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學武的突然造訪讓方木感到有些意外，本能地以為那兩起殺人案有了新的線索。等楊學武把案情簡單陳述了一遍之後，方木也迅速做出了自己的判斷。
“凶手把車開到了消防車道，對麽？”
楊學武點點頭。
按照他的推斷，凶手雖然和平入室，但是從死者的鼻腔內驗出了乙醚的成分。這說明凶手並非死者熟識的人，而是采用騙死者開門，進而通過麻醉死者的方式入室。
至於欺騙的手法，楊學武認為和走廊裏的電箱有關。因為在進行現場勘查的時候，警方發現部分燈具呈開啟狀態，而走廊裏的電閘卻被拉了下來。遂推斷是凶手拉斷電閘，趁死者出門查看時，用乙醚將死者麻醉後，拖拽入室。門旁的左腳拖鞋也可以驗證這一推斷。
據分析，凶手在室內曾停留過一段時間，包括束縛死者及潑灑汽油，並脅迫死者撥打火警電話。縱火後，凶手將死者的灰色五菱麵包車停放至消防車道，而後離開。
如果楊學武的上述推斷成立，那麽凶手的動機就是一個謎。
倘若他想殺死吳兆光，將其麻醉後，可以輕而易舉地致其於死地。就算他希望吳兆光死於極其痛苦的焚燒，澆上汽油點火便是，何必放起一把火，又讓他撥打火警電話呢？更何況他還特意把車停在消防車道上，阻礙消防隊進場救火。
就在方木思索凶手作案動機的時候，心底竟隱隱泛起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楊學武已經體會到方木的困惑，伸手從包裏掏出厚厚一大遝打印紙遞給方木。
方木接過來，發現那是一些網頁的複印件，看上去，有些是新聞網頁，有些是論壇，在每個主題後麵，都附隨著長長的回帖。
他連看幾張，臉色竟起了變化。再抬頭時，發現楊學武正意味深長地看著自己。
“你的意思是？”
“對。”楊學武顯然已經對方木的想法了然於心，“是他做的。”
隨著調查工作的展開，部分線索被陸續匯總至警方。
其中，死者吳兆光的妻子之所以能在案發後迅速趕到現場，是因為在淩晨時分接到了發自丈夫手機的短信。信息內容隻有短短幾個字：家裏著火了，快來救我。吳兆光的妻子回撥過去之後，已經無人接聽。
案發第二天，這部既撥打了火警電話，又發送了短信的手機在園區內的花壇裏被找到。同時找到的，還有麵包車的鑰匙。手機仍處於開機狀態，來自死者妻子的未接來電多達十餘個。那種仍帶著一絲僥幸的絕望，可以想見。
經過對手機的檢查，除了死者吳兆光的指紋之外，沒發現有價值的線索。
警方分析，那輛灰色五菱麵包車，應該是被凶手開至消防通道的。這輛車作為物證被警方暫時扣押，已拖至分局地下停車場保管。經過對整車進行勘驗和檢查，特別是車門把手和方向盤及離合器、油門、刹車等部位，但是，沒有發現有價值的線索。由此可以推斷，凶手在作案時應該戴了手套和腳套。
又是一樁無跡可尋的謎案。
如果從案件的表像特征上無法找到突破口的話，也許，分析凶手的心理痕跡就成為最後一條可以嚐試的思路。
方木認為，凶手的作案手法體現出明顯的“報複”的動機。
這一點，也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認可。實際上，警方從偵查伊始就將嫌疑人鎖定在侯永梅的丈夫程原身上——不會有人比他更加憎恨死者吳兆光。然而，調查結果顯示，程原在目睹妻子被活活燒死後，一直處於精神崩潰的邊緣。
