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忽然接到一封“海外來信”。打開看時，是位不認識的好事者，給我寄來一堆攻擊誣蔑毛澤東等中共領袖的所謂“紀實”，整個街頭話報劇的水平，其虛假可笑，令人掩嘴。文章裏那些語言對話，不要說中共領導人，就是我這樣在“大陸”生活的中年人，學一年也學不會。那是港台下流社會人才可能有的語言習慣，時至今日還未能有大陸人接受，更不要說能成為大陸人的生活語言。我可憐作者那種能讓老虎發出雞叫的最低層次的想象力。
世上難的是講真話。
年，我在北京工業學院當“逍遙派”，和同學趙燕邯等5人去頤和園，議到林彪是“有野心”、“鐵腕人物”，“打著毛主席旗號打擊毛主席身邊的戰友”，“許多事搞個人恩怨”，“為了奪權而掃清道路”等等。當時主要是趙燕邯憤激而言，並寫到了日記中。這本日記在武鬥中，被一派學生得到，並交給了軍宣隊。我們都為此受到審查，趙燕邯父親被迫害至死，母親被關，家破人亡，聽說他也被送去華山農場勞改，林彪摔死後幾年，仍然在農場不得平反。
說真話不行，真話說早了也不行。
年。從宜昌到武漢的火車上，我罵江青“禍國殃民”，“危害民族”，被一個戴墨鏡的身穿黃軍褲的人報告乘警，將我抓去審查。當時還有一位陸軍軍官不錯，趕去替我說好話。我很希望幫助我的這位陸軍軍官能看到這段文字，同我聯係。
其實，我不過是把真話說早了一點。
當我寫《走下神壇的毛澤東》時，有些身份不凡的人又一再指責我“損害了毛主席的光輝形象”，“美化江青”，“替江青說好話”。
我又把真話說早了一點。
我發現了一個規律。那些“敬祝林副統帥”最虔誠，“向旗手致敬”最熱烈的人，也是後來罵“林彪一貫”罵“江青生來”就“壞透了”的人。這種人水遠正確，永遠教訓我。
因為我這個人一輩子沒“正確”過一次，總是把真話說早了幾年。
當我為曆史、為民族也為自己負責地寫東西時，總有人要求我為政治、為集團，為他們幾個人負責。結果，每出一本書，總引來一番熱鬧。有人喊好，有人罵混蛋，有人想殺我。
你喊好，我也並不是為你負責；你罵混蛋，我也未必真混蛋；你“恨不能殺了狗日的”，殺了我更能在曆史留名，我的書會更暢銷。
我真正難過的是，有一批我所尊敬的人，他們的曆史局限性和時代造成的先天不足是如此令我驚訝傷心；他們聽不懂許多話，聽不出好壞也分不清好歹。這些“下愚”可以在“上智”的統帥下前赴後繼，不動搖，不怕犧牲而成就一番大業，但他們從始至終就沒有真正明白自己幹了哪些事，在曆史上的真正作用和價值，也從來沒弄清他們所追隨的“上智”究竟在曆史上有著什麽樣的地位和意義。
我曾寫毛澤東看《白蛇傳》流淚的故事，其深刻的內涵，那些當事者竟沒有幾個人看出來，不能理解或意識到；他們的水平隻看到一條：“權延赤混蛋，寫毛主席掉褲子！”
為此，我受到8個月的審查，父親有病也不許離京探望，說我“給毛主席造謠”，說我“有損毛主席的偉大形象”。
其實，“毛主席掉褲子”有100多人在場，我瘋了敢在共產黨統治下去造這個謠？
他們瘋了，把100多人在場的事實用來誣我造謠？
都不是。根本原因隻一條：“無知”，“稀裏糊塗”。
由於“愚昧”而演出的“喜劇”，最終也是由於“愚昧”而變成了悲劇。他們總是把毛澤東所講“卑賤者最聰明”理解成“愚昧者最聰明”，自我感覺良好地教訓別人。
我這個人比他們都“卑賤”，草民一個，所以我還不算愚昧。
現在，毛澤東看《白蛇傳》流淚的一段，連同掉褲子的細節，都成為中學生的語文教材。而一些當事者卻仍然無法明白這是為什麽？因為按國家教學大綱，這樣的內容隻有中學文化水平才可能去理解。
