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鬆濤聲!”林雲興奮地說,但我沒有那個雅興,隻顧裹緊大衣。在紛飛的雪霧中,遠方的山峰隻有模糊的影子。


    班機從莫斯科飛了四個小時在新西伯利亞機場降落,我心中的陌生感比一星期前在莫斯科機場降落時又深了一層,隻有想到這裏離中國更近了,才感到一絲安慰。


    接到那個留言後,我們本能地感覺到這信息後麵有很多東西,但我做夢都想不到真的會有到西伯利亞來的機會。一周後,林雲通知我同她一起參加一個技術顧問團赴俄羅斯,她告訴我,中俄兩國關於在中國境內組裝蘇30殲擊機的談判已基本完成,這個顧問團是隨一個低級別的軍事代表團赴俄敲定一些細節問題,我是顧問團中惟一的一名雷電專家。我感到這事絕非巧合,就問林雲她是怎麽搞到這種機會的,她神秘地說:


    “我使用了一次特權,這種特權在找大型機時我都沒用,這次實在沒別的辦法了。”


    我不知她說的特權是什麽,也沒問下去。


    到莫斯科後,我發現在代表團的活動中自己根本沒事可幹,林雲也一樣。我們跟著代表團訪問了蘇沃霍夫設計局,又跑了軍工聯合體的幾個裝配廠。


    在莫斯科的一個傍晚,林雲向團長請假後出去了,深夜才回到飯店。我去她的房間看她,見她一個人呆呆地坐在那,眼睛紅著,臉上有淚痕,這讓我很驚奇,在我的印象中她是不會哭的。她什麽也沒有說,我也不好問,以後在莫斯科的三天裏,她的情緒一直很低落。從這件事我發現,林雲的生活遠比我想象的複雜。


    代表團登機回國時,我倆卻登上了飛行方向基本相同但目的地近得多的飛機。其實從莫斯科到西伯利亞並不比從北京去近多少。


    我們在機場找到了一輛車去諾克思柏科市,司機告訴我們要走60公裏路。冰雪覆蓋的公路兩旁,是無邊無際紛飛的雪霧和黑色的叢林。林雲能講一口不算流利的俄語,她和司機好象很談得來。那司機扭頭看了一眼凍得發抖的我。似乎同情我不能加入他們的談話,突然改用很流利的英語繼續對林雲說:


    “……科學城源自50年代末的一個浪漫的想法,這種想法充滿了當時的那種單純和天真,一種創造新世界的理想主義。其實,它並不像你們所聽到的那麽成功:它遠離大都市去,交通困難限製了科技輻射作用,徒勞地與大都市抗爭,最後不得不眼看科研人才遷往更大更理想的城市……”


    “您可不像是幹出租的。”我評論道。


    林雲介紹說:“這位先生是俄羅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的研究員,他……您剛才說您的專業是?”


    “我從事遠東經濟去的未開發地區資源綜合規劃研究,一項在這個急功近利的時代誰都用不著的學問。”


    “您失業了?”


    “還沒有,今天是星期天,我這兩天掙的錢要比一個星期的工資多。”


    汽車駛進了科學城,兩旁五六十年代的建築在雪霧中掠過,有一次,我肯定看到了一尊列寧的塑像。這是一個讓人產生懷舊感的城市,那些有上千年曆史的古城並不能讓人產生這種感情,它們太舊了,舊得與你沒有關係,舊得讓人失去了感覺。但像這樣年輕的城市,卻使你想起一個剛剛逝去的時代,在那個時代你度過了你的童年和少年,那是你自己的上古時代,你自己的公元前。


    車停在了一幢5層樓前,這裏可能是一個住宅區,一排排的樓房看上去一模一樣。司機在離開時從車窗裏對我們說了一句耐人尋味的話:


    “這是城裏最便宜的住宅區,但這裏住著的可不是最便宜的人。”


    我們進門後,裏麵很黑,這是50年代的那種天花板很高的住宅樓,門廳的牆上貼著幾張各個政黨地方選舉的招貼畫,再往裏就隻能摸索著前行了。我們借著打火機的光辨認著門牌,一直上到5樓,繞過樓梯口,我舉著已燙手的打火機正要找561號,聽到一個渾厚的男音在什麽地方用英語喊:


    “是你們嗎?為bl來的?左手第三個門。”


    我們推開門走了進去,這房間給人兩個相矛盾的感覺:首先覺得很暗,然後覺得天花板上的燈很刺眼。房間裏有一股濃烈的酒味。這裏到處堆著書,顯得有些亂,但還沒有到失去控製的地步。一台電腦的屏幕閃動了一下就滅了,一個身材高大的人從電腦前站起來,他胡須很長,臉色有些蒼白,年齡看上去有50多歲。


    “在這住久了,聽樓梯響就知道來的是生人,而能到這來的生人,隻有你們了。我相信你們會來的。”他打量了我們一眼,“很年輕,同我剛開始這可悲的人生時一樣。中國人?”


