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訪白先勇
一
一九八七年我在上海複旦大學讀書，作的學士論文是關於白先勇小說集《台北人》。那年四月，正好是白先勇闊別大陸三十九年後第一次回上海訪問。在複旦做客座教授。他對我的論文提了不少修改意見，並帶我去看了他小時候在上海生活過的地方。在路上，他一一告訴我，淮海路以前叫霞飛路，衡山路以前叫貝當路，福州路以前叫四馬路……反正在他的心目中隻有“以前”。一天在他的心目中隻有“以前”。一天在和平飯店喝咖啡，老年爵士樂隊正在演奏比莉郝麗黛（billieholiday）那首《緞衣仕女》，音樂是哀怨的，可又是絢麗的，醉生夢死中包含著不屈不撓。那晚，白先勇很開心，像是找到了丟失的東西。他說：“上海，就應該是這個調調。”
今年一月，我來到了美國聖芭芭拉，又一次見到了白先勇。
聖芭芭拉位於洛山磯北麵，是南加州最受歡迎的海濱度假勝地。地中海風格的建築，是聖芭芭拉的一大特色。白先勇一九六五年從愛荷華大學寫作班拿到碩士學位後，來到聖芭芭拉分校，教授中國語言文學，在此一住就是三十多年。一九九七，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特別建立了白先勇檔案，這一年白先勇正好六十歲。這個檔案的建立，是獻給白先勇六十歲生日的最好禮物。美國大學圖書館為一個用中文寫作的東方作家開辟了一個特別收藏區，這當然是個難得的榮譽。我相信這裏是白先勇研究資料最全的地方，收有白先勇作品的各種版本及譯本，白先勇研究專著及單篇論文，各種報紙、雜誌的專訪文章和新聞報道，根據白先勇小說改編的舞台劇和電影的影像資料。白先勇也將他所有的手稿全部捐獻給了圖書館。
二
白家座落在聖芭芭拉的隱穀（hiddenvalley），從外表看是一棟普通的平房，由於聖芭芭拉風景優美、氣候宜人，很多政壇要人、商界大亨、影視明星紛紛在此購屋度假，和這些豪宅相比白寓反倒顯示出一種素雅之美，一種東方式的內斂。白先勇喜好中國傳統文化，房裏掛滿了名家書畫，有錢南園、黃秋士、吳照、左宗棠、徐悲鴻等人的真跡。他尤其喜歡客廳裏左宗棠的那幅對聯：“應費醍湖千斛水，灑作蒼茫大宇涼。”這一墨寶跟著白先勇幾十年了，隨著歲月增加，對它的理解也也與日俱增。白先勇是“紅迷”，至今床頭仍放著《紅樓夢》。他說：“我常常在這幅對聯前，想到《紅樓夢》裏‘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幹淨’的境界。人生到頭來，不過是一場空，中國佛教講來講去就是一個字——‘空’。”
記得，我到聖芭芭拉的那天，白先勇收到台灣《聯合報》的傳真，他的小說集《台北人》當選“台灣文學經典”三十本書之首。看到這份傳真，很自然地我就問白先勇：“一部文學經典究竟有什麽價值和功用？”白先勇倒是答得直言不諱：“要說文學經典沒用，那真是一點用也沒有，也不能救國救民。杜甫的《秋興八首》救不了大唐的衰退，福克納那些小說也挽救不了美國南方的沒落，他的《聲音與憤怒》與美國當代科技的興盛毫無關係。要說文學經典有用，可以說，它是一個民族心靈的投射、一個根源。如果中華民族沒有屈原、杜甫、曹雪芹，我們這個民族將多麽蒼白；如果沒有福克納的小說，美國的精神文化就缺了一個大角；英國若少了莎士比亞，簡直不可思議。當然現在普通美國人，不會去看福克納的小說，隻有大學裏才拿來作研究；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們》，一般俄國人也讀不下去，盡管這本書在知識分子中影響深遠。中國的文學經典與西方的還不太一樣，《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是雅俗共賞、深入民間的。中國文學經典的好處是‘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外行人看《紅樓夢》是寶玉、黛玉、寶釵的三角戀愛，大家族的吃喝玩樂。內行人則看人生的酸甜苦辣，看書中的佛道思想。中國文學高就高在這裏。”
