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奧運已超越體育賽事的前提下，所有體育和非體育的部門都知道，找到替罪羊，安全、迅速撲滅打假掃黑，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時間有時候是可以跳過的，直接跳過會使我們得到更殘忍的認識，跳過2002年和一屆讓中國人如同夢遊的韓日世界杯，直逼2003年7月11日。這一天，在北京304醫院，一張白色的床單蓋住了龔建平削瘦的臉，作為那場聲勢浩大的打假掃黑風波的政績，他是被清除出來，也是唯一被清除出來的黑哨，鬱鬱寡歡中，終因患骨癌不治去世。
在蓋上床單的那一刻，人們發現他的眼睛怎麽也合不上，親人使勁抹了一下，他才閉上了眼睛，大家知道，他是有話要說。在他去世前，他一直愧疚所做的事情，他還想為中國足球做些有益的事情，可他沒機會了，隻能把所有的機密和不忿，對著太平間慘白的牆壁述說。
在龔建平住院的時候，幾乎沒有人和他接觸，但為他送行的時候，突然自發來了上千人，大家默默地持著小白花，為這個忠厚、內向、內心仍有純淨之地的裁判送上一程。龔建平的妻子索玉華在隊伍中嚎啕大哭，她呼喊著：“龔建平，你放心，我一定會為你報仇的。”
龔建平留下妻子和女兒，走了。他的女兒在北京一所大學裏，學習十分刻苦，沒有人知道她是名動一時的黑哨的女兒。
以下事實連時任足協掌門人的閻世鐸也知情：龔建平在裁判隊伍裏是個小角色，在堂口足球正向盤口足球演變的過程中，潛規則使他不得不收取十幾萬好處費，這些費用比起那些著名裁判，隻是零花錢，其中有些還是俱樂部硬塞給他的，非他本意。這跟官僚機構裏那些發放紅包的故事如出一轍，小角色在大角色收取了巨額贓款後，如果不收取小紅包，是會犯眾怒的。
龔建平感到害怕，很想主動投案，而浙江省體育局局長陳培德和宋衛平共同承諾，以組織名義保證，隻要他交出錢就會保護他，不會讓他受到法律製裁。龔建平這時做出一個很勇敢也很傻氣的舉動，從銀行裏取出10萬元交給了相關部門，而相關部門通過信息，一舉拿下了唯一一個出來投案自首的龔建平。
龔建平讓有關部門鬆了一口氣，在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中，終於找到一個替罪羊。他的出現，讓更大的黑哨，讓更大的俱樂部和官員都平安無事，可以結案。這個最簡單的官場厚黑定理，龔建平卻不明白，他天真地以為組織會兌現當初給他的承諾，甚至戴罪立功繼續擔當裁判員。
索玉華之所以狂呼“我要為你報仇”，是因為無論浙江體育局還是杭州綠城都沒有兌現承諾，他們手中還有其他更大的裁判員名單，而這份名單在龔建平投案後，就蒸發了。
在本書的開頭，我們曾書寫過三個女人，在索玉華這個女人的思路裏，如果龔建平不投案，即使有關部門拿到名單也抓不到龔建平頭上，即使抓了龔建平，其他更大名氣的裁判更該被抓。
陳培德和宋衛平沒有實現當初的承諾，是他們無能為力，因為更高級的組織必須用一個龔建平來頂罪，為了給公眾一個交待，不能放過好不容易才出現的龔建平，為了保護這個圈子不被更大範圍地揭穿，必須封住龔建平的口。
有消息說，有關部門私下也給龔建平做了思想工作，讓他閉嘴，如果問題止於他，那以後必有回報他的機會。
龔建平出於足球圈潛規則的控製，閉嘴了。直到去世前都未能開口道出這個圈子的終極秘密。
一直想詢問宋衛平，但他避而不見，他也好賭，一擲千萬金，呼來豪門醉。對於當初的龔建平，再也不說話了。
在2009年打假掃黑抓賭的浪潮中，倒是陳培德因袁偉民的新書突然發了飆，他直指袁偉民的官僚作風，對足球打假打黑抓賭避重就輕，行政不作為。
陳培德的語言極其鋒利：