我的文章有不少收入中學語文課本和大學中文係的“名人名篇”中，卻沒聽說哪篇收入小學生低年級課本？小學高年級才能作輔助教材內容去看。因為小學低年級的學生看了我的文章也會百思不解，分不清好歹，聽不出好壞，更不用說理解什麽含意了。
《走下神壇的毛澤東》發表後，“左派”罵我“有損主席偉大形象”；右派罵我“為共產黨貼金”，“給毛澤東小罵大幫忙”；敵人說我“該殺”。我能自慰的是3個月收到3000多封讀者來信，都說寫得好，都說掉淚了。
罵我的人最高興的莫過於“毛澤東的衛士長與作家權延赤的法律糾紛”。我最感黨可笑得能讓人噴飯的也是這件事。那些匆忙鑽營作文者，那些一驚一乍的可憐的編輯和報刊，吵吵至今也沒見到這場官司。我最終會證明報刊上所講一切都是造謠。
現在，在《走下神壇的毛澤東》被一度禁止，3年未能正式重新印刷的情況下，我又書寫了《走下聖壇的周恩來》。
年前，當我握住周恩來的手，回答他的提問，聽他長時間的講話時，我沒想到要寫出這部30多萬字的文學作品。那時我是學習自動控製專業的大學生，還是個不滿20歲的娃娃。
然而，當鄧穎超逝世前同意我寫關於周恩來的風範一書時，我準備寫出的已經不止是這30多萬字。
《走下神壇的毛澤東》，我使用了毛澤東幾名衛士長中一位衛士長的真名。盡管我在使用前征得了本人同意，盡管我在書的前言裏講得清清楚楚，這個衛士長是加引號的，不是生活中那個真實的人，但實際上社會仍然頑固地認為“衛士長”就是那個人。給他和我本人都造成許多麻煩。比如當事者都說那人“貪天之功，竊為已有”，“不是他做的事，他根本不可能知道，也說成他在場……”而他的親屬呢？又可笑地認為我“盜竊”
了別人的“思想素材”，誤以為我辛勤奔波采訪，從天下得來的寶貴素材，都是他們那位因病而語言都有障礙的親人所有，所提供，心心所想隻是“版權官司”。
我不怕“官司”，但很煩“糾纏”。為了避免再發生類似麻煩，這本書雖然仍是采用了第一人稱的自述體形式來書寫，但先後任警衛、副官、機要秘書和衛士長的這位“何樹英”，已不是生活中任何一位具體的人。他是作者筆下塑造的人。作者要寫的是周恩來，所發都是作者本人議論，與其他任何總理身邊工作人員的思想、觀點、認識都無關。
我在采訪中，碰過不少壁。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的許多觀點不能為被采訪者所接受。我曾經寫過的有關領袖的作品，他們保留不同的看法。認為與“真實”有“距離”；或認為“有損偉大領袖形象”；他們隻同意搞文獻資料，不同意我的紀實文學。
這些人我從不勉強去采訪，因為我更不承認他們的真實。他們那是掩飾的“真實”，不自覺地經過感情和固有思想水平限定了的“真實”。
也有許多人接受了我的采訪。比如：
何謙，走過草地的紅小鬼，1940年到總理身邊，從延安跟隨到重慶，跟隨到北京，先後任警衛、副官、機要秘書，也曾代理過衛士長的工作，直至60年代。參加或接觸了總理這期間所曆經的幾乎所有重大活動。
張樹迎，跟隨總理幾十年，曆任總理衛士、副衛士長，在成元功調離後，又擔負衛士長工作，直至總理逝世。“文化大革命”中護送總理去長沙向毛澤東匯報的總領隊是他；總理臥床後日夜陪護的有他；總理停止心跳前後他握著總理的手；總理逝世後，負責撤骨灰的還是他。他提供了總理衣食住行及工作及“文化大革命”中獨撐危局及發現癌症到逝世的最詳細具體的第一手材料，卻又一而再，再而三嚴厲要求我在書中，隻字不許提他。“你寫總理，不是寫我們，這一條你必須明確”。這是他為我點明的寫作前提。
雷英夫和郭英會，都曾是總理的軍事秘書；以軍人特有的敏銳，用大量事實為我勾畫出了周恩來的形象特征、與精神風貌；性格、品德、交往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整體氣質。
