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龍對外族可能不太了解，”盧植道：“強令遷徙其實和逼迫羌人造反無異，他們已經世居涼州之地數百年，勒令向西不過是荒漠隔壁，時代變遷，到西域又有匈奴、烏孫，如何有容身之地？”
盧植算是這個時代對異族態度緩和的少數人之一，早年間他擔任九江郡以及廬江郡太守，代朝廷平定蠻族之亂，無不令境內蠻族賓服，其重要原因就在於，他支持懷柔的民族政策。
從根本上來說，是他把這些外族人當做人看待了。
《後漢書》的作者本人，南北朝宋時的史學家範曄就認為“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煎當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為乎？”
先零侵犯邊境，趙充國將先零羌遭到內地。煎當入侵，馬文淵將煎當遷到三輔。他們貪圖暫時能夠獲得安定，相信羌人能夠被馴服，計算著每天花費的權宜之計，忘記了治理世事的長遠謀略，這難道是察知精微的人所做的事情嗎？
他認為，漢朝廷貪圖暫時的安定，相信羌人可以馴服，將他們遷徙到內地、關中是為羌患的罪魁禍首。
所謂的趙充國是隴西郡上邽（今甘肅天水市）人。前漢時期名將，“麒麟閣十一功臣”之一。先後擊破過匈奴和羌人。
馬文淵也就是前麵所提到的伏波將軍馬援。
範曄以為羌族是不可能被“馴服”的。可見在範曄等士大夫眼中，羌族壓根不是人，而是畜生，因為畜生才需要“馴服”。
一個史學家，而且是站在曆史的角度思考問題的士族子弟都是如此看待，由此可見，後漢時的文人士大夫對待外族是什麽態度了。
曹操認同盧植的看法，“遷外族至關外，眼下朝廷的確難以辦到，但操以為，如果能行皇甫將軍、張奐將軍之義舉，羌人未必不能安撫。”
民族融合是一個漫長且艱難的過程，趙普自後世而來，自然深知其中的道理，要緩解民族矛盾隻能選拔那些有仁愛之心的官員擔任，當然也需要在必要時用武，通過恩威並施要管理少數民族事務。
在這個時代，其實也不是沒有成功的案例，比如劉虞。
劉虞字伯安。東海郡郯縣（今山東郯城）人氏。漢室宗親，漢光武帝劉秀之子東海恭王劉強之後，曆任幽州刺史、甘陵國相、宗正等職，在地方政績卓著，頗有名望。
根據史書記載在擔任幽州刺史期間，劉虞善待鮮卑、匈奴等外族，效果非常顯著，每年為朝廷節省錢財兩億錢。
後來劉虞擔任幽州牧時被公孫瓚殺害，匈奴、鮮卑等族爭相為劉虞報仇。
反麵的則是涼州刺史耿鄙。
如果趙普沒有來到這個時代，按照曆史的進程，這一任的涼州刺史將有耿鄙擔任。
耿鄙之前的涼州刺史，先後有左昌、宋梟、楊雍等人，不過任期都很短，均以平叛不利被免職。
中平四年（公元187年），耿鄙接任涼州刺史，征調涼州六郡兵馬討伐涼州叛軍，馬騰就是在他的麾下因戰功由軍從事升為軍司馬。
耿鄙非常寵信治中從事程球，而程球為人奸詐貪財，涼州士人都非常怨恨他。漢陽郡太守蓋勳知道耿鄙必敗，棄官返鄉。
同年涼州叛軍發生內訌，韓遂發動兵變，殺死北宮伯玉、李文侯和邊章等人，自掌兵權，擁兵十萬之眾，進犯隴西郡。
耿鄙以為叛軍內訌是為平叛的絕佳時機，於是傾六郡之兵迎戰叛軍。
然而，因為他輕信奸詐小人，對待叛軍和羌人的態度又過殘暴不仁，耿鄙率軍抵達隴西郡狄道縣（今甘肅臨洮縣），軍中發生內訌，別駕從事和隴西郡太守李相如反叛，率軍先殺程球，再殺耿鄙，軍隊嘩然而散。
軍司馬馬騰及漢陽郡人王國率軍投奔韓遂叛軍。王國自稱“合眾將軍”，韓遂和馬騰擁戴其為叛軍首領，率軍圍攻漢陽郡。漢陽郡太守傅燮戰死，朝廷因此而徹底喪失了對涼州的控製權。