當年從浙江刮起的足球“打假掃黑”這個中國體壇最大的“風雲”，就是在袁偉民任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兼中國足協主席時，不了了之的。袁偉民局長把排球場上的聲東擊西、虛虛實實的那一套用來管理國家體育，沒有正確對待中國足球對群眾感情上的傷害。
2001年開始的足球打假掃黑，當時的情形還是很有希望的，我是見證人和親曆者，總局領導當時口口聲聲說苦於沒有證據。我們就向國家體育總局反映，還做綠城俱樂部的工作，讓綠城自爆家醜，並提供證據，包括保留著的收錢者(裁判)的黑名單，以及一名裁判的悔過信和退回的現金。我們表示，浙江省體育局不遮醜，不護短，拿自己開刀，會負責任地把省內的綠城俱樂部問題查清楚。
可是國家體育總局有些領導並不領情，骨子裏反而認為我們是“添亂子”。
事實上，始於8年前的足球打假，除了浙江省，全國沒有第二個局長公開站出來支持的。當年很多人問我，你都59歲了，還那麽折騰為了啥呢？我說我就是“為了求真”。我們給國家體育總局一共寫了5封信，總局一封也沒回複。身為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兼中國足協主席的袁偉民先生，也沒有組織各省局開過一次會。這種過於冷漠的姿態，讓人感到很不正常。
袁偉民對於當年打假掃黑這些震驚全國的事件，是這樣回答的：“有證據嗎？證據誰來提供？”
但是，袁偉民怎麽能說沒證據呢？當時的中國足協常務副主席閻世鐸兩次因綠城俱樂部來杭州取證；2002年春節前後，總局監察局同誌又陪同中央專案調查組來杭州取證兩次。綠城的一切都在調查組的掌握之中，而涉及綠城俱樂部的可不僅是一個裁判！
應該說，當時的足球反腐敗環境是非常好的。不僅我們省的人大、政協，當年的全國“兩會”上更是一致聲討體壇腐敗。百來位全國人大代表的提案，直指足球腐敗，呼籲司法介入，簽名附議的42位代表中有13位是全國人大常委，他們來自21個省、市、自治區和特區。同時召開的全國政協會議上，同樣是格外一致地對體育和足球喊“反腐敗”。
這次“兩會”，最終促成了最高檢和最高院就“黑哨”問題的表態，促成了司法介入足壇和體育界。遺憾的是，總局和足協始終按兵不動。
我不明白這是總局“葉公好龍”，還是另有難言之隱。現在看來是袁偉民和其領導的中國足協主觀上不想有作為，“我要管，要花很大的代價，而且不是我能管的。”這些都是他接受專訪時的原話。也許，他也有他的難處，有他的壓力，但這些不該成為一個體壇掌門人對此不作為的充分理由。
袁偉民不是不作為，而似乎是在封殺證據。我們反複論證過，當時國家體育總局和中國足協手中握有一份相當詳細的黑哨名單，其中就有現在大名鼎鼎的裁判員，以及一批涉嫌假球的俱樂部。但是北京奧運會在2001年申辦成功後，整個體育總局及下屬中心都在為力保奧運前夕的競技實力和政治安全性而努力，特別是後者，中國特色讓這個機構絕不想被全國範圍的負麵新聞所糾纏，平穩地在北京奧運前移交權力，力保雅典奧運成績，成為袁偉民頭等大事。所以他對媒體反複報道假球黑哨是相當惱火的，他曾對足協掌門人閻世鐸下死命令，迅速滅火，杜絕後患，絕不能影響奧運備戰。閻世鐸是袁偉民的嫡係幹部，他對這位有著知遇之恩的老上級言聽計從，所以當初在深圳大劇院高喊“殺無赦，斬立決”的他，以其政工幹部的敏銳和堅決，背叛了當初的誓言，在出發前往杭州時，就定下了如何讓當時的陳培德和宋衛平閉嘴的方針。
而來自袁偉民的想法跟司法部門達成默契，在北京奧運已超越體育賽事的前提下，所有體育和非體育的部門都知道，找到替罪羊，安全、迅速撲滅打假掃黑，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龔建平很冤，也一點都不冤，中國體育主管部門從未想過要打假，始於11比2的這場打假風暴，隻不過偶然地因為餘東風的魯莽、甲b五鼠的囂張，才被迫在媒體逼近下展開的，它從一開始，就沒有誠意，從一開始，就決定以犧牲某一個人的方式結束。
上麵的故事，讓我們可以理清，中國足球的假賭黑的來曆：
