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個寫詩的朋友，喜歡博爾赫斯到了迷狂的程度。若是有人膽敢當他麵對博爾赫斯這個名字語露不敬，他是不會吝惜一身的蠻力和在大學武術隊專門學來的拳腳功夫的。在八十年代中後期的文學圈子裏，博爾赫斯這幾個字仿佛是吸附了某種魔力，閃耀著神奇的光輝，其威力與今天的村上春樹大致相當。我的這位朋友由於愛屋及烏，還喜歡上了圖書館和雙目失明的人，喜歡上了象棋、老虎、西風、流水、星象、芝諾、阿克琉斯和烏龜。這些事物也都成了這位詩人的當然主題。他最喜歡的還是布宜諾斯艾裏斯這個地名。他甚至認為，漢語中“布宜諾斯艾裏斯”這個句子的音節無比華美，猶如神祗的饋贈，言下之意，誕生在這樣一個地方的人要想寫不出好詩來，那比登天還難。平時，他逢人就背誦《循環的夜》：
那就是布宜諾斯艾裏斯
給人們帶來希望和黃金的時間
卻給我留下了一朵枯萎的玫瑰
一團亂糟糟的街巷
重複著我祖先古老的名字
可是，到了後來，由於機緣湊巧（這也是博爾赫斯常用的句子），這位詩人流亡海外，為生計所累，碾轉來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布宜諾斯艾裏斯之後，他竟然想不起來這個城市有任何特別之處。他在那兒一住就是三個月，有一天，他被通知去交房租，當他沿著一條天藍色的牆和有噴泉的街道來到交費處的時候，他忽然發現自己正站在已故作家博爾赫斯的門前。百感交集是免不了的，據說，他還攀住一株無花果樹痛哭一場，算是與八十年代幼稚的理想主義作了最後的清算。二oo一年冬天的北京，這位詩人在一家咖啡館裏向我講述這個故事。盡管我這個人素有輕信別人的惡習，但我還是不太相信這件事是真的。在我看來，他的故事是對《兩個做夢人故事》的較為拙劣的挪用，正如《兩個做夢人的故事》是對《一千零一夜》的挪用一樣。
說起博爾赫斯的這篇小說，我倒想起了一件趣聞。有一次給學生上課，我把《兩個做夢人的故事》發給學生，讓他們寫一篇讀後感。這個故事寫的是，在從前開羅有一個人，在自己花園裏的一株無花果樹下做了一個夢。夢中，有一人來拜訪他，這個人渾身濕透，從嘴裏拿出一枚金幣，對他說：“你的財富在伊斯法罕，你去拿吧。”這個人果然按照夢境的指引，踏上了前往伊斯法罕的道路。晚上，他宿在一個清真寺裏，碰上當地巡邏隊隊長率領官兵來捉拿盜匪，結果盜匪沒捉到，卻將這個從開羅來的冒失的年輕人捉去審問。巡邏隊長問他為什麽要到伊斯法罕來，他就向隊長講述了那個夢。隊長聽了哈哈大笑，笑得把嘴裏的臼齒都露了出來。隊長說，你太傻了。我一連三天都夢見開羅的一座房子，庭院裏有一個花園，花園裏有一座日晷，一棵無花果樹，一個噴泉。噴泉下麵埋著大筆的財寶，我是不會去理會這些荒誕的夢的。從開羅來的那年輕人吃驚地發現，隊長夢中的那個庭院正是自己在開羅的家，於是他就回了家，從自己家花園的無花果樹下挖出了一大筆財寶。
