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楊蔭杭（1878—1945），字補塘，筆名老圃，又名虎頭，江蘇無錫人，一八
九五年考入北洋大學堂（當時稱“天津中西學堂”），一八九七年轉入南洋公學，一八
九九年由南洋公學派送日本留學。回國後因鼓吹革命，清廷通緝，籌借了一筆款子，再
度出國赴美留學。我是父親留學回國後出生的，已是第四個女兒。那時候，我父親不複
是鼓吹革命的“激烈派”。他在辛亥革命後做了民國的官，成了衛護“民主法治”的
“瘋騎士”——因為他不過做了一個省級的高等審判廳長，為了判處一名殺人的惡霸死
刑，堅持司法獨立，和庇護殺人犯的省長和督軍頂牛，直到袁世凱把他調任。他在北京
不過是京師高等檢察長，卻把一位貪汙巨款的總長（現稱部長）許世英拘捕扣押了一夜，
不準保釋，直到受“停職”處分。《民國演義》上提到這件事，說楊某其實沒錯，隻是
官官相護。據我理解，我父親的“立憲夢”，辭官之前早已破滅。
我說“理解”，因為都未經證實。我在父母身邊的時候，對聽到的話不求甚解。有
些事隻是傳聞；也有些是父親對我講的，當時似懂非懂，聽完又忘了；有些事是旁聽父
母的談話而領會的。
我母親唐須荌也是無錫人。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們子女從小到大，沒聽到他們吵
過一次架。舊式夫婦不吵架的也常有，不過女方會有委屈悶在心裏，夫婦間的共同語言
也不多。我父母卻無話不談。他們倆同年，一八九八年結婚。當時我父親還是學生，從
他們的談話裏可以聽到父親學生時代的舊事。他們往往不提名道姓而用諢名，還經常引
用典故——典故大多是當時的趣事。不過我們孩子聽了不準發問。“大人說話呢，‘老
小’（無錫土話，指小孩子），別插嘴。”他們談的話真多：過去的，當前的，有關自
己的，有關親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氣的……。他們有時嘲笑，有時感慨，有
時自我檢討，有時總結經驗。兩人一生中長河一般的對話，聽來好像閱讀拉布呂耶爾
（jenadbruyeere）《人性與世態》（lescaracteres）。他們的話時斷時續，我
當時聽了也不甚經心。我的領會，是由多年不經心的一知半解積累而得。我父親辭官後
做了律師。他把每一件受理的案子都詳細向我母親敘述：為什麽事，牽涉什麽人等等。
他們倆一起分析，一起議論。那些案件，都可補充《人性與世態》作為生動的例證。可
是我的理解什麽時候開始明確，自己也分辨不清。
例如我五六歲在北京的時候，家裏有一張黎元洪的相片，大概是大總統發給每個下
屬的。那張照片先掛在客廳暗陬，不久貶入吃飯間。照片右下角有一行墨筆字：“補塘
檢察長”。我常搬個凳子，跪在凳上仔細端詳。照上的人明明不是我父親，怎麽又寫著
我父親的名字？我始終沒敢發問，怕問了惹笑或招罵，我不知什麽時候開始明白：落款
不是標簽，也不知什麽時候知道那人是黎元洪。可是我拿穩自己的理解沒錯。
我曾問父親：“爸爸，你小時候是怎麽樣的？”父親說：“就和普通孩子一樣。”
可是我叮著問，他就找出二寸來長一隻陶製青底藍花的小靴子給我，說小時候坐在他爺
爺膝上，他爺爺常給他剝一靴子瓜子仁，教他背白居易詩“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勾留
是此湖”。那時候，他的祖父在杭州做一個很小的小官。我的祖父也在浙江做過一個小
地方的小官。兩代都是窮書生，都是小窮官。我祖父病重還鄉，下船後不及到家便咽了
氣。家裏有上代傳下的住宅，但沒有田產。我父親上學全靠考試選拔而得的公費。
據我二姑母說，我父親在北洋公學上學時，有部分學生鬧風潮。學校掌權的洋人
（二姑母稱為“洋鬼子”）出來鎮壓，說鬧風潮的一律開除。帶頭鬧的一個廣東人就被
開除了。“洋鬼子”說，誰跟著一起鬧風潮的一起開除。一夥人麵麵相覷，都默不作聲。
鬧風潮不過是為了夥食，我父親並沒參與，可是他看到那夥人都縮著腦袋，就冒火了，
挺身而出說：“還有我！”好得很，他就陪著那個廣東同學一起開除，風潮就此平息。
那是一八九七年的事。
當時我父親是個窮學生。寒素人家的子弟，考入公費學校，境遇該算不錯，開除就
失去公費。幸虧他從北洋開除後，立即考入南洋公學。我現在還存著一幅一九○八年八
月中國留美學生在美國馬薩諸塞州開代表大會的合影。正中坐的是伍廷芳。前排學生展
著一麵龍旗。後排正中兩個學生扯著一麵旗子，大書“北洋”二字。我父親就站在這一
排。他曾指著扯旗的一人說“這是劉麻子”，又指點這人那人是誰，好像都很熟。我記
得有一次他滿麵淘氣的笑，雙手叉腰說：“我是老北洋。”看來他的開除，在他自己和
同學眼裏，隻是一件滑稽的事。
我大姐從父母的談話裏，知道父親確曾被學校開除，隻是不知細節。我父親不愛談
他自己，我們也不問。我隻記得他偶爾談起此笑話，都是他年輕時代無聊或不講理的細
事。他有個同房間是鬆江人，把“書”字讀如“須”。父親往往故意惹他，說要“撒一
課‘須’去”（上海話“尿”“書”同音）。鬆江人怒不可遏。他同班有個胖子，大家
笑他胖，胖子生氣說：“你們老了都會發胖。”我父親跟我講的時候，摩挲著自己發了
胖的肚子，忍笑說：“我對他說，我發了胖，就自殺！”胖子氣得呼哧呼哧。我不知道
父親那時候是在北洋或南洋，隻覺得他還未脫頑童時期的幽默。二姑母曾告訴我：小哥
哥（我父親）捉了一隻蛤蟆，對它噴水念咒，把它扣在空花盆底下叫它土遁；過了一星
期，記起了那隻蛤蟆，翻開花盆一看，蛤蟆還沒死，餓成了皮包骨頭。這事我也沒有問
過父親，反正他早說過，他就和普通的孩子一樣。
二
《中華民國史》1上說：“一九○○年春，留日學生成立勵誌會；一九○○年下半
年，會員楊廷棟、楊蔭杭、雷奮等創辦了《譯書匯編》，這是留學生自辦的第一個雜誌，
專門譯載歐美政法名著，諸如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萬法精義》、穆勒的
《自由原論》等書，這些譯著曾在留學生和國內學生中風行一時。”馮自由《革命逸史》
2，也說起《譯書匯編》“江蘇人楊廷棟、楊蔭杭、雷奮等主持之，以翻譯法政名著為
宗旨，譯筆流麗典雅，於吾國青年私想之進步收效至巨。”我曾聽到我父親說：“與其
寫空洞無物的文章，不如翻譯些外國有價值的作品。”還說：“翻譯大有可為。”我在
父親從國外帶回的書裏，看到過一本英譯的孟德斯鳩《萬法精義》和一本原文的達爾文
《物種起源》。可是我父親從沒有講過他自己的翻譯，我也從未讀過。他也從未鼓勵我
翻譯，也從未看到我的翻譯。
1中華書局版（一九八一）131—132頁。
2民國廿八年（一九三九、二月版第一輯147頁。）
據《革命逸史》3他們和其他各省派送的留日學生初到日本，語言不通。日本文部
省特設日華學校，專教中國學生語言及補習科學。“雷奮、楊蔭杭、楊廷棟三人稅居早
稻田附近。即當日雷等為《譯書匯編》及《國民報》4撰文之所。留學生恒假其地作聚
會集中點。”那時有某日本舍監偷吃中國留學生的皮蛋，又有個日本下女偷留學生的牙
粉搽臉。我聽父親講過“偷皮蛋舍監嚐異味，搽牙粉醜婢賣風流”的趣聞。但從不知道
父親參與譯書並為《國民報》撰稿的事。我大姐隻知道父親會騎自行車，因為看見過父
親扶著自行車照的相片，母親配上小框放在桌上。
3第一輯191頁。一八九九年上海南洋公學派留東學生六人（我父親是其中一個，
楊廷棟、雷奮和其他三人的名字都是我經常聽到的）。
4《國民報》是最早提倡覆清王朝的刊物，它以鼓吹天賦人權、自由平等而具特色
——《中國民國史》132頁。
馮自由的《革命逸史》1和《中華民國史》2都提到留日學生的勵誌會裏有激烈派
和穩健派之分；激烈派鄙視穩健派，兩派“勢如水火”。我父親屬於激烈派，他的一位
同窗老友屬於穩健派。他們倆的私交卻並不“勢如水火”。我記得父親講他們同班某某
是留學生監督的女婿，一九○○年轉送到美國留學。同班學生不服氣。我父親攛掇他那
位穩健派朋友提出申請，要求調往美國，理由是同窗楊某（父親自指）一味鼓吹革命，
常和他一起不免受他“邪說”的影響。我不知道那位朋友是否真的提出了要求，反正他
們的搗鬼沒有成功。
《中華民國史》上說3“江蘇地方革命小團體發生最早，一九○一年夏留學生楊蔭
杭回到家鄉無錫，聚集同誌，創設了勵誌學會。他們借講授新智識之機，宣傳排滿革
命……”。據說這段曆史沒有錯。我不明白他怎麽卒業前一年回鄉，大概是暑假回鄉吧？
我父親一九○二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當時稱“東京專門學校”）本科卒業。4回
國後和雷奮、楊廷棟同被派往譯書館譯書。5最近我有一位朋友在北京圖書館找到一本
我父親編譯的《名學教科書》（一九○三年再版）。想就是那個時期編譯的。孫寶恂光
緒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一九○三年）日記裏曾提到這部書：“觀《名學》，無錫
楊蔭杭述。餘初不解東文哲學書中‘內容’、‘外延’之理，今始知之。”6
1第一輯151頁。
2132頁。
3293頁。
4見房兆楹輯《史料叢刊》之一（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出版，一九六○）內
《日本留學生題名錄·卒業留學生附錄》。
5見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交通大學校史資料選編》（一）第72頁。譯學館前身是
“北京同文館”。庚子後，京館改稱譯書館。
6《忘山廬日記》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上冊609頁。
譯書館因經費支絀，一九○三年停辦。我父回到家鄉，和留日學生蔡文森、顧樹屏
在無錫創辦了“理化研究會”，提倡研究理化並學習英語。我母親形容父親開夜車學理
化，用功得背上生了一個“搭手疽”，吃了多少“六神丸”。我記得父親晚年，有一次
從上海回到蘇州，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和我母親講“理化會的大成就”。有一個製造“紅
丸”（即“白麵”）的無錫人，當年曾是“理化會”的成員，後來在上海法租界居住，
在他家花園的假山洞裏製造“紅丸”（有法租界巡捕房保護）。他製成的毒品用鉛皮密
封在木箱裏，運到法國海岸邊，拋入海裏，然後由販毒商人私運入歐洲。那個人成了大
富翁。我父親慨歎說：“大約那是我們唯一的成績吧？”
東京《國民報》以英國人“經塞爾”名義發行。“經塞爾”其實是馮自由的父親馮
鏡如的外國名字，借此避免清公使館的幹涉。報中文字由某某等執筆，其中有我父親。
後來因資本告罄停版。一九○二年在上海發行的《大陸月刊》繼續鼓吹革命，實際上是
《國民報》的變相。我父親仍然是《大陸月刊》的執筆者。2
抗戰勝利後，我在上海，陳衡哲先生請我喝茶，會見胡適。他用半上海話對我說：
“我認識你的姑母，認識你的叔叔，你老娘家（蘇滬土語“尊大人”的意思）是我的先，
據說他那時在中國公學讀書”3。鍾書對我說，胡適決不肯亂認老師，他也不會記錯。
我想，大概我父親由譯書院回南後在上海工作。我知道他在時事新報館任編輯，也在上
海《蘇報》任編輯及撰稿工作並在澄衷學校、務本女校、中國公學教課。聽說他暑假回
無錫，在俟實中學公開鼓吹草命，又拒絕對祠堂裏的祖先叩頭，同族某某等曾要驅逐他
出族。我記得父親笑著講無錫鄉紳——駐意大利欽差許鈺曾憤然說：“此人（指我父親）
該槍斃。”反正他的“革命邪說”招致清廷通緝，於是他籌借了一筆款子（一半由我外
祖父借助），一九○六年初再度出國到美國留學。
2《革命逸史》第一輯143頁。
3胡適一九○四年入上海中國公學求學。他到過我家蘇州寓所，隻是我沒見過。他
《四十自述》中提到他的老師楊誌洵（景蘇）先生是我父親的族叔亦好友。
我大姐說，父親一九○六年到美國求學。但據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學籍簿，他一九○
六年九月入該校研究科，專研法律；一九○七年七月畢業，寄寓何處等等都記載分明。
料想我父親在清廷通緝下，潛逃日本是最便捷的途徑。早稻田大學本科卒業不授學位；
考入研究科，通過論文，便獲得法學士學位。隨後他就到美國去了。
父親告訴我，他初到美國，住在校長（不知什麽學校）家裏學習英語，同住宿的還
有幾個美國青年。他要問字典上查不到的家常字（如大小便之類），同學不敢回答，特
地問得校長準許，才敢教他。
父親從未提及他的學位和論文。我隻偶爾揀得一張父親在賓夕法尼業大學一九○九
——一九一○年的注冊證。倒是鍾書告訴我：“爸爸的碩士論文收入賓夕法尼亞大學法
學叢書第一輯，書名是《日本商法》mercialcodeofjapan）。”我隻記得大姐
講，父親歸國途中遊曆歐洲其它各國，還帶回好幾份印好的論文。我問鍾書：“你怎麽
會知道？”鍾書說：“我看見的——爸爸書房裏的書櫥最高層，一本紅皮書。我還問過
爸爸，他說是他的碩士論文——現在當然找不到了。”我寫信給美國友人賓夕法尼亞大
學的李又安（adelerickett）教授，托她找找有沒有這本書，據她回信，鍾書一點也
沒記錯。那本書一找就見，在法學圖書館。承她還為我複製了封麵幾頁和一篇盧易士
（draperlewis）教授寫的序文。據那張注冊證，他是當時的法學院長。全書三百十九
頁，我父親離校後一九一一年出版。從序文看來，這本書大概是把日本商法和它所依據
的德國商法以及它所采用的歐洲大陸係統的商法作比較，指出特殊的地方是為了適合日
本的國情，由比較中闡明一般商法的精神。序文對這本書很稱賞，不過我最感親切的是
盧易士先生形容我父親寫的英文：“雖然完全正確，卻有好些別致的說法；而細讀之下，
可以看出作者能用最簡潔的文字，把日本商法的原則，確切地表達出來。”我想這是用
很客氣的話，說我父親寫的英文有點中國味道吧？
我猜想，父親再次出國四年多，脫離了革命，埋頭書本，很可能對西方的“民主法
治”產生了幻想。他原先的“激烈”，漸漸冷靜下來。北伐勝利後，我經常聽到父親對
母親挖苦當時自稱的“廉潔政府”。我在高中讀書的時候，一九二七或一九二八年，我
記得父親曾和我談過“革命派”和“立憲派”的得失。他講得很仔細，可是我不大懂，
聽完都忘了，隻覺得父親傾向於改良。他的結論是“改朝換代，換湯不換藥”。不過父
親和我講這番話的時候，他的“立憲夢”早已破滅了。我當時在父母的庇蔭之下，不像
我父親年輕時候，能看到革命的迫切。我是脫離實際的後知後覺或無知無覺，隻憑抽象
的了解，覺得救國救民是很複雜的事，推翻一個政權並不解決問題，還得爭求一個好的
製度，保障一個好的政府。
我不信父親對清室抱有任何幻想。他稱慈禧為禍國殃民的無識“老太婆”。我也從
未聽他提到光緒有任何可取，他回國後由張謇推薦，在北京一個法政學校教課。那時候，
為宣統“輔政”的肅親王善耆聽到我父親是東西方法律的行家，請他晚上到王府講授法
律課。我父親的朋友包天笑在一部以清末民初為背景的小說裏曾提起這事，鍾書看到過，
但是記不起書名，可能是《留芳記》。聽說這個肅親王是較為開明而毫無實權的人。我
父親為他講法律隻是為糊口計，因為法政學校的薪水不夠維持生活。
辛亥革命前夕，我父親辭職回南，肅親王臨別和他拉手說：“祝你們成功。”拉手
祝賀，隻表示他有禮貌，而“你們”兩字卻很有意思，明白點出東家和西席之間的不同
立場。“祝你們成功”這句話是我父親著重和我講的。
我父親到了上海，在申報館任編輯，同時也是上海律師公會創始人之一。當律師仍
是為糊口計。我是第四個女兒，父母連我就是六人，上麵還有祖母。父親有個大哥在武
備學校學習，一次試炮失事，轟然一聲，我大伯父就轟得不知去向，遺下大伯母和堂兄
堂姊各一。一家生活之外，還有大小孩子的學費。我的二姑母當時和我堂姊同在上海啟
明女校讀書，三姑母在蘇州景海女校讀書，兩位姑母的學費也由我父親供給。我有個叔
叔當時官費在美國留學，還沒有學成。整個大家庭的負擔全在我父親一人身上。
三
據我大姐講，我父親當律師，一次和會審公堂的法官爭辯。法官訓斥他不規規矩矩
坐著，卻蹺起了一條腿。我父親故意把腿蹺得高高的，侃侃而辯。第二天上海各報都把
這事當作頭條新聞報道，有的報上還畫一個律師，蹺著一條腿。從此我父親成了“名”
律帥。不久，由張謇推薦，我父親做了江蘇省高等審判廳長兼司法籌備處處長，駐蘇州。
我父母親帶了我們姊妹，又添了一個弟弟，搬到蘇州。
我不知道父親和張謇是什麽關係，隻記得二姑母說，張謇說我父親是“江南才子”。
鍾書曾給我看張謇給他父親的信，稱他父親為“江南才子”。這使我不禁懷疑：“江南
才子”是否敷衍送人的；或者我特別有緣，從一個“才子”家到又一個“才子”家！我
記得我們蘇州的住宅落成後，大廳上“安徐堂”的匾額還是張謇的大筆，父親說那是張
謇一生中末一次題的匾。
一九一三年秋，熊希齡出任國務總理，宣稱要組成“第一流經驗與第一流人才之內
閣”。當時名記者黃遠庸在《記新內閣》（民國二年九月十一日）一文1裏說：“有擬
楊蔭杭（即老圃者）［長司］法部者，此語亦大似商量飯菜單時語及園圃中絕異之新蔬，
雖不必下箸而已津津有味矣。然梁任公即長法部，識者謂次長一席終須此圃。此圃方為
江蘇法官，不知其以老菜根佳耶，抑上此台盤佳也。”顯然我父親是啃“老菜根”而不
上“台盤”的。
1全文見《遠生遺著》——民國九年（一九二○）版第三冊189—193頁。這是鍾書
提供的資料。
我父親當了江蘇省高等審判廳長，不久國家規定，本省人回避本省的官職，父親就
調任浙江省高等審判廳長，駐杭州。惡霸殺人的案件，我從父母的談話裏隻聽到零星片
斷。我二姑母曾跟我講，那惡霸殺人不當一回事，衙門裏使些錢就完了，當時的省長屈
映光（就是“本省長向不吃飯”的那一位），督軍朱某（據說他和惡霸還有裙帶親）都
回護凶犯。督軍相當於前清的撫台，省長相當於藩台，高等審判廳長算是相當於臬台，
通稱“三大憲”；臬台當然是最起碼的“大憲”，其實是在督軍省長的轄治之下。可是
據當時的憲法，三權分立，督軍省長不能幹預司法。這就造成僵局，三權分立而分裂—
—至少分裂為二。我父親堅持司法獨立，死不讓步。我不知雙方僵持多久，約一九一五
年袁世凱稱帝前夕，屈映光到北京晉見袁世凱，我父親就調任了。
我曾聽到父母閑話的時候，驚詫那些走門路的人無孔不入，無縫不鑽。我外祖父偶
從無錫到杭州探望女兒，立刻就被包圍了。我的外祖父是個忠厚的老好人，我不知道他
聽了誰的調唆，向我父親說了什麽話。我父親不便得罪老丈人，隻默不作聲。外祖父後
來悄悄問我母親：“怎麽回事？三拳打不出他一個悶屁？”這句話成了父母常引用的
“典故”。
我父親去世以後，浙江興業銀行行長葉景葵先生在上海，鄭重其事地召了父親的子
女講這件惡霸判處死刑的事。大致和我二姑母講的相同，不過他著重說，那惡霸向來魚
肉鄉民，依仗官方的勢力橫行鄉裏；判處了死刑大快人心。他說：“你們老人家大概不
和你們講吧？我的同鄉父老至今感戴他。你們老人家的為人，做兒女的應該知道。”
屈映光有個秘書屈伯剛先生，上海孤島時期在聖約翰大學當國文教授，也在振華女
中（滬校）兼課，和我同事。屈先生是蘇州人，一次他一口純蘇白對我說：“唔篤老太
爺直頭硬！嗐，直頭硬個！”我回家學給父親聽。父親笑了，可是沒講自己如何“硬”，
