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史的程序，是古代奴隸社會，農奴製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社會。中國史則不如此，因為中國的不是社會而是人世。中國的是王天下。中國與西方，是這邊在黃帝之時，那邊在埃及巴比侖古王國之時，而且遠比這更早就已經分歧了。
這分歧，起先是因地利與產業。文明是要產業來養的，而文明亦可以養產業，且可以產業即是文明的色相與性情，產業的生發即是文明的演繹遂行，但文明尚在幼小期則會被產業所左右，甚至於被傷害。埃及的含人與巴比侖的蘇美爾人，原與印度的達羅毗荼人，中國的漢人皆從阿瑙蘇撒的始生文明出身，可是埃及巴比侖才開頭就產業發生了疾病。
埃及的尼羅河流域及巴比侖的兩河流域皆極肥沃，但受幅員限製，此地與鄰地肥瘠程度的顯著對照使人感覺勞力與收獲不一致，有不勞而獲的部分，有勞而不獲的部分，如此就覺得世界不是人的勞力所建立的，工作者及工作，及工作的處所，工作的對象，皆尚有在人力之外，而行為與物，人與世界，皆分離了。這即是埃及人巴比侖人的人世動搖破裂的開端。在沃土不勞而獲的希冀，在瘠地勞而不獲的怨怒，從感恩與哀歎裏乃出來了神意，而人們的想法則變得世界是借住的，物是可以離人而去的。
人以勞力給予，而給予亦即是取得，取與給而且可以皆是無盡的。但埃及人巴比侖人則因使用沃土與使用瘠地的顯著對照，取與給遂分離，而變為權利與義務，權利惟求其多，義務惟求其少，起了這樣的貪婪與萎縮，給乃失了親情，取乃墮落而為占有，要霸占土地了。他們從對於沃土的不勞而獲，引伸到對別人的勞力亦可惟因權力而為我所有，神權亦即是強權，對神的屈伏亦即是對強者的屈伏。是故埃及及巴比侖人很早就起來了大土地的霸占與買賣，並且因霸占土地而霸占到人的位份，出現商業資本的奴隸社會。
他們的產業首先是農與牧分離，因尼羅河流域及兩河流域是黃金地而亦是寸金地，牧乃被驅入山中。至於漁獵，那是更早已被逐走了。如此，沃土上惟剩下農業，它不能單獨養活手工業，那手工業亦分離出去，獨立成了第三者。產業的全體性既這樣割裂，乃又刺激農業與漁獵及牧業手工業相互間交換物品的必要，而強調商業的活動，商業不但也獨立起來，而且把眾業都來轄治了。西洋史上幾千年來商業資本的風浪，即是這樣開始的。
產業的各各獨立而偏頗發展，造成此業對彼業的貧富不均，及此部落對彼部落的貧富不均，這就發生了空前的大規模搶劫，而商業資本則正要這搶劫的力量來和它結合，先來建立鄉市的僧侶政治，後更造成王國帝國，乃至現代西洋的國家。其間資本自身起了從商業資本到工業資本到金融資本國家資本的一連串革命。社會起了從奴隸社會到農奴社會工資奴隸製社會及國家機關雇傭奴隸製社會的一連串革命。而外患則從山中牧羊人的傾覆了埃及金字塔前王朝，及迦勒底人的傾覆了巴比侖吾珥王朝，到北方蠻族的毀滅羅馬帝國，及至現代蘇俄對美國的世界戰爭與世界革命的同歸於盡這等一連串的劫數輪回。
但是還有中國。馬克思說人類的曆史是一部階級鬥爭史，這隻限於西洋的史實，中國的史實則未有過都市僧侶政治或王國帝國，未有過任何資本社會的奴隸製度。中國換朝易代亦不是革命，無論內憂外患亦惟亡國而無亡天下。他的曆史並不依照否定律，而是演繹的。中國亦沒有宗教哲學，連西洋那樣的藝術亦沒有，可是有人情物意之美，有悠悠曆史，蕩蕩版圖，而皆生於現前。中國是向來就比西洋好，現在亦仍比西洋好，將來還要使全世界皆來生在文明裏。
佛經裏有迦樓羅的故事：“迦樓羅者，金翅鳥，又雲妙翅鳥，鳥翅種種莊嚴，不唯金故。亦翻大身鳳凰。兩翅相去三百六十萬裏，閻浮提隻容一足，頸下有如意珠。能食生龍，有四生別，其胎生者食三生龍，除其化濕，其卵生者食二生龍，除化除胎，其濕生者惟食其濕。此四天下，有一迦樓羅王，名曰正音，壽八千歲，日別新食一大龍王，五百小龍，繞四天下，周而複始，次第食之。命欲終時，諸龍吐毒，不複能食，饑火所逼，聳翅直下，至風輪際，為風所吹，而複上來，往返七回，無處停足，遂至金剛山上命終。以食諸龍身肉，毒氣遂發猛火。其難陀龍王及跋難陀，恐燒寶山，遂降大雨，滴如車輪，以滅其火。身肉消散，惟餘心在，大如人塍，純青琉璃。輪王得之，用為珠寶，帝釋得之，為髻中珠。”
這故事不但是說的巴比侖埃及等古國，而亦是說的現代西洋，他們雖有眾寶莊嚴，但未得人身，不離胎卵濕化生命的無明。他們這種原始生命的大力衝決徘徊，至於地球上不夠立足，而日月以火與劍吞食殖民地。帝國主義者命欲終時，殖民地吐毒，不複能食，遂起世界大戰，差一點燒毀了金剛山。而第三次世界大戰後遺下現代西洋的東西，則將惟有中國人及日本人印度人來用它，而使之成為美好，如珠如寶，如髻中珠。
原來西洋史是從物種的生存競爭到人類階級鬥爭的傳統，而中國史則自是從阿瑙蘇撒始生文明而來的演繹。西洋雖早先埃及人巴比侖人亦如印度達羅毗荼人的曾與我們通譜，但自從他們那邊出現了商業資本的奴隸社會，而我們這邊則出現井田之時起，就兩家各宗了。
