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號。
仞市電視台演播廳。
三台攝像機環繞著這個演播廳。坐在正對中間的攝像機位置的，就是仞市電視台著名的節目主持人於菡。這個節目就是於菡主持的對話節目。節目的名字在左上角懸著電子屏上閃耀——“與菡對話”。
於菡身後坐著五個嘉賓，其中一位就是齊年。
各項準備就緒，節目正式開始。於菡對著中間的攝像機說：“近幾年，快遞已經成為人們熟悉的事物。我們每一個人幾乎每天都會收到快遞、和快遞員打交道。這些快遞讓人們足不出戶就可以享受到生活的便利。”
在現場工作人員的提示下，於菡又換了一個坐姿，把身體轉向右側的攝像機，接著說：“收到快遞原本應該是高興的，不過也有不少人在收到快遞的時候並不開心，因為快遞不僅會出現延誤，也會出現損壞甚至丟失。我們的快遞在我們下單之後到底享受了什麽樣的待遇呢？日前，有一個關於快遞的視頻在網上傳播。讓我們看一看。”
這個視頻就是齊年的黃魚嘴網點的視頻。
放完視頻，於菡接著說：“剛才放的這段視頻就是這幾天在網上瘋傳的暴力分揀的場景。我相信許多現場和電視機前的觀眾已經看過這段視頻。今天，我們請到了這個快遞網點的負責人齊年先生。”
不少觀眾關注到於菡說的是“請到”，而不是以前常常用的“有幸請到”。顯然，於菡雖然是處於中立角色的主持人，但內心深處還是有自己的立場的。
中間的攝像機對準齊年，給了他一個特寫。齊年禮貌地向攝像機微笑。
“另外四位嘉賓分別是丈省大學的教授、仞市晚報的總編、物流協會的秘書長、一位姓陳的普通消費者。”
在於菡介紹了其他四位嘉賓之後，就正式開始了今天的對話。
“首先，我想請問一下消費者代表陳小姐。陳小姐，如果您的快遞受到了視頻中的待遇。您作何想？”
陳小姐說：“我當然會很不開心。上個月我通過迅電快遞收到了一個從網上買的水粉畫框。誰知道寄到我手上的時候，快遞包裝已經破了。當我拆開快遞的時候，發現這個水粉畫框的一個角已經裂掉了。對對，就是這個樣子。”
陳小姐指著演播室大屏幕上正在展示的一張照片。這是兩張照片拚接而成的。一張顯示著破損的外包裝，一張顯示著水粉畫框的裂紋。
陳小姐接著說：“我馬上聯係了賣家，賣家說他們的包裝材料、包裝的方法都是一樣的。不可能出現包裝的問題。這是快遞公司運送過程中出的問題，讓我投訴快遞公司。”
於菡問：“後來您投訴了嗎？”
陳小姐說：“投訴了，但是客服說這個問題如果沒有保價的話，隻能按運費的5倍來賠償。運費隻有8塊錢，5倍就是40塊。可我的水粉畫框是花了120塊錢買的啊？”
於菡轉而問齊年：“齊先生，現在有兩個問題要問您。第一個問題是，您自己看到剛才暴力分揀的視頻作何感受？”
齊年回答說：“我覺得非常慚愧，也非常自責。消費者是因為對我們的信任才將他們賴以珍視的物品交給我們運送。但我們在分揀過程中的確是沒有好好對待他們的物品。在此，我向陳小姐及所有因為暴力分揀而受到傷害的消費者表示誠摯的道歉。”說完，起身向台下鞠了一躬。
於菡繼續問：“難得齊先生如此坦誠。第二個問題是，如果齊先生自己的快遞受到這樣的待遇。您作何感？”
齊年說：“我一定會和這位陳小姐一樣。很生氣、很憤慨。這不是錢的事情，而是一種心情。許多人購物並不僅僅隻是買件商品，而是為了讓自己、讓家人開心。商品是死的，但是心情是活的。當寄托著好心情的快遞拿到手的時候，帶來的卻是糟心，對收件人而言是一種非常糟的體驗。”
於菡轉頭問物流協會秘書長：“秘書長好！您是物流協會的負責人。您對快遞公司暴力分揀的現象怎麽看待？”
秘書長說：“首先，暴力分揀這件事情本身肯定是不對的。但是我因為是在物流協會工作，和快遞公司接觸得比較多，非常理解他們的難處。”
物流協會秘書長此時擔當的任務就是站在快遞公司的一方為之辯護。
“去年我們去一個快遞網點了解暴力分揀的情況。那個分揀中心的負責人正在接待一批記者。他當時和一名記者發生了點兒言語上的衝突，就對那個記者說‘你如果能半個小時之內把這一車貨分揀完，我給你兩萬塊錢’。所以說，分揀是一項強體力勞動。分揀員的效率……”
