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禪與念佛
雪隱鷺鷥：《金瓶梅》的聲色與虛無 作者：格非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金瓶梅》一書中，作者對佛教的態度比較複雜，字裏行間，亦頗多矛盾、歧互之處。加之詞話本與繡像本在行文上的差異，讀者往往易生誤會。實際上，作者的態度雖然矛盾複雜，但整體而言，大致的脈絡和褒貶還是清楚的。關鍵在於，作者是在兩個完全不同的層麵上來處理佛教問題的：
其一，敘事者是在“誦經念佛”以求富貴生子等世俗功利的層麵上描述佛教。在這個層麵上，作者的態度十分清晰，基本上采取的是譏諷、否定乃至批判的立場。
其二，作者引入佛教義理（特別是禪宗）的價值維度，借此給讀者指出一條出離人世無常、度脫苦海、超越功名利祿的道路。從這個層麵來說，佛道價值觀，正是體現作者意圖的內核之一。
關於這兩個層麵的區分、關聯與對話關係，茲略作分說如下。
在《金瓶梅》中，和尚、尼姑、沙彌一類的角色，常被玳安（西門慶的隨從）稱之為“禿驢”或“賊禿囚”。而西門慶本人，也直呼薛姑子為“賊胖禿淫婦”。類似的輕慢和穢語，在作品中隨處可見，足以表明當時社會中一般人對於佛僧的態度。吳月娘生性好佛。對於她時常吃齋念佛、誦經講道以求生子的行為，敘事者亦時常加以嘲諷，處處反襯月娘的癡愚。小說中直接描寫佛僧的地方甚多。比如第八回，潘金蓮毒殺武大郎之後，西門慶照例給了潘氏幾兩碎銀子，讓王婆從報恩寺請來六個和尚做水陸法會，超度武大亡靈。可眾和尚一見潘金蓮美色，一個個都瞬間迷失了佛性和禪心，關不住心猿意馬，七顛八倒，酥成一塊，把經都念歪了，所謂“大宋國錯稱做大唐國，武大郎幾念出武大娘，打鼓錯拿徒弟手，罄槌敲破老僧頭。從前苦行一時休，萬個金剛降不住”。這一篇“和尚聽淫聲”的文字，雖充滿戲謔色彩，但回末的結詩，卻清楚地表明了作者對於這類法事的態度：
果然佛法能消罪，亡者聞之亦慘魂。
值得注意的是，潘金蓮毒殺武大郎一節，《金瓶梅》多用《水滸傳》文字，而這一段和尚法會，卻是《金瓶梅》的作者“特意”加入的，其“作者意圖”十分明了。而在小說的第四十九回，西門慶在永福寺為蔡禦史餞行，得閑步入佛寺禪堂，撞見從西域“密鬆林”、“齊腰峰”下來的梵僧，向他討要春藥。這個和尚不僅喝酒吃肉，而且隨身帶著“快美終宵樂，春色滿蘭房”的虎狼銷魂藥。所謂密鬆林、齊腰峰以及西門慶給梵僧安排的酒飯名色，亦暗諧男女交合之名目——酒瓶是“腰州精致的紅泥頭”，酒則是“一股一股邈出”的滋陰白酒，刻意將梵僧和縱欲聯係在一起。這倒不是作者的發明，在明代的色情小說中，這一類的情僧欲火焚身的故事早已司空見慣。但作者既然這麽寫，也從一個側麵反映出作者對於僧侶和尚的一般態度。
不過小說中形象最為生動的“佛門中人”，卻是兩個尼姑：一個姓薛，一個姓王。這兩個人從小說的中段開始出現，與吳月娘過從甚密，一直持續到小說的末尾，可以說這兩人也是西門慶家族由盛轉衰的見證人。小說的第五十一回中，敘事者用這樣一個情節來刻畫薛姑子的出身： <blockquote>吳大妗子道：“隻怕姐夫進來。我和二位師父往他二娘房裏坐去罷。”剛說未畢，隻見西門慶掀簾子進來，慌的吳妗子和薛姑子、王姑子往李嬌兒房裏走不迭。早被西門慶看見，問月娘：“那個是薛姑子？賊胖禿淫婦，來我這裏做甚麽！”月娘道：“你好恁枉口拔舌，不當家化化的，罵他怎的？他惹著你來？你怎的知道他姓薛？”西門慶道：“你還不知他弄的乾坤兒哩！他把陳參政的小姐，吊在地藏庵兒裏和一個小夥偷奸。他知情，受了三兩銀子。事發，拿到衙門裏，被我褪衣打了二十板，交他嫁漢子還俗。他怎的還不還俗？好不好拿來衙門裏再拶他幾拶子。”月娘道：“你有要沒緊，恁毀僧謗佛的。他一個佛家弟子，想必善根還在，他平白還甚麽俗？你還不知，他好不有道行。”西門慶道：“你問他有道行，一夜接幾個漢子？”月娘道：“你就休汗邪，又討我那沒好口的罵你。”</blockquote>
