鬱達夫曾說,中國古代的城市大多兼有都市與鄉村的風貌,城市與鄉村的諸多元素交相混雜,如南京、杭州和北平,莫不如此。過去的讀書人,即便從鄉間到城市做官,致仕後仍將回到鄉下終老。隱居山林,歸老田園,自為中國傳統士大夫習慣性的選擇。明清之際的城市造園之風尤為熾烈,乃至於明末清兵南下,江山易幟,南方官宦士人竟無視亡國在即,都忙著買地造園,說來令人悲歎。


    過去中國的城市與鄉間,不僅交錯混雜,且人員往來,出入兩便。鄉下人來城裏辦事,或販賣,或訴訟,或任職,完事之後仍會回到鄉村,並無大規模的移民出現。城市和都市,也許有著不同於鄉村的魅力和價值觀,但尚未形成一種排斥鄉間、視鄉間為野蠻的嚴格等級觀念。直到上海這樣的新型都市出現,這種排他性的“城市文明論”才登上了曆史舞台。


    明清之際的章回小說,也大致反映了這種城市與鄉村相互錯雜、相互滲透的基本狀況。明初的《三國演義》是曆史小說,明中期的《西遊記》則為記錄唐代高僧去天竺取佛經的小說,這裏姑且不論。像《水滸傳》、《儒林外史》乃至於《紅樓夢》這樣的作品,都深刻反映了這種城鄉生活的交互性特征。《水滸傳》的故事大多發生在山野水澤之中,所謂的城市,要麽是綠林好漢的出身之地,要麽是他們的攻打目標。而《儒林外史》雖然以讀書人的生活為敘述對象,但鄉居和鄉野生活的描述占了極大的比重。《紅樓夢》所寫的固然是鍾鳴鼎食之家,但對田園、山林、田莊的描寫亦時常出現。即便是居於城市的富貴之家,也有劉姥姥這樣蟄處鄉野的窮親戚。劉姥姥三進榮國府,鄉間的因素被自然地帶入,水流無痕,沒有任何生硬之處。即便到了近代,清朝光緒壬辰年間(1892),專門描述上海都市的《海上花列傳》,也有城市與鄉野之間的互為流通與彼此觀照。主人公趙樸齋即來自鄉村,由於他以鄉下人的視野打量上海這座陌生的城市,小說自然也就有了一種“鄉村視角”。


    然而,《金瓶梅》所描述的清河或臨清,既不是古代的金陵,也不是近代上海這樣的大都市,故事反映的不過是北方一縣城的市井生活,但作者的描述,卻呈現出一種令人吃驚的單一性和排他性。這種單一性和排他性,不僅體現在作者對故事地點及地理因素的選擇性設置上,也突出地表現於人物的活動場所、經濟事務以及飲食宴遊等生活方式上。也就是說,《金瓶梅》中出現了明確的排斥或無視鄉野的傾向,反映出作者迥異於一般鄉村意識的新型價值觀。


    在《金瓶梅》中,作者似乎人為地將與鄉村生活有關的所有線索一並切斷了。清河縣城和臨清碼頭,雖然通過京杭大運河與外界交通,但所到之處,不是南京、揚州,即為杭州、淮安一類的名城大邑,與鄉村山野絕無關涉。鄉村的元素或背景,遭到了全麵的濾除。


    《金瓶梅》的首要人物西門慶,雖不像《紅樓夢》中的賈寶玉那樣是銜玉出生的仙界人物,但其來曆實在有些曖昧不明,讓人起疑。我們隻知道他有個父親,名叫西門達,也是商人,且早早亡故,在小說中根本沒有出場。西門慶可以說上無父母,下無兄弟姐妹。更為奇怪的是,他甚至沒有任何家族社會關係的脈絡,也沒有任何親眷故舊,哪怕是旁支親屬,自然也不會有什麽鄉下的窮親戚了。這樣一個單一性的“孤絕”主人公,在中國過去的小說中幾乎從未出現過。


    西門慶的主要活動就是做生意賺錢。他與官場人物的交往,也大多著眼於這唯一的目的:貪婪地積斂金錢。小說中所涉及的絕大部分場景,照例是貿易、燕飲、性事、博弈、遊戲和玩樂,幾乎沒有任何鄉野田園風光。最奇怪的是,西門慶賺了很多的錢,但他從不買地,對田莊地主一類的角色沒有任何興趣,更不用說對農事稼穡的“雅興”了。


    《金瓶梅》的這種單一性與排他性,切斷了作品與鄉村社會的聯絡,預示著一種以商業貿易為基點的市井生活的確立。在《金瓶梅》之前,描述明代商業活動的作品比較重要的或許還有“三言”“二拍”,但這些短篇小說中的“講史”和“傳奇”篇章占了相當大的比重,同時對商業生活的描述很零散,不成係統。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說,對比明清之際的其他小說,《金瓶梅》從布局、主題到體裁,都堪稱一部全新的作品——它是第一部描述明代中後期單純經濟和商業社會的作品,也是唯一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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