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日
仍然是風。
晚上luigi和maurizio來，maurizio在波隆那，他要寫一篇關於中國知識分子問題的論文。
我的意見是，“知識分子”這個詞在中國的出現還不到一百年，是外來的，借用日文的“知識”(chishiki)，中國傳統上是稱“讀書人”和“士”。“傳統”這個詞，也是得自日文，日文用來翻譯tradition。
傳統中的讀書人每天讀書，目的是為了通過考試而做官，做了官之後，則整個家族的經濟、政治狀況都會有根本的改變。孔子第一個提出“有教無類”，使受教育者無分出身，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個新概念，在中國實行了兩千多年，歐洲則是資產階級革命之後才“有教無類”，因為需要認字的勞動力。孔子還指出“學而優則仕”，也就是為什麽讀書，搞得當今內地讀書人對“下海”又恨又愛，一股子滋味在心頭。
傳統中的讀書人要讀很多年的書，所謂“十年寒窗”。在這個過程當中，讀書人經曆的是一個自覺改造自己的過程，也就是讀聖賢書，將自己思想中非聖賢的部分清除，這樣才有可能在考試時答案合格，得以通過而能做官。因此中國的讀書人與皇家及其官僚機器的道德一元化是必然的，道德的一元化是政治一元化的基礎，讀書人與政治的一體性也就是必然的了。我還記得我小學時代每年的操行評語中“缺點”一欄總是“不關心政治”。
不過這些都是複述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的觀點，這觀點我很同意。
用西方的“知識分子”來代替中國的“讀書人”，會誤解“中國知識分子”。中國如果有西方意義的知識分子，常常是由於個別人的性格的原因，就好像麥田裏總會有一些不是麥子的植物。我對知識分子不很重視，因為對“知識分子”的定義都可以用在其他的“分子”身上，例如“獨立見解”，任何一個心智健全的人都會有獨立見解。反之，許多惡習在自稱知識分子的人身上並不缺乏，例如狹隘、虛偽、自以為是、落井下石。
所以我重視的是每個人對知識的運用，而非誰是知識分子。
maurizio說，六月將有一個中國團參加波隆那的博覽會，其中有幾位四川來的廚師，於是相約到時候去吃川菜。
二十一日
還是風，略小，仍冷。
中午去街上買菜，又忘了威尼斯人中午休息，無功而返。威尼斯古代的中午休息嗎？威尼斯警察局的答複是，不能改變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的一次入境簽證為多次入境簽證。法國因此不能去。
二十二日
米塔、安德雷從羅馬坐火車晚上十一點十八分到威尼斯來，我去車站接他們。安德雷是大個子，很遠就看得見他。米塔小巧，像一把阿瑪蒂(amati)提琴，總是背一個大包，用胳膊夾住。穿過幽暗的威尼斯，我們走回火鳥旅館。
我給他們做湯麵和豆腐吃，饞起來也給自己做了一碗。
湯麵按照中國南方陽春麵的方法，料底加的橄欖油，這裏沒有香油和冬菜，亦無蔥，加一些煎豆腐的汁，用開水衝開，麵煮熟後撈在湯料裏，再放幾片這裏的苦菜，味道鮮起來。
煎豆腐則是切幾片鹹肉鋪在鍋底，再把豆腐切成片放在肉上，撒鹽，淋一點辣椒醬，想想意大利人總要吃番茄醬，也淋上一點。煎出來還不錯，可惜豆腐太硬了。
請他們喝咖啡，但我買了用開水衝的美國式咖啡。不明此道，慚愧，於是給他們沏茶。
閑扯起來，談到芒克，米塔和安德雷與芒克很熟。我非常喜歡芒克的詩。
八四年夏天，中國已經開始經濟改革，我和芒克去秦皇島與人談生意，以為可以賺點兒錢。芒克一到海邊，就脫了鞋在沙灘上跑，玩了很久。芒克人很漂亮，有俄國人的血統，我躺在沙灘上看著美詩人興奮地跑來跑去，想，如果我們能賺到錢的話，可能是老天爺一時糊塗了。
二十三日
早上安德雷出去買報，買回來意大利人喝的咖啡。
報紙中《共和國報》正好登了我為蘇童的小說寫的文字，其中談的是他的“語氣”。
蘇童無疑是現在中國最好的作家之一，他的敘述中有一種語氣，這種語氣沒有幾十年以來的暴力，或者說，即使蘇童描寫暴力，也不是使用暴力語言來描寫暴力。