我還采訪了外事秘書陳浩、醫護人員鄭淑雲、服務人員李維信等等三個係統的可以從不同側麵觀察、敘述周恩來的許多同誌，他們的講述使我得以充實、完整我所要寫的周恩來。
為了事實的全麵、準確和完整，我還參閱了《周思來風範詞典》、《周恩來傳》、《周恩來傳略》、《懷念周恩來》、《周恩來和他的秘書們》以及《啄木鳥》、《炎黃春秋》、《中華兒女》等刊物中的有關文章，從中作出比較判斷，盡量爭取接近真實，但我永遠做不到完全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我隻能說我有這個願望，我經過努力了。
任何一件事，1000個人經曆了會有1000種說法。在不違背基本事實的前提下，在人物、地點、時間、對話等方麵，我盡量尊重已有文章的說法。但每件事所反映出的意義，我多數都與前人有不同思考與見解。請當事者們原諒我與你們的看法不同。
作者再次鄭重聲明：本文是寫周恩來，而不是要寫任何一位其他工作人員。我隻對周恩來負責，盡量爭取接近真實；而“何樹英”純粹是作者筆下虛構的人物。他是集中了何謙、張樹迎、雷英夫、郭英會等等為代表的幾十名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的形象與經曆而塑造出來的一個人物，這個人物的政治觀點和對問題的認識、議論，其實全都來自我權延赤，來自我對總理的親眼目睹及了解。
《走下神壇的毛澤東》我本來也是這樣寫的，可惜選錯了“衛士長”，用了一個真名而引來一場熱鬧。作家是不敢湊熱鬧的，熱鬧多了就無法多寫文章。我這人還有點記性，一般說，同樣的“錯誤”不犯第二次。
向所有為我寫作此書提供了素材的當事者表示感謝。向所有審閱此書而給我以肯定和鼓勵的專家、教授、領導人表示感謝。向編輯此書的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的同誌及負責人表示感謝。
請相信，我從心裏崇敬熱愛周恩來。
屬於讀者的權延赤
1992年11月12日
全文完
世上難的是講真話。
年，我在北京工業學院當“逍遙派”，和同學趙燕邯等5人去頤和園，議到林彪是“有野心”、“鐵腕人物”，“打著毛主席旗號打擊毛主席身邊的戰友”，“許多事搞個人恩怨”，“為了奪權而掃清道路”等等。當時主要是趙燕邯憤激而言，並寫到了日記中。這本日記在武鬥中，被一派學生得到，並交給了軍宣隊。我們都為此受到審查，趙燕邯父親被迫害至死，母親被關，家破人亡，聽說他也被送去華山農場勞改，林彪摔死後幾年，仍然在農場不得平反。
說真話不行，真話說早了也不行。
年。從宜昌到武漢的火車上，我罵江青“禍國殃民”，“危害民族”，被一個戴墨鏡的身穿黃軍褲的人報告乘警，將我抓去審查。當時還有一位陸軍軍官不錯，趕去替我說好話。我很希望幫助我的這位陸軍軍官能看到這段文字，同我聯係。
其實，我不過是把真話說早了一點。
當我寫《走下神壇的毛澤東》時，有些身份不凡的人又一再指責我“損害了毛主席的光輝形象”，“美化江青”，“替江青說好話”。
我又把真話說早了一點。
我發現了一個規律。那些“敬祝林副統帥”最虔誠，“向旗手致敬”最熱烈的人，也是後來罵“林彪一貫”罵“江青生來”就“壞透了”的人。這種人水遠正確，永遠教訓我。
因為我這個人一輩子沒“正確”過一次，總是把真話說早了幾年。
當我為曆史、為民族也為自己負責地寫東西時，總有人要求我為政治、為集團，為他們幾個人負責。結果，每出一本書，總引來一番熱鬧。有人喊好，有人罵混蛋，有人想殺我。
你喊好，我也並不是為你負責；你罵混蛋，我也未必真混蛋；你“恨不能殺了狗日的”，殺了我更能在曆史留名，我的書會更暢銷。