結果，作業收上來，竟然有70%以上的學生一口咬定，這篇小說寫的是，一個人隻要刻苦努力，百折不撓，就一定會獲得成功。這事件從一個側麵反映出，今天的大學生對於博爾赫斯這個名字已經有了很深的隔膜。盡管在八十年代後期，年輕作家都以談論博爾赫斯為榮這一現象本身有點滑稽，但這個名字以及它所包含的形象，相對於當今日常生活的實利化的進程，已經足以構成反諷了。當今的讀者早已不把博爾赫斯當回事了。照我的觀察，中國本來就有比較偏重現實，愛好實利的世俗傳統，“幻想”的空氣雖較為稀薄，但也出現了《莊子》、《世說新語》、《聊齋誌異》，乃至《紅樓夢》一類的偉大的作品。可到了近現代，熱中於形而上幻想的作品越來越希罕了，而到了九十年代之後，隨著全民經濟熱潮的急劇升溫，特別是文學界對“欲望”的重新命運和書寫，“博爾赫斯”們的湮沒毫不足怪。如今文壇上所謂的“下半身寫作”方興未艾，要知道，博爾赫斯連“愛情”也懶得去寫的。說這個人不食人間煙火，一點也不為過。我猜想，就是在寫作界，那些文字流暢得猶如患了痢疾的寫作者，大概也不會有耐心去讀什麽《特隆，烏克巴爾，奧爾比斯·忒蒂烏斯》的——連小說的名字都這麽拗口，作品本身還用說嗎？
世界上有多少博爾赫斯的讀者，就會出現多少種對博爾赫斯的誤解。我知道，這句話說了也等於沒有說。因為，從廣義的閱讀過程來看，這句話適用於任何一位作家。我這裏要強調的是博爾赫斯的別具一格的寫作的方法。盡管有許多國外的學者在評價博爾赫斯時，都不約而同地認為，他的風格和創作方法是前無古人的，但我仍然認為，博爾赫斯屬於一個時斷時續卻相對穩定的文學和哲學傳統。在哲學上有叔本華、休謨、盧克萊修和帕斯卡爾，而文學上則有威爾斯、霍桑和卡夫卡。我說博爾赫斯易遭誤解，首先一個理由是，他試圖表達的內容，在常人看來本來說是虛幻的。其次，他用的手法是隱喻性的，他是一個可無爭議的比喻收藏家。《玫瑰色街角的人》時的作者與《一件無可奈何的奇跡的人》的作者似乎並不能算是同一個人（博爾赫斯本人也有類似的描述）；而寫作抒情詩、哲理隨筆、敘事詩小說、文學論文的博爾赫斯分別具有不同的麵孔。所有這些麵孔揉合、疊映出一個完整的形象，這就是我要在這裏談論的博爾赫斯。一個阿根廷人，一個雙目失明的人，一個家禽市場檢驗員，一個圖書館的館長，當然還有更重要的一個身份：一位冥想者。
那就是布宜諾斯艾裏斯
給人們帶來希望和黃金的時間
卻給我留下了一朵枯萎的玫瑰
一團亂糟糟的街巷
重複著我祖先古老的名字
可是，到了後來，由於機緣湊巧（這也是博爾赫斯常用的句子），這位詩人流亡海外，為生計所累，碾轉來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布宜諾斯艾裏斯之後，他竟然想不起來這個城市有任何特別之處。他在那兒一住就是三個月，有一天，他被通知去交房租，當他沿著一條天藍色的牆和有噴泉的街道來到交費處的時候，他忽然發現自己正站在已故作家博爾赫斯的門前。百感交集是免不了的，據說，他還攀住一株無花果樹痛哭一場，算是與八十年代幼稚的理想主義作了最後的清算。二oo一年冬天的北京，這位詩人在一家咖啡館裏向我講述這個故事。盡管我這個人素有輕信別人的惡習，但我還是不太相信這件事是真的。在我看來，他的故事是對《兩個做夢人故事》的較為拙劣的挪用，正如《兩個做夢人的故事》是對《一千零一夜》的挪用一樣。