按理說，薛姑子此前的種種劣跡和醜態，經西門慶和盤托出且言之鑿鑿，吳月娘該有所醒悟才是，但她被薛姑子和王姑子善偷衣胞、“一服即可生子”的許諾迷亂了心性，佞佛而偏執，實際上是沉湎於自己熾熱的欲念之中不能自拔。在這裏，作者不僅指出了世俗“佛法”的虛妄，同時也對世人拜佛的愚昧與偏狹表達了明確的嘲諷與哀矜。後文寫到薛、王二人說通李瓶兒和西門慶，認捐了一千五百卷《佛頂心陀羅經》，為西門慶、李瓶兒之子官哥消災祈福，從而騙取了大筆的銀兩。至五十九回，官哥生命垂危、奄奄待斃之時，薛、王二人卻“在印經處分錢不平，又使性兒，彼此互相揭調”，對官哥的生死全然不放在心上。李瓶兒認捐的一千五百卷《陀羅經》最終未能挽救官哥的生命，薛、王二人又如何麵對這一尷尬的局麵呢？薛姑子對李瓶兒是這麽解釋的：那官哥本不是你的兒女，而是宿世冤家轉世。他來到世上的唯一目的，就是想化身為你的兒子，要來害你報冤。正因為你舍得銀兩，印了《佛頂心陀羅經》一千五百卷，殺人凶手自取滅亡卻絲毫害你不得。
薛姑子伶牙俐齒，反應敏捷。這番鬼話，幾乎是不假思索，卻居然能夠自圓其說。其應變之神速，令人可畏。不過，官哥死後不久，不及旋踵，李瓶兒本人也嗚呼哀哉，追隨官哥一同往生西方極樂淨土，薛、王二人對此又會作何解釋呢？
《金瓶梅》中薛、王二姑子的形象活龍活現、如在目前，其言談口吻，筆筆入畫。她們打著佛陀的旗號，為一己之私欲，幾乎踏破西門慶家門檻。且兩人彼此提防，互相攻訐，常相咒罵廝打。王姑子因為分贓不均，詛咒薛姑子“這老淫婦到明日墮阿鼻地獄”，用的居然也是現成的佛家語言。
對於西門慶這樣一個膽大妄為、因貪欲而亡身的“惡徒”來說，他本與世俗佛教無緣。他能說出“隻要有了錢，即便強奸了嫦娥也無妨”這樣的話，表明他對佛道仙界種種因果不屑一顧，他所信仰的乃是“金錢決定論”。在小說中，他多次對吳月娘的佞佛加以嘲笑，似乎也證明了這一點。
但問題是，西門慶亦非完全不信仙佛。
他經常出入玉皇廟、永福寺，與和尚和道士們時相往來，且多次慷慨捐出大筆銀兩，接濟僧道，修繕寺觀。每到緊急關頭，走投無路之時，也往往“循例”臨時抱佛腳。為官哥印經如此，為李瓶兒請潘道士作法也是如此。盡管如此，西門慶對於仙佛的態度，與吳月娘完全不同。吳氏篤信淨土，將自己的身家性命與未來交給了佛僧尼姑，可謂是信念堅執；西門慶則是“不信而姑信”，體現的是社會中一般人對於佛道鬼神姑妄聽之的慣常態度。在明代特有的社會背景中，西門慶與佛道的關係，也向我們透露出以下幾個方麵的信息：
首先，西門慶作為十六世紀的新型商人，真正信奉的是金錢至上的原則，佛道的說教和戒律對他完全不起作用。
其次，西門慶“不信而姑信”的立場，與中國古人對虛誕邈遠的鬼神敬而遠之、存而不論的傳統理念遙相一致。
再次，西門慶身上這種不信而猶信的矛盾狀況，恰好從反麵揭示出世俗佛教在日常生活中巨大的影響力。或者說，世俗佛教活動的興盛，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西門慶雖不信佛，也不得不與佛門中人保持往來，施捐財物。
