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總長窸窸窣窣地坐了下來，有一杯水從律師席的桌子下麵伸出來遞給了他。是一個法庭的職員先前悄悄地走過陪審員席，彎著腰免得擋住了陪審員看這位律師，現在他直起身來。華特爵士的助理韓特利·勞頓先生站起身來盤問前幾位證人。
最前麵兩個是政府官員，很快地就離開了證人席。哈瑞·馬丁·孔比是公家的攝影師，證實了某些照片和罪案有關。賴斯特·喬治·富蘭克林是西敏寺自治區的測量員，提出他就格魯斯維諾街十二號那棟房子測量的結果，還有那棟房子的詳圖。這些資料的副本分送給了每一位陪審員。態度上有種不自覺的自負而都表現在他尖尖鼻子上的韓特利·勞頓先生，把第二位證人多留了一下。
“我相信在一月五日那天，因為莫特倫警探的要求，你曾經檢查過格魯斯維諾街十二號那間稱之為書房的房間吧？”
“是的。”
“除了那扇門和那兩扇窗子之外，你有沒有發現其他任何可以出入的地方？也就是說那裏有沒有什麽秘密通道之類的？”
“沒有。”
“事實上，四壁都是均一的？”
一片沉默。
小個子法官微微四下看了看。
“律師是在問你，”法官包德金大人說，“四麵的牆上有沒有洞。”
他的聲音輕柔而平和，讓你一下子注意到好幾件事。你突然開始注意到一種精煉過的一般常識，使所有的一切回歸到它們最基本的價值。你也開始注意到全然的不解，整個法庭也都有這種感覺。法官坐在他那張高椅子的邊上，欠身出來，伸著頭，一直等到證人說：“洞？大人，沒有洞呀！”然後他有點好奇地朝勞頓先生眨了眨眼，他胖胖手中的那支筆繼續平穩地在他的筆記簿上寫下去。
“甚至於沒有，”律師繼續追問，喃喃地說了句一成不變的話，“一道夠大得可以讓箭杆穿過的縫隙。”
“沒有，先生，沒有那種東西。”
“謝謝你。”
辯方沒有做交互詢問：h.m.隻搖了搖頭，聳了下他穿著袍子的肩膀。他像先前那樣一動也不動地坐著，隻讓人希望他沒有像平常那樣惡毒地瞪著陪審團就好了。
“傳艾蜜莉亞·喬丹。”
他們把喬丹小姐帶進證人席。那個有頂的狹窄隔間以九十度的直角方向坐落在陪審團席和法官席之間。她平常想必是一個鎮定而能幹的女人，可是她在登上證人席的階梯時絆了一下，而在宣誓的時候也似乎十分緊張不安。到底是因為緊張才腳步踉蹌，還是因為腳步踉蹌才造成她緊張不安，我們就不知道了。不過她的臉倒是漲紅了，而且很明顯地身體不舒服。艾蜜莉亞·喬丹大約是四十出頭或四十好幾，仍然相當好看，隻因為有病而稍損了原有的悅人之美，那副流線型的鉻框眼鏡讓人感覺不到有副眼鏡在，對她的相貌毫無影響。她有一頭不折不扣的棕發和一雙不折不扣的藍眼，她的穿著也得到我們身後那兩位女性的好評，她穿了一身黑，我記得還有一頂帽簷尖起來像頂鴨舌帽似的帽子。
“你的名字叫佛樂娜·艾蜜莉亞·喬丹？”
“是的。”
這個回答說出來時，她很快地清了下嗓子，想找出適當的音量高低。她沒有看她兩側的法官或陪審團，兩眼隻盯著曲意奉承的韓特利·勞頓先生，而他正使出他的全副魅力。
“你是胡彌先生的機要秘書？”
“是的，那是——不是，我做他的秘書沒有很久，我是說，他後來用不到秘書了，因為他離開了——其實，我在替他打理家裏的事，這比付錢請個管家要好多了。”
“庭上和陪審團都很了解，”那位律師很誠心地說。她最後的幾句話說得有點衝口而出，而他甚至更奉承有加，“我想，你們的關係非比尋常。”
“不對、不對，我們沒有關係，我們……”
“我們相當了解，喬丹小姐。你和他在一起有多久了？”
“十四年。”
“你和他很親近囉？”
“哦，是的，非常親近。”
對喬丹小姐訊問的第一部分著重在提出和證明兩封與瑪麗·胡彌訂婚一事有關的信函，其中一封是那個女孩寫給她父親的，另外一封則是她父親給她的信。這兩封信裏，第一封喬丹小姐看過；而第二封，她解釋道，是由她協助寫成的。人的性格因此浮現。以她所寫的信來判斷，瑪麗·胡彌很衝動、輕浮，還有點欠缺條理，就像你會由那天早上登在《每日快報》上那位兩眼很寬的金發女郎照片上所得到的印象一樣：可是她的天性中也有一絲很強烈的講求實際的特質。艾佛瑞·胡彌則表現出他是個仁慈而謹慎的人，很喜歡賣弄學問。最重要的是，有一個想法似乎讓他很開心：“我深信當我說將來我一定會抱孫子時，我想的並不是好多年以後的事。”
(這時候，被告席上的那個人臉色變得像鬼似地蒼白。)
“——而我很確定的是。我親愛的女兒，我要把我所有的一切交付信托，留給我知道你將來會有的兒子：我也確信我可以期盼在你們所有人的陪伴下過很多年快樂的日子。”
現場有些不安的咳嗽聲，坐在被告席的安士偉頭微向前傾，看著他放在雙膝上的兩手。韓特利·勞頓先生繼續訊問艾蜜莉亞·喬丹。