由於住宅遭遇嚴重焚燒，短期內並不適合居住，況且那粘附著妻子皮肉的防盜柵欄依舊立在窗前。所以，程原在火災發生後一直借住在母親家裏。案發當天至次日，程原一直沒有離開母親家。這一點，已經得到程原的母親的證實。此外，程原並不具備駕駛資格，也不會開車。警方曾考慮程原雇凶殺人的可能，然而，對程原近期的手機通話記錄及交往人群進行排查後，發現並無異常。
在方木看來，雖然可以把凶手的動機確定為報複，但是，這起縱火案顯然不同於一般的報複殺人。在某種程度上，凶手非常完美地“複製”了第一起火災。
首先，死者均被困於室內，無法逃脫；
其次，火災無法得到及時撲救的原因都是消防車道被堵住，而且，罪魁禍首都是同一輛車；最後，死者家屬都在火災後抵達現場，目睹親人被活活燒死。
尤其是最後一點，用吳兆光的手機向死者妻子發出短信的，應該是凶手本人。凶手發送這樣的短信，其目的並非是救人，而是讓死者的妻子來火場“欣賞”丈夫被燒死的過程。
死者在火場內，感受到同樣的絕望與恐懼。
死者的家屬在火場外，感受到同樣的焦急與痛苦。
消防員在撲救過程中，感受到同樣的憤怒與無奈。
這樣一來，凶手的作案手段就表現出強烈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味道。一個人，因為自己的無公德心的行為，導致另一個人慘死。而同樣的報應，最終纖毫無差地落在自己身上。
這種在犯罪現場呈現出來的氣質，與第47中學殺人案及富民小區殺人案何其相似！
據此，方木向負責偵辦此案的單位鄭重提出，要將三起殺人案合並偵查。理由是：其一，三起案件反映出嫌疑人相似的犯罪心理定勢。因體罰而導致學生自殺的教師（第47中學殺人案）；因貪利而將生母逐出門外的逆子（富民小區殺人案）；因忽視公共安全而致他人慘死的車主。在凶手看來，這三個人身上都有某種“惡”。這種“惡”，並非尋常意義上的大奸大惡。然而，對凶手而言卻是不可饒恕的。
雖然從現有的證據資料來看，凶手與這些死者並無生活上的交集，甚至連那些“惡行”的間接被害人都算不上。然而，在他的內心，也許已經把自己當作一個懲罰者，並擁有讓這些所謂的“作惡者”自食其果的權力。也就是說，他似乎對那些死者的“惡行”感同身受，並竭力想把這種感受，反作用於作惡者身上。
這是一種非常簡單的、近乎直線般的作惡——報應的思維。在某種意義上，它非常符合人類複仇文明中的一種——同態複仇。亦即以牙還牙，以血洗血。而與這種比較原始的報應觀念相關的另一個詞是：公平。換句話來說，凶手用這種“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手段，來實現他內心中的所謂公平與正義。
於是，魏明軍像於光一樣，用計算數學題與時間和生命賽跑；
薑維利應驗了自己的狂妄，重回“子宮”，並在溫暖的“羊水”中宛若嬰兒般倒懸；
吳兆光則再次被自己的車堵住了生命之路，隻不過，這一次死於熊熊烈火的是他本人。
此外，這三起案件引起的社會轟動效應也恰恰是凶手最希望看到的。
當那三名被民眾口誅筆伐的“作惡者”相繼以極具宿命感的方式死去時，拍手稱快者大有人在。似乎整個社會的激烈情緒都從這些命案中得以宣泄。他得到了肯定，甚至是讚揚，似乎也更加確信自己的行為並不違反道德，至少是維護公平與正義所必需的。
在某種程度上，凶手的犯罪心理定勢在這種外部環境中再次得到鞏固和加強。他敢於在短短幾個月時間內多次犯案，也印證了這一點。
其二，被害人相似。從表麵意義上來看，三起殺人案的被害人的自身屬性幾乎毫無相似之處。除了性別相同之外，被害人的職業、學曆程度、家庭成員情況、社會交往關係、經濟狀況都有很大差異。然而，在對三名被害人進行被害風險評估之後，就能夠發現，在遭受侵害的風險程度上，三名被害人有高度相似之處。