    我們點點頭。


    “我父親50年代到過中國,作為一個水電工程師,幫助你們建設三門峽水電站,聽說幫了倒忙?”


    林雲想了想說:“好象是,你們沒考慮到黃河的泥沙淤積,所以那個大壩會給上遊造成了洪災,至今不敢蓄水。”


    “啊,又一個失敗,那個浪漫時代留給我們的記憶隻有失敗了。”


    “亞曆山大·格莫夫。”他自我介紹說,我們也做了自我介紹,他又打量了我們一眼,這一次目光更加意味深長,然後自言自語地說:“很年輕,你們還是值得救的。”


    我和林雲驚詫四對視了一眼,然後使勁猜他那句話的含義。格莫夫把一大瓶酒和一個玻璃杯放到桌子上,然後到處翻找著什麽,我注意到電腦兩旁空酒瓶林立。我和林雲又乘機打量了一下這個房間,現在才明白剛近來時產生那種矛盾的感覺是什麽原因了:這個房間的牆壁都貼著黑紙,簡直像一間暗室。年久失修的牆裏滲出的水浸掉了顏色,使黑牆上出現了許多的白線和白斑。


    “啊,找到了,真該死,我這很少來人。”格莫夫又把兩個空杯子放帶桌子上,然後向三個杯子裏倒滿了酒,這是那種私釀的伏特加,呈白色的渾濁狀,那是喝茶用的大玻璃杯子。我聲明自己不能喝這麽多。


    “那就讓這位姑娘替你喝。”格莫夫冷冷地說,然後把自己那杯幹了,接著又滿上。


    林雲倒沒推辭,令我咋舌地把那一大杯幹了,伸手拿過我那杯又喝下去一半。


    “您知道我們是來幹什麽的。”我對格莫夫說。


    格莫夫不說話,隻是給自己和林雲倒酒。他們就這麽你一口我一口地喝著,好長時間不做聲。我看看林雲,想讓她說些什麽,她似乎傳染上了格莫夫的酒癮,又一下子灌下去半杯,然後雙眼隻勾勾地看著前方。我著急了,用一個空杯子在桌子上礅了一下,她看了我一眼,然後偏頭向旁邊的牆上示意了一下。


    我再次注意到那奇怪的黑牆,發現那些黑紙上還有一些模糊的圖象,湊近仔細看,發現那都是些大地上的景物,建築樹木之類,好象是在夜間拍的,都很模糊,大部分呈黑色的剪影。再看那些白斑和線條,我的血液頓時凝固了。


    在這個很大的房間裏,包括天花板在內的所有牆壁,被無數張球狀閃電的黑白照片嚴嚴地覆蓋著。


    那些照片大小不一,但大部分隻有三英寸左右,所以其數量讓我難以想象。我一張一張看過去,那些照片沒有一張是重複的。


    “看那裏。”格莫夫說,手指著門的方向。我們抬頭望去,隻見剛進來的門上貼著一張大照片,似乎是一個日出的畫麵,太陽剛剛升出地平線,白色的光球內有叢林的剪影。


    “這是1975年在剛果拍的,它的直徑——”格莫夫又幹了一杯,“有105米,爆炸後把兩公頃森林燒成了灰,並把一個小湖泊煮沸了。更奇怪的是,這個超級球狀閃電是在晴天出現的。”


    我從林雲那邊拿過一個杯子,給自己倒了一杯幹了下去,讓這瘋狂的一切旋轉起來。我和她一樣不想說話,想使震驚和思緒平息下來。我把注意力轉移到那一堆堆的書上,伸手拿了最近的一本,這次失望了,我不太懂俄文,但從扉頁那幅頭頂上長著世界地圖的作者像上就知道它是什麽了。林雲把書拿過去看了一眼,又放回去。


    “《新思維》。”她說。


    我這才知道為什麽剛進來時不覺得太亂,這亂堆的書裝楨精美,且都是一樣的,全是《新思維》。


    格莫夫說:“你們想要的那些資料我也有過,這間房子堆不下,但在10年前我已全部付之一炬了。然後我就大量買這書,我要靠它生活的。”


    我們不解地看著他。


    格莫夫拿起一本來:“看它的封麵,字都是燙金的,用酸液可以把上麵的金粉洗下來。你可以大量按批發價買進這書,因為賣不了可以退回發行書店的,隻要把封麵的字用假金粉描上,不過後來不描了,他們也沒注意到。這活很有賺頭,我對作者惟一的不滿就是書名怎麽不他媽取長些,比如《關於蘇維埃社會主義聯盟建立新民主體製並融入民主社會並成為其親密一員的可能性的新思維》。可這錢也沒賺多長時間,紅旗就從那個尖頂上落下去了,書皮上就沒金了,後來書也沒了。這些是我最後買的那批,放在地下室10年了,現在木柴漲價,想起來用它燒壁爐不錯,啊,真是,客人來了,壁爐應該燒起來……”他拿起一本書,用打火機點著了,凝視了它一會,“紙製多好,10年都不發黃,說不定是西伯利亞的白樺木做的。”說完把它扔進了爐內,又扔進去兩本,火旺旺地燒起來,紅光在那無數張球狀閃電的照片上跳動,寒冷的房間裏有了些暖意。