說起博爾赫斯的這篇小說，我倒想起了一件趣聞。有一次給學生上課，我把《兩個做夢人的故事》發給學生，讓他們寫一篇讀後感。這個故事寫的是，在從前開羅有一個人，在自己花園裏的一株無花果樹下做了一個夢。夢中，有一人來拜訪他，這個人渾身濕透，從嘴裏拿出一枚金幣，對他說：“你的財富在伊斯法罕，你去拿吧。”這個人果然按照夢境的指引，踏上了前往伊斯法罕的道路。晚上，他宿在一個清真寺裏，碰上當地巡邏隊隊長率領官兵來捉拿盜匪，結果盜匪沒捉到，卻將這個從開羅來的冒失的年輕人捉去審問。巡邏隊長問他為什麽要到伊斯法罕來，他就向隊長講述了那個夢。隊長聽了哈哈大笑，笑得把嘴裏的臼齒都露了出來。隊長說，你太傻了。我一連三天都夢見開羅的一座房子，庭院裏有一個花園，花園裏有一座日晷，一棵無花果樹，一個噴泉。噴泉下麵埋著大筆的財寶，我是不會去理會這些荒誕的夢的。從開羅來的那年輕人吃驚地發現，隊長夢中的那個庭院正是自己在開羅的家，於是他就回了家，從自己家花園的無花果樹下挖出了一大筆財寶。
結果，作業收上來，竟然有70%以上的學生一口咬定，這篇小說寫的是，一個人隻要刻苦努力，百折不撓，就一定會獲得成功。這事件從一個側麵反映出，今天的大學生對於博爾赫斯這個名字已經有了很深的隔膜。盡管在八十年代後期，年輕作家都以談論博爾赫斯為榮這一現象本身有點滑稽，但這個名字以及它所包含的形象，相對於當今日常生活的實利化的進程，已經足以構成反諷了。當今的讀者早已不把博爾赫斯當回事了。照我的觀察，中國本來就有比較偏重現實，愛好實利的世俗傳統，“幻想”的空氣雖較為稀薄，但也出現了《莊子》、《世說新語》、《聊齋誌異》，乃至《紅樓夢》一類的偉大的作品。可到了近現代，熱中於形而上幻想的作品越來越希罕了，而到了九十年代之後，隨著全民經濟熱潮的急劇升溫，特別是文學界對“欲望”的重新命運和書寫，“博爾赫斯”們的湮沒毫不足怪。如今文壇上所謂的“下半身寫作”方興未艾，要知道，博爾赫斯連“愛情”也懶得去寫的。說這個人不食人間煙火，一點也不為過。我猜想，就是在寫作界，那些文字流暢得猶如患了痢疾的寫作者，大概也不會有耐心去讀什麽《特隆，烏克巴爾，奧爾比斯·忒蒂烏斯》的——連小說的名字都這麽拗口，作品本身還用說嗎？
世界上有多少博爾赫斯的讀者，就會出現多少種對博爾赫斯的誤解。我知道，這句話說了也等於沒有說。因為，從廣義的閱讀過程來看，這句話適用於任何一位作家。我這裏要強調的是博爾赫斯的別具一格的寫作的方法。盡管有許多國外的學者在評價博爾赫斯時，都不約而同地認為，他的風格和創作方法是前無古人的，但我仍然認為，博爾赫斯屬於一個時斷時續卻相對穩定的文學和哲學傳統。在哲學上有叔本華、休謨、盧克萊修和帕斯卡爾，而文學上則有威爾斯、霍桑和卡夫卡。我說博爾赫斯易遭誤解，首先一個理由是，他試圖表達的內容，在常人看來本來說是虛幻的。其次，他用的手法是隱喻性的，他是一個可無爭議的比喻收藏家。《玫瑰色街角的人》時的作者與《一件無可奈何的奇跡的人》的作者似乎並不能算是同一個人（博爾赫斯本人也有類似的描述）；而寫作抒情詩、哲理隨筆、敘事詩小說、文學論文的博爾赫斯分別具有不同的麵孔。所有這些麵孔揉合、疊映出一個完整的形象，這就是我要在這裏談論的博爾赫斯。一個阿根廷人，一個雙目失明的人，一個家禽市場檢驗員，一個圖書館的館長，當然還有更重要的一個身份：一位冥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