而曹操顯然完全不是耿鄙之流能比，眼下的涼州形勢也比耿鄙時期強了太多了。
曹操擔任涼州刺史所要處理的事情，優先級更高的是安撫羌人，而非平定叛軍，他可以說是這個時代，可以恩威並施，安定涼州的地區的最佳人選。
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是最佳人選。
“孟德你以為朝廷中誰可以出任護羌校尉呢？”盧植與曹操有過接觸，在他擔任吏曹尚書的時候，考核過曹操的政績，對於曹操他也是有信心的。
不過涼州地區，不僅僅要依靠一州刺史，護羌校尉也是非常非常關鍵的位置。
當盧植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趙普不由得一愣神，這不得不說，是他的百密一疏，因為太過於注重刺史的人選，以及涼州刺史在任上該如何做。
反而忘記了護羌校尉。
護羌校尉，駐涼州令居縣（今永登縣），主西羌，持節監領護西羌，始設時有臨時差遣的性質，後演變為河西地區的正式官製，算是主管西羌事務的長官。
護羌校尉屬官有長史、司馬二人，皆秩六百石。又有護羌從事。
《續漢書·百官誌五》載：“護羌校尉主西羌”。
《後漢書·西羌傳》班彪提及“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做備。”
由這些可以得出，護羌校尉的職責是政治撫綏，巡行理事；監視羌人動向，警備邊境，保護交通；兼理屯田。
至於護羌校尉的級別，《續漢書·百官誌五》載：“護羌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同秩類似的官職還有使匈奴中郎將、護烏桓校尉。
與護羌校尉同秩的官吏還有中郎將、騎都尉、中央軍各校尉、地方的郡都尉、部都尉、屬國都尉。但通常他們均不持節。
而持節與否通常都是權重的一種表現。
護羌校尉在這方麵是有非常大的自主權的。
盧植算是這個時代對異族態度緩和的少數人之一，早年間他擔任九江郡以及廬江郡太守，代朝廷平定蠻族之亂，無不令境內蠻族賓服，其重要原因就在於，他支持懷柔的民族政策。
從根本上來說，是他把這些外族人當做人看待了。
《後漢書》的作者本人，南北朝宋時的史學家範曄就認為“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煎當作寇，馬文淵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為乎？”
先零侵犯邊境，趙充國將先零羌遭到內地。煎當入侵，馬文淵將煎當遷到三輔。他們貪圖暫時能夠獲得安定，相信羌人能夠被馴服，計算著每天花費的權宜之計，忘記了治理世事的長遠謀略，這難道是察知精微的人所做的事情嗎？
他認為，漢朝廷貪圖暫時的安定，相信羌人可以馴服，將他們遷徙到內地、關中是為羌患的罪魁禍首。
所謂的趙充國是隴西郡上邽（今甘肅天水市）人。前漢時期名將，“麒麟閣十一功臣”之一。先後擊破過匈奴和羌人。
馬文淵也就是前麵所提到的伏波將軍馬援。
範曄以為羌族是不可能被“馴服”的。可見在範曄等士大夫眼中，羌族壓根不是人，而是畜生，因為畜生才需要“馴服”。
一個史學家，而且是站在曆史的角度思考問題的士族子弟都是如此看待，由此可見，後漢時的文人士大夫對待外族是什麽態度了。
曹操認同盧植的看法，“遷外族至關外，眼下朝廷的確難以辦到，但操以為，如果能行皇甫將軍、張奐將軍之義舉，羌人未必不能安撫。”