“對不起我打斷一下，”於菡插話說，“請問那個記者後來賺到那兩萬塊錢了嗎？我對這兩萬錢比對暴力分揀感興趣。哈哈哈。”
“當然沒有。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秘書長笑著說，“我接著說，分揀員的效率其實已經非常高了。我見過他們正常情況下是怎麽工作的。請注意我說的是正常情況下。那真不是一般的人能夠勝任的。但是，碰到不正常的情況，比如‘雙11’，那麽他們的效率再高，也不可能完成每天的分揀任務。”
於菡問：“所以就開始暴力分揀對嗎？”
秘書長沒有正麵回答這個問題，而是說：“暴力分揀，得看我們怎麽定義。如果分揀員的本意是惡意的，那麽就是暴力分揀；如果分揀員本意是為了更高效的完成任務，以拋代替放，那我認為這不叫暴力分揀。”
於菡說：“好。秘書長又給我們出了一個新題目。到底什麽樣的分揀才叫暴力分揀。孩子哭的時候，你生氣地把孩子往床上一扔算不算虐待兒童？”
仞市晚報的主編說：“我認為不能這樣進行類比。孩子是自己的，打是親罵是愛。偶爾的過激行為並不能稱為暴力或虐待。但快遞不是自己的孩子，也不是自己的物品。快遞受損，分揀員沒有任何損失。不能排除惡意的因素。”
主編環顧了一圈現場的觀眾接著說：“‘破窗效應’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就是說如果有一個人把一輛舊車的窗子打破，別人並不認為他是在搞破壞，相反會起到示範效應。而停放著被砸破車窗的舊車的街區，治安也會越來越亂。這是人內心深處潛在的性本惡的因素在作怪。就像剛才視頻中的那個快遞員把快遞當球踢一樣。這不是暴力分揀的問題，而是如何拴住內心的惡魔的問題。”
於菡說：“好，我們的對話越來越激烈了。那我想請問一下丈省大學的教授。據網上爆料，這位快遞網點的負責人齊年先生就是丈省大學的畢業生。是嗎？齊先生？”
“是的。”齊年點點頭。
“好。請問教授。對於貴校的畢業生，現在處於暴力分揀惡性事件的風口浪尖。您怎麽看待？”
仞市電視台演播廳。
三台攝像機環繞著這個演播廳。坐在正對中間的攝像機位置的，就是仞市電視台著名的節目主持人於菡。這個節目就是於菡主持的對話節目。節目的名字在左上角懸著電子屏上閃耀——“與菡對話”。
於菡身後坐著五個嘉賓，其中一位就是齊年。
各項準備就緒，節目正式開始。於菡對著中間的攝像機說：“近幾年，快遞已經成為人們熟悉的事物。我們每一個人幾乎每天都會收到快遞、和快遞員打交道。這些快遞讓人們足不出戶就可以享受到生活的便利。”
在現場工作人員的提示下，於菡又換了一個坐姿，把身體轉向右側的攝像機，接著說：“收到快遞原本應該是高興的，不過也有不少人在收到快遞的時候並不開心，因為快遞不僅會出現延誤，也會出現損壞甚至丟失。我們的快遞在我們下單之後到底享受了什麽樣的待遇呢？日前，有一個關於快遞的視頻在網上傳播。讓我們看一看。”
這個視頻就是齊年的黃魚嘴網點的視頻。
放完視頻，於菡接著說：“剛才放的這段視頻就是這幾天在網上瘋傳的暴力分揀的場景。我相信許多現場和電視機前的觀眾已經看過這段視頻。今天，我們請到了這個快遞網點的負責人齊年先生。”
不少觀眾關注到於菡說的是“請到”，而不是以前常常用的“有幸請到”。顯然，於菡雖然是處於中立角色的主持人，但內心深處還是有自己的立場的。
中間的攝像機對準齊年，給了他一個特寫。齊年禮貌地向攝像機微笑。
“另外四位嘉賓分別是丈省大學的教授、仞市晚報的總編、物流協會的秘書長、一位姓陳的普通消費者。”
在於菡介紹了其他四位嘉賓之後，就正式開始了今天的對話。
“首先，我想請問一下消費者代表陳小姐。陳小姐，如果您的快遞受到了視頻中的待遇。您作何想？”
陳小姐說：“我當然會很不開心。上個月我通過迅電快遞收到了一個從網上買的水粉畫框。誰知道寄到我手上的時候，快遞包裝已經破了。當我拆開快遞的時候，發現這個水粉畫框的一個角已經裂掉了。對對，就是這個樣子。”
陳小姐指著演播室大屏幕上正在展示的一張照片。這是兩張照片拚接而成的。一張顯示著破損的外包裝，一張顯示著水粉畫框的裂紋。