那就是，三名被害人都曾是“名人”。這種突如其來的“名聲”，都來自於死者生前的所謂“惡行”。經新聞媒體披露後，他們的所作所為都被展示在公眾的視野之內，並迅速成為街頭巷尾討論的熱點。
在媒介的引導及渲染下，他們的“惡行”都被無限放大，從無心之失或者一意孤行變成千夫所指。嚴厲譴責者有之，喊打喊殺者有之。一麵倒的輿論讓這些普通人一夜之間成為全民公敵。
魏明軍和薑維利的“臭名昭著”自不必多言，在侯永梅被燒死後，吳兆光同樣在輿論的重壓下苦不堪言。除了紙質媒體連篇累牘的報導之外，電視、廣播中也將他和那輛灰色五菱麵包車反複曝光。特別是在網絡上，好事者對吳兆光的相關信息進行人肉搜索後公之於眾。從手機號碼、住宅電話號碼到家庭住址、工作單位，甚至吳兆光的妻女及親屬的信息數據都被公開。
從楊學武下載並打印出來的那些網頁來看，幾乎每個門戶網站的國內新聞中，都有關於吳兆光的相關鏈接，各大搜索引擎中，“吳兆光”與“菱車主”、“消防車道”等都是熱門關鍵詞。尤其是網絡論壇，每個關於富都華城火災的帖子下麵都附隨著大最回複。其中，“燒死他全家”、“無良車主必須付出代價”、“人渣！去死”等觸目驚心的字眼數不勝數。
如果把公眾發泄到吳兆光身上的憤怒換算成熱能的話，他何止會成為一具焦屍，隻怕連一點骨頭渣子都不會剩下。
這種全民皆言可殺的社會效應，在魏明軍、薑維利和吳兆光身上都有明顯的體現，而恰恰是這種共性，讓三名被害人成為凶手彰顯“公平與正義”的目標。不可否認的是，被害人所有的這種輿論背景，大大強化了凶手的作案動機。在某種程度上，凶手的意圖與公眾情感宣泄的需要高度契合。換句話來說，凶手之所為，即是公眾之所想。實際上，凶手似乎成為公眾意願的代言人和執行者。也許，不僅在凶手心目中，甚至在整個社會的視線裏，殺死這三個人，雖已觸犯刑法，但並不有違道德。於光的母親直呼其為“大俠”，或許恰恰就是這種心念的體現。
其三，犯罪手法相似。從表麵上來看，這三起殺人案的手法各不相同。三名死者分別死於失血性休克、溺死及火災。然而，透過表麵征象，仍可以發現其中的共性。
首先，凶手在作案時都戴了手套以及帽子，並著意清除足跡；
其次，因每次犯案時都需要攜帶一定數量的犯罪工具，例如保險箱、水囊、水桶及油桶等等，凶手疑似駕駛機動車輛前往犯罪現場；再次，部分犯罪工具性質相同。在富民小區殺人案及富都華城縱火案中，凶手都曾用乙醚來麻醉被害人，並用相同（或相似）的黃色膠帶束縛被害人的手腳。值得注意的是，在第47中學殺人案中，凶手用木棍敲擊的方式使被害人喪失反抗，而在後兩起案件中則使用了乙醚。這似乎表明凶手在係列作案中，對作案手段的風險及可靠係數進行反思，並有意升級，進而選擇更有效、保險的手法；最後，凶手在三起案件中，都采用了非常不必要的繁瑣程序來完成殺人。從現場重建分析的情況來看，在致被害人死地之前，凶手都已將被害人徹底製服。此時，殺死他們實在是易如反掌。然而，凶手甘願冒著在現場停留時間過長、隨時可能暴露罪行的風險，費時費力地安排了非常複雜的“儀式”來殺死對方。
於是，魏明軍被迫用自己的血當作墨水來解題以獲得密碼。薑維利重回“予宮”並溺死於“羊水”之中，以實現“有能耐你把我塞回去”的狂言。在吳兆光身上，則幾近完美地重現了侯永梅被燒死的整個過程。
這種“儀式化”的現場傳達出來的意義是，死者曾給他人帶來的痛苦，最終都報應在自己的身上。