“你是不是記得胡彌先生就訂婚這件事來說，有什麽特別的意見嗎？”
“記得，他一直不停地說：‘這是件很叫人滿意的事。我再想不到有更好的了。’我總是說：‘可是你對安土偉先生了解多少呢？’他說：‘知道呀。他是個很好的年輕人：我認得他母親，她很可靠。’或者是這一類的話。”
“換句話說，他認為這場婚事是已成定案的了？”
“呃，我們認為是這樣。”
“我們？”
“大夫和我。史本賽·胡彌大夫。至少我認為是這樣，我不能替別人發言。”
“現在，喬丹小姐，”那位律師說著，停頓了一下，“在十二月三十一號到一月四號之間，你是否注意到胡彌先生態度上有什麽變化嗎？”
“是的，我注意到了。”
“你最早注意到發生變化是什麽時候？”
“在那個禮拜六早上，就是他過世的那個禮拜六。”
“你能不能告訴我們你注意到的事情呢？”
在勞頓先生那具有催眠性的態度下，她現在已經夠鎮定了。她用很低但是能聽得很清楚的聲音說話。起先不知道兩隻手該怎麽辦：在欄杆上放上放下，最後下定決心緊緊地握在欄杆上。在她說到那封她協助寫成的信時，她的兩眼有種幹澀的表情：她是在相當困難地強忍住淚水。
“事情是這樣的，”她開始說道，“禮拜五那天說好了，史本賽·胡彌大夫和我要到索塞克斯去和瑪麗的朋友們共度周末。其實是要去親自向瑪麗道賀。我們要開車下去；可是要等到禮拜六傍晚才能動身，因為胡彌大夫在聖普瑞德醫院工作，要很晚才走得開。禮拜五晚上，瑪麗從索塞克斯打電話給她父親，我把這件事告訴了她。我必須把所有這些事跟你們說，因為——”
律師很溫和地慫恿她繼續說下去。“艾佛瑞·胡彌先生原本也打算和你還有那位醫師一起去度周末的嗎？”
“沒有，他不能去。他禮拜天還有事，我想是長老會的賬務問題什麽的吧；反正他不能去，他說要向大家問好，而我們準備帶瑪麗和我們一起回來。”
“原來如此。那到了星期六早上呢，喬丹小姐？”
“到了禮拜六早上，”證人回答道，把壓在她心上很久的事全說出來。“在早餐桌上，有一封瑪麗寄來的信。我之所以知道那是瑪麗來的信，是因為我認得出筆跡。我還奇怪她為什麽要寄信來，因為她前一天晚上才和她父親談過話。”
“那封信後來怎麽樣了？”
“我不知道。後來我們找過，可是到處都找不到。”
“告訴我們胡彌先生做了或是說了些什麽。”
“他看完信之後，很快地站了起來，把信放進他的口袋裏，走到了窗子前麵。”
“後來呢？”
“我說：‘出了什麽事嗎？’他說：‘瑪麗的未婚夫決定今天進城來，要見我們。’我說：‘哦，那我們就不要去索塞克斯了。’我的意思當然是說我們一定要見見安士偉先生，招待他吃晚飯。他從窗口轉過身來說：‘乖乖地照我關照你的話去做；你要完全按照計劃到那裏去。’”
“他說這話時的態度如何？”
“非常冷淡而粗率無禮，這在他來說可是很危險的意思。”
“原來如此。後來怎麽樣了？”
“呃，我說：‘可是你一定要請他吃頓晚飯的吧？’他瞪著我看了一會兒，說道：‘我們不會請他來吃晚飯，或是請他到任何別的地方去。’然後他就走出了房間。”
律師緩緩地往後靠在長椅上。出庭的被告很快地抬頭看了一下。
“現在，喬丹小姐，據我了解在星期六下午一點半左右，你正好經過門口的小客廳外麵吧？”
“是的。”
“而你聽到胡彌先生在小客廳裏打電話？”
“是的。”
“你有沒有往那個房間裏看看？”
“我的確看了一眼。他正坐在兩扇窗子中間的那張小桌子前麵，也就是放電話的地方，背對著我。”
“你能不能盡量準確地再說一遍你聽到他所說的話？”
證人平靜地歪著頭。“他說：‘考慮到我所聽說的那些事情，安士偉先生……”
“你能發誓的確是這幾個字嗎？‘考慮到我所聽說的那些事情……’？”
“可以。”
“請繼續。”
“‘考慮到我所聽說的那些事情，我認為我們最好把和我女兒有關的問題解決一下。’”
法官把他小小的眼睛轉向律師，用他一貫不慌不忙的聲音說道：
“勞頓先生，你是不是打算證明在電話那頭說話的人就是嫌犯？”
“庭上，隻要您準許，我們會再傳一位證人，他在大廳那頭的分機上聽到了談話的雙方；而且，我想他會願意作證說那究竟是不是被告的聲音在說話。”
由律師席的左側響起了很大的清嗓子的聲音。聽來很邪惡而且充滿了挑戰的意味。h.m.站了起來，用兩手的指關節頂在桌子上。不知為什麽，他的假發後麵直翹起來，像條豬尾巴。他的聲音是我們在這裏聽到他首次發出人聲。
“庭上，”h.m.以低沉而響亮的聲音說道，“如果這樣可以節省法庭審理的時間，我們願意承認正是被告接聽的電話，事實上，我們還要堅持這一點。”
他鞠躬之後，在法庭上充滿不明所以的奇怪感覺中，一屁股坐了下去。在強裝有禮之下，律師們之間覺得很有意思的感覺傳到了勞頓先生嚴肅的鞠躬為禮之中。
“你可以繼續問話了，勞頓先生，”法官說道。
