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裏永遠都有傳說
說天津破，編排一個段子：有一個才從京城回來的天津人的兒子，說什麽都是京城的好。
一天晚上月色皎潔，兒子就說：“這個月亮有什麽好？京城的要比這個好得多哩！”
父親生氣他說：“天上月亮就是一個，有什麽好壞？”說完，就照著兒子的麵孔一拳打過去。兒子被打了一拳，一邊哭，一邊說：“誰希罕你這拳頭，京城的拳頭要比你這個好得多哩！”……
“以天津的名義”，譴責編排這段子的人的陰暗心理，但如果從城市直觀印象，這廝說得真有點道理。
“以天津的名義”，譴責編排這段子的人的陰暗心理，但如果從城市直觀印象，這廝說得真有點形象。
從天津火車站出來，穿過長長的租界區，仿佛行走於二戰時期的斯大林格勒或某個廢棄采石廠，突然湧現的大堆出租車司機像熱情的“強盜”幾乎把你五馬分屍，然後裹脅你駛往不知名的地方。這個城市永遠都是灰色，李鴻章開辦的“天津機器局”的老式機器還在運轉，喧嘩、混亂、守舊、笨重，兩百年來的殖民與反殖民，在這個港口頑固僵持，像一個剛剛放了小腳的“解放婦女”，或剛下班的“貧嘴張大民”。
天津和天津人用自成係統的哲學來生活，你很難理解這座城市離北京就一百多公裏，口音卻差這麽遠，其實差這麽遠的不隻是口音，還有觀念，但他們活得快樂自足，大麻花、大炸糕、狗不理包子是胃腸，更是理想。
“媽媽，他偷咱家被窩啦”……
“京油子、衛嘴子”，據說天津馬上要成北京的衛星城了，這讓人有些傷感，這座在語言上極具天賦的城市給予我們如此之多的快樂，海河的水是鹹的，但這鹹水卻滋潤了無數天才的嗓子，關牧村、劉歡、杜憲，馬三立、劉寶瑞、侯寶林，在前孫楠、趙本山時代，隻有天津能給我們這麽多關於生活的快樂。
霍元甲一腳就把石獅子踢到兩丈開外，“迷蹤拳”一出手就晃花洋人的眼睛，但他被砒霜這種下三濫的藥毒殺了，留下傳說中的陳真四處尋仇；林黑兒可以刀槍不入，把辮子咬在嘴裏把大刀捏在手裏，聚眾力敵洋槍隊兩月有餘，但老佛爺把長指甲修好後心念大變，說了句“殺”，義和團勇就變成了義和團匪，人頭像西瓜一樣落地。
這樣的傳說出現在我們生長是非觀念的關鍵時代，像喉結一樣難以消除。
天津並不是“北方城市”能完全定義的，它不像沈陽也不像石家莊；天津並不是“殖民”能夠完全定義的，它不像大連也不像上海；天津並不是港口或碼頭能夠完全定義的，它不是重慶也不是青島。在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在袁世凱的小站練兵在三教九流的“三不管”地帶，蠅營狗勾、跌打損傷、擺攤設局、大力金剛丸，與孫中山講演、工人暴動、五四愛國運動共存。
甚至在老字號“利順德”的咖啡館，流傳著張學良與趙四小姐、蔡鍔與小鳳仙浪漫的愛情故事，遠甚現代電影中的“東京愛情故事”或“台北愛情故事”。從地理位置，那時候天津很適合“私奔”。
我們愛天津。可能可以找出一萬條理由不喜歡天津，但隻需要一條你就可以喜歡天津——它的確是一個適合“廝混”的地方，不要太多理想，不要太多責無旁貸，不要太多像近鄰北京人那樣自以為是，生活是一碗夠數的混噸，或馬三立先生發達後吃的“大炸糕”就行了，何況我們還可以從俯地便拾的“包袱”中尋找樂趣。
這座鋼鐵城市的核心居然是極度人文的東西，是在機器重壓下出現的一滴潤滑油。
否則，蔡將軍怎麽會愛上小鳳仙，霍師傅怎麽會愛上趙倩男呢？傳說本身就讓人快樂。