陳小姐接著說：“我馬上聯係了賣家，賣家說他們的包裝材料、包裝的方法都是一樣的。不可能出現包裝的問題。這是快遞公司運送過程中出的問題，讓我投訴快遞公司。”
於菡問：“後來您投訴了嗎？”
陳小姐說：“投訴了，但是客服說這個問題如果沒有保價的話，隻能按運費的5倍來賠償。運費隻有8塊錢，5倍就是40塊。可我的水粉畫框是花了120塊錢買的啊？”
於菡轉而問齊年：“齊先生，現在有兩個問題要問您。第一個問題是，您自己看到剛才暴力分揀的視頻作何感受？”
齊年回答說：“我覺得非常慚愧，也非常自責。消費者是因為對我們的信任才將他們賴以珍視的物品交給我們運送。但我們在分揀過程中的確是沒有好好對待他們的物品。在此，我向陳小姐及所有因為暴力分揀而受到傷害的消費者表示誠摯的道歉。”說完，起身向台下鞠了一躬。
於菡繼續問：“難得齊先生如此坦誠。第二個問題是，如果齊先生自己的快遞受到這樣的待遇。您作何感？”
齊年說：“我一定會和這位陳小姐一樣。很生氣、很憤慨。這不是錢的事情，而是一種心情。許多人購物並不僅僅隻是買件商品，而是為了讓自己、讓家人開心。商品是死的，但是心情是活的。當寄托著好心情的快遞拿到手的時候，帶來的卻是糟心，對收件人而言是一種非常糟的體驗。”
於菡轉頭問物流協會秘書長：“秘書長好！您是物流協會的負責人。您對快遞公司暴力分揀的現象怎麽看待？”
秘書長說：“首先，暴力分揀這件事情本身肯定是不對的。但是我因為是在物流協會工作，和快遞公司接觸得比較多，非常理解他們的難處。”
物流協會秘書長此時擔當的任務就是站在快遞公司的一方為之辯護。
“去年我們去一個快遞網點了解暴力分揀的情況。那個分揀中心的負責人正在接待一批記者。他當時和一名記者發生了點兒言語上的衝突，就對那個記者說‘你如果能半個小時之內把這一車貨分揀完，我給你兩萬塊錢’。所以說，分揀是一項強體力勞動。分揀員的效率……”
“對不起我打斷一下，”於菡插話說，“請問那個記者後來賺到那兩萬塊錢了嗎？我對這兩萬錢比對暴力分揀感興趣。哈哈哈。”
“當然沒有。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秘書長笑著說，“我接著說，分揀員的效率其實已經非常高了。我見過他們正常情況下是怎麽工作的。請注意我說的是正常情況下。那真不是一般的人能夠勝任的。但是，碰到不正常的情況，比如‘雙11’，那麽他們的效率再高，也不可能完成每天的分揀任務。”
於菡問：“所以就開始暴力分揀對嗎？”
秘書長沒有正麵回答這個問題，而是說：“暴力分揀，得看我們怎麽定義。如果分揀員的本意是惡意的，那麽就是暴力分揀；如果分揀員本意是為了更高效的完成任務，以拋代替放，那我認為這不叫暴力分揀。”
於菡說：“好。秘書長又給我們出了一個新題目。到底什麽樣的分揀才叫暴力分揀。孩子哭的時候，你生氣地把孩子往床上一扔算不算虐待兒童？”
仞市晚報的主編說：“我認為不能這樣進行類比。孩子是自己的，打是親罵是愛。偶爾的過激行為並不能稱為暴力或虐待。但快遞不是自己的孩子，也不是自己的物品。快遞受損，分揀員沒有任何損失。不能排除惡意的因素。”
主編環顧了一圈現場的觀眾接著說：“‘破窗效應’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就是說如果有一個人把一輛舊車的窗子打破，別人並不認為他是在搞破壞，相反會起到示範效應。而停放著被砸破車窗的舊車的街區，治安也會越來越亂。這是人內心深處潛在的性本惡的因素在作怪。就像剛才視頻中的那個快遞員把快遞當球踢一樣。這不是暴力分揀的問題，而是如何拴住內心的惡魔的問題。”
於菡說：“好，我們的對話越來越激烈了。那我想請問一下丈省大學的教授。據網上爆料，這位快遞網點的負責人齊年先生就是丈省大學的畢業生。是嗎？齊先生？”
“是的。”齊年點點頭。
“好。請問教授。對於貴校的畢業生，現在處於暴力分揀惡性事件的風口浪尖。您怎麽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