律師轉向證人。“你剛才告訴我們，死者說：‘考慮到我所聽說的事情，我認為我們最好把和我女兒有關的問題解決一下。’他還說了什麽？”
“他說：‘好，我很感激。’然後他停下來等著，你知道，好像對方在這時候說了些話。‘可是這不是討論這件事的地方，你能不能到我家裏來一趟？’然後是，‘今晚六點方便嗎？’”
“他說這話的時候語氣如何？”
“非常冷淡而正式。”
“後來呢？”
“他輕輕地掛上聽筒，對著電話看了一陣子，然後他說：‘我親愛的安士偉，我要製得你服服帖帖的，你這該死的東西。’”
一陣停頓。
“他用什麽語氣說這幾句話呢？”
“和先前說話的語氣一樣，隻不過更滿意了些。”
“你認為他是在自言自語：也就是說，把心裏想著的話說了出來嗎？”
“是的。”
她像絕大多數的證人一樣，在敘述經過或引用實際說過的話時，顯得防衛性很強，似乎覺得她所說的每一個字都可能會給挑出來而用來攻擊她。在那頂帽簷尖得像頂鴨舌帽的黑色帽子陰影下，她那張美貌不再的麵孔和流行的眼鏡似乎在退縮，如果說世界上真有所謂完全依賴男人的女人的話，那就非艾蜜莉亞·喬丹莫屬了。她有著很獨特的甜美聲音，讓即使像“該死的”這種還算溫和的粗口聽來都很不協調。
“你聽到這話之後怎麽樣了？”
“我很快地走開，”她遲疑了一下，“我非常的——哎，我對這樣突然的改變感到非常震驚，還有他說到安士偉先生時的神情，我真不知道該怎麽想；而我不想讓他看到我。”
“謝謝你，”律師回應道，“‘考慮剄我所聽說的事情。’”勞頓又重複了一遍，像是在沉吟，卻把每個字都說得清清楚楚。“你覺得胡彌先生是不是聽到什麽不利被告的話，才使他的心意有那麽大的改變呢？”
法官好像臉上的肌肉都一動也不動地開口說道：
“勞頓先生，我不允許你這種做法，檢方已經聲明在這個案子裏不提出確切原因，所以你也不準暗示什麽。”
“請庭上原諒，”對方很誠心地表示羞愧，態度立刻轉變，“我向庭上保證那絕不是我原本的意思，我重問一下吧。喬丹小姐：你認為胡彌先生是個反複無常的人嗎？”
“不會，絕對不是。”
“他是一個理智的人，什麽都要講理嗎？”
“是的。”
“要是(我們這樣說吧)他在星期一認為張三是個很聰明的人，大概不會在星期二卻認為他是個完全低能的人吧？除非有很好的理由讓他有這樣的想法。”
法官柔和的聲音讓法庭裏一片沉寂。
“勞頓先生，我必須堅持要求你不準再誘導證人。”
律師很羞愧地喃喃說道：“遵您的指示，”然後繼續問道，“現在，喬丹小姐，讓我們回到一月四號的傍晚，在那天傍晚六點鍾，有多少人(就您所知)在那棟房子裏？”
“有胡彌先生，還有戴爾和我。”
“還有其他人住在那裏嗎？”
“有的，胡彌大夫和一名廚子，一個女傭。可是廚子和女傭那天晚上休假。而我打算如果可能的話，要在六點十五分左右到聖普瑞德醫院去接胡彌大夫，因為我們準備從那裏直接開車到索塞克斯——”
“不錯，喬丹小姐，”律師插嘴說道，撫平了她的緊張情緒，“大約六點十分的時候，你在什麽地方？”
“我在樓上，收拾行李。胡彌大夫問過我可不可以替他收拾個箱子，因為他沒有時間從醫院回來拿行李；而我反正要收拾我自己的旅行包。”
“正是，我們很了解。我相信大約六點十分的時候，你聽見門鈴響吧？”
“是的。”
“你怎麽樣呢？”
“我跑到樓梯那邊，從欄杆望下去。”
“你有沒有看到被告進門來？”
“看到了，我，我從欄杆下方看到的，”證人說著臉紅了起來，她緊接著加上一句，“我想看看他的長相。”
“很自然的事。你能不能形容一下當時的狀況？”
“戴爾開了門，那——那邊的那個人，”她很快地看了一眼，“走了進來，他說他叫安士偉，說胡彌先生正在等他來。他的帽子掉在地上，戴爾說要幫他拿帽子和大衣，他說他寧願把大衣穿著。”
“他情願穿著大衣，”律師慢慢地說，“那他的態度如何呢？”
“他的話說得很生氣。”
“然後呢？”
“戴爾帶著他穿過門廳，轉進通往書房的小走廊裏。他走過的時候抬頭看了我一眼。他們進了書房，這就是所有我看到的事情。我回到樓上把行李收完，我不知道該怎麽想。”
“隻要告訴我們你做了些什麽就好了，喬丹小姐；那樣就夠了。讓我們再往前到離六點半還有幾分鍾的時間，那時候你在哪裏？”
“我戴上了帽子，穿上大衣，提起了行李下樓去。戴爾先前就奉命到蒙特街的修車廠把車子開過來，停在門口。我原以為他會來叫我的，可是等我下樓之後，卻什麽人也沒看到。我走到書房門口，想問問胡彌先生在我動身之前還有沒有什麽最後的話要帶去，或是還有沒有什麽指示。”
“他沒有什麽‘最後的話’，喬丹小姐，”勞頓先生擺出一副毫不客氣的冷酷態度說道，“你怎麽樣了呢？”
“我正打算敲門，卻聽見門後麵有人說：‘起來，你該死的。’”這幾個字又很不協調地由她嘴裏吐了出來。她說來頗為尷尬，就像一般人在公眾場合說那些時一樣。
“還有別的嗎？”