隻感歎說：“朝裏無人莫做官。”屈映光晉見袁世凱，告了我父親一狀，說“此人頑固
不靈，難與共事”。袁世凱的機要秘書長張一(鹿各)（仲仁）先和恰巧是我父親在北洋
大學的同窗老友，所以我父親沒吃大虧。我父親告訴我說，袁世凱親筆批了“此是好人”
四字，他就調到北京。
我問父親：“那壞人後來就放了嗎？”父親說：“地方廳長張xx（我忘了名字）
是我用的人。案子發回重審，他維持原判。”父親想起這事，笑著把拳頭一攢說：“這
是我最得意的事！”
“壞人就殺了？”
父親搖頭說：“關了幾時，總統大赦，減為徒刑，過幾年就放了。”我暗想，這還
有什麽時得意的呢？證明自己判決得不錯？證明自己用的人不錯？這些笨話我都沒問，
慢慢地自己也領會了。
地方廳長張光生所受的威脅利誘，不會比我父親所受的輕。當時實行的是“四級三
審”製。每個案件經過三審就定案。到高等廳已是第二審，發回重審就是第三審，不能
再向大理院上訴。凶犯家屬肯定對地方廳長狠加壓力。高等廳長已調任，地方廳長如果
不屈從當地權勢，當然得丟官。張先生維持原判，足見為正義、為公道個計較個人利害
得失的，自有人在！我至今看到報上宣揚的好人好事，常想到默默無聞的好人好事還不
知有多少，就記起父親一攢拳頭的得意勁兒，心上總感到振奮——雖然我常在疑慮，甚
至悲觀。
我想，父親在北京曆任京師高等審判廳長，京師高等檢察長、司法部參事等職，他
準看透了當時的政府。“憲法”不過是一紙空文。他早想辭官不幹了。他的“頑固不
靈”，不論在杭州，在北京，都會遭到官場的“難與共事”。我記得父母講到扣押了那
位許總長不準保釋的那一夜，回憶說：“那一夜的電話沒有停。”都是上級打來的。第
二天，父親就被停職了。父親對我講過：“停職審查”雖然遠不如“褫職查辦”嚴重，
也是相當重的處分；因為停職就停薪。我家是靠薪水過日子的。1
1據民初司法懲戒處分，停職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並停止俸給。
我當時年幼，隻記得家裏的馬車忽然沒有了，兩匹馬都沒有了，大馬夫、小馬夫也
走了。想必是停薪的結果。
我父親在大暑天和一位愛做詩的植物學家同鄉黃子年同上百花山去采集標本，去了
大約一星期，回家來一張臉曬成了紫赯色，一個多星期後才慢慢退白。父親對植物學深
有興趣，每次我們孩子到萬牲園（現稱“動物園”）去看獅子老虎，父親總一人到植物
園去，我不懂植物有什麽好看。那次他從百花山回來，把采集的每一棵野花野草的枝枝
葉葉，都用極小極整齊的白紙條加固在白而厚的大張橡皮紙上，下麵注明什麽科（如茄
科、菊科、薔薇科等）植物，什麽名字。中文下麵是拉丁文。多年後，我又看到過那些
標本。父親做標本的時候，我自始至終一直站在旁邊仔仔細細地看著，佩服父親幹活兒
利索，剪下的小白紙條那麽整齊，寫的字那麽好看，而且從不寫錯。每張橡皮紙上都蒙
上一張透明的薄紙，積成厚厚的一大疊，就用一對木夾子上下夾住，使勁用腳踩扁，用
繩子緊緊捆住。這幾捆標本帶到無錫，帶到上海，又帶到蘇州，後來有一次家裏出垃圾，
給一個中學收買去做教材了。父親有閑暇做植物標本，想必是在停職期間。
我家租住陳璧的房子。大院南邊籬下有一排山桃樹。我那年揀桃核的時候，三姐對
我說：“別揀了，咱們要回南了。”我不懂什麽叫“回南”。姐姐跟我講了，然後說，
母親的行李限得很嚴，桃核隻能揀最圓整的帶幾顆。我著急說：“那麽我的泥刻子呢？”
姐姐說泥刻子南邊沒用，南邊沒有黃土。我在箱子間的外間屋裏，看見幾隻整理了一半
的網籃，便偷偷兒撒了兩把桃核進去，後來那些桃核都不知去向了。從不出遊的母親遊
了頤和園、香山等名勝，還買了好些北京的名藥，如紫金錠、梅花點舌丹之類，絹製的
宮花等等，準備帶回南方送人的。
據我國近代史料1許世英受賄被捕，在一九一六年五月。國務會議認為許世英沒有
犯罪的證據，反要追究檢察長楊蔭杭的責任；許世英宣告無罪，他隨即辭去交通部長的
職務。我想，父親專研法律，主張法治，堅持司法獨立；他小小的一個檢察長——至多
不過是一個“中不溜”的幹部，竟膽敢拘捕在職的交通部總長，不準保釋，一定是掌握
了充分的罪證，也一定明確自己沒百逾越職權。他決不會順從國務會議的“宣告”，不
會承認國務會議有判決議。我不知這個案子是如何了結的，可是我料想從一九一七年到
一九一九年秋，我父親準是和北京的行政首腦在頂牛。一九一九年他辭職南歸，沒等辭
職照準2。
1陶菊隱《北京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第三冊第111頁（一九五七年三聯版）；《中
華民國史資料叢稿·人物傳記》第二十輯第75頁（一九八四年中華書局版）。
2範旭侖君寄我一九二○年五月間上海《申報》《楊蔭杭律師啟事》一則，說：
“閱報得知”辭職獲準，現重操律師舊業。
一九一九年秋季，我上初小三年級。忽有一天清早，我跟著父母一家人回南了。路
上碰見一個並不要好的同學，我恨不能叫她給我捎句話給同學，說我“回南”了，心上
很悵然。
火車站上為我父親送行的有一大堆人——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誰也沒有那麽多
人送行，我覺得自己的父親與眾不同，很有自豪感。火車快開了，父親才上車。有個親
戚末了一分鍾趕到，從車窗裏送進一蒲包很甜的玫瑰香。可見我們離開北京已是秋天了。
在家裏，我們隻覺得母親是萬能的。可是到了火車上，母親暈車嘔吐，弱得可憐。
父親卻鎮定從容地照看著一家大小和許多行李。我自以為第一次坐火車，其實我在北京
出生不久就回南到上海，然後我家遷居蘇州，又遷居杭州，又回到北京，這次又回南，
父親已經富有旅行的經驗了。
幾年前我家在上海的時候，大姐二姐都在上海啟明女校上學。她們寄宿學校，隻暑
假回家。一九一七年張勳複辟，北京亂糟糟，兩個姐姐沒能夠到北京，隻好回到無錫老
家去過了一個暑假。姊妹倆想家得厲害。二姐回校不久得了副傷寒，住在醫院裏。當時
天津大水，火車不通。母親得知二姐生病，忙乘輪船趕到上海，二姐目光已經失散，看
不清母親的臉，隻拉著母親的手哭，她不久去世，還不到十五歲。二姐是我們姊妹裏最
聰明的一個，我父母失去了她是一生中的大傷心事。我母親隨即帶了大姐同回北京，一
九一九年我家離北京南歸，我隻有大姐和三姐了，下麵卻添了兩個弟弟和我的七妹。我
家由北京到天津，住了一二大客棧，搭“新銘”輪船到上海。我父親親自抱著七妹，護
著一家人，押著大堆行車上船下船。我記得父母吩咐，“上海碼頭亂得很，‘老小’要
聽話”。我們很有秩序地下了輪船又上“拖船”。“拖船”是由小火輪拖帶的小船，一
隻火輪船可以拖帶一大串的小船。我們家預先包好一隻“拖船”，行李堆在後艙，一家
人都坐在前艙，晚上把左右兩邊座位中間的空處搭上木板，就合成一隻大床。三姐著急
說：“我的腳往哪兒垂呀？”父親說她“好講究！腳還得往下垂嗎？”大家都笑。我們
孩子覺得全家睡一隻大床很好玩。
我父母親在無錫預先租下房子，不擠到老家去住。那宅房子的廚房外麵有一座木橋，
過了橋才是後門。我可以不出家門，而站在橋上看來往的船隻，覺得新奇得很。我父母
卻對這宅房子不滿意，隻是一時也找不到合適的。
我還是小孩子，不懂得人生疾苦。我父親正當壯年，也沒估計到自己會病得幾乎不
起。據說租住那所房子的幾個住戶都得了很重的傷寒症，很可能河水有問題。我父親不
久就病倒了。他地道是那個時期的留學生，隻信西醫，不信中醫。無錫隻有一個西醫，
是外國人。他每次來就抽一點血，拿一點大便，送往上海化驗，要一個星期才有結果。
檢查了兩次查不出病因，病人幾星期發高燒，神識都昏迷了。我母親自作主張，請了一
位有名的中醫來，一把脈就說“傷寒”。西醫又過了一星期才診斷是傷寒。父親已經發
燒得隻說昏話了。他開始說的昏話還是笑話。他看我母親提了玻璃溺壺出去，就說：
“瞧瞧，她算做了女官了，提著一口印上任去了！”可是昏話漸漸變為鬼話，說滿床都
是鬼。家裏傭人私下說：“不好了，老爺當了殼隍老爺了，成日成夜在判案子呢。”
我記得有一夜已經很晚了，家裏好像將出大事，大家都不睡，各屋都亮著燈，許多
親友來來往往。我母親流著淚求那位名醫處方，他搖頭斷然拒絕。醫生不肯處方就是病
人全沒指望了。我父親的老友華實甫先生也是有名的中醫，當晚也來看望。他答應我母
親的要求“死馬當活馬醫”，開了一個藥方。那是最危急的一夜，我父親居然掙紮過來。
我母親始終把華實甫先生看作救命恩人。西醫卻認為我父親自己體力好，在“轉換期”
（crisis）戰勝了病魔。不過無論中醫西醫，都歸功於我母親的護理。那年大除夕，我
父親病骨支離，勉強能下床行走幾步。他一手扶杖，一手按著我的頭，慢慢兒走到家人
團坐的飯桌邊。椅裏墊上一條厚被，父親象征性地和我們同吃了年夜飯。
父親病情最危急的那一晚，前來探望的人都搖頭喟歎說：“唉，要緊人呀！”“要
緊人”就是養家人，我們好大一家人全靠父親撫養。找叔叔在美國學統計，學成回國，
和訂婚多年的嬸嬸結婚，在審計院工作，不久肺病去世，遺下妻女各一。我老家就添了
我一位寡嬸和一個堂妹。我們小家庭裏，父母子女就有八口人。我常想，假如我父親竟
一病不起，我如有親戚哀憐，照應我讀幾年書，也許可以做個小學教員。不然，我大概
隻好去做女工，無錫多的是工廠。
我父親滿以為回南可以另找工作，沒想到生了那麽一場重病。當時的社會，病人哪
有公費治療呢！連日常生活的薪水都沒個著落呀。我父親病中，經常得到好友陳光甫先
生和楊廷棟（翼之）先生的資助。他們並不住在無錫，可是常來看望。父親病中見了他
們便高興談笑，他們去後往往病又加重。我雖是孩子，經常聽到父母談到他們，也覺得
對他們感激。近代史所調查的問題之一是問到楊廷棟的後人是誰。慚愧得很，我雖然常
常聽到楊翼之的名字，卻從未見過麵，更不知他的後人——我實在很想見到他們，表達
我們的感激。1
四
我父親病後就到上海申報館當“主筆”（這是我大姐的話，據日本人編的參考資料
2我父親是“上海申報社副編輯長”）。那時候，我已經和三姐跟隨大姐同在上海啟明
女校讀書，寄宿在校。老家仍在無錫，我們那個小家一九二○年秋搬到上海，租居兩上
兩下一宅弄堂房子。暑假裏，有一天，我父親的老友接我們到他家去玩。那位朋友就是
和我父親同窗的“穩健派”，後來參與了和日本人訂“二十一條”的章宗祥。我父母講
到“二十一條”的時候，總把這位同窗稱為“嘴巴”。據我猜想，大約認為他不是主腦，
隻起了“嘴巴”的作用（我從沒問過，但想來猜得不錯）。我記得父親有一次和我講到
這件事，憤憤地說：“他們喊喊喊喊喊，隻瞞我一個！打量我都不知道嗎！”我想，
“嘴巴”是不願聽我父親的勸阻或責備吧？我們家最初到北京，和他們家好像來往較多，
以後就很疏遠了。我記得在上海隻到他們家去過一次，以後隻我二姑母帶著七妹妹去了
一次，父母親沒再去過。
1一九九二年，我得到楊翼之先生外孫女的信，欣知遙寄的感激已經寄到。
2《亞洲問題講座》第十二卷，尾崎秀實主編《亞洲人名辭典》，昭和十五年（一
九四○）創元社刊
他們是用汽車來接我們一家的，父親母親帶了兩三個女兒同去。我還是個小土包子，
沒坐過汽車。車穿過鬧市，開進一個幽靜的地區。街道兩旁綠樹成蔭，隻聽得一聲聲悠
長的“知了”、“知了”。進門就看見大片的綠草地，疏疏落落的大樹，中間一座洋房
顯得矮而小；其實房於並不小，隻因為四周的園地很大，襯得房子很小。我看見他們家
的女兒在樹蔭下的草坪上玩，覺得她們真舒服。我父親平時從不帶孩子出去拜訪人，隻
偶爾例外帶我。我覺得有些人家盡管比我家講究得多，都不如這一家的氣派。那天回家
後，大姐盛稱他們家的地毯多厚，沙發多軟。父親意味深長地慨歎一聲說：“生活程度
（現在所謂‘生活水平’）不能太高的。”他隻說了這麽一句。可是這句話我父親在不
同的場合經常反複說，盡管語氣不同，表情不同，我知道指的總是同一回事。父親藏有
這位朋友的一張照片，每次看了總點頭喟歎說：“絕頂聰明人……”，言下無限惋惜。
到如今，我看到好些“聰明人”為了追求生活的享受，或個人的利益，不惜出賣自己，
也不顧國家的體麵，就常想到我父親對這位老友的感慨和惋惜。
我父親病後身體漸漸複元，在申報館當副主編的同時，又重操律師舊業。他承認自
己喜歡說偏激的話。他說，這個世界上（指當時社會）隻有兩種職業可做，一是醫生，
二是律師（其實是指“自由職業”）。他不能作醫生，隻好當律師。他嫌上海社會太複
雜，決計定居蘇州。我們家隨即又遷到蘇州。可是租賃的房子隻能暫時安身，做律師也
得有個事務所。我母親說，我家曆年付的房租，足以自己蓋一所房子了。可是我父親自
從在北京買了一輛馬車，常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有了“財產”，“從此多事矣”。他
反對置買家產。
可是有些事不由自主。我家急需房子，恰恰有一所破舊的大房子要出賣。那還是明
朝房子，都快倒塌了。有一間很高大的廳也已經歪斜，當地人稱為“一文廳”。據說魏
忠賢當權的時候，有人奏稱“五城造反”，蘇州城是其中一個。有個“徐大老爺”把
“五城”改為“五人”，張溥《五人墓碑記》上並沒有“五城”改“五人”之說，也沒
見“徐大老爺”的名字。張謇題的“安徐堂”匾上有這位“徐大老爺”的官銜和姓名，
可惜我忘了。“一文廳”是蘇州人感激這位“徐大老爺”而為他建造的，一人一文錢，
頃刻募足了款子，所以稱為“一文廳”。我自從家裏遷居蘇州，就在當地的振華女中上
學，寄宿在校，周末回家，見過那一大片住滿了人的破房子。全宅住有二三十家，有平
房，也有樓房。有的人家住得較寬敞，房子也較好。最糟的是“一文廳”，又漏雨，又
黑暗，全廳分隔成二排，每排有一個小小的過道和三間房，每間還有樓上樓下。總共就
是十八間小房，真是一個地道的貧民窟，挑擔的小販常說：“我們挑擔子的進了這個宅
子，可以轉上好半天呢。”
我父親不精明，買下了這宅沒人要的破房子，修葺了一部分，拆掉許多小破房子，
擴大了後園，添種了花樹，一麵直說：“從此多事矣！”據他告訴我，買房子花掉了他
的一筆人壽保險費，修建是靠他做律師的收入。因為買房以後，祖母去世，大伯母一家
基本上能自立，無錫老家的負擔已逐漸減輕。房子費了兩年左右才修建完畢。
我常掛念原先的二三十戶人家到了哪裏去。最近，有個親戚偶來看我，說他去看了
我們蘇州的房子（我們已獻給公家），現在裏麵住了五十來戶。我大為驚詫，因為許多
小破房子全都拆了，哪來那麽多房間呢？不過小房子既能拆掉，也能一間間再搭上。一
條寬走廊就能隔成幾間房呢。許多小戶合成一個大宅，一個大宅又分成許多小戶，也是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下大勢”。
我父親反對置買家產不僅是圖省事，他還有一套原則。對本人來說，經營家產耗費
精力，甚至把自己降為家產的奴隸；對子女來說，家產是個大害。他常說，某家少爺假
如沒有家產，可以有所作為，現成可“吃家當”，使他成了廢物，也使他不圖上進。所
以我父親明明白白地說過：“我的子女沒有遺產，我隻教育他們能夠自立。”我現在常
想：靠了家產不圖上進的大少爺即使還有，也不多了，可是捧著鐵飯碗吃大鍋飯而不求
上進的卻又那麽多；“吃家當”足不行了，可是吃國家的財產卻有多種方式。我父親知
道了又將如何感慨。
我在中學的時候，聽父親講到同鄉一位姓陸的朋友有兩個在交通大學讀書的兒子，
那兩個孩子倒是有誌氣的，逃出去做了共產黨。1我弟弟在上海同濟讀書的時候，帶了
一個同學到我家來。我聽弟弟轉述那人的議論，很像共產主義的進步思想。我父親說那
孩子是“有誌氣的”。但妙的是弟弟忽然私下對我說：“你覺得嗎，咱們爸爸很腐朽。”
我斷定這是他那位朋友的話，因為他稱我弟弟為“安徐堂”的“少爺”。在他眼裏，我
父親是一個大律師，住一宅寬廊大院的大宅子，當然是“腐朽的資產階級”。我沒有搬
嘴，隻覺得很滑稽，因為“腐朽的爸爸”有一套言論，和共產主義的口號很相近，我常
懷疑是否偶合。例如我父親主張自食其力，不能不勞而食。這和“個勞動者不得食”不
是很相近嗎？
我們搬入新居——隻是房主自己住的一套較好的房子略加修葺，前前後後的破房子
還沒拆盡，到處都是鼻涕蟲2和蜘蛛；陰濕的院子裏，隻要扳起一塊磚，磚下密密麻麻
的爬滿了鼻涕蟲。父親要孩子幹活兒，懸下賞格，鼻涕蟲一個銅板一個，小蜘蛛一個銅
板三個，大蜘蛛三個銅板一個。這種“勞動教育”其實是美國式的鼓勵孩子賺錢，不是
教育“勞動光榮”。我周末回家，發現弟弟妹妹連因病休學在家的三姐都在“賺錢”。
小弟弟捉得最多，一百條鼻涕蟲硬要一塊錢（那時的一元銀幣值二百七十——二百九十
銅板）。我聽見母親對父親說：“不好了，你把‘老小’教育得唯利是圖了。”可是物
質刺激很有效，不多久，弟弟妹妹把鼻涕蟲和蜘蛛都捉盡。母親對“唯利是圖”的孩子
也有辦法。錢都存在她手裏，十幾元也罷，幾十元也罷，過些時候，存戶忘了討帳，
“銀行”也忘了付款，糊塗帳漸漸化為烏有，就像我們曆年的壓歲錢一樣。因為我們不
必有私產，需錢的時候可以問母親要。
1指陸定一同誌兄弟。
2軟體動物，像沒殼的蝸牛而較肥大。
假如我們對某一件東西非常豔羨，父親常常也隻說一句話：“世界上的好東西多著
呢……”意思是：得你自己去爭取。也許這又是一項“勞動教育”，可是我覺得更像鼓
吹“個人奮鬥”。我私下的反應是，“天下的好東西多著呢，你能樣樣都有嗎？”
我父親又喜歡自稱“窮人”。他經常來往的幾個朋友一是“老人”，一是“苦人”
（因為他開口就有說不盡的苦事），一是“忙人”（因為他活動較多），一是父親自稱
的“窮人”。我從父母的談話裏聽來，總覺得“窮人”是對當時社會的一種反抗性的自
詡，仿佛是說，“我是窮人，可是不羨慕你們富人。”所謂“窮”，無非指不置家產，
“自食其力”。不過我父親似乎沒有計較到當時社會上，“自食其力”是沒有保障的；
不僅病不得，老不得，也沒有自由支配自己的時間，幹自己喜愛或專長的事。
我父親不愛做律師。他當初學法律，並不是為了做律師。律師的“光榮任務”是保
衛孤弱者的權益，可是父親隻說是“幫人吵架”。民事訴訟十之八九是力爭奪財產；便
是婚姻問題，底子裏十之八九還是為了財產。我父親有時忘了自己是律師而當起法官來，
有時忘了自己是律師而成了當事人。
一次有老友介紹來一個三十來歲的人，要求我父親設法對付他異母庶出的小妹妹，
不讓她承襲遺產。那妹妹還在中學讀書。我記得父親怒衝衝告訴母親說：“那麽個又高
又大的大男人，有臉說出這種話來！”要幫著欺負那個小妹妹也容易，或者可以櫃不受
理這種案件，可是我父親硬把那人訓了一頓，指出他不能勝訴（其實不是“個能”而是
“個該”），結果父親主持了他們分家。
有時候我父親為當事人氣憤不平，自己成了當事人，躺在床上還撇不開。他每一張
狀子都自己動筆，悉心策劃，受理的案件一般都能勝訴。如果自己這一方有弱點，就和
對方律師勸雙方和解，父親常說，“女太太”最奇怪，打贏了官司或者和解得稱心，就
好像全是辯護律帥的恩惠。父親認為那不過是按理應得的解決罷了。有許多委任他做辯
護律師的當事人，事後就像我家的親戚朋友一樣，經常來往。有兩個年輕太太曾一片至
誠對我母親叩頭表示感謝，多年後還對我們姊妹像姊妹一樣。
有些事不論報酬多高，我父親決不受理。我記得那時候有個駐某國領事高瑛私販煙
上出國的大案件，那領事的親信冉三上門，父親推說個受理刑事案。其實那是證話。我
祖母的丫頭的兒子，酒後自稱“革命軍總指揮”，法院咬定他是共產黨，父親出盡力還
是判了一年徒刑。我記得一次大熱天父親為這事出庭回家，長衫汗濕了中截，裏麵的夏
