓人短暫屈服。


    他們不把不可饒恕咒當一回事,公眾也沒有原諒包容他們的義務。


    如果是盧修斯馬爾福被魔法部緊咬著不放,波莫納也會袖手旁觀,可是誰讓他們的目標是西弗勒斯·斯內普。


    在他來之前,斯萊特林的沙漏一直都是墊底的。


    看比賽當然希望旗鼓相當得對戰,要不然喝彩聲和加油聲聽起來都有氣無力。


    波莫納歎了口氣,轉頭走向了禮堂。


    等會兒看到他,也許她可以道個歉,不過他們是為了什麽吵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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