蘇童的閱讀經曆應該是在幾十年來的暴力語言的陰影下，他從陰影裏走過來而幾乎沒有陰影的氣息，如此飽滿，有靜氣，令人訝異。如果了解多年來暴力語言的無孔不入，就可以明白蘇童是當今自我力量最強的中國作家之一。
廚子身上總要有廚房的味道，蘇童卻像電影裏的廚師，沒有廚房的味道。
蘇童的長篇小說《米》，寫出了當代中國小說中最為缺乏的“宿命”，這個宿命與性格融會在一起，開始接續《紅樓夢》的傳統。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是排斥宿命的，同時認為藝術完全是工具，所以多年來文學裏宿命消失了，從此任何悲劇故事都不具有悲劇意義，隻是悲慘、訴苦和假陽剛，這一切的總和就是荒謬。
蘇童的許多小說都有宿命，例如《妻妾成群》，感人之處是隱藏在似乎是製度問題之下的命運。假如製度是決定性的，那麽不同製度下的人怎麽樣互相感受對方呢？希臘悲劇的力量為什麽能夠穿越製度的更迭，仍然控製著我們的精神？《大紅燈籠高高掛》的改編在我看來，這一點上自覺不到。
中國古典小說中，宋明話本將宿命隱藏在因果報應的說教下麵，《金瓶梅》鋪開了生活流程的規模，《紅樓夢》則用神話預言生活流程的宿命結果，這樣成熟迷人的文學，民國有接續，例如張愛玲，可惜後來又斷了。
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曆史主義統治了中國文學，而“曆史”這個字眼本來就很可疑。用文學反映所謂的正確的曆史觀，結果是文學為“曆史觀”殉葬。這也就是為什麽我常常重讀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卻避開小說最後的曆史說教章節的原因，我不忍看到一個偉大的小說家淪為一個三、四流的曆史哲學本科生。
中國還有一位女作家王安憶，也是異數，她從《小城之戀》、《崗上的世紀》到《米尼》，出現了迷人的宿命主題，使我讀後心裏覺得很飽滿，也使我覺得中國文學重要的不是進化式的創新，而是要達到水平線。
這樣的作家，還有一些，像劉震雲、李銳、餘華、劉恒、範小青、史鐵生、莫言、賈平凹、朱曉平、馬原、李曉等等等等，也許我要改變過去的看法：當代中國內地隻有好作品，沒有好作家。
中國傳統小說的精華，其實就是中國世俗精神。純精神的東西，由詩承擔了，小說則是隨世俗一路下來。《紅樓夢》是第一部引入詩的精神的世俗小說，之後呢？也許是我錯了。
三個人在威尼斯閑逛。威尼斯最好的就是閑逛。
逛到格拉西宮，那裏正舉辦列奧納多·達·芬奇的展覽。意大利古代的素描，迷人的是淺淺的線條與紙的關係，產生一種銀質的素麗與微妙。中國古典繪畫重視的筆墨也是這種素描關係，墨用得好，也是銀質的。
達·芬奇是歐洲文藝複興的完整象征，科學、藝術、人文。現在是分類領域裏的奇才，為人羨慕景仰，中國科技類大學教育談不上人文教育，綜合類大學也談不上，畢業出來的學生其實是“殘疾”人。
逛到葛根漢現代藝術博物館，老太太原來死後葬在這裏，墓緊靠著花園的西牆，我以為她葬在紐約。旁邊還有她死前三十年間的六條狗的墓，墓碑上刻的是“我的孩子們”。
畢加索的“詩人”在這裏。
又到浮碼頭小飲，麻雀像鴿子一樣不怕人。一個老人久久坐著，之後離開，筆直地向海裏走，突然拐了一個直角沿岸邊走，再用直角拐回原來的座位，立在那裏想了一會兒，重新開始他的直角離開方式，步履艱難。
老？醉？也許覺出一個東方人注意到他，於是開個玩笑？
其實這個東方人在想，自己老了之後，能不能也拐這樣漂亮的直角。
二十四日
米塔和安德雷傍晚回羅馬，送他們到火車站，約好不久去羅馬看他們。安德雷說不要在下個月底，因為米塔得了一個翻譯獎，下個月底到南方去領獎。
年初我得了nonino獎，同時得獎的還有一個法國曆史學家和一個意大利作家，他們領獎後的感言都非常好，我則說我的這個獎其實應該是米塔的，一定是米塔的譯文好，才促成了十一位評委的決定。這不是客氣。
朋友木心在回答《中國時報》關於中國作家什麽時候能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一針見血：譯文比原文好，瑞典人比中國人著急的時候。