    格莫夫目不轉睛地盯著火焰,同我們聊了幾句,他簡單地問了問我們的情況,但絲毫沒有涉及到球狀閃電。最後拿起一部老式電話,撥號後簡短地說了一句什麽,站起身對我們說:“我們走。”


    我們三個下了樓,又來到外麵寒冷的風雪中,這時一輛吉普車在我們麵前停下,格莫夫招呼我們上了車。開車人的歲數同格莫夫差不多,但十分粗壯,像一個老水手。格莫夫介紹說:“這是列瓦連科大叔,做毛皮生意的,我們得用用他的交通工具。”


    吉普車沿著大街駛去,路上車很少,時間不長我們就駛出了市區,又來到外麵廣闊的雪原上。車子轉向一條顛簸的路,又開了有一個小時左右,前方茫茫的雪霧中出現了一幢庫房一樣的建築。車在大門前停下,列瓦連科隆隆作響地推開了大門,我們走了進去,看到庫房兩側是大堆的動物毛皮,散發出刺鼻的味道,在正中有一塊空地,空地上竟停著一架飛機,是那種老式的雙翼飛機,機身破舊不堪,有的地方鋁蒙皮都裂開了。


    列瓦連科說了幾句俄語,林雲翻譯說:“它以前是給森林撒藥的,林場私有化的時候我買下了它,這老家夥外表破了些,可還是很皮實的。我們先把裏麵的東西卸下來把。”


    於是我們從那摘小的機艙內向外搬出一捆捆的毛皮,我不知那都是什麽動物的皮,但看得出都是好貨色。當貨都卸完後,列瓦連科在機身下倒了一小攤油點著火,格莫夫解釋說天太冷,發動機的管道凍住了,要烤烤才能啟動。當火在燃燒時。列瓦連科拿出了一瓶伏特加,我們四個輪著拿瓶子喝了起來,我剛喝了兩口就坐在地上起不來了,林雲接著同他們一起喝,她那酒量真讓我服了。當那瓶酒見底時,列瓦連科揮手表示可以動身了,便以與他的歲數不相稱的敏捷跳進了駕駛艙,他剛才沒有表現出這種敏捷,烈酒對這些西伯利亞人來說就像潤滑油。我們三個從機身中部的小門擠進了機艙,格莫夫從什麽地方拿出了三件厚重的皮大衣遞給我們:“穿上,不然會凍僵的。”


    飛機的發動機嘶啞地轟鳴起來,螺旋槳開始轉動,雙翼飛機緩緩地移出了庫房,來到漫天的風雪之中。列瓦連科跳下駕駛艙,回去鎖好門,然後又上來操縱著飛機在雪原上加速,可沒走多遠,發動機聲停了,隻能聽到外麵雪花打在舷窗玻璃上的聲音。列瓦連科罵了一句什麽,又爬上跳下地搗鼓了半天,才把發動機重新啟動了。當飛機再次滑跑時,我在駕駛座後麵問列瓦連科:“要是發動機在空中停了怎麽辦?”


    聽了林雲的翻譯,他不以為然地聳聳肩:“掉下來。”


    列瓦連科又說幾句,林雲翻譯:“在西伯利亞,什麽都百分之百保險不一定好,有時你飛到了頭,卻發現還不如中間掉下來,這一點格莫夫博士用他的一生體會到了,是吧,博士?”


    “行了,大尉!開你的飛機吧!”格莫夫說,顯然那話刺到了他的痛處。


    “您以前是空軍飛行員嗎?”林雲問列瓦連科。


    “當然不是,我隻是那個基地的最後一任警衛連連長。”


    我們身體一沉,從舷窗中看到雪原向下退去,飛機起飛了。這時除了發動機聲,雪花打擊機身的聲音也急劇起來,飛機像在穿過一場大雨。氣流把剛才落在舷窗上的那一圈積雪吹走了,向窗外看去,雪霧中的茫茫林海從機身下緩緩移動,還不時能看到一個個冰封的湖泊,在黑色的林海中呈一個個的圓斑,讓我想起在格莫夫的房間的牆上看到的照片。看著西伯利亞的大地,感慨萬千,我做夢都不會想到球狀閃電能把自己帶到這裏。


    “西伯利亞,苦難、浪漫、理想、獻身……”林雲頭靠在舷窗邊,動情地看著下麵異邦的大地,喃喃地說。


    格莫夫說:“你說的是過去的和小說中的西伯利亞,現在這裏隻剩下失落和貪婪了,在下麵的這塊土地上,到處是無節製的砍伐和獵取,從油田泄漏的黑色原油到處流淌……”