西洋有過奴隸社會等等，西洋人亦是這樣說，中國則有過井田，所以向來都說有井田，而奴隸社會這些則因沒有過，所以亦無人說有，這裏個人的小小學問總不及一個民族的自知。郭沫若必要比附西洋史，說先秦是奴隸社會，但他考證了金文，又不得不改口承認確有過井田。而既有井田，即亦不能是奴隸社會，因為奴隸社會是以奴隸從事生產勞動為經濟本位的社會，井田卻八口之家百畝之田有一定，若用奴隸，便會發生勞動力過剩與消費不足，行不通的。
中國古時原曾有過奴隸，但有奴隸並不即是奴隸社會。井田製農田裏用不進奴隸勞動，連工賈亦因授田而受到同樣的限製，工賈中惟有極小的一部分應用奴隸勞動，那到底成不得氣候，而其他則多是家庭奴隸，與生產事業無關。後世卓王孫有家僮八百人，《紅樓夢》裏榮寧二府亦有丫鬟僮仆數百人，總不能說漢朝清朝亦是奴隸社會。
郭沫若折算先秦一個奴隸的身價隻值現在的二枚銅元，來形容其慘，殊不知若是奴隸社會則決不能如此廉價，《舊約》裏約瑟被賣是二十兩銀，而隻值二枚銅元則證明其並無勞動價值，倒是家庭奴隸供過於求的現象罷了。郭又舉奴隸分十等來宣傳階級壓迫，但若是從事生產勞動的奴隸，則雖不像現代工人的在機器麵前都平等，亦不能身份相差到分成十等，分成十等乃正因其不過是家庭奴隸。單是家庭奴隸不能構成奴隸社會。
郭又稱先秦諸侯有互相贈送織工的事，又對田鬲的鬲解釋得甚多。但贈送織工不過像秦朝的征發遣戍或漢朝的移置豪右大族於關中，可被征調遷移的亦並非即是奴隸。而鬲則是隻耕種王室的田，供祭祀粢盛的，故天子賞賜宗室大臣五田十田，連鬲若幹人，隆重之極，要專為鑄一隻鼎來記明這回事。這鬲即或是奴隸，那亦隻與奚一樣，是王室的奴隸，而與民間的產業無關，所以這兩個字在別處少見，《詩經》裏沒有說到奚，農夫亦隻叫農夫，不叫田鬲。
這裏我們是要來舉出三件事，一件是戰國時的殺降卒，白起一次即坑趙卒四十萬人，西洋古代沒有不保存俘虜來做奴隸的，中國彼時卻因不是奴隸社會，俘虜用不進生產勞動裏去，受降了來無用。又一件是《詩經》裏講稼穡畜牧漁獵建築，那樣的熱鬧興旺開心，而西洋則荷馬史詩裏惟有英雄向牧家奴或牧羊人問路探消息，乃至莎士比亞及歌德的戲劇小說及詩裏，亦惟有地主貴族邂逅牧女或農女，結果發見她原來是一位公主的羅曼史，都沒有講如何耕地割麥牧牛牧羊築室上梁的，這便因他們的真是奴隸社會與農奴社會，奴隸主對勞動隻有冷淡輕蔑與遺忘，而奴隸則憎恨勞動，人人皆對這樣的事無好感，而中國則因不是奴隸社會，才對勞動有如此普遍的親情。第三，中國人頂天立地，稱為天地人，不屈伏於神，那種平等自在亦決不是奴隸社會所能有的。再說一次，奴隸社會之後必有農奴社會，中國則因沒有過奴隸社會，所以亦沒有農奴社會。中國沒有過農奴社會，是連考證亦不必考證。
中國史本來無須這樣多考證，更無須乎議論，西洋的古國如埃及巴比侖等要考證，是因為已經劫毀，還有新石器時代以前的亦要考證，是因無文獻，中國則文獻俱在，未曾中斷過。西洋史從希臘羅馬以來，對原有的文獻有考證亦不過是補缺，沒有懷疑到他們的曆史的本格，來根本翻案的，中國卻民國以來的史學家講疑古，隻因他們必要以西洋史來範圍中國史，才要這樣以考證來把中國史的本格翻案，這就出了考證學的限度，而他們乃又以議論來指揮，索性連考證學的清白亦喪失了。
曆史的事，議論猶可，而他們的乃是批判，如“十批判書”，如“我對於先秦史的批判”等等，實在連笑亦不好笑。但曆史到底亦不受法官的批判或人民法庭的裁判，倒不如鳳陽花鼓的“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隻是說說道道，由聽的人怎樣去想都可以。以下我就來從頭說起。
卻說漢人當初來到黃河流域，此地雖不及尼羅河流域兩河流域的肥沃，但是平均而廣衍，不受幅員的限製。它的肥沃程度，恰好是你肯做有出息，不做就沒有出息，你以勞力給與土地，與從土地取得收獲，皆可以是無限製的，沒有勞而不獲，亦沒有不勞而獲，是如此的取與給為一，給予一分即取得一分，如嵊縣戲《玉蜻蜓》前遊庵的唱詞： <blockquote>
聽你說，姻緣不結子咳難添，據我想末非是神聖之靈驗，原是世人的勞哇力，你何用敬重在神前啊。 </blockquote>
即是因為有人的可靠，所以沒有宗教。
黃河流域的廣衍，更是可以到得建立天下世界而不受土地的天然限製，各種產業相互間及各地產業相互間皆可保持和諧，而為全麵的平等發展，故不墮於西洋那種杠杆力學的經濟規律，而出現的是井田。
井田是按照當時的生產力，計夫授田，農有農田，牧有牧田，獵稱田獵，亦在授田之列。工賈亦受田，由同井同邑的人助耕，而工賈則以其器物相報。工賈多是散居在井邑，少數居在都市的，亦前後門開出即是田畝，可以照應得到農業。中國人家庭的庭院這樣普遍，其先即因都市亦由井田而成。彼時工賈亦為農夫所養，但不是原始共產社會那樣的。井田是已有私產了的。已有私產亦能這樣好，此即是經濟的規律已被涵養在文明裏，而為文明所持了。
井田不可拿來與原始共產社會聯想，因為決不能有了天子之朝廷而尚是原始共產社會的。它亦非集團經濟或自給經濟，因為已有私有財產，已有通行無阻的商業。井田雖土地公有，但自十八歲授田至六十歲還田，亦等於終身有之，如同私有，種作及收獲時雖眾人一齊出動，滿田畈有人擊鼓發號令，亦是各種各的田，各人收獲各人的，並非幾千人排在一起耕，或收割，然後又來分配，像原始共產社會或現代共產社會的集體農場那樣的。