布短褂子汗濕得滴出水來。父親已經開始患高血壓症，我接過那件沉甸甸的濕衣，心上
也同樣的沉重。他有時到上海出庭，一次回來說，又攬了一件刑事案。某銀行保險庫失
竊。父親說，明明是經理監守自盜，卻冤枉兩個管庫的老師傅。那兩人歎氣說，我們哪
有錢請大律師呢。父親自告奮勇為他們義務辯護。我聽偵探小說似的聽他向我母親分析
案情，覺得真是一篇小說的材料。可惜我到清華上學了，不知事情是怎樣了局的。1
那時蘇州的法院賄賂公行。有的津師公然索取“運動費”（就是代當事人納賄的
錢）。“兩支雪茄”就是二百元。“一記耳光”就是五百元。如果當事人沒錢，可以等
打贏了官司大家分肥，這叫作“樹上開花”。有個“詩酒糊塗”的法官開庭帶著一把小
茶壺，壺裏是酒。父親的好友“忙人”也是律師，我記得他們經過仔細商量，合寫了一
個呈文給當時的司法總長（父親從前的同學或朋友）。這些時，地方法院調來一個新院
長。有人說，這人在美國坐過牢。父親說：“坐牢的也許是政治犯——愛國誌士。”可
是經凋查證實，那人是偽造支票而犯罪的。我記得父親長歎一聲，沒話可說，在貪汙腐
敗的勢力前麵，我父親始終是個失敗者。
他有時伏案不是為當事人寫狀子。我偶爾聽到父親告訴母親說：“我今天放了一個
‘屁’，或‘一個大臭屁’或‘惡毒毒的大臭屁’。”過一二天，母親就用大剪子從
《申報》或《時報》上剪下這個“屁”。我隻看見一個“評”字，上麵或許還有一個
“時”字吧？父親很明顯地不喜歡我們看，所以我從沒敢偷讀過。母親把剪下的紙粘連
成長條，卷成一大卷，放在父親案頭的紅木大筆筒裏。日寇占領蘇州以後，我們回家，
案上的大筆筒都沒有了。那些“評”或許有“老圃”的簽名，可是我還無緣到舊報紙上
去查看。2
1《當代》一九八三年五六兩期刊載了我回憶父親的這篇文章，一九八四年八月六
日，寧夏銀川市一位財經部退休幹部林壯誌同誌來信說，他對這件失竊案深知內情，他
說我父親“對案情的分析是正確的，那是一件監守自盜案。”他已寫了《五十五年前無
錫銀行保險庫失竊巨案真相》一文，“揭破半個世紀前這個疑案之謎”。據說那兩個老
師傅宣告無罪釋放，案子“不了了之”。
2承華東師範大學闞緒良同誌抄給我看徐鑄成先生《報海舊聞》11頁上一段文字：
“我那時比較欣賞老圃的短文章，談的問題小，而言之有物，文字也比較雋永”。
一九九二年，我的朋友們發現了大量署名“老圃”的文章，一九九三年將出版“老
圃遺文輯”。
五
我父親凝重有威，我們孩子都怕他，盡管他從不打罵。如果我們個乖，父親隻會叫
急，喊母親把淘氣的孩子提溜出去訓斥。鍾書初見我父親也有點怕，後來他對我說：
“爸爸是‘望之儼然，接之也溫’。”我們怕雖怕，卻和父親很親近。他喜歡飯後孩子
圍繞著一起吃點甜食，常要母親買點好吃的東西“放放焰口”。我十一歲的暑假，在上
海，看見路上牽著草繩，繩上掛滿了紙做的小衣小褲，聽人家說“今大是盂蘭盆會，放
焰口”，我大驚小怪，回家告訴父母，惹得他們都笑了。可是“放焰門”還是我家常用
的詞兒，不論吃的、用的、玩的，都可以要求“爸爸，放焰口！”
我家孩子多，母親好像從沒有空閑的時候。我們唱的兒歌都是母親教的，可是她很
少時間陪我們玩。我記得自己四五歲的時候，有一次在小木碗裏剝了一堆瓜子仁，拉住
母親求她“真的吃”——因為往常她隻做個姿勢假吃，那一次她真吃了，我到今忘不了
當時的驚喜和得意，料想她是看了我那一臉的快活而為我吃盡的。我八歲的冬天，有一
次晚飯後，外麵忽然刮起大風來。母親說：“啊呀，阿季的新棉褲還沒拿出來。”她叫
人點上個洋燈，穿過後院到箱子間去開箱子。我在溫暖的屋裏，背燈站著，幾乎要哭，
卻不懂自己為什麽要哭。這也是我忘不了的“別是一般滋味”。
我父親有個偏見，認為女孩子身體嬌弱，不宜用功。據說和他同在美國留學的女學
生個個短壽，都是用功過度，傷了身體。他常對我說，他班上某某每門功課一百分，
“他是個低能！”反正我很少一百分，不怕父親嘲笑。我在高中還不會辨平仄聲。父親
說，不要緊，到時候自然會懂。有一天我果然四聲部能分辨了，父親晚上常踱過廊前，
敲窗考我某字什麽聲。我考對了他高興而笑，考倒了他也高興而笑。父親的教育理論是
孔子的“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嗚”。我對什麽書表示興趣，父親就把那部書放在我書
桌上，有時他得爬梯到書櫥高處去拿；假如我長期不讀，那部書就不見了——這就等於
譴責。父親為我買的書多半是詩詞小說，都是我喜愛的。
對有些事父親卻嚴厲得很。我十六歲，正念高中。那時北伐已經勝利，學生運動很
多，常要遊行、開群眾大會等。一次學生會要各校學生上街宣傳——攝一條板凳，站上
向街上行人演講。我也被推選去宣傳。可是我十六歲看來隻像十四歲，一著急就漲紅了
臉。當時蘇州風氣閉塞，街上的輕薄人很會欺負女孩子。如果我站上板凳，他們隻準會
看猴兒似的攏上來看，甚至還會耍猴兒。我料想不會有人好好兒聽。學校裏有些古板人
家的“小姐”，隻要說“家裏不讚成”，就能豁免一切開會、遊行、當代表等等。我周
末回家就向父親求救，問能不能也說“家裏不讚成”。父親一口拒絕。他說：“你不肯，
就別去，不用借爸爸來擋。”我說，“不行啊，少數得服從多數呀。”父親說：“該服
從的就服從；你有理，也可以說。去不去在你。”可是我的理實在難說，我能說自己的
臉皮比別人薄嗎？
父親特向我講了一個他自己的笑話。他當江蘇省高等審判廳長的時候，張勳不知打
敗了哪位軍閥勝利入京。江蘇士紳聯名登報擁戴歡迎。父親在歡迎者名單裏忽然發現了
自己的名字。那是他屬下某某擅自幹的，以為名字既已見報，我父親不願意也隻好罷了。
可是我父親怎麽也不肯歡迎那位“辮帥”，他說“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立即在報上登
上一條大字的啟事，申明自己沒有歡迎。他對我講的時候自己失笑，因為深知這番聲明
太不通世故了。他學著一位朋友的話說：“唉，補塘，聲明也可以不必了。”但是父親
說：“你知道林肯說的一句話嗎？daretosayno！你敢嗎？”
我苦著臉說“敢！”敢，可惜不是為了什麽偉大的目標，隻是一個愛麵子的女孩子
不肯上街出醜罷了。所以我到校實在說不出一個充分的理由，隻堅持“我不讚成，我不
去”。這當然成了“豈有此理”。同學向校長告狀，校長傳我去狠狠訓斥了一頓。我還
是不肯，沒去宣傳。被推選的其他三人比我年長些，也老練些。她們才宣傳了半人，就
有個自稱團長的國民黨軍官大加欣賞，接她們第二天到留園去宣傳，實際上是請她們去
遊園吃飯。校長事後知道了大吃一驚，不許她們再出去宣傳。我的“豈有此理”也就變
為“很有道理”。
我父親愛讀詩，最愛杜甫詩。他過一時會對我說“我又從頭到底讀了一遍”。可是
他不做詩。我記得他有一次悄悄對我說：“你知道嗎？誰都作詩！連xx（我們父女認為
絕不能做詩的某親戚）都在作詩呢！”父親鑽研的是音韻學，把各時代的韻書一字字推
敲。我常取笑說：“爸爸讀一個字兒、一個字兒的書。”抗戰時期，我和鍾書有時在在
父親那邊。父親忽發現鍾書讀字典，大樂，對我說：“哼哼，阿季，還有個人也在讀一
個字、一個字的書呢！”其實鍾書讀的不是一個個的字，而是一串串的字，但父親得意，
我就沒有分辯。
有時候父親教我什麽“合口呼”、“撮口呼”，我不感興趣，父親說我“喜歡詞章
之學”，從個強我學他的一套。每晚臨睡，他朗聲讀詩，我常站在他身邊，看著他的書
旁聽。
自從我家遷居蘇州，我就在蘇州上學，多半時候住校，中間也有二三年走讀。我記
憶裏或心理上，好像經常在父母身邊；一回家就像小狗跟主人似的跟著父親或母親。我
母親管著全家裏裏外外的雜事，傭人經常從前院到後園找“太太”，她總有什麽事在某
處絆住了腳。她難得有閑靜靜地坐在屋裏，做一回針線，然後從擱針線活兒的藤匾裏拿
出一卷《綴白裘》邊看邊笑，消遣一會兒。她的臥房和父親的臥房相連；兩隻大床中間
隔著一個永遠小關的小門。她床頭有父親特為她買的大字抄本八十回《石頭記》，床角
還放著一隻台燈。她每晚臨睡愛看看《石頭記》或《聊齋》等小說，她也看過好些新小
說。一次她看了幾頁綠漪女士的《綠天》，說：“這個人也學著蘇梅的調兒。”我說：
“她就是蘇梅呀。”很佩服母親怎能從許多女作家裏辨別“蘇梅的調兒”。
我跟著父親的時候居多。他除非有客，或出庭辯護，一上午總伏案寫稿子，書案上
常放著一疊裁得整整齊齊的竹簾紙完稿紙用，我常揀他寫禿的長鋒羊毫去練字。每晨早
飯後，我給父親泡一碗釅釅的蓋碗茶。父親飯後吃水果，我專司剝皮；吃風幹栗子、山
核桃等幹果，我專司剝殼。中午飯後，“放焰口”完畢，我們“小鬼”往往一哄而散，
讓父親歇午。一次父親叫住我說：“其實我喜歡有人陪陪，隻是別出聲。”我常陪在旁
邊看書。冬天隻我父親屋裏生個火爐，我們大家用煨炭結子的手爐和腳爐。火爐裏過一
時就需添煤，我到時輕輕夾上一塊。姐姐和弟弟妹妹常佩服我能加煤不出聲。
有一次寒假裏，父親歇午，我們在火爐裏偷烤一大塊年糕。不小心，火夾子掉在爐
盤裏，年糕掉在火爐裏，乒乒乓乓鬧得好響。我們闖了禍不顧後果，一溜煙都跑了。過
些時偷偷回來張望，父親沒事人似的坐著工作。我們滿處找那塊年糕不見，卻不敢問。
因為剛剛飯後，遠不到吃點心的時候呢。父親在忍笑，卻虎著臉。年糕原來給扔在字紙
簍裏了。母親知道了準會怪我們鬧了爸爸，可是父親並沒有戳穿我們幹的壞事。他有時
還幫我們淘氣呢。記得有一次也是大冬天，金魚缸裏的水幾乎連底凍了。一隻隻半埋在
泥裏的金魚缸旁邊都堆積著鑿下的冰塊。我們就想做冰淇淋，和父親商量——因為母親
肯定不讚成大冬天做冰淇淋。父親說，你們自己會做，就做去。我家有一隻舊式的做冰
淇淋的桶，我常插一手幫著做，所以也會，隻是沒有材料。我們胡亂偷些東西做了半桶，
在“旱船”（後園的廳）南廊的太陽裏搖了半天。木桶裏的冰塊總也不化，鐵桶裏的冰
淇淋總也不凝，白賠了許多鹽。找們隻好向父親求主意。父親說有三個辦法：一是冰上
淋一勺開水；二是到廚房的灶倉裏去做，那就瞞不過母親了；三是到父親房間裏的火爐
邊搖去。我們采用了第三個辦法，居然做成。隻是用的材料太差，味道個好。父親助興
嚐了一點點，母親事後知道也就沒說什麽。
一次，我們聽父親講叫化子偷了雞怎麽做“叫化雞”，我和弟弟妹妹就偷了一個雞
蛋，又在凍冰的威菜缸裏偷些菜葉裹上，塗了泥做成一個“叫化蛋”。這個泥蛋我們不
敢在火爐子裏烤，又不敢在廚房大灶的火灰裏烤，隻好在後園冒著冷風，揀些枯枝生個
火，把蛋放在火裏燒。我們給煙熏出來的眼淚險些凍冰。“叫化蛋”倒是大成功，有醃
菜香。可惜一個蛋四人分吃，一口兩口就吃光了，吃完才後悔沒讓父母親分嚐。
我父親晚年常失眠。我們夏天為他把帳子裏的蚊子捉盡。從前有一種捕蚊燈，隻要
一湊上，蚊子就吸進去燒死了。那時我最小的妹妹楊必1已有八九歲，她和我七妹兩個
是捉蚊子的先鋒，我是末後把關的。珠羅紗的蚊帳看不清蚊子在裏在外，尤其那種半透
明的瘦蚊子。我得目光四掃，把帳子的五麵和空中都巡看好幾遍，保證帳子裏沒一隻蚊
子。
家裏孩子逐漸長大，就不覺熱鬧而漸趨冷清。我大姐在上海啟明教書，她是校長姆
姆（修女）寵愛的高足，一直留校教法文等課2。我三姐最美而身體最弱，結婚較早，
在上海居住。我和兩個弟弟和七妹挨次隻差一歲半，最小的八妹小我十一歲。他們好像
都比我小得多。我已經不貪玩而貪看書了。父親一次問我：“阿季，三天不讓你看書，
你怎麽樣？”我說，“不好過。”“一星期不讓你看書呢？”我說，“一星期都白活
了。”父親笑說：“我也這樣。”我覺得自己升做父親的朋友了。暑假裏，乘涼的時候，
門房每天給我送進兒封信來。父親一次說：“我年輕的時候也有很多朋友”；他長吟
“敵人笑比中庭樹，一日秋風一日疏”。我忽然發現我的父親老了，雖然常有朋友來往，
我覺得他很疲勞，也很寂寞。父親五十歲以後，一次對我說：“阿季，你說一個人有退
休的時候嗎？——我現在想通了，要退就退，不必等哪年哪月。”我知道父親自覺體力
漸漸不支，他的血壓在升高，降壓靈之類的藥當時隻是甚話。父親又不信中藥，血壓高
了就無法叫它下降。他所謂“退休”，無非減少些工作，加添些娛樂，每日黃昏，和朋
友出去買點舊書、古董或小玩意兒。他每次買了好版子的舊書，自己把蜷曲或破殘的書
角補好，叫我用預的白絲線雙線重訂。他愛整齊，雙線隻許平行，不許交叉，結子也不
準外露。父親的小玩意兒玩膩了就收在一隻紅木筆盒裏。我常去翻弄。我說：“爸爸，
這又打入‘冷宮’了？給我吧。”我得的玩意兒最多。小弟弟有點羨慕，就建議“放焰
口”，大家就各有所得。
1楊必，《剝削世家》和《名利場》（人民文學）的譯者。
2楊壽康，曾翻譯法國布厄瑞（p.bourget）《死亡的意義》（商務，一九四○）
父親曾花一筆錢賣一整套古錢，每一種都有配就的墊子和紅木或楠木盒子。一次父
親病了，覺得天旋地轉，不能起床，就叫我把古錢一盒盒搬到床上玩弄，一麵教我名稱。
我卻愛用自己的外行名字如“鏟刀錢”、“褲子錢”之類。我心不在焉，隻想怎樣能替
掉些父親的心力。
我考大學的時候，清華大學剛收女生，但是不到南方來招生。我就近考入東吳大學。
上了一年，大學得分科，老師們認為我有條件讀理科。因為我有點像我父親嘲笑的“低
能”，雖然不是每門功課一百分，卻都平均發展，並無特長。我在融洽而優裕的環境裏
生長，全不知世事。可是我很嚴肅認真地考慮自己“該”學什麽。所謂“該”，指最有
益於人，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輩子。我知道這個“該”是很誇大的，所以羞於解釋。
父親說，沒什麽該不該，最喜歡什麽，就學什麽。我卻不放心。隻問自己的喜歡，對嗎？
我喜歡文學，就學文學？愛讀小說，就學小說？父親說，喜歡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
己最相宜的。我半信不信，隻怕父親是縱容我。可是我終究不顧老師的惋惜和勸導，文
理科之間選了文科。我上的那個大學沒有文學係，較好的是法預科和政治係。我選讀法
預，打算做我父親的幫手，借此接觸到社會上各式各樣的人，積累了經驗，可以寫小說。
我父親雖說隨我自己選擇，卻竭力反對我學法律。他自己不愛律師這個職業，堅決不要
我做幫手，況且我能幫他幹什麽呢？我想父親準看透我不配——也不能當女律師（在當
時的社會上，女律師還是一件稀罕物兒）。我就改入政治係。我對政治學毫無興趣，功
課敷衍過去，課餘隻在圖書館胡亂看書，漸漸了解：最喜歡的學科並不就是最容易的。
我在中學背熟的古文“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還深印在腦裏。我既不能當醫生
治病救人，又不配當政治家治國安民，我隻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徑，盡我的一份力。
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無知，老而無成，當年卻也曾那麽嚴肅認真地要求自己，不禁愧汗
自笑。不過這也足以證明，一個人沒有經驗，沒有學問，沒有天才，也會有要好向上的
心——盡管有誌無成。
那時候的社會風尚，把留學看得很重，好比“寶塔結頂”，不出國留學就是功虧一
簣——這種風尚好像現在又恢複了。父親有時跟我講，某某親友自費送孩子出國，全力
以赴，供不應求，好比孩子給強徒擄去作了人質，由人勒索，因為做父母的總舍不得孩
子在國外窮困。父親常說，隻有咱們中國的文明，才有“清貧”之稱。外國人不懂什麽
“清貧”，窮人就是下等人，就是壞人。要賺外國人的錢，得受盡他們的欺侮。我暗想
這又是父親的偏見，難道隻許有錢人出國，父親自己不就是窮學生嗎？也許是他自己的
經驗或親眼目睹的情況吧？孩子留學等於做人質的說法，隻道出父母竭力供應的苦心罷
了。我在大學三年的時候，我母校振華女中的校長為我請得美國韋爾斯利女子大學的獎
學金。據章程，自備路費之外，每年還需二倍於學費的錢，作假期間的費用和日常的零
用。但是那位校長告訴我，用不了那麽多。我父母說，我如果願意，可以去。可是我有
兩個原因不願去。一是記起“做人質”的話，不忍添我父親的負擔。二是我對留學自有
一套看法。我係裏的老師個個都是留學生，而且都有學位。我不覺得一個洋學位有什麽
了不起。我想，如果到美國去讀政治學（我得繼續本大學的課程），寧可在本國較好的
大學裏攻讀文學。我告訴父母親我不想出國讀政治，隻想考清華研究院攻讀文學。後來
我考上了，父母親都很高興。母親常取笑說：“阿季腳上拴著月下老人的紅絲呢，所以
心心念念隻想考清華。”
可是我離家一學期，就想家得厲害，每個寒假暑假都回家。第一個暑假回去，高興
熱鬧之後，清靜下來，父親和我對坐的時候說：“阿季，爸爸新近鬧個笑話。”我一聽
口氣，不像笑話。原來父親一次出庭忽然說不出話了。全院靜靜地等著等著，他隻是開
不出口，隻好延期開庭。這不是小小的中風嗎？我隻覺口角抽搐，像小娃娃將哭未哭的
模樣，忙用兩手捂住眼，也說不出話，隻怕一出聲會掉下淚來。我隻自幸放棄了美國的
獎學金，沒有出國。
父親回身搬了許多大字典給我看。印地文的，緬甸文的，印尼文的，父親大約是要
把鄰近民族的文字和我國文字——尤其是少數民族的文字相比較。他說他都能識字了。
我說學這些天書頂費腦筋。父親說一點不費心。其實自己覺得不費心，費了心自己也不
知道。母親就那麽說。
我父親忙的時候，狀子多，書記來不及抄，就叫我抄。我得工楷錄寫，而且不許抄
錯一個字。我的墨筆字非常惡劣，心上愈緊張，錯字愈多，隻好想出種種方法來彌補。
我不能方方正正貼補一塊，隻好把紙摘去不整不齊的一星星，背後再貼上不整不齊的一
小塊，看來好像是狀紙的毛病。這當然逃不過我父親的眼睛，而我的錯字往往逃過我自
己的眼睛。父親看了我抄的狀了就要冒火發怒，我就急得流淚——這也是先發製人，父
親就不好再責怪我。有一次我索性撒賴不肯抄了。我說：“爸爸要‘火冒’（無錫話
‘發怒’）的。”父親說：“誰叫你抄錯？”我說沒法兒不錯。父親教我交了卷就躲到
後園去。我往往在後園躲了好一會兒回屋，看看父親臉上還餘怒未消。但是他見了我那
副做賊心虛的樣兒，忍不住就笑了。我才放了心又哭又笑。
父親那次出庭不能開口之後，就結束了他的律師事務。他說還有一個案件未了，叫
我代筆寫個狀子。他口述了大意，我就寫成稿子，父親的火氣已經消盡。我準備他“火
冒”，他卻一句活沒說，隻動筆改了幾個字，就交給書記抄寫。這是我唯一一次做了父
親的幫手。
我父親當律師，連自己的權益也不會保障。據他告訴我，該得的公費，三分之一是
賴掉了。父親說，也好，那種人將來打官司的事還多著呢，一次賴了我的，下次就不敢
上門了。我覺得這是“酸葡萄”論，而且父親也太低、估了“那種人”的老麵皮。我有
個小學同班，經我大姐介紹，委任我父親幫她上訴爭遺產。她贏了官司，得到一千多畝
良田，立即從一個窮學生變為闊小姐，可是她沒出一文錢的公費。二十年後，抗戰期間，
我又碰見她。她通過我又請教我父親一個法律問題。我父親以君子之心度人，以為她從
前年紀小，不懂事，以後覺得慚愧，所以借端又來請教，也許這番該送些謝儀了。她果
然送了。她把我拉到她家，請我吃一碗五個湯團。我不愛吃，她殷勤相勸，硬逼我吃下
兩個。那就是她送我父親的酬勞。
我常奇怪，為什麽有人得了我父親的幫助，感激得向我母親叩頭，終身不忘。為什
麽有人由我父親的幫助得了一千多畝好田，二十年後居然沒忘記她所得的便宜。不顧我
