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鳳琪猶豫地問道：“我有點……有點……擔心……你要是……愛……愛上了……”李萬通粗魯地打斷了她的話，冷笑幾聲，站了起來，顯得十分生氣：“我知道你要說什麽！我告訴你，愛情在我身上已經死掉了！”說完，再也談興，李萬通離開了。車上，李萬通看著窗外，來回奔馳的車輛永不停息地在道路上來往穿梭，嶄新的寫字樓用巨大的橫幅招租，西裝革履的員工夾在電腦來去匆匆，城市就像上了馬達的機器，晝夜不停地運轉著。從前，晝夜的分割線總是那麽明顯，夜幕降臨，將是另一種生活，一種忘掉了工作、煩惱、困難的生活，而日子就像漂亮的念珠被一根隱形的線索串了起來，他能明顯感覺到昨日今日；但現在，夜幕已經失去了其象征意義，明日完全融入了今日的軌跡之中，仿佛所有的時間、日子變成了一片混沌，這片混沌令人窒息、焦慮，這片混沌看不到終點，就像一個噩夢般的循環，慢慢地耗盡人的所有精力、熱情、快樂、享受、感覺、智慧，變成一個“死魂靈”。
回到別墅，李恒已經去學校了，李萬通坐在沙發上，吩咐廚師做兩份法國肋眼牛排。不一會兒，吉米來了。兩個人來到李萬通的私人餐廳，爵士音樂悠悠飛揚，紅酒像絲綢一樣在波爾多杯裏滑動，微紅色的軟光像遠處燈塔的光線親吻著微醺的空氣，高科技的布景使得餐廳仿佛屹立在落日剛下星辰漸起的海邊小島上，海水的嘩嘩聲，拂動的微鹹的空氣，遙遠的汽笛聲，遙遠的海天相接處的遊艇輪廓，這讓吉米臉色微紅，有些恍惚。英俊的男侍者身著西式黑色馬甲，目光鎮定，臉上微帶笑意，靜候在一側。李萬通一招手，一個身著燕尾服的年輕男助演踏著緩緩優雅的腳步來到餐桌旁，開始演奏《此情可待》。李萬通靠在椅背上，閉上眼睛，緩緩悠揚的節奏就像空氣中氤氳的香氣慢慢沁透他的五髒六腑。助演退下了，他看著吉米，慢慢地把手放在吉米局促不安的手上。
文學院創辦的電子報《文瀾》在郵苑受到了很大的歡迎。《文瀾》接受來自全國的投稿，創辦沒多長時間就收到了很多優秀作品。秦風的八個徒弟中隻有弘毅用筆名發表作品，他有兩個筆名，一個叫“文孤”，一個叫“馮謙”。他用“文孤”發表浪漫主義題材的作品，用“馮謙”發表現實主義的作品。但他隻宣稱“文孤”是自己的筆名。雲心平日裏寫一些散文、詩歌、連載小說，全投在《文瀾》上。荀昭多投一些小小說。弘毅建議荀昭嚐試長篇小說，荀昭卻反問，所謂長篇小說難道不是一個個小小說連接起來的嗎？弘毅說，兩者是有區別的。荀昭拒絕其他文體創作，他向弘毅說道，“難道你認為一個小小說作家就難以在文壇取得一席之地嗎？17世紀，不少評論家還戲稱拉封丹的寓言隻是一些雞肋般的‘小玩意兒’，但此後這些‘小玩意兒’卻給他帶來了‘法國荷馬’的盛譽！19世紀，莫泊桑的短篇小說也被認為隻是一串加工精細的‘小小項鏈’，評論家甚至認為她根本寫不出長篇小說！《漂亮朋友》給了他們一個抨擊！《漂亮朋友》難道不是一個個《羊脂球》、《兩個朋友》、《小酒桶》的編織物嗎？！我並不覺得我寫短篇小說有什麽不好！如果我要寫長篇小說，那絕不是《安娜》這樣的交響曲，而是《漂亮朋友》這樣的組曲。況且我不想去寫長篇小說。”李恒常寫一些香豔的現代詩歌，或者一些現代小說。大家抱怨他的作品要麽談論財富，要麽談論愛情，總感覺故事宛如空中樓閣，有真實；而思想又過於激進，喜歡說出一些驚人驚語；至於一些細膩的心理描寫，大家都認為過於細膩，反而顯得不真實。李恒絲毫沒有聽取大家的意見。過了一段時間，“馮謙”和“雲心”從《文瀾》中脫穎而出。一時間，兩人名聲大作，同時大家也十分好奇馮謙的真實身份。