商業則見於《周禮》，大市日中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走卒為主，但這不是原始，因為當時周朝已經很繁盛，而是眾產業皆生在一起，且又沒有土地買賣，故商業亦不凸出，商業倒是惟保持眾產業的空氣流通。《鹽鐵論》“夏後氏以玄貝，周人以紫石”，貨幣這樣幼稚，並非當時的商業微小，而是因不發生商業資本主義。一部《周禮》有如此巨大的灌溉工程，及繁密的人事製度，朝聘會同及命將出師所能動員的物力，此即可見當時產業的活潑運轉不全靠商業的機能。可是當時的商業亦並不小。
井田從黃帝時起或還在黃帝之前已開始漸漸形成，至周末為止一直延長興旺了二千多年，它不但是一種經濟製度，而且即是文明自身。世界各民族多有五倫，但惟中國人家能演繹出五常，即因中國人家是為井田所養。井田每份人家有田場種作，有蠶桑有木材，有雞豚狗豕魚鱉之屬，而且與百作工匠都生在一起，此即每一份人家皆是一個完全，推廣到井、邑、遂、同、禹域九州，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隻是這井田的圖案，而文明亦即在於這井田的作息，及養生送死男女衣食器物之美。
《周禮》那麽多王官其實亦是民，政治幾乎都是經濟行為，而且職司的界限劃分得不嚴，因各部分皆是個完全，隻是職司而無所謂政權。乃至政府與民間的界限亦似有似無，因為政治並不是統治。中國的政治兩字，政隻是事，而治則是太平的意思，既非經濟統治政治，亦非政府統治人民，沒有所謂下層建築是上層建築的基礎，上層建築是下層建築的反映這種區別隔膜，而且從西洋那種諸勢力關係作成的支配與被支配，決定與被決定的杠杆力學所作成的曆史規律全解脫了。
中國曆史的性格是從有井田時已經成定了，其後至秦漢雖廢井田，亦隻如歐氏幾何學之後更有非歐幾何學，是翻新而非否定。以至於今，中國人對於西洋的東西可以如莊子遊於濠上而知魚之樂，而魚則不能曉得莊子。
財產製度的問題，中國是井田時已私有，而這私有乃是私情，如在一個大的風景裏，覺得攜手同行的人更有一種親愛，對貼身穿戴的衣飾更有一種歡喜，雖然那人那衣飾亦是生在一個大的風景裏的。又如遍路桃李花，人要折一朵插向鬢際，這份私情原來非常好，而亦即是在財產方麵可以私有與公有不起衝突。井田的私有是份有，故知足無求，大而至於有天下，亦是“舜有天下而不與焉”，不是一種權，一種幹涉的有，所以親切而慷慨。
西洋人的則是霸占，中國人能有而不占，西洋人卻占而不能有。日本軍曾占領了大半個中國，中國人當時並不覺得失去了，不過淪陷而已，照常有著它。而西洋人的占有則不能這樣的遍在自在，又常會失去，故西洋史從來諸行無常。私有公有是總要能有得好，怎樣的革命，若隻把私占變成公占，予掠奪者以掠奪，則狼群及蜜蜂螞蟻社會亦共產，有何好呢？
財產製度私有公有的變化原是極自然的，惟私占公占的革命才必行於階級鬥爭，而且要說是為了提高生產力與合理的分配。野蠻人才是生產第一主義，而且那樣嚴肅的在分配，又時而把搶劫亦當作是生產與分配，而如何處理這生產與分配得來的東西則隻是茹毛飲血。文明人是更要使生產成為美，而且使生產品在使用時成為美。
若知使生產亦成為美，則今日的工廠與機器必定還可以更好看，而勞動亦可以更有喜樂，經濟製度將不隻是取決於勞資雙方的權利之爭，而以一種更高的標準，即人情物意之美來衡定，生產不應隻是生產關係，卻是還要有好性情的。中國向來即學徒店夥亦分得紅利，雇主與被雇，一是東家，一乃西賓，過年還分壓歲錢，不為別的，隻是做人的道理如此，隻為叫大家也歡喜歡喜。
生產亦不應隻是生產力，卻是還要有德。生產力隻能作成有限的價值，即等於其加進去的勞動量，而這勞動量是根據生產力的平均高度以時間來計算的。但如鑄日本刀，必要齋戒沐浴正衣冠，至心誠意的打，才能打出寶刀，這即是在有限的值之外更賦予了無限的值。這似乎太慢，可是亦有可以快的。我亡命溫州時，愛玲從上海取道金華麗水，千裏迢迢來看我，兩人同去街上走走，沿街有個紡纖工場，就站在窗口看女工織布，那女工襟邊佩一朵花，坐在機杼前，隻見織的布如流水，好像她的人是被織出來的，真真的如花美眷，如水流年，回到旅館裏，愛玲打算把它寫出來，先記下杜甫的兩句詩： <blockquote>
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 </blockquote>
果能一代的人皆清潔爽朗，有風和日暖，是機器的生產亦可以無限瀟湘的。
而且亦不必太快，今日的問題倒是生產力的速度要慢亦不能慢，將來發展的限製不在機器，而在人到得忙不過來，高速度的世界必有一天破滅。騎腳踏車與下圍棋皆要快容易，要能慢才是難，而文明則正是要能緩，如錢武肅王簡淑妃： <blockquote>
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 </blockquote>