    “中國人,”列瓦連科在前麵的駕駛座上說,“這裏也有不少中國人,他們用能把人眼睛喝瞎的加酒換走我們的毛皮和木材,他們賣的羽絨服裏塞的是雞毛……不過格莫夫博士的朋友我還是信任的。”


    我們都沉默了,飛機像一片狂風中的小樹葉上下起伏,我們裹緊大衣忍受著寒冷的折磨。


    飛機持續了大約二十分鍾,飛機開始降落。我看到下麵一大片林間空地,飛機最後就降落到這片空地上。下飛機前,格莫夫說:“把大衣留下,用不著的。”我們覺得不可理解,從剛打開地機艙門撲進一股逼人的寒氣,外麵寒風飛雪的世界更是讓人望而生畏。列瓦連科留在飛機上等我們,格莫夫下飛機後徑直走去,但我憑腳下的感覺知道我們是在沿一條鐵軌走。前麵不遠處有一個露出地麵的隧道口,但從這裏就能看到它被一道混凝土牆堵死了。我們進入了混凝土牆前的一小段,總算暫時避國了一些寒風。格莫夫用手扒開積雪,用力搬開雪下麵一塊突出的大石頭,我們看到一個直徑一米左右的黑洞口露了出來。


    格莫夫說:“這是我挖的一條支洞,有十多米長,繞過了這堵混凝土牆。”他說著從一個袋子中拿出三支很大的充電電筒,遞給我們每人一個,自己拿著一個,示意我們跟上後鑽進了洞裏。


    我緊跟著格莫夫,林雲在最後,我們在這低矮的洞裏幾乎是爬行著前進。在這窄小的空間裏,我感到一種幽閉窒息的恐懼,隨著向洞內深入這恐懼漸漸增大,但格莫夫突然站隻了身,我也站了起來,手電光中,我看到我們麵前是一個寬敞的隧道,隧道成一個平緩的坡度通向地下深處,剛才在外麵我感覺到鐵軌沿著隧道小時在黑暗中。我用手電照照隧道的洞壁,發現平滑的水泥壁麵上有許多釘銷和綁紮用的鐵環,原來顯然架有很多電纜。我們沿著隧道向下走去,隨著深度的增加,寒冷的感覺漸漸消失了,後來嗅到了潮濕的味道,又聽到了滴水的聲音,這裏的溫度已到了冰點之上。


    眼前的空間突然擴大,我手中的電筒射出的光柱失去了目標,仿佛從隧道中來到了漆黑的夜空下。但仔細看看還是能看到手電照在高處的光圈,隻是照到的洞頂很高,光圈變的很大很暗,看不太清楚。我們的每一個腳步聲都引起了不止一次的回聲,我真把握不住這個地下洞廳有多大。格莫夫站住了,點上一支煙,開始對我們講述:


    “四十多年起,我在莫斯科大學獲得物理學博士學位,現在還清楚地記得那一天,我同成千上萬的人一起,看著剛從太空返回的加加林乘坐的敞蓬吉普車穿過紅場。他揮著鮮花,胸前掛滿勳章。那時我熱血沸騰,懷著去一個全新的世界創造一個偉大業績的渴望,主動要求去正在組建的蘇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


    到那裏後,我對領導說,我想幹一種沒有任何基礎、完全開拓性的工作,多麽艱苦我不在乎。他說那很好,你去參加3141項目吧。後來我知道,這個代號是計劃者隨便用圓周率值定下的。見到這個項目的負責人已好幾天了,我仍然不知道項目的內容。項目負責人是尼古拉伊·納爾諾夫院士,這是個極少見的人,即便在當時,他也屬於在政治上反常狂熱的那一類,他偷偷看托洛斯基的著作,對全球革命的思想入了迷。當我問他3141項目的內容時,他這麽說:‘格莫夫同誌,我知道最近太空飛行的成就對你很有感召力,但那算什麽?加加林在軌道上並不能把一塊石頭扔到華爾街那些資本家的頭上;我們的項目就不同了,如果我們成功,將使帝國主義的所有坦克變成玩具,將使他們的機群像蝴蝶一樣脆弱,將使他們的艦隊像一堆浮在水麵上的硬紙箱一樣不堪一擊!’