李恒計劃寫一本書，書名叫《紅袖添香》，他告訴大家這本作品要揭示愛情的真諦。弘毅笑著說：“多少個世紀，幾乎所有作家都想道出愛情的本質，卻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覺得愛情就像大象一樣，隻要我們一談論它，我們都變成了盲人，於是你說它像柱子，我說它像扇子，他說它像城牆。你又如何保證自己的真理就是真理？”
李恒反駁道，“隻要我認為它是真理就可以，其他人的看法，我全無所謂——況且，我將通過實踐來探尋。就像有人想聽聽公爵夫人對愛情的高見，她不屑一談：‘對於愛情，我不管理論，隻管實踐。’瞧，多麽機智有趣的回答。你可以理解為，我將要寫一本書，這將是我的日記或者回憶錄。我仔細研究過中外有名的大作家的作品，我發現了一個規律：盡管書中的人物千奇百怪，形形色色，都是作家自己的化身或者身邊的人物——哪怕是他的想象、虛構，也逃不出他的生活範圍。托夫妥耶夫斯基幾乎所有的作品都指向1849年那個神奇的日子，要我說，《罪與罰》、《卡爾馬左夫兄弟》、《白癡》都是在那一天當即完成的！而格雷厄姆·格林對於命運的審視、對於愛情的考量無不是利用了自己間諜生涯的探測能力。亨利·米勒的手法固然荒誕不經，但難道超現實主義不是建立在自我的現實主義經曆之上的嗎？作品的虛構隻有通過現實中的預演才談得上下筆成文，歸根結底，我們的創作，難道不是真實生活的臨摹嗎？我認為寫作必須把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虛構隻是披上了想象力的外衣，但作品的本體正是有血有肉的生活！如果有人問我，你這本書談得是愛情的真理的嗎？我會回答，是的。因為這個真理經過了我親身實踐的檢驗。當然，這部作品更大的意義在於把我作為一個具有特殊性個體的實踐延伸到整個人類——因為人性的統一性——那麽我可以謙遜地說：本書勉強揭示了愛情的部分真理。”
回到別墅，李恒已經去學校了，李萬通坐在沙發上，吩咐廚師做兩份法國肋眼牛排。不一會兒，吉米來了。兩個人來到李萬通的私人餐廳，爵士音樂悠悠飛揚，紅酒像絲綢一樣在波爾多杯裏滑動，微紅色的軟光像遠處燈塔的光線親吻著微醺的空氣，高科技的布景使得餐廳仿佛屹立在落日剛下星辰漸起的海邊小島上，海水的嘩嘩聲，拂動的微鹹的空氣，遙遠的汽笛聲，遙遠的海天相接處的遊艇輪廓，這讓吉米臉色微紅，有些恍惚。英俊的男侍者身著西式黑色馬甲，目光鎮定，臉上微帶笑意，靜候在一側。李萬通一招手，一個身著燕尾服的年輕男助演踏著緩緩優雅的腳步來到餐桌旁，開始演奏《此情可待》。李萬通靠在椅背上，閉上眼睛，緩緩悠揚的節奏就像空氣中氤氳的香氣慢慢沁透他的五髒六腑。助演退下了，他看著吉米，慢慢地把手放在吉米局促不安的手上。