我真正難過的是，有一批我所尊敬的人，他們的曆史局限性和時代造成的先天不足是如此令我驚訝傷心；他們聽不懂許多話，聽不出好壞也分不清好歹。這些“下愚”可以在“上智”的統帥下前赴後繼，不動搖，不怕犧牲而成就一番大業，但他們從始至終就沒有真正明白自己幹了哪些事，在曆史上的真正作用和價值，也從來沒弄清他們所追隨的“上智”究竟在曆史上有著什麽樣的地位和意義。
我曾寫毛澤東看《白蛇傳》流淚的故事，其深刻的內涵，那些當事者竟沒有幾個人看出來，不能理解或意識到；他們的水平隻看到一條：“權延赤混蛋，寫毛主席掉褲子！”
為此，我受到8個月的審查，父親有病也不許離京探望，說我“給毛主席造謠”，說我“有損毛主席的偉大形象”。
其實，“毛主席掉褲子”有100多人在場，我瘋了敢在共產黨統治下去造這個謠？
他們瘋了，把100多人在場的事實用來誣我造謠？
都不是。根本原因隻一條：“無知”，“稀裏糊塗”。
由於“愚昧”而演出的“喜劇”，最終也是由於“愚昧”而變成了悲劇。他們總是把毛澤東所講“卑賤者最聰明”理解成“愚昧者最聰明”，自我感覺良好地教訓別人。
我這個人比他們都“卑賤”，草民一個，所以我還不算愚昧。
現在，毛澤東看《白蛇傳》流淚的一段，連同掉褲子的細節，都成為中學生的語文教材。而一些當事者卻仍然無法明白這是為什麽？因為按國家教學大綱，這樣的內容隻有中學文化水平才可能去理解。
我的文章有不少收入中學語文課本和大學中文係的“名人名篇”中，卻沒聽說哪篇收入小學生低年級課本？小學高年級才能作輔助教材內容去看。因為小學低年級的學生看了我的文章也會百思不解，分不清好歹，聽不出好壞，更不用說理解什麽含意了。
《走下神壇的毛澤東》發表後，“左派”罵我“有損主席偉大形象”；右派罵我“為共產黨貼金”，“給毛澤東小罵大幫忙”；敵人說我“該殺”。我能自慰的是3個月收到3000多封讀者來信，都說寫得好，都說掉淚了。
罵我的人最高興的莫過於“毛澤東的衛士長與作家權延赤的法律糾紛”。我最感黨可笑得能讓人噴飯的也是這件事。那些匆忙鑽營作文者，那些一驚一乍的可憐的編輯和報刊，吵吵至今也沒見到這場官司。我最終會證明報刊上所講一切都是造謠。
現在，在《走下神壇的毛澤東》被一度禁止，3年未能正式重新印刷的情況下，我又書寫了《走下聖壇的周恩來》。
年前，當我握住周恩來的手，回答他的提問，聽他長時間的講話時，我沒想到要寫出這部30多萬字的文學作品。那時我是學習自動控製專業的大學生，還是個不滿20歲的娃娃。
然而，當鄧穎超逝世前同意我寫關於周恩來的風範一書時，我準備寫出的已經不止是這30多萬字。
《走下神壇的毛澤東》，我使用了毛澤東幾名衛士長中一位衛士長的真名。盡管我在使用前征得了本人同意，盡管我在書的前言裏講得清清楚楚，這個衛士長是加引號的，不是生活中那個真實的人，但實際上社會仍然頑固地認為“衛士長”就是那個人。給他和我本人都造成許多麻煩。比如當事者都說那人“貪天之功，竊為已有”，“不是他做的事，他根本不可能知道，也說成他在場……”而他的親屬呢？又可笑地認為我“盜竊”
了別人的“思想素材”，誤以為我辛勤奔波采訪，從天下得來的寶貴素材，都是他們那位因病而語言都有障礙的親人所有，所提供，心心所想隻是“版權官司”。
我不怕“官司”，但很煩“糾纏”。為了避免再發生類似麻煩，這本書雖然仍是采用了第一人稱的自述體形式來書寫，但先後任警衛、副官、機要秘書和衛士長的這位“何樹英”，已不是生活中任何一位具體的人。他是作者筆下塑造的人。作者要寫的是周恩來，所發都是作者本人議論，與其他任何總理身邊工作人員的思想、觀點、認識都無關。