    後來我就到可這裏,我是第一批來的,那時這裏的景象同你們剛才在地麵上看到的一樣,那天也下著大雪,這塊空地剛清理出來,地麵上還殘留著樹樁子。


    以後的事我就不詳細說了,即使有時間,我也懷疑自己的精神是否能承受。你們隻需要知道,我們所在的地方,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球狀閃電研究基地,在這裏,對球狀閃電的研究持續了近三十年時間,最多的時候,曾有五千多人在這裏工作,蘇聯最優秀的物理學家和數學家,都或多或少地卷入過這項研究。為了說明在這項研究上進行了多麽巨大的投入,我隻舉一個例子,你們——”


    格莫夫把手電照向後麵,我們看到,在我們剛近來的那條遂洞旁邊,還有一個高大的遂洞口。


    “這條遂洞一直通到二十公裏之遠,當時為了保密,所有運進基地的物資都在那裏卸車,然後通過這條遂洞運進來。這就造成了大量的物資在那裏無端地消失,為了使這一點不引起間諜衛星的注意和懷疑,就在那裏建了一座小城市,而同樣是為了保密,那個城市裏不能住人,隻是一座無用的空城。


    為了隱藏研究中人工雷電產生的輻射,整個基地都建在地下。我們所在的地方是一個中等大小的實驗市,基地的其他部分都被堵死或炸毀,現在無法進入了。


    在這裏曾裝備過世界上最大的雷電模擬係統、複雜的磁場發生裝置和巨型航空風洞等大型實驗設備,以從各個角度最大限度地模擬球狀閃電生成的環境。你們看這個——”


    我們來到一個高大的梯形水泥台前。


    “你們能想象幾層樓高的白金電極嗎?它當時就安裝在這個台子上麵。”


    他彎腰從地上拾起什麽東西,我接過來,沉甸甸的,是一個金屬球。“好象是球磨機裏的那種鐵球。”我說。


    格莫夫搖搖頭:“當時進行雷電模擬實驗時,洞廳頂部的一些金屬構件被閃電熔化,滴下來冷卻後就形成了這種東西。“我用電筒照照周圍的地麵,發現有很多這種小金屬球,“在中心實驗室中,巨型雷電模擬器產生的閃電強度比自然界中自然閃電大一個數量級,以至於北約的核監視係統檢測到震波後,認為是地下核試驗,而蘇聯政府承認了他們的說法,在核裁軍談判中因此吃了不少虧。這種閃電試驗進行時,地麵上地動山搖,閃電在地下產生的臭氧排到地麵,使這方圓百公裏的空氣都有一股異常的清新味。在進行雷電模擬的同時,還開動磁場發生設備、微波激射裝置和大型風洞,模擬各種條件組合的閃電,再把結果輸入巨型計算機係統進行分析。部分試驗的各種參數已經遠遠地超過了自然雷電的極限條件,超強度的閃電被放置到迷宮般複雜的磁場中發生,或放到能在短時間內使一個小湖泊沸騰的微波輻射中發生……三十年匯總,這裏的試驗研究從未間斷過。”


    我抬頭仰望那座放置巨型電極的梯形台,它以深深的黑暗為背景,在我們電筒的三道光柱中顯現出來,真像密林中阿茲台人的祭壇,有一種神聖感。我們這些球狀閃電可憐的追尋者,此時就像朝聖者來到了最高的聖殿,心中充滿了恐慌和敬畏。我看著那水泥的金字塔,心想在過去三十多年漫長的時光中,有多少像我們這樣的人在上麵作為祭品犧牲呢?


    “結果呢?”我終於問出了這個最致命的問題。


    格莫夫又摸出一支煙,點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沒有說話。手電光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但他還是使我想起了張彬,想起了他講述自己那對一個球狀閃電研究者來說難以言表的痛苦時的樣子。於是我替格莫夫把話說了出來:


    “從來沒有成功過,是嗎?”


    但我立刻發現自己想錯了,格莫夫笑了笑說:“年輕人,你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了。福爾摩斯說過,案件不怕離奇就怕平淡,平淡無奇的案子是最難破的。如果三十年的研究沒取得一點成功,那這事就太離奇了,這種離奇會激勵人們幹下去。可悲的是,現在連這種離奇都沒有了,隻有讓人心灰意冷的平淡。我們成功過,三十年間成功地產生了27個球狀閃電。”


    我和林雲再次被震撼了,一時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


    格莫夫又笑了笑:“我能想象你們倆此時不同的感覺:少校肯定高興,因為軍人隻關心這東西轉化為武器的可能性;而你呢,則悲哀,就像斯科達到達南極點時,看到阿蒙森留下的挪威國旗時一樣。但你們這些感覺都沒有必要,球狀閃電仍然是一個迷,現在對它所知道的與三十多年前我們第一次來到這裏時一樣多,我們真的沒有得到什麽。”


    “這如何理解呢?”林雲驚奇地問。


    格莫夫緩緩吐出一口煙,眯眼看著光柱中那錯綜變幻的煙霧,沉浸在對過去的回憶中。


    “第一次成功產生球狀閃電是在1962年,也就是研究開始後的第三個年頭,我親眼見到了它,在雷電模擬器的一西放電後它出現在半空中,淡黃色,飛行時拖著一條光尾,大約二十秒後在空氣中無聲的消失了。”


    林雲說:“我能想象你們當時的激動。”