文學院創辦的電子報《文瀾》在郵苑受到了很大的歡迎。《文瀾》接受來自全國的投稿，創辦沒多長時間就收到了很多優秀作品。秦風的八個徒弟中隻有弘毅用筆名發表作品，他有兩個筆名，一個叫“文孤”，一個叫“馮謙”。他用“文孤”發表浪漫主義題材的作品，用“馮謙”發表現實主義的作品。但他隻宣稱“文孤”是自己的筆名。雲心平日裏寫一些散文、詩歌、連載小說，全投在《文瀾》上。荀昭多投一些小小說。弘毅建議荀昭嚐試長篇小說，荀昭卻反問，所謂長篇小說難道不是一個個小小說連接起來的嗎？弘毅說，兩者是有區別的。荀昭拒絕其他文體創作，他向弘毅說道，“難道你認為一個小小說作家就難以在文壇取得一席之地嗎？17世紀，不少評論家還戲稱拉封丹的寓言隻是一些雞肋般的‘小玩意兒’，但此後這些‘小玩意兒’卻給他帶來了‘法國荷馬’的盛譽！19世紀，莫泊桑的短篇小說也被認為隻是一串加工精細的‘小小項鏈’，評論家甚至認為她根本寫不出長篇小說！《漂亮朋友》給了他們一個抨擊！《漂亮朋友》難道不是一個個《羊脂球》、《兩個朋友》、《小酒桶》的編織物嗎？！我並不覺得我寫短篇小說有什麽不好！如果我要寫長篇小說，那絕不是《安娜》這樣的交響曲，而是《漂亮朋友》這樣的組曲。況且我不想去寫長篇小說。”李恒常寫一些香豔的現代詩歌，或者一些現代小說。大家抱怨他的作品要麽談論財富，要麽談論愛情，總感覺故事宛如空中樓閣，有真實；而思想又過於激進，喜歡說出一些驚人驚語；至於一些細膩的心理描寫，大家都認為過於細膩，反而顯得不真實。李恒絲毫沒有聽取大家的意見。過了一段時間，“馮謙”和“雲心”從《文瀾》中脫穎而出。一時間，兩人名聲大作，同時大家也十分好奇馮謙的真實身份。
李恒計劃寫一本書，書名叫《紅袖添香》，他告訴大家這本作品要揭示愛情的真諦。弘毅笑著說：“多少個世紀，幾乎所有作家都想道出愛情的本質，卻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覺得愛情就像大象一樣，隻要我們一談論它，我們都變成了盲人，於是你說它像柱子，我說它像扇子，他說它像城牆。你又如何保證自己的真理就是真理？”
李恒反駁道，“隻要我認為它是真理就可以，其他人的看法，我全無所謂——況且，我將通過實踐來探尋。就像有人想聽聽公爵夫人對愛情的高見，她不屑一談：‘對於愛情，我不管理論，隻管實踐。’瞧，多麽機智有趣的回答。你可以理解為，我將要寫一本書，這將是我的日記或者回憶錄。我仔細研究過中外有名的大作家的作品，我發現了一個規律：盡管書中的人物千奇百怪，形形色色，都是作家自己的化身或者身邊的人物——哪怕是他的想象、虛構，也逃不出他的生活範圍。托夫妥耶夫斯基幾乎所有的作品都指向1849年那個神奇的日子，要我說，《罪與罰》、《卡爾馬左夫兄弟》、《白癡》都是在那一天當即完成的！而格雷厄姆·格林對於命運的審視、對於愛情的考量無不是利用了自己間諜生涯的探測能力。亨利·米勒的手法固然荒誕不經，但難道超現實主義不是建立在自我的現實主義經曆之上的嗎？作品的虛構隻有通過現實中的預演才談得上下筆成文，歸根結底，我們的創作，難道不是真實生活的臨摹嗎？我認為寫作必須把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虛構隻是披上了想象力的外衣，但作品的本體正是有血有肉的生活！如果有人問我，你這本書談得是愛情的真理的嗎？我會回答，是的。因為這個真理經過了我親身實踐的檢驗。當然，這部作品更大的意義在於把我作為一個具有特殊性個體的實踐延伸到整個人類——因為人性的統一性——那麽我可以謙遜地說：本書勉強揭示了愛情的部分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