最後，我們還可以這樣說，在明末社會，由於商業發展、社會失序而興起的金錢至上論，尚未有力量完全脫離傳統倫理思想（包括佛道觀念）的影響，像歐洲十八世紀以來的商業社會那樣，建立起牢固而神聖的金錢信仰和全新的資本主義經濟倫理。換句話說，金錢雖可滿足聲色之欲，但還不足以成為一種自足的價值信仰係統。西門慶對已經迂腐而失效的傳統價值倫理，仍然心存敬畏。
總而言之，以《金瓶梅》 作者的立場而言，不論是吳月娘，還是西門慶，不論是吳氏吃齋念佛的“至誠”和“癡迷”，還是西門慶財大氣粗的“施舍”與“功德”，均未能挽救西門慶欲火亡身的命運，也絲毫未能改變西門慶家族由盛轉衰、曲終人散的最終結局。世俗的誦經念佛，其虛偽和詭妄，由此可見一斑。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對世俗佛教生活的批判，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前提，即明代社會極端功利化的貪欲和“金錢至上”的傾向，已經嚴重影響到了佛教界。世俗佛教與功名利祿同流合汙，客觀上已成為個體滿足無盡欲望的工具。作者這一見解，與王陽明的判斷一致：“（世人）雖嚐瞽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small>[27]</small>
不過，《金瓶梅》雖然對誦經念佛以求福報、施舍積善以圖富貴的功利性世俗“佛法”進行了直接的批判和否定，但這並沒有影響到作者將佛道的“空觀”或“虛寂無為”作為統禦全書的主導思想。如前文所說，佛、道的思想貫穿作品始終，成為此書結構的一大關鍵，實際上已開《紅樓夢》之先河。“功名蓋世，無非大夢一場；富貴驚人，難免無常二字”（七十四回）這樣的格言警句，到了《紅樓夢》中，不過是換了一個說法而已：
縱有千年鐵門檻，終須一個土饅頭。
不同之處在於，《金瓶梅》從世俗生活漸入佛道之境，可謂由入世而出世，由現實入虛渺；而《紅樓夢》則是預先安排了神話式的佛道結構，可謂由仙界而曆紅塵，由虛轉實，再化實為虛。
《金瓶梅》第一回，寫到西門慶熱結十弟兄之時，有一個細節頗可留意。西門慶、應伯爵、謝希大等人，聚在一起商議結拜的地點，伯爵像是漫不經心地問了一句：“到那日（結拜之日），還在哥這裏，是還在寺院裏好？”謝希大建議說：“咱這裏無過隻兩個寺院，僧家便是永福寺，道家便是玉皇廟。這兩個去處，隨分那裏去罷。”最後還是西門慶拿了主意：“這結拜的事，不是僧家管的，那寺裏和尚我又不熟，倒不如玉皇廟吳道官與我相熟，他那裏又寬廠，又幽靜。”
其實，結拜一事何處不可，為何非得牽扯上僧道仙佛？西門慶所謂“結拜的事，不是僧家管的”一語，尤屬可笑。僧家固然不管，道家如何就管呢？真正理想的去處，倒應該是儒家的祠堂，或者是劉、關、張義結金蘭的桃園。這段文字輕描淡寫，卻將此書的一大關鍵和綱目暗暗托出。最後的結拜之地，選在了玉皇廟，而作為陪筆出現的永福寺，就成了一大埋伏。
永福寺與玉皇廟，分別作為佛、道義理的象征，多次出現在《金瓶梅》中，影影綽綽，時明時暗。直至小說末尾，吳月娘去泰安進香，在碧霞宮遇險而避入雪澗洞，受到普靜法師的點化，西門慶唯一的子嗣孝哥在永福寺出家，全書的結構綱目才得以清楚地呈現出來。也就是說，《金瓶梅》全書，實從玉皇廟結拜（熱結）始，由永福禪寺出家（冷收）而終結。在這樣一個草蛇灰線、千裏埋伏的線索之中，作者由道始，由佛終，道、佛並重而統攝全書。