父親老病窮困，還來剝削他的腦力，然後用兩個湯團來表達她的謝意。為什麽人與人之
間的差異竟這麽人？
我們無錫人稱“馬大哈”為“哈鼓鼓”，稱“化整為零”式的花錢為“摘狗肝”。
我父親笑說自己“哈鼓鼓”（如修建那宅大而無當的住宅，又如讓人賴掉公費等），又
愛“摘狗肝”（如買古錢、古玩、善本書之類）；假如他精明些，貪狠些，至少能減少
三分之二的消耗，增添三分之一的收入；但是他隻作總結，並無悔改之意。他隻管偷工
夫鑽研自己喜愛的學問。
我家的人口已大為減少。一九三○年，我的大弟十七歲，肺病轉腦膜炎去世。我家
有兩位脾氣怪僻的姑太太——我的二姑母和三姑母，她們先後搬入自己的住宅。小弟弟
在上海同濟上學。我在清華大學研究院肄業。一九三五年鍾書考取英庚款赴英留學，我
不等畢業，打算結了婚一同出國，那年我隻有一門功課需大考，和老師商量後也用論文
代替，我就提早一個月回家。
我立即收拾行李動身，不及寫信通知家裏。我帶回的箱子鋪蓋都得結票，火車到蘇
州略過午時，但還要等貨車卸下行李，領取後才雇車回去，到家已是三點左右。我把行
李撇在門口，如飛的衝入父親屋裏。父親像在等待。他“哦！”了一聲，一掀帳子下床
說“可不是來了！”他說，午睡剛合眼，忽覺得我回家了。聽聽卻沒有聲息，以為在母
親房裏呢，跑去一看，闃無一人，想是怕攪擾他午睡，躲到母親做活兒的房間裏去了，
跑到那裏，隻見我母親一人在做活。父親說：“阿季呢？”母親說：“哪來阿季？”父
親說，“她不是回來了嗎？”母親說：“這會子怎會回來。”父親又回去午睡，左睡在
睡睡不著。父親得意說，“真有心血來潮這回事。”我笑說，一下火車，心已經飛回家
來了。父親說：“曾母齧指，曾子心痛，我現在相信了。”父親說那是第六覺，有科學
根據。
我出國前乘火車從無錫出發，經過蘇州，火車停在月台旁，我忽然淚下不能抑製，
父親又該說是第六覺了吧？——感覺到父母正在想我，而我不能跳下火車，跑回家去再
見他們一麵。有個迷信的說法：那是預兆，因為我從此沒能再見到母親。
六
有一次，我旁觀父母親說笑著互相推讓。他們的話不知是怎麽引起的，我隻聽見母
親說：“我死在你頭裏。”父親說：“我死在你頭裏。”我母親後來想了一想，當仁不
讓說：“還是讓你死在我頭裏吧，我先死了，你怎麽辦呢。”當時他們好像兩人說定就
可以算數的；我在一旁聽著也漠然無動，好像那還是很遙遠的事。
日寇第一次空襲蘇州，一架日機隻顧在我們的大廳上空盤旋，大概因為比一般民房
高大，懷疑是什麽機構的建築。那時候法市不斷跌價，父母親就把銀行存款結成外匯，
應弟弟的要求，打發他出國學醫。七妹在國專上學，也學國畫，她剛在上海結婚。家裏
隻有父母親和大姐姐小妹妹。她們扶著母親從前院躲到後園，從後園又躲回前院。小妹
妹後來告訴我說，“真奇怪，害怕了會瀉肚子。”她們都瀉肚子，什麽也吃不下。第二
天，我父母親帶著大姐姐小妹妹和兩個姑母，逃避到香山一個曾委任我父親為辯護律師
的當事人家裏去。深秋天，我母親得了“惡性瘧疾”——不同一般瘧疾，高燒不退。蘇
州失陷後，香山那一帶準備抗戰，我父母借住的房子前麵挖了戰壕，那宅房子正在炮火
線裏。鄰近人家已逃避一空。母親病危，奄奄一息，父親和大姐打算守著病人同歸於盡。
小妹妹才十五歲，父親叫她跟著兩個姑母逃難。可是小妹妹怎麽也不肯離開，所以她也
留下了。香山失陷的前夕，我母親去世。父親事先用幾擔白米換得一具棺材，第二天，
父女三個把母親入殮，找人在蒙蒙陰雨中把棺材送到借來的墳地上。那邊我國軍隊正在
撤退，母親的棺材在兵隊中穿過。當天想盡方法，請人在棺材外邊砌一座小屋，厝在墳
地上。據大姐講，我父親在荒野裏失聲慟哭，又在棺木上、瓦上、磚上、周圍的樹木上、
地下的磚頭石塊上——凡是可以寫字的地方寫滿自己的名字。這就算連天兵火中留下的
一線連係，免得拋下了母親找不回來。然後，他不得不舍下四十年患難與共的老伴兒，
帶了兩個女兒到別處逃生。
他們東逃西逃，有的地方是強盜土匪的世界，有的已被敵軍占領，無處安身，隻好
冒險又逃回蘇州。蘇州已是一座死城，街上還有死屍。家裏卻燈火通明，很熱鬧。我大
姐姐說，看房子的兩人（我大弟的奶媽家人）正夥同他們的鄉親“各取所需”呢。主人
回來，出於意外，想必不受歡迎。那時家裏有存米，可吃白飯。看房子的兩人有時白天
出去，伺敵軍搶劫後，拾些劫餘。一次某醬園被劫，他們就提回一桶醬菜，一家人下飯
吃。日本兵每日黃昏吹號歸隊以後，就挨戶找“花姑娘”。姐姐和妹妹在鄉下的時候已
經剃了光頭，改成男裝。家裏還有一個跟著逃難的女傭。每人往往是吃晚飯的時候，日
本兵就接二連二的來打門。父親會日語，單獨到門口應付。姐姐和妹妹就躲入柴堆，連
飯碗筷一起藏起來。那女傭也一起躲藏。她愈害怕呼吸愈重，聲如打鼾。大姐說，假如
敵人進屋，準把她們從柴堆裏拉出來。那時蘇州成立了維持會，原為我父親抄寫狀子的
一個書記在裏麵謀得了小小的差使。父親由他設法，傳遞了一個消息給上海的三姐。三
姐和姐夫由一位企業界知名人士的幫助，把父親和大姐姐小妹妹接到上海，三人由蘇州
逃出，隻有隨身的破衣服和一個小小的手中包。
一九三八年十月，我回國到上海，父親的長須已經剃去，大姐姐小妹妹也已經回複
舊時的裝束。我回國後父親開始戒掉安眠藥，神色漸漸清朗，不久便在震旦女子文理學
院教一門《詩經》，聊當消遣。不過他掛心的是母親的棺材還未安葬。他拿定厝棺的地
方隻他一人記得，別人誰也找不到。那時候鄉間很不安寧，有一種盜匪專擄人勒贖，稱
為“接財神”。父親買得靈岩山“繡穀公墓”的一塊墓地，便到香山去找我母親的棺材。
有一位曾對我母親磕頭的當事人特到上海來接我父親到蘇州，然後由她家人陪我父親擠
上公共汽車下鄉。父親摘掉眼鏡，穿上一件破棉袍，戴上一頂破氈帽。事後聽陪去的人
笑說，化裝得一點不像，一望而知是知識分子，而且像個知識分子。父親完成了任務，
平安回來。母親的棺材已送到公墓的禮堂去上漆了。
一九三九年秋，我弟弟回國。父親帶了我們姐妹和弟弟同回蘇州。我二姑母買的住
宅貼近我家後園，有小門可通。我們到蘇州，因火車誤點，天已經很晚。我們免得二姑
母為我們備晚飯，路過一家菜館，想進去吃點東西，可是已過營業時間。店家卻認識我
們，說我家以前請客辦酒席都是他們店裏承應的，殷勤招待我們上樓。我們雖然是老主
顧，卻從未親身上過那家館子。我們胡亂各吃一碗麵條，不勝今昔之感。
我們在二姑母家過了一宵，天微亮，就由她家小門到我家後園。後園已經完全改了
樣。鍾書那時在昆明。他在昆明曾寄我《昆明舍館》七絕四首。第三首“苦愛君家好蒼
坊，無多歲月已滄桑，綠槐恰在朱欄外，想發濃蔭覆舊房。”他當時還沒見到我們劫後
的家。
我家房子剛修建完畢，母親應我的要求，在大杏樹下堅起一個很高的秋千架，懸著
兩個秋千。旁邊還有個蕩木架，可是蕩木用的木材太頇，下圓上平，鐵箍鐵鏈又太笨重，
隻可充小孩子的蕩船用。我常常坐在蕩木上看書，或躺在木上，仰看“天澹雲閑”。春
天，閉上眼隻聽見四周蜜蜂嗡嗡，睜眼能看到花草間蝴蝶亂飛。杏子熟了，接下等著吃
櫻桃、楷杷、桃子、石榴等。橙子黃了，橘子正綠。鍾書吃過我母親做的橙皮果醬，我
還叫他等著吃熟透的脫核杏兒，等著吃樹上現摘的桃兒。可是想不到父親添種的二十棵
桃樹全都沒了。因為那片地曾選作鄰近人家共用的防空洞，平了地卻未及挖坑。秋千、
蕩木連架子已都不知去向。玉蘭、紫薇、海棠等花樹多年未經修剪，都變得不成模樣。
籬邊的玫瑰、薔薇都幹死了。紫藤架也歪斜了，山石旁邊的芭蕉也不見了。記得有一年，
三棵大芭蕉各開一朵“甘露花”。據說吃了“甘露”可以長壽。我們幾個孩子每天清早
爬上“香梯”（有架子能獨立的梯）去搞那一葉含有“甘露”的花瓣，“獻”給母親進
補——因為母親肯“應酬”我們，父親卻不屑吃那一滴甜汁。我家原有許多好品種的金
魚；幸虧已及早送人了。幹涸的金魚缸裏都是落葉和塵土。我父親得意的一叢方竹已經
枯瘁，一部分已變成圓竹。反正綠樹已失卻綠意，朱欄也無複朱顏。“旱船”廊下的琴
桌和細瓷鼓凳一無遺留，裏麵的擺設也全都沒有了。我們從荒蕪的後園穿過月洞門，穿
過梧桐樹大院，轉入內室。每間屋裏，滿地都是淩亂的衣物，深可沒膝。所有的抽屜都
抽出原位，顛橫倒豎，半埋在什物下。我把母親房裏的抽屜一一歸納原處，地下還揀出
許多零星東西：小鑰匙，小寶石，小象牙梳子之類。母親整理的一小網籃古瓷器，因為
放在舊網籃裏，居然平平安安躲在母親床下。堆箱子的樓上，一大箱古錢居然也平平安
安躲在箱子堆裏，因為箱子是舊網的，也沒上鎖，打開隻看見一隻隻半舊的木盒。凡是
上鎖的箱子都由背後劃開，裏麵全是空的。我們各處看了一遍，大件的家具還在，陳設
一無留存。書房裏的善本書丟了一部分，普通書多半還在。大黑之後，全宅漆黑，據說
電線年久失修，供電局已切斷電源。
父親看了這個劫後的家，舒了一口氣說，幸虧母親不在了，她隻怕還想不開，看到
這個破敗的家不免傷心呢。我們在公墓的禮堂上，看到的隻是漆得烏光鋥亮的棺材。我
們姐妹隻能隔看棺木撫摸，各用小手絹把棺上每一點灰塵都拂拭幹淨。想不到棺材放入
水泥擴，倒下一筐筐的石灰，棺材全埋在石灰裏，隨後就用水泥封上。父親對我說，水
泥最好，因為打破了沒有用處：別看石板結實，如逢亂世，會給人撬走。這句話，父親
大概沒和別人講。勝利前夕我父親突然在蘇州中風去世，我們夫婦、我弟弟和小妹妹事
後才從上海趕回蘇州，葬事都是我大妹夫經管的。父親的棺材放入母親墓旁同樣的水泥
擴裏，而上麵蓋的卻是兩塊大石板。臨時決不能改用水泥。我沒說什麽，隻深深內疚，
沒有及早把父親的話告訴別人。我也一再想到父母的戲言：“我死在你頭裏”；父親周
密地安葬了我母親，我們兒女卻是漫不經心。多謝紅衛兵已經把墓碑都砸了。但願我的
父母隱藏在靈岩山穀裏早日化土，從此和山岩樹木一起，安靜地隨著地球運轉。
七
自從我回國，父親就租下兩間房，和大姐姐小妹妹同住。我有時住錢家，有時住父
親那邊。鍾書探親回上海，也曾住在我父親那邊。三姐姐和七妹妹經常回娘家。父親高
興說，“現在反倒擠在一處了！”不像在蘇州一家人分散幾處。我在錢家住的時候，也
幾乎每天到父親那裏去轉一下。我們不論有多少勞瘁辛苦，一回家都會從說笑中消散。
抗戰末期，日子更艱苦了。鍾書兼做補習老師，得了什麽好吃的，總先往父親那兒送，
因為他的父母都不在上海了。父親常得意說，“愛妻敬丈人”（無錫土話是“愛妻敬丈
姆”）。有時我們姊妹回家，向父親訴苦：“爸爸，肚子餓。”因為雖然塞滿了仍覺得
空虛。父親就帶了我們到鄰近的錦江飯店去吃點心。其實我們可以請父親吃，不用父親
再“放焰口”。不過他帶了我們出去，自己心上高興，我們心理上也能飽上好多天。抗
戰勝利前夕父親特回蘇州去賣掉了普通版的舊書，把書款向我們“放焰口”——那是末
一遭的“放焰口”。
父親在上海的朋友漸漸減少。他一次到公園散步回家說，謠傳楊某（父親自指）眼
睛瞎掉了。我吃驚問怎會有這種謠言。原來父親碰到一個新做了漢奸的熟人，沒招呼他，
那人生氣，罵我父親眼裏無人。有一次我問父親，某人為什麽好久不來。父親說他“沒
臉來了”，因為他也“下海”了。可是抗戰的那幾年，我父親心情還是很愉快的，因為
愈是在艱苦中，愈見到自己孩子對他的心意。他身邊還有許多疼愛的孫兒女——父親不
許稱“外孫”禍“外孫女”，他說，沒什麽“內孫”“外孫”；他也不愛“外公”之稱。
我的女兒是父親偏寵的孫女之一，父親教她稱自己為“公”而不許稱“外公”，缺憾是
母親不在，而這又是唯一的安慰，母親可以不用再操心或勞累。有時碰到些事，父親不
在意，母親料想不會高興，父親就說，幸虧母親不在了。
我們安葬了母親之後，有同鄉借住我家的房子。我們不收租，他們自己修葺房子，
並接通電線。那位鄉紳有好幾房姨太太，上輩還有老姨太，恰好把我們的房子住滿。我
父親曾帶了大姐和我到蘇州故居去辦手續。晚上，房客招待我們在他臥房裏閑談。那間
房子以前是我的臥房。他的床恰恰設在我原先的床位上。電燈也在原處。吃飯間裏，我
母親設計製造的方桌、圓桌都在——桌子中間有個可開可合的圓孔，下麵可以放煤油爐，
湯鍋燉在爐上，和桌上的碗碟一般高低，不突出礙手。我們的菜櫥也還在原處。我們卻
從主人變成了客人，恍然如在夢中。
這家搬走後，家裏進駐了軍隊，耗掉了不知多少度的電，我們家還不起，電源又切
斷了。勝利前夕，上海有遭到“地毯轟炸”的危險，小妹妹還在震旦女子文理學院上學，
父親把她托給我，他自己帶著大姐和三姐的全家到蘇州小住。自從鍾書淪陷在上海，父
親把他在震旦教課的鍾點讓了給鍾書，自己就專心著書。他曾高興地對我說，“我書題
都想定了，就叫《詩騷體韻》。阿季，傳給你！”他回蘇州是帶了所需的書走的。
父親去世後，我末一次到蘇州舊宅。大廳上全堂紅木家具都已不知去向。空蕩蕩的
大廳上，停著我父親的棺材。前麵搭著個白布幔，掛著父親的遺容，幔前有一張小破桌
子。我像往常那樣到廚下去泡一碗釅釅的蓋碗茶，放在桌上，自己坐在門檻上傻哭，我
們姐妹弟弟一個個淒淒惶惶地跑來，都隻有門檻可坐。
開吊前，搭喪棚的人來纏結白布。大廳的柱子很頂，遠不止一抱。纏結白布的人得
從高梯上爬下，把白布繞過柱子，再爬上梯去。這使我想起我結婚時纏結紅綠彩綢也那
麽麻煩，聯想起三姐結婚時的盛況，聯想起新屋落成、裝修完畢那天，全廳油漆一新，
陳設得很漂亮。廳上懸著三盞百支光的扁圓大燈，父親高興，叫把全宅前前後後大大小
小的燈都開亮。蘇州供電有限，全宅亮了燈，所有的燈光立即減暗了。母親說，快別害
了人家；忙關掉一部分。我現在回想，盛衰的交替，也就是那麽一刹那間，我算是親眼
看見了。
我父親去世以後，我們姐妹曾在霞飛路（現淮海路）一家珠寶店的櫥窗裏看見父親
書案上的一個竹根雕成的陳摶老祖像。那是工藝品，麵貌特殊，父親常用“棕老虎”
（棕製圓形硬刷）給陳摶刷頭皮。我們都看熟了，決不會看錯。又一次，在這條路上另
一家珠寶店裏看到另一件父親的玩物，隔著櫥窗裏陳設的珠鑽看不真切，很有“是耶非
耶”之感。我們忍不住在一家家珠寶店的櫥窗裏尋找那此玩物的伴侶，可是找到了又怎
樣呢？我們家許多大銅佛給大弟奶媽家當金佛偷走，結果奶媽給強盜拷打火燙，以致病
死，偷去的東西大多給搶掉，應了俗語所謂“湯裏來，水裏去”。父親留著一箱古錢，
準備充小妹妹留學的費用。可是她並沒有留學，日寇和家賊劫餘的古瓷、古錢和善本書
籍，經過紅衛兵的“抄”，一概散失，不留痕跡。財物的聚散，我也親眼見到了。
我父親根本沒有積累家產的觀念，身外之物，人得人失，也不值得掛念。我隻傷心
父親答應傳給我的《詩騷體韻》遍尋無著，找到的隻是些撕成小塊的舊稿。我一遍比一
遍找得仔細，咽下大量拌足塵土的眼淚，隻找出舊日記一捆。我想從最新的日記本上找
些線索，隻見父親還在上海的時候，記著“阿x來，饋xx”。我以為他從不知道我們送
了什麽東西去，因為我們隻悄悄地給父親裝在瓶兒罐兒甲，從來不說。我驚詫地坐在亂
書亂紙堆裏，發了好一會兒呆。我常希望夢見父親，可是我隻夢見自己蹲在他的床頭櫃
旁，揀看裏麵的瓶兒罐兒。我知道什麽是他愛吃而不吃的，什麽是不愛吃而不吃的。我
又一次夢見的是我末一次送他回蘇州，車站上跟在背後走，看著他長袍的一角在掀動。
父親的臉和那部《詩騷體韻》的稿子，同樣消失無蹤了。
我父親在上海經常晤麵的一位老友有挽詞五首和附識一篇，我附在後麵，因為讀了
他的“附識”。可約略知道《詩騷體韻》的內容。
讀他的挽詞，似乎惋惜我父親的子女不肖，不能繼續父學；他讀了我的回信，更會
歎恨我們子女無知，把父親的遺稿都丟失了。“附識”中提到的《釋麵》、《釋笑》等
類小文一定還有，可是我連題目都不知道。父親不但自己不提，而且顯然不要我看，我
也從未違反他沒有明說的意思。《詩騷體韻》書，父親準是自己不滿意而毀了，因為我
記得他曾說過，他還想讀什麽什麽書而不可得。假如他的著作已經謄清，他一定會寫信
告訴我。毀掉稿子當是在去世前不久，他給我的信上一字未提起他的書，我兩個姐姐都
一無所知。父親毀掉自己的著作，罪過還在我們子女。一個人精力有限，為子女的成長
教育消耗太多，就沒有足夠的時間寫出自己滿意的作品來。
我讀了《堂吉訶德》，總覺得最傷心的是他臨終清醒以後的話：“我不是堂吉訶德，
我隻是善人吉哈諾。”我曾代替父親說：“我不是堂吉河德，我隻是《詩騷體韻》的作
者。”我如今隻能替我父親說：“我不是堂吉訶德，我隻是你們的爸爸。”
我常和鍾書講究，我父親如果解放後還在人間，他會像“忙人”一樣，成為被“統”
的“開明人士”呢，還是“腐朽的資產階級”呢？父親末一次離開上海的時候，曾對我
賣弄他從商店的招牌上認識的俄文字母，並對我說：“阿季，你看吧，戰後的中國是俄
文世界。”我不知道他將怎樣迎接戰後的新中國，料想他準會驕傲得意。不過，像我父
親那樣的人，大概是會給紅衛兵打死的。
我有時夢想中對父親說：“爸爸，假如你和我同樣年齡，《詩騷體韻》準可以寫成
出版。”但是我能看到父親虎著臉說：“我隻求出版自己幾部著作嗎？”
像我父親那樣的知識分子雖然不很普遍，卻也並不少。所以我試圖盡我的理解，寫
下有關我父親的這一份資料。
［附］補塘兄挽詞五首
同學小弟侯士綰皋生
華年卓犖笑拘虛，兩渡滄瀛窮地輿。返國久親三尺法，閉門更讀五車書。養屙暫止
懸河口，投老欣逢濱海居。四十年來各奔走，幸今略補舊交疏。
擾擾粗才窺管天，紛紛俗子耘心田。心期獨洽劉原父，腹笥交推邊孝先。大小鍾鳴
隨杵叩，淺深水澈得犀燃。俞章絕業今誰繼，俯仰乾坤一泫然。
誰省人間萬竅號，權衡今古析秋毫。法言切韻尋源遠，神瞽調音造詣高。早歲準繩
循段孔，暮年金玉在詩騷（兄著《詩騷聲勢》特刊）。太玄傳後差堪必，心力寧為覆瓿
勞。
六書原委極鑽磨，愧我青編輕讀過。欲向楚金愧叔重，反同海嶽哭東坡。茅亭質證
成陳跡，水榭追隨感逝波。自古儒林多大耋，於君獨靳奈天何。
相期共待泰階平，舊學商量娛此生。市月偶逢生鄙吝，踵門一見說歸程。方誇元亮
幽居樂，遂聽彥龍蒿裏聲。任時不堪思惜別，悲懷未敘淚先傾。
補塘兄深於說文音韻之學，餘與在大興公園晤談最多，四五年如一日。餘嚐為言我
國語言文學音節之美，實在雙聲疊韻，而善於運用者，莫若司馬相如《大人賦》，惜昭
明寡識，《文選》失收，兄謂《詩經》一書。實為古時音韻譜，節奏尤美，殆均經瞽矇
審定，所用雙聲疊韻，配列甚勻，多為對偶，如周南《葛罩》二章之崔鬼虺聵，三章之
高岡玄黃，尤為顯著。嚐推本許氏《說文》聲母通假，求得同聲同韻之字，視前為多，
再依據孔廣森陰陽聲對轉之說，求得對轉通韻之字，愈益加多，以此周頌《清廟》，曆
來音韻家稱為無韻者，均能有韻。茲正將《詩經》逐字逐句加注音韻，頗多創獲。予謂
兄言詩之成韻不僅在句尾，有在句中者，如曹風《下泉》前三章之彼我兩字，早經揭示，
又各章往往僅有少數換韻之字不同，餘皆同句同字，此相同之字雖不在一章，亦自然成
的，如周南《樛木》三章，僅有首章之累綏、次章之荒將、三章之縈成換字換韻，其餘
字句皆同，皆應成韻。餘藏丁以此著《毛詩正韻》，照此求韻，所得較前人大為增多。
見亟索現，旋為餘言丁書甚精辟，大堪參究，尤嘉其遇不得解處能虛懷闕疑，惟不知采
用陰陽聲對轉之說，致所收成韻之字仍多遺漏。後為餘言《詩經音韻》已注就，並草成
幾例，又以屈子《離騷》音調差堪比美，亦為加注如前，蓋曆久而兩書始成，合名之日
《詩騷聲勢》，1……據稱係用鉛筆繕寫，仍時加校正……此書稿本似應在蘇寓……望
善為保存，將來設法刊行，以傳絕學……又餘曾見兄署名“老圃”在《新聞報》登載
《釋麵》、《釋笑》、《自稱》三篇，文字證引既博，樹義亦精，不知關於此類著述以
及其它，府上存否稿本……如能搜集，亦希保存，俟他日刊印論叢等書，以廣其傳，實