凡有一個大的境界，乃無高速度的感覺，火車在隧道中駛過才覺得快，而飛機在天空，火車在大平原，則惟見日月靜好，山川回環。中國在井田時代及其後秦漢到清初，生產力皆比同期西洋的大，而能若無其事，這道理在今天亦還是一樣，雖然今天中國的生產力一時不及西洋。
再說分配，一是市場的問題，一是自由買賣或配給的問題。市場要眾產業有平等和諧的發展，則商品交換自然深穩。而且要有人生的繁華，不是單為需要才購買。而且不要財富皆是為了再生產，財富應當為受用，生產亦不過是戲樂。
現代美國的眾產業亦平均發展，但仍受資本的支配，不自在的。平等是要產業的自在遍在。這裏要使人想起井田，井田的產業是生在天下世界的，不止一地域內眾業平等，秦漢以後亦仍此意。美國雖說要開發世界落後地域，但天下世界的演成不是這樣的性情，亦非這樣的做法。
西洋又沒有人生的繁華，西洋產業革命後，市場擴大靠一般生活必需品的皆商品化，亦仍隻是為了需要，必需品的需要，奢侈品的需要，其提高生活程度亦仍隻是擴大需要，為了滿足欲望。但欲望是要饜飽的，結果弄到要靠新奇來維持市場，如汽車的年年換新型。而且生活的必需品是可以緊縮的，結果弄到自由買賣亦不能進行，要行配給製。
中國則是井田以來即有禮，祭禮婚禮冠禮，鄉飲酒及朝聘會同賓主之禮，單是庶民皆有一套禮服，客來必市饌沽酒，就比西洋多了一層購買力，還有四時佳節，燈市龍船，是有這樣的人生繁華，所以市場乃亦生在人世的風景無限裏。
文明是益益向處理生產品的方麵發展，烹調比生產糧食更重要，裁衣比紡織更重要。而且好衣裳是還要人會得穿，好房子是還要人會得住，在店裏看一件器皿和在人家裏看這件器皿，會覺得很不同似的，即是物的值不單在生產中作成，而亦在使用時作成。西洋則說消費，使用隻是耗損價值罷了，而且他們常會得消化不良，以致要以戰爭來消化，這是他們的無福。處理生產與分配得來的東西仍隻有茹毛飲血那種程度，即分配亦不能有好性情，而且除了生產便無事可做，此所以西洋財富皆為再生產，而市場乃成了貪婪，總不得清明解決。
至於自由買賣或配給製，那隻是私有公有皆要能有得好的問題。自由買賣亦可以是金錢萬惡，配給製亦可以如狙公賦芋。《莊子》裏養猴的人經過群猴的民主決議，把朝三暮四改為朝四暮三，然後群猴排隊來領配給的芋，都歡喜了，我可是看了並不可喜。但自由買賣與配給亦皆可以是好的。自由買賣如上菜場買小菜，早晨頭還沒曾梳，鄰女就來邀了，草草洗過碗盞，解下圍襴，掠掠頭發提籃就出去，外麵滿街陽光，菜場裏皆是一片新鮮意，堂堂的一天裏小小的盤算計較，亦分外有一種親切。而配給則如昔時長安上元夜，皇帝請客，滿城士女看燈，經過五鳳樓前各領飲禦酒一杯，或如今時民間仍有的清明節領豆腐豬肉，去眾家山上拔筍，回來筍也分得，映山紅花也折了一筐。怎樣的自由買賣，怎樣的配給，各取所值或各取所需，總之是除了辦法還要有人世的風景。
人情物意的美好隻是生於禮。井田時代的事，齊桓公責楚子：“爾供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以來問。”一到了是禮，連茅草之微亦可以這樣隆重，而車服宮室之富亦仍隻是個不玩人、不玩物。
包茅的說法是，堂前有嘉賓，主人陪著在說話，家裏的婦人與小孩皆覺得晌午的光陰如天如地，新婦出來到客人麵前安箸布菜，簷下初夏的天氣照映得人的眉目和杯盤都是新的。客人問她話，她笑著回答，主人和她說話，她也含笑回答，有喜氣與謙遜。一隻盤子裏齊齊攤一把白茅，短短的好像蘭芽，白裏隱隱帶青，是一種最清潔的顏色，而所謂白茅縮酒，即是撮幾莖放在杯盞裏斟上酒，取它的清香，人乃覺得這白茅亦真的與眾不同了。
井田是成立了中國人的福慧雙修。慧是中國人能與邏輯亦調笑遊嬉，沒有服從真理那樣的話。西洋人的精神傳統是奴隸主的傲慢與奴隸的卑屈，以及對世界的無親，所以他們的真理亦說像光線的不可彎曲，人要對之屈伏而不以為恥。但傲慢即是不好的，傲慢的真理亦不好。卑屈即是不好的，對真理卑屈亦不好。中國沒有過奴隸社會，故孔子說好德如好色，德是可以喜愛的，孟子亦說以善養天下，不可以善服天下。凡百東西，除了準確不準確還有好不好，若隻準確而不好，那還是不對的。真理至多不過是準確。但還有更高的境界是好，惟中國有這好字，與歡喜相連，是吉祥喜慶的。
中國還有個巧合的巧字，這好字巧字與印度的妙字皆為西洋所無，而好與巧又比妙更有現實的事理。西洋是從奴隸社會以來，什麽都是資本在起帶頭作用，一切辦法與命令皆從上頭來，凡百都有個緣故可以查對。中國則井田之世，眾業眾人平等和諧生在一起，辦法是大家想出來的，並非誰所造作，卻像從滿園花枝的春光搖蕩裏自然流露出來，連知識與感情都是《詩經》裏國風那樣的風，來得無因無由，是故中國人每會得無端憂喜，又會忽然有了辦法，這即是巧。能無端憂愁，放在高位亦不喪其誌，能無端歡喜，故驚險亦如驚豔，能無因無由的忽又有了辦法，故不墮劫數。
西洋人惟有從他們的曆史得來的知識，真理之神成主義，矛盾統一律，必然與偶然，個人對團體要犧牲不要犧牲等，皆是其階級社會的反映。中國卻有禮樂，禮實而樂虛，禮經而樂權，靜則為禮，動則為樂，禮者尚別，樂者尚同，能正能奇故能變，這就把那些哲學的問題都解脫了。而禮樂即起於井田之世，華夏的產業廣衍，處處人家雞犬之聲相聞，如大海水大平原的但見日月山川容與回環，虛實動靜同異奇正皆是從這容與回環才有。