“還有，我想他還說：‘從地上爬起來，說話！”’
“聲音很大嗎？”
“相當的大。”
“是嫌犯的聲音嗎？”
“現在我知道是他的聲音。當時我聽不出來。我聯想到那天早上我聽到胡彌先生所說的話——”
“你有沒有試著開門？”
“試了，試了一下。”
“門是從裏麵閂住的嗎？”
“呃，我當時並沒有想到是從裏麵閂住的。反正是鎖住了。”
“然後呢？”
“就在這時候，戴爾戴著帽子，穿著大衣，由那頭轉進小走廊裏來。我跑到他麵前說：‘他們在打架，他們彼此要殺對方。快去攔阻他們。’他說：‘我去找警察來。’我說：‘你是個膽小鬼！跑到隔壁去把傅來明先生找來。”’
“那當時你在做什麽呢？”
“在跳上跳下吧，我想。他不肯去；他說怕萬一出了什麽事，隻有我一個人在屋子裏不好，最好還是我去，所以我就去了。”
“你很快就找到了傅來明先生嗎？”
“是的，他正好從他家門口的階梯上走下來。”
“他和你一起回到屋子裏嗎？”
“是的，我們看到戴爾手裏拿了根撥火棍，從大廳那邊過來，傅來明先生說：‘出了什麽事？’戴爾說：‘裏麵好安靜。’”
“我聽說你們三個人一起到了書房門口，是吧？”
“是的，戴爾敲了敲門。然後傅來明先生也敲了門，敲得更重些。”
“後來呢？”
“呃，我們聽到像是腳步聲，在房間裏麵，然後有人開始拉開門閂。”
“你確定當時門是由裏麵閂住的，而門閂必須拉開嗎？”
“是的，是根據聲音來判斷的。你知道，先扳動了一陣；再拉開，門還響動了一下。”
“從敲門到拉開門閂之間，你看大約過了多少時間？”
“我不知道。也許並不是很久，可是感覺上好像好久好久。”
“可以說，有一分鍾嗎？”
“可能。”
“請告訴陪審團，接下來怎麽樣了呢？”
她並沒有對著陪審團說，她低頭看著扶搭在欄杆邊上的兩手。“門開了一點點，有人往外看。我看到的就是那個男人。然後他把門整個打開，說：‘好了，你們最好進來吧。’傅來明先生跑進去，戴爾跟著他走了進去。”
“你有沒有走進那個房間？”
“沒有，我留在門口。”
“隻要把你看到的事情說出來。”
“我看到艾佛瑞躺在書桌旁邊，仰臥著，腳朝著我這邊。”
“你看過這些照片嗎？”他指了指，“我想你點了頭吧，喬丹小姐？是的，謝謝你。麻煩你把那個拿在你手裏。”
那個黃色的卷宗夾送過去給她。
“請看第五號照片。他就是這樣躺著的嗎？”
“是的，我想就是這樣。”
“相信我，我深深地……好，你可以把照片遞下來了。你走到離屍體有多近的地方？”
“隻到門口。他們說他已經死了。”
“誰說他已經死了？”
“我想是傅來明先生。”
“你記得被告說過什麽話嗎？”
“我記得前麵一部分，傅來明先生問他說是誰幹的，被告說：‘我想你們會說是我幹的。’博來明先生說：‘呃。那你已經把他殺死了；我們最好找警察來。’我看到的情形部記得很清楚，可是我聽到的大部分都不記得，我當時不是很舒服。”
“當時被告的態度如何？”
“很鎮定而平靜吧，我想，除了他的領帶掛在他大衣外。”
“傅來明先生說要找警察的時候，被告怎樣反應呢？”
“他在桌子旁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從他裏麵的口袋掏出一個煙盒，拿出一支煙來點上。”
韓特利·勞頓先生用他的指頭頂在桌麵上，沉默了一陣子，然後彎下腰去和他的頭頭兒商量；不過我想這隻是一種強調的姿態。這番詳細敘述的結果就像是由水底下起來似的：你可以感覺到空氣吸進你的肺裏。我想法庭上的每一個人——除了法官——都多少看了嫌犯一眼，但那一眼都很快，而且有些偷偷摸摸的，讓你馬上把眼光收回來。法官包德金大人的筆很穩定地動著，寫完了整齊的筆記。他抬起頭來，等著。證人現在一副她想必得永遠留在證人席的感覺，而且好像盡量讓自己準備好應付這件事。
韓特利·勞頓先生還有最後一擊。在法庭裏響起一陣大家重新坐好的聲音中，他再度向證人提問。
“喬丹小姐，我相信在發現屍體後不久，就讓你開車到普瑞德街的聖普瑞德醫院去接史本賽·胡彌醫師回來吧？”
“是的，傅來明先生拉著我的肩膀，說要我開車過去，趕快帶他來，因為要是他正在開刀什麽的話，他們是不肯傳話給他的。”
“關於那天晚上接下來所發生的事情，你不能再跟我們說什麽了嗎？”
“對。”
“這是不是因為，在從醫院回來的路上，你發燒生病，有一個月沒能離開你房間的緣故呢？”
“是的。”
律師用手摸過那份案情摘要的白紙。“我請你仔細想一想，喬丹小姐，還有沒有什麽你聽到被告所說的話可以告訴我們的？什麽事都可以。他在那張椅子上坐下來和點煙的時候，有沒有說什麽呢？”
“有的，他回答了句什麽：我想是個問題還是一句話。”
“什麽問題？”
“有人說：‘你是石頭做的嗎？”’
“‘你是石頭做的嗎？’他怎麽回答？”