除了玉皇觀、永福寺之外，小說中寫到的其他道觀與寺院不下十數個。而出入西門慶之家、與他時相過從的，既有和尚、尼姑，也有道士、真人。這樣一來，佛、道所代表的色空觀和出世觀，與小說現實層麵的生活（儒家倫常）就構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對話關係。佛道世界觀與價值觀，特別是“真妄之分”，既可以視為對世俗欲望及乾坤顛倒之亂象的批判利器和批判動力，也可以被看成是對後者的超越與歸宿。
這裏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金瓶梅》中，作者所刻意構建的，並非是佛道與儒家的對立，而是佛道義理與欲望的對立。作者引入佛道係統，也不是為了反對乃至取消儒家倫理，而是出於某種不得已。在明代末世，儒學（特別是程朱理學）對現實生活正在失去應有的作用——在《金瓶梅》所描述的日常聚會中，有聖人之稱的孔子，常常淪為戲謔與諷刺的對象。作者引入佛道的苦衷，與王陽明及其門徒“引佛入儒”的動機大致相仿。其根本理由，都是基於對現實社會的絕望。從這個意義上，《金瓶梅》的“作者意圖”，與陽明學、明末的三教合流及三教一致論，實有很大的內在關聯。
客觀地說，詞話本《金瓶梅》的作者，不僅沒有從根本上摒棄儒家思想，相反，字裏行間隨處充滿了鄉村學究式的儒家道德說教。值得一提的是，在小說的第九十九回，詞話本中有一段歸結全書旨意的 “開篇詩”，在繡像本中遭到了刪除：
一切諸煩惱，皆從不忍生。
見機而耐性，妙悟生光明。
佛語戒無倫，儒書貴莫爭。
好個快活路，隻是少人行。
在這首詩中，作者明確將佛道的見機妙悟與儒家倫理的製欲莫爭並舉，借此批判世俗社會的物欲橫流。正因為《金瓶梅》所試圖構建的，是佛道義理與欲望的對立，吳月娘式的功利念佛以求欲望滿足的“修行”，淪為被否定乃至批判的對象，就很容易理解了。
這裏順便說一下，《金瓶梅》作者對於佛教的態度的複雜與矛盾，特別是“以佛反佛”的觀念，實際上與明末佛教內部的禪、淨之辨或禪、淨對立，也存在著某種微妙的關聯。
其一，敘事者是在“誦經念佛”以求富貴生子等世俗功利的層麵上描述佛教。在這個層麵上，作者的態度十分清晰，基本上采取的是譏諷、否定乃至批判的立場。
其二，作者引入佛教義理（特別是禪宗）的價值維度，借此給讀者指出一條出離人世無常、度脫苦海、超越功名利祿的道路。從這個層麵來說，佛道價值觀，正是體現作者意圖的內核之一。
關於這兩個層麵的區分、關聯與對話關係，茲略作分說如下。
在《金瓶梅》中，和尚、尼姑、沙彌一類的角色，常被玳安（西門慶的隨從）稱之為“禿驢”或“賊禿囚”。而西門慶本人，也直呼薛姑子為“賊胖禿淫婦”。類似的輕慢和穢語，在作品中隨處可見，足以表明當時社會中一般人對於佛僧的態度。吳月娘生性好佛。對於她時常吃齋念佛、誦經講道以求生子的行為，敘事者亦時常加以嘲諷，處處反襯月娘的癡愚。小說中直接描寫佛僧的地方甚多。比如第八回，潘金蓮毒殺武大郎之後，西門慶照例給了潘氏幾兩碎銀子，讓王婆從報恩寺請來六個和尚做水陸法會，超度武大亡靈。可眾和尚一見潘金蓮美色，一個個都瞬間迷失了佛性和禪心，關不住心猿意馬，七顛八倒，酥成一塊，把經都念歪了，所謂“大宋國錯稱做大唐國，武大郎幾念出武大娘，打鼓錯拿徒弟手，罄槌敲破老僧頭。從前苦行一時休，萬個金剛降不住”。這一篇“和尚聽淫聲”的文字，雖充滿戲謔色彩，但回末的結詩，卻清楚地表明了作者對於這類法事的態度：
果然佛法能消罪，亡者聞之亦慘魂。