以凶手的縝密心思，不可能不知道這樣一個道理：他在現場進行的活動越多，留下痕跡物證的風險越大。他之所以仍然堅持這麽做，乃是他希望借此實現所謂“公平”的強烈意願所致。換句話來說，單純殺死三個被害人，並不能充分滿足凶手的內心需要。致其於死地，固然是凶手追求的目標。然而，相對於死亡這一結果，凶手顯然更看重死亡的形式。而且，通過這些極具宿命感及形式化的“儀式”，凶手一方麵得到了某種情緒及心理的宣泄，另一方麵，他也試圖借此向整個社會傳達這樣一個信息：善惡有報。
盡管方木提出的以上依據與傳統的並案偵查條件並不完全符合，且多是出於主觀推測，然而，在楊學武的大力支持下，市局最終還是同意了方木的主張，並從市局及案發地所屬的數個公安分局抽調人員，成立專案組。
三起案件的相關證據材料被統一整合，集中到專案組做分析處理，力求在最短的時間內確定偵查方向及範圍。與此同時，方木也接受了一個任務：為凶手做心理畫像。
簡單地說，方木要根據已經掌握的情況，對凶手的動機、行為、目的及其心理特點進行相關分析，進而對凶手的相關屬性進行描述。這種描述，將為警方提供一份較為直觀的嫌疑人特征描繪提綱，以便縮小排查範圍，並預測新的犯罪可能性及其特點，在確定偵查方向的同時，也提出防範工作的重點。
在一般情況下，犯罪心理畫像所依據的信息主要來自於現場勘查以及對被害人、現場感知人（例如目擊者）的分析研究。從這三起案件來看，幾乎不存在現場感知人。而且，凶手在現場留存的明態痕跡少之又少。然而，沒有信息，本身就是一種信息，也能在某些方麵說明嫌疑人的心理屬性。
從現有情況來看，這項任務無疑是很艱巨的，而且，它的意義在於能夠指明偵查方向。否則，一切偵查活動都隻能是無的放矢。專案組隻給了方木五天時間。
所有人都在期待，他，究竟是一個什麽樣的人？
“凶手把車開到了消防車道，對麽？”
楊學武點點頭。
按照他的推斷，凶手雖然和平入室，但是從死者的鼻腔內驗出了乙醚的成分。這說明凶手並非死者熟識的人，而是采用騙死者開門，進而通過麻醉死者的方式入室。
至於欺騙的手法，楊學武認為和走廊裏的電箱有關。因為在進行現場勘查的時候，警方發現部分燈具呈開啟狀態，而走廊裏的電閘卻被拉了下來。遂推斷是凶手拉斷電閘，趁死者出門查看時，用乙醚將死者麻醉後，拖拽入室。門旁的左腳拖鞋也可以驗證這一推斷。
據分析，凶手在室內曾停留過一段時間，包括束縛死者及潑灑汽油，並脅迫死者撥打火警電話。縱火後，凶手將死者的灰色五菱麵包車停放至消防車道，而後離開。
如果楊學武的上述推斷成立，那麽凶手的動機就是一個謎。
倘若他想殺死吳兆光，將其麻醉後，可以輕而易舉地致其於死地。就算他希望吳兆光死於極其痛苦的焚燒，澆上汽油點火便是，何必放起一把火，又讓他撥打火警電話呢？更何況他還特意把車停在消防車道上，阻礙消防隊進場救火。
就在方木思索凶手作案動機的時候，心底竟隱隱泛起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楊學武已經體會到方木的困惑，伸手從包裏掏出厚厚一大遝打印紙遞給方木。
方木接過來，發現那是一些網頁的複印件，看上去，有些是新聞網頁，有些是論壇，在每個主題後麵，都附隨著長長的回帖。
他連看幾張，臉色竟起了變化。再抬頭時，發現楊學武正意味深長地看著自己。
“你的意思是？”
“對。”楊學武顯然已經對方木的想法了然於心，“是他做的。”
隨著調查工作的展開，部分線索被陸續匯總至警方。