“他說：‘在我的威士忌裏下藥，他活該。’”
那位律師對她看了一陣子，然後坐了下來。
亨利·梅利維爾爵士站起來，為辯方盤問證人。
最前麵兩個是政府官員，很快地就離開了證人席。哈瑞·馬丁·孔比是公家的攝影師，證實了某些照片和罪案有關。賴斯特·喬治·富蘭克林是西敏寺自治區的測量員，提出他就格魯斯維諾街十二號那棟房子測量的結果，還有那棟房子的詳圖。這些資料的副本分送給了每一位陪審員。態度上有種不自覺的自負而都表現在他尖尖鼻子上的韓特利·勞頓先生，把第二位證人多留了一下。
“我相信在一月五日那天，因為莫特倫警探的要求，你曾經檢查過格魯斯維諾街十二號那間稱之為書房的房間吧？”
“是的。”
“除了那扇門和那兩扇窗子之外，你有沒有發現其他任何可以出入的地方？也就是說那裏有沒有什麽秘密通道之類的？”
“沒有。”
“事實上，四壁都是均一的？”
一片沉默。
小個子法官微微四下看了看。
“律師是在問你，”法官包德金大人說，“四麵的牆上有沒有洞。”
他的聲音輕柔而平和，讓你一下子注意到好幾件事。你突然開始注意到一種精煉過的一般常識，使所有的一切回歸到它們最基本的價值。你也開始注意到全然的不解，整個法庭也都有這種感覺。法官坐在他那張高椅子的邊上，欠身出來，伸著頭，一直等到證人說：“洞？大人，沒有洞呀！”然後他有點好奇地朝勞頓先生眨了眨眼，他胖胖手中的那支筆繼續平穩地在他的筆記簿上寫下去。
“甚至於沒有，”律師繼續追問，喃喃地說了句一成不變的話，“一道夠大得可以讓箭杆穿過的縫隙。”
“沒有，先生，沒有那種東西。”
“謝謝你。”
辯方沒有做交互詢問：h.m.隻搖了搖頭，聳了下他穿著袍子的肩膀。他像先前那樣一動也不動地坐著，隻讓人希望他沒有像平常那樣惡毒地瞪著陪審團就好了。
“傳艾蜜莉亞·喬丹。”
他們把喬丹小姐帶進證人席。那個有頂的狹窄隔間以九十度的直角方向坐落在陪審團席和法官席之間。她平常想必是一個鎮定而能幹的女人，可是她在登上證人席的階梯時絆了一下，而在宣誓的時候也似乎十分緊張不安。到底是因為緊張才腳步踉蹌，還是因為腳步踉蹌才造成她緊張不安，我們就不知道了。不過她的臉倒是漲紅了，而且很明顯地身體不舒服。艾蜜莉亞·喬丹大約是四十出頭或四十好幾，仍然相當好看，隻因為有病而稍損了原有的悅人之美，那副流線型的鉻框眼鏡讓人感覺不到有副眼鏡在，對她的相貌毫無影響。她有一頭不折不扣的棕發和一雙不折不扣的藍眼，她的穿著也得到我們身後那兩位女性的好評，她穿了一身黑，我記得還有一頂帽簷尖起來像頂鴨舌帽似的帽子。
“你的名字叫佛樂娜·艾蜜莉亞·喬丹？”
“是的。”
這個回答說出來時，她很快地清了下嗓子，想找出適當的音量高低。她沒有看她兩側的法官或陪審團，兩眼隻盯著曲意奉承的韓特利·勞頓先生，而他正使出他的全副魅力。
“你是胡彌先生的機要秘書？”
“是的，那是——不是，我做他的秘書沒有很久，我是說，他後來用不到秘書了，因為他離開了——其實，我在替他打理家裏的事，這比付錢請個管家要好多了。”
“庭上和陪審團都很了解，”那位律師很誠心地說。她最後的幾句話說得有點衝口而出，而他甚至更奉承有加，“我想，你們的關係非比尋常。”
“不對、不對，我們沒有關係，我們……”
“我們相當了解，喬丹小姐。你和他在一起有多久了？”
“十四年。”
“你和他很親近囉？”
“哦，是的，非常親近。”
對喬丹小姐訊問的第一部分著重在提出和證明兩封與瑪麗·胡彌訂婚一事有關的信函，其中一封是那個女孩寫給她父親的，另外一封則是她父親給她的信。這兩封信裏，第一封喬丹小姐看過；而第二封，她解釋道，是由她協助寫成的。人的性格因此浮現。以她所寫的信來判斷，瑪麗·胡彌很衝動、輕浮，還有點欠缺條理，就像你會由那天早上登在《每日快報》上那位兩眼很寬的金發女郎照片上所得到的印象一樣：可是她的天性中也有一絲很強烈的講求實際的特質。艾佛瑞·胡彌則表現出他是個仁慈而謹慎的人，很喜歡賣弄學問。最重要的是，有一個想法似乎讓他很開心：“我深信當我說將來我一定會抱孫子時，我想的並不是好多年以後的事。”
(這時候，被告席上的那個人臉色變得像鬼似地蒼白。)
“——而我很確定的是。我親愛的女兒，我要把我所有的一切交付信托，留給我知道你將來會有的兒子：我也確信我可以期盼在你們所有人的陪伴下過很多年快樂的日子。”
現場有些不安的咳嗽聲，坐在被告席的安士偉頭微向前傾，看著他放在雙膝上的兩手。韓特利·勞頓先生繼續訊問艾蜜莉亞·喬丹。
“你是不是記得胡彌先生就訂婚這件事來說，有什麽特別的意見嗎？”
“記得，他一直不停地說：‘這是件很叫人滿意的事。我再想不到有更好的了。’我總是說：‘可是你對安土偉先生了解多少呢？’他說：‘知道呀。他是個很好的年輕人：我認得他母親，她很可靠。’或者是這一類的話。”