    格莫夫搖搖頭:“你又錯了,當時球狀閃電在我們眼中隻是一個普通的電磁現象,3141項目最初並沒打算做到很大的規模,當時上自科學院和紅軍的最高領導者,下至參加項目的科學家和工程師都認為,對於一個已經把人送上太空的國家來說,隻要集中科研力量,人工生成球狀閃電隻是時間問題,事實上,研究拖了3年才出成果已經出乎大多數人的預料了。當那個球狀閃電出現時,我們的感覺隻是如釋重負,誰都沒想到,還有27年漫長的歲月和最後的失敗在等著我們。


    我們的信心當時看起來是有根據的:同自然中的雷電不同,這次閃電產生的條件和各種參數都被詳細記錄下來,我直到現在還能把當時所有的參數分毫不差地寫出來。當時的閃電電流是12000安培、電壓為8000萬伏、放電時間為119微秒,總之是一次十分普通的閃電。放電時通有每秒2.4米的空氣氣流,功率為550瓦的微波,還有外加磁場……還有大量其他參數,普通一些的如氣溫氣壓溫度之類,比較特殊的如用超高速攝影拍攝的閃電路徑,以及各種儀器記錄的現場磁場強度和形狀、放射形指標等等等等,當時全部的記錄資料我記得有《戰爭與和平》那麽厚,屬於絕密。當時正值古巴導彈危機時期,記得納爾諾夫捧著那一大漯資料,說:‘我們把導彈撤回來沒什麽,還有更能讓帝國注意膽寒的東西!’當時我們都想,以後隻要按這些參數重複製造閃電,就能批量生產球狀閃電了。”


    “不行嗎?”我問。


    “我說過你們想得太簡單了,接下來的事情出乎所有人的預料:用同樣的參數重複的試驗什麽也產生不出來。氣急敗壞的納爾諾夫讓試驗一直這樣做下去,在以後的一年中,嚴格地按照記錄的參數,共製造了五萬次這樣的閃電,仍沒有見到球狀閃電的蹤影。


    應該說明的是,在當時的蘇聯科學界,決定論和機械論是壓倒一切的思維方式,研究者們認為自然界是由鐵一般的因果關係主宰著。這種思維方式是由政治環境決定的,當時,李森科在學術界的陰魂不散,你在學術上偏離主流思想,雖然不至於像以前那麽危險,但至少會斷送自己的學術生命,像伽莫夫那樣敢於離經叛道的人畢竟是少數。在基礎科學和純理論研究領域尚且如此,球狀閃電研究當時被定位為應用項目,傳統的直線性思維更是統治著人們的頭腦。這樣的實驗結果是他們無法接受的,他們認為隻要一次試驗能產生球狀閃電,以後按同樣參數做的實驗也一定能產生。於是納爾諾夫對這五萬次試驗的結果給出了一個理所當然的解釋:第一次產生球狀閃電的那次試驗參數記錄有誤。


    這件事本來是弄不大的,完全可以在純工作範圍內解決,如果有人因此受到處理,最多也就是因為工作失職。但納爾諾夫慣於把一切都政治化,這事給了他一個排除異己的機會。他在給最高領導層的報告中危言聳聽,說在3141項目中有帝國主義間諜破壞。由於3141屬於國家重點武器研製項目,這事很快引起了注意,並開始了大規模的調查。


    調查組主要由、格魯烏人員組成,納爾諾夫也是其主要成員之一。對於後麵試驗的失敗,他提出了一個‘化身博士’猜想,它來源於《化身博士》這本小說:小說的主人公配製了一種能讓人產生人格分裂的藥品,但他再次使用同樣的配方配製出的藥卻不靈了,於是他認為新買回來的原料成分不春純,但後來知道,是他成功配製的那次所用的原料不純,正是其中的雜質使他成功的。納爾諾夫認為,破壞者在第一次試驗中使係統偏離的預定參數,但歪打正著,偏離的參數產生了球狀閃電,但這個偏離的參數當然沒有被記錄,記下來的是預定參數。這個解釋雖然離奇,但在當時也是惟一能夠被調查組接受的,下麵的問題就是哪些參數出現了偏差。當時的試驗由四個分係統組成,即雷電模擬係統、外加磁場係統、微波激射係統、空氣動力係統,各係統的人員組成相對獨立,被破壞者同時滲透的可能性不大,所以首先考慮其中一個係統參數偏離情況。當時比較一致的觀點認為,最關鍵的參數是雷電模擬係統的放電參數,而負責這個係統的設計和運行的人正是我。


    這時已不是戰前的肅反年代,僅憑無端的猜測是不能定一個人的罪的。然而就在這時,我的父親在東德參加學術會議時叛逃到西德。父親是一名生物學家,是執著的基因學派,但在當時的蘇聯,基因學說還處於大逆不道的境地,他的學術觀點受到壓製,精神上陷入一種深深鬱悶,我想這也是他叛逃的主要原因。他的這個舉動給我帶來的後果是災難性的,調查集中到了我身上。我領導的小組中的一些人為了明哲保身,按照納爾諾夫的授意對我百般誣陷,最終使我的間諜罪名成立,被判處二十年徒刑。


