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何當年說“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孫中山先生亦像劉邦的愛說大話，被人說他是孫大炮。他是有漢魏蕩子的跌宕自喜，常常失敗得喪魂落魄，但環境稍稍好轉一點，他就又開府，自稱本大元帥，本大總統。因為他做的事都是真的。他對學生演講，及宴請黔桂滇一班督軍，皆這樣的意氣揚揚為自得。他要北伐，而亦可以北上與段祺瑞商量開善後會議，這亦像劉邦的無可無不可。而他又絕對的不苟且。照相上他的臉隻是知性的端正的，當世沒有一個人像他的會用思想。
他的三民主義不像外國的主義，他的國民黨亦不像外國的黨，他的幹部，高級黨員及政府官吏其實是幕僚，和古來開國英主的幕僚是一樣的，稱為代表與通過選舉都隻是依依名。他的組織民眾並不看重職業團體，倒是像君子之交，天下事與四方豪傑共之。他的黨仍像中國向來民間起兵聚眾結黨的黨，他的黨員是士。
中國史上向來是以士為政。曆朝民間起兵亦是士領導，所以有革命的自覺的。離脫了士的領導，即隻能成為黃巾、赤眉、黃巢、明末流寇，太平天國算是有做法的，隻落得一場無結果，亦因離脫了士。想起來，孫先生真是不可及。日本明治維新後的憲法與印度獨立後的代議製皆是模仿西洋的，惟獨中華民國的政製是自己創造的。日本用代議製，另頒教育敕語來補救，而孫先生則在《建國大綱》裏根本把代議製來改變了，他確立了知性政治的大原則。
民初五四運動叫喊要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的時候，孫先生即已遠遠的走在前頭，他提出了民主不得違反先知先覺者領導政治的原則，要本於《建國大綱》來製憲。科學是孫先生更走在了物理學上發見了素粒子的世界的現象的前頭，提出了宇宙生機說，而且孫先生的知難行易說是完全合於大數學者與大物理學者從事發見的經驗的。
孫先生的《建國大綱》，首定軍政時期，是深切體驗了中國向來民間起義與開創新朝都是軍，太平軍，國民革命軍，乃至後來的解放軍。其次訓政時期，亦是中國向來以士治萬民之意。而憲政時期則不單是說製度，都還有孫先生所常稱道的禮運大同，天下為公，至治之世的理想在內。至於規定中央與地方，國營與民有的製度，及節製資本與平均地權，孫先生所說的是皆依於中國的傳統辦法來維新，譬如其中的平均地權即是依於北魏均田的傳統，而且孫先生凡說製度，皆有它寬和疏朗的性情，此即是有術還有道。
孫先生的《建國方略》，要利用外資建築三個大港，十萬裏鐵路與百萬裏公路，利用黃河長江西江的水力發電，來掘煤煉鋼，燒製士敏土，一直要開發到蒙古新疆，人家說他孫大炮，其實中國人民真能一旦起來，像江潮海浪，要做到這些也不難的。而利用外資的話，他是對於西洋國家有著一種無邪的好意，且說得來竟像是天下世界的財富不分東洋的西洋的，皆可以由他調度，因為他真的沒有私心。現代世界也是要有了他那樣的人才不寂寞，而西洋人則到底鄙吝。
但是孫先生所做的沒有完工。從前周朝末年是個大變動時代，有秦朝出來建立了全新的製度，而因與傳統脫節，發生大亂，又有漢朝出來才作成了新舊銜接，郡縣阡陌是新的，但《禮記》裏夏商周三代的舊章大部分仍行於漢朝，不過是都生在新的空氣裏了。這曆史的大變革，是經過兩代，秦一代，漢一代，才完工的。可是如果有大人，這樣要分兩代兩朝的大事亦可以由一朝一代來完成的，而這就必要經過大的軍事行動。
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成功，實在也使人驚。當時客觀的形勢，要統一華夏及其新核心的形成，本來還未到時機。珠江流域仍是多刺激性的，黃河流域仍是新起的礦場與破落的農村很不調和，而且華北被滿州產業的重量所牽動，長江流域又是農村繼續在凋敝中，紗廠的新景氣亦已被舶來品打倒。惟因長江流域到底是中國文明的現代王畿，故能澄清北伐軍，作成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但此地與華北滿州及華南之間在經濟變動上如此失調，怎麽能夠統一？可是北伐軍居然直抵北京，連張學良亦舉關外來歸，青天白日旗插遍了全國，這就是中國曆代有一統天下的傳統，更大於一時的變局，而孫先生創發國民革命軍的氣象亦能比形勢還大。