“換句話說，他認為這場婚事是已成定案的了？”
“呃，我們認為是這樣。”
“我們？”
“大夫和我。史本賽·胡彌大夫。至少我認為是這樣，我不能替別人發言。”
“現在，喬丹小姐，”那位律師說著，停頓了一下，“在十二月三十一號到一月四號之間，你是否注意到胡彌先生態度上有什麽變化嗎？”
“是的，我注意到了。”
“你最早注意到發生變化是什麽時候？”
“在那個禮拜六早上，就是他過世的那個禮拜六。”
“你能不能告訴我們你注意到的事情呢？”
在勞頓先生那具有催眠性的態度下，她現在已經夠鎮定了。她用很低但是能聽得很清楚的聲音說話。起先不知道兩隻手該怎麽辦：在欄杆上放上放下，最後下定決心緊緊地握在欄杆上。在她說到那封她協助寫成的信時，她的兩眼有種幹澀的表情：她是在相當困難地強忍住淚水。
“事情是這樣的，”她開始說道，“禮拜五那天說好了，史本賽·胡彌大夫和我要到索塞克斯去和瑪麗的朋友們共度周末。其實是要去親自向瑪麗道賀。我們要開車下去；可是要等到禮拜六傍晚才能動身，因為胡彌大夫在聖普瑞德醫院工作，要很晚才走得開。禮拜五晚上，瑪麗從索塞克斯打電話給她父親，我把這件事告訴了她。我必須把所有這些事跟你們說，因為——”
律師很溫和地慫恿她繼續說下去。“艾佛瑞·胡彌先生原本也打算和你還有那位醫師一起去度周末的嗎？”
“沒有，他不能去。他禮拜天還有事，我想是長老會的賬務問題什麽的吧；反正他不能去，他說要向大家問好，而我們準備帶瑪麗和我們一起回來。”
“原來如此。那到了星期六早上呢，喬丹小姐？”
“到了禮拜六早上，”證人回答道，把壓在她心上很久的事全說出來。“在早餐桌上，有一封瑪麗寄來的信。我之所以知道那是瑪麗來的信，是因為我認得出筆跡。我還奇怪她為什麽要寄信來，因為她前一天晚上才和她父親談過話。”
“那封信後來怎麽樣了？”
“我不知道。後來我們找過，可是到處都找不到。”
“告訴我們胡彌先生做了或是說了些什麽。”
“他看完信之後，很快地站了起來，把信放進他的口袋裏，走到了窗子前麵。”
“後來呢？”
“我說：‘出了什麽事嗎？’他說：‘瑪麗的未婚夫決定今天進城來，要見我們。’我說：‘哦，那我們就不要去索塞克斯了。’我的意思當然是說我們一定要見見安士偉先生，招待他吃晚飯。他從窗口轉過身來說：‘乖乖地照我關照你的話去做；你要完全按照計劃到那裏去。’”
“他說這話時的態度如何？”
“非常冷淡而粗率無禮，這在他來說可是很危險的意思。”
“原來如此。後來怎麽樣了？”
“呃，我說：‘可是你一定要請他吃頓晚飯的吧？’他瞪著我看了一會兒，說道：‘我們不會請他來吃晚飯，或是請他到任何別的地方去。’然後他就走出了房間。”
律師緩緩地往後靠在長椅上。出庭的被告很快地抬頭看了一下。
“現在，喬丹小姐，據我了解在星期六下午一點半左右，你正好經過門口的小客廳外麵吧？”
“是的。”
“而你聽到胡彌先生在小客廳裏打電話？”
“是的。”
“你有沒有往那個房間裏看看？”
“我的確看了一眼。他正坐在兩扇窗子中間的那張小桌子前麵，也就是放電話的地方，背對著我。”
“你能不能盡量準確地再說一遍你聽到他所說的話？”
證人平靜地歪著頭。“他說：‘考慮到我所聽說的那些事情，安士偉先生……”
“你能發誓的確是這幾個字嗎？‘考慮到我所聽說的那些事情……’？”
“可以。”
“請繼續。”
“‘考慮到我所聽說的那些事情，我認為我們最好把和我女兒有關的問題解決一下。’”
法官把他小小的眼睛轉向律師，用他一貫不慌不忙的聲音說道：
“勞頓先生，你是不是打算證明在電話那頭說話的人就是嫌犯？”
“庭上，隻要您準許，我們會再傳一位證人，他在大廳那頭的分機上聽到了談話的雙方；而且，我想他會願意作證說那究竟是不是被告的聲音在說話。”
由律師席的左側響起了很大的清嗓子的聲音。聽來很邪惡而且充滿了挑戰的意味。h.m.站了起來，用兩手的指關節頂在桌子上。不知為什麽，他的假發後麵直翹起來，像條豬尾巴。他的聲音是我們在這裏聽到他首次發出人聲。
“庭上，”h.m.以低沉而響亮的聲音說道，“如果這樣可以節省法庭審理的時間，我們願意承認正是被告接聽的電話，事實上，我們還要堅持這一點。”
他鞠躬之後，在法庭上充滿不明所以的奇怪感覺中，一屁股坐了下去。在強裝有禮之下，律師們之間覺得很有意思的感覺傳到了勞頓先生嚴肅的鞠躬為禮之中。
“你可以繼續問話了，勞頓先生，”法官說道。
律師轉向證人。“你剛才告訴我們，死者說：‘考慮到我所聽說的事情，我認為我們最好把和我女兒有關的問題解決一下。’他還說了什麽？”
“他說：‘好，我很感激。’然後他停下來等著，你知道，好像對方在這時候說了些話。‘可是這不是討論這件事的地方，你能不能到我家裏來一趟？’然後是，‘今晚六點方便嗎？’”