這分歧，起先是因地利與產業。文明是要產業來養的，而文明亦可以養產業，且可以產業即是文明的色相與性情，產業的生發即是文明的演繹遂行，但文明尚在幼小期則會被產業所左右，甚至於被傷害。埃及的含人與巴比侖的蘇美爾人，原與印度的達羅毗荼人，中國的漢人皆從阿瑙蘇撒的始生文明出身，可是埃及巴比侖才開頭就產業發生了疾病。
埃及的尼羅河流域及巴比侖的兩河流域皆極肥沃，但受幅員限製，此地與鄰地肥瘠程度的顯著對照使人感覺勞力與收獲不一致，有不勞而獲的部分，有勞而不獲的部分，如此就覺得世界不是人的勞力所建立的，工作者及工作，及工作的處所，工作的對象，皆尚有在人力之外，而行為與物，人與世界，皆分離了。這即是埃及人巴比侖人的人世動搖破裂的開端。在沃土不勞而獲的希冀，在瘠地勞而不獲的怨怒，從感恩與哀歎裏乃出來了神意，而人們的想法則變得世界是借住的，物是可以離人而去的。
人以勞力給予，而給予亦即是取得，取與給而且可以皆是無盡的。但埃及人巴比侖人則因使用沃土與使用瘠地的顯著對照，取與給遂分離，而變為權利與義務，權利惟求其多，義務惟求其少，起了這樣的貪婪與萎縮，給乃失了親情，取乃墮落而為占有，要霸占土地了。他們從對於沃土的不勞而獲，引伸到對別人的勞力亦可惟因權力而為我所有，神權亦即是強權，對神的屈伏亦即是對強者的屈伏。是故埃及及巴比侖人很早就起來了大土地的霸占與買賣，並且因霸占土地而霸占到人的位份，出現商業資本的奴隸社會。
他們的產業首先是農與牧分離，因尼羅河流域及兩河流域是黃金地而亦是寸金地，牧乃被驅入山中。至於漁獵，那是更早已被逐走了。如此，沃土上惟剩下農業，它不能單獨養活手工業，那手工業亦分離出去，獨立成了第三者。產業的全體性既這樣割裂，乃又刺激農業與漁獵及牧業手工業相互間交換物品的必要，而強調商業的活動，商業不但也獨立起來，而且把眾業都來轄治了。西洋史上幾千年來商業資本的風浪，即是這樣開始的。
產業的各各獨立而偏頗發展，造成此業對彼業的貧富不均，及此部落對彼部落的貧富不均，這就發生了空前的大規模搶劫，而商業資本則正要這搶劫的力量來和它結合，先來建立鄉市的僧侶政治，後更造成王國帝國，乃至現代西洋的國家。其間資本自身起了從商業資本到工業資本到金融資本國家資本的一連串革命。社會起了從奴隸社會到農奴社會工資奴隸製社會及國家機關雇傭奴隸製社會的一連串革命。而外患則從山中牧羊人的傾覆了埃及金字塔前王朝，及迦勒底人的傾覆了巴比侖吾珥王朝，到北方蠻族的毀滅羅馬帝國，及至現代蘇俄對美國的世界戰爭與世界革命的同歸於盡這等一連串的劫數輪回。
但是還有中國。馬克思說人類的曆史是一部階級鬥爭史，這隻限於西洋的史實，中國的史實則未有過都市僧侶政治或王國帝國，未有過任何資本社會的奴隸製度。中國換朝易代亦不是革命，無論內憂外患亦惟亡國而無亡天下。他的曆史並不依照否定律，而是演繹的。中國亦沒有宗教哲學，連西洋那樣的藝術亦沒有，可是有人情物意之美，有悠悠曆史，蕩蕩版圖，而皆生於現前。中國是向來就比西洋好，現在亦仍比西洋好，將來還要使全世界皆來生在文明裏。
佛經裏有迦樓羅的故事：“迦樓羅者，金翅鳥，又雲妙翅鳥，鳥翅種種莊嚴，不唯金故。亦翻大身鳳凰。兩翅相去三百六十萬裏，閻浮提隻容一足，頸下有如意珠。能食生龍，有四生別，其胎生者食三生龍，除其化濕，其卵生者食二生龍，除化除胎，其濕生者惟食其濕。此四天下，有一迦樓羅王，名曰正音，壽八千歲，日別新食一大龍王，五百小龍，繞四天下，周而複始，次第食之。命欲終時，諸龍吐毒，不複能食，饑火所逼，聳翅直下，至風輪際，為風所吹，而複上來，往返七回，無處停足，遂至金剛山上命終。以食諸龍身肉，毒氣遂發猛火。其難陀龍王及跋難陀，恐燒寶山，遂降大雨，滴如車輪，以滅其火。身肉消散，惟餘心在，大如人塍，純青琉璃。輪王得之，用為珠寶，帝釋得之，為髻中珠。”
這故事不但是說的巴比侖埃及等古國，而亦是說的現代西洋，他們雖有眾寶莊嚴，但未得人身，不離胎卵濕化生命的無明。他們這種原始生命的大力衝決徘徊，至於地球上不夠立足，而日月以火與劍吞食殖民地。帝國主義者命欲終時，殖民地吐毒，不複能食，遂起世界大戰，差一點燒毀了金剛山。而第三次世界大戰後遺下現代西洋的東西，則將惟有中國人及日本人印度人來用它，而使之成為美好，如珠如寶，如髻中珠。
原來西洋史是從物種的生存競爭到人類階級鬥爭的傳統，而中國史則自是從阿瑙蘇撒始生文明而來的演繹。西洋雖早先埃及人巴比侖人亦如印度達羅毗荼人的曾與我們通譜，但自從他們那邊出現了商業資本的奴隸社會，而我們這邊則出現井田之時起，就兩家各宗了。
西洋有過奴隸社會等等，西洋人亦是這樣說，中國則有過井田，所以向來都說有井田，而奴隸社會這些則因沒有過，所以亦無人說有，這裏個人的小小學問總不及一個民族的自知。郭沫若必要比附西洋史，說先秦是奴隸社會，但他考證了金文，又不得不改口承認確有過井田。而既有井田，即亦不能是奴隸社會，因為奴隸社會是以奴隸從事生產勞動為經濟本位的社會，井田卻八口之家百畝之田有一定，若用奴隸，便會發生勞動力過剩與消費不足，行不通的。