中央與地方的相處，亦不能一門心思學西洋。西洋的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皆隻是權力關係的規定，原從其封建蛻變而來，依據對內征服的程度及對外禦侮的需要作成的，故中央與地方皆其權力有限製，而各各是個不完全，雖再加上現代產業的國家機關化而益益中央集權，亦總是使人不舒服的。中國則過去天子的是朝廷，而諸侯的乃至郡守縣令的亦皆是朝廷，卻又侯國之相與郡守縣令皆由中央任免，都遵守中央的法度，若論地方權力之大與中央權力之大，皆莫過於此，而作成了大一統，雖有時或藩鎮割據，亦隻是天下有道則台，無道則離，問題多不在製度，連民國初年的督軍團亦如此。
要說製度，則民國初年的督軍團實承曆朝的方伯藩鎮總督製而來，而北伐之後亦冀察、華中及西南皆有政務委員會，山西雲南及關外又皆半獨立，這都是很自然的，但能不能號令天下仍與集權或分權是兩回事。可是國民政府那時要以武力及金融的力量求統一，知識分子又主張要以民主求統一，殊不知用武力及金融的力量也罷，用民主的力量也罷，皆還需有中國政治的好性情，它是傳統的，同時它又是新的。其實統一算得什麽，西洋那樣的也能中央集權，我們是還要能統一得好。
現在想起來，當時國民政府與文化人相處得不好，那毋寧是由於文化人的無知。政府之所為，大體上都是對的，惟有文化人才是歪曲他們自己的感情。國民黨就隻在說明上太不夠了。一部《尚書》，重在記言，說明行事的理，《舊約》裏所以說“太初有言”。國民黨的言語應該是像風吹花開的風。
當然不止是國民黨人之責，而亦是凡文化人之責，應於五四之後來一個更高華的思想運動，才配得起北伐與抗戰的。五四的是希臘的精神與十九世紀歐洲的知識。但彼時已是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前後，物理學上的與古文明國史實的發見，一反十九世紀的常識。從來革命的新風，沒有像大自然的與文明的發見所卷起的新風那樣強烈而顯明的。中華民國的革命的言語是要與這個結合起來。
史上每一次的革命的氣運都是延續到數十年之久的。北伐後采用美國式的教育，學生為對學校考試製度的反動，與因畢業後沒有出路而品氣低了。當時是一般文化人的品氣都比五四時代的庸俗化了。然而每逢一次新的局麵，他們又會忽然地跳出這種低級的情緒，而為豁達的求知。
革命的餘勢可以到達很遠。日本明治維新的餘勢為西南戰役、日清與日俄戰役。中國辛亥革命的餘勢為北伐、抗戰，以至於今猶遼遼未央。所以像北伐抗戰都有風光，事後令人想念之不盡。革命可以相忘於一個大的行動，尤其是像抗戰，那行動就是革命的表現的一切，革命的意思與色相都在這裏了。然而也還是要言——革命的新的言語。
他的三民主義不像外國的主義，他的國民黨亦不像外國的黨，他的幹部，高級黨員及政府官吏其實是幕僚，和古來開國英主的幕僚是一樣的，稱為代表與通過選舉都隻是依依名。他的組織民眾並不看重職業團體，倒是像君子之交，天下事與四方豪傑共之。他的黨仍像中國向來民間起兵聚眾結黨的黨，他的黨員是士。
中國史上向來是以士為政。曆朝民間起兵亦是士領導，所以有革命的自覺的。離脫了士的領導，即隻能成為黃巾、赤眉、黃巢、明末流寇，太平天國算是有做法的，隻落得一場無結果，亦因離脫了士。想起來，孫先生真是不可及。日本明治維新後的憲法與印度獨立後的代議製皆是模仿西洋的，惟獨中華民國的政製是自己創造的。日本用代議製，另頒教育敕語來補救，而孫先生則在《建國大綱》裏根本把代議製來改變了，他確立了知性政治的大原則。
民初五四運動叫喊要德先生（民主）與賽先生（科學）的時候，孫先生即已遠遠的走在前頭，他提出了民主不得違反先知先覺者領導政治的原則，要本於《建國大綱》來製憲。科學是孫先生更走在了物理學上發見了素粒子的世界的現象的前頭，提出了宇宙生機說，而且孫先生的知難行易說是完全合於大數學者與大物理學者從事發見的經驗的。
孫先生的《建國大綱》，首定軍政時期，是深切體驗了中國向來民間起義與開創新朝都是軍，太平軍，國民革命軍，乃至後來的解放軍。其次訓政時期，亦是中國向來以士治萬民之意。而憲政時期則不單是說製度，都還有孫先生所常稱道的禮運大同，天下為公，至治之世的理想在內。至於規定中央與地方，國營與民有的製度，及節製資本與平均地權，孫先生所說的是皆依於中國的傳統辦法來維新，譬如其中的平均地權即是依於北魏均田的傳統，而且孫先生凡說製度，皆有它寬和疏朗的性情，此即是有術還有道。