為餘區鼬所深望也。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十二日侯皋生附識。
1我父親後來改為《詩騷體韻》。
九五年考入北洋大學堂（當時稱“天津中西學堂”），一八九七年轉入南洋公學，一八
九九年由南洋公學派送日本留學。回國後因鼓吹革命，清廷通緝，籌借了一筆款子，再
度出國赴美留學。我是父親留學回國後出生的，已是第四個女兒。那時候，我父親不複
是鼓吹革命的“激烈派”。他在辛亥革命後做了民國的官，成了衛護“民主法治”的
“瘋騎士”——因為他不過做了一個省級的高等審判廳長，為了判處一名殺人的惡霸死
刑，堅持司法獨立，和庇護殺人犯的省長和督軍頂牛，直到袁世凱把他調任。他在北京
不過是京師高等檢察長，卻把一位貪汙巨款的總長（現稱部長）許世英拘捕扣押了一夜，
不準保釋，直到受“停職”處分。《民國演義》上提到這件事，說楊某其實沒錯，隻是
官官相護。據我理解，我父親的“立憲夢”，辭官之前早已破滅。
我說“理解”，因為都未經證實。我在父母身邊的時候，對聽到的話不求甚解。有
些事隻是傳聞；也有些是父親對我講的，當時似懂非懂，聽完又忘了；有些事是旁聽父
母的談話而領會的。
我母親唐須荌也是無錫人。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們子女從小到大，沒聽到他們吵
過一次架。舊式夫婦不吵架的也常有，不過女方會有委屈悶在心裏，夫婦間的共同語言
也不多。我父母卻無話不談。他們倆同年，一八九八年結婚。當時我父親還是學生，從
他們的談話裏可以聽到父親學生時代的舊事。他們往往不提名道姓而用諢名，還經常引
用典故——典故大多是當時的趣事。不過我們孩子聽了不準發問。“大人說話呢，‘老
小’（無錫土話，指小孩子），別插嘴。”他們談的話真多：過去的，當前的，有關自
己的，有關親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氣的……。他們有時嘲笑，有時感慨，有
時自我檢討，有時總結經驗。兩人一生中長河一般的對話，聽來好像閱讀拉布呂耶爾
（jenadbruyeere）《人性與世態》（lescaracteres）。他們的話時斷時續，我
當時聽了也不甚經心。我的領會，是由多年不經心的一知半解積累而得。我父親辭官後
做了律師。他把每一件受理的案子都詳細向我母親敘述：為什麽事，牽涉什麽人等等。
他們倆一起分析，一起議論。那些案件，都可補充《人性與世態》作為生動的例證。可
是我的理解什麽時候開始明確，自己也分辨不清。
例如我五六歲在北京的時候，家裏有一張黎元洪的相片，大概是大總統發給每個下
屬的。那張照片先掛在客廳暗陬，不久貶入吃飯間。照片右下角有一行墨筆字：“補塘
檢察長”。我常搬個凳子，跪在凳上仔細端詳。照上的人明明不是我父親，怎麽又寫著
我父親的名字？我始終沒敢發問，怕問了惹笑或招罵，我不知什麽時候開始明白：落款
不是標簽，也不知什麽時候知道那人是黎元洪。可是我拿穩自己的理解沒錯。
我曾問父親：“爸爸，你小時候是怎麽樣的？”父親說：“就和普通孩子一樣。”
可是我叮著問，他就找出二寸來長一隻陶製青底藍花的小靴子給我，說小時候坐在他爺
爺膝上，他爺爺常給他剝一靴子瓜子仁，教他背白居易詩“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勾留
是此湖”。那時候，他的祖父在杭州做一個很小的小官。我的祖父也在浙江做過一個小
地方的小官。兩代都是窮書生，都是小窮官。我祖父病重還鄉，下船後不及到家便咽了
氣。家裏有上代傳下的住宅，但沒有田產。我父親上學全靠考試選拔而得的公費。
據我二姑母說，我父親在北洋公學上學時，有部分學生鬧風潮。學校掌權的洋人
（二姑母稱為“洋鬼子”）出來鎮壓，說鬧風潮的一律開除。帶頭鬧的一個廣東人就被
開除了。“洋鬼子”說，誰跟著一起鬧風潮的一起開除。一夥人麵麵相覷，都默不作聲。
鬧風潮不過是為了夥食，我父親並沒參與，可是他看到那夥人都縮著腦袋，就冒火了，
挺身而出說：“還有我！”好得很，他就陪著那個廣東同學一起開除，風潮就此平息。
那是一八九七年的事。
當時我父親是個窮學生。寒素人家的子弟，考入公費學校，境遇該算不錯，開除就
失去公費。幸虧他從北洋開除後，立即考入南洋公學。我現在還存著一幅一九○八年八
月中國留美學生在美國馬薩諸塞州開代表大會的合影。正中坐的是伍廷芳。前排學生展
著一麵龍旗。後排正中兩個學生扯著一麵旗子，大書“北洋”二字。我父親就站在這一
排。他曾指著扯旗的一人說“這是劉麻子”，又指點這人那人是誰，好像都很熟。我記
得有一次他滿麵淘氣的笑，雙手叉腰說：“我是老北洋。”看來他的開除，在他自己和
同學眼裏，隻是一件滑稽的事。
我大姐從父母的談話裏，知道父親確曾被學校開除，隻是不知細節。我父親不愛談
他自己，我們也不問。我隻記得他偶爾談起此笑話，都是他年輕時代無聊或不講理的細
事。他有個同房間是鬆江人，把“書”字讀如“須”。父親往往故意惹他，說要“撒一
課‘須’去”（上海話“尿”“書”同音）。鬆江人怒不可遏。他同班有個胖子，大家
笑他胖，胖子生氣說：“你們老了都會發胖。”我父親跟我講的時候，摩挲著自己發了
胖的肚子，忍笑說：“我對他說，我發了胖，就自殺！”胖子氣得呼哧呼哧。我不知道
父親那時候是在北洋或南洋，隻覺得他還未脫頑童時期的幽默。二姑母曾告訴我：小哥
哥（我父親）捉了一隻蛤蟆，對它噴水念咒，把它扣在空花盆底下叫它土遁；過了一星
期，記起了那隻蛤蟆，翻開花盆一看，蛤蟆還沒死，餓成了皮包骨頭。這事我也沒有問
過父親，反正他早說過，他就和普通的孩子一樣。
二
《中華民國史》1上說：“一九○○年春，留日學生成立勵誌會；一九○○年下半
年，會員楊廷棟、楊蔭杭、雷奮等創辦了《譯書匯編》，這是留學生自辦的第一個雜誌，
專門譯載歐美政法名著，諸如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萬法精義》、穆勒的
《自由原論》等書，這些譯著曾在留學生和國內學生中風行一時。”馮自由《革命逸史》
2，也說起《譯書匯編》“江蘇人楊廷棟、楊蔭杭、雷奮等主持之，以翻譯法政名著為
宗旨，譯筆流麗典雅，於吾國青年私想之進步收效至巨。”我曾聽到我父親說：“與其
寫空洞無物的文章，不如翻譯些外國有價值的作品。”還說：“翻譯大有可為。”我在
父親從國外帶回的書裏，看到過一本英譯的孟德斯鳩《萬法精義》和一本原文的達爾文
《物種起源》。可是我父親從沒有講過他自己的翻譯，我也從未讀過。他也從未鼓勵我
翻譯，也從未看到我的翻譯。
1中華書局版（一九八一）131—132頁。
2民國廿八年（一九三九、二月版第一輯147頁。）
據《革命逸史》3他們和其他各省派送的留日學生初到日本，語言不通。日本文部
省特設日華學校，專教中國學生語言及補習科學。“雷奮、楊蔭杭、楊廷棟三人稅居早
稻田附近。即當日雷等為《譯書匯編》及《國民報》4撰文之所。留學生恒假其地作聚
會集中點。”那時有某日本舍監偷吃中國留學生的皮蛋，又有個日本下女偷留學生的牙
粉搽臉。我聽父親講過“偷皮蛋舍監嚐異味，搽牙粉醜婢賣風流”的趣聞。但從不知道
父親參與譯書並為《國民報》撰稿的事。我大姐隻知道父親會騎自行車，因為看見過父
親扶著自行車照的相片，母親配上小框放在桌上。
3第一輯191頁。一八九九年上海南洋公學派留東學生六人（我父親是其中一個，
楊廷棟、雷奮和其他三人的名字都是我經常聽到的）。
4《國民報》是最早提倡覆清王朝的刊物，它以鼓吹天賦人權、自由平等而具特色
——《中國民國史》132頁。
馮自由的《革命逸史》1和《中華民國史》2都提到留日學生的勵誌會裏有激烈派
和穩健派之分；激烈派鄙視穩健派，兩派“勢如水火”。我父親屬於激烈派，他的一位
同窗老友屬於穩健派。他們倆的私交卻並不“勢如水火”。我記得父親講他們同班某某
是留學生監督的女婿，一九○○年轉送到美國留學。同班學生不服氣。我父親攛掇他那
位穩健派朋友提出申請，要求調往美國，理由是同窗楊某（父親自指）一味鼓吹革命，
常和他一起不免受他“邪說”的影響。我不知道那位朋友是否真的提出了要求，反正他
們的搗鬼沒有成功。
《中華民國史》上說3“江蘇地方革命小團體發生最早，一九○一年夏留學生楊蔭
杭回到家鄉無錫，聚集同誌，創設了勵誌學會。他們借講授新智識之機，宣傳排滿革
命……”。據說這段曆史沒有錯。我不明白他怎麽卒業前一年回鄉，大概是暑假回鄉吧？
我父親一九○二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當時稱“東京專門學校”）本科卒業。4回
國後和雷奮、楊廷棟同被派往譯書館譯書。5最近我有一位朋友在北京圖書館找到一本
我父親編譯的《名學教科書》（一九○三年再版）。想就是那個時期編譯的。孫寶恂光
緒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一九○三年）日記裏曾提到這部書：“觀《名學》，無錫
楊蔭杭述。餘初不解東文哲學書中‘內容’、‘外延’之理，今始知之。”6
1第一輯151頁。
2132頁。
3293頁。
4見房兆楹輯《史料叢刊》之一（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研究所出版，一九六○）內
《日本留學生題名錄·卒業留學生附錄》。
5見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交通大學校史資料選編》（一）第72頁。譯學館前身是
“北京同文館”。庚子後，京館改稱譯書館。
6《忘山廬日記》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上冊609頁。
譯書館因經費支絀，一九○三年停辦。我父回到家鄉，和留日學生蔡文森、顧樹屏
在無錫創辦了“理化研究會”，提倡研究理化並學習英語。我母親形容父親開夜車學理
化，用功得背上生了一個“搭手疽”，吃了多少“六神丸”。我記得父親晚年，有一次
從上海回到蘇州，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和我母親講“理化會的大成就”。有一個製造“紅
丸”（即“白麵”）的無錫人，當年曾是“理化會”的成員，後來在上海法租界居住，
在他家花園的假山洞裏製造“紅丸”（有法租界巡捕房保護）。他製成的毒品用鉛皮密
封在木箱裏，運到法國海岸邊，拋入海裏，然後由販毒商人私運入歐洲。那個人成了大
富翁。我父親慨歎說：“大約那是我們唯一的成績吧？”
東京《國民報》以英國人“經塞爾”名義發行。“經塞爾”其實是馮自由的父親馮
鏡如的外國名字，借此避免清公使館的幹涉。報中文字由某某等執筆，其中有我父親。
後來因資本告罄停版。一九○二年在上海發行的《大陸月刊》繼續鼓吹革命，實際上是
《國民報》的變相。我父親仍然是《大陸月刊》的執筆者。2
抗戰勝利後，我在上海，陳衡哲先生請我喝茶，會見胡適。他用半上海話對我說：
“我認識你的姑母，認識你的叔叔，你老娘家（蘇滬土語“尊大人”的意思）是我的先，
據說他那時在中國公學讀書”3。鍾書對我說，胡適決不肯亂認老師，他也不會記錯。
我想，大概我父親由譯書院回南後在上海工作。我知道他在時事新報館任編輯，也在上
海《蘇報》任編輯及撰稿工作並在澄衷學校、務本女校、中國公學教課。聽說他暑假回
無錫，在俟實中學公開鼓吹草命，又拒絕對祠堂裏的祖先叩頭，同族某某等曾要驅逐他
出族。我記得父親笑著講無錫鄉紳——駐意大利欽差許鈺曾憤然說：“此人（指我父親）
該槍斃。”反正他的“革命邪說”招致清廷通緝，於是他籌借了一筆款子（一半由我外
祖父借助），一九○六年初再度出國到美國留學。
2《革命逸史》第一輯143頁。
3胡適一九○四年入上海中國公學求學。他到過我家蘇州寓所，隻是我沒見過。他
《四十自述》中提到他的老師楊誌洵（景蘇）先生是我父親的族叔亦好友。
我大姐說，父親一九○六年到美國求學。但據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學籍簿，他一九○
六年九月入該校研究科，專研法律；一九○七年七月畢業，寄寓何處等等都記載分明。
料想我父親在清廷通緝下，潛逃日本是最便捷的途徑。早稻田大學本科卒業不授學位；
考入研究科，通過論文，便獲得法學士學位。隨後他就到美國去了。
父親告訴我，他初到美國，住在校長（不知什麽學校）家裏學習英語，同住宿的還
有幾個美國青年。他要問字典上查不到的家常字（如大小便之類），同學不敢回答，特
地問得校長準許，才敢教他。
父親從未提及他的學位和論文。我隻偶爾揀得一張父親在賓夕法尼業大學一九○九
——一九一○年的注冊證。倒是鍾書告訴我：“爸爸的碩士論文收入賓夕法尼亞大學法
學叢書第一輯，書名是《日本商法》mercialcodeofjapan）。”我隻記得大姐
講，父親歸國途中遊曆歐洲其它各國，還帶回好幾份印好的論文。我問鍾書：“你怎麽
會知道？”鍾書說：“我看見的——爸爸書房裏的書櫥最高層，一本紅皮書。我還問過
爸爸，他說是他的碩士論文——現在當然找不到了。”我寫信給美國友人賓夕法尼亞大
學的李又安（adelerickett）教授，托她找找有沒有這本書，據她回信，鍾書一點也
沒記錯。那本書一找就見，在法學圖書館。承她還為我複製了封麵幾頁和一篇盧易士
（draperlewis）教授寫的序文。據那張注冊證，他是當時的法學院長。全書三百十九
頁，我父親離校後一九一一年出版。從序文看來，這本書大概是把日本商法和它所依據
的德國商法以及它所采用的歐洲大陸係統的商法作比較，指出特殊的地方是為了適合日
本的國情，由比較中闡明一般商法的精神。序文對這本書很稱賞，不過我最感親切的是
盧易士先生形容我父親寫的英文：“雖然完全正確，卻有好些別致的說法；而細讀之下，
可以看出作者能用最簡潔的文字，把日本商法的原則，確切地表達出來。”我想這是用
很客氣的話，說我父親寫的英文有點中國味道吧？
我猜想，父親再次出國四年多，脫離了革命，埋頭書本，很可能對西方的“民主法
治”產生了幻想。他原先的“激烈”，漸漸冷靜下來。北伐勝利後，我經常聽到父親對
母親挖苦當時自稱的“廉潔政府”。我在高中讀書的時候，一九二七或一九二八年，我
記得父親曾和我談過“革命派”和“立憲派”的得失。他講得很仔細，可是我不大懂，
聽完都忘了，隻覺得父親傾向於改良。他的結論是“改朝換代，換湯不換藥”。不過父
親和我講這番話的時候，他的“立憲夢”早已破滅了。我當時在父母的庇蔭之下，不像
我父親年輕時候，能看到革命的迫切。我是脫離實際的後知後覺或無知無覺，隻憑抽象
的了解，覺得救國救民是很複雜的事，推翻一個政權並不解決問題，還得爭求一個好的
製度，保障一個好的政府。
我不信父親對清室抱有任何幻想。他稱慈禧為禍國殃民的無識“老太婆”。我也從
未聽他提到光緒有任何可取，他回國後由張謇推薦，在北京一個法政學校教課。那時候，
為宣統“輔政”的肅親王善耆聽到我父親是東西方法律的行家，請他晚上到王府講授法
律課。我父親的朋友包天笑在一部以清末民初為背景的小說裏曾提起這事，鍾書看到過，
但是記不起書名，可能是《留芳記》。聽說這個肅親王是較為開明而毫無實權的人。我
父親為他講法律隻是為糊口計，因為法政學校的薪水不夠維持生活。
辛亥革命前夕，我父親辭職回南，肅親王臨別和他拉手說：“祝你們成功。”拉手
祝賀，隻表示他有禮貌，而“你們”兩字卻很有意思，明白點出東家和西席之間的不同
立場。“祝你們成功”這句話是我父親著重和我講的。
我父親到了上海，在申報館任編輯，同時也是上海律師公會創始人之一。當律師仍
是為糊口計。我是第四個女兒，父母連我就是六人，上麵還有祖母。父親有個大哥在武
備學校學習，一次試炮失事，轟然一聲，我大伯父就轟得不知去向，遺下大伯母和堂兄
堂姊各一。一家生活之外，還有大小孩子的學費。我的二姑母當時和我堂姊同在上海啟
明女校讀書，三姑母在蘇州景海女校讀書，兩位姑母的學費也由我父親供給。我有個叔
叔當時官費在美國留學，還沒有學成。整個大家庭的負擔全在我父親一人身上。
三
據我大姐講，我父親當律師，一次和會審公堂的法官爭辯。法官訓斥他不規規矩矩
坐著，卻蹺起了一條腿。我父親故意把腿蹺得高高的，侃侃而辯。第二天上海各報都把
這事當作頭條新聞報道，有的報上還畫一個律師，蹺著一條腿。從此我父親成了“名”
律帥。不久，由張謇推薦，我父親做了江蘇省高等審判廳長兼司法籌備處處長，駐蘇州。
我父母親帶了我們姊妹，又添了一個弟弟，搬到蘇州。
我不知道父親和張謇是什麽關係，隻記得二姑母說，張謇說我父親是“江南才子”。
鍾書曾給我看張謇給他父親的信，稱他父親為“江南才子”。這使我不禁懷疑：“江南
才子”是否敷衍送人的；或者我特別有緣，從一個“才子”家到又一個“才子”家！我
記得我們蘇州的住宅落成後，大廳上“安徐堂”的匾額還是張謇的大筆，父親說那是張
謇一生中末一次題的匾。
一九一三年秋，熊希齡出任國務總理，宣稱要組成“第一流經驗與第一流人才之內
閣”。當時名記者黃遠庸在《記新內閣》（民國二年九月十一日）一文1裏說：“有擬
楊蔭杭（即老圃者）［長司］法部者，此語亦大似商量飯菜單時語及園圃中絕異之新蔬，
雖不必下箸而已津津有味矣。然梁任公即長法部，識者謂次長一席終須此圃。此圃方為
江蘇法官，不知其以老菜根佳耶，抑上此台盤佳也。”顯然我父親是啃“老菜根”而不
上“台盤”的。
1全文見《遠生遺著》——民國九年（一九二○）版第三冊189—193頁。這是鍾書
提供的資料。
我父親當了江蘇省高等審判廳長，不久國家規定，本省人回避本省的官職，父親就
調任浙江省高等審判廳長，駐杭州。惡霸殺人的案件，我從父母的談話裏隻聽到零星片
斷。我二姑母曾跟我講，那惡霸殺人不當一回事，衙門裏使些錢就完了，當時的省長屈
映光（就是“本省長向不吃飯”的那一位），督軍朱某（據說他和惡霸還有裙帶親）都
回護凶犯。督軍相當於前清的撫台，省長相當於藩台，高等審判廳長算是相當於臬台，
通稱“三大憲”；臬台當然是最起碼的“大憲”，其實是在督軍省長的轄治之下。可是
據當時的憲法，三權分立，督軍省長不能幹預司法。這就造成僵局，三權分立而分裂—
—至少分裂為二。我父親堅持司法獨立，死不讓步。我不知雙方僵持多久，約一九一五
年袁世凱稱帝前夕，屈映光到北京晉見袁世凱，我父親就調任了。
我曾聽到父母閑話的時候，驚詫那些走門路的人無孔不入，無縫不鑽。我外祖父偶
從無錫到杭州探望女兒，立刻就被包圍了。我的外祖父是個忠厚的老好人，我不知道他
聽了誰的調唆，向我父親說了什麽話。我父親不便得罪老丈人，隻默不作聲。外祖父後
來悄悄問我母親：“怎麽回事？三拳打不出他一個悶屁？”這句話成了父母常引用的
“典故”。
我父親去世以後，浙江興業銀行行長葉景葵先生在上海，鄭重其事地召了父親的子
女講這件惡霸判處死刑的事。大致和我二姑母講的相同，不過他著重說，那惡霸向來魚
肉鄉民，依仗官方的勢力橫行鄉裏；判處了死刑大快人心。他說：“你們老人家大概不
和你們講吧？我的同鄉父老至今感戴他。你們老人家的為人，做兒女的應該知道。”
屈映光有個秘書屈伯剛先生，上海孤島時期在聖約翰大學當國文教授，也在振華女
中（滬校）兼課，和我同事。屈先生是蘇州人，一次他一口純蘇白對我說：“唔篤老太
爺直頭硬！嗐，直頭硬個！”我回家學給父親聽。父親笑了，可是沒講自己如何“硬”，