中國古時原曾有過奴隸，但有奴隸並不即是奴隸社會。井田製農田裏用不進奴隸勞動，連工賈亦因授田而受到同樣的限製，工賈中惟有極小的一部分應用奴隸勞動，那到底成不得氣候，而其他則多是家庭奴隸，與生產事業無關。後世卓王孫有家僮八百人，《紅樓夢》裏榮寧二府亦有丫鬟僮仆數百人，總不能說漢朝清朝亦是奴隸社會。
郭沫若折算先秦一個奴隸的身價隻值現在的二枚銅元，來形容其慘，殊不知若是奴隸社會則決不能如此廉價，《舊約》裏約瑟被賣是二十兩銀，而隻值二枚銅元則證明其並無勞動價值，倒是家庭奴隸供過於求的現象罷了。郭又舉奴隸分十等來宣傳階級壓迫，但若是從事生產勞動的奴隸，則雖不像現代工人的在機器麵前都平等，亦不能身份相差到分成十等，分成十等乃正因其不過是家庭奴隸。單是家庭奴隸不能構成奴隸社會。
郭又稱先秦諸侯有互相贈送織工的事，又對田鬲的鬲解釋得甚多。但贈送織工不過像秦朝的征發遣戍或漢朝的移置豪右大族於關中，可被征調遷移的亦並非即是奴隸。而鬲則是隻耕種王室的田，供祭祀粢盛的，故天子賞賜宗室大臣五田十田，連鬲若幹人，隆重之極，要專為鑄一隻鼎來記明這回事。這鬲即或是奴隸，那亦隻與奚一樣，是王室的奴隸，而與民間的產業無關，所以這兩個字在別處少見，《詩經》裏沒有說到奚，農夫亦隻叫農夫，不叫田鬲。
這裏我們是要來舉出三件事，一件是戰國時的殺降卒，白起一次即坑趙卒四十萬人，西洋古代沒有不保存俘虜來做奴隸的，中國彼時卻因不是奴隸社會，俘虜用不進生產勞動裏去，受降了來無用。又一件是《詩經》裏講稼穡畜牧漁獵建築，那樣的熱鬧興旺開心，而西洋則荷馬史詩裏惟有英雄向牧家奴或牧羊人問路探消息，乃至莎士比亞及歌德的戲劇小說及詩裏，亦惟有地主貴族邂逅牧女或農女，結果發見她原來是一位公主的羅曼史，都沒有講如何耕地割麥牧牛牧羊築室上梁的，這便因他們的真是奴隸社會與農奴社會，奴隸主對勞動隻有冷淡輕蔑與遺忘，而奴隸則憎恨勞動，人人皆對這樣的事無好感，而中國則因不是奴隸社會，才對勞動有如此普遍的親情。第三，中國人頂天立地，稱為天地人，不屈伏於神，那種平等自在亦決不是奴隸社會所能有的。再說一次，奴隸社會之後必有農奴社會，中國則因沒有過奴隸社會，所以亦沒有農奴社會。中國沒有過農奴社會，是連考證亦不必考證。
中國史本來無須這樣多考證，更無須乎議論，西洋的古國如埃及巴比侖等要考證，是因為已經劫毀，還有新石器時代以前的亦要考證，是因無文獻，中國則文獻俱在，未曾中斷過。西洋史從希臘羅馬以來，對原有的文獻有考證亦不過是補缺，沒有懷疑到他們的曆史的本格，來根本翻案的，中國卻民國以來的史學家講疑古，隻因他們必要以西洋史來範圍中國史，才要這樣以考證來把中國史的本格翻案，這就出了考證學的限度，而他們乃又以議論來指揮，索性連考證學的清白亦喪失了。
曆史的事，議論猶可，而他們的乃是批判，如“十批判書”，如“我對於先秦史的批判”等等，實在連笑亦不好笑。但曆史到底亦不受法官的批判或人民法庭的裁判，倒不如鳳陽花鼓的“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隻是說說道道，由聽的人怎樣去想都可以。以下我就來從頭說起。
卻說漢人當初來到黃河流域，此地雖不及尼羅河流域兩河流域的肥沃，但是平均而廣衍，不受幅員的限製。它的肥沃程度，恰好是你肯做有出息，不做就沒有出息，你以勞力給與土地，與從土地取得收獲，皆可以是無限製的，沒有勞而不獲，亦沒有不勞而獲，是如此的取與給為一，給予一分即取得一分，如嵊縣戲《玉蜻蜓》前遊庵的唱詞： <blockquote>
聽你說，姻緣不結子咳難添，據我想末非是神聖之靈驗，原是世人的勞哇力，你何用敬重在神前啊。 </blockquote>
即是因為有人的可靠，所以沒有宗教。
黃河流域的廣衍，更是可以到得建立天下世界而不受土地的天然限製，各種產業相互間及各地產業相互間皆可保持和諧，而為全麵的平等發展，故不墮於西洋那種杠杆力學的經濟規律，而出現的是井田。
井田是按照當時的生產力，計夫授田，農有農田，牧有牧田，獵稱田獵，亦在授田之列。工賈亦受田，由同井同邑的人助耕，而工賈則以其器物相報。工賈多是散居在井邑，少數居在都市的，亦前後門開出即是田畝，可以照應得到農業。中國人家庭的庭院這樣普遍，其先即因都市亦由井田而成。彼時工賈亦為農夫所養，但不是原始共產社會那樣的。井田是已有私產了的。已有私產亦能這樣好，此即是經濟的規律已被涵養在文明裏，而為文明所持了。
井田不可拿來與原始共產社會聯想，因為決不能有了天子之朝廷而尚是原始共產社會的。它亦非集團經濟或自給經濟，因為已有私有財產，已有通行無阻的商業。井田雖土地公有，但自十八歲授田至六十歲還田，亦等於終身有之，如同私有，種作及收獲時雖眾人一齊出動，滿田畈有人擊鼓發號令，亦是各種各的田，各人收獲各人的，並非幾千人排在一起耕，或收割，然後又來分配，像原始共產社會或現代共產社會的集體農場那樣的。