孫先生的《建國方略》，要利用外資建築三個大港，十萬裏鐵路與百萬裏公路，利用黃河長江西江的水力發電，來掘煤煉鋼，燒製士敏土，一直要開發到蒙古新疆，人家說他孫大炮，其實中國人民真能一旦起來，像江潮海浪，要做到這些也不難的。而利用外資的話，他是對於西洋國家有著一種無邪的好意，且說得來竟像是天下世界的財富不分東洋的西洋的，皆可以由他調度，因為他真的沒有私心。現代世界也是要有了他那樣的人才不寂寞，而西洋人則到底鄙吝。
但是孫先生所做的沒有完工。從前周朝末年是個大變動時代，有秦朝出來建立了全新的製度，而因與傳統脫節，發生大亂，又有漢朝出來才作成了新舊銜接，郡縣阡陌是新的，但《禮記》裏夏商周三代的舊章大部分仍行於漢朝，不過是都生在新的空氣裏了。這曆史的大變革，是經過兩代，秦一代，漢一代，才完工的。可是如果有大人，這樣要分兩代兩朝的大事亦可以由一朝一代來完成的，而這就必要經過大的軍事行動。
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成功，實在也使人驚。當時客觀的形勢，要統一華夏及其新核心的形成，本來還未到時機。珠江流域仍是多刺激性的，黃河流域仍是新起的礦場與破落的農村很不調和，而且華北被滿州產業的重量所牽動，長江流域又是農村繼續在凋敝中，紗廠的新景氣亦已被舶來品打倒。惟因長江流域到底是中國文明的現代王畿，故能澄清北伐軍，作成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但此地與華北滿州及華南之間在經濟變動上如此失調，怎麽能夠統一？可是北伐軍居然直抵北京，連張學良亦舉關外來歸，青天白日旗插遍了全國，這就是中國曆代有一統天下的傳統，更大於一時的變局，而孫先生創發國民革命軍的氣象亦能比形勢還大。
中央與地方的相處，亦不能一門心思學西洋。西洋的中央集權或地方分權皆隻是權力關係的規定，原從其封建蛻變而來，依據對內征服的程度及對外禦侮的需要作成的，故中央與地方皆其權力有限製，而各各是個不完全，雖再加上現代產業的國家機關化而益益中央集權，亦總是使人不舒服的。中國則過去天子的是朝廷，而諸侯的乃至郡守縣令的亦皆是朝廷，卻又侯國之相與郡守縣令皆由中央任免，都遵守中央的法度，若論地方權力之大與中央權力之大，皆莫過於此，而作成了大一統，雖有時或藩鎮割據，亦隻是天下有道則台，無道則離，問題多不在製度，連民國初年的督軍團亦如此。
要說製度，則民國初年的督軍團實承曆朝的方伯藩鎮總督製而來，而北伐之後亦冀察、華中及西南皆有政務委員會，山西雲南及關外又皆半獨立，這都是很自然的，但能不能號令天下仍與集權或分權是兩回事。可是國民政府那時要以武力及金融的力量求統一，知識分子又主張要以民主求統一，殊不知用武力及金融的力量也罷，用民主的力量也罷，皆還需有中國政治的好性情，它是傳統的，同時它又是新的。其實統一算得什麽，西洋那樣的也能中央集權，我們是還要能統一得好。
現在想起來，當時國民政府與文化人相處得不好，那毋寧是由於文化人的無知。政府之所為，大體上都是對的，惟有文化人才是歪曲他們自己的感情。國民黨就隻在說明上太不夠了。一部《尚書》，重在記言，說明行事的理，《舊約》裏所以說“太初有言”。國民黨的言語應該是像風吹花開的風。
當然不止是國民黨人之責，而亦是凡文化人之責，應於五四之後來一個更高華的思想運動，才配得起北伐與抗戰的。五四的是希臘的精神與十九世紀歐洲的知識。但彼時已是二十世紀的二十年代前後，物理學上的與古文明國史實的發見，一反十九世紀的常識。從來革命的新風，沒有像大自然的與文明的發見所卷起的新風那樣強烈而顯明的。中華民國的革命的言語是要與這個結合起來。
史上每一次的革命的氣運都是延續到數十年之久的。北伐後采用美國式的教育，學生為對學校考試製度的反動，與因畢業後沒有出路而品氣低了。當時是一般文化人的品氣都比五四時代的庸俗化了。然而每逢一次新的局麵，他們又會忽然地跳出這種低級的情緒，而為豁達的求知。
革命的餘勢可以到達很遠。日本明治維新的餘勢為西南戰役、日清與日俄戰役。中國辛亥革命的餘勢為北伐、抗戰，以至於今猶遼遼未央。所以像北伐抗戰都有風光，事後令人想念之不盡。革命可以相忘於一個大的行動，尤其是像抗戰，那行動就是革命的表現的一切，革命的意思與色相都在這裏了。然而也還是要言——革命的新的言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