白先勇認為：“文學經典的功用，主要是情感教育，有了文學的教育，一個民族、一個人的感情要成熟得多，看過、看通、看透《紅樓夢》的人，的確要比沒有看過《紅樓夢》的人高出一截。文學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教育人要有同情之心、悲憫之情。懂得原來書中人的困境、痛苦，我也要經過。突然間，會興起眾生平等的感受，其實這也就是宗教情感，有了宗教情感，文學才會達到最高境界。還有一點，文學教人懂得欣賞美。如何看夕陽，如何看月亮，如何看花開花落，潮來潮往？什麽是‘淚眼問花花不語’，什麽是‘一江春水向東流’？教人如何用詩人的‘眼睛’去看大千世界。”
三
因為是第一次去美國，對“浪漫港都”舊金山自然特別向往。白先勇一眼就看出了我的“心思”，爽快就說：“好，帶你去舊金山看看，那是美國西岸的文化重鎮，附近有柏克萊（berkeley）、斯坦福（stanford）兩所美國頂尖名牌大學，我的那篇《遊園驚夢》還是在柏克萊寫的呢！你應該去感受一下那裏的文化氛圍。”
舊金山是座美麗的城市，還有“美國詩角”之稱。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羅伯特·鄧肯（robertduncan）和肯尼斯·雷克斯洛思（kehrexroth）等發起了“舊金山文藝複興詩歌運作”，這為後來“跨掉一代”（beatgeneration）文學的誕生奠定了基礎。一九五五年，艾倫·金斯堡（allenginsberg）在舊金山一間畫廊朗誦他的長詩《嚎叫》震驚全美，“跨掉一代”從此風靡世界，舊金山也成了“跨掉一代的大本營”。
白先勇雖為小說家，可他對美國“跨掉詩派”也極有興趣，在舊金山，我們一起去了大名鼎鼎的城市之光書店（citylightsbookstore），書店位於哥倫布大道二百六十一號，一九五二年，由詩人費林傑提開設，它的隔壁就是維蘇威咖啡屋（vesuviocafe），兩者在五、六十年代都是跨掉族詩人的聚會點。跨掉詩派的作品往往需要大聲朗讀才能產生震撼人心的效果，故舊金山有不少畫廊、書店、酒吧、飯店成了這些詩人的“布道場”，城市之光書店和維蘇威咖啡屋是最有名的兩家。白先勇每次來舊金山，都要到這家書店消磨半日，他說：“外麵的世界一天一個變化，而這間書店總是老樣子，通往地下室的那段狹窄木梯，走在上麵會發出輕輕的鼓點聲，讓人肅然起敬。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相對於現代科技的日新月異，文學藝術在本質上，幾千年來並無多大變化。”
走出城市之光書店，向右拐就是維蘇威咖啡屋，裏麵客人多為中老年知識分子，想必有不少是當年的跨掉族和嬉皮族（hip），如今倒是一派學者風範。實際上，從七十年代開始，不少跨掉派詩人也紛紛轉舵，走進大學殿堂，成為學院派一分子。那天在維蘇威，我們點了愛爾蘭咖啡，白先勇突然冒出一句：“真希望去一次都柏林。”或許愛爾蘭咖啡使他想起愛爾蘭大師詹姆斯·喬伊斯及他的《都柏林人》。不少人都說，《台北人》和《都柏林人》在精神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一首民族文化的挽歌。這次在聖芭芭拉圖書館還看到一篇碩士論文，比較《台北人》和《都柏林人》。愛爾蘭民歌也是白先勇所喜愛的，尤其是那首《nannyboy》，他家裏收有多種版本這首歌的cd。愛爾蘭有它獨特的文化傳統，文學、音樂更是充滿鄉愁和悲情，白先勇從中一定找到了共鳴點。白先勇自己承認，歸根到底他是個浪漫派作家；眾所周知，喬伊斯是西方現代派的鼻祖。我想問：就文學的本質而言，現代派、浪漫派或其他什麽流派究竟有沒有區別？