其中，死者吳兆光的妻子之所以能在案發後迅速趕到現場，是因為在淩晨時分接到了發自丈夫手機的短信。信息內容隻有短短幾個字：家裏著火了，快來救我。吳兆光的妻子回撥過去之後，已經無人接聽。
案發第二天，這部既撥打了火警電話，又發送了短信的手機在園區內的花壇裏被找到。同時找到的，還有麵包車的鑰匙。手機仍處於開機狀態，來自死者妻子的未接來電多達十餘個。那種仍帶著一絲僥幸的絕望，可以想見。
經過對手機的檢查，除了死者吳兆光的指紋之外，沒發現有價值的線索。
警方分析，那輛灰色五菱麵包車，應該是被凶手開至消防通道的。這輛車作為物證被警方暫時扣押，已拖至分局地下停車場保管。經過對整車進行勘驗和檢查，特別是車門把手和方向盤及離合器、油門、刹車等部位，但是，沒有發現有價值的線索。由此可以推斷，凶手在作案時應該戴了手套和腳套。
又是一樁無跡可尋的謎案。
如果從案件的表像特征上無法找到突破口的話，也許，分析凶手的心理痕跡就成為最後一條可以嚐試的思路。
方木認為，凶手的作案手法體現出明顯的“報複”的動機。
這一點，也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認可。實際上，警方從偵查伊始就將嫌疑人鎖定在侯永梅的丈夫程原身上——不會有人比他更加憎恨死者吳兆光。然而，調查結果顯示，程原在目睹妻子被活活燒死後，一直處於精神崩潰的邊緣。
由於住宅遭遇嚴重焚燒，短期內並不適合居住，況且那粘附著妻子皮肉的防盜柵欄依舊立在窗前。所以，程原在火災發生後一直借住在母親家裏。案發當天至次日，程原一直沒有離開母親家。這一點，已經得到程原的母親的證實。此外，程原並不具備駕駛資格，也不會開車。警方曾考慮程原雇凶殺人的可能，然而，對程原近期的手機通話記錄及交往人群進行排查後，發現並無異常。
在方木看來，雖然可以把凶手的動機確定為報複，但是，這起縱火案顯然不同於一般的報複殺人。在某種程度上，凶手非常完美地“複製”了第一起火災。
首先，死者均被困於室內，無法逃脫；
其次，火災無法得到及時撲救的原因都是消防車道被堵住，而且，罪魁禍首都是同一輛車；最後，死者家屬都在火災後抵達現場，目睹親人被活活燒死。
尤其是最後一點，用吳兆光的手機向死者妻子發出短信的，應該是凶手本人。凶手發送這樣的短信，其目的並非是救人，而是讓死者的妻子來火場“欣賞”丈夫被燒死的過程。
死者在火場內，感受到同樣的絕望與恐懼。
死者的家屬在火場外，感受到同樣的焦急與痛苦。
消防員在撲救過程中，感受到同樣的憤怒與無奈。
這樣一來，凶手的作案手段就表現出強烈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味道。一個人，因為自己的無公德心的行為，導致另一個人慘死。而同樣的報應，最終纖毫無差地落在自己身上。
這種在犯罪現場呈現出來的氣質，與第47中學殺人案及富民小區殺人案何其相似！
據此，方木向負責偵辦此案的單位鄭重提出，要將三起殺人案合並偵查。理由是：其一，三起案件反映出嫌疑人相似的犯罪心理定勢。因體罰而導致學生自殺的教師（第47中學殺人案）；因貪利而將生母逐出門外的逆子（富民小區殺人案）；因忽視公共安全而致他人慘死的車主。在凶手看來，這三個人身上都有某種“惡”。這種“惡”，並非尋常意義上的大奸大惡。然而，對凶手而言卻是不可饒恕的。