商業則見於《周禮》，大市日中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走卒為主，但這不是原始，因為當時周朝已經很繁盛，而是眾產業皆生在一起，且又沒有土地買賣，故商業亦不凸出，商業倒是惟保持眾產業的空氣流通。《鹽鐵論》“夏後氏以玄貝，周人以紫石”，貨幣這樣幼稚，並非當時的商業微小，而是因不發生商業資本主義。一部《周禮》有如此巨大的灌溉工程，及繁密的人事製度，朝聘會同及命將出師所能動員的物力，此即可見當時產業的活潑運轉不全靠商業的機能。可是當時的商業亦並不小。
井田從黃帝時起或還在黃帝之前已開始漸漸形成，至周末為止一直延長興旺了二千多年，它不但是一種經濟製度，而且即是文明自身。世界各民族多有五倫，但惟中國人家能演繹出五常，即因中國人家是為井田所養。井田每份人家有田場種作，有蠶桑有木材，有雞豚狗豕魚鱉之屬，而且與百作工匠都生在一起，此即每一份人家皆是一個完全，推廣到井、邑、遂、同、禹域九州，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隻是這井田的圖案，而文明亦即在於這井田的作息，及養生送死男女衣食器物之美。
《周禮》那麽多王官其實亦是民，政治幾乎都是經濟行為，而且職司的界限劃分得不嚴，因各部分皆是個完全，隻是職司而無所謂政權。乃至政府與民間的界限亦似有似無，因為政治並不是統治。中國的政治兩字，政隻是事，而治則是太平的意思，既非經濟統治政治，亦非政府統治人民，沒有所謂下層建築是上層建築的基礎，上層建築是下層建築的反映這種區別隔膜，而且從西洋那種諸勢力關係作成的支配與被支配，決定與被決定的杠杆力學所作成的曆史規律全解脫了。
中國曆史的性格是從有井田時已經成定了，其後至秦漢雖廢井田，亦隻如歐氏幾何學之後更有非歐幾何學，是翻新而非否定。以至於今，中國人對於西洋的東西可以如莊子遊於濠上而知魚之樂，而魚則不能曉得莊子。
財產製度的問題，中國是井田時已私有，而這私有乃是私情，如在一個大的風景裏，覺得攜手同行的人更有一種親愛，對貼身穿戴的衣飾更有一種歡喜，雖然那人那衣飾亦是生在一個大的風景裏的。又如遍路桃李花，人要折一朵插向鬢際，這份私情原來非常好，而亦即是在財產方麵可以私有與公有不起衝突。井田的私有是份有，故知足無求，大而至於有天下，亦是“舜有天下而不與焉”，不是一種權，一種幹涉的有，所以親切而慷慨。
西洋人的則是霸占，中國人能有而不占，西洋人卻占而不能有。日本軍曾占領了大半個中國，中國人當時並不覺得失去了，不過淪陷而已，照常有著它。而西洋人的占有則不能這樣的遍在自在，又常會失去，故西洋史從來諸行無常。私有公有是總要能有得好，怎樣的革命，若隻把私占變成公占，予掠奪者以掠奪，則狼群及蜜蜂螞蟻社會亦共產，有何好呢？
財產製度私有公有的變化原是極自然的，惟私占公占的革命才必行於階級鬥爭，而且要說是為了提高生產力與合理的分配。野蠻人才是生產第一主義，而且那樣嚴肅的在分配，又時而把搶劫亦當作是生產與分配，而如何處理這生產與分配得來的東西則隻是茹毛飲血。文明人是更要使生產成為美，而且使生產品在使用時成為美。
若知使生產亦成為美，則今日的工廠與機器必定還可以更好看，而勞動亦可以更有喜樂，經濟製度將不隻是取決於勞資雙方的權利之爭，而以一種更高的標準，即人情物意之美來衡定，生產不應隻是生產關係，卻是還要有好性情的。中國向來即學徒店夥亦分得紅利，雇主與被雇，一是東家，一乃西賓，過年還分壓歲錢，不為別的，隻是做人的道理如此，隻為叫大家也歡喜歡喜。
生產亦不應隻是生產力，卻是還要有德。生產力隻能作成有限的價值，即等於其加進去的勞動量，而這勞動量是根據生產力的平均高度以時間來計算的。但如鑄日本刀，必要齋戒沐浴正衣冠，至心誠意的打，才能打出寶刀，這即是在有限的值之外更賦予了無限的值。這似乎太慢，可是亦有可以快的。我亡命溫州時，愛玲從上海取道金華麗水，千裏迢迢來看我，兩人同去街上走走，沿街有個紡纖工場，就站在窗口看女工織布，那女工襟邊佩一朵花，坐在機杼前，隻見織的布如流水，好像她的人是被織出來的，真真的如花美眷，如水流年，回到旅館裏，愛玲打算把它寫出來，先記下杜甫的兩句詩： <blockquote>
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 </blockquote>
果能一代的人皆清潔爽朗，有風和日暖，是機器的生產亦可以無限瀟湘的。
而且亦不必太快，今日的問題倒是生產力的速度要慢亦不能慢，將來發展的限製不在機器，而在人到得忙不過來，高速度的世界必有一天破滅。騎腳踏車與下圍棋皆要快容易，要能慢才是難，而文明則正是要能緩，如錢武肅王簡淑妃： <blockquote>
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 </blockquote>
凡有一個大的境界，乃無高速度的感覺，火車在隧道中駛過才覺得快，而飛機在天空，火車在大平原，則惟見日月靜好，山川回環。中國在井田時代及其後秦漢到清初，生產力皆比同期西洋的大，而能若無其事，這道理在今天亦還是一樣，雖然今天中國的生產力一時不及西洋。