四
我把美國之行的壓軸戲放在了參觀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柏克萊是西岸最有名的大學，一向以激進和革命著稱，尤其在六、七十年代支持民權運動和反越戰運動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白先勇對這間名校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一九六六年，他的摯友王國祥在此讀博士學位，那年夏天，他從聖芭芭拉來柏克萊度假，完成了他的代表作《遊園驚夢》。一九八o年他又在柏克萊東方語言文學係客座一學期。所以，這座大學城給他留下了難忘的記憶。我們是星期天去柏克萊的，校園裏十分安靜，有一種冬日的冷清。這樣的天氣，是會讓人心澄如鏡的。故地重遊，白先勇很快就找到了東方學院大樓，二樓的圖書館星期天照舊開放，不少東方麵孔正在埋頭苦讀。白先勇告訴我，寫小說《遊園驚夢》時，他在這裏還借了不少參考書，如：湯顯祖的《牡丹亭》。
不過，校園外的電報街（telegraphavenue）倒是熱鬧非凡，儼然成了商業觀光區，街頭小販在此兜售各種手工藝品、紮染衣服、文具及電腦配件。眼前的景觀使白先勇大為感歎，他說：“以前，這條街上書店林立，三五步就是一間。”現在，我們走完整條電報街，也不過看到寥寥可數的幾家書店。不過，這條街上的市井閑情令人難忘。
離開柏克萊，正是黃昏時分，遠遠望去，校園裏的鍾塔（sathertower），已被夕陽染成了金色。我不知道，白先勇是以什麽樣的心情看這一片夕陽的？
一
一九八七年我在上海複旦大學讀書，作的學士論文是關於白先勇小說集《台北人》。那年四月，正好是白先勇闊別大陸三十九年後第一次回上海訪問。在複旦做客座教授。他對我的論文提了不少修改意見，並帶我去看了他小時候在上海生活過的地方。在路上，他一一告訴我，淮海路以前叫霞飛路，衡山路以前叫貝當路，福州路以前叫四馬路……反正在他的心目中隻有“以前”。一天在他的心目中隻有“以前”。一天在和平飯店喝咖啡，老年爵士樂隊正在演奏比莉郝麗黛（billieholiday）那首《緞衣仕女》，音樂是哀怨的，可又是絢麗的，醉生夢死中包含著不屈不撓。那晚，白先勇很開心，像是找到了丟失的東西。他說：“上海，就應該是這個調調。”
今年一月，我來到了美國聖芭芭拉，又一次見到了白先勇。
聖芭芭拉位於洛山磯北麵，是南加州最受歡迎的海濱度假勝地。地中海風格的建築，是聖芭芭拉的一大特色。白先勇一九六五年從愛荷華大學寫作班拿到碩士學位後，來到聖芭芭拉分校，教授中國語言文學，在此一住就是三十多年。一九九七，加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特別建立了白先勇檔案，這一年白先勇正好六十歲。這個檔案的建立，是獻給白先勇六十歲生日的最好禮物。美國大學圖書館為一個用中文寫作的東方作家開辟了一個特別收藏區，這當然是個難得的榮譽。我相信這裏是白先勇研究資料最全的地方，收有白先勇作品的各種版本及譯本，白先勇研究專著及單篇論文，各種報紙、雜誌的專訪文章和新聞報道，根據白先勇小說改編的舞台劇和電影的影像資料。白先勇也將他所有的手稿全部捐獻給了圖書館。
二