    但納爾諾夫在技術上卻離不了我,就向上麵建議,讓我服刑期間回基地繼續原來的工作。回到基地後,我過著低人一的等的生活,沒有人身自由,活動範圍隻能在基地之內,連穿的工作服顏色都同別人不一樣。最難受的還是孤獨,除了在工作中,沒人願意同我接觸,隻有組裏剛分配來的女大學生平等的對待我,給了我許多溫暖,後來她成了我的旗子。


    作為一種逃避,我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研究中。我對納爾諾夫的憎恨是難以用語言表達的,但說來奇怪,對他的那套‘化身博士’猜想,除去不相信有人故意破壞外,我還是基本同意的,我真的認為是未知的參數偏離導致了那次試驗的成功。這讓我心灰意冷,因為如果最後找到了那個或那些偏離的參數,隻能使我更難以證明自己的清白,但我在工作中絲毫沒有考慮這些,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期望再次成功地產生球狀閃電。


    這以後的研究路線是很明確的:參數的偏離不可能太大,否則在放電時各種監測儀器甚至肉眼都會覺察到,於是試驗時應該依次使各個參數在記錄值上下進行微小波動,如果考慮到多個參數同時偏離的情況,這是一個龐大的組合,要進行大量的試驗。在這個過程中我更加肯定納爾諾夫是故意陷害我,因為如果他相信是我搞的破壞,自然會想方設法讓我說出使哪些參數偏離了,但他一次也沒有問過我。而被無休止的繁重試驗任務搞得筋疲力盡的其他人則對我充滿了憎恨。但這時包括我在內,都相信再次成功產生球狀閃電隻是時間問題。


    事情的發展再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當所有可能的參數偏離都試驗過之後,仍沒有成功,這倒使我意外地證明了自己的清白。當時正值勃列日涅夫上台,與那個放豬出身的前任相比,他喜歡附庸風雅,對知識界要溫和的多。我的案子被重新審理,雖然沒有宣判無罪,但還是被提前釋放了,並給我提供了一個回莫斯科大學任教的機會。這可是在這偏遠基地工作的人渴望的機會,但我留了下來,球狀閃電已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不可能離開它。


    現在要倒黴的是納爾諾夫了,他要對研究的失敗負責了,雖不至於像我那麽慘,但他在學術上和政治上的前程算完了。他掙紮了一下,堅持他的‘化身博士’猜想,與以前不同的是認為偏離的參數可能在其他三個係統,於是又開始進行了大量的試驗,這個試驗計劃更加龐大,如果不是被一個意外的發現打斷,它不知要進行多久。


    3141基地擁有世界上最大的雷電模擬係統,在進行球狀閃電研究的同時,也進行一些其他的軍用或民用實驗研究項目。在一次為防雷工程進行的試驗中,竟然意外地再次產生了球狀閃電!這次閃電的參數,同我們第一次成功試驗的參數相差甚遠,沒有任何共同之處;至於各種外加因素,如磁場和微波激射等,這次試驗中根本就沒有,隻是一次純閃電!


    於是又開始了新一輪噩夢般的循環:在同一參數下把這次試驗重複了上萬次,結果同第一次一樣,球狀閃電再也沒有出現過。這一次不可能有破壞者使參數偏離,連納爾諾夫也承認他的‘化身博士’猜想有誤了。他被調回西伯利亞分院,擔任了一個無關緊要的行政職務直到退休。


    這時,3141項目已進行了15年。納爾諾夫走後,基地改變了試驗方向,開始進行各種不同參數組合的試驗,在其後的10年間,又產生9個球狀閃電。每產生一個所需的閃電次數最少為7000次,最多達幾十萬次,每次產生時的試驗參數均不相同,大部分相差甚遠。


    80年代中期,受美國星球大戰計劃的刺激,蘇聯對高技術和新概念武器的投入也在加大,這其中包括球狀閃電的研究。基地的規模急劇擴大,試驗次數成倍增加,其目的是想從大量的試驗中找出產生球狀閃電條件的規律。在這最後的5年中,共產生了16個球狀閃電,但同以前一樣,對於產生它的條件,我們沒能發現任何規律。”


    格莫夫領我們走近了那個梯形台,用電筒照著它說:“我把它當成紀念碑了,當被過去的回憶折磨的時候,我就到這來刻上些什麽。”


    我看著梯形台的這一麵,在電筒的光圈裏,我看到了許多曲線,好象是一群遊動的蛇。


    “這三十年的試驗中共產生了27個球狀閃電,這是用那27次試驗中的主要參數繪製的曲線。比如這條,是閃電的電流輻值;這條,是外加磁場的強度……”