隻感歎說：“朝裏無人莫做官。”屈映光晉見袁世凱，告了我父親一狀，說“此人頑固
不靈，難與共事”。袁世凱的機要秘書長張一(鹿各)（仲仁）先和恰巧是我父親在北洋
大學的同窗老友，所以我父親沒吃大虧。我父親告訴我說，袁世凱親筆批了“此是好人”
四字，他就調到北京。
我問父親：“那壞人後來就放了嗎？”父親說：“地方廳長張xx（我忘了名字）
是我用的人。案子發回重審，他維持原判。”父親想起這事，笑著把拳頭一攢說：“這
是我最得意的事！”
“壞人就殺了？”
父親搖頭說：“關了幾時，總統大赦，減為徒刑，過幾年就放了。”我暗想，這還
有什麽時得意的呢？證明自己判決得不錯？證明自己用的人不錯？這些笨話我都沒問，
慢慢地自己也領會了。
地方廳長張光生所受的威脅利誘，不會比我父親所受的輕。當時實行的是“四級三
審”製。每個案件經過三審就定案。到高等廳已是第二審，發回重審就是第三審，不能
再向大理院上訴。凶犯家屬肯定對地方廳長狠加壓力。高等廳長已調任，地方廳長如果
不屈從當地權勢，當然得丟官。張先生維持原判，足見為正義、為公道個計較個人利害
得失的，自有人在！我至今看到報上宣揚的好人好事，常想到默默無聞的好人好事還不
知有多少，就記起父親一攢拳頭的得意勁兒，心上總感到振奮——雖然我常在疑慮，甚
至悲觀。
我想，父親在北京曆任京師高等審判廳長，京師高等檢察長、司法部參事等職，他
準看透了當時的政府。“憲法”不過是一紙空文。他早想辭官不幹了。他的“頑固不
靈”，不論在杭州，在北京，都會遭到官場的“難與共事”。我記得父母講到扣押了那
位許總長不準保釋的那一夜，回憶說：“那一夜的電話沒有停。”都是上級打來的。第
二天，父親就被停職了。父親對我講過：“停職審查”雖然遠不如“褫職查辦”嚴重，
也是相當重的處分；因為停職就停薪。我家是靠薪水過日子的。1
1據民初司法懲戒處分，停職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並停止俸給。
我當時年幼，隻記得家裏的馬車忽然沒有了，兩匹馬都沒有了，大馬夫、小馬夫也
走了。想必是停薪的結果。
我父親在大暑天和一位愛做詩的植物學家同鄉黃子年同上百花山去采集標本，去了
大約一星期，回家來一張臉曬成了紫赯色，一個多星期後才慢慢退白。父親對植物學深
有興趣，每次我們孩子到萬牲園（現稱“動物園”）去看獅子老虎，父親總一人到植物
園去，我不懂植物有什麽好看。那次他從百花山回來，把采集的每一棵野花野草的枝枝
葉葉，都用極小極整齊的白紙條加固在白而厚的大張橡皮紙上，下麵注明什麽科（如茄
科、菊科、薔薇科等）植物，什麽名字。中文下麵是拉丁文。多年後，我又看到過那些
標本。父親做標本的時候，我自始至終一直站在旁邊仔仔細細地看著，佩服父親幹活兒
利索，剪下的小白紙條那麽整齊，寫的字那麽好看，而且從不寫錯。每張橡皮紙上都蒙
上一張透明的薄紙，積成厚厚的一大疊，就用一對木夾子上下夾住，使勁用腳踩扁，用
繩子緊緊捆住。這幾捆標本帶到無錫，帶到上海，又帶到蘇州，後來有一次家裏出垃圾，
給一個中學收買去做教材了。父親有閑暇做植物標本，想必是在停職期間。
我家租住陳璧的房子。大院南邊籬下有一排山桃樹。我那年揀桃核的時候，三姐對
我說：“別揀了，咱們要回南了。”我不懂什麽叫“回南”。姐姐跟我講了，然後說，
母親的行李限得很嚴，桃核隻能揀最圓整的帶幾顆。我著急說：“那麽我的泥刻子呢？”
姐姐說泥刻子南邊沒用，南邊沒有黃土。我在箱子間的外間屋裏，看見幾隻整理了一半
的網籃，便偷偷兒撒了兩把桃核進去，後來那些桃核都不知去向了。從不出遊的母親遊
了頤和園、香山等名勝，還買了好些北京的名藥，如紫金錠、梅花點舌丹之類，絹製的
宮花等等，準備帶回南方送人的。
據我國近代史料1許世英受賄被捕，在一九一六年五月。國務會議認為許世英沒有
犯罪的證據，反要追究檢察長楊蔭杭的責任；許世英宣告無罪，他隨即辭去交通部長的
職務。我想，父親專研法律，主張法治，堅持司法獨立；他小小的一個檢察長——至多
不過是一個“中不溜”的幹部，竟膽敢拘捕在職的交通部總長，不準保釋，一定是掌握
了充分的罪證，也一定明確自己沒百逾越職權。他決不會順從國務會議的“宣告”，不
會承認國務會議有判決議。我不知這個案子是如何了結的，可是我料想從一九一七年到
一九一九年秋，我父親準是和北京的行政首腦在頂牛。一九一九年他辭職南歸，沒等辭
職照準2。
1陶菊隱《北京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第三冊第111頁（一九五七年三聯版）；《中
華民國史資料叢稿·人物傳記》第二十輯第75頁（一九八四年中華書局版）。
2範旭侖君寄我一九二○年五月間上海《申報》《楊蔭杭律師啟事》一則，說：
“閱報得知”辭職獲準，現重操律師舊業。
一九一九年秋季，我上初小三年級。忽有一天清早，我跟著父母一家人回南了。路
上碰見一個並不要好的同學，我恨不能叫她給我捎句話給同學，說我“回南”了，心上
很悵然。
火車站上為我父親送行的有一大堆人——不是一堆，是一大片人，誰也沒有那麽多
人送行，我覺得自己的父親與眾不同，很有自豪感。火車快開了，父親才上車。有個親
戚末了一分鍾趕到，從車窗裏送進一蒲包很甜的玫瑰香。可見我們離開北京已是秋天了。
在家裏，我們隻覺得母親是萬能的。可是到了火車上，母親暈車嘔吐，弱得可憐。
父親卻鎮定從容地照看著一家大小和許多行李。我自以為第一次坐火車，其實我在北京
出生不久就回南到上海，然後我家遷居蘇州，又遷居杭州，又回到北京，這次又回南，
父親已經富有旅行的經驗了。
幾年前我家在上海的時候，大姐二姐都在上海啟明女校上學。她們寄宿學校，隻暑
假回家。一九一七年張勳複辟，北京亂糟糟，兩個姐姐沒能夠到北京，隻好回到無錫老
家去過了一個暑假。姊妹倆想家得厲害。二姐回校不久得了副傷寒，住在醫院裏。當時
天津大水，火車不通。母親得知二姐生病，忙乘輪船趕到上海，二姐目光已經失散，看
不清母親的臉，隻拉著母親的手哭，她不久去世，還不到十五歲。二姐是我們姊妹裏最
聰明的一個，我父母失去了她是一生中的大傷心事。我母親隨即帶了大姐同回北京，一
九一九年我家離北京南歸，我隻有大姐和三姐了，下麵卻添了兩個弟弟和我的七妹。我
家由北京到天津，住了一二大客棧，搭“新銘”輪船到上海。我父親親自抱著七妹，護
著一家人，押著大堆行車上船下船。我記得父母吩咐，“上海碼頭亂得很，‘老小’要
聽話”。我們很有秩序地下了輪船又上“拖船”。“拖船”是由小火輪拖帶的小船，一
隻火輪船可以拖帶一大串的小船。我們家預先包好一隻“拖船”，行李堆在後艙，一家
人都坐在前艙，晚上把左右兩邊座位中間的空處搭上木板，就合成一隻大床。三姐著急
說：“我的腳往哪兒垂呀？”父親說她“好講究！腳還得往下垂嗎？”大家都笑。我們
孩子覺得全家睡一隻大床很好玩。
我父母親在無錫預先租下房子，不擠到老家去住。那宅房子的廚房外麵有一座木橋，
過了橋才是後門。我可以不出家門，而站在橋上看來往的船隻，覺得新奇得很。我父母
卻對這宅房子不滿意，隻是一時也找不到合適的。
我還是小孩子，不懂得人生疾苦。我父親正當壯年，也沒估計到自己會病得幾乎不
起。據說租住那所房子的幾個住戶都得了很重的傷寒症，很可能河水有問題。我父親不
久就病倒了。他地道是那個時期的留學生，隻信西醫，不信中醫。無錫隻有一個西醫，
是外國人。他每次來就抽一點血，拿一點大便，送往上海化驗，要一個星期才有結果。
檢查了兩次查不出病因，病人幾星期發高燒，神識都昏迷了。我母親自作主張，請了一
位有名的中醫來，一把脈就說“傷寒”。西醫又過了一星期才診斷是傷寒。父親已經發
燒得隻說昏話了。他開始說的昏話還是笑話。他看我母親提了玻璃溺壺出去，就說：
“瞧瞧，她算做了女官了，提著一口印上任去了！”可是昏話漸漸變為鬼話，說滿床都
是鬼。家裏傭人私下說：“不好了，老爺當了殼隍老爺了，成日成夜在判案子呢。”
我記得有一夜已經很晚了，家裏好像將出大事，大家都不睡，各屋都亮著燈，許多
親友來來往往。我母親流著淚求那位名醫處方，他搖頭斷然拒絕。醫生不肯處方就是病
人全沒指望了。我父親的老友華實甫先生也是有名的中醫，當晚也來看望。他答應我母
親的要求“死馬當活馬醫”，開了一個藥方。那是最危急的一夜，我父親居然掙紮過來。
我母親始終把華實甫先生看作救命恩人。西醫卻認為我父親自己體力好，在“轉換期”
（crisis）戰勝了病魔。不過無論中醫西醫，都歸功於我母親的護理。那年大除夕，我
父親病骨支離，勉強能下床行走幾步。他一手扶杖，一手按著我的頭，慢慢兒走到家人
團坐的飯桌邊。椅裏墊上一條厚被，父親象征性地和我們同吃了年夜飯。
父親病情最危急的那一晚，前來探望的人都搖頭喟歎說：“唉，要緊人呀！”“要
緊人”就是養家人，我們好大一家人全靠父親撫養。找叔叔在美國學統計，學成回國，
和訂婚多年的嬸嬸結婚，在審計院工作，不久肺病去世，遺下妻女各一。我老家就添了
我一位寡嬸和一個堂妹。我們小家庭裏，父母子女就有八口人。我常想，假如我父親竟
一病不起，我如有親戚哀憐，照應我讀幾年書，也許可以做個小學教員。不然，我大概
隻好去做女工，無錫多的是工廠。
我父親滿以為回南可以另找工作，沒想到生了那麽一場重病。當時的社會，病人哪
有公費治療呢！連日常生活的薪水都沒個著落呀。我父親病中，經常得到好友陳光甫先
生和楊廷棟（翼之）先生的資助。他們並不住在無錫，可是常來看望。父親病中見了他
們便高興談笑，他們去後往往病又加重。我雖是孩子，經常聽到父母談到他們，也覺得
對他們感激。近代史所調查的問題之一是問到楊廷棟的後人是誰。慚愧得很，我雖然常
常聽到楊翼之的名字，卻從未見過麵，更不知他的後人——我實在很想見到他們，表達
我們的感激。1
四
我父親病後就到上海申報館當“主筆”（這是我大姐的話，據日本人編的參考資料
2我父親是“上海申報社副編輯長”）。那時候，我已經和三姐跟隨大姐同在上海啟明
女校讀書，寄宿在校。老家仍在無錫，我們那個小家一九二○年秋搬到上海，租居兩上
兩下一宅弄堂房子。暑假裏，有一天，我父親的老友接我們到他家去玩。那位朋友就是
和我父親同窗的“穩健派”，後來參與了和日本人訂“二十一條”的章宗祥。我父母講
到“二十一條”的時候，總把這位同窗稱為“嘴巴”。據我猜想，大約認為他不是主腦，
隻起了“嘴巴”的作用（我從沒問過，但想來猜得不錯）。我記得父親有一次和我講到
這件事，憤憤地說：“他們喊喊喊喊喊，隻瞞我一個！打量我都不知道嗎！”我想，
“嘴巴”是不願聽我父親的勸阻或責備吧？我們家最初到北京，和他們家好像來往較多，
以後就很疏遠了。我記得在上海隻到他們家去過一次，以後隻我二姑母帶著七妹妹去了
一次，父母親沒再去過。
1一九九二年，我得到楊翼之先生外孫女的信，欣知遙寄的感激已經寄到。
2《亞洲問題講座》第十二卷，尾崎秀實主編《亞洲人名辭典》，昭和十五年（一
九四○）創元社刊
他們是用汽車來接我們一家的，父親母親帶了兩三個女兒同去。我還是個小土包子，
沒坐過汽車。車穿過鬧市，開進一個幽靜的地區。街道兩旁綠樹成蔭，隻聽得一聲聲悠
長的“知了”、“知了”。進門就看見大片的綠草地，疏疏落落的大樹，中間一座洋房
顯得矮而小；其實房於並不小，隻因為四周的園地很大，襯得房子很小。我看見他們家
的女兒在樹蔭下的草坪上玩，覺得她們真舒服。我父親平時從不帶孩子出去拜訪人，隻
偶爾例外帶我。我覺得有些人家盡管比我家講究得多，都不如這一家的氣派。那天回家
後，大姐盛稱他們家的地毯多厚，沙發多軟。父親意味深長地慨歎一聲說：“生活程度
（現在所謂‘生活水平’）不能太高的。”他隻說了這麽一句。可是這句話我父親在不
同的場合經常反複說，盡管語氣不同，表情不同，我知道指的總是同一回事。父親藏有
這位朋友的一張照片，每次看了總點頭喟歎說：“絕頂聰明人……”，言下無限惋惜。
到如今，我看到好些“聰明人”為了追求生活的享受，或個人的利益，不惜出賣自己，
也不顧國家的體麵，就常想到我父親對這位老友的感慨和惋惜。
我父親病後身體漸漸複元，在申報館當副主編的同時，又重操律師舊業。他承認自
己喜歡說偏激的話。他說，這個世界上（指當時社會）隻有兩種職業可做，一是醫生，
二是律師（其實是指“自由職業”）。他不能作醫生，隻好當律師。他嫌上海社會太複
雜，決計定居蘇州。我們家隨即又遷到蘇州。可是租賃的房子隻能暫時安身，做律師也
得有個事務所。我母親說，我家曆年付的房租，足以自己蓋一所房子了。可是我父親自
從在北京買了一輛馬車，常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有了“財產”，“從此多事矣”。他
反對置買家產。
可是有些事不由自主。我家急需房子，恰恰有一所破舊的大房子要出賣。那還是明
朝房子，都快倒塌了。有一間很高大的廳也已經歪斜，當地人稱為“一文廳”。據說魏
忠賢當權的時候，有人奏稱“五城造反”，蘇州城是其中一個。有個“徐大老爺”把
“五城”改為“五人”，張溥《五人墓碑記》上並沒有“五城”改“五人”之說，也沒
見“徐大老爺”的名字。張謇題的“安徐堂”匾上有這位“徐大老爺”的官銜和姓名，
可惜我忘了。“一文廳”是蘇州人感激這位“徐大老爺”而為他建造的，一人一文錢，
頃刻募足了款子，所以稱為“一文廳”。我自從家裏遷居蘇州，就在當地的振華女中上
學，寄宿在校，周末回家，見過那一大片住滿了人的破房子。全宅住有二三十家，有平
房，也有樓房。有的人家住得較寬敞，房子也較好。最糟的是“一文廳”，又漏雨，又
黑暗，全廳分隔成二排，每排有一個小小的過道和三間房，每間還有樓上樓下。總共就
是十八間小房，真是一個地道的貧民窟，挑擔的小販常說：“我們挑擔子的進了這個宅
子，可以轉上好半天呢。”
我父親不精明，買下了這宅沒人要的破房子，修葺了一部分，拆掉許多小破房子，
擴大了後園，添種了花樹，一麵直說：“從此多事矣！”據他告訴我，買房子花掉了他
的一筆人壽保險費，修建是靠他做律師的收入。因為買房以後，祖母去世，大伯母一家
基本上能自立，無錫老家的負擔已逐漸減輕。房子費了兩年左右才修建完畢。
我常掛念原先的二三十戶人家到了哪裏去。最近，有個親戚偶來看我，說他去看了
我們蘇州的房子（我們已獻給公家），現在裏麵住了五十來戶。我大為驚詫，因為許多
小破房子全都拆了，哪來那麽多房間呢？不過小房子既能拆掉，也能一間間再搭上。一
條寬走廊就能隔成幾間房呢。許多小戶合成一個大宅，一個大宅又分成許多小戶，也是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下大勢”。
我父親反對置買家產不僅是圖省事，他還有一套原則。對本人來說，經營家產耗費
精力，甚至把自己降為家產的奴隸；對子女來說，家產是個大害。他常說，某家少爺假
如沒有家產，可以有所作為，現成可“吃家當”，使他成了廢物，也使他不圖上進。所
以我父親明明白白地說過：“我的子女沒有遺產，我隻教育他們能夠自立。”我現在常
想：靠了家產不圖上進的大少爺即使還有，也不多了，可是捧著鐵飯碗吃大鍋飯而不求
上進的卻又那麽多；“吃家當”足不行了，可是吃國家的財產卻有多種方式。我父親知
道了又將如何感慨。
我在中學的時候，聽父親講到同鄉一位姓陸的朋友有兩個在交通大學讀書的兒子，
那兩個孩子倒是有誌氣的，逃出去做了共產黨。1我弟弟在上海同濟讀書的時候，帶了
一個同學到我家來。我聽弟弟轉述那人的議論，很像共產主義的進步思想。我父親說那
孩子是“有誌氣的”。但妙的是弟弟忽然私下對我說：“你覺得嗎，咱們爸爸很腐朽。”
我斷定這是他那位朋友的話，因為他稱我弟弟為“安徐堂”的“少爺”。在他眼裏，我
父親是一個大律師，住一宅寬廊大院的大宅子，當然是“腐朽的資產階級”。我沒有搬
嘴，隻覺得很滑稽，因為“腐朽的爸爸”有一套言論，和共產主義的口號很相近，我常
懷疑是否偶合。例如我父親主張自食其力，不能不勞而食。這和“個勞動者不得食”不
是很相近嗎？
我們搬入新居——隻是房主自己住的一套較好的房子略加修葺，前前後後的破房子
還沒拆盡，到處都是鼻涕蟲2和蜘蛛；陰濕的院子裏，隻要扳起一塊磚，磚下密密麻麻
的爬滿了鼻涕蟲。父親要孩子幹活兒，懸下賞格，鼻涕蟲一個銅板一個，小蜘蛛一個銅
板三個，大蜘蛛三個銅板一個。這種“勞動教育”其實是美國式的鼓勵孩子賺錢，不是
教育“勞動光榮”。我周末回家，發現弟弟妹妹連因病休學在家的三姐都在“賺錢”。
小弟弟捉得最多，一百條鼻涕蟲硬要一塊錢（那時的一元銀幣值二百七十——二百九十
銅板）。我聽見母親對父親說：“不好了，你把‘老小’教育得唯利是圖了。”可是物
質刺激很有效，不多久，弟弟妹妹把鼻涕蟲和蜘蛛都捉盡。母親對“唯利是圖”的孩子
也有辦法。錢都存在她手裏，十幾元也罷，幾十元也罷，過些時候，存戶忘了討帳，
“銀行”也忘了付款，糊塗帳漸漸化為烏有，就像我們曆年的壓歲錢一樣。因為我們不
必有私產，需錢的時候可以問母親要。
1指陸定一同誌兄弟。
2軟體動物，像沒殼的蝸牛而較肥大。
假如我們對某一件東西非常豔羨，父親常常也隻說一句話：“世界上的好東西多著
呢……”意思是：得你自己去爭取。也許這又是一項“勞動教育”，可是我覺得更像鼓
吹“個人奮鬥”。我私下的反應是，“天下的好東西多著呢，你能樣樣都有嗎？”
我父親又喜歡自稱“窮人”。他經常來往的幾個朋友一是“老人”，一是“苦人”
（因為他開口就有說不盡的苦事），一是“忙人”（因為他活動較多），一是父親自稱
的“窮人”。我從父母的談話裏聽來，總覺得“窮人”是對當時社會的一種反抗性的自
詡，仿佛是說，“我是窮人，可是不羨慕你們富人。”所謂“窮”，無非指不置家產，
“自食其力”。不過我父親似乎沒有計較到當時社會上，“自食其力”是沒有保障的；
不僅病不得，老不得，也沒有自由支配自己的時間，幹自己喜愛或專長的事。
我父親不愛做律師。他當初學法律，並不是為了做律師。律師的“光榮任務”是保
衛孤弱者的權益，可是父親隻說是“幫人吵架”。民事訴訟十之八九是力爭奪財產；便
是婚姻問題，底子裏十之八九還是為了財產。我父親有時忘了自己是律師而當起法官來，
有時忘了自己是律師而成了當事人。
一次有老友介紹來一個三十來歲的人，要求我父親設法對付他異母庶出的小妹妹，
不讓她承襲遺產。那妹妹還在中學讀書。我記得父親怒衝衝告訴母親說：“那麽個又高
又大的大男人，有臉說出這種話來！”要幫著欺負那個小妹妹也容易，或者可以櫃不受
理這種案件，可是我父親硬把那人訓了一頓，指出他不能勝訴（其實不是“個能”而是
“個該”），結果父親主持了他們分家。
有時候我父親為當事人氣憤不平，自己成了當事人，躺在床上還撇不開。他每一張
狀子都自己動筆，悉心策劃，受理的案件一般都能勝訴。如果自己這一方有弱點，就和
對方律師勸雙方和解，父親常說，“女太太”最奇怪，打贏了官司或者和解得稱心，就
好像全是辯護律帥的恩惠。父親認為那不過是按理應得的解決罷了。有許多委任他做辯
護律師的當事人，事後就像我家的親戚朋友一樣，經常來往。有兩個年輕太太曾一片至
誠對我母親叩頭表示感謝，多年後還對我們姊妹像姊妹一樣。
有些事不論報酬多高，我父親決不受理。我記得那時候有個駐某國領事高瑛私販煙
上出國的大案件，那領事的親信冉三上門，父親推說個受理刑事案。其實那是證話。我
祖母的丫頭的兒子，酒後自稱“革命軍總指揮”，法院咬定他是共產黨，父親出盡力還
是判了一年徒刑。我記得一次大熱天父親為這事出庭回家，長衫汗濕了中截，裏麵的夏
布短褂子汗濕得滴出水來。父親已經開始患高血壓症，我接過那件沉甸甸的濕衣，心上