再說分配，一是市場的問題，一是自由買賣或配給的問題。市場要眾產業有平等和諧的發展，則商品交換自然深穩。而且要有人生的繁華，不是單為需要才購買。而且不要財富皆是為了再生產，財富應當為受用，生產亦不過是戲樂。
現代美國的眾產業亦平均發展，但仍受資本的支配，不自在的。平等是要產業的自在遍在。這裏要使人想起井田，井田的產業是生在天下世界的，不止一地域內眾業平等，秦漢以後亦仍此意。美國雖說要開發世界落後地域，但天下世界的演成不是這樣的性情，亦非這樣的做法。
西洋又沒有人生的繁華，西洋產業革命後，市場擴大靠一般生活必需品的皆商品化，亦仍隻是為了需要，必需品的需要，奢侈品的需要，其提高生活程度亦仍隻是擴大需要，為了滿足欲望。但欲望是要饜飽的，結果弄到要靠新奇來維持市場，如汽車的年年換新型。而且生活的必需品是可以緊縮的，結果弄到自由買賣亦不能進行，要行配給製。
中國則是井田以來即有禮，祭禮婚禮冠禮，鄉飲酒及朝聘會同賓主之禮，單是庶民皆有一套禮服，客來必市饌沽酒，就比西洋多了一層購買力，還有四時佳節，燈市龍船，是有這樣的人生繁華，所以市場乃亦生在人世的風景無限裏。
文明是益益向處理生產品的方麵發展，烹調比生產糧食更重要，裁衣比紡織更重要。而且好衣裳是還要人會得穿，好房子是還要人會得住，在店裏看一件器皿和在人家裏看這件器皿，會覺得很不同似的，即是物的值不單在生產中作成，而亦在使用時作成。西洋則說消費，使用隻是耗損價值罷了，而且他們常會得消化不良，以致要以戰爭來消化，這是他們的無福。處理生產與分配得來的東西仍隻有茹毛飲血那種程度，即分配亦不能有好性情，而且除了生產便無事可做，此所以西洋財富皆為再生產，而市場乃成了貪婪，總不得清明解決。
至於自由買賣或配給製，那隻是私有公有皆要能有得好的問題。自由買賣亦可以是金錢萬惡，配給製亦可以如狙公賦芋。《莊子》裏養猴的人經過群猴的民主決議，把朝三暮四改為朝四暮三，然後群猴排隊來領配給的芋，都歡喜了，我可是看了並不可喜。但自由買賣與配給亦皆可以是好的。自由買賣如上菜場買小菜，早晨頭還沒曾梳，鄰女就來邀了，草草洗過碗盞，解下圍襴，掠掠頭發提籃就出去，外麵滿街陽光，菜場裏皆是一片新鮮意，堂堂的一天裏小小的盤算計較，亦分外有一種親切。而配給則如昔時長安上元夜，皇帝請客，滿城士女看燈，經過五鳳樓前各領飲禦酒一杯，或如今時民間仍有的清明節領豆腐豬肉，去眾家山上拔筍，回來筍也分得，映山紅花也折了一筐。怎樣的自由買賣，怎樣的配給，各取所值或各取所需，總之是除了辦法還要有人世的風景。
人情物意的美好隻是生於禮。井田時代的事，齊桓公責楚子：“爾供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以來問。”一到了是禮，連茅草之微亦可以這樣隆重，而車服宮室之富亦仍隻是個不玩人、不玩物。
包茅的說法是，堂前有嘉賓，主人陪著在說話，家裏的婦人與小孩皆覺得晌午的光陰如天如地，新婦出來到客人麵前安箸布菜，簷下初夏的天氣照映得人的眉目和杯盤都是新的。客人問她話，她笑著回答，主人和她說話，她也含笑回答，有喜氣與謙遜。一隻盤子裏齊齊攤一把白茅，短短的好像蘭芽，白裏隱隱帶青，是一種最清潔的顏色，而所謂白茅縮酒，即是撮幾莖放在杯盞裏斟上酒，取它的清香，人乃覺得這白茅亦真的與眾不同了。
井田是成立了中國人的福慧雙修。慧是中國人能與邏輯亦調笑遊嬉，沒有服從真理那樣的話。西洋人的精神傳統是奴隸主的傲慢與奴隸的卑屈，以及對世界的無親，所以他們的真理亦說像光線的不可彎曲，人要對之屈伏而不以為恥。但傲慢即是不好的，傲慢的真理亦不好。卑屈即是不好的，對真理卑屈亦不好。中國沒有過奴隸社會，故孔子說好德如好色，德是可以喜愛的，孟子亦說以善養天下，不可以善服天下。凡百東西，除了準確不準確還有好不好，若隻準確而不好，那還是不對的。真理至多不過是準確。但還有更高的境界是好，惟中國有這好字，與歡喜相連，是吉祥喜慶的。
中國還有個巧合的巧字，這好字巧字與印度的妙字皆為西洋所無，而好與巧又比妙更有現實的事理。西洋是從奴隸社會以來，什麽都是資本在起帶頭作用，一切辦法與命令皆從上頭來，凡百都有個緣故可以查對。中國則井田之世，眾業眾人平等和諧生在一起，辦法是大家想出來的，並非誰所造作，卻像從滿園花枝的春光搖蕩裏自然流露出來，連知識與感情都是《詩經》裏國風那樣的風，來得無因無由，是故中國人每會得無端憂喜，又會忽然有了辦法，這即是巧。能無端憂愁，放在高位亦不喪其誌，能無端歡喜，故驚險亦如驚豔，能無因無由的忽又有了辦法，故不墮劫數。
西洋人惟有從他們的曆史得來的知識，真理之神成主義，矛盾統一律，必然與偶然，個人對團體要犧牲不要犧牲等，皆是其階級社會的反映。中國卻有禮樂，禮實而樂虛，禮經而樂權，靜則為禮，動則為樂，禮者尚別，樂者尚同，能正能奇故能變，這就把那些哲學的問題都解脫了。而禮樂即起於井田之世，華夏的產業廣衍，處處人家雞犬之聲相聞，如大海水大平原的但見日月山川容與回環，虛實動靜同異奇正皆是從這容與回環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