    我挨著仔細地查看那些都是由27個點繪製的曲線,好象是在看一段段的噪聲記錄,或是某個生靈垂死時痛苦的痙攣,毫無規律可言。


    我們跟著格莫夫轉到了梯形台的另一麵,看到上麵刻滿了名字。


    “這是三十年中為3141項目獻身的人,惡劣的工作環境奪去了他們的生命。這個是我妻子,死於因長期接觸放電輻射而患上的一種怪病,渾身皮膚潰爛,極度痛苦的死去。這些人中有相當一部分死於這種病。這是我兒子,他死於基地產生的最後一個球狀閃電,這三十年間試驗中所產生的27個球狀閃電共殺死了三個人。那東西似乎可以穿透一切,誰也無法預料它把能量什麽時候施放到什麽地方。不過我們並不覺得進行這種試驗是一件特別危險的事,因為成功產生它的機會太小了,人們會從高度警覺中漸漸鬆懈下來,而球狀閃電往往就在這時出現,造成災難。當最後一個球狀閃電出現時,試驗現場的人安然無恙,它卻穿透了厚厚的岩石,把處於中心控製室的我兒子燒焦了,當時他是一名在基地工作的計算機工程師。”


    格莫夫關掉了電筒,轉身麵對著洞廳裏廣闊的黑暗空間,長長出了一口氣:“當我走進控製中心時,看到那裏還像往常一樣寧靜,在天花板上照明燈柔和的光芒下,一切都是那麽光潔明亮,所有的計算機設備都在無聲地正常運轉著,隻是在那潔白的防靜電地板正中攤放著我兒子幾乎全部被燒成灰的遺骸,仿佛是從什麽地方向那裏投射的一個幻影……在那一刻我認輸了,在這自然或超自然的力量麵前,經過三十年的奮鬥,我徹底認輸了,我的生活在那一時刻已經結束,以後隻是活著……


    當我們又回到地麵時,雪已經停了,殘陽在西邊的樹梢上,給雪染上了一層血紅色。我邁著沉重的步子向飛機走去,我覺得自己的生活也結束了。


    回到格莫夫的住處後,我們三個整夜無節製地喝酒。西伯利亞的狂風在窗外呼號,《新思維》一本接著一本地在壁爐中化為灰燼。牆上和天花板上無數個球狀閃電圍著我旋轉,越轉越快,我仿佛陷入了一個白色光球的旋渦中。


    格莫夫醉醺醺地說:“孩子們,找點別的事幹吧,世界上有意思的事很多……人生就一次,不要浪費在虛無縹緲的東西上。”


    後來我就在書堆中睡著了,夢中我又回到了14歲生日之夜,在那雷雨之中的小屋裏,我一個人麵對點著蠟燭的生日蛋糕,沒有爸爸,沒有媽媽,也沒有球狀閃電,我關於他們的夢已經結束了。


    第二天一早,格莫夫送我們直到機場,分別前,林雲說:“我知道,您對我們說了許多不該說的事情,但請放心,我們以人格保證,絕不會把這一切說出去……”


    格莫夫朝林雲揚起一隻手:“不,少校,我讓你們來的目的就是想把這一切公諸於世,我想讓人們知道,在那個可悲的理想主義年代,有一群共青團員來到了西伯利亞的密林深處,在那裏追逐一個幽靈,並為此獻出了一生……”


    我們緊緊擁抱,淚流滿麵。


    飛機起飛後,我疲倦地閉起雙眼靠在座位上,腦子裏一片空白。我旁邊座位的一個乘客捅了我一下,問:“中國人?”我點點頭後,他指了指座位前麵的電視,好象我作為一個中國人不看電視他很奇怪似的。電視上正在播新聞,形勢又緊張起來,戰爭的陰雲越來越濃。我太累了,已麻木的心對一切都不再關心,包括形勢和戰爭。我轉頭看看林雲,她正專注地看著電視,我很羨慕她,球狀閃電隻是她生活中一段時間裏的一部分,失去它也不會對她構成致命打擊。我不一會就睡著了,醒來時,飛機就要降落了。


    傍晚的北京春風拂麵,有一種令人陶醉的溫馨,一時還看不出戰爭的陰影。冰雪中的西伯利亞這時對我來說已是一個無比遙遠、似乎隻在夢中存在過的世界。其實現在看來,我以前的所有生活也是一場夢,現在夢醒了。


    在華燈初上的長安街上,我和林雲相視無語。我們本不是同一條路上的人,我們各自的世界相距那麽遠,是球狀閃電把我們聯到一起,現在,這個紐帶不存在了。張彬、鄭敏、格莫夫……在那個祭壇上被肢解的人已經夠多了,再加上我一個也沒有太大的意義,我感覺到自己心中那已經熄滅的希望之火又被潑上了冷水,現在那裏隻剩下浸在冰水中的灰了。


    再見了,美麗的少校。


    “不要放棄。”林雲看著我說。


    “林雲,我是凡人。”


    “我也是,但不要放棄。”


    “再見。”我把手伸給她,街燈的光裏,我看到她的眼中有淚光閃過。


    我一狠心鬆開了她那溫暖綿軟的手,轉身大步離去,再也沒有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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