白家座落在聖芭芭拉的隱穀（hiddenvalley），從外表看是一棟普通的平房，由於聖芭芭拉風景優美、氣候宜人，很多政壇要人、商界大亨、影視明星紛紛在此購屋度假，和這些豪宅相比白寓反倒顯示出一種素雅之美，一種東方式的內斂。白先勇喜好中國傳統文化，房裏掛滿了名家書畫，有錢南園、黃秋士、吳照、左宗棠、徐悲鴻等人的真跡。他尤其喜歡客廳裏左宗棠的那幅對聯：“應費醍湖千斛水，灑作蒼茫大宇涼。”這一墨寶跟著白先勇幾十年了，隨著歲月增加，對它的理解也也與日俱增。白先勇是“紅迷”，至今床頭仍放著《紅樓夢》。他說：“我常常在這幅對聯前，想到《紅樓夢》裏‘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幹淨’的境界。人生到頭來，不過是一場空，中國佛教講來講去就是一個字——‘空’。”
記得，我到聖芭芭拉的那天，白先勇收到台灣《聯合報》的傳真，他的小說集《台北人》當選“台灣文學經典”三十本書之首。看到這份傳真，很自然地我就問白先勇：“一部文學經典究竟有什麽價值和功用？”白先勇倒是答得直言不諱：“要說文學經典沒用，那真是一點用也沒有，也不能救國救民。杜甫的《秋興八首》救不了大唐的衰退，福克納那些小說也挽救不了美國南方的沒落，他的《聲音與憤怒》與美國當代科技的興盛毫無關係。要說文學經典有用，可以說，它是一個民族心靈的投射、一個根源。如果中華民族沒有屈原、杜甫、曹雪芹，我們這個民族將多麽蒼白；如果沒有福克納的小說，美國的精神文化就缺了一個大角；英國若少了莎士比亞，簡直不可思議。當然現在普通美國人，不會去看福克納的小說，隻有大學裏才拿來作研究；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們》，一般俄國人也讀不下去，盡管這本書在知識分子中影響深遠。中國的文學經典與西方的還不太一樣，《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是雅俗共賞、深入民間的。中國文學經典的好處是‘內行看門道、外行看熱鬧’。外行人看《紅樓夢》是寶玉、黛玉、寶釵的三角戀愛，大家族的吃喝玩樂。內行人則看人生的酸甜苦辣，看書中的佛道思想。中國文學高就高在這裏。”
白先勇認為：“文學經典的功用，主要是情感教育，有了文學的教育，一個民族、一個人的感情要成熟得多，看過、看通、看透《紅樓夢》的人，的確要比沒有看過《紅樓夢》的人高出一截。文學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教育人要有同情之心、悲憫之情。懂得原來書中人的困境、痛苦，我也要經過。突然間，會興起眾生平等的感受，其實這也就是宗教情感，有了宗教情感，文學才會達到最高境界。還有一點，文學教人懂得欣賞美。如何看夕陽，如何看月亮，如何看花開花落，潮來潮往？什麽是‘淚眼問花花不語’，什麽是‘一江春水向東流’？教人如何用詩人的‘眼睛’去看大千世界。”
三
因為是第一次去美國，對“浪漫港都”舊金山自然特別向往。白先勇一眼就看出了我的“心思”，爽快就說：“好，帶你去舊金山看看，那是美國西岸的文化重鎮，附近有柏克萊（berkeley）、斯坦福（stanford）兩所美國頂尖名牌大學，我的那篇《遊園驚夢》還是在柏克萊寫的呢！你應該去感受一下那裏的文化氛圍。”
舊金山是座美麗的城市，還有“美國詩角”之稱。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羅伯特·鄧肯（robertduncan）和肯尼斯·雷克斯洛思（kehrexroth）等發起了“舊金山文藝複興詩歌運作”，這為後來“跨掉一代”（beatgeneration）文學的誕生奠定了基礎。一九五五年，艾倫·金斯堡（allenginsberg）在舊金山一間畫廊朗誦他的長詩《嚎叫》震驚全美，“跨掉一代”從此風靡世界，舊金山也成了“跨掉一代的大本營”。