“他說這話的時候語氣如何？”
“非常冷淡而正式。”
“後來呢？”
“他輕輕地掛上聽筒，對著電話看了一陣子，然後他說：‘我親愛的安士偉，我要製得你服服帖帖的，你這該死的東西。’”
一陣停頓。
“他用什麽語氣說這幾句話呢？”
“和先前說話的語氣一樣，隻不過更滿意了些。”
“你認為他是在自言自語：也就是說，把心裏想著的話說了出來嗎？”
“是的。”
她像絕大多數的證人一樣，在敘述經過或引用實際說過的話時，顯得防衛性很強，似乎覺得她所說的每一個字都可能會給挑出來而用來攻擊她。在那頂帽簷尖得像頂鴨舌帽的黑色帽子陰影下，她那張美貌不再的麵孔和流行的眼鏡似乎在退縮，如果說世界上真有所謂完全依賴男人的女人的話，那就非艾蜜莉亞·喬丹莫屬了。她有著很獨特的甜美聲音，讓即使像“該死的”這種還算溫和的粗口聽來都很不協調。
“你聽到這話之後怎麽樣了？”
“我很快地走開，”她遲疑了一下，“我非常的——哎，我對這樣突然的改變感到非常震驚，還有他說到安士偉先生時的神情，我真不知道該怎麽想；而我不想讓他看到我。”
“謝謝你，”律師回應道，“‘考慮剄我所聽說的事情。’”勞頓又重複了一遍，像是在沉吟，卻把每個字都說得清清楚楚。“你覺得胡彌先生是不是聽到什麽不利被告的話，才使他的心意有那麽大的改變呢？”
法官好像臉上的肌肉都一動也不動地開口說道：
“勞頓先生，我不允許你這種做法，檢方已經聲明在這個案子裏不提出確切原因，所以你也不準暗示什麽。”
“請庭上原諒，”對方很誠心地表示羞愧，態度立刻轉變，“我向庭上保證那絕不是我原本的意思，我重問一下吧。喬丹小姐：你認為胡彌先生是個反複無常的人嗎？”
“不會，絕對不是。”
“他是一個理智的人，什麽都要講理嗎？”
“是的。”
“要是(我們這樣說吧)他在星期一認為張三是個很聰明的人，大概不會在星期二卻認為他是個完全低能的人吧？除非有很好的理由讓他有這樣的想法。”
法官柔和的聲音讓法庭裏一片沉寂。
“勞頓先生，我必須堅持要求你不準再誘導證人。”
律師很羞愧地喃喃說道：“遵您的指示，”然後繼續問道，“現在，喬丹小姐，讓我們回到一月四號的傍晚，在那天傍晚六點鍾，有多少人(就您所知)在那棟房子裏？”
“有胡彌先生，還有戴爾和我。”
“還有其他人住在那裏嗎？”
“有的，胡彌大夫和一名廚子，一個女傭。可是廚子和女傭那天晚上休假。而我打算如果可能的話，要在六點十五分左右到聖普瑞德醫院去接胡彌大夫，因為我們準備從那裏直接開車到索塞克斯——”
“不錯，喬丹小姐，”律師插嘴說道，撫平了她的緊張情緒，“大約六點十分的時候，你在什麽地方？”
“我在樓上，收拾行李。胡彌大夫問過我可不可以替他收拾個箱子，因為他沒有時間從醫院回來拿行李；而我反正要收拾我自己的旅行包。”
“正是，我們很了解。我相信大約六點十分的時候，你聽見門鈴響吧？”
“是的。”
“你怎麽樣呢？”
“我跑到樓梯那邊，從欄杆望下去。”
“你有沒有看到被告進門來？”
“看到了，我，我從欄杆下方看到的，”證人說著臉紅了起來，她緊接著加上一句，“我想看看他的長相。”
“很自然的事。你能不能形容一下當時的狀況？”
“戴爾開了門，那——那邊的那個人，”她很快地看了一眼，“走了進來，他說他叫安士偉，說胡彌先生正在等他來。他的帽子掉在地上，戴爾說要幫他拿帽子和大衣，他說他寧願把大衣穿著。”
“他情願穿著大衣，”律師慢慢地說，“那他的態度如何呢？”
“他的話說得很生氣。”
“然後呢？”
“戴爾帶著他穿過門廳，轉進通往書房的小走廊裏。他走過的時候抬頭看了我一眼。他們進了書房，這就是所有我看到的事情。我回到樓上把行李收完，我不知道該怎麽想。”
“隻要告訴我們你做了些什麽就好了，喬丹小姐；那樣就夠了。讓我們再往前到離六點半還有幾分鍾的時間，那時候你在哪裏？”
“我戴上了帽子，穿上大衣，提起了行李下樓去。戴爾先前就奉命到蒙特街的修車廠把車子開過來，停在門口。我原以為他會來叫我的，可是等我下樓之後，卻什麽人也沒看到。我走到書房門口，想問問胡彌先生在我動身之前還有沒有什麽最後的話要帶去，或是還有沒有什麽指示。”
“他沒有什麽‘最後的話’，喬丹小姐，”勞頓先生擺出一副毫不客氣的冷酷態度說道，“你怎麽樣了呢？”
“我正打算敲門，卻聽見門後麵有人說：‘起來，你該死的。’”這幾個字又很不協調地由她嘴裏吐了出來。她說來頗為尷尬，就像一般人在公眾場合說那些時一樣。
“還有別的嗎？”
“還有，我想他還說：‘從地上爬起來，說話！”’
“聲音很大嗎？”
“相當的大。”
“是嫌犯的聲音嗎？”
“現在我知道是他的聲音。當時我聽不出來。我聯想到那天早上我聽到胡彌先生所說的話——”
“你有沒有試著開門？”