雖然從現有的證據資料來看，凶手與這些死者並無生活上的交集，甚至連那些“惡行”的間接被害人都算不上。然而，在他的內心，也許已經把自己當作一個懲罰者，並擁有讓這些所謂的“作惡者”自食其果的權力。也就是說，他似乎對那些死者的“惡行”感同身受，並竭力想把這種感受，反作用於作惡者身上。
這是一種非常簡單的、近乎直線般的作惡——報應的思維。在某種意義上，它非常符合人類複仇文明中的一種——同態複仇。亦即以牙還牙，以血洗血。而與這種比較原始的報應觀念相關的另一個詞是：公平。換句話來說，凶手用這種“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手段，來實現他內心中的所謂公平與正義。
於是，魏明軍像於光一樣，用計算數學題與時間和生命賽跑；
薑維利應驗了自己的狂妄，重回“子宮”，並在溫暖的“羊水”中宛若嬰兒般倒懸；
吳兆光則再次被自己的車堵住了生命之路，隻不過，這一次死於熊熊烈火的是他本人。
此外，這三起案件引起的社會轟動效應也恰恰是凶手最希望看到的。
當那三名被民眾口誅筆伐的“作惡者”相繼以極具宿命感的方式死去時，拍手稱快者大有人在。似乎整個社會的激烈情緒都從這些命案中得以宣泄。他得到了肯定，甚至是讚揚，似乎也更加確信自己的行為並不違反道德，至少是維護公平與正義所必需的。
在某種程度上，凶手的犯罪心理定勢在這種外部環境中再次得到鞏固和加強。他敢於在短短幾個月時間內多次犯案，也印證了這一點。
其二，被害人相似。從表麵意義上來看，三起殺人案的被害人的自身屬性幾乎毫無相似之處。除了性別相同之外，被害人的職業、學曆程度、家庭成員情況、社會交往關係、經濟狀況都有很大差異。然而，在對三名被害人進行被害風險評估之後，就能夠發現，在遭受侵害的風險程度上，三名被害人有高度相似之處。
那就是，三名被害人都曾是“名人”。這種突如其來的“名聲”，都來自於死者生前的所謂“惡行”。經新聞媒體披露後，他們的所作所為都被展示在公眾的視野之內，並迅速成為街頭巷尾討論的熱點。
在媒介的引導及渲染下，他們的“惡行”都被無限放大，從無心之失或者一意孤行變成千夫所指。嚴厲譴責者有之，喊打喊殺者有之。一麵倒的輿論讓這些普通人一夜之間成為全民公敵。
魏明軍和薑維利的“臭名昭著”自不必多言，在侯永梅被燒死後，吳兆光同樣在輿論的重壓下苦不堪言。除了紙質媒體連篇累牘的報導之外，電視、廣播中也將他和那輛灰色五菱麵包車反複曝光。特別是在網絡上，好事者對吳兆光的相關信息進行人肉搜索後公之於眾。從手機號碼、住宅電話號碼到家庭住址、工作單位，甚至吳兆光的妻女及親屬的信息數據都被公開。
從楊學武下載並打印出來的那些網頁來看，幾乎每個門戶網站的國內新聞中，都有關於吳兆光的相關鏈接，各大搜索引擎中，“吳兆光”與“菱車主”、“消防車道”等都是熱門關鍵詞。尤其是網絡論壇，每個關於富都華城火災的帖子下麵都附隨著大最回複。其中，“燒死他全家”、“無良車主必須付出代價”、“人渣！去死”等觸目驚心的字眼數不勝數。
如果把公眾發泄到吳兆光身上的憤怒換算成熱能的話，他何止會成為一具焦屍，隻怕連一點骨頭渣子都不會剩下。
這種全民皆言可殺的社會效應，在魏明軍、薑維利和吳兆光身上都有明顯的體現，而恰恰是這種共性，讓三名被害人成為凶手彰顯“公平與正義”的目標。不可否認的是，被害人所有的這種輿論背景，大大強化了凶手的作案動機。在某種程度上，凶手的意圖與公眾情感宣泄的需要高度契合。換句話來說，凶手之所為，即是公眾之所想。實際上，凶手似乎成為公眾意願的代言人和執行者。也許，不僅在凶手心目中，甚至在整個社會的視線裏，殺死這三個人，雖已觸犯刑法，但並不有違道德。於光的母親直呼其為“大俠”，或許恰恰就是這種心念的體現。