米塔今年其實得了兩個獎。
仍然是風。
晚上luigi和maurizio來，maurizio在波隆那，他要寫一篇關於中國知識分子問題的論文。
我的意見是，“知識分子”這個詞在中國的出現還不到一百年，是外來的，借用日文的“知識”(chishiki)，中國傳統上是稱“讀書人”和“士”。“傳統”這個詞，也是得自日文，日文用來翻譯tradition。
傳統中的讀書人每天讀書，目的是為了通過考試而做官，做了官之後，則整個家族的經濟、政治狀況都會有根本的改變。孔子第一個提出“有教無類”，使受教育者無分出身，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個新概念，在中國實行了兩千多年，歐洲則是資產階級革命之後才“有教無類”，因為需要認字的勞動力。孔子還指出“學而優則仕”，也就是為什麽讀書，搞得當今內地讀書人對“下海”又恨又愛，一股子滋味在心頭。
傳統中的讀書人要讀很多年的書，所謂“十年寒窗”。在這個過程當中，讀書人經曆的是一個自覺改造自己的過程，也就是讀聖賢書，將自己思想中非聖賢的部分清除，這樣才有可能在考試時答案合格，得以通過而能做官。因此中國的讀書人與皇家及其官僚機器的道德一元化是必然的，道德的一元化是政治一元化的基礎，讀書人與政治的一體性也就是必然的了。我還記得我小學時代每年的操行評語中“缺點”一欄總是“不關心政治”。
不過這些都是複述黃仁宇先生的《萬曆十五年》的觀點，這觀點我很同意。
用西方的“知識分子”來代替中國的“讀書人”，會誤解“中國知識分子”。中國如果有西方意義的知識分子，常常是由於個別人的性格的原因，就好像麥田裏總會有一些不是麥子的植物。我對知識分子不很重視，因為對“知識分子”的定義都可以用在其他的“分子”身上，例如“獨立見解”，任何一個心智健全的人都會有獨立見解。反之，許多惡習在自稱知識分子的人身上並不缺乏，例如狹隘、虛偽、自以為是、落井下石。
所以我重視的是每個人對知識的運用，而非誰是知識分子。
maurizio說，六月將有一個中國團參加波隆那的博覽會，其中有幾位四川來的廚師，於是相約到時候去吃川菜。
二十一日
還是風，略小，仍冷。
中午去街上買菜，又忘了威尼斯人中午休息，無功而返。威尼斯古代的中午休息嗎？威尼斯警察局的答複是，不能改變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的一次入境簽證為多次入境簽證。法國因此不能去。
二十二日
米塔、安德雷從羅馬坐火車晚上十一點十八分到威尼斯來，我去車站接他們。安德雷是大個子，很遠就看得見他。米塔小巧，像一把阿瑪蒂(amati)提琴，總是背一個大包，用胳膊夾住。穿過幽暗的威尼斯，我們走回火鳥旅館。
我給他們做湯麵和豆腐吃，饞起來也給自己做了一碗。
湯麵按照中國南方陽春麵的方法，料底加的橄欖油，這裏沒有香油和冬菜，亦無蔥，加一些煎豆腐的汁，用開水衝開，麵煮熟後撈在湯料裏，再放幾片這裏的苦菜，味道鮮起來。
煎豆腐則是切幾片鹹肉鋪在鍋底，再把豆腐切成片放在肉上，撒鹽，淋一點辣椒醬，想想意大利人總要吃番茄醬，也淋上一點。煎出來還不錯，可惜豆腐太硬了。
請他們喝咖啡，但我買了用開水衝的美國式咖啡。不明此道，慚愧，於是給他們沏茶。
閑扯起來，談到芒克，米塔和安德雷與芒克很熟。我非常喜歡芒克的詩。
八四年夏天，中國已經開始經濟改革，我和芒克去秦皇島與人談生意，以為可以賺點兒錢。芒克一到海邊，就脫了鞋在沙灘上跑，玩了很久。芒克人很漂亮，有俄國人的血統，我躺在沙灘上看著美詩人興奮地跑來跑去，想，如果我們能賺到錢的話，可能是老天爺一時糊塗了。
二十三日
早上安德雷出去買報，買回來意大利人喝的咖啡。
報紙中《共和國報》正好登了我為蘇童的小說寫的文字，其中談的是他的“語氣”。
蘇童無疑是現在中國最好的作家之一，他的敘述中有一種語氣，這種語氣沒有幾十年以來的暴力，或者說，即使蘇童描寫暴力，也不是使用暴力語言來描寫暴力。