也同樣的沉重。他有時到上海出庭，一次回來說，又攬了一件刑事案。某銀行保險庫失
竊。父親說，明明是經理監守自盜，卻冤枉兩個管庫的老師傅。那兩人歎氣說，我們哪
有錢請大律師呢。父親自告奮勇為他們義務辯護。我聽偵探小說似的聽他向我母親分析
案情，覺得真是一篇小說的材料。可惜我到清華上學了，不知事情是怎樣了局的。1
那時蘇州的法院賄賂公行。有的津師公然索取“運動費”（就是代當事人納賄的
錢）。“兩支雪茄”就是二百元。“一記耳光”就是五百元。如果當事人沒錢，可以等
打贏了官司大家分肥，這叫作“樹上開花”。有個“詩酒糊塗”的法官開庭帶著一把小
茶壺，壺裏是酒。父親的好友“忙人”也是律師，我記得他們經過仔細商量，合寫了一
個呈文給當時的司法總長（父親從前的同學或朋友）。這些時，地方法院調來一個新院
長。有人說，這人在美國坐過牢。父親說：“坐牢的也許是政治犯——愛國誌士。”可
是經凋查證實，那人是偽造支票而犯罪的。我記得父親長歎一聲，沒話可說，在貪汙腐
敗的勢力前麵，我父親始終是個失敗者。
他有時伏案不是為當事人寫狀子。我偶爾聽到父親告訴母親說：“我今天放了一個
‘屁’，或‘一個大臭屁’或‘惡毒毒的大臭屁’。”過一二天，母親就用大剪子從
《申報》或《時報》上剪下這個“屁”。我隻看見一個“評”字，上麵或許還有一個
“時”字吧？父親很明顯地不喜歡我們看，所以我從沒敢偷讀過。母親把剪下的紙粘連
成長條，卷成一大卷，放在父親案頭的紅木大筆筒裏。日寇占領蘇州以後，我們回家，
案上的大筆筒都沒有了。那些“評”或許有“老圃”的簽名，可是我還無緣到舊報紙上
去查看。2
1《當代》一九八三年五六兩期刊載了我回憶父親的這篇文章，一九八四年八月六
日，寧夏銀川市一位財經部退休幹部林壯誌同誌來信說，他對這件失竊案深知內情，他
說我父親“對案情的分析是正確的，那是一件監守自盜案。”他已寫了《五十五年前無
錫銀行保險庫失竊巨案真相》一文，“揭破半個世紀前這個疑案之謎”。據說那兩個老
師傅宣告無罪釋放，案子“不了了之”。
2承華東師範大學闞緒良同誌抄給我看徐鑄成先生《報海舊聞》11頁上一段文字：
“我那時比較欣賞老圃的短文章，談的問題小，而言之有物，文字也比較雋永”。
一九九二年，我的朋友們發現了大量署名“老圃”的文章，一九九三年將出版“老
圃遺文輯”。
五
我父親凝重有威，我們孩子都怕他，盡管他從不打罵。如果我們個乖，父親隻會叫
急，喊母親把淘氣的孩子提溜出去訓斥。鍾書初見我父親也有點怕，後來他對我說：
“爸爸是‘望之儼然，接之也溫’。”我們怕雖怕，卻和父親很親近。他喜歡飯後孩子
圍繞著一起吃點甜食，常要母親買點好吃的東西“放放焰口”。我十一歲的暑假，在上
海，看見路上牽著草繩，繩上掛滿了紙做的小衣小褲，聽人家說“今大是盂蘭盆會，放
焰口”，我大驚小怪，回家告訴父母，惹得他們都笑了。可是“放焰門”還是我家常用
的詞兒，不論吃的、用的、玩的，都可以要求“爸爸，放焰口！”
我家孩子多，母親好像從沒有空閑的時候。我們唱的兒歌都是母親教的，可是她很
少時間陪我們玩。我記得自己四五歲的時候，有一次在小木碗裏剝了一堆瓜子仁，拉住
母親求她“真的吃”——因為往常她隻做個姿勢假吃，那一次她真吃了，我到今忘不了
當時的驚喜和得意，料想她是看了我那一臉的快活而為我吃盡的。我八歲的冬天，有一
次晚飯後，外麵忽然刮起大風來。母親說：“啊呀，阿季的新棉褲還沒拿出來。”她叫
人點上個洋燈，穿過後院到箱子間去開箱子。我在溫暖的屋裏，背燈站著，幾乎要哭，
卻不懂自己為什麽要哭。這也是我忘不了的“別是一般滋味”。
我父親有個偏見，認為女孩子身體嬌弱，不宜用功。據說和他同在美國留學的女學
生個個短壽，都是用功過度，傷了身體。他常對我說，他班上某某每門功課一百分，
“他是個低能！”反正我很少一百分，不怕父親嘲笑。我在高中還不會辨平仄聲。父親
說，不要緊，到時候自然會懂。有一天我果然四聲部能分辨了，父親晚上常踱過廊前，
敲窗考我某字什麽聲。我考對了他高興而笑，考倒了他也高興而笑。父親的教育理論是
孔子的“大叩則大鳴，小叩則小嗚”。我對什麽書表示興趣，父親就把那部書放在我書
桌上，有時他得爬梯到書櫥高處去拿；假如我長期不讀，那部書就不見了——這就等於
譴責。父親為我買的書多半是詩詞小說，都是我喜愛的。
對有些事父親卻嚴厲得很。我十六歲，正念高中。那時北伐已經勝利，學生運動很
多，常要遊行、開群眾大會等。一次學生會要各校學生上街宣傳——攝一條板凳，站上
向街上行人演講。我也被推選去宣傳。可是我十六歲看來隻像十四歲，一著急就漲紅了
臉。當時蘇州風氣閉塞，街上的輕薄人很會欺負女孩子。如果我站上板凳，他們隻準會
看猴兒似的攏上來看，甚至還會耍猴兒。我料想不會有人好好兒聽。學校裏有些古板人
家的“小姐”，隻要說“家裏不讚成”，就能豁免一切開會、遊行、當代表等等。我周
末回家就向父親求救，問能不能也說“家裏不讚成”。父親一口拒絕。他說：“你不肯，
就別去，不用借爸爸來擋。”我說，“不行啊，少數得服從多數呀。”父親說：“該服
從的就服從；你有理，也可以說。去不去在你。”可是我的理實在難說，我能說自己的
臉皮比別人薄嗎？
父親特向我講了一個他自己的笑話。他當江蘇省高等審判廳長的時候，張勳不知打
敗了哪位軍閥勝利入京。江蘇士紳聯名登報擁戴歡迎。父親在歡迎者名單裏忽然發現了
自己的名字。那是他屬下某某擅自幹的，以為名字既已見報，我父親不願意也隻好罷了。
可是我父親怎麽也不肯歡迎那位“辮帥”，他說“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立即在報上登
上一條大字的啟事，申明自己沒有歡迎。他對我講的時候自己失笑，因為深知這番聲明
太不通世故了。他學著一位朋友的話說：“唉，補塘，聲明也可以不必了。”但是父親
說：“你知道林肯說的一句話嗎？daretosayno！你敢嗎？”
我苦著臉說“敢！”敢，可惜不是為了什麽偉大的目標，隻是一個愛麵子的女孩子
不肯上街出醜罷了。所以我到校實在說不出一個充分的理由，隻堅持“我不讚成，我不
去”。這當然成了“豈有此理”。同學向校長告狀，校長傳我去狠狠訓斥了一頓。我還
是不肯，沒去宣傳。被推選的其他三人比我年長些，也老練些。她們才宣傳了半人，就
有個自稱團長的國民黨軍官大加欣賞，接她們第二天到留園去宣傳，實際上是請她們去
遊園吃飯。校長事後知道了大吃一驚，不許她們再出去宣傳。我的“豈有此理”也就變
為“很有道理”。
我父親愛讀詩，最愛杜甫詩。他過一時會對我說“我又從頭到底讀了一遍”。可是
他不做詩。我記得他有一次悄悄對我說：“你知道嗎？誰都作詩！連xx（我們父女認為
絕不能做詩的某親戚）都在作詩呢！”父親鑽研的是音韻學，把各時代的韻書一字字推
敲。我常取笑說：“爸爸讀一個字兒、一個字兒的書。”抗戰時期，我和鍾書有時在在
父親那邊。父親忽發現鍾書讀字典，大樂，對我說：“哼哼，阿季，還有個人也在讀一
個字、一個字的書呢！”其實鍾書讀的不是一個個的字，而是一串串的字，但父親得意，
我就沒有分辯。
有時候父親教我什麽“合口呼”、“撮口呼”，我不感興趣，父親說我“喜歡詞章
之學”，從個強我學他的一套。每晚臨睡，他朗聲讀詩，我常站在他身邊，看著他的書
旁聽。
自從我家遷居蘇州，我就在蘇州上學，多半時候住校，中間也有二三年走讀。我記
憶裏或心理上，好像經常在父母身邊；一回家就像小狗跟主人似的跟著父親或母親。我
母親管著全家裏裏外外的雜事，傭人經常從前院到後園找“太太”，她總有什麽事在某
處絆住了腳。她難得有閑靜靜地坐在屋裏，做一回針線，然後從擱針線活兒的藤匾裏拿
出一卷《綴白裘》邊看邊笑，消遣一會兒。她的臥房和父親的臥房相連；兩隻大床中間
隔著一個永遠小關的小門。她床頭有父親特為她買的大字抄本八十回《石頭記》，床角
還放著一隻台燈。她每晚臨睡愛看看《石頭記》或《聊齋》等小說，她也看過好些新小
說。一次她看了幾頁綠漪女士的《綠天》，說：“這個人也學著蘇梅的調兒。”我說：
“她就是蘇梅呀。”很佩服母親怎能從許多女作家裏辨別“蘇梅的調兒”。
我跟著父親的時候居多。他除非有客，或出庭辯護，一上午總伏案寫稿子，書案上
常放著一疊裁得整整齊齊的竹簾紙完稿紙用，我常揀他寫禿的長鋒羊毫去練字。每晨早
飯後，我給父親泡一碗釅釅的蓋碗茶。父親飯後吃水果，我專司剝皮；吃風幹栗子、山
核桃等幹果，我專司剝殼。中午飯後，“放焰口”完畢，我們“小鬼”往往一哄而散，
讓父親歇午。一次父親叫住我說：“其實我喜歡有人陪陪，隻是別出聲。”我常陪在旁
邊看書。冬天隻我父親屋裏生個火爐，我們大家用煨炭結子的手爐和腳爐。火爐裏過一
時就需添煤，我到時輕輕夾上一塊。姐姐和弟弟妹妹常佩服我能加煤不出聲。
有一次寒假裏，父親歇午，我們在火爐裏偷烤一大塊年糕。不小心，火夾子掉在爐
盤裏，年糕掉在火爐裏，乒乒乓乓鬧得好響。我們闖了禍不顧後果，一溜煙都跑了。過
些時偷偷回來張望，父親沒事人似的坐著工作。我們滿處找那塊年糕不見，卻不敢問。
因為剛剛飯後，遠不到吃點心的時候呢。父親在忍笑，卻虎著臉。年糕原來給扔在字紙
簍裏了。母親知道了準會怪我們鬧了爸爸，可是父親並沒有戳穿我們幹的壞事。他有時
還幫我們淘氣呢。記得有一次也是大冬天，金魚缸裏的水幾乎連底凍了。一隻隻半埋在
泥裏的金魚缸旁邊都堆積著鑿下的冰塊。我們就想做冰淇淋，和父親商量——因為母親
肯定不讚成大冬天做冰淇淋。父親說，你們自己會做，就做去。我家有一隻舊式的做冰
淇淋的桶，我常插一手幫著做，所以也會，隻是沒有材料。我們胡亂偷些東西做了半桶，
在“旱船”（後園的廳）南廊的太陽裏搖了半天。木桶裏的冰塊總也不化，鐵桶裏的冰
淇淋總也不凝，白賠了許多鹽。找們隻好向父親求主意。父親說有三個辦法：一是冰上
淋一勺開水；二是到廚房的灶倉裏去做，那就瞞不過母親了；三是到父親房間裏的火爐
邊搖去。我們采用了第三個辦法，居然做成。隻是用的材料太差，味道個好。父親助興
嚐了一點點，母親事後知道也就沒說什麽。
一次，我們聽父親講叫化子偷了雞怎麽做“叫化雞”，我和弟弟妹妹就偷了一個雞
蛋，又在凍冰的威菜缸裏偷些菜葉裹上，塗了泥做成一個“叫化蛋”。這個泥蛋我們不
敢在火爐子裏烤，又不敢在廚房大灶的火灰裏烤，隻好在後園冒著冷風，揀些枯枝生個
火，把蛋放在火裏燒。我們給煙熏出來的眼淚險些凍冰。“叫化蛋”倒是大成功，有醃
菜香。可惜一個蛋四人分吃，一口兩口就吃光了，吃完才後悔沒讓父母親分嚐。
我父親晚年常失眠。我們夏天為他把帳子裏的蚊子捉盡。從前有一種捕蚊燈，隻要
一湊上，蚊子就吸進去燒死了。那時我最小的妹妹楊必1已有八九歲，她和我七妹兩個
是捉蚊子的先鋒，我是末後把關的。珠羅紗的蚊帳看不清蚊子在裏在外，尤其那種半透
明的瘦蚊子。我得目光四掃，把帳子的五麵和空中都巡看好幾遍，保證帳子裏沒一隻蚊
子。
家裏孩子逐漸長大，就不覺熱鬧而漸趨冷清。我大姐在上海啟明教書，她是校長姆
姆（修女）寵愛的高足，一直留校教法文等課2。我三姐最美而身體最弱，結婚較早，
在上海居住。我和兩個弟弟和七妹挨次隻差一歲半，最小的八妹小我十一歲。他們好像
都比我小得多。我已經不貪玩而貪看書了。父親一次問我：“阿季，三天不讓你看書，
你怎麽樣？”我說，“不好過。”“一星期不讓你看書呢？”我說，“一星期都白活
了。”父親笑說：“我也這樣。”我覺得自己升做父親的朋友了。暑假裏，乘涼的時候，
門房每天給我送進兒封信來。父親一次說：“我年輕的時候也有很多朋友”；他長吟
“敵人笑比中庭樹，一日秋風一日疏”。我忽然發現我的父親老了，雖然常有朋友來往，
我覺得他很疲勞，也很寂寞。父親五十歲以後，一次對我說：“阿季，你說一個人有退
休的時候嗎？——我現在想通了，要退就退，不必等哪年哪月。”我知道父親自覺體力
漸漸不支，他的血壓在升高，降壓靈之類的藥當時隻是甚話。父親又不信中藥，血壓高
了就無法叫它下降。他所謂“退休”，無非減少些工作，加添些娛樂，每日黃昏，和朋
友出去買點舊書、古董或小玩意兒。他每次買了好版子的舊書，自己把蜷曲或破殘的書
角補好，叫我用預的白絲線雙線重訂。他愛整齊，雙線隻許平行，不許交叉，結子也不
準外露。父親的小玩意兒玩膩了就收在一隻紅木筆盒裏。我常去翻弄。我說：“爸爸，
這又打入‘冷宮’了？給我吧。”我得的玩意兒最多。小弟弟有點羨慕，就建議“放焰
口”，大家就各有所得。
1楊必，《剝削世家》和《名利場》（人民文學）的譯者。
2楊壽康，曾翻譯法國布厄瑞（p.bourget）《死亡的意義》（商務，一九四○）
父親曾花一筆錢賣一整套古錢，每一種都有配就的墊子和紅木或楠木盒子。一次父
親病了，覺得天旋地轉，不能起床，就叫我把古錢一盒盒搬到床上玩弄，一麵教我名稱。
我卻愛用自己的外行名字如“鏟刀錢”、“褲子錢”之類。我心不在焉，隻想怎樣能替
掉些父親的心力。
我考大學的時候，清華大學剛收女生，但是不到南方來招生。我就近考入東吳大學。
上了一年，大學得分科，老師們認為我有條件讀理科。因為我有點像我父親嘲笑的“低
能”，雖然不是每門功課一百分，卻都平均發展，並無特長。我在融洽而優裕的環境裏
生長，全不知世事。可是我很嚴肅認真地考慮自己“該”學什麽。所謂“該”，指最有
益於人，而我自己就不是白活了一輩子。我知道這個“該”是很誇大的，所以羞於解釋。
父親說，沒什麽該不該，最喜歡什麽，就學什麽。我卻不放心。隻問自己的喜歡，對嗎？
我喜歡文學，就學文學？愛讀小說，就學小說？父親說，喜歡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
己最相宜的。我半信不信，隻怕父親是縱容我。可是我終究不顧老師的惋惜和勸導，文
理科之間選了文科。我上的那個大學沒有文學係，較好的是法預科和政治係。我選讀法
預，打算做我父親的幫手，借此接觸到社會上各式各樣的人，積累了經驗，可以寫小說。
我父親雖說隨我自己選擇，卻竭力反對我學法律。他自己不愛律師這個職業，堅決不要
我做幫手，況且我能幫他幹什麽呢？我想父親準看透我不配——也不能當女律師（在當
時的社會上，女律師還是一件稀罕物兒）。我就改入政治係。我對政治學毫無興趣，功
課敷衍過去，課餘隻在圖書館胡亂看書，漸漸了解：最喜歡的學科並不就是最容易的。
我在中學背熟的古文“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還深印在腦裏。我既不能當醫生
治病救人，又不配當政治家治國安民，我隻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徑，盡我的一份力。
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無知，老而無成，當年卻也曾那麽嚴肅認真地要求自己，不禁愧汗
自笑。不過這也足以證明，一個人沒有經驗，沒有學問，沒有天才，也會有要好向上的
心——盡管有誌無成。
那時候的社會風尚，把留學看得很重，好比“寶塔結頂”，不出國留學就是功虧一
簣——這種風尚好像現在又恢複了。父親有時跟我講，某某親友自費送孩子出國，全力
以赴，供不應求，好比孩子給強徒擄去作了人質，由人勒索，因為做父母的總舍不得孩
子在國外窮困。父親常說，隻有咱們中國的文明，才有“清貧”之稱。外國人不懂什麽
“清貧”，窮人就是下等人，就是壞人。要賺外國人的錢，得受盡他們的欺侮。我暗想
這又是父親的偏見，難道隻許有錢人出國，父親自己不就是窮學生嗎？也許是他自己的
經驗或親眼目睹的情況吧？孩子留學等於做人質的說法，隻道出父母竭力供應的苦心罷
了。我在大學三年的時候，我母校振華女中的校長為我請得美國韋爾斯利女子大學的獎
學金。據章程，自備路費之外，每年還需二倍於學費的錢，作假期間的費用和日常的零
用。但是那位校長告訴我，用不了那麽多。我父母說，我如果願意，可以去。可是我有
兩個原因不願去。一是記起“做人質”的話，不忍添我父親的負擔。二是我對留學自有
一套看法。我係裏的老師個個都是留學生，而且都有學位。我不覺得一個洋學位有什麽
了不起。我想，如果到美國去讀政治學（我得繼續本大學的課程），寧可在本國較好的
大學裏攻讀文學。我告訴父母親我不想出國讀政治，隻想考清華研究院攻讀文學。後來
我考上了，父母親都很高興。母親常取笑說：“阿季腳上拴著月下老人的紅絲呢，所以
心心念念隻想考清華。”
可是我離家一學期，就想家得厲害，每個寒假暑假都回家。第一個暑假回去，高興
熱鬧之後，清靜下來，父親和我對坐的時候說：“阿季，爸爸新近鬧個笑話。”我一聽
口氣，不像笑話。原來父親一次出庭忽然說不出話了。全院靜靜地等著等著，他隻是開
不出口，隻好延期開庭。這不是小小的中風嗎？我隻覺口角抽搐，像小娃娃將哭未哭的
模樣，忙用兩手捂住眼，也說不出話，隻怕一出聲會掉下淚來。我隻自幸放棄了美國的
獎學金，沒有出國。
父親回身搬了許多大字典給我看。印地文的，緬甸文的，印尼文的，父親大約是要
把鄰近民族的文字和我國文字——尤其是少數民族的文字相比較。他說他都能識字了。
我說學這些天書頂費腦筋。父親說一點不費心。其實自己覺得不費心，費了心自己也不
知道。母親就那麽說。
我父親忙的時候，狀子多，書記來不及抄，就叫我抄。我得工楷錄寫，而且不許抄
錯一個字。我的墨筆字非常惡劣，心上愈緊張，錯字愈多，隻好想出種種方法來彌補。
我不能方方正正貼補一塊，隻好把紙摘去不整不齊的一星星，背後再貼上不整不齊的一
小塊，看來好像是狀紙的毛病。這當然逃不過我父親的眼睛，而我的錯字往往逃過我自
己的眼睛。父親看了我抄的狀了就要冒火發怒，我就急得流淚——這也是先發製人，父
親就不好再責怪我。有一次我索性撒賴不肯抄了。我說：“爸爸要‘火冒’（無錫話
‘發怒’）的。”父親說：“誰叫你抄錯？”我說沒法兒不錯。父親教我交了卷就躲到
後園去。我往往在後園躲了好一會兒回屋，看看父親臉上還餘怒未消。但是他見了我那
副做賊心虛的樣兒，忍不住就笑了。我才放了心又哭又笑。
父親那次出庭不能開口之後，就結束了他的律師事務。他說還有一個案件未了，叫
我代筆寫個狀子。他口述了大意，我就寫成稿子，父親的火氣已經消盡。我準備他“火
冒”，他卻一句活沒說，隻動筆改了幾個字，就交給書記抄寫。這是我唯一一次做了父
親的幫手。
我父親當律師，連自己的權益也不會保障。據他告訴我，該得的公費，三分之一是
賴掉了。父親說，也好，那種人將來打官司的事還多著呢，一次賴了我的，下次就不敢
上門了。我覺得這是“酸葡萄”論，而且父親也太低、估了“那種人”的老麵皮。我有
個小學同班，經我大姐介紹，委任我父親幫她上訴爭遺產。她贏了官司，得到一千多畝
良田，立即從一個窮學生變為闊小姐，可是她沒出一文錢的公費。二十年後，抗戰期間，
我又碰見她。她通過我又請教我父親一個法律問題。我父親以君子之心度人，以為她從
前年紀小，不懂事，以後覺得慚愧，所以借端又來請教，也許這番該送些謝儀了。她果
然送了。她把我拉到她家，請我吃一碗五個湯團。我不愛吃，她殷勤相勸，硬逼我吃下
兩個。那就是她送我父親的酬勞。
我常奇怪，為什麽有人得了我父親的幫助，感激得向我母親叩頭，終身不忘。為什
麽有人由我父親的幫助得了一千多畝好田，二十年後居然沒忘記她所得的便宜。不顧我
父親老病窮困，還來剝削他的腦力，然後用兩個湯團來表達她的謝意。為什麽人與人之
間的差異竟這麽人？
我們無錫人稱“馬大哈”為“哈鼓鼓”，稱“化整為零”式的花錢為“摘狗肝”。
我父親笑說自己“哈鼓鼓”（如修建那宅大而無當的住宅，又如讓人賴掉公費等），又