民族融合是一個漫長且艱難的過程，趙普自後世而來，自然深知其中的道理，要緩解民族矛盾隻能選拔那些有仁愛之心的官員擔任，當然也需要在必要時用武，通過恩威並施要管理少數民族事務。
在這個時代，其實也不是沒有成功的案例，比如劉虞。
劉虞字伯安。東海郡郯縣（今山東郯城）人氏。漢室宗親，漢光武帝劉秀之子東海恭王劉強之後，曆任幽州刺史、甘陵國相、宗正等職，在地方政績卓著，頗有名望。
根據史書記載在擔任幽州刺史期間，劉虞善待鮮卑、匈奴等外族，效果非常顯著，每年為朝廷節省錢財兩億錢。
後來劉虞擔任幽州牧時被公孫瓚殺害，匈奴、鮮卑等族爭相為劉虞報仇。
反麵的則是涼州刺史耿鄙。
如果趙普沒有來到這個時代，按照曆史的進程，這一任的涼州刺史將有耿鄙擔任。
耿鄙之前的涼州刺史，先後有左昌、宋梟、楊雍等人，不過任期都很短，均以平叛不利被免職。
中平四年（公元187年），耿鄙接任涼州刺史，征調涼州六郡兵馬討伐涼州叛軍，馬騰就是在他的麾下因戰功由軍從事升為軍司馬。
耿鄙非常寵信治中從事程球，而程球為人奸詐貪財，涼州士人都非常怨恨他。漢陽郡太守蓋勳知道耿鄙必敗，棄官返鄉。
同年涼州叛軍發生內訌，韓遂發動兵變，殺死北宮伯玉、李文侯和邊章等人，自掌兵權，擁兵十萬之眾，進犯隴西郡。
耿鄙以為叛軍內訌是為平叛的絕佳時機，於是傾六郡之兵迎戰叛軍。
然而，因為他輕信奸詐小人，對待叛軍和羌人的態度又過殘暴不仁，耿鄙率軍抵達隴西郡狄道縣（今甘肅臨洮縣），軍中發生內訌，別駕從事和隴西郡太守李相如反叛，率軍先殺程球，再殺耿鄙，軍隊嘩然而散。
軍司馬馬騰及漢陽郡人王國率軍投奔韓遂叛軍。王國自稱“合眾將軍”，韓遂和馬騰擁戴其為叛軍首領，率軍圍攻漢陽郡。漢陽郡太守傅燮戰死，朝廷因此而徹底喪失了對涼州的控製權。
而曹操顯然完全不是耿鄙之流能比，眼下的涼州形勢也比耿鄙時期強了太多了。
曹操擔任涼州刺史所要處理的事情，優先級更高的是安撫羌人，而非平定叛軍，他可以說是這個時代，可以恩威並施，安定涼州的地區的最佳人選。
甚至，在某種意義上是最佳人選。
“孟德你以為朝廷中誰可以出任護羌校尉呢？”盧植與曹操有過接觸，在他擔任吏曹尚書的時候，考核過曹操的政績，對於曹操他也是有信心的。
不過涼州地區，不僅僅要依靠一州刺史，護羌校尉也是非常非常關鍵的位置。
當盧植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趙普不由得一愣神，這不得不說，是他的百密一疏，因為太過於注重刺史的人選，以及涼州刺史在任上該如何做。
反而忘記了護羌校尉。
護羌校尉，駐涼州令居縣（今永登縣），主西羌，持節監領護西羌，始設時有臨時差遣的性質，後演變為河西地區的正式官製，算是主管西羌事務的長官。
護羌校尉屬官有長史、司馬二人，皆秩六百石。又有護羌從事。
《續漢書·百官誌五》載：“護羌校尉主西羌”。
《後漢書·西羌傳》班彪提及“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做備。”
由這些可以得出，護羌校尉的職責是政治撫綏，巡行理事；監視羌人動向，警備邊境，保護交通；兼理屯田。
至於護羌校尉的級別，《續漢書·百官誌五》載：“護羌校尉一人，比二千石。”同秩類似的官職還有使匈奴中郎將、護烏桓校尉。
與護羌校尉同秩的官吏還有中郎將、騎都尉、中央軍各校尉、地方的郡都尉、部都尉、屬國都尉。但通常他們均不持節。
而持節與否通常都是權重的一種表現。
護羌校尉在這方麵是有非常大的自主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