我在采訪中，碰過不少壁。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的許多觀點不能為被采訪者所接受。我曾經寫過的有關領袖的作品，他們保留不同的看法。認為與“真實”有“距離”；或認為“有損偉大領袖形象”；他們隻同意搞文獻資料，不同意我的紀實文學。
這些人我從不勉強去采訪，因為我更不承認他們的真實。他們那是掩飾的“真實”，不自覺地經過感情和固有思想水平限定了的“真實”。
也有許多人接受了我的采訪。比如：
何謙，走過草地的紅小鬼，1940年到總理身邊，從延安跟隨到重慶，跟隨到北京，先後任警衛、副官、機要秘書，也曾代理過衛士長的工作，直至60年代。參加或接觸了總理這期間所曆經的幾乎所有重大活動。
張樹迎，跟隨總理幾十年，曆任總理衛士、副衛士長，在成元功調離後，又擔負衛士長工作，直至總理逝世。“文化大革命”中護送總理去長沙向毛澤東匯報的總領隊是他；總理臥床後日夜陪護的有他；總理停止心跳前後他握著總理的手；總理逝世後，負責撤骨灰的還是他。他提供了總理衣食住行及工作及“文化大革命”中獨撐危局及發現癌症到逝世的最詳細具體的第一手材料，卻又一而再，再而三嚴厲要求我在書中，隻字不許提他。“你寫總理，不是寫我們，這一條你必須明確”。這是他為我點明的寫作前提。
雷英夫和郭英會，都曾是總理的軍事秘書；以軍人特有的敏銳，用大量事實為我勾畫出了周恩來的形象特征、與精神風貌；性格、品德、交往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整體氣質。
我還采訪了外事秘書陳浩、醫護人員鄭淑雲、服務人員李維信等等三個係統的可以從不同側麵觀察、敘述周恩來的許多同誌，他們的講述使我得以充實、完整我所要寫的周恩來。
為了事實的全麵、準確和完整，我還參閱了《周思來風範詞典》、《周恩來傳》、《周恩來傳略》、《懷念周恩來》、《周恩來和他的秘書們》以及《啄木鳥》、《炎黃春秋》、《中華兒女》等刊物中的有關文章，從中作出比較判斷，盡量爭取接近真實，但我永遠做不到完全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我隻能說我有這個願望，我經過努力了。
任何一件事，1000個人經曆了會有1000種說法。在不違背基本事實的前提下，在人物、地點、時間、對話等方麵，我盡量尊重已有文章的說法。但每件事所反映出的意義，我多數都與前人有不同思考與見解。請當事者們原諒我與你們的看法不同。
作者再次鄭重聲明：本文是寫周恩來，而不是要寫任何一位其他工作人員。我隻對周恩來負責，盡量爭取接近真實；而“何樹英”純粹是作者筆下虛構的人物。他是集中了何謙、張樹迎、雷英夫、郭英會等等為代表的幾十名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的形象與經曆而塑造出來的一個人物，這個人物的政治觀點和對問題的認識、議論，其實全都來自我權延赤，來自我對總理的親眼目睹及了解。
《走下神壇的毛澤東》我本來也是這樣寫的，可惜選錯了“衛士長”，用了一個真名而引來一場熱鬧。作家是不敢湊熱鬧的，熱鬧多了就無法多寫文章。我這人還有點記性，一般說，同樣的“錯誤”不犯第二次。
向所有為我寫作此書提供了素材的當事者表示感謝。向所有審閱此書而給我以肯定和鼓勵的專家、教授、領導人表示感謝。向編輯此書的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的同誌及負責人表示感謝。
請相信，我從心裏崇敬熱愛周恩來。
屬於讀者的權延赤
1992年11月12日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