一、從1978年亞運會被美聯社記者的質疑可以看出，為了彰顯“兩國人民的情深誼長”，中國後衛不惜把對方的球碰進自家大門，以及讓球卻引起日本人反感的黑色幽默。這跟當時特殊的曆史環境有相當關係，一笑之後，甚至某種程度地諒解了它——隻是特殊時代的“政治球”。
二、到了被忽略的1994年，當中國經濟改革進入分水嶺年份時，我們第一次知道中國足球是可以跟金錢扯上瓜葛的，雖然無法證明兩支球隊是否受賄，但全國球迷慨然認定這是外國反動勢力誣陷我們——中國和中國足球都在改革，但並不包括價值觀。這個謬誤一直延續到現在。
三、1995年，改革的中國第一次進入到浩浩蕩蕩的城市化進程，到處都在修建高速路、高架橋、鋪設漂亮草坪……而“職業”足球隊也成為省市領導眼中另一條高速路或漂亮草坪——這是它的幸運和進步，但也是它的不幸和倒退，因為在行政幹預下，它越發像經濟的二奶，而不是獨立的產業。成都保衛戰是典型假球戰例，與錢無關，與麵子和人情有關，打著高尚的城市名義。
四、1998年的夜審陳亦明是一個進步，從成都保衛戰全民歡呼，從球迷到媒體第一次開始自發地質疑假賭黑，經過高尚的成都保衛戰後的假球泛濫成災，人們開始正視困擾自己的問題。隻是中國足球圈內部並不為所動，所以夜審又是一次失敗。
五、1999年渝沈懸案，是積累多年得不到治理的“堂口足球”的大爆發，300萬人民幣表明，一直無視市場規律的中國足球，開始用非常奇怪的方式滲透進了金錢，甚至人情也是可以用錢來衡量的。但中國足協第一次也是極其業餘的“算盤調查”因無司法援助無疾而終，這注定它會走向可怕的“盤口時代”。
六、黑色幽默在以幾何級數增長，幾乎在中國國家足球隊首次打進世界杯同時，11比2橫空出世，餘東風這個“堂會足球”的代表人物，用自殺性的方式創造了世界紀錄，也宣告一個足球分封時代的結束。我們本來再次擁有機會，可袁偉民為首的體育官員，強行封殺了觸手可得的打假機會，但這不怪他，因為他也是這個體製的一部分。
就是這樣，中國足球一步步地從“政治球”“人情球”“名片足球”，走向“堂口足球”，走向“盤口足球”，萬劫不複。
時間有時候是可以跳過的，直接跳過會使我們得到更殘忍的認識，跳過2002年和一屆讓中國人如同夢遊的韓日世界杯，直逼2003年7月11日。這一天，在北京304醫院，一張白色的床單蓋住了龔建平削瘦的臉，作為那場聲勢浩大的打假掃黑風波的政績，他是被清除出來，也是唯一被清除出來的黑哨，鬱鬱寡歡中，終因患骨癌不治去世。
在蓋上床單的那一刻，人們發現他的眼睛怎麽也合不上，親人使勁抹了一下，他才閉上了眼睛，大家知道，他是有話要說。在他去世前，他一直愧疚所做的事情，他還想為中國足球做些有益的事情，可他沒機會了，隻能把所有的機密和不忿，對著太平間慘白的牆壁述說。
在龔建平住院的時候，幾乎沒有人和他接觸，但為他送行的時候，突然自發來了上千人，大家默默地持著小白花，為這個忠厚、內向、內心仍有純淨之地的裁判送上一程。龔建平的妻子索玉華在隊伍中嚎啕大哭，她呼喊著：“龔建平，你放心，我一定會為你報仇的。”
龔建平留下妻子和女兒，走了。他的女兒在北京一所大學裏，學習十分刻苦，沒有人知道她是名動一時的黑哨的女兒。
以下事實連時任足協掌門人的閻世鐸也知情：龔建平在裁判隊伍裏是個小角色，在堂口足球正向盤口足球演變的過程中，潛規則使他不得不收取十幾萬好處費，這些費用比起那些著名裁判，隻是零花錢，其中有些還是俱樂部硬塞給他的，非他本意。這跟官僚機構裏那些發放紅包的故事如出一轍，小角色在大角色收取了巨額贓款後，如果不收取小紅包，是會犯眾怒的。
龔建平感到害怕，很想主動投案，而浙江省體育局局長陳培德和宋衛平共同承諾，以組織名義保證，隻要他交出錢就會保護他，不會讓他受到法律製裁。龔建平這時做出一個很勇敢也很傻氣的舉動，從銀行裏取出10萬元交給了相關部門，而相關部門通過信息，一舉拿下了唯一一個出來投案自首的龔建平。