蘇童的閱讀經曆應該是在幾十年來的暴力語言的陰影下，他從陰影裏走過來而幾乎沒有陰影的氣息，如此飽滿，有靜氣，令人訝異。如果了解多年來暴力語言的無孔不入，就可以明白蘇童是當今自我力量最強的中國作家之一。
廚子身上總要有廚房的味道，蘇童卻像電影裏的廚師，沒有廚房的味道。
蘇童的長篇小說《米》，寫出了當代中國小說中最為缺乏的“宿命”，這個宿命與性格融會在一起，開始接續《紅樓夢》的傳統。當代中國的意識形態是排斥宿命的，同時認為藝術完全是工具，所以多年來文學裏宿命消失了，從此任何悲劇故事都不具有悲劇意義，隻是悲慘、訴苦和假陽剛，這一切的總和就是荒謬。
蘇童的許多小說都有宿命，例如《妻妾成群》，感人之處是隱藏在似乎是製度問題之下的命運。假如製度是決定性的，那麽不同製度下的人怎麽樣互相感受對方呢？希臘悲劇的力量為什麽能夠穿越製度的更迭，仍然控製著我們的精神？《大紅燈籠高高掛》的改編在我看來，這一點上自覺不到。
中國古典小說中，宋明話本將宿命隱藏在因果報應的說教下麵，《金瓶梅》鋪開了生活流程的規模，《紅樓夢》則用神話預言生活流程的宿命結果，這樣成熟迷人的文學，民國有接續，例如張愛玲，可惜後來又斷了。
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曆史主義統治了中國文學，而“曆史”這個字眼本來就很可疑。用文學反映所謂的正確的曆史觀，結果是文學為“曆史觀”殉葬。這也就是為什麽我常常重讀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卻避開小說最後的曆史說教章節的原因，我不忍看到一個偉大的小說家淪為一個三、四流的曆史哲學本科生。
中國還有一位女作家王安憶，也是異數，她從《小城之戀》、《崗上的世紀》到《米尼》，出現了迷人的宿命主題，使我讀後心裏覺得很飽滿，也使我覺得中國文學重要的不是進化式的創新，而是要達到水平線。
這樣的作家，還有一些，像劉震雲、李銳、餘華、劉恒、範小青、史鐵生、莫言、賈平凹、朱曉平、馬原、李曉等等等等，也許我要改變過去的看法：當代中國內地隻有好作品，沒有好作家。
中國傳統小說的精華，其實就是中國世俗精神。純精神的東西，由詩承擔了，小說則是隨世俗一路下來。《紅樓夢》是第一部引入詩的精神的世俗小說，之後呢？也許是我錯了。
三個人在威尼斯閑逛。威尼斯最好的就是閑逛。
逛到格拉西宮，那裏正舉辦列奧納多·達·芬奇的展覽。意大利古代的素描，迷人的是淺淺的線條與紙的關係，產生一種銀質的素麗與微妙。中國古典繪畫重視的筆墨也是這種素描關係，墨用得好，也是銀質的。
達·芬奇是歐洲文藝複興的完整象征，科學、藝術、人文。現在是分類領域裏的奇才，為人羨慕景仰，中國科技類大學教育談不上人文教育，綜合類大學也談不上，畢業出來的學生其實是“殘疾”人。
逛到葛根漢現代藝術博物館，老太太原來死後葬在這裏，墓緊靠著花園的西牆，我以為她葬在紐約。旁邊還有她死前三十年間的六條狗的墓，墓碑上刻的是“我的孩子們”。
畢加索的“詩人”在這裏。
又到浮碼頭小飲，麻雀像鴿子一樣不怕人。一個老人久久坐著，之後離開，筆直地向海裏走，突然拐了一個直角沿岸邊走，再用直角拐回原來的座位，立在那裏想了一會兒，重新開始他的直角離開方式，步履艱難。
老？醉？也許覺出一個東方人注意到他，於是開個玩笑？
其實這個東方人在想，自己老了之後，能不能也拐這樣漂亮的直角。
二十四日
米塔和安德雷傍晚回羅馬，送他們到火車站，約好不久去羅馬看他們。安德雷說不要在下個月底，因為米塔得了一個翻譯獎，下個月底到南方去領獎。
年初我得了nonino獎，同時得獎的還有一個法國曆史學家和一個意大利作家，他們領獎後的感言都非常好，我則說我的這個獎其實應該是米塔的，一定是米塔的譯文好，才促成了十一位評委的決定。這不是客氣。
朋友木心在回答《中國時報》關於中國作家什麽時候能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一針見血：譯文比原文好，瑞典人比中國人著急的時候。
米塔今年其實得了兩個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