說天津破，編排一個段子：有一個才從京城回來的天津人的兒子，說什麽都是京城的好。
一天晚上月色皎潔，兒子就說：“這個月亮有什麽好？京城的要比這個好得多哩！”
父親生氣他說：“天上月亮就是一個，有什麽好壞？”說完，就照著兒子的麵孔一拳打過去。兒子被打了一拳，一邊哭，一邊說：“誰希罕你這拳頭，京城的拳頭要比你這個好得多哩！”……
“以天津的名義”，譴責編排這段子的人的陰暗心理，但如果從城市直觀印象，這廝說得真有點道理。
“以天津的名義”，譴責編排這段子的人的陰暗心理，但如果從城市直觀印象，這廝說得真有點形象。
從天津火車站出來，穿過長長的租界區，仿佛行走於二戰時期的斯大林格勒或某個廢棄采石廠，突然湧現的大堆出租車司機像熱情的“強盜”幾乎把你五馬分屍，然後裹脅你駛往不知名的地方。這個城市永遠都是灰色，李鴻章開辦的“天津機器局”的老式機器還在運轉，喧嘩、混亂、守舊、笨重，兩百年來的殖民與反殖民，在這個港口頑固僵持，像一個剛剛放了小腳的“解放婦女”，或剛下班的“貧嘴張大民”。
天津和天津人用自成係統的哲學來生活，你很難理解這座城市離北京就一百多公裏，口音卻差這麽遠，其實差這麽遠的不隻是口音，還有觀念，但他們活得快樂自足，大麻花、大炸糕、狗不理包子是胃腸，更是理想。
“媽媽，他偷咱家被窩啦”……
“京油子、衛嘴子”，據說天津馬上要成北京的衛星城了，這讓人有些傷感，這座在語言上極具天賦的城市給予我們如此之多的快樂，海河的水是鹹的，但這鹹水卻滋潤了無數天才的嗓子，關牧村、劉歡、杜憲，馬三立、劉寶瑞、侯寶林，在前孫楠、趙本山時代，隻有天津能給我們這麽多關於生活的快樂。
霍元甲一腳就把石獅子踢到兩丈開外，“迷蹤拳”一出手就晃花洋人的眼睛，但他被砒霜這種下三濫的藥毒殺了，留下傳說中的陳真四處尋仇；林黑兒可以刀槍不入，把辮子咬在嘴裏把大刀捏在手裏，聚眾力敵洋槍隊兩月有餘，但老佛爺把長指甲修好後心念大變，說了句“殺”，義和團勇就變成了義和團匪，人頭像西瓜一樣落地。
這樣的傳說出現在我們生長是非觀念的關鍵時代，像喉結一樣難以消除。
天津並不是“北方城市”能完全定義的，它不像沈陽也不像石家莊；天津並不是“殖民”能夠完全定義的，它不像大連也不像上海；天津並不是港口或碼頭能夠完全定義的，它不是重慶也不是青島。在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在袁世凱的小站練兵在三教九流的“三不管”地帶，蠅營狗勾、跌打損傷、擺攤設局、大力金剛丸，與孫中山講演、工人暴動、五四愛國運動共存。
甚至在老字號“利順德”的咖啡館，流傳著張學良與趙四小姐、蔡鍔與小鳳仙浪漫的愛情故事，遠甚現代電影中的“東京愛情故事”或“台北愛情故事”。從地理位置，那時候天津很適合“私奔”。
我們愛天津。可能可以找出一萬條理由不喜歡天津，但隻需要一條你就可以喜歡天津——它的確是一個適合“廝混”的地方，不要太多理想，不要太多責無旁貸，不要太多像近鄰北京人那樣自以為是，生活是一碗夠數的混噸，或馬三立先生發達後吃的“大炸糕”就行了，何況我們還可以從俯地便拾的“包袱”中尋找樂趣。
這座鋼鐵城市的核心居然是極度人文的東西，是在機器重壓下出現的一滴潤滑油。
否則，蔡將軍怎麽會愛上小鳳仙，霍師傅怎麽會愛上趙倩男呢？傳說本身就讓人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