白先勇雖為小說家，可他對美國“跨掉詩派”也極有興趣，在舊金山，我們一起去了大名鼎鼎的城市之光書店（citylightsbookstore），書店位於哥倫布大道二百六十一號，一九五二年，由詩人費林傑提開設，它的隔壁就是維蘇威咖啡屋（vesuviocafe），兩者在五、六十年代都是跨掉族詩人的聚會點。跨掉詩派的作品往往需要大聲朗讀才能產生震撼人心的效果，故舊金山有不少畫廊、書店、酒吧、飯店成了這些詩人的“布道場”，城市之光書店和維蘇威咖啡屋是最有名的兩家。白先勇每次來舊金山，都要到這家書店消磨半日，他說：“外麵的世界一天一個變化，而這間書店總是老樣子，通往地下室的那段狹窄木梯，走在上麵會發出輕輕的鼓點聲，讓人肅然起敬。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相對於現代科技的日新月異，文學藝術在本質上，幾千年來並無多大變化。”
走出城市之光書店，向右拐就是維蘇威咖啡屋，裏麵客人多為中老年知識分子，想必有不少是當年的跨掉族和嬉皮族（hip），如今倒是一派學者風範。實際上，從七十年代開始，不少跨掉派詩人也紛紛轉舵，走進大學殿堂，成為學院派一分子。那天在維蘇威，我們點了愛爾蘭咖啡，白先勇突然冒出一句：“真希望去一次都柏林。”或許愛爾蘭咖啡使他想起愛爾蘭大師詹姆斯·喬伊斯及他的《都柏林人》。不少人都說，《台北人》和《都柏林人》在精神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一首民族文化的挽歌。這次在聖芭芭拉圖書館還看到一篇碩士論文，比較《台北人》和《都柏林人》。愛爾蘭民歌也是白先勇所喜愛的，尤其是那首《nannyboy》，他家裏收有多種版本這首歌的cd。愛爾蘭有它獨特的文化傳統，文學、音樂更是充滿鄉愁和悲情，白先勇從中一定找到了共鳴點。白先勇自己承認，歸根到底他是個浪漫派作家；眾所周知，喬伊斯是西方現代派的鼻祖。我想問：就文學的本質而言，現代派、浪漫派或其他什麽流派究竟有沒有區別？
四
我把美國之行的壓軸戲放在了參觀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柏克萊是西岸最有名的大學，一向以激進和革命著稱，尤其在六、七十年代支持民權運動和反越戰運動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白先勇對這間名校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一九六六年，他的摯友王國祥在此讀博士學位，那年夏天，他從聖芭芭拉來柏克萊度假，完成了他的代表作《遊園驚夢》。一九八o年他又在柏克萊東方語言文學係客座一學期。所以，這座大學城給他留下了難忘的記憶。我們是星期天去柏克萊的，校園裏十分安靜，有一種冬日的冷清。這樣的天氣，是會讓人心澄如鏡的。故地重遊，白先勇很快就找到了東方學院大樓，二樓的圖書館星期天照舊開放，不少東方麵孔正在埋頭苦讀。白先勇告訴我，寫小說《遊園驚夢》時，他在這裏還借了不少參考書，如：湯顯祖的《牡丹亭》。
不過，校園外的電報街（telegraphavenue）倒是熱鬧非凡，儼然成了商業觀光區，街頭小販在此兜售各種手工藝品、紮染衣服、文具及電腦配件。眼前的景觀使白先勇大為感歎，他說：“以前，這條街上書店林立，三五步就是一間。”現在，我們走完整條電報街，也不過看到寥寥可數的幾家書店。不過，這條街上的市井閑情令人難忘。
離開柏克萊，正是黃昏時分，遠遠望去，校園裏的鍾塔（sathertower），已被夕陽染成了金色。我不知道，白先勇是以什麽樣的心情看這一片夕陽的？