值得注意的是，潘金蓮毒殺武大郎一節，《金瓶梅》多用《水滸傳》文字，而這一段和尚法會，卻是《金瓶梅》的作者“特意”加入的，其“作者意圖”十分明了。而在小說的第四十九回，西門慶在永福寺為蔡禦史餞行，得閑步入佛寺禪堂，撞見從西域“密鬆林”、“齊腰峰”下來的梵僧，向他討要春藥。這個和尚不僅喝酒吃肉，而且隨身帶著“快美終宵樂，春色滿蘭房”的虎狼銷魂藥。所謂密鬆林、齊腰峰以及西門慶給梵僧安排的酒飯名色，亦暗諧男女交合之名目——酒瓶是“腰州精致的紅泥頭”，酒則是“一股一股邈出”的滋陰白酒，刻意將梵僧和縱欲聯係在一起。這倒不是作者的發明，在明代的色情小說中，這一類的情僧欲火焚身的故事早已司空見慣。但作者既然這麽寫，也從一個側麵反映出作者對於僧侶和尚的一般態度。
不過小說中形象最為生動的“佛門中人”，卻是兩個尼姑：一個姓薛，一個姓王。這兩個人從小說的中段開始出現，與吳月娘過從甚密，一直持續到小說的末尾，可以說這兩人也是西門慶家族由盛轉衰的見證人。小說的第五十一回中，敘事者用這樣一個情節來刻畫薛姑子的出身： <blockquote>吳大妗子道：“隻怕姐夫進來。我和二位師父往他二娘房裏坐去罷。”剛說未畢，隻見西門慶掀簾子進來，慌的吳妗子和薛姑子、王姑子往李嬌兒房裏走不迭。早被西門慶看見，問月娘：“那個是薛姑子？賊胖禿淫婦，來我這裏做甚麽！”月娘道：“你好恁枉口拔舌，不當家化化的，罵他怎的？他惹著你來？你怎的知道他姓薛？”西門慶道：“你還不知他弄的乾坤兒哩！他把陳參政的小姐，吊在地藏庵兒裏和一個小夥偷奸。他知情，受了三兩銀子。事發，拿到衙門裏，被我褪衣打了二十板，交他嫁漢子還俗。他怎的還不還俗？好不好拿來衙門裏再拶他幾拶子。”月娘道：“你有要沒緊，恁毀僧謗佛的。他一個佛家弟子，想必善根還在，他平白還甚麽俗？你還不知，他好不有道行。”西門慶道：“你問他有道行，一夜接幾個漢子？”月娘道：“你就休汗邪，又討我那沒好口的罵你。”</blockquote>
按理說，薛姑子此前的種種劣跡和醜態，經西門慶和盤托出且言之鑿鑿，吳月娘該有所醒悟才是，但她被薛姑子和王姑子善偷衣胞、“一服即可生子”的許諾迷亂了心性，佞佛而偏執，實際上是沉湎於自己熾熱的欲念之中不能自拔。在這裏，作者不僅指出了世俗“佛法”的虛妄，同時也對世人拜佛的愚昧與偏狹表達了明確的嘲諷與哀矜。後文寫到薛、王二人說通李瓶兒和西門慶，認捐了一千五百卷《佛頂心陀羅經》，為西門慶、李瓶兒之子官哥消災祈福，從而騙取了大筆的銀兩。至五十九回，官哥生命垂危、奄奄待斃之時，薛、王二人卻“在印經處分錢不平，又使性兒，彼此互相揭調”，對官哥的生死全然不放在心上。李瓶兒認捐的一千五百卷《陀羅經》最終未能挽救官哥的生命，薛、王二人又如何麵對這一尷尬的局麵呢？薛姑子對李瓶兒是這麽解釋的：那官哥本不是你的兒女，而是宿世冤家轉世。他來到世上的唯一目的，就是想化身為你的兒子，要來害你報冤。正因為你舍得銀兩，印了《佛頂心陀羅經》一千五百卷，殺人凶手自取滅亡卻絲毫害你不得。
薛姑子伶牙俐齒，反應敏捷。這番鬼話，幾乎是不假思索，卻居然能夠自圓其說。其應變之神速，令人可畏。不過，官哥死後不久，不及旋踵，李瓶兒本人也嗚呼哀哉，追隨官哥一同往生西方極樂淨土，薛、王二人對此又會作何解釋呢？
《金瓶梅》中薛、王二姑子的形象活龍活現、如在目前，其言談口吻，筆筆入畫。她們打著佛陀的旗號，為一己之私欲，幾乎踏破西門慶家門檻。且兩人彼此提防，互相攻訐，常相咒罵廝打。王姑子因為分贓不均，詛咒薛姑子“這老淫婦到明日墮阿鼻地獄”，用的居然也是現成的佛家語言。