愛“摘狗肝”（如買古錢、古玩、善本書之類）；假如他精明些，貪狠些，至少能減少
三分之二的消耗，增添三分之一的收入；但是他隻作總結，並無悔改之意。他隻管偷工
夫鑽研自己喜愛的學問。
我家的人口已大為減少。一九三○年，我的大弟十七歲，肺病轉腦膜炎去世。我家
有兩位脾氣怪僻的姑太太——我的二姑母和三姑母，她們先後搬入自己的住宅。小弟弟
在上海同濟上學。我在清華大學研究院肄業。一九三五年鍾書考取英庚款赴英留學，我
不等畢業，打算結了婚一同出國，那年我隻有一門功課需大考，和老師商量後也用論文
代替，我就提早一個月回家。
我立即收拾行李動身，不及寫信通知家裏。我帶回的箱子鋪蓋都得結票，火車到蘇
州略過午時，但還要等貨車卸下行李，領取後才雇車回去，到家已是三點左右。我把行
李撇在門口，如飛的衝入父親屋裏。父親像在等待。他“哦！”了一聲，一掀帳子下床
說“可不是來了！”他說，午睡剛合眼，忽覺得我回家了。聽聽卻沒有聲息，以為在母
親房裏呢，跑去一看，闃無一人，想是怕攪擾他午睡，躲到母親做活兒的房間裏去了，
跑到那裏，隻見我母親一人在做活。父親說：“阿季呢？”母親說：“哪來阿季？”父
親說，“她不是回來了嗎？”母親說：“這會子怎會回來。”父親又回去午睡，左睡在
睡睡不著。父親得意說，“真有心血來潮這回事。”我笑說，一下火車，心已經飛回家
來了。父親說：“曾母齧指，曾子心痛，我現在相信了。”父親說那是第六覺，有科學
根據。
我出國前乘火車從無錫出發，經過蘇州，火車停在月台旁，我忽然淚下不能抑製，
父親又該說是第六覺了吧？——感覺到父母正在想我，而我不能跳下火車，跑回家去再
見他們一麵。有個迷信的說法：那是預兆，因為我從此沒能再見到母親。
六
有一次，我旁觀父母親說笑著互相推讓。他們的話不知是怎麽引起的，我隻聽見母
親說：“我死在你頭裏。”父親說：“我死在你頭裏。”我母親後來想了一想，當仁不
讓說：“還是讓你死在我頭裏吧，我先死了，你怎麽辦呢。”當時他們好像兩人說定就
可以算數的；我在一旁聽著也漠然無動，好像那還是很遙遠的事。
日寇第一次空襲蘇州，一架日機隻顧在我們的大廳上空盤旋，大概因為比一般民房
高大，懷疑是什麽機構的建築。那時候法市不斷跌價，父母親就把銀行存款結成外匯，
應弟弟的要求，打發他出國學醫。七妹在國專上學，也學國畫，她剛在上海結婚。家裏
隻有父母親和大姐姐小妹妹。她們扶著母親從前院躲到後園，從後園又躲回前院。小妹
妹後來告訴我說，“真奇怪，害怕了會瀉肚子。”她們都瀉肚子，什麽也吃不下。第二
天，我父母親帶著大姐姐小妹妹和兩個姑母，逃避到香山一個曾委任我父親為辯護律師
的當事人家裏去。深秋天，我母親得了“惡性瘧疾”——不同一般瘧疾，高燒不退。蘇
州失陷後，香山那一帶準備抗戰，我父母借住的房子前麵挖了戰壕，那宅房子正在炮火
線裏。鄰近人家已逃避一空。母親病危，奄奄一息，父親和大姐打算守著病人同歸於盡。
小妹妹才十五歲，父親叫她跟著兩個姑母逃難。可是小妹妹怎麽也不肯離開，所以她也
留下了。香山失陷的前夕，我母親去世。父親事先用幾擔白米換得一具棺材，第二天，
父女三個把母親入殮，找人在蒙蒙陰雨中把棺材送到借來的墳地上。那邊我國軍隊正在
撤退，母親的棺材在兵隊中穿過。當天想盡方法，請人在棺材外邊砌一座小屋，厝在墳
地上。據大姐講，我父親在荒野裏失聲慟哭，又在棺木上、瓦上、磚上、周圍的樹木上、
地下的磚頭石塊上——凡是可以寫字的地方寫滿自己的名字。這就算連天兵火中留下的
一線連係，免得拋下了母親找不回來。然後，他不得不舍下四十年患難與共的老伴兒，
帶了兩個女兒到別處逃生。
他們東逃西逃，有的地方是強盜土匪的世界，有的已被敵軍占領，無處安身，隻好
冒險又逃回蘇州。蘇州已是一座死城，街上還有死屍。家裏卻燈火通明，很熱鬧。我大
姐姐說，看房子的兩人（我大弟的奶媽家人）正夥同他們的鄉親“各取所需”呢。主人
回來，出於意外，想必不受歡迎。那時家裏有存米，可吃白飯。看房子的兩人有時白天
出去，伺敵軍搶劫後，拾些劫餘。一次某醬園被劫，他們就提回一桶醬菜，一家人下飯
吃。日本兵每日黃昏吹號歸隊以後，就挨戶找“花姑娘”。姐姐和妹妹在鄉下的時候已
經剃了光頭，改成男裝。家裏還有一個跟著逃難的女傭。每人往往是吃晚飯的時候，日
本兵就接二連二的來打門。父親會日語，單獨到門口應付。姐姐和妹妹就躲入柴堆，連
飯碗筷一起藏起來。那女傭也一起躲藏。她愈害怕呼吸愈重，聲如打鼾。大姐說，假如
敵人進屋，準把她們從柴堆裏拉出來。那時蘇州成立了維持會，原為我父親抄寫狀子的
一個書記在裏麵謀得了小小的差使。父親由他設法，傳遞了一個消息給上海的三姐。三
姐和姐夫由一位企業界知名人士的幫助，把父親和大姐姐小妹妹接到上海，三人由蘇州
逃出，隻有隨身的破衣服和一個小小的手中包。
一九三八年十月，我回國到上海，父親的長須已經剃去，大姐姐小妹妹也已經回複
舊時的裝束。我回國後父親開始戒掉安眠藥，神色漸漸清朗，不久便在震旦女子文理學
院教一門《詩經》，聊當消遣。不過他掛心的是母親的棺材還未安葬。他拿定厝棺的地
方隻他一人記得，別人誰也找不到。那時候鄉間很不安寧，有一種盜匪專擄人勒贖，稱
為“接財神”。父親買得靈岩山“繡穀公墓”的一塊墓地，便到香山去找我母親的棺材。
有一位曾對我母親磕頭的當事人特到上海來接我父親到蘇州，然後由她家人陪我父親擠
上公共汽車下鄉。父親摘掉眼鏡，穿上一件破棉袍，戴上一頂破氈帽。事後聽陪去的人
笑說，化裝得一點不像，一望而知是知識分子，而且像個知識分子。父親完成了任務，
平安回來。母親的棺材已送到公墓的禮堂去上漆了。
一九三九年秋，我弟弟回國。父親帶了我們姐妹和弟弟同回蘇州。我二姑母買的住
宅貼近我家後園，有小門可通。我們到蘇州，因火車誤點，天已經很晚。我們免得二姑
母為我們備晚飯，路過一家菜館，想進去吃點東西，可是已過營業時間。店家卻認識我
們，說我家以前請客辦酒席都是他們店裏承應的，殷勤招待我們上樓。我們雖然是老主
顧，卻從未親身上過那家館子。我們胡亂各吃一碗麵條，不勝今昔之感。
我們在二姑母家過了一宵，天微亮，就由她家小門到我家後園。後園已經完全改了
樣。鍾書那時在昆明。他在昆明曾寄我《昆明舍館》七絕四首。第三首“苦愛君家好蒼
坊，無多歲月已滄桑，綠槐恰在朱欄外，想發濃蔭覆舊房。”他當時還沒見到我們劫後
的家。
我家房子剛修建完畢，母親應我的要求，在大杏樹下堅起一個很高的秋千架，懸著
兩個秋千。旁邊還有個蕩木架，可是蕩木用的木材太頇，下圓上平，鐵箍鐵鏈又太笨重，
隻可充小孩子的蕩船用。我常常坐在蕩木上看書，或躺在木上，仰看“天澹雲閑”。春
天，閉上眼隻聽見四周蜜蜂嗡嗡，睜眼能看到花草間蝴蝶亂飛。杏子熟了，接下等著吃
櫻桃、楷杷、桃子、石榴等。橙子黃了，橘子正綠。鍾書吃過我母親做的橙皮果醬，我
還叫他等著吃熟透的脫核杏兒，等著吃樹上現摘的桃兒。可是想不到父親添種的二十棵
桃樹全都沒了。因為那片地曾選作鄰近人家共用的防空洞，平了地卻未及挖坑。秋千、
蕩木連架子已都不知去向。玉蘭、紫薇、海棠等花樹多年未經修剪，都變得不成模樣。
籬邊的玫瑰、薔薇都幹死了。紫藤架也歪斜了，山石旁邊的芭蕉也不見了。記得有一年，
三棵大芭蕉各開一朵“甘露花”。據說吃了“甘露”可以長壽。我們幾個孩子每天清早
爬上“香梯”（有架子能獨立的梯）去搞那一葉含有“甘露”的花瓣，“獻”給母親進
補——因為母親肯“應酬”我們，父親卻不屑吃那一滴甜汁。我家原有許多好品種的金
魚；幸虧已及早送人了。幹涸的金魚缸裏都是落葉和塵土。我父親得意的一叢方竹已經
枯瘁，一部分已變成圓竹。反正綠樹已失卻綠意，朱欄也無複朱顏。“旱船”廊下的琴
桌和細瓷鼓凳一無遺留，裏麵的擺設也全都沒有了。我們從荒蕪的後園穿過月洞門，穿
過梧桐樹大院，轉入內室。每間屋裏，滿地都是淩亂的衣物，深可沒膝。所有的抽屜都
抽出原位，顛橫倒豎，半埋在什物下。我把母親房裏的抽屜一一歸納原處，地下還揀出
許多零星東西：小鑰匙，小寶石，小象牙梳子之類。母親整理的一小網籃古瓷器，因為
放在舊網籃裏，居然平平安安躲在母親床下。堆箱子的樓上，一大箱古錢居然也平平安
安躲在箱子堆裏，因為箱子是舊網的，也沒上鎖，打開隻看見一隻隻半舊的木盒。凡是
上鎖的箱子都由背後劃開，裏麵全是空的。我們各處看了一遍，大件的家具還在，陳設
一無留存。書房裏的善本書丟了一部分，普通書多半還在。大黑之後，全宅漆黑，據說
電線年久失修，供電局已切斷電源。
父親看了這個劫後的家，舒了一口氣說，幸虧母親不在了，她隻怕還想不開，看到
這個破敗的家不免傷心呢。我們在公墓的禮堂上，看到的隻是漆得烏光鋥亮的棺材。我
們姐妹隻能隔看棺木撫摸，各用小手絹把棺上每一點灰塵都拂拭幹淨。想不到棺材放入
水泥擴，倒下一筐筐的石灰，棺材全埋在石灰裏，隨後就用水泥封上。父親對我說，水
泥最好，因為打破了沒有用處：別看石板結實，如逢亂世，會給人撬走。這句話，父親
大概沒和別人講。勝利前夕我父親突然在蘇州中風去世，我們夫婦、我弟弟和小妹妹事
後才從上海趕回蘇州，葬事都是我大妹夫經管的。父親的棺材放入母親墓旁同樣的水泥
擴裏，而上麵蓋的卻是兩塊大石板。臨時決不能改用水泥。我沒說什麽，隻深深內疚，
沒有及早把父親的話告訴別人。我也一再想到父母的戲言：“我死在你頭裏”；父親周
密地安葬了我母親，我們兒女卻是漫不經心。多謝紅衛兵已經把墓碑都砸了。但願我的
父母隱藏在靈岩山穀裏早日化土，從此和山岩樹木一起，安靜地隨著地球運轉。
七
自從我回國，父親就租下兩間房，和大姐姐小妹妹同住。我有時住錢家，有時住父
親那邊。鍾書探親回上海，也曾住在我父親那邊。三姐姐和七妹妹經常回娘家。父親高
興說，“現在反倒擠在一處了！”不像在蘇州一家人分散幾處。我在錢家住的時候，也
幾乎每天到父親那裏去轉一下。我們不論有多少勞瘁辛苦，一回家都會從說笑中消散。
抗戰末期，日子更艱苦了。鍾書兼做補習老師，得了什麽好吃的，總先往父親那兒送，
因為他的父母都不在上海了。父親常得意說，“愛妻敬丈人”（無錫土話是“愛妻敬丈
姆”）。有時我們姊妹回家，向父親訴苦：“爸爸，肚子餓。”因為雖然塞滿了仍覺得
空虛。父親就帶了我們到鄰近的錦江飯店去吃點心。其實我們可以請父親吃，不用父親
再“放焰口”。不過他帶了我們出去，自己心上高興，我們心理上也能飽上好多天。抗
戰勝利前夕父親特回蘇州去賣掉了普通版的舊書，把書款向我們“放焰口”——那是末
一遭的“放焰口”。
父親在上海的朋友漸漸減少。他一次到公園散步回家說，謠傳楊某（父親自指）眼
睛瞎掉了。我吃驚問怎會有這種謠言。原來父親碰到一個新做了漢奸的熟人，沒招呼他，
那人生氣，罵我父親眼裏無人。有一次我問父親，某人為什麽好久不來。父親說他“沒
臉來了”，因為他也“下海”了。可是抗戰的那幾年，我父親心情還是很愉快的，因為
愈是在艱苦中，愈見到自己孩子對他的心意。他身邊還有許多疼愛的孫兒女——父親不
許稱“外孫”禍“外孫女”，他說，沒什麽“內孫”“外孫”；他也不愛“外公”之稱。
我的女兒是父親偏寵的孫女之一，父親教她稱自己為“公”而不許稱“外公”，缺憾是
母親不在，而這又是唯一的安慰，母親可以不用再操心或勞累。有時碰到些事，父親不
在意，母親料想不會高興，父親就說，幸虧母親不在了。
我們安葬了母親之後，有同鄉借住我家的房子。我們不收租，他們自己修葺房子，
並接通電線。那位鄉紳有好幾房姨太太，上輩還有老姨太，恰好把我們的房子住滿。我
父親曾帶了大姐和我到蘇州故居去辦手續。晚上，房客招待我們在他臥房裏閑談。那間
房子以前是我的臥房。他的床恰恰設在我原先的床位上。電燈也在原處。吃飯間裏，我
母親設計製造的方桌、圓桌都在——桌子中間有個可開可合的圓孔，下麵可以放煤油爐，
湯鍋燉在爐上，和桌上的碗碟一般高低，不突出礙手。我們的菜櫥也還在原處。我們卻
從主人變成了客人，恍然如在夢中。
這家搬走後，家裏進駐了軍隊，耗掉了不知多少度的電，我們家還不起，電源又切
斷了。勝利前夕，上海有遭到“地毯轟炸”的危險，小妹妹還在震旦女子文理學院上學，
父親把她托給我，他自己帶著大姐和三姐的全家到蘇州小住。自從鍾書淪陷在上海，父
親把他在震旦教課的鍾點讓了給鍾書，自己就專心著書。他曾高興地對我說，“我書題
都想定了，就叫《詩騷體韻》。阿季，傳給你！”他回蘇州是帶了所需的書走的。
父親去世後，我末一次到蘇州舊宅。大廳上全堂紅木家具都已不知去向。空蕩蕩的
大廳上，停著我父親的棺材。前麵搭著個白布幔，掛著父親的遺容，幔前有一張小破桌
子。我像往常那樣到廚下去泡一碗釅釅的蓋碗茶，放在桌上，自己坐在門檻上傻哭，我
們姐妹弟弟一個個淒淒惶惶地跑來，都隻有門檻可坐。
開吊前，搭喪棚的人來纏結白布。大廳的柱子很頂，遠不止一抱。纏結白布的人得
從高梯上爬下，把白布繞過柱子，再爬上梯去。這使我想起我結婚時纏結紅綠彩綢也那
麽麻煩，聯想起三姐結婚時的盛況，聯想起新屋落成、裝修完畢那天，全廳油漆一新，
陳設得很漂亮。廳上懸著三盞百支光的扁圓大燈，父親高興，叫把全宅前前後後大大小
小的燈都開亮。蘇州供電有限，全宅亮了燈，所有的燈光立即減暗了。母親說，快別害
了人家；忙關掉一部分。我現在回想，盛衰的交替，也就是那麽一刹那間，我算是親眼
看見了。
我父親去世以後，我們姐妹曾在霞飛路（現淮海路）一家珠寶店的櫥窗裏看見父親
書案上的一個竹根雕成的陳摶老祖像。那是工藝品，麵貌特殊，父親常用“棕老虎”
（棕製圓形硬刷）給陳摶刷頭皮。我們都看熟了，決不會看錯。又一次，在這條路上另
一家珠寶店裏看到另一件父親的玩物，隔著櫥窗裏陳設的珠鑽看不真切，很有“是耶非
耶”之感。我們忍不住在一家家珠寶店的櫥窗裏尋找那此玩物的伴侶，可是找到了又怎
樣呢？我們家許多大銅佛給大弟奶媽家當金佛偷走，結果奶媽給強盜拷打火燙，以致病
死，偷去的東西大多給搶掉，應了俗語所謂“湯裏來，水裏去”。父親留著一箱古錢，
準備充小妹妹留學的費用。可是她並沒有留學，日寇和家賊劫餘的古瓷、古錢和善本書
籍，經過紅衛兵的“抄”，一概散失，不留痕跡。財物的聚散，我也親眼見到了。
我父親根本沒有積累家產的觀念，身外之物，人得人失，也不值得掛念。我隻傷心
父親答應傳給我的《詩騷體韻》遍尋無著，找到的隻是些撕成小塊的舊稿。我一遍比一
遍找得仔細，咽下大量拌足塵土的眼淚，隻找出舊日記一捆。我想從最新的日記本上找
些線索，隻見父親還在上海的時候，記著“阿x來，饋xx”。我以為他從不知道我們送
了什麽東西去，因為我們隻悄悄地給父親裝在瓶兒罐兒甲，從來不說。我驚詫地坐在亂
書亂紙堆裏，發了好一會兒呆。我常希望夢見父親，可是我隻夢見自己蹲在他的床頭櫃
旁，揀看裏麵的瓶兒罐兒。我知道什麽是他愛吃而不吃的，什麽是不愛吃而不吃的。我
又一次夢見的是我末一次送他回蘇州，車站上跟在背後走，看著他長袍的一角在掀動。
父親的臉和那部《詩騷體韻》的稿子，同樣消失無蹤了。
我父親在上海經常晤麵的一位老友有挽詞五首和附識一篇，我附在後麵，因為讀了
他的“附識”。可約略知道《詩騷體韻》的內容。
讀他的挽詞，似乎惋惜我父親的子女不肖，不能繼續父學；他讀了我的回信，更會
歎恨我們子女無知，把父親的遺稿都丟失了。“附識”中提到的《釋麵》、《釋笑》等
類小文一定還有，可是我連題目都不知道。父親不但自己不提，而且顯然不要我看，我
也從未違反他沒有明說的意思。《詩騷體韻》書，父親準是自己不滿意而毀了，因為我
記得他曾說過，他還想讀什麽什麽書而不可得。假如他的著作已經謄清，他一定會寫信
告訴我。毀掉稿子當是在去世前不久，他給我的信上一字未提起他的書，我兩個姐姐都
一無所知。父親毀掉自己的著作，罪過還在我們子女。一個人精力有限，為子女的成長
教育消耗太多，就沒有足夠的時間寫出自己滿意的作品來。
我讀了《堂吉訶德》，總覺得最傷心的是他臨終清醒以後的話：“我不是堂吉訶德，
我隻是善人吉哈諾。”我曾代替父親說：“我不是堂吉河德，我隻是《詩騷體韻》的作
者。”我如今隻能替我父親說：“我不是堂吉訶德，我隻是你們的爸爸。”
我常和鍾書講究，我父親如果解放後還在人間，他會像“忙人”一樣，成為被“統”
的“開明人士”呢，還是“腐朽的資產階級”呢？父親末一次離開上海的時候，曾對我
賣弄他從商店的招牌上認識的俄文字母，並對我說：“阿季，你看吧，戰後的中國是俄
文世界。”我不知道他將怎樣迎接戰後的新中國，料想他準會驕傲得意。不過，像我父
親那樣的人，大概是會給紅衛兵打死的。
我有時夢想中對父親說：“爸爸，假如你和我同樣年齡，《詩騷體韻》準可以寫成
出版。”但是我能看到父親虎著臉說：“我隻求出版自己幾部著作嗎？”
像我父親那樣的知識分子雖然不很普遍，卻也並不少。所以我試圖盡我的理解，寫
下有關我父親的這一份資料。
［附］補塘兄挽詞五首
同學小弟侯士綰皋生
華年卓犖笑拘虛，兩渡滄瀛窮地輿。返國久親三尺法，閉門更讀五車書。養屙暫止
懸河口，投老欣逢濱海居。四十年來各奔走，幸今略補舊交疏。
擾擾粗才窺管天，紛紛俗子耘心田。心期獨洽劉原父，腹笥交推邊孝先。大小鍾鳴
隨杵叩，淺深水澈得犀燃。俞章絕業今誰繼，俯仰乾坤一泫然。
誰省人間萬竅號，權衡今古析秋毫。法言切韻尋源遠，神瞽調音造詣高。早歲準繩
循段孔，暮年金玉在詩騷（兄著《詩騷聲勢》特刊）。太玄傳後差堪必，心力寧為覆瓿
勞。
六書原委極鑽磨，愧我青編輕讀過。欲向楚金愧叔重，反同海嶽哭東坡。茅亭質證
成陳跡，水榭追隨感逝波。自古儒林多大耋，於君獨靳奈天何。
相期共待泰階平，舊學商量娛此生。市月偶逢生鄙吝，踵門一見說歸程。方誇元亮
幽居樂，遂聽彥龍蒿裏聲。任時不堪思惜別，悲懷未敘淚先傾。
補塘兄深於說文音韻之學，餘與在大興公園晤談最多，四五年如一日。餘嚐為言我
國語言文學音節之美，實在雙聲疊韻，而善於運用者，莫若司馬相如《大人賦》，惜昭
明寡識，《文選》失收，兄謂《詩經》一書。實為古時音韻譜，節奏尤美，殆均經瞽矇
審定，所用雙聲疊韻，配列甚勻，多為對偶，如周南《葛罩》二章之崔鬼虺聵，三章之
高岡玄黃，尤為顯著。嚐推本許氏《說文》聲母通假，求得同聲同韻之字，視前為多，
再依據孔廣森陰陽聲對轉之說，求得對轉通韻之字，愈益加多，以此周頌《清廟》，曆
來音韻家稱為無韻者，均能有韻。茲正將《詩經》逐字逐句加注音韻，頗多創獲。予謂
兄言詩之成韻不僅在句尾，有在句中者，如曹風《下泉》前三章之彼我兩字，早經揭示，
又各章往往僅有少數換韻之字不同，餘皆同句同字，此相同之字雖不在一章，亦自然成
的，如周南《樛木》三章，僅有首章之累綏、次章之荒將、三章之縈成換字換韻，其餘
字句皆同，皆應成韻。餘藏丁以此著《毛詩正韻》，照此求韻，所得較前人大為增多。
見亟索現，旋為餘言丁書甚精辟，大堪參究，尤嘉其遇不得解處能虛懷闕疑，惟不知采
用陰陽聲對轉之說，致所收成韻之字仍多遺漏。後為餘言《詩經音韻》已注就，並草成
幾例，又以屈子《離騷》音調差堪比美，亦為加注如前，蓋曆久而兩書始成，合名之日
《詩騷聲勢》，1……據稱係用鉛筆繕寫，仍時加校正……此書稿本似應在蘇寓……望
善為保存，將來設法刊行，以傳絕學……又餘曾見兄署名“老圃”在《新聞報》登載
《釋麵》、《釋笑》、《自稱》三篇，文字證引既博，樹義亦精，不知關於此類著述以
及其它，府上存否稿本……如能搜集，亦希保存，俟他日刊印論叢等書，以廣其傳，實
為餘區鼬所深望也。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十二日侯皋生附識。
1我父親後來改為《詩騷體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