龔建平讓有關部門鬆了一口氣，在錯綜複雜的人際關係中，終於找到一個替罪羊。他的出現，讓更大的黑哨，讓更大的俱樂部和官員都平安無事，可以結案。這個最簡單的官場厚黑定理，龔建平卻不明白，他天真地以為組織會兌現當初給他的承諾，甚至戴罪立功繼續擔當裁判員。
索玉華之所以狂呼“我要為你報仇”，是因為無論浙江體育局還是杭州綠城都沒有兌現承諾，他們手中還有其他更大的裁判員名單，而這份名單在龔建平投案後，就蒸發了。
在本書的開頭，我們曾書寫過三個女人，在索玉華這個女人的思路裏，如果龔建平不投案，即使有關部門拿到名單也抓不到龔建平頭上，即使抓了龔建平，其他更大名氣的裁判更該被抓。
陳培德和宋衛平沒有實現當初的承諾，是他們無能為力，因為更高級的組織必須用一個龔建平來頂罪，為了給公眾一個交待，不能放過好不容易才出現的龔建平，為了保護這個圈子不被更大範圍地揭穿，必須封住龔建平的口。
有消息說，有關部門私下也給龔建平做了思想工作，讓他閉嘴，如果問題止於他，那以後必有回報他的機會。
龔建平出於足球圈潛規則的控製，閉嘴了。直到去世前都未能開口道出這個圈子的終極秘密。
一直想詢問宋衛平，但他避而不見，他也好賭，一擲千萬金，呼來豪門醉。對於當初的龔建平，再也不說話了。
在2009年打假掃黑抓賭的浪潮中，倒是陳培德因袁偉民的新書突然發了飆，他直指袁偉民的官僚作風，對足球打假打黑抓賭避重就輕，行政不作為。
陳培德的語言極其鋒利：
當年從浙江刮起的足球“打假掃黑”這個中國體壇最大的“風雲”，就是在袁偉民任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兼中國足協主席時，不了了之的。袁偉民局長把排球場上的聲東擊西、虛虛實實的那一套用來管理國家體育，沒有正確對待中國足球對群眾感情上的傷害。
2001年開始的足球打假掃黑，當時的情形還是很有希望的，我是見證人和親曆者，總局領導當時口口聲聲說苦於沒有證據。我們就向國家體育總局反映，還做綠城俱樂部的工作，讓綠城自爆家醜，並提供證據，包括保留著的收錢者(裁判)的黑名單，以及一名裁判的悔過信和退回的現金。我們表示，浙江省體育局不遮醜，不護短，拿自己開刀，會負責任地把省內的綠城俱樂部問題查清楚。
可是國家體育總局有些領導並不領情，骨子裏反而認為我們是“添亂子”。
事實上，始於8年前的足球打假，除了浙江省，全國沒有第二個局長公開站出來支持的。當年很多人問我，你都59歲了，還那麽折騰為了啥呢？我說我就是“為了求真”。我們給國家體育總局一共寫了5封信，總局一封也沒回複。身為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兼中國足協主席的袁偉民先生，也沒有組織各省局開過一次會。這種過於冷漠的姿態，讓人感到很不正常。
袁偉民對於當年打假掃黑這些震驚全國的事件，是這樣回答的：“有證據嗎？證據誰來提供？”
但是，袁偉民怎麽能說沒證據呢？當時的中國足協常務副主席閻世鐸兩次因綠城俱樂部來杭州取證；2002年春節前後，總局監察局同誌又陪同中央專案調查組來杭州取證兩次。綠城的一切都在調查組的掌握之中，而涉及綠城俱樂部的可不僅是一個裁判！
應該說，當時的足球反腐敗環境是非常好的。不僅我們省的人大、政協，當年的全國“兩會”上更是一致聲討體壇腐敗。百來位全國人大代表的提案，直指足球腐敗，呼籲司法介入，簽名附議的42位代表中有13位是全國人大常委，他們來自21個省、市、自治區和特區。同時召開的全國政協會議上，同樣是格外一致地對體育和足球喊“反腐敗”。
這次“兩會”，最終促成了最高檢和最高院就“黑哨”問題的表態，促成了司法介入足壇和體育界。遺憾的是，總局和足協始終按兵不動。