“試了，試了一下。”
“門是從裏麵閂住的嗎？”
“呃，我當時並沒有想到是從裏麵閂住的。反正是鎖住了。”
“然後呢？”
“就在這時候，戴爾戴著帽子，穿著大衣，由那頭轉進小走廊裏來。我跑到他麵前說：‘他們在打架，他們彼此要殺對方。快去攔阻他們。’他說：‘我去找警察來。’我說：‘你是個膽小鬼！跑到隔壁去把傅來明先生找來。”’
“那當時你在做什麽呢？”
“在跳上跳下吧，我想。他不肯去；他說怕萬一出了什麽事，隻有我一個人在屋子裏不好，最好還是我去，所以我就去了。”
“你很快就找到了傅來明先生嗎？”
“是的，他正好從他家門口的階梯上走下來。”
“他和你一起回到屋子裏嗎？”
“是的，我們看到戴爾手裏拿了根撥火棍，從大廳那邊過來，傅來明先生說：‘出了什麽事？’戴爾說：‘裏麵好安靜。’”
“我聽說你們三個人一起到了書房門口，是吧？”
“是的，戴爾敲了敲門。然後傅來明先生也敲了門，敲得更重些。”
“後來呢？”
“呃，我們聽到像是腳步聲，在房間裏麵，然後有人開始拉開門閂。”
“你確定當時門是由裏麵閂住的，而門閂必須拉開嗎？”
“是的，是根據聲音來判斷的。你知道，先扳動了一陣；再拉開，門還響動了一下。”
“從敲門到拉開門閂之間，你看大約過了多少時間？”
“我不知道。也許並不是很久，可是感覺上好像好久好久。”
“可以說，有一分鍾嗎？”
“可能。”
“請告訴陪審團，接下來怎麽樣了呢？”
她並沒有對著陪審團說，她低頭看著扶搭在欄杆邊上的兩手。“門開了一點點，有人往外看。我看到的就是那個男人。然後他把門整個打開，說：‘好了，你們最好進來吧。’傅來明先生跑進去，戴爾跟著他走了進去。”
“你有沒有走進那個房間？”
“沒有，我留在門口。”
“隻要把你看到的事情說出來。”
“我看到艾佛瑞躺在書桌旁邊，仰臥著，腳朝著我這邊。”
“你看過這些照片嗎？”他指了指，“我想你點了頭吧，喬丹小姐？是的，謝謝你。麻煩你把那個拿在你手裏。”
那個黃色的卷宗夾送過去給她。
“請看第五號照片。他就是這樣躺著的嗎？”
“是的，我想就是這樣。”
“相信我，我深深地……好，你可以把照片遞下來了。你走到離屍體有多近的地方？”
“隻到門口。他們說他已經死了。”
“誰說他已經死了？”
“我想是傅來明先生。”
“你記得被告說過什麽話嗎？”
“我記得前麵一部分，傅來明先生問他說是誰幹的，被告說：‘我想你們會說是我幹的。’博來明先生說：‘呃。那你已經把他殺死了；我們最好找警察來。’我看到的情形部記得很清楚，可是我聽到的大部分都不記得，我當時不是很舒服。”
“當時被告的態度如何？”
“很鎮定而平靜吧，我想，除了他的領帶掛在他大衣外。”
“傅來明先生說要找警察的時候，被告怎樣反應呢？”
“他在桌子旁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從他裏麵的口袋掏出一個煙盒，拿出一支煙來點上。”
韓特利·勞頓先生用他的指頭頂在桌麵上，沉默了一陣子，然後彎下腰去和他的頭頭兒商量；不過我想這隻是一種強調的姿態。這番詳細敘述的結果就像是由水底下起來似的：你可以感覺到空氣吸進你的肺裏。我想法庭上的每一個人——除了法官——都多少看了嫌犯一眼，但那一眼都很快，而且有些偷偷摸摸的，讓你馬上把眼光收回來。法官包德金大人的筆很穩定地動著，寫完了整齊的筆記。他抬起頭來，等著。證人現在一副她想必得永遠留在證人席的感覺，而且好像盡量讓自己準備好應付這件事。
韓特利·勞頓先生還有最後一擊。在法庭裏響起一陣大家重新坐好的聲音中，他再度向證人提問。
“喬丹小姐，我相信在發現屍體後不久，就讓你開車到普瑞德街的聖普瑞德醫院去接史本賽·胡彌醫師回來吧？”
“是的，傅來明先生拉著我的肩膀，說要我開車過去，趕快帶他來，因為要是他正在開刀什麽的話，他們是不肯傳話給他的。”
“關於那天晚上接下來所發生的事情，你不能再跟我們說什麽了嗎？”
“對。”
“這是不是因為，在從醫院回來的路上，你發燒生病，有一個月沒能離開你房間的緣故呢？”
“是的。”
律師用手摸過那份案情摘要的白紙。“我請你仔細想一想，喬丹小姐，還有沒有什麽你聽到被告所說的話可以告訴我們的？什麽事都可以。他在那張椅子上坐下來和點煙的時候，有沒有說什麽呢？”
“有的，他回答了句什麽：我想是個問題還是一句話。”
“什麽問題？”
“有人說：‘你是石頭做的嗎？”’
“‘你是石頭做的嗎？’他怎麽回答？”
“他說：‘在我的威士忌裏下藥，他活該。’”
那位律師對她看了一陣子，然後坐了下來。
亨利·梅利維爾爵士站起來，為辯方盤問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