其三，犯罪手法相似。從表麵上來看，這三起殺人案的手法各不相同。三名死者分別死於失血性休克、溺死及火災。然而，透過表麵征象，仍可以發現其中的共性。
首先，凶手在作案時都戴了手套以及帽子，並著意清除足跡；
其次，因每次犯案時都需要攜帶一定數量的犯罪工具，例如保險箱、水囊、水桶及油桶等等，凶手疑似駕駛機動車輛前往犯罪現場；再次，部分犯罪工具性質相同。在富民小區殺人案及富都華城縱火案中，凶手都曾用乙醚來麻醉被害人，並用相同（或相似）的黃色膠帶束縛被害人的手腳。值得注意的是，在第47中學殺人案中，凶手用木棍敲擊的方式使被害人喪失反抗，而在後兩起案件中則使用了乙醚。這似乎表明凶手在係列作案中，對作案手段的風險及可靠係數進行反思，並有意升級，進而選擇更有效、保險的手法；最後，凶手在三起案件中，都采用了非常不必要的繁瑣程序來完成殺人。從現場重建分析的情況來看，在致被害人死地之前，凶手都已將被害人徹底製服。此時，殺死他們實在是易如反掌。然而，凶手甘願冒著在現場停留時間過長、隨時可能暴露罪行的風險，費時費力地安排了非常複雜的“儀式”來殺死對方。
於是，魏明軍被迫用自己的血當作墨水來解題以獲得密碼。薑維利重回“予宮”並溺死於“羊水”之中，以實現“有能耐你把我塞回去”的狂言。在吳兆光身上，則幾近完美地重現了侯永梅被燒死的整個過程。
這種“儀式化”的現場傳達出來的意義是，死者曾給他人帶來的痛苦，最終都報應在自己的身上。
以凶手的縝密心思，不可能不知道這樣一個道理：他在現場進行的活動越多，留下痕跡物證的風險越大。他之所以仍然堅持這麽做，乃是他希望借此實現所謂“公平”的強烈意願所致。換句話來說，單純殺死三個被害人，並不能充分滿足凶手的內心需要。致其於死地，固然是凶手追求的目標。然而，相對於死亡這一結果，凶手顯然更看重死亡的形式。而且，通過這些極具宿命感及形式化的“儀式”，凶手一方麵得到了某種情緒及心理的宣泄，另一方麵，他也試圖借此向整個社會傳達這樣一個信息：善惡有報。
盡管方木提出的以上依據與傳統的並案偵查條件並不完全符合，且多是出於主觀推測，然而，在楊學武的大力支持下，市局最終還是同意了方木的主張，並從市局及案發地所屬的數個公安分局抽調人員，成立專案組。
三起案件的相關證據材料被統一整合，集中到專案組做分析處理，力求在最短的時間內確定偵查方向及範圍。與此同時，方木也接受了一個任務：為凶手做心理畫像。
簡單地說，方木要根據已經掌握的情況，對凶手的動機、行為、目的及其心理特點進行相關分析，進而對凶手的相關屬性進行描述。這種描述，將為警方提供一份較為直觀的嫌疑人特征描繪提綱，以便縮小排查範圍，並預測新的犯罪可能性及其特點，在確定偵查方向的同時，也提出防範工作的重點。
在一般情況下，犯罪心理畫像所依據的信息主要來自於現場勘查以及對被害人、現場感知人（例如目擊者）的分析研究。從這三起案件來看，幾乎不存在現場感知人。而且，凶手在現場留存的明態痕跡少之又少。然而，沒有信息，本身就是一種信息，也能在某些方麵說明嫌疑人的心理屬性。
從現有情況來看，這項任務無疑是很艱巨的，而且，它的意義在於能夠指明偵查方向。否則，一切偵查活動都隻能是無的放矢。專案組隻給了方木五天時間。
所有人都在期待，他，究竟是一個什麽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