我不明白這是總局“葉公好龍”，還是另有難言之隱。現在看來是袁偉民和其領導的中國足協主觀上不想有作為，“我要管，要花很大的代價，而且不是我能管的。”這些都是他接受專訪時的原話。也許，他也有他的難處，有他的壓力，但這些不該成為一個體壇掌門人對此不作為的充分理由。
袁偉民不是不作為，而似乎是在封殺證據。我們反複論證過，當時國家體育總局和中國足協手中握有一份相當詳細的黑哨名單，其中就有現在大名鼎鼎的裁判員，以及一批涉嫌假球的俱樂部。但是北京奧運會在2001年申辦成功後，整個體育總局及下屬中心都在為力保奧運前夕的競技實力和政治安全性而努力，特別是後者，中國特色讓這個機構絕不想被全國範圍的負麵新聞所糾纏，平穩地在北京奧運前移交權力，力保雅典奧運成績，成為袁偉民頭等大事。所以他對媒體反複報道假球黑哨是相當惱火的，他曾對足協掌門人閻世鐸下死命令，迅速滅火，杜絕後患，絕不能影響奧運備戰。閻世鐸是袁偉民的嫡係幹部，他對這位有著知遇之恩的老上級言聽計從，所以當初在深圳大劇院高喊“殺無赦，斬立決”的他，以其政工幹部的敏銳和堅決，背叛了當初的誓言，在出發前往杭州時，就定下了如何讓當時的陳培德和宋衛平閉嘴的方針。
而來自袁偉民的想法跟司法部門達成默契，在北京奧運已超越體育賽事的前提下，所有體育和非體育的部門都知道，找到替罪羊，安全、迅速撲滅打假掃黑，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龔建平很冤，也一點都不冤，中國體育主管部門從未想過要打假，始於11比2的這場打假風暴，隻不過偶然地因為餘東風的魯莽、甲b五鼠的囂張，才被迫在媒體逼近下展開的，它從一開始，就沒有誠意，從一開始，就決定以犧牲某一個人的方式結束。
上麵的故事，讓我們可以理清，中國足球的假賭黑的來曆：
一、從1978年亞運會被美聯社記者的質疑可以看出，為了彰顯“兩國人民的情深誼長”，中國後衛不惜把對方的球碰進自家大門，以及讓球卻引起日本人反感的黑色幽默。這跟當時特殊的曆史環境有相當關係，一笑之後，甚至某種程度地諒解了它——隻是特殊時代的“政治球”。
二、到了被忽略的1994年，當中國經濟改革進入分水嶺年份時，我們第一次知道中國足球是可以跟金錢扯上瓜葛的，雖然無法證明兩支球隊是否受賄，但全國球迷慨然認定這是外國反動勢力誣陷我們——中國和中國足球都在改革，但並不包括價值觀。這個謬誤一直延續到現在。
三、1995年，改革的中國第一次進入到浩浩蕩蕩的城市化進程，到處都在修建高速路、高架橋、鋪設漂亮草坪……而“職業”足球隊也成為省市領導眼中另一條高速路或漂亮草坪——這是它的幸運和進步，但也是它的不幸和倒退，因為在行政幹預下，它越發像經濟的二奶，而不是獨立的產業。成都保衛戰是典型假球戰例，與錢無關，與麵子和人情有關，打著高尚的城市名義。
四、1998年的夜審陳亦明是一個進步，從成都保衛戰全民歡呼，從球迷到媒體第一次開始自發地質疑假賭黑，經過高尚的成都保衛戰後的假球泛濫成災，人們開始正視困擾自己的問題。隻是中國足球圈內部並不為所動，所以夜審又是一次失敗。
五、1999年渝沈懸案，是積累多年得不到治理的“堂口足球”的大爆發，300萬人民幣表明，一直無視市場規律的中國足球，開始用非常奇怪的方式滲透進了金錢，甚至人情也是可以用錢來衡量的。但中國足協第一次也是極其業餘的“算盤調查”因無司法援助無疾而終，這注定它會走向可怕的“盤口時代”。
六、黑色幽默在以幾何級數增長，幾乎在中國國家足球隊首次打進世界杯同時，11比2橫空出世，餘東風這個“堂會足球”的代表人物，用自殺性的方式創造了世界紀錄，也宣告一個足球分封時代的結束。我們本來再次擁有機會，可袁偉民為首的體育官員，強行封殺了觸手可得的打假機會，但這不怪他，因為他也是這個體製的一部分。
就是這樣，中國足球一步步地從“政治球”“人情球”“名片足球”，走向“堂口足球”，走向“盤口足球”，萬劫不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