對於西門慶這樣一個膽大妄為、因貪欲而亡身的“惡徒”來說，他本與世俗佛教無緣。他能說出“隻要有了錢，即便強奸了嫦娥也無妨”這樣的話，表明他對佛道仙界種種因果不屑一顧，他所信仰的乃是“金錢決定論”。在小說中，他多次對吳月娘的佞佛加以嘲笑，似乎也證明了這一點。
但問題是，西門慶亦非完全不信仙佛。
他經常出入玉皇廟、永福寺，與和尚和道士們時相往來，且多次慷慨捐出大筆銀兩，接濟僧道，修繕寺觀。每到緊急關頭，走投無路之時，也往往“循例”臨時抱佛腳。為官哥印經如此，為李瓶兒請潘道士作法也是如此。盡管如此，西門慶對於仙佛的態度，與吳月娘完全不同。吳氏篤信淨土，將自己的身家性命與未來交給了佛僧尼姑，可謂是信念堅執；西門慶則是“不信而姑信”，體現的是社會中一般人對於佛道鬼神姑妄聽之的慣常態度。在明代特有的社會背景中，西門慶與佛道的關係，也向我們透露出以下幾個方麵的信息：
首先，西門慶作為十六世紀的新型商人，真正信奉的是金錢至上的原則，佛道的說教和戒律對他完全不起作用。
其次，西門慶“不信而姑信”的立場，與中國古人對虛誕邈遠的鬼神敬而遠之、存而不論的傳統理念遙相一致。
再次，西門慶身上這種不信而猶信的矛盾狀況，恰好從反麵揭示出世俗佛教在日常生活中巨大的影響力。或者說，世俗佛教活動的興盛，已經成為日常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西門慶雖不信佛，也不得不與佛門中人保持往來，施捐財物。
最後，我們還可以這樣說，在明末社會，由於商業發展、社會失序而興起的金錢至上論，尚未有力量完全脫離傳統倫理思想（包括佛道觀念）的影響，像歐洲十八世紀以來的商業社會那樣，建立起牢固而神聖的金錢信仰和全新的資本主義經濟倫理。換句話說，金錢雖可滿足聲色之欲，但還不足以成為一種自足的價值信仰係統。西門慶對已經迂腐而失效的傳統價值倫理，仍然心存敬畏。
總而言之，以《金瓶梅》 作者的立場而言，不論是吳月娘，還是西門慶，不論是吳氏吃齋念佛的“至誠”和“癡迷”，還是西門慶財大氣粗的“施舍”與“功德”，均未能挽救西門慶欲火亡身的命運，也絲毫未能改變西門慶家族由盛轉衰、曲終人散的最終結局。世俗的誦經念佛，其虛偽和詭妄，由此可見一斑。特別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對世俗佛教生活的批判，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前提，即明代社會極端功利化的貪欲和“金錢至上”的傾向，已經嚴重影響到了佛教界。世俗佛教與功名利祿同流合汙，客觀上已成為個體滿足無盡欲望的工具。作者這一見解，與王陽明的判斷一致：“（世人）雖嚐瞽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small>[27]</small>
不過，《金瓶梅》雖然對誦經念佛以求福報、施舍積善以圖富貴的功利性世俗“佛法”進行了直接的批判和否定，但這並沒有影響到作者將佛道的“空觀”或“虛寂無為”作為統禦全書的主導思想。如前文所說，佛、道的思想貫穿作品始終，成為此書結構的一大關鍵，實際上已開《紅樓夢》之先河。“功名蓋世，無非大夢一場；富貴驚人，難免無常二字”（七十四回）這樣的格言警句，到了《紅樓夢》中，不過是換了一個說法而已：
縱有千年鐵門檻，終須一個土饅頭。
不同之處在於，《金瓶梅》從世俗生活漸入佛道之境，可謂由入世而出世，由現實入虛渺；而《紅樓夢》則是預先安排了神話式的佛道結構，可謂由仙界而曆紅塵，由虛轉實，再化實為虛。
《金瓶梅》第一回，寫到西門慶熱結十弟兄之時，有一個細節頗可留意。西門慶、應伯爵、謝希大等人，聚在一起商議結拜的地點，伯爵像是漫不經心地問了一句：“到那日（結拜之日），還在哥這裏，是還在寺院裏好？”謝希大建議說：“咱這裏無過隻兩個寺院，僧家便是永福寺，道家便是玉皇廟。這兩個去處，隨分那裏去罷。”最後還是西門慶拿了主意：“這結拜的事，不是僧家管的，那寺裏和尚我又不熟，倒不如玉皇廟吳道官與我相熟，他那裏又寬廠，又幽靜。”
其實，結拜一事何處不可，為何非得牽扯上僧道仙佛？西門慶所謂“結拜的事，不是僧家管的”一語，尤屬可笑。僧家固然不管，道家如何就管呢？真正理想的去處，倒應該是儒家的祠堂，或者是劉、關、張義結金蘭的桃園。這段文字輕描淡寫，卻將此書的一大關鍵和綱目暗暗托出。最後的結拜之地，選在了玉皇廟，而作為陪筆出現的永福寺，就成了一大埋伏。
永福寺與玉皇廟，分別作為佛、道義理的象征，多次出現在《金瓶梅》中，影影綽綽，時明時暗。直至小說末尾，吳月娘去泰安進香，在碧霞宮遇險而避入雪澗洞，受到普靜法師的點化，西門慶唯一的子嗣孝哥在永福寺出家，全書的結構綱目才得以清楚地呈現出來。也就是說，《金瓶梅》全書，實從玉皇廟結拜（熱結）始，由永福禪寺出家（冷收）而終結。在這樣一個草蛇灰線、千裏埋伏的線索之中，作者由道始，由佛終，道、佛並重而統攝全書。
除了玉皇觀、永福寺之外，小說中寫到的其他道觀與寺院不下十數個。而出入西門慶之家、與他時相過從的，既有和尚、尼姑，也有道士、真人。這樣一來，佛、道所代表的色空觀和出世觀，與小說現實層麵的生活（儒家倫常）就構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對話關係。佛道世界觀與價值觀，特別是“真妄之分”，既可以視為對世俗欲望及乾坤顛倒之亂象的批判利器和批判動力，也可以被看成是對後者的超越與歸宿。
這裏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金瓶梅》中，作者所刻意構建的，並非是佛道與儒家的對立，而是佛道義理與欲望的對立。作者引入佛道係統，也不是為了反對乃至取消儒家倫理，而是出於某種不得已。在明代末世，儒學（特別是程朱理學）對現實生活正在失去應有的作用——在《金瓶梅》所描述的日常聚會中，有聖人之稱的孔子，常常淪為戲謔與諷刺的對象。作者引入佛道的苦衷，與王陽明及其門徒“引佛入儒”的動機大致相仿。其根本理由，都是基於對現實社會的絕望。從這個意義上，《金瓶梅》的“作者意圖”，與陽明學、明末的三教合流及三教一致論，實有很大的內在關聯。
客觀地說，詞話本《金瓶梅》的作者，不僅沒有從根本上摒棄儒家思想，相反，字裏行間隨處充滿了鄉村學究式的儒家道德說教。值得一提的是，在小說的第九十九回，詞話本中有一段歸結全書旨意的 “開篇詩”，在繡像本中遭到了刪除：
一切諸煩惱，皆從不忍生。
見機而耐性，妙悟生光明。
佛語戒無倫，儒書貴莫爭。
好個快活路，隻是少人行。
在這首詩中，作者明確將佛道的見機妙悟與儒家倫理的製欲莫爭並舉，借此批判世俗社會的物欲橫流。正因為《金瓶梅》所試圖構建的，是佛道義理與欲望的對立，吳月娘式的功利念佛以求欲望滿足的“修行”，淪為被否定乃至批判的對象，就很容易理解了。
這裏順便說一下，《金瓶梅》作者對於佛教的態度的複雜與矛盾，特別是“以佛反佛”的觀念，實際上與明末佛教內部的禪、淨之辨或禪、